1. 如何让纪录片介入历史
近年来，有些历史纪录片迫于收视压力，热衷于掘坟盗墓，故弄玄虚，缺乏历史资料支撑，将历史纪录片拍成了三流电视剧，同时也不乏在历史言说与大众接受之间找到微妙平衡的优秀之作，为历史纪录片拓展了一片生机盎然的新空间
中华五千年产生了诸多丰富与曲折的故事，从个体命运到民族兴亡，从人生悲欢到王朝更替，充满了戏剧性和传奇。最近播出的5部、26集纪录片《历史的拐点》，与关注一朝一代、一人一事的选材方式不同，它从中国历史提取5个节点，并以戏剧化方式再现出来，呈现出一种新颖的创作理念与美学形态，从而引发一些思考：纪录片如何介入历史？
纪录片介入历史的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其一，复原历史，尽力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还原历史，不随性发挥，也不任意评判；其二，表达历史，以历史人物和故事为载体，诠释人性，表达情感，演绎传奇；其三，反思历史，以今日视点重新观照历史、评判历史，以历史启迪当代。
《历史的拐点》以情景再现的方式诠释中国历史的5个拐点：商鞅变法、汉匈之战、澶渊之盟、下西洋和甲午战争，正是一部反思历史纪录片。影片深入历史的节点即孕育性的时刻，企图揭示中国历史变化的内在动因。如导演所说，拍摄此片的目的在于“为了更有力地把握我们民族的方向、世界的未来，希望启发观众从历史的玄机中找到生存的智慧。”这部纪录片不仅希望成为一部精品，更期望启迪人生、启示当代。人们或许对这5个节点的选择有不同理解，但无法否认此片的思辨特性。编导在阐述中说：“叙事上以独特的视角切入，同时加入引人深思的议论。回避流水账似的历史记录，而是在夹叙夹议中，升华具有思辨性的观点。”
作为大众传媒产品的纪录片不能无视观众期待戏剧故事与影像奇观的愿望。情景再现因此成为纪录片尤其是历史纪录片的重要表现方法。《历史的拐点》正是一部全本情景再现的纪录片，主要场景都由演员出演，时间愈早便愈以表演为主。《甲午战争》尚有确切的历史遗迹、档案和照片，前4集几乎就是再现加采访。尽管历史纪录片可以像电视剧一样讲故事，但最重要的是真实，即便放大戏剧性瞬间，所采用的材料也必须有文献依据，不可随意虚构。这是纪录片与电视剧的根本区别，也是纪录片不可替代的价值之所在，它不能为娱乐观众而歪曲历史。《历史的拐点》建立于历史文献基础上，史书记载、专家讲解、遗址以及流传至今的民俗为其历史性进行背书。其中，纪实段落为纪录片增添了生活质感。《商鞅变法》讲到山西高平一带民间小吃“煮白起”，当年这些大屠杀幸存者的后裔将豆腐视作白起肉放在水中滚煮，将蒜泥生姜捣烂视作白起脑浆，以此诅咒秦国将军白起的屠杀暴行。《下西洋》里泉州人称为蚵壳厝的房子，正是郑和下西洋的产物——这些海蛎壳是船队当年从非洲回国时捡来压空舱的。这些纪实场景不仅激活了历史，也连接了历史与现实。
此外，即便是纪实段落的情景再现，历史纪录片所遵循的美学原则也不同于电视剧。从受众心理看，电视剧追求沉浸式传播，让观众进入历史情景，把演员当作历史人物；历史纪录片追求间离效果，通过采访、文献和纪实段落把观众从历史情景里抽离出来，情景再现只是一种表达历史的手段。从叙事方式看，电视剧追求跌宕起伏的戏剧结构、复杂丰满的人物个性与完整连续的故事情节；历史纪录片情景再现重在烘托气氛，片段式、非连续性地再现历史故事的主要轮廓和细节，而不是完整、连续地再现。从视听表达看，电视剧叙事采用多景别，通过对话、音乐、音响等视听元素，塑造一个封闭的虚幻时空；历史纪录片情景再现则突出镜头的使用，以画外音替代人物对话，并以音乐、音响烘托气氛，营造的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因此，全本情景再现的纪录片是思想与美学的融合，给观众以人文震撼或真相揭示，而不仅仅是娱乐观众。
专家访谈是历史纪录片里不可或缺的元素。这既是对真实性的护佑，又是思想的表达。《历史的拐点》采访了鲍昆山、李山、萨苏、毛佩琦等知名专家，他们对基本史料的研究与阐发令人信服，给人启发。如谈到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时，受访嘉宾李鸿谷说：“这么一个庞大的帝国，让它走向现代国家的过程是非常艰难的……这个时候，我们理解的同情变得尤为重要，当你与历史和解的时候，理性就比对抗更进一步。”李鸿谷的这段话，告诉我们深入历史情境，理解历史并汲取启示，远比指责重要且富有价值。
史料典籍也是历史纪录片赖以生存的土壤。电视剧可以大量吸收民间传说、野史和传奇的营养，而纪录片只能从严肃的历史典籍里寻找故事，绝不能肆意发挥，为了戏剧性损害历史真实。《历史的拐点》所讲述的故事尽管也是高潮迭起、峰回路转，却都出自《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正史记载。当然，真实历史并不缺乏戏剧性。
近年来，有些历史纪录片迫于收视压力，热衷于掘坟盗墓，故弄玄虚，情景再现泛滥，缺乏历史资料支撑，又无服装道具考证，将严肃的历史纪录片拍成了三流电视剧。情景再现并非《红楼梦》里王道士的一贴灵，倘若逾越界限、运用不当，必将损害纪录片美学原则。
漫长的历史赋予我们丰厚的人文资源，是支撑我们前行的文明传统。新世纪以来，历史纪录片不断挑战新边界，从现代、近代向古代延伸，从《故宫》《圆明园》等局部再现历史，到《历史的拐点》全本再现历史，情景再现为纪录片建构了介入历史的新方式，在历史言说与大众接受之间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为历史纪录片拓展了一片生机盎然的新空间。
2. 纪录片的故事性叙事
纪录片的叙事与结构
在纪录片创作中，叙事的技巧和结构的方式不仅是对素材进行选择和处理的过程，更是创作者通过素材的挑选和组合，来表达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和感受的过程。也就是说，叙事结构是创作者赋予素材以意义和解释的手段和形式。一部纪录片艺术质量的高低和思想意义的深浅，不仅取决于纪录片拍摄到的内容，也取决于对于这些内容的剪辑与组合。剪辑组合得体，原本好的内容可以变得更加精彩，某些一般的内容也能发挥得较为出色。相反，剪辑组合不当，就有可能糟蹋原本非常好的素材，使原本十分精彩的内容失去应有的效果。所以，叙事和结构对于作品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要甚于素材本身。
由于生活积累、人生感受、艺术功力和艺术追求的不同，不同的创作者有不同的叙事技巧和结构方式。即使出自同一创作者的不同纪录片，其叙事风格也不会完全相同，正如一棵树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一样。但是，另一方面正如建筑学上的分类一样，尽管房屋的结构千差万别、形态各异，我们依然可以依据一定的标准把他们粗略地分为几类，比如木制结构，石制结构、土木结构和钢筋混沥土结构。纪录片的叙事方式也一样可进行这样的分类，纪录片常见的叙事方式有：画面加解说式、访谈加解说式和客观记录式。
一、画面加解说式。这一叙事方式曾是我国纪录片的主导叙事方式，那时，由于受苏联“形象化政论”的影响，绝大多数纪录片采用了这种叙事方式。如《丝绸之路》、《话说长江》和《话说运河》。在实际创作中，一般是先有选题，主创人员根据选题写出文字稿本，领导审查通过后开始拍摄。后期编辑时，则是先根据文字稿配音，再根据配音编画面。这种叙事方式非常重视解说词的创作，非常重视解说的叙事说明作用，通过它来表现内容的发展。随着这一形式的发展，出现了通篇泛滥的解说加音乐，结果忽视了其他声音元素和图像对作品整体形象造型的功能，这使得画面或多或少地成为一种图解的工具，整个片子从文稿上来看更象一篇论文。另外，从创作观念上讲，这种叙事方式往往注重的是共性而不是个性，注重的是主题和结论而不是具体的事件和人物，创作者也往往把自己当作一个政府工作者代表政府、而不是把自己当作一个艺术工作者仅表述自己的一家之言，这样片子就承载了过多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内涵，结果抽象大于具体，空泛压倒细节，逐渐偏离了电视的本性，丧失了可看性。
二、访谈加解说式。画面加解说的模式是一种时代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观众影视文化的提高，这种叙事方式的弊端正日益放大。为此，纪录片创作者不得不寻求一种新的叙事方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访谈加解说的叙事方式。由于有了访谈的介入，降低了解说的比重，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片子的主观介入程度。另一方面，由于有了采访的介入，可以向观众展现过去和将来时空，从而扩展整个片子的表现力。当然，解说和访谈的交替出现，无形中给片子带来一种节奏因素，因而更加适合观众的收视需要。采访作为叙事手段，又有不同的呈现方式。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采访是指狭义的采访，即记者和被采访者语言的交流，并将被采访者的语言结构在片子中。有的纪录片通篇用采访来贯穿，采访承担着整个纪录片的叙事作用，比如《忠贞》就大量运用采访段落，把志愿军战士被俘的过程，在美军集中营受到的残害，以及归国生活等经历展现给观众。在这部纪录片中由于片子要反映的内容大都成为过去，又没有可利用的音像资料，采访成为一种唯一可利用的叙事手段。有的纪录片为了克服画面加解说式的弊端，结合背景因素和动态过程，把采访融入事件的进程之中，共同承担叙事功能。比如《广东行》的第一集《开放市场》，该片运用了大量的同期声采访，阐述了开放市场、实行市场经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的纪录片把采访作为一个细节，承担局部叙事功能。比如大型纪录片《望长城》，为了考察长城的最西端，主持人焦建成对地理教师的采访；在《三节草》中，为了了解轱辘湖的解放，对肖老太太的采访。访谈加解说作为电视纪录片的叙事方式，是电视纪录片创作观念的一种进步。运用这种叙事方式比较成功的片子还有：《共产党宣言》、《邓小平》、《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国的外交风云》等。
三、客观记录式。从90年代开始，纪实的创作观念开始兴起，纪录片的创作中也相应地出现了客观纪录的叙事方式。它反对使用大段大段的解说这种过强的主观形式，主张不干涉拍摄对象，保持生活的原生态，强调取材的客观性。这一叙事方式借鉴了故事片的创作方式，对创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创作者深入生活，切实体验生活，甚至把自己完全融入被摄者的生活，从中提炼细节、情节乃至故事。与故事片不同的只是：纪录片是同步取材，而且这种“材”是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不是虚构和扮演的。可以想象，没有创作者较长时间的投入，没有深入细致的采访，就难以出现好的作品。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采访是指广义的采访，既记者为获取节目素材而进行的一切社会调查活动。客观记录不是纯客观主义，它必须融入创作者的主观表现因素，否则片子就成了一本有闻必录的流水帐。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叙事方式是主观和客观的完美结合。在实际创作中，创作者一般会花很长的时间，去实地采访，与被采访者交流沟通，逐渐形成一种融洽自然的氛围。当被访者达到真情自然流露的时候，真正的拍摄也就开始了。这种方式要求创作者有较深的采访功力和一定的采访技巧。在正式拍摄时，尽量隐蔽创作者，不让创作者的形象和声音进入画面。在编辑时，往往运用一个故事来结构和叙述，并大量使用同期声，较少依赖解说。从创作观念上讲，这种叙事方式的选题一般从小处入手，注重的是个性化的事件和人物，讲究叙事情节化，创作者往往把节目好看当作创作的第一要素，结果片子就有了吸引人的因素，好看、耐看。这种叙事方式是对纪录片纪录本义的回归，也是目前纪录片创作的一种发展方向。无论是《婚事》、《阴阳》还是《小武》、《重逢的日子》，无不是采用这一叙事方式的杰作。
叙事方式的演进，是伴随着技术手段、创作观念和观众欣赏水平等一系列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种新的叙事方式的出现，原有旧的叙事方式就会消亡，只是这种旧的叙事方式会慢慢退居次要位置。即使是在客观纪录式叙事占统治地位的今天，仍不乏运用前面两种叙事方式的杰作，如运用画面加解说的《沙与海》、运用访谈加解说的《解放》。
叙事就是对事件系列进行排列，以说明一个事实或表达一个观点；而结构则是将素材进行排列组合的方式。在纪录片中，结构是叙事的具体化，叙事要通过结构才能流畅地进行，所以，确立结构，也就是确立展开和完成叙事的方式。
结构作为纪录片创作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指将前期素材进行排列组合的方式，不同的结构会产生不同的叙事效果。比如里芬斯塔尔的《意志的胜利》经苏联人之手，无非是进行了重新剪辑，也就是改变了素材的结构方式，就变成了反法西斯的影片《普通法西斯》。这就有点象化学中的碳原子的排列，一种方式是石墨，如果改变这种排列方式，普通的石墨就会变成了光彩夺目的金刚石。不过，纪录片创作中的这种“化学变化”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结构方式的变化只会引起所谓的“物理变化”，即叙事效果的优劣分野。优秀纪录片的结构严谨、统一而又自然，低劣的纪录片结构雕刻痕迹很重，整体给人的感觉是松弛、甚至混乱。结构能力的高低是区别纪录片水平高低的一个最重要方面。即使面对相同的素材，结构能力不同的编导也会创作出质量迥异的节目。比如《生活空间》曾播出的纪录短片《姐姐》，编导原来准备把拍回来的素材编一个反映先进警察的人物片。后来制片人发现这段素材如果重新编，就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反映儿童的纪录片，正是制片人的金手指才有了《姐姐》的出笼。
纪录片的结构有内在结构和外在结构之分，所谓内部结构是构成形象的各个要素的内在逻辑联系和组织形态，所谓外部结构则是纪录片的外在组织形式，即纪录片的构成框架。内部结构更多的是内容方面的问题，外部结构更多的是一种形式方面的问题。在本文中，主要讨论与叙事方式直接相关的外部结构。常见的纪录片结构有线形结构和版块结构两大类。线形结构分为单线结构、双线结构和多线结构三大类，根据线索交叉与否又派生出双线平行结构、双线交叉结构和网状结构。
一、线形结构。线形结构最主要的特点是有一条乃至多条贯穿全片的线索，这条线索可以是内在的、逻辑的，如《远去的村庄》中的缺水问题，《中华百年祭》中画家的创作体会；也可以是外在的、形式上的，如《龙脊》中村口的那个大槐树，《万里长城》中的长城。张雅欣教授在她的专着《中外纪录片比较》中也谈到《远去的村庄》，她认为该片是典型的绘圆法结构，它的圆心就是缺水问题，所有的素材都是围绕这一圆心展开的。显然，张教授的提法与本文的提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日本的《万里长城》和中国版的《望长城》尽管题材完全一致，都是拍中国的万里长城，但是日本的《万里长城》更多的是以长城为中介，探讨长城两边人民的生活。在这部片子中，长城已经不是创作者关注的主体，而是作为一条贯穿全片的一条中心线索。在实际创作中，创作者不仅通过采访来显示这条中心线，还多次用航拍长城的空镜头来强化这条中心线。
对于比较复杂的叙事，使用线形结构的片子往往要用两条或两条以上的线索。如《中华百年祭》就有多达五条的线索：1、画家作画，2、画展展出现场，3、百年史实，4、画家谈创作理念，5、画家的日记。
线形结构可以使复杂的叙事变得条理清晰、紊而不乱。线形结构是纪录片常用的结构方式，但是并非所有的题材都具有中心线。弥补方法除了后期强加一个象征元素外，采访的介入是一个重要手段。采访作为结构方式，是创作者结构能力提高的一个标志。用采访作为结构因素，除了后期发现之外，更多地是在前期构思时就要有所考虑。这样，由于结构不是后期强加给片子的，整个片子就显得自然、具有整体性。采访作为结构因素，有两个层面的作用。第一、采访的同期声作为转场因素，起连接画面的作用。和解说词作为转场因素相比，采访作为转场因素难度很大，但是一旦成功，会使片子更为紧凑、简洁。比如《命运》就是通过人物的采访，不断引出新的人物，新的场景，从而实现其典型的套层结构。第二、采访作为贯穿全片的线索。创作者往往在采访之初，就对结构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设计，以保证能采访到它需要的内容。在后期编辑时，创作者会将采访分成若干段落，根据节目内容的需要，让这些段落分布在片子的相应位置，从而把整个片子连接起来。比如《中华百年祭》中画家的创作体会，《神鹿啊！神鹿！》中柳芭的自叙。
二、版块结构。当然线形结构的这条线并不是每部纪录片都能具有的，也不是说纪录片就只有用线型结构。特别是那些依据文理逻辑展开的纪录片，这类纪录片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以前人们习惯称呼的专题片，由于它们大都是主题先行，又基本上是解说词从头灌到底，因此拍摄的素材只是论证这一主题的工具，这使得素材和素材之间缺少内在的逻辑性，如果又找不出合理的外部线索，就只能寻找其他结构方式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版块结构。
所谓版块结构，就是按照人物、时间、地域或主题的不同，将不同的内容分成不同的部分，部分与部分之间可以互无联系，也可以有起承转合的一种结构方式。如《命运》和《祖屋》就是典型的版块式结构。《命运》是按人物来划分版块的，只不过创作者在构思人物时作了精心的挑选，常常是在上一个人物的内容即将结束时，或从对他的访问中，或从与他有关系的事件中引出下一个人物来，这种特殊形式的版块结构也被称作套层结构。套层结构既保持了版块的相对对立性，又加强了版块之间的联系，使整部片子被分成若干个版块仍然能保持较为完美的整体性。《祖屋》是一种传统的版块结构，共分为五个版块，每个版块都配有一个小标题，他们依次是：“祖宗风水”、“耕读世家”、“族上人物”、“仁者爱人”和“红白喜事”。尽管五个版块都是围绕“冯琳厝”这个祖屋展开的，但是这五个版块彼此之间没有什么明显的外在的联系。使用传统的版块结构最好是有张力的题材，否则，由于版块和版块之间缺乏内在的必要关联而使整部片子显得零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