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教育不是商业：它收钱，但不谄媚你——樊登厦门演讲记录
“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大家对孩子的教养越来越密集化了。”
一开场，樊登就问了大家一个问题。指出现在大家对孩子的教育投入大幅增加，“教养越来越密集化了”。
什么意思呢？
樊登说起70年代、80年代的事。
那个时候的父母，对于孩子是否上名牌大学重点高中，是不是要买学区房。并不如今天这般关注。那个时候很多父母从不陪孩子写作业，不给买课外培训机构。
他们觉得孩子考不上大学就不考吧，在隔壁市场里卖卖菜也挺好的。实在不行还可以接班的嘛。（顶替父母职位）
那个时候父母都很佛。
为什么现在大家都不佛了呢？
《爱，金钱和孩子》这本书的作者，专注研究父母教养决策好多年。得出了一个结论：父母对孩子教养投入的多少，取决于 “教育回报率”。 教育回报率越高，父母越倾向于密集化盯住孩子的学习和日常生活。
怎么看教育回报率高不高？有两个指标：
如何理解呢？
以中国的70、80年代为例。 那个时候中国的贫富差距没有今天这么大。大家房子分配的，工作分配的。日常生活花钱都差不多。收入类别也差不多。工资没差多少倍。可能就是月收入50和月收入35的差别吧。
那个时候的孩子，在家门口的市场卖菜，也不怎么会拉低家族的社会阶层。考上了大学，好像对家庭社会阶层的提升也没有多大。教育回报率比较低。父母就对学习成绩比较佛。
现在的情况却完全不一样了。 没有上高中的孩子大概月收入几千。在更偏远的地方。可能几千都做不到。而上过大学，在一线城市大型互联网公司的工作人员，一个月可能就收入好几万。年终奖百万。自主创业甚至可以月收入几十万、上百万。
这个差距不可谓不大。
那么蓝领人员的收入多少呢？和医生、律师、大企业员工及高管相比，总体上是普遍偏低的。
这个背景下，父母就无法对孩子未来是去企业坐班还是去市场卖菜保持佛系了。
他们会更倾向于敦促孩子好好学习。哪怕可能因此损失孩子的独立自主性、损失一部分童年的快乐。父母们觉得为了未来，现在的辛苦和痛苦是值得的。
中国的父母，向来以“围着孩子转”而闻名。
古有孟母三迁，现在有“亚洲学霸”。几乎整个儒家文化圈里，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投入都是极重视和密集投入的。
美国70年代奉行“快乐”“放任”“不干预”。现在也转变得更像中国家长的模式了。
全世界都在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加强对孩子教养投入。
PISA考试作为一个可以衡量全世界学生考试水平的考试，成为大家评比各国教育水平的一个指标。
这其中，中国孩子的国际考试分数最高。让全世界都“难以望其项背”。
但代价是，中国的学生们，幸福度最低。相对的，有一些国家的考生幸福度很高，但分数很低。
那么，有没有哪个国家， 学生们成绩又好幸福度又高呢？
有的。据说芬兰的孩子们，幸福度高而且成绩也很好。所以，究竟芬兰的基础教育是怎么做到的？
首先，芬兰的环境的确是让孩子们有令人羡慕的童年：
1）小学老师是全国顶尖人才的首选职业。
这个国家几乎最精英的那一批人，都投入了教育界。首选教育事业。
为什么最精英的人愿意去呢？
因为基础教育的从业者社会地位最高。
而且，教育特有的福利：一个灵魂点燃另一个灵魂那种无可替代的意义感。是几乎无法在其他行业找到的。
在芬兰，教师资格证的授予是高门槛的，几乎是宁缺毋滥。只有硕士学位的人才可以参考，还要加上两年的培训，才可以获得。
所以，所有小学生都是在和这个社会上最厉害的人学基础知识。
可以想象，当孩子们在学校里和老师们朝夕相处的时候，潜移默化学会了很多精英的人生哲学和做事原则。并且会被老师们的人格魅力所吸引。
2）所有学校都一样，没有优劣之分。
芬兰没有什么名校、也没什么风评不好的学校。
所以，孩子们上哪个学校完全没有任何影响。
就连孩子们去哪个班级，谁是班主任也没影响。
而且更可怕的是，芬兰能做到 小学全面一样、初中全面一样、高中全面一样。连大学都基本一样。
这意味着什么？没名校，就没学区房。也没有扎堆挤，千军万马独木桥。也就没有家长焦虑。
学校没有“必上名校100人”之类的指标，老师就没有班级学生必须多少人满分的成绩负担。
学生也没有被按着头要出人头地的压力。
因为所有学校都是一样的。
就好像所有大学都是清华大学，毫无师资和硬件差异。也就是说，所有孩子百分百上清华。那家长还焦虑什么呢？
中国家长的焦虑，是985、211的分别，还有二本、三本、专科文凭之间的三六九等差别引起的。
3）考试的意义
芬兰虽然所有孩子都上一样好的大学。但并不是就不考试了。
考试还是有的，但不是给学生分等级、划分品质的。也不是否定学生能力的。
考试的唯一作用，也是考试本来的作用。
是为了告诉老师，他该怎么调整教学节奏。
在中国，考试是为了告诉学生： 你错了，你不好，你要改，你来追，你负责。
在芬兰，考试是为了告诉老师： 这个孩子在这个领域要慢一点，对那个孩子在这个领域要多讲一点，老师的大纲步调太快了，孩子们在这个地方没跟上，老师需要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慢一点……
没有必须考多少分的考试压力后，学生们会花更多的时间去探索自己，探索内在，探索世界和社会运转规律。
没有必须多少优等生的指标后，老师会花更多时间观察孩子们的天赋，了解孩子们的情绪变化，洞察他们的需求。
由于教育没有办法做双盲实验。所以我觉得樊登提到的几个点，是否是芬兰孩子们幸福又成绩好的原因，我们还可以辩证看。
但我已经被说服。
在这样的教育介绍下，我很难不去联想中国的教育现状。
堪忧的教育工作者地位和水平现状。堪忧的名校和末等学校的教育质量、资源的差别。堪忧的针对考试的集体无意识。堪忧的家长焦虑现状。
我们一直在喊的减负其实根源就在于无法做到教育公平。
而我们期待的教育公平，其实也是希望能像芬兰这样。
然而，教育公平不是唯一条件。
如果教育公平了，而政策增加了一些评比和干预的内容。做不好了，也会导致学生的情况变得很糟。
瑞典的教育券故事。
瑞典的教育系统和芬兰其实差不多。
但政府希望引入一个竞争机制。让学校在互相竞争中更好。
于是，他们发明了 教育券 。
政府本意是好的，希望这样能够筛选出最优质的学校。然后互相学习。
结果，为了收到更多的教育券。学校不得不比赛谁更谄媚、谁更宽松、谁考试更容易、谁打分更高。
教育沦为讨好。
可想而知。瑞典的基础教育学生们掌握的信息和学习能力相当少。
樊登谈到这里，忍不住说了一个观点： 教育不是商业。 虽然他们都收钱。
是的，教育不是商业，即使它们都收钱。
教育收钱后，会鞭挞你，让你不舒服，然后改变你。对于个人而言，这个钱是个人的投资。
商业收钱是目的，为此它们迎合你、谄媚你、讨好你。对于个人而言，这个钱是个人消费。它们不在乎你是否在开心之后感到无边的空虚。也不在乎你是否还有论文要写，还有工作ppt要赶工。它们只想要你继续花更多时间、更多精力更多钱。
有一位妈妈和孩子说：“我知道我说的话你并不想听。但我还是想告诉你，我爱你。所以我说你、打你，是因为我希望你能改。
这个社会并不爱你，未来如果别人打你，他们是希望你死。”
虽然打人是不对的。但这段话完全可以作为一个类比：
警惕那些迎合你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