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贫穷的寓言故事
寓言故事是含有讽喻或明显教训意义的故事，是文学体裁的一种。它的结构简短，多用借喻手法，使富有教训意义的主题或深刻的道理在简单的故事中体现。寓言的故事情节设置的好坏关系到寓言的未来。下面是我帮大家整理的贫穷的寓言故事，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以前，在一个小山村里，村边有一间冬不挡风、夏不挡雨的草屋，这是一个贫穷的单身汉的住所。他的屋里除了一张缺脚的旧床，其他的家具什么也没有，更没有值钱的衣物了。
这一天，穷汉连做饭的米都没有了，他躺在床上，眼睛望着黑漆漆的顶棚，心里做着发财的美梦。
他一边想，一边自言自语：“我如果有钱，一定好好调节一下生活，每天要吃山珍海味，要吃玉液琼浆，绝不像有的吝啬鬼，把钱捏在手里，不会花钱，只会挣钱、攒钱。我如果有了钱，不但自己可以挥金如土，而且可以用钱去做慈善事业，让所有的穷胡拍人都能过上好日子。”
穷汉这样想着，朦朦胧胧地似乎要睡着了。这时，他感到枕边上有人和他说话：“听了你的话，我很希望与你做个好朋友，我可以帮助你实现美梦。”
穷汉一瞧，不认识此人，但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人又对穷汉说：“我为你设计了一个好办法，这里有个钱袋，袋里有一块金元，记住，只有一块金元，这次你是否发财就看你自己的了。这只口袋，无论你从中拿出多少金元，它里面仍然有一块金元，但是，有一点需要告诉你，如果你认为掏出的金元够你用的了，你就要把钱袋丢到湖水里，否则，金元袋将失去魔力。”
穷汉认真地听完这些话，将信将疑地点点头，心想：
“这人说不定是神仙或魔鬼呢！”
那人真的给穷汉一只口袋，眨眼不见了。
穷汉伸手去口袋里取金元，果然有一块金元，他试着拿了出来，再去摸口袋，果然里边还有一块金元，穷汉乐坏了，不断地从口袋里往外掏金元。
整整一天，穷汉连吃饭的事都忘了，一个劲往外掏金元直到第二天，他饿得有些头昏眼花，才不得不停下来去要了一点儿饭吃，然后，又坐在那儿掏金元。
金元已经堆成一个小山了，穷汉想把口袋丢到湖里，可是刚走到湖边，又坐在那儿掏金元。
金元已经堆成一个小山了，穷汉想把口袋丢到湖里，可是刚走到湖边，又后悔了，把钱袋又带回家，继续往外掏金元。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穷汉始终没将钱袋扔到湖里。穷汉变得很老了，又生了病。有一天，穷汉实在动弹不了了，最后望着金元堆离开了人世。
这个寓言故事告诉我们，就算你有太多的财富，如果你的生活已经没有色彩和意义，那你就是贫穷的富翁。
人穷志不短
春秋时候，吴国的公子季礼一人出外漫游。这天，他来到一个地方，正走着，忽然发现不知谁遗失的一串钱躺在路中央。季礼想把钱拾起来，但又觉得弯腰去捡钱有失身份，这种事不应该由我这样的贵公子去做。他一边想着一边朝四面张望，看有没有人走过来。
刚巧，当时正有一个打柴的人担着柴禾从前边过来了。季礼心想，叫这人把钱捡去，他一定会十分感激，他挑的那两捆柴还未见得值得这么多钱哩。
桐做闹等那打柴人走到跟前，季礼看清了他身上竟然还穿着冬天的皮袄，而眼下正是初夏5月，虽还不十分炎热，但穿着皮祆也是够呛的，季礼认为这人一定很贫穷，让他把钱捡去正好。
于是季礼大声朝打柴人喊道：“喂，你快来把地上的钱拾起来。”
打柴人一看季礼那个样子，感到很生气，他把镰刀往地上一扔，摆着手，朝季礼瞪大眼睛说：“你是谁?凭什么居高临下看不起人?我既然能在炎热的夏天穿着皮袄去打柴，难道我会是个贪图钱财的人吗?”
季礼一听打柴人的.话，心里不免有几分敬意，连忙向他道歉说：“实在对不起，是我错看了人，请不要见怪!请问先生高姓大名?”
打柴人鄙夷地朝季礼局罩淡淡一笑道：“你这人见识短浅，只会从表面上看问题，还那么盛气凌人，我有什么必要对你说出我的姓名呢?”说着，打柴人头都没回，也不再理睬季礼，拿起镰刀，对地上的钱连看都没看一眼就走了。
季礼看着打柴人渐渐远去的背影，惭愧不已。
有些人常常凭自己的浅薄见识去衡量别人，实在未免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蚂蚁看大鳌
古时候，东海里面住着一只大鳌(ao)。这只大鳌身形非常巨大，让人看了惊叹不已，它头顶着蓬莱仙山，在浩瀚的大海里自由自在地游玩。它的举动非常壮观，飞腾而起的时候，一直冲入九霄，水柱喷涌直上，水花直溅到方圆百里的地方;它潜入水中的时候，巨浪翻滚，涛声震天，海中卷起巨大的漩涡，这样的奇特景象简直叫人叹为观止。
有一群红蚂蚁住在蚁冢上，整天为了生活忙忙碌碌，没有见过什么世面。有一只去外面旅行的红蚂蚁听说了这只大鳌的情形，心中很是向往，就回来对蚂蚁们说：“听说东海有只大鳌，行动时的奇观举世无双，我们也去见识见识吧!”蚂蚁们听了，觉得这确实是个开眼界长见识的好机会，就高兴地答应了。
蚂蚁们长途跋涉，终于来到了东海边上。它们日等夜盼，只希望能亲眼一睹大鳌的风采。足足等了一个多月，大鳌都一直没有露面，蚂蚁们想见到它的心情一天比一天急切。
蚂蚁们实在等得有些灰心了，就商量着想回去了。正当它们准备离开的时候，突然天昏地暗，刮起了一阵狂风，海面上掀起万丈高的巨浪，浪涛相撞的声音如雷鸣一般震人耳鼓。蚂蚁们差一点被风刮跑，它们挣扎着大声喊道：“要小心哪，恐怕大鳌就要出现了啊!”
过了几天，风渐渐停息，海水也恢复了以前的宁静。远远望见海天相接的地方慢慢升起了一座大山，它的顶端已没入了空中的云团甲，有时候向东边飘移，有时候又向西边飘移。
这时候，蚂蚁们禁不住议论纷纷。它们说：“跑了这么多路，又等候了这么多天，原来也不过如此呀。大鳌头顶仙山就好比我们头顶着米粒;它在海里游动、停息还不是就如同我们在蚁冢里爬行和休息。只不过程度有所不同罢了，也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枉费我们的力气千里迢迢来看它了!”
蚂蚁们竟然把大鳌惊天动地的壮举和它们微不足道的行为相提并论，实在是有眼不识泰山。我们做人，需要多一份虚心，少一份骄傲;多一点不断努力的上进心，少一点盲目自满自足的惰性。
十辈穷致富
十辈穷的祖祖辈辈都处于十分贫困的境地，那真是：上无遮阳之瓦，下无立足之地。穷到他这一辈，已穷了十辈，因此人们称他为“十辈穷”。
有一天，十辈穷突发奇想：我为什么这么穷，而且祖祖辈辈都这样穷呢?上天太不公平了，我要到西天去问佛祖，请佛祖给个说法。他准备好行李就匆匆出发了。刚出家门，就遇上同村的员外，员外问：“十辈穷，你为何如此匆忙，要到哪里去?”十辈穷如实讲出了自己的想法。员外说：“你见到佛祖，帮我问一件事，我有个女儿现已18岁了，仍不说话，不知何故。”十辈穷答应了员外的请求。不一会儿，又遇上土地菩萨，土地菩萨也请十辈穷帮忙问一件事:“我在这里保佑一方平安，为何就是无人烧香敬拜?”十辈穷照样答应了。
十辈穷继续前进。渴了，就喝几口山泉;饿了，就吃几口干粮;累了，就在树下躺一会儿。树上的乌鸦见十辈穷如此模样，关切地和他搭话聊天，十辈穷讲出了自己的心思，乌鸦听后十分支持十辈穷的行动，并请十辈穷帮自己问一个问题：“我在这里下了一窝蛋，为什么就是孵不出小乌鸦?”十辈穷也答应了乌鸦的请求。
十辈穷又走了很久很久。一天来到一条河边，望着茫茫无际的河面，无一人影，也没有渡河工具，他想：这下过不去了，自己的想法难以实现了。正在一筹莫展之时，从河对面游过来一只乌龟。乌龟看出了十辈穷的心思，对十辈穷讲：“你如果答应我一个请求，我就驮你过河。”十辈穷说:“莫说一个请求，就是十个，只要你驮我过河，我都答应。”乌龟说：“我在这里驮人过河，修行了上万年，为何成不了仙，请帮忙问一问佛祖。”十辈穷记住了乌龟的请求。
十辈穷过河后又走了很久很久，历经春夏秋冬，饱受风霜雨雪，任何艰难险阻都没动摇过他的信心和决心。一天，十辈穷拖着疲惫的身体，继续往前赶，突然一个白胡子老汉从天而降，挡住了十辈穷的去路，说：“我就是佛祖，你有什么事就问吧。”十辈穷见到佛祖，喜出望外，心绪难平，一时不知从哪里问起。因为要问的事情太多了，他想，如果员外的事不问，回去一定遭到员外的欺负;如果土地菩萨的事不问，他将不会保佑自己;如果乌鸦的事不问，乌鸦也不会放过自己;如果乌龟的事不问，他将无法回到自己的家乡。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自私心终于被战胜。十辈穷把他们的事一一询问，并把佛祖的回答逐一记在心里。正要问自己的事情时，佛祖突然消失了。
十辈穷灰心丧气往回走，来到河边，十辈穷告诉乌龟：佛祖说你的头上有一颗夜明珠(传说一种能复制金银财宝、油米钱粮的稀罕之物)，取掉后就能成仙了。乌龟说，那就请你帮我取掉吧!
十辈穷来到大树底下，告诉乌鸦：把窝里的灵芝草剪掉后就可以孵出小乌鸦了。乌鸦说，那就请你帮我剪掉吧!
十辈穷来到土地菩萨前，告诉土地菩萨，佛祖讲了，你左边一缸金，右边一缸银，挖走后就有人来烧香了。土地菩萨说，那就请你帮我挖走吧!
十辈穷怀揣夜明珠、灵芝草，提着金银，回到家乡。刚走到村口，员外的女儿在阁楼上大声喊道:“十辈穷回来了，十辈穷回来了!”员外听到喊声从房里出来，问十辈穷，我的事问了吗?十辈穷讲，问了，佛祖说你的女儿见了她的男人就说话了。员外想，我女儿刚才见的不就是你吗?于是决定把女儿嫁给十辈穷。
从此，十辈穷娶了员外的女儿，用金银购置了田地、家产，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从前有个人，每天早上起来都非常富有，他看着自己花不完的钱，头很痛，不知道要怎么去使用才有价值。于是他带着这笔钱出去转，路过热闹的菜市场，听了很多人讨价还价，买了一些吃的；路过华丽的马戏团，看了几出表演，买了点纪念品；路过古玩街，摩挲过一些玩物，买了几个喜欢的……
这一路看下来玩下来，不知不觉天便渐渐黑下来了。这个人脑子里还充斥着白天的声色犬马，手里还提着没吃完的食物、纪念品和古玩等等，沉甸甸地。
他觉得好充实。
等到他仔细去想白天发生的一切的时候，忽然有个疑问从心底深处浮现出来：我这些钱花的是不是有价值呢？一阵裹挟着黑暗的冷风从不知那个角落刮了过来，这个人打了个冷颤；他摸摸自己的口袋，却发现，不知什么时候，自己的钱居然所剩无几了。
他觉得自己仿佛并没有花多少钱，然而钱确实是都被花得差不多了。躺在床上，想着这个问题，他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在即将沉入梦乡之前的片刻，他似乎还嘟哝着，如果明天我还有那么多钱，我一定要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
夜里，一个小妖精飞进了他的窗子，举起魔棒在空中划出一些复杂曼妙的曲线，随着轻盈甜美的吟唱声，这个人口袋里又装满了花不完的钱。
小妖精飞到这个人枕边，微笑着在他额头轻轻一吻。睡梦中的他，忽然记不起自己身处何地，刚刚做了什么，迷惘而平静地看着前方。
第二天，这个人睁开眼，发现自己有好多钱，简直花不完的钱，他开始苦恼起来，要怎么才能花得有价值呢？
我是一只苍蝇。
雌性，这是令我感到欣慰的事情。
毕竟，在我们这个普遍寿命不长的种群而言，对活得更久的渴望是与生俱来的。
我出生在一片肮脏不堪的垃圾堆里，杆菌、球菌、霉菌、蛆、蟑螂、蚊、蚁、鼠等时时刻刻为了那些被人类所抛弃的食物争抢不停。
我讨厌这肮脏没有未来的贫穷。
第二天的时候，父母就催促我结婚。我极力反对，在垃圾堆里飞腾了几个来回。我害怕自己的一生都困在这里，我也害怕，就这样葬送掉子女的未来。
于是，当一个人类开着大卡车来此倾倒垃圾时，我悄悄地跟了过去，钻进了车厢，带着对未来的无限期待奔向人类的大都市。
告别贫穷。
当下才过了秋分，温度不高，只是空气中少了几分湿润的水汽。尽管湿度不够让我的身体有些不舒服，但这较低的温度却足够让我的寿命又延长一些。
大卡车停靠在一个工厂附近，这里比我出生的那片垃圾堆洁净多了。
我逃出车厢，跟随那个穿着绿色外衣的工人进入了工厂。工人似乎在找什么同伴，来来回回地不停走动，弄得我头都晕了。
我打算离开他，自己去看一看这新的地方。
一股香气慢慢弥散到我的身边，我整个身体都兴奋了起来。顺着香气，我不出意外地摸到了工厂的一间厨房里：那里存放有许多新鲜的活物，也摆放着很多热气腾腾的熟食。
我抖了抖翅膀，翻飞过去。
还没来得及触碰，我就被几个同类给阻止了。他们气焰很嚣张，宣称这是属于他们的领地，我这个陌生的外来者要免费给他们服务一段时间，才能同他们享用这里的一切。
我很不甘心，也极不愿意屈服；我想跑，可他们不放我走。
幸运的是，在他们夜晚休息的时候，一个雄性带着求爱的心送我溜了出去。
我感激他，但不改我的志向。
这里，不是我的终点。
无边的夜，四下都黑乎乎的，我也找不到进入城市的路，我趴在一个路灯上歇息了。
等待着黎明。
清晨的时候，我看到工厂驶出一辆送牛奶的车。那浓郁的味道，直让我咽唾液。
跟随牛奶车，我去往了民居。没来的及流连，我就飞上一个年轻人的黑色西装裤了。因为我断定，这个身着整洁衣服的人将去往一个高档的地方。
私家车里的空调温度，差点让我无法活动。我轻轻地顺着那个人的裤脚钻到里侧，借着他的隐隐散发的体温恢复身体机能。
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然而，这一时的舒适，让我丧失了辨别路途的能力。
等到他踏入公司，小跑起来将我惊醒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并没有走入高端的大集团。
激素、药物的气息告诉我：这是一个研究所。
我钻出来，正准备逃，却发现来不及了。
一个白手套的人抓住了我。
他脸上时刻带着人类那种标准的笑容，片刻后将我扔进了一个试管里，挥手招来其他人围观，也包括那个不经意带我来到这里的人。
我想，我的梦就要这样碎了。那繁荣的景象再也遇不到了，甚至那民居、那工厂都没机会看了。
“你来自哪里？”人类用机器模拟着我们种族的语言跟我交流。
我不想说话，等待着死亡。
谁料他们降低了试管温度，让我动弹不得，求死都不能。
“是贫穷的力量吗？你只要回答了，我们就好好养着你。”他们继续问道，慢慢提高了试管温度。
我依旧不回答。
“就这样吧，不管它回不回答。先把这个家伙拍下来，写篇报道，定个《贫穷催生奋起的动力》的题目展示它不断追求的生命轨迹，一定大受欢迎。”
他们说这句话时，忘记了关掉仪器，我清楚地听到了这一切。
多么可笑啊！
Ⅱ 最悲惨的穷人故事
南风窗记者 张立勤 发自沈阳
一个关于现代都市穷人的悲惨故事曾经在大江南北广为流传：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过了很多年平淡和珍贵的日子。1994年前后,夫妻先后遭遇下岗。妻子耐不住清贫的日子和没有亮色的未来,跟着一个有钱男人走了,留下一双儿女尚未成人。失意的男人在激烈的就业市场屡屡碰壁后,精神越发脆弱,生存的艰难压迫得他抬不起头来。
偏偏不谙世事的孩子嘴馋邻居家的肉香,缠着爸爸要吃肉。男人掏出家中仅剩的5块钱,咬牙买下了一斤猪肉。当久违的肉香让孩子们欢呼雀跃时,绝望的父亲在里面撒下了耗子药……
下岗、失业,这些伴随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而来的特有现象,如骤然降临的寒流,突袭城市最庞大的平民阶层。贫困,象一只猝不及防的黑手,撕裂了涂抹在城市表层的繁荣。
在沈阳,这座曾经是中国最大最辉煌的工业城市,就流传着类似的民间文本。它是如此尖锐、鲜明地切入这座城市繁荣下的内核,让人直视其无法躲闪的现实。城市贫困,这个沉重得让人无法呼吸的命题,这个关乎一个群体命运和生存出路的命题,让我在洞察一座城市历史性的转型阵痛之余,对于那些沦为弱势的底层人群怀有强烈的人文忧思：他们现在怎样生存？他们又将怎样生存？
工人村：颓败的城中之城
到过沈阳的人会经常感觉自己生活在一座由两张皮硬堆在一起的城市。在市中心的和平和沈河区,林立着所有的高档住宅、豪华酒店和购物中心,在这里看见奔驰、宝马的机会要比在北京长安街上多得多。而在大厂云集的铁西区,你很难找到一座五层以上的象样饭店,出租车也懒得光顾这儿——因为拉不上活儿。沈阳70万下岗职工的大部分就居住在这个39平方公里、75万人口的传统重工业区。
工人村是铁西最大的住宅小区,聚居着一家几代的产业工人。老人们至今回忆起50年代的工人村,总也掩不住难抑的豪情。今天天安门城楼上巨大的共和国国徽还记载着铁西人昔日的荣光；那时,158栋典型的苏式三层居民楼,在全国率先引领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现代住宅潮流。然而今天,宽阔的工业区已变得沉寂,这儿早成了有名的“亏损一条街”。该市统计部门提供的资料表明,沈阳现有工业企业数1188家,其中有501家属亏损企业；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数590家,其中超过一半面临亏损的命运。而这些国有大中型企业中,80%以上集中在铁西工业区。
“厂子都黄了,全叫贪官给整的！”在工人村里,人们守着年久失修的老房子纷纷向我诉说。那些房子在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中日显破败,宛若风烛残年的老人。厂子不行了,房屋、管道维修和取暖费一时成了问题。“没人管我们了。”人们感到惶恐、无助、失重。
黄昏的劳动公园。老人们向我谈起瘫痪的公用服务系统,从今年开始暖气开始分户,不交暖气费的不送气,按每平米19元计算,每家每年至少要交800到1000多元暖气费。刘大爷一家为了省掉这份开支,去年冬天硬是生生地挨了冻。“屋外零下4度,屋里是零下3度。”
凋敝,大面积的国企凋敝,使得偌大的工业区几成了一座空城；与此同时,在居民区,大批下岗失业人员,还有众多名曰“放长假”实际却被永远抛离岗位的人们,越来越多地奔波、游荡在工人村的角角落落。到处可见攒动的人头,在菜场、街边、公园和夜市,人们已经淡忘工作日和双休日的界限——“工人村”彻底成了“度假村”。
在工人村整齐的大道两旁,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小摊：卖菜的、卖水果、日用品的,永远用饥渴、殷勤的表情招徕着稀落的光顾者。类似的小本买卖勉强维持一个下岗工人家庭一个月的生活费,这种脆弱的家庭经济支撑体系往往不堪一击。专家们指出：目前在城市中,大多数除工资以外没有其他额外收入的家庭只能维持低标准的生活水平,他们经受不起任何社会经济风险,一旦遭遇风险,马上跌到贫困线以下。国际上常用“贫困边缘（Near Poor）”一词来描述这种状况。而工人村的家庭早就习惯了没有固定工资的生活,有的10年前就失去了领工资的机会,在辗转变更的短工中换取基本生活费。
贫病,铁西的忧郁
“铁西这地方,贼穷！”51岁的王亚君扯着嗓子,涨红着脸说。她患有严重的甲亢,拖了好几年不治,因为没有钱。
“治一次得花4000块,妈呀,上哪弄这么多钱？”她一说话就激动,将脖子上突起的肿物指给我看,“医生说过,弄不好会发生癌变,管它呢,活一天算一天,死了拉倒……”
她对自己的病有种听天由命的坦然。
儿子的死是王亚君生命中最大的一个恸。四年前,21岁的大儿子患上了白血病,使原本经济拮据的家庭雪上加霜。那时,她和丈夫的单位都苟延残喘地开不出工资,职工的医药费自然是朝不保夕。她只好向街道办求助,最后大伙儿献爱心,好不容易凑了500元,可儿子输一次血就要600元。
两年后,儿子病逝。留下了10多万元的外债。
“那时儿子没了,钱也没了,活着干啥？心想干脆跟他去了……”王亚君满眼是泪。
正午的阳光照着她的自行车摊。她从早晨7点摆到现在都没有开张。自行车是一位好心的老板赊给她卖的,卖完了再返还货款。一个月挣个三、四百元算是万幸。老伴身体不好,靠200元退休金过活。
有人来看车了。王亚君圾拉着拖鞋,迎上前去。那双拖鞋花了3块5毛钱,“可以管一夏天呢。”她伸出脚,这是她夏天唯一的一双鞋。好几年她没买过新衣服,身上肥大的衣服是条件稍好的邻居给的。现在她最大的愿望是给小儿子娶上媳妇。
邻摊的老姐们给她送来一块西瓜,看颜色还没熟透。她很稀罕似地拿在手里,先是小心地咬了几小口,接着就大口大口同时又很仔细地将瓜瓤扫荡干净。她太渴了,下午2点半,还没吃午饭。“这瓜真甜呢。”她咂着嘴。
“香瓜、西瓜2毛钱1斤,说便宜真便宜,舍得买吗？谁不爱吃、爱穿呢,有那条件吗？要是有钱,谁还愿意穿别人的？人一穷,哎——”她的叹息和唠叨在午后的日光里游丝一样飘浮,空气里莫名地浸染了一袭落寞和悲凉。
“想得开是天堂,想不开是地狱。”王亚君从沈阳经济电台《清风夜话》节目里听到了这句话,靠它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她说今后也要多想想这句话,活下去就是胜利。这让我想到在沈阳,至少在目前,贫穷的下岗职工还在忍耐。这个在变革潮流中的利益受损集团,象石头一样,沉默而坚韧地活着。
46岁的卢凌敏看上去身量只有十二、三岁孩子那么高,5岁时得胸椎软骨病时落下的。他以前是沈阳铝材厂的机械维修工,97年病退下岗后,单位特殊照顾他每月237元的生活费。媳妇患有严重的肺气肿,常年吃药,无工作。两个孩子正在念书,按政策可以减免学杂费,但平时学校要求交纳的其他费用,他一样也不能拉。“穷是穷了点,但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念书。”卢凌敏态度很坚决。
从1998年4月开始,卢家享受特困待遇,每月可拿到131元保证金。他坦言,98年以前一个月工资半个月就花没了,吃了上顿愁下顿。现在有了保证金,每月的生活好歹有保障。每天他在菜场摆电池卖,从早晨6点候到晚上12点,一个月下来也能挣个三、四百元。平时肉类很少吃,每月生活费支出两、三百元。
“老不吃肉也不行哪,孩子要补营养。去年家里养了10只小鸡,上次被人打死了一只。就给孩子熬了汤,看他们吃得那个香……”他脸上闪出慈爱、怜惜和愧疚的复杂表情。
清贫的日子并不可怕,但媳妇的医药费几欲将这个刚强的汉子压垮。“她那个病,一直没断根,上次住院就花了800元。现在又查出肚子里有瘤,成天吃药,打一次点滴就花200元,没法子,向亲戚朋友借了1000元,动手术？想都不敢想,最少也得5000元。我是真愁！逼急了,我对媳妇说,不行的话,我去死！”
我站在卢家那间不足15平米的小屋里。晦暗、拥挤是那个栖息四个人的空间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孩子大了,屋子更显仄逼,用木板支起的阁楼成了他们夫妻俩的卧床。一台坏的、没钱修理的黑白电视机是屋里唯一能够见证时代的现代家用电器。
残破的天花板上吊着一支日光灯和一盏15瓦灯泡。通常日光灯不开,只开小灯,为了省电。昏黄的灯光下,几本小学生用书散乱地卧在炕沿上。孩子是这个家庭可以仰望未来星空的唯一亮光。
贫、病,是我在铁西采访时听到的高频语汇。下岗后只能自费看病,自己交纳医疗保险。但调查中发现,几乎95%的下岗职工家庭没法按时交纳医疗保险。当我向许多人提到这个词时,引来的是一阵苦笑：“日子能维持就不错了,哪有钱交？将来能咋办？！死了拉倒。”高昂的医疗费和窘迫的经济条件使人们谈病色变。在无大病情况下,这些家庭的年药费支出在100元左右,最多不超过200元,生病后在药店买点最便宜的药,不会去医院,因为怕挨“宰”。孩子有病才去买药或去医院,大人往往能抗就抗。一些家庭有重病人,住一次院就会花掉几千元的全部积蓄,年平均300元的医药费就足以将一个下岗工人家庭击垮。
社会学家曾用国际上通行的“生活形态法”来考察中国城市贫困家庭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结果表明,现阶段城市贫困家庭基本上是在为糊口果腹而奔忙,当然还不至于忍饥挨饿,但也不能吃得很饱,至于吃得好、讲营养就更谈不上了。其他方面的开销则是非常之紧张,一角一分地抠,只要能不花钱就不花钱。铁西作为下岗失业问题的重灾之重,大部分家庭的生活费用在500元左右,有的只能保持在200到300元。接受调查的80%以上家庭反映,平时很少吃肉,每月能吃两次肉就不错了,蔬菜买最便宜的大白菜、萝卜、薯仔等。女人们对于从前上班时周末逛街买新衣的记忆感到陌生而渺远,因为多年不添新衣已经习以为常,很多衣服来自亲朋好友的接济。
75%以上的贫困户都因为怕送礼与亲友很少来往,过年过节也不走动；全家人也极少花钱去娱乐场所。“干活干活,干着才能活着”,抬头找活埋头干活成了人们生活的最大要义,打零工是很多人的再就业方式,没有节假日、休息日,身心的劳累和生活空间的窘迫使这个群体对于未来产生难以把握的无力感。“我们这种人,就像是社会要淘汰的人,活着没盼头,把孩子养大了事。”一位下岗后好不容易找到清洁活儿的40多岁女工这样对我说。她从早晨5点干到晚上5点的报酬是每月200元,家里有一位患脑血管堵塞的丈夫,和一个上初中的儿子。灯光下,她憔悴的脸上挂着几分宿命的苦笑。
社保,脆弱的支撑
都说铁西有“三多”：下岗的多,残疾人多,老年人多。目前,全市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的下岗人员约有14万人,还有大批“待岗”或“放长假”的职工,他们来自大量停产、半停产企业,其境遇与下岗工人并无二致。据估计,这批人是进了中心的下岗职工的数倍以上。
李玉良开出租车前是沈阳轧钢总厂连续多年的先进工作者、劳模,经历过下乡、下放的他在不惑之年又遭遇下岗。5年前的春节,单位放假,这一放就是五年。从此没有任何说法。“劳保什么的,啥也没有,你说冤不冤？”李师傅给别人开出租,每月挣个千把块。但心里总是不踏实。危机感如影随形地纠缠着他。
沈阳市再就业服务中心对下岗职工的托管期限为2年,基本生活费发放第一年为192元,第二年为156元,2年期满即解除劳动关系。对于两年后失去国家职工身份,和随之而来的社会保障的缺乏,许多下岗职工普遍怀有恐惧心理,甚至拒领下岗证。但即使是进入了再就业中心,基本生活费也难以做到按时足额发放。调查中发现,经费缺口太大成为沈阳在保障下岗职工基本生活和再就业工作中的最大难点。按政策规定的“三三制”经费筹措原则,企业是最薄弱环节,下岗职工集中的企业大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资金早就捉襟见肘。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是维持城市贫困家庭基本生活的最后一道“安全网”。1998年4月,沈阳市居民的低保标准为月人均150元,现在已提高到205元。今年沈阳加快推进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保障人数由去年底的3.9万人提高到15.6万人。但就我走访的工人村来说,现有居民2万多人,其中能拿到特困证的不足百人。实际覆盖范围有限是低保存在的最大问题。另外,传统救济思想仍很强大,造成事实上有不少失业和下岗人员,以及大批的“待岗”、“放长假”的企业职工的基本生活权利受到了不应有的漠视,因为这些并没有收入或收入很少的群体在政策实施中被“视同为”已经领取了最低工资或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
尽管官方公布该市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覆盖率分别达到100%和98%,但几天来深入铁西的采访让人对其状况无法乐观。至今,沈阳人对两年前发生的大规模堵马路事件还记忆犹新。这些花白头发的老人,在“保命钱”屡屡拖欠和没有着落的情况下,终于走上了街头,打出了标语“青春献给党,老了没人养；本想靠儿女,儿女全下岗；上访没有用,只好堵马路。”引来了无数围观者。尽管近年来市政府采取养老金借款办法使得拖欠退休金的状况有所改善,但从长远来看,还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据介绍,沈阳养老保险费的收缴一直很不理想,主要是保源问题。突出矛盾是离退休人员越来越多,在职职工不断减少,企业效益未见起色,如此陷入恶性循环。经有关部门测算,仅1999年该市在养老保险资金的缺口就达13.7亿元！
在铁西,我不止一次地听说过类似的故事：一老太太偷吃咸鸭蛋,被年轻的店主追打。她跪下来哭诉：我是没法子呀,儿子下岗,老头子好几月没拿到退休金了……今天,坐在劳动公园里,面对马恒章、王凤恩这些整整鼓舞了一代产业工人成长的五十年代劳模塑像,工人村的老人们追忆着曾经火红的青春,强烈的失落感油然而生。我想起在他们中流传的一首民谣：“三十撒欢,四十接班,五十打蔫,六十收摊,七十冒烟”,无法不感到忧虑和沉重。
在沈阳采访期间,正是辽宁省启动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工作展开之际,这是中国构建新型的世界最大社会保障网的开端,有着非同寻常的政治和社会意义——因为辽宁的今天,就是中国其他省市的明天。试点中最核心的两项内容,也是这次试点的重点和难点所在,是做实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
对于沈阳70万下岗工人和60万离退休职工来说,这或许是个不同寻常的福音？
失业,沈阳的伤口
我没有想到会在鲁迅儿童公园门口碰到李素萍。那儿是外来民工劳务市场,从远处一望黑压压的约有百八十人。据说每天都是如此。这些在炎夏的烈日下蹲着坐着、光着膀子走来走去的外来民工,张着觅食的眼睛,期待着明天的饭碗。他们大都来自周边和辽东农村,当耕耘土地的收获不过是永远坚硬的债务时,他们来到了城里。这是个黑市。当局曾很下力气地清理、取缔过几次,结果事过不久就会卷土重来。它就好比这个城市无法消弥的苍疤,在光彩繁华之后隐隐作痛。
李素萍就站在这一群人中间,坦然自若。她来这里候了两天,没有满意的结果。她微胖的体态和站立的姿势很容易让人以为她是来招工的。一些胸前挂着“厨师”、“泥瓦工”纸牌的人在她周围晃来晃去,知道底细后就失望而去。
她已经有两年没活儿干了,在家干呆着。下岗前她和丈夫都是沈阳轧辊厂职工,她做党务工作,丈夫在车队,年年先进工作者。四年前双双下岗,丈夫在外打零工,儿子在读大专。她说这个市场的好处就是供求见面,谈好了就成,不行就撒手。下岗后她也做过酒店管理,后来身体不好辞了。现在出来年纪又大了,45岁,谁还要呢？
她住的还是单位的福利房,最近有新政策要求住房货币化。她家的居住面积只要12平米,但要交6000元。节衣缩食的她犯了愁,于是就到了这儿。你看你看,这身衣服还是好多年前的。她拎起衣角给我看,脸上有些局促和拭不去的落寞。
“大姐,你招人不？”“只要给钱,啥都干。”那些人围住我,象看到了希望的火种。我凝视着这些渴望的眼睛暗想,李素萍们真的开始将自己置于就业市场的大舞台,抹去从前不肯轻易卸下的面子。在贫困面前,她们无法后退,别无选择。
一份当地政府报告显示,到2000年底,全市累计下岗职工达到65万人,其中国有企业39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员6.5万人,登记失业率为2.45%。截止到同年末,全市失业下岗人员中已有45万人实现了再就业,安置就业率为70%。但在这些乐观的数字背后,我看到的是失业给家庭带来的致命打击和寻找安全饭碗的艰难。在接受采访的下岗失业人员中,重新找到较稳定工作的很少,最多的是打零工,10-20％能找到半年时间左右、且能开工资的工作,20-30％的做小生意。人们对在在私企找工作心存疑虑,因为一是要扣押金,二是经常不给工资。对于下岗后当老板迅速脱贫致富的幸运者,许多人报之一笑,认为那是只有亲戚在政府任职的人能办得到。
40岁的王小兰下岗后靠卖汽水度日,5毛钱1瓶。低物价低消费已经成了铁西特有的经济生活现象。她愁家里每天开支、孩子的学费,更愁的是丈夫找不到工作。“去年单位给了1万多块钱一次性买断后,他就在家歇着。40岁男人,体力还挺好,干啥呢？这不,成天就这么游荡,再下去人就要废了。”
走在工人村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三五成群闲着唠嗑的人们,街边、公园里麻将、扑克擂台摆了一桌又一桌,除了一部分老年人,相当多的是些三、四十岁的中年人。这些无所事事的游荡者似乎淡忘了生计的艰难,在麻将和叹息中打发惨淡的光阴。“找不到事做,能咋办？”他们空荡荡的眼神里竟有种安守贫困的屈服。
在庞大的下岗失业队伍中,35岁到45岁成为其中的主力,其中75%的人文化程度仅在初中及初中以下、劳动技能单一,因而成为再就业中的难点。尽管近年来沈阳市在加强就业技能培训上很下了些力气,从1998年起市政府每年出资2000万元,用于失业下岗人员再就业培训工作,但不可忽视的是,得过且过的惰性和传统的择业观念尚占领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头脑。与此同时,蜂拥而至的外来务工者客观上造成了就业市场的白热化竞争。或许对于突遭强气流袭击的都市新贫一族而言,自救,不再仅仅代表着官方的一种政策性呼声,而更是一种触及观念内核和国民性的精神力量。
这个群体就这样自觉不自觉地行走在被挤压的生存空间中,沦为越来越边缘化的城市新贫民。
在沈阳采访的日子里,听到最多的是人们对于失业的忧虑和对腐败的诅咒。两极分化所造成的社会失范表明,这座城市正处于现代化蜕变的非常时期。有人说,以一个现代化主义者的眼光看,沈阳的蜕变是成功的,它成功地实现了从一个老工业基地到商贸中心城市的转型。颇具规模的批发市场已经成为沈阳经济发展的亮点,从这些垄断全国乃至全世界商品在东北的销售的批发市场里,也派生出一批沈阳最为典型的新富阶层。他们乘坐奔驰、宝马,在繁华的太原街、中街一掷千金。与此同时,尽管随着慕绥新时代的结束,沈阳已告别了不堪回首的劣政,但权力腐败的阴影仍笼罩着人们心绪难平的梦境。当他们看到看到在电视上风度翩翩的副市长昨天拉着下岗职工的手问寒问暖,今天飞到澳门一掷万金,民众强烈的被剥夺感油然而生。因为,就在这个城市的西南角,从前光荣的铁西正承受着蜕变的另一种阵痛,失业的伤口正在这座城市五分之一人的睡梦中发出悠长的叹息。
灰色女性的别样生存
我在沈阳的暮色中逡巡。
在太原街行色匆匆的人流中,奔走着一些形迹可疑的女人身影,她们过于大胆、开放的装扮和修饰过的蛊惑眼神成为这个城市夜晚最暧昧的表情。在繁华的商业街背后,有许多灯光稀冷的小巷,通向众多灯红酒绿的所在。她们是那儿的常客,被称为“小姐”。
“这哪里是小姐？！分明是大嫂嘛！”在东北饭店的舞厅门口,一位跃跃欲试的中年看客失望地嗤笑道。
她们确乎不再年轻,厚厚的脂粉也无法掩盖困顿生活带来的局促和怨怼。她们穿行在人们轻薄、嘲弄和同情的目光中,表情冷漠,内心挣扎。
候在舞厅门外的的士司机告诉我,这些“小姐”大都是本城的下岗女工。几年前这座城市夜生活的主角还是来自农村的妙龄少女,转眼间这些被汹涌的失业大潮抛到贫困边缘的女人们,开始走进晦暗的夜色,走进从前她们所不齿的生活里。
晚7点半。舞厅里的乐声开始响起,灯光也扑朔迷离起来。男人女人们仍在鱼贯而入,票价5元,许多女人出示的是月票。男人们嘻嘻哈哈,露出沉迷于声色的惯常嘴脸；女人们脸上挂着屈辱的风尘气,逢场作戏地穿梭在久久低回的音乐与光影中。
10块钱3支曲子,全沈阳都知道她们的价格。陪舞成了她们在匮乏的就业机会之外唯一的选择。然而,一位好心的的士司机劝说我不要单独走进这样的舞厅,“里边简直不能看！”他带着鄙夷同时又是沉重的叹息说,“没法子,现在工作太难找,她们总得活下去,何况还有孩子、丈夫！干这行不需什么本钱,钱还来得快！”
我怀着复杂的心绪注视着这些沉默、来去匆匆的女人们。她们戒备、逃避的眼神让我看到了在被贫困剥去贞节的同时她们迟迟不肯放弃的尊严。许多年前,她们曾是浩浩荡荡的产业大军中之一员,被传统的贤妻良母生活锻造成最具道德纯洁感的群体,在家里克勤克俭地过着寻常的平民日子。是社会、经济转型的旋涡将她们抛离从前的生活轨道,融入城市浑浑噩噩的生活。
沈阳市《当代工人》杂志曾刊登一名下岗工人的来信,这封信写道：”我和丈夫以前都是工人,现在他给一家商店打杂,每月挣300元钱,大女儿离婚后带着孩子回到我这儿,自己开了个小买卖也不景气,三女儿还在读幼师。这一大家子人,每月几百块钱,哪够吃的？多亏了二女儿,她漂亮,身边总围着男人,她不在家住,但总回来,带些钱,还有彩电、空调什么的,我这个当妈的,知道这些东西是哪来的,但我没法不收下,也没法让女儿不那么做。穷怕了,那点儿道德和自尊,能顶日子过、能顶钱花吗？”
伴随失业而来的家庭破裂在沈阳日趋增多,以至于有个顺口溜在民间流传甚广：“企业不开支,工人都放假,男的踏板爷,女的当破鞋”。据说一个男人只要保证有800元／月的收入,就有女人为他当情妇。当失去饭碗的男人们在酒精和麻将中寻求麻醉时,身体成为无助的女人们最后的生存资源。陪舞所得其实也只够维持孩子每天的早餐,在日趋严峻的生存夹缝里,许多人收拾起良家女子的脸面,把被岁月风蚀过的身体交给陌生的男人,成为名副其实的“底层女人”。她们每次30到50元,一些35到45岁之间的女性以此为职业,都有孩子,有的丈夫甚至也知情。
这个生活在半明半暗状态中的灰色群体到底有多大？当地官方对此保持缄默。我想起在南方,“东北小姐”一度成为城市里屡屡“扫黄”的主要对象。在大大小小的酒席餐桌上,关于下岗女工的种种黄段子,成为男人们酒足饭饱后的精神娱乐和必备的消费项目；而我所了解的是,这些惯常被指斥为“懒惰、梦想不劳而获的女人们”身后往往有一个分崩离析的家,在风雨飘摇的世界里支撑起后代的成长,成为她们行将崩溃的精神世界里唯一温暖的慰藉。
我怜惜她们,这些被凌辱和被损害的女人们！http://www.xici.net/d798661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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