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阳有哪些党史故事

Ⅰ 比较经典的党史故事有哪些

1、五四运动，唤醒民众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努力最终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5月4日下午1点左右，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大游行，正式拉开帷幕。学生们火烧了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痛打了章宗祥。学生的爱国行动，更是赢得了全社会民众普遍的支持。上海工人很快发起了反帝爱国大罢工。

工人罢工后，就和学生一道展开各种爱国活动，散发宣传品、上街游行。从5月4日北京学生运动的爆发，经过6月5日“三罢”斗争迫使6月10日曹、章、陆被免职，再到6月28日中国代表巴黎和会拒签和约，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

Ⅱ 关于党史的红色故事 尽量把故事讲的简短一些！

西柏坡绘制蓝图

1949年3月初，是原中央招待所所长陈心良记忆中非常忙碌的日子。他接到一个大任务，要把面积112平方米的机关大伙房，布置成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会场。他组织同志们将一切都布置得妥妥当当，可还是遭到毛主席批评。毛主席指着会场中心挂着的自己和朱总司令的照片说：“开会不要挂我们的像，这样不好，应该挂马、恩、列、斯的照片。”

这时候，已经是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建立新中国的条件已经成熟。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会议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组成主席团。

七届二中全会除了制定促进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方针，还作出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的重大决策；提出全国胜利后，我党必须坚持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和能够同共产党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会议还规定了全国胜利以后，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使我国从农业国家转变为工业国家，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

会议还特别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提出了“两个务必”：务必在革命胜利后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

七届二中全会为新中国描绘了一幅宏伟的蓝图，以“两个务必”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全会结束后，中共中央及其所属机关从西柏坡迁往北平。

Ⅲ 关于党史的小故事

1、一台水力轧花机

1922年，21岁的陈毅回乡时，做过一件至今仍被乡亲们传为佳话的事情。当时，农村极为落后，只有一些人力驱动的前清时安装的农业机械。以轧棉花的机子为例，需要3到5个壮劳动力轮番上阵才能驱动，且效率十分低下。

一日，陈毅步行于羊岔河畔，看着潺潺流水，突然想到村里的轧花机太过笨重，费时又费力。为何不为乡亲们改装成水力驱动？也正好将学到的知识用之于民，让乡亲们认识到科学与知识的力量。

陈毅很快便将想法付诸实践，经过试用，陈毅改装的轧花机不仅省了劳动力，轧棉花的效率更提升了一倍多，十里八乡的村民都赶来“看稀奇”，面对大家的啧啧称赞，陈毅格外开心。

随后，他向留法的同学蔡和森去信，申请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之后，他收到了蔡和森的回信，组织已经同意他的请求。1923年初，陈毅离开故乡。从此，坚定地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如今，这台水力轧花机仍然保存在陈毅生平事迹陈列馆中。

2、一张折痕照片

陈毅生平事迹陈列馆珍藏着一张带有深深折痕的照片，这张照片是随一封陈毅写给父母的信一起送达的。在抗战时期，这是殊为不易的，而它能保存到今天也体现了陈毅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崇高地位。

1943年底，陈毅留下一首《赴延安留别华中诸同志》，即赶赴延安。到达延安后，陈毅参加了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主席团成员、中央委员会委员。

是时，全党全军正在开展“整风运动”，陈毅积极投身其中，时常与毛泽东促膝谈心，书信往来，向毛泽东介绍自己在“整风运动”中的收获。毛泽东复信称赞道：你的思想一通百通，无挂无碍，从此到处是坦途了。

其间，陈毅因思念远在四川的父母，将自己开展劳动的照片附信寄往。为了避免信件被日伪军拦截，陈毅将信中“延安”二字改为“西安”，并落款为“儿仲弘敬书”。信件几经周折，顺利送达父母手中。新中国成立后，陈毅父母将这张照片赠予陈毅的侄女陈德珍。

3、 在休整中扩军

红一军团突破敌人封锁线后，来到江西宜章的白石渡，在这里休整了一天。这里是当时粤汉铁路的必经之地，铁路刚刚在这里开工，聚有许多来此打工的湖南农民。

他们住的是用松树搭成的窝棚，一棚要住20人上下。他们来此是因为家乡遭受天灾，原指望来此挣点工钱回去养家糊口，可工头却从来不发工资，遇有生灾害病，工人们饱受煎熬，一些体质虚弱的人，已经奄奄一息。

红军看到这批湖南农民，立即救济他们，给他们发放谷米和猪肉，并发放衣服物件，有工人急欲回家的，还给他们发了路费。在红军的感召下，工人们三五成群地来到部队，纷纷要求参加革命队伍。

一些年纪大的工人为不能参加红军而叹息：“可惜我老了，不然，我也要参加红军，跟着你们一道走。”他们说：“我活到这样大的年纪，从没有看到这样好的队伍，从没有看到这样真正为老百姓谋利益的队伍，你们一定要成功啊！”

对于参加红军的新战士，红军将士都亲切和蔼地招待他们。一大群衣衫褴褛的工人，一下子就成为穿上军装的新战士了。第二天，部队继续前进，队伍人数增加了数百人。

4、坐筐过绳桥会师

1935年6月14日，中央红军一部和红四方面军一部在达维镇会师。红三军团担负中央交予的维护交通、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任务。彭德怀亲自率领十一团来到维古村。

这是个依傍高山、面临大河的村庄。河上的桥已被敌人破坏，隔河而望，红四方面军的队伍正向这边走来。双方虽是面貌可辨，可使尽力气喊话，对方仍是听不清楚。

急中生智，他们互掷石头，在石头上缠上字条，相约在这里架设悬桥。听说在上游的以念有一道桥，彭德怀又来到以念。这里的绳桥也受到破坏，上下两条绳，只剩一条，河的对面就是红四方面军，双方仍然沿用维古的方法，向对岸掷石头。

十余分钟以后，接到这样的一个字条：“我是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之一部到达了”，“我们是三军团之一部，在此迎接你们。”虽然取得了联络，但双方依然不能讲话，也不能渡河，仍是隔河相望着。

就在为难之际，红军战士在河岸的树林中找到了。于是四方面军的一个战士坐在筐子里将筐子拴在绳子上，从河对岸慢慢地荡过来了。接下来便是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以及其他官兵一个又一个地渡过来。双方终于会师成功。两天后，维古的悬桥经红军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共同努力，终于架设成功了。

5、红军女战士“接受检查”

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越岷山，到达甘肃宕昌哈达铺。部队进入宿营地之后，所有小贩都向红军部队围拢过来。为避免买卖拥挤，各部红军战士都只派出采买员去购买东西，而且买卖用现大洋。群众觉得红军说话和气，买卖又公平，这样多的人马一点不嘈杂，都感到有点惊奇。

在这里更有意思的是几位汉族、回族农妇对于红军中做政治工作的女战士产生了兴趣，她们觉得这些女战士言语行动明明是女子，但细看她们穿着戎装、麻鞋，又缠上绑腿，配着手枪，雄赳赳地又引起她们怀疑。

于是几个农妇格外亲热地拉着一个女同志向他们家里跑，因为她们对女战士是男是女还抱一点怀疑态度，所以向女战士“实行检查”。

红军女战士当时被弄得莫名其妙，大家哗然一笑，然而那些“执行检查”的农妇们则更进一步“亲热”，请那些红色女战士上炕（北方睡土炕，凡有客人来了都请上炕，但女人的炕只请女客）。女同志不仅被请上炕，而且被农妇请吃了晚饭。

一般的战士们虽然没有农妇请吃晚饭，但各个伙食单位都买到了羊肉和白面、盐、油，与雪山草地吃野菜、青草，数月不尝盐油之味的情形比较起来，简直就像“困于囚笼之鸟儿，一旦逃脱而翱翔空中一样”。

红军经过短暂的休整，由此继续向陕北行进，由于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由于秋毫无犯的纪律，沿途都受到群众的欢迎。

Ⅳ 党史故事有哪些

《党史故事——周恩来一生中的三次重要谈话》：

周恩来一生，居功之伟，他是全党工作的典范，也是团结的典范。他终身从事的工作，就是如何把党内力量聚焦起来。这从他一生三次重要的谈话中，即可略见一斑。

第一次谈话

1934年长征之初，毛泽东曾经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不走,要带领一三军团和红九军团的20师留下来，坚持苏区的斗争，最后欢迎中央再回来。这封信交到了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手中。博古当时很年轻，不知道怎么办，于是把信交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看完信，带着三个警卫，连夜骑马从中央所在地瑞金赶到毛泽东的住处，与毛泽东彻夜长谈。那天晚上毛泽东与周恩来谈话的内容没人知道，但是，毛泽东在谈话后就决定和大部队一起走了。这个决定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这是周恩来对中共极为重大的贡献。

第二次谈话

遵义会议开过以后，博古不适合再担任党的主要领导，由张闻天同志接任。但是博古同志不愿意把权力交出来。所以，周恩来与博古彻夜长谈。周恩来对博古讲，你我都是留过洋的，我们这些留过洋的人对中国的情况都不是那么了解。自从我领导的南昌起义失败，我就知道中国革命靠我们这些人搞不成，我们要另外找人，找真正懂中国的人。

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人，他懂中国。我们共同帮助毛泽东，把中国革命搞成功。听了周恩来的这番话，第二天一早，博古就把全部权力交到了中共中央。在后来毛泽东与张国焘、与王明的斗争中，博古也坚决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博古后来说，周恩来那一席话影响了他的一生，中国革命确实一定要由一个懂中国的人来搞。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集团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这样的领袖的结合，他们相互弥补，彼此完善。他们都是伟人，但并不是完人。他们互相之间也会有分歧，也会有意见。不像现在所拍摄的领袖电视剧那样，毛泽东不出来谁都不出来，毛泽东一出来大家都跟着出来。毛泽东不说话大家都不吭气，毛泽东一说话大家都赞同，都争着去执行。

我们党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党，领袖之间的矛盾是难以避免的，意见分歧，方法观点不一样的地方俯拾皆是。他们之间的斗争，他们之间的矛盾，使我们党更加有了生命力。中国共产党正是依托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活力四射的整体，才能够战胜中国近代史上空前强大的蒋介石集团。

第三次谈话

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会合。张国焘骑着一匹白色的骏马，在十余骑警卫簇拥下飞驰而来，毛泽东率领政治局全体委员走出3里路，于蒙蒙细雨中恭候。当时，毛主席给予了张国涛极大的尊重。因为，自中共“一大”至“六大”，张国焘一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直在中共中央核心层。当时，张国焘在中共党内的资格，除了陈独秀，谁都盖不过他。

毛泽东却长期游离于中共中央核心层之外，一直到1927年8月的八七会议，才被增补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所以，以毛泽东当时在中共党内的资格，跟张国焘还无法相比。张国焘当时很感动，但张国焘随后发现，中央红军人数很少，而且衣衫褴褛，枪支长短不齐，没有一件重武器。一渡赤水后，最后一门50毫米山炮被扔到赤水河里面了，中央红军一门重火力炮都没有了，最重的火力就是60炮，这在今天属于步兵轻武器。

所以，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就出现了问题，四方面军8万人，中央红军1万人。张国焘对遵义会议的合法性产生了质疑。事实上，一、四方面军分裂不是因为政治的原因分裂，而是因为力量失衡。对于一、四方面军的分裂，今天有些描述写的很轻易：张国焘南下，走向失败，走向黑暗；毛泽东北上，走向胜利，走向光明。其实，当时毛泽东把一四方面军分裂和被迫北上称为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比1927年大革命失败还要黑暗。

毛泽东很难判断自己这7000人到底能坚持多长时间，他甚至准备把这7000红军打散，做白区地下工作，后来幸亏发现了陕北根据地。到陕北一看，红二十五军已经把陕北完全控制了。红二十五军是原来张国焘的势力。而陕北正在搞肃反扩大化，红军的高岗、刘志丹、习仲勋都被抓起来了。当时红二十五军的军长徐海东，他如果听张国焘这个伪中央的指挥，那中共中央真是毫无希望了。

毛泽东给徐海东写了一封信，要借2000大洋渡过难关。因为这时中央红军就剩6000多人，财政基本上已经完全破产。当然借钱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要试探徐海东的态度。徐海东接到信，把军中供给部长叫来问：我们还有多少钱。供给部长告诉他，我们还有6000多大洋。徐海东吩咐：我们留1000就行了，给中央红军5000大洋。是给，不是借。

还附了一封信，表示红二十五军完全服从中央红军指挥，毛泽东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他后来多次提到，徐海东是于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如果徐海东在那个关键时刻，听张国焘的指挥，那中央红军的前景不堪设想。徐海东同志一生受伤9次，由于严重伤病，没有能够参加解放战争。1955年授衔时，徐海东同志讲，我不授衔也可以，因为解放战争我没有参加。但是毛泽东坚持给徐海东授衔，而且授大将，地位仅次于粟裕。

到延安后，张国焘与毛泽东的矛盾日益加深，周恩来与张国焘进行了长谈，但是这次谈话却失败了，最终没能说服张国焘。1938年张国涛叛变出走，做了戴笠的办公室主任，告诉了戴笠很多中共党内的派系斗争。1949年中共获得全国胜利，张国焘跑到香港，后来从香港跑到台湾，1979年12月病死于加拿大多伦多的养老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