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鲁迅·故事新编的作品鉴赏
《故事新编》是鲁迅的最后的创新之作,里面8篇有5篇写于鲁迅生命的最后时期。面临死亡的威胁,处于内外交困、身心交瘁之中,《故事新编》整体的风格却显示出前所未有的从容、充裕、幽默和洒脱。尽管骨子里依旧藏着鲁迅固有的悲凉,却出之以诙谐的“游戏笔墨”,这表明鲁迅的思想与艺术都达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具有某种超前性。在它的很多篇中,都可以发现或隐或现、或浓或淡的存在着“庄严”与“荒诞”两种色彩和语调,互相补充、渗透和消解。
《故事新编》 仅收入《补天》(1922年11月),《铸剑》(1926年10月),《奔月》(1926年12月),《非攻》(1934年8月),《理水》(1935年11月),《出关》(1935年12月),《采薇》(1935年12月),《起死》(1935年12月)八篇小说,内容涉及鲁迅站在现代思想立场上,创造性地运用多种现代小说的表现形式,对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人物进行再叙述,再评价,并在这种再叙述、再评价之中巧妙地渗入自己对当下现实生活和思想文化的思考与批判。其中,《补天》是对上古神话女娲“抟黄土作人”与“炼石补天”的再叙述,在这一再叙述过程中,鲁迅试图运用弗洛伊德理论来解释“人和文学的缘起”,这就给远古的《补天》带来具有鲜明现代感的心理表现深度。《铸剑》取材于《列异传》中“眉间尺复仇的传说”,但作者重点叙述的则是“黑色人”如何替眉间尺复仇的惊心动魄的过程,在对“黑色人”的复仇意志和复仇行为方式的大肆渲染之中,文本有力地传达出鲁迅对生命、牺牲和友谊的独特理解和评价。后羿射日和嫦娥奔月是中国传统叙事中“英雄+美人”的经典模式,但《奔月》选取的并非传说中羿“射封豕长蛇”的英雄故事,而是集中叙述他在此后陷入了“英雄无用武之地”,无奈之中又遭遇“逢蒙射羿”、“嫦娥弃家奔月”等尴尬处境。鲁迅之所以选择这样一种与上古传说“错位”的再叙述方式,是为了意味深长地凸显“羿”作为英雄的另一面,即他的孤独,困窘和软弱的人性,传达的是一种跨越亘古的心心相印之感。从精神谱系上看,《非攻》中的墨子形象是属于鲁迅在后期思想中要寻找与弘扬的“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的“中国的脊梁”。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墨子主张“兼爱”,反对“非攻”,具有“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的精神。鲁迅在小说中紧紧抓住这一精神原点,紧张而戏剧化地写出墨子与公输般的斗智斗勇,最后促使楚王放弃攻宋。儒家孟子曾攻击墨子说:“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显然,鲁迅并不认同儒家的这一评价。《非攻》中的墨子以自己的意志、胆识和智慧,挽救了弱小的宋国,使数以万计的宋国生灵免遭涂炭,这是一种博大的人间情怀,一种深厚的人道精神,一种无疆的大爱,这也是鲁迅自己一生都在践行的精神之路。《理水》中“大禹治水”的传说,是鲁迅从小就耳熟能详,在鲁迅的心目中,“大禹”属于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精神典范之一。小说并没有直接写大禹治水如何艰辛,而是通过间接的方式来加以暗示:“面貌黑瘦,但从神情上也就认识他正是禹”,“禹便一径跨到席上,在上面坐下,大约是大模大样,或者生了鹤膝风罢,并不屈膝而坐,却伸开了两脚,把大脚底对着大员们,又不穿袜子,满脚底都是栗子一般的老茧。”透过文本对大禹“黑瘦的面貌”和“结满老茧的脚底”的特写,读者可以体会到禹在治水中“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夜入”的艰难困苦和坚持不懈的意志力。此外,在《理水》中,鲁迅还虚构了一群聚集在“文化山”上的学者,他们无视洪水滔天的灾难,在“文化山”上自鸣清高而又无济于事。对于小说中的这些学者,鲁迅都是有所指涉的,从中可以看出30年代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也曲折地表达了鲁迅对“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的愤怒与批评。1906年,时在东京的鲁迅从章太炎先生口中听到老子的“西出函谷”是为了孔子的几句话,尽管鲁迅“也不信为一定的事实”,但这一想法在他心中潜存30年之久,由于30年代语境的激发,这一想法又破土而出。鲁迅不仅赋予这一说法以形象化的表达,而且渗透了自己的现实感受。《出关》一方面叙述了“孔子两次见老子的情景”以及老子选择西出函谷的过程。另一方面,在叙述中,作者有意把老子形象漫画化,讽刺了30年代一些知识分子以老庄哲学为护符,奉行敷衍了事,退守回避的隐逸哲学。“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是中国古人对生存经验的一种总结,它既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世故。在今天的读者看来,伯夷和叔齐“很不识时务”,“饿死于首阳山”是理所必然的。《采薇》是《故事新编》八篇小说中最具有喜剧色彩而又最具内在悲剧性的一篇。鲁迅充分运用喜剧手法,不断铺陈伯夷、叔齐兄弟遭遇到的种种令人难堪的窘境:不平静的养老堂,扣马而谏的失败,逃亡路上的忐忑不安,采薇而食的矛盾。鲁迅越是突出伯夷叔齐兄弟在这些窘境中的迂腐,危机和自身的无力回应与自救,就越能让读者看到存在于这种窘境背后的深刻的精神悲剧性:伯夷叔齐兄弟不食周粟,是基于一种他们所认同的“义”,但他们在动荡的现实中对“义”的坚守又是如此的脆弱,如此的无助,这种在无助与脆弱之中的坚守彰显了一种精神存在的意志与力量,这也是《采薇》思想的魅力之所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常常是“老·庄”并举,这不仅因为两者之间在思想上一脉相承,更重要的是,庄子思想比老子更具有体系性和思辨性。《齐物论》是《庄子·内篇》中历代以来被阐释得最多的“元典”之一。《起死》一文别开生面地运用独幕剧的形式,把《庄子·至乐》中的一则寓言──庄子与骷髅的对话──演绎成小说:庄子请求太上老君施展法术,让死去五百年已成骷髅的汉子重获生命。汉子在起死回生后,就向庄子要回衣服与包裹,在此时,玄妙的、思辨地宣扬“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齐物论”面对现实中粗暴的欲望与诉求,显得束手无策,文本的最后描写了庄子不得不落荒而逃的结局,从而揭示了这种哲学的现实悖论。在现实中,生与死划然两界。在幽明两界泾渭分明的区别背后,承载的是一种对生命和死亡的价值、意义的选择与思考:不知生,焉知死;舍生取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个体选择生与死的正义性的理性判断与道德评价。事实上,在30年代的中国,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得面对这样严峻的拷问,直面或回避,承担或放弃,舍或取,等等,也就成为30年代知识分子精神天平上孰轻孰重的醒目的刻度。
㈡ 简析《故事新编》的艺术特点是什么中国现代文学史,自考试题。
1、“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即作品中的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都有文献可考,但又不受文献束缚,在把握古人古事精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想象和虚构。如《铸剑》原文献只简略记叙复仇故事,鲁迅则着重于性格刻画,这是出自作家在文献基础上的想象和加工,从而创造了一个有性格发展过程的真实丰满而又富有浪漫色彩的复仇者形象。
2、《故事新编》的创作方法,有现实主义、也有浪漫主义。如《铸剑》是一浪漫主义之作,其中虽有现实主义的描写,但作为主要倾向的,是以丰富的想象,离奇的情节等手法,塑造了眉间尺和宴之敖两个复仇者形象。
3、古今交融的艺术特色。以古人古事为情节为主,但也掺进了一部分现代生活内容。如《补天》中女娲腿间的“古衣冠的小丈夫”,《理水》中的文化山上的学者等。这些现实生活内容,暴露和讽刺了现实的种种黑暗面,增强了作品的战斗性。作者还常使这些人物说些现代语,如“时装表演”、“莎士比亚”等。
㈢ 简答举例阐释《故事新编》的艺术创新性
(一)、有鲜明的浪漫主义创作倾向。如果说鲁迅前面两部小说集《呐喊》、《彷徨》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杰作,那么《故事新编》则是表现为浪漫主义创作倾向。这不仅因为这些小说取材于神话传说,有着瑰丽的想象,宏大的结构,非现实性情节,而且因为作品突出地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辉:前期的《补天》、《奔月》《铸剑》在古代英雄的颂歌里,寄托着作家对理想热烈而执着的追求,后期的《理水》与《非攻》更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出了中华民族的脊梁——大禹和墨子这样充满坚定信念与顽强毅力的正面英雄人物,这确实是《呐喊》与《彷徨》所未曾有过的。
(二)鲁迅创造了“古今杂揉”的手法。小说主要人物(如女娲、羿、墨子、老子、庄子)的言行,性格大致都有典籍记载上的根据,其中某些虚构也是可能发生的情节,完全遵循历史真实性的原则;小说中次要的喜剧性的穿插人物大都出于虚构,插入大量现代语言,情节与细节,如《补天》里穿着古衣冠的“丈夫”高叫“人心不古”,就直接取之于“五四”时复古派的语言及形象,《理水》中文化山上的许多学者,开口“Ok”,闭口“莎士比亚”,这些形象的素材都取之于三十年代上海滩上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文人。这种“古今杂揉”的手法,鲁迅称之为“油滑”的手法,是直接从中国传统戏剧里借用来的。我国传统戏剧里出现的“丑角”就是这类惯于插科打诨的穿插性的喜剧人物。因而这种写法,必然在读者的欣赏心理产生两方面效果:既为作品真实地展现的古代人物、环境、生活所吸引,又因现代语言情节、细节不断插入,提醒而冷静思索作品的现实意义,以批判的眼光审视作品所描写的一切。从而使小说获得更为深广的社会意义。
(三)、鲁迅还把《故事新编》称作“速写”,以《呐喊》、《彷徨》里小说有所区别;这主要是在人物塑造上,不追求人物形象的多面性与丰富性,而仅仅抓住人物的主要特征,进行夸张的勾勒,加以漫画化。如《补天》中写的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两腿之间”出现,《非攻》中写“募捐救国队”,《出关》写老子“毫无动静的坐着,好像一段木头”,《起死》吹警笛的庄子形象,都是在绝妙的漫画中完成了人物形象的塑造。从这种漫画式勾勒人物形象的方法,以及具有杂文味的讽刺语言的运用,都可以看出,鲁迅在《故事新编》的写作中,努力把杂文手法渗入小说创作,这就进一步地丰富了小说的艺术表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