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关于科技发明的小故事
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步的源泉。下面是我为您整理的关于科技发明的小故事，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1928年，英国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发现青霉菌能分泌一种物质杀死细菌，他将这种物质命名为“青霉素”，但他未能将其提纯用于临床.1929年，弗莱明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遗憾的是，这篇论文发表后一直没有受到科学界的重视。
10年后，德国化学家恩斯特?钱恩在旧书堆里看到了弗莱明的那篇论文，于是开始做提纯实验。1940年冬，钱恩提炼出了一点点青霉素，这虽然是一个重大突破，但离临床应用还差得很远。
1941年，青霉素提纯的接力棒传到了澳大利亚病理学家瓦尔特?弗洛里的手中。在美国军方的协助下，弗洛里在飞行员外出执行任务时从各国机场带回来的泥土中分离出菌种，使青霉素的产量从每立方厘米2单位提高到了40单位。
虽然这离生产青霉素还差得很远，但弗洛里还是非常高兴。一天，弗洛里下班后在实验室大门外的街上散步，见路边水果店里摆满了西瓜，“这段时间工作进展不错，买几只西瓜慰劳一下同事们吧!”想着，他走进了水果店。
这家店里的西瓜看样子都很好，弗洛里弯下腰，伸出食指敲敲这只，敲敲那只，然后随手抱起几只，交了钱后刚要走，忽然瞥见柜台上放着一只被挤破了的西瓜。这只西瓜虽然比别的西瓜要大一些，但有几处瓜皮已经溃烂了，上面长了一层绿色的霉斑。
弗洛里盯着这只烂瓜看了好久，又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忽然对老板说：“我要这一只。”
“先生，那是我们刚选出的坏瓜，正准备扔掉呢?吃了要坏肚子的。”老板提醒道。
“我就要这一只。”说着，弗洛里已放下怀里的西瓜，捧着那只烂瓜走出了水果店。
“先生，您把那几只好瓜也抱走吧，这只烂瓜算我送你的。”老板跟在后面喊。
“可我抱不了那么多的瓜啊，再说，要是把这只打烂了怎么办?”
“那、那我把刚才的瓜钱退给您吧!”老板举着钱追了几步，但弗洛里己走远了。老板摇了摇头，有些不解地望着这个奇怪的顾客远去的背影。
弗洛里捧着这只烂西瓜回到实验室后，立即从瓜上取下一点绿霉，开始培养菌种。不久，实验结果出来了，让弗洛里兴奋的是，从烂西瓜里得到的青霉素，竟从每立方厘米40单位一下子猛增到200单位。
1943年10月，弗洛里和美国军方签订了首批青霉素生产合同。青霉素在二战末期横空出世，迅速扭转了盟国的战局。战后，青霉素更得到了广泛应用，拯救了数以千万人的生命。因这项伟大发明，弗洛里和弗莱明、钱恩分享了1945年的诺贝尔生物及医学奖。
当机会像一只“烂西瓜”一样被人扔在一边，你若能发现它，并如获至宝，那么，恭喜你，你将获得成功。
“假如设计一座桥梁，小数点错一位可就要出大问题、犯大错误，今天我扣你3/4的分数，就是扣你把小数点放错了地方。”1933年，在一次随机的考测之后，区嘉炜教授这样开导卢嘉锡，他显然注意自己最喜欢的这个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对老师的评分有点想不通。
区教授教的是物理化学，平时挺喜欢考学生，评分也特别严格。这回出的考题中，有道题目特别难，全班只有卢嘉锡一个人做出来，可是因为他把答案的小数点写错了一位，那道题目教师只给了1/4的分数。
如何才能避免把小数点放错地方呢?在理解了教师重扣的一片苦心之后，卢嘉锡思索着。
从此以后，不论是考试还是做习题，他总要千方百计地根据题意提出简单而又合理的物理模型，从而毛估一个答案的大致范围(数量级)，如果计算的结果超出这个范围，就赶此仔细检查一下计算的方法和过程。这种做法，使他有效地克服了因偶然疏忽引起的差错。
善于总结学习方法的卢嘉锡后来走上了献身科学的道路。发现，从事科学研究同样需要进行“毛估”，或者说进行科学的猜想。不过那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思维活动，因为探索未知世界比起学习和掌握现成的知识要艰巨复杂得多。在形成科学上的毛估思想方面，他首先得益于留心揣摩他的导师、后来两度荣获诺贝尔奖(化学奖与和平奖)的鲍林教授的思维方法。
那是1939年秋，在留英时导师萨格登教授的指点和推荐下，卢嘉锡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来到当时很有名气的结构化学家鲍林教授的身边。毫无疑问，探索物质和微观结构奥秘，正是这位不满24岁就获得伦敦大学博士学位的中国青年学者最感兴趣的问题。
结构化学是一门在分子、原子层面上研究物质的微观结构及其与宏观性之间相互关系的新兴学科，不过当时的研究手段还处在初级阶段，通常，科学家们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才能弄清楚某一物质的分子结构。卢嘉锡注意到，鲍林教授具有一种独特的化学直观能力：只要给出某种物质的化学式，他往往就能通过毛估大体上想象出这种物质的分子结构模型。鲍林所表现出来的非凡才能令他的学生钦佩，但卢嘉锡关没有使自己仅仅停留在崇拜者的位置上。
鲍林教授靠的是一种“毛估”，我为什么就不能呢?在反复揣摩之后，卢嘉锡领悟到：科学上的“毛估”需要有非凡的想象力，而这种想象力只能产生于那些拥有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丰富的科研实践经验、训练有素而善于把握事物本质和内在规律的头脑，于是，他更加勤奋刻苦，孜孜以求。
1973年，国际学术界对固氮酶“活性中心”结构问题的研究还处在朦胧状态，当时的科学积累距离解开固氮酶晶体结构之谜还有相当一段路程。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卢嘉锡在组织开展一系列实验研究的基础上，就提出了固氮酶活性中心的“原子簇”模型，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福州模型”。它的样子像网兜，因而又称之为“网兜模型”(后来又发展出“孪合双网兜”模型)。四年以后，国外才陆续提出“原子簇”的模型
时至1992年，实际的固氮酶基本结构终于由美国人测定出来，先前各国学者所提出的种种设想都与这种实际测定的结构不尽相符。猜想与事实之间总是有些距离的，然而作为世界上最早提出的结构方面基本模型之一──19年前卢嘉锡提出的模型，在“网兜”状结构方面基本上近似地反映了固氮酶活性中心所具有的重要本质，他的“毛估”本领不能不让人由衷叹服!
长期的科研实践，使卢嘉锡特别重视毛估方法的运用，他常常告诫他的学生和科研人员：“毛估比不估好!”他希望有幸献身科学的人们，在立题研究之初就能定性地提出比较合理的基本“结构模型”(通常表现为某种科学设想或假说)，这对于正确地把握研究方向、避免走弯路是很有意义的。但他同时提醒大家：运用“毛估”需要有个科学的前提，那就是全面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否则，“未得其中三昧”，那毛估就可能变成“瞎估”。
“三昧”，古语指事物的诀要所在。其实，无论哪种科学方法，如果只会从形式上运用它，充其量不过是一名熟练的工匠;只有那些善于从本质上把握它的人才会成为大师。
这是1895年的一天晚上，在德国某城一个科学家的家庭里发生的故事。|
物理学家伦琴(1845—1923年)啃了几口面包，就又回到实验室去了。妻子贝塔立刻走出卧室，包了一些食物，怒气冲冲地给伦琴送去。此时，伦琴正在实验室里聚精会神地做着实验。他把一本厚书放在相距大约两米远的一架荧光屏与一只克鲁斯管之间。
“你究竟还要不要吃晚饭?现在都已过深夜12点了。”贝塔到实验室，板着脸，大声对伦琴叫道。
“喂，亲爱的，快来看，我发现了一种新的射线。你看，它能穿过两米厚的空气，还透过这本厚书。真是太神奇了。”伦琴看到妻子来了，立刻高兴地手舞足蹈。
妻子刚进实验室的时候，可没有在意伦琴的实验。听到丈夫神秘而激动的声音，好奇心也来了：“你再做一遍，让我从头看一下吧。”
“好的!”伦琴对妻子说，“不过，你得帮我一下，请拿着荧光屏，逐渐退远去，这样我们就可以测出射线的射程了。”
妻子照伦琴说的去做了，可是，刚走一步，只听她突然惊叫起来：“蔼—，亲爱的，快来看我的手。”
“你的手怎么啦?是不是被刺痛了?”伦琴赶紧抓住妻子的手，关切地问。
“不是的，你快看屏幕上面。”贝塔神色惊慌地大声说。
这时，伦琴立刻看到荧光屏上清晰地显示出贝塔手指的骨骼影像，“喔——真是奇迹，真正的奇迹。”伦琴惊喜地叫道。随即一个新的设想在他的脑中出现了。“亲爱的，你把手放到荧光屏前回去，我给你的手照一张相。”
妻子把手放在克鲁克斯管附近的用黑纸包好的底片上。不一会儿，伦琴便把照片洗出来了。这是妻子的一个完整的手骨影像，连她戴在无名指上的结婚戒指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亲爱的，我们可有了一项世界上了不起的发现了。这张照片，就是我们奉献给人类的最珍贵的礼物。”50岁的伦琴挥动着照片，激动得跟孩子一般。
“对，亲爱的。但是，造就这奇迹的看不见的射线究竟是什么呢?”
“啊!这可是种神奇的射线。”伦琴喃喃自语，“称它什么好呢?”
“它还是未知数嘛，是X。”妻子打趣地插话道。
“对，就叫它X射线。”伦琴眉毛一扬，大着嗓门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