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溪党的故事有哪些

❶ 有关党的小故事

1、周总理与机长的故事

周恩来总理去某地视察工作，飞机着陆后，他同机组人员一一握手，表示感谢。这时机械师正蹲在地上工作，周恩来同志和其他同志握手后就站在机械师身后耐心地等他，并示意别人不要惊动他。机械师工作结束后转过身来，才发现总理站在身后，不禁大吃一惊，忙说：“对不起，总理，我不知道您在等我。”

总理笑着说：“唤，我没影响你的工作吧？”“没有，没有”，机械师赶忙说。周总理这种尊重别人，讲礼貌的好品质、好作风深深地感动了机械师和在场的所有人。

2、孔繁森廉洁小故事

新时期共产党员的楷模孔繁森，更是一位一尘不染两袖清风的好干部。这位模范干部收留了三个震灾中认识的孤儿。由于生活拮据，他到血库要求献血。在外人眼里，一个共产党的中高级干部生活如此清贫真难以想象。

1993年，妻子到西藏探亲，去的路费由自己筹措。由于看病，妻子将返程的路费花光，只好向孔繁森要钱，他东挪西借才勉强凑了500元，而回程机票当时是每个人800元。妻子不忍心让丈夫为难，就自己找熟人借了一些。

回到济南后，他妻子去看上大学的女儿，女儿一见面就对妈妈说：“学校让交学杂费，我写信给爸爸，爸爸让我跟您要。”他妻子一听，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自己身上剩下的钱，连回家乡聊城的车票还不够，哪里还有钱给女儿交学费。

孔繁森把工资中的相当大一部分用于帮忙有困难的群众，平时根本就没有攒下几个钱。他给群众买药，扶贫济困时出手大方，少则百十元钱，多则上千元。他因车祸牺牲后，人们在他的遗体上找到的现金只有8元6角，在场的每个人都流了泪。

3、毛泽东的廉洁故事

据主席身边的警卫员回忆，1929年1月，红四军下井冈山，迂回于赣南、闽西之间，毛主席行军，战士们沿途没见他骑马，可部队中的伤兵、病号、掉队的战士们都骑过他的马。虽说毛主席是前委书记，但他同战士们同吃一锅饭，同吃一盆菜，没有丝毫区别。

1932年，红军打到漳州，警卫员住在毛主席那里。一眼看见他脚上穿的黑线袜子，已经洗成又薄又稀的灰色袜子了，主席发现他盯着他的袜子看，就把脚一伸，说：“这双袜子还是1929年下井冈山后你替我买的，已经换过两次袜底了，你看还是好的。

但是再不能换袜底子了，袜面也太稀薄，经不起洗了。”主席说着，还有些舍不得的样貌。毛主席行军中惟一御寒的一条毯子，也不知用了多少年，上面的毛已基本上掉光，差不多是一个麻袋片了。部队并不是没有像样的毛毯，但是他硬是不要。

此刻想想，那时的毛主席已是红军的领导核心，毛主席的廉洁，在当时是少有的。

4、周总理与一只钢笔的故事

某次，一个美记者采访周恩来时，看见桌上放着一支美国派克钢笔。他以一种讥讽的口气问道："请问总理阁下，你们堂堂中国为什么还要用美国的钢笔呢？"

周恩来淡淡一笑，答道："谈起这支派克钢笔话就长了。这是一个朝鲜朋友的抗美战利品，他是作为礼物赠送给我的。我想，无功不受禄，就推辞。朋友说，留下做个纪念吧，我觉得有意义，就收下了贵国的这支派克钢笔。"

5、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代表维金斯基等来华，先后会见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开始酝酿成立共产党。之后，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的基础上，于1921年7月下旬，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出席大会的代表有：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十二人，还有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以及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

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制订了我党的第一个纲领。规定了党支的奋斗目标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达到共产主义”。大会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由陈独秀担任中央局书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❷ 有关党的故事有哪些

1、日出东方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开幕，后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央领导机构。党的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中国出现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

2、星火燎原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三湾改编”后的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创建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革命走上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开端。

3、力挽狂澜

1934年10月中旬，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等原因，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1935年1月上旬，中央红军强渡乌江，占领贵州遵义。1月15日到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4、周总理与一只钢笔的故事

某次，一个美记者采访周恩来时，看见桌上放着一支美国派克钢笔。他以一种讥讽的口气问道："请问总理阁下，你们堂堂中国为什么还要用美国的钢笔呢？"

周恩来淡淡一笑，答道："谈起这支派克钢笔话就长了。这是一个朝鲜朋友的抗美战利品，他是作为礼物赠送给我的。我想，无功不受禄，就推辞。朋友说，留下做个纪念吧，我觉得有意义，就收下了贵国的这支派克钢笔。"

5、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代表维金斯基等来华，先后会见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开始酝酿成立共产党。之后，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的基础上，于1921年7月下旬，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出席大会的代表有：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十二人，还有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以及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

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制订了我党的第一个纲领。规定了党支的奋斗目标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达到共产主义”。大会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由陈独秀担任中央局书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❸ 聂耳的爱国故事

聂耳（原名聂守信，1912年2月14日－1935年7月17日），中国音乐家，字子义（亦作紫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

生平介绍

聂耳是云南玉溪人，出生于昆明。聂耳从小喜爱音乐，1918年就读于昆明师范附属小学。利用课余时间，聂耳自学了笛子、二胡、三弦和月琴等乐器，并开始担任学校“儿童乐队”的指挥。1922年，聂耳进入私立求实小学高级部，1925年考取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插班生。
1927年聂耳毕业于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并进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参与了学生组织“读书会”的活动，并与友人组织“九九音乐社”，经常参加校内外的演出活动。在这期间，他还自学了小提琴和钢琴。
1931年4月聂耳考入黎锦晖主办的“明月歌舞剧社”，任小提琴手。1932年7月发表《中国歌舞短论》，并因批评黎氏被迫离团。1932年11月进入联华影业公司工作，参加“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并组织“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组。1933年，聂耳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4月聂耳加入百代唱片公司主持音乐部工作，同时建立百代国乐队（又名“森森国乐队”）。这也是聂耳最多产的一年。1935年初，聂耳创作了着名的《义勇军进行曲》
1935年1月聂耳任联华二厂音乐部主任。1935年7月17日，年仅23岁的聂耳在日本藤泽市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

■他是天才的音乐家，又是革命者。 恰恰因为后者，才渗首汪能出现前者辉煌

“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乐乃心声”。聂耳本人乃至他那些激越高昂的不朽作品，都是那个特定的民族危亡时代所造就。那些铿锵有力的音符，也都是当时环境下人民的心声。 日本侵华和国内抗日群众运动的风雨，在他心中激起澎湃的心潮，音乐与革命从此结合到一起。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的十天后，即2月7日，在外面隆隆炮声可闻、难民在街上到处流离奔走哭喊的环境中，聂耳在日记中首次提出“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聂耳是一个天才的音乐家，又是一个革命者，而且恰恰因为后者，才能出现前者的辉煌。他的一系列作品，特别芹好是《义勇军进行曲》，正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产物。
《义勇军进行曲》在银幕上首次响起时，不幸正逢聂耳去世，但这支歌作为民族革命的号角响彻了中华大地，还享誉全球。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英、美、印等许多国家电台经常播放此歌。战争结束前夕，美国国务院还批准将其列入《盟军胜利凯旋之歌》中。 新中国成立前夕征集国歌时，周恩来就提出用这首歌，并在新政协会上一致通过。在1949年的开国大典和此后每年的国庆节，聂耳谱出的乐章都雄壮地奏响，这足以告慰亡逝于异国的英灵。

■音乐创作生涯只有两年，却创作 出许多影响几十年的歌曲

在北平时穷得买不起棉衣，却在 秋末深入天桥等地，用有限的几 个钱来收集北方民间音乐素材， 并聆听卖嗓子、卖武功的吼声;他 在上海一年的苦苦积攒，才买到 一把梦寐以求的廉价小提琴
聂耳的音乐创作生涯虽然只有1933年至1935年这短短的两年，却创作出丛仔《大路歌》、《码头工人歌》、《开路先锋》、《新的女性》、《毕业歌》、《卖报歌》、《铁蹄下的歌女》等几十年来一直脍炙人口的歌曲。这些辉煌成就的取得，除了他个人的天才，最主要的是他深入社会生活的最底层。他在1933年6月3日的日记中总结说：“音乐与其他艺术、诗、小说、戏剧一样，它是代替大众在呐喊，大众必然会要求音乐新的内容和演奏，并要求作曲家的新态度。”
从小家境贫寒的聂耳对劳苦大众有深厚的感情，鄙视那些钻在“象牙之塔”中的孤芳自赏和为少数人服务的“阳春白雪”。他在北平时穷得买不起棉衣，却在秋末深入到贫民区天桥等地，用有限的几个钱来收集北方民间音乐素材，并在“充满了工人们、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环境中聆听卖嗓子、卖武功的吼声，从中知道了他们“生命的挣扎”的心曲。在上海，他经常踏着晨霜夜路体验女工上班的辛苦，从而创作出《新女性》。聂耳还与小报童交上了朋友，天天问寒问暖，那首着名的《卖报歌》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吟诵出来的。
聂耳没有像样的创作条件，到上海一年后经过苦苦积攒，才买到一把多年梦寐以求的廉价小提琴。他居住的斗室冬冷夏热，到北京一次连续登台演出四天仅得6元钱报酬。这不仅使他从心底更憎恨资本家老板剥削的冷酷，其作品也不断呼喊出人民要求解放的心声。

■田汉在香烟包装纸上匆匆写下 《义勇军进行曲》，聂耳于国内定 下初稿，最后谱成于敌国境内

30年代中期，日寇侵占东北后又把铁蹄伸向华北，国内的反动腐朽势力却仍沉溺于纸醉金迷中。社会上充斥着“桃花江”、“毛毛雨”、“妹妹我爱你”一类萎靡丧志的淫歌艳曲。共产党员作家田汉找到聂耳，认为如此“唱靡靡之音，长此下去，人们会成为亡国奴”。二人就此议定，要创作一首歌，来战胜“桃花江是美人窝”。二人研究了《国际歌》、《马赛曲》和《船夫曲》，认为很有气势，可以借鉴。1935年初，田汉改编了电影《风云儿女》，并写了一首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由于发现国民党特务已来追捕，他仓促间在一张小小的香烟包装纸上写下歌词，就被抓进监狱。
夏衍拿到田汉留下的剧本，在里面发现了那张写着歌词的香烟衬纸。不久，聂耳来找夏衍，听说此事后，主动提出：“作曲交给我，我干！”聂耳根据同田汉一起提出的构想，带着满腔激愤，只用两天时间便谱写了初稿，随即因躲避追捕到了日本。在那里，他一方面受到友好人士的热情接待，一方面也看到军国主义分子大肆鼓噪“扩大在支（那）利益”，并磨刀霍霍。聂耳由此更激发了创作灵感，迅速将歌曲定稿寄回国，其旋律更加高昂雄壮。

主要作品

聂耳一生共创作37首乐曲，都是在他去世前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所写的，其中反映工人阶级生活和斗争的歌曲占有较大比重。聂耳经常与田汉合作。除义勇军进行曲外，聂耳的代表作品还有《毕业歌》、《前进歌》、《大路歌》、《开路先锋》、《码头工人歌》、《新女性》、《飞花歌》、《塞外村女》、《铁蹄下的歌女》、《告别南洋》、《梅娘曲》、《卖报歌》、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及民族器乐曲《翠湖春晓》、《金蛇狂舞》等。

聂耳墓志铭

1954年，中共云南省人民政府决定重修聂耳墓地，请郭沫若题写墓碑和墓志铭。这年2月，郭沫若书题“人民音乐家聂耳之墓”碑和墓志铭：
聂耳同志，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声鼙鼓也。其所谱《义勇军进行曲》，已被选为代用国歌，闻其声者，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庄严而宏志士之气，毅然而同趣于共同之鹄的。聂耳呼，巍巍然，其与国族并寿，而永垂不朽呼！聂耳同志，中国共产党党员也，一九一二年二月十四日生于风光明媚之昆明，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溺死于日本鹄沼之海滨，享年仅二十有四。不幸而死于敌国，为憾无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
如今的聂耳墓地，已是20世纪80年代初迁葬、新建的了。镶刻在墓地左屏风墙上郭沫若撰书的墓志铭，也删去了“不幸而死于敌国，为憾无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的话。其中原因何在?
聂耳溺水身亡的1935年，正是日本逐步实行侵略中国计划之际。聂耳的死讯传回中国国内后，众多爱国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都为失去这样一位音乐天才而深感痛惜，纷纷在《晨报》、《电通》、《中华日报》、《新音乐月刊》、《大公报》等数十种报刊撰文纪念，共同怀念这位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吹响了警醒号角的先锋斗士。郭沫若也写下了悼念聂耳的诗。
1954年2月，郭沫若为聂耳题写碑文和墓志铭时，中日两国尚无外交往来，彼此仍以“敌国”视之。故郭沫若在墓志铭中有“不幸而死于敌国，为憾无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之语。
在郭沫若题写墓志铭的9个月后的11月1日，日本人在藤泽市鹄沼海岸聂耳遇难地附近，建立了聂耳纪念碑。1963年，随着中日民间的贸易往来，日本人民又重建“耳”字形的花岗石纪念碑，日本戏剧家秋田雨雀先生撰写介绍聂耳生平碑文，并请郭沫若题写纪念碑。郭沫若书题了“聂耳终焉之地”六个大字。
1972年，中日建交。1980年5月，聂耳殉难地的日本藤泽市官员在昆明市聂耳墓地手植云南名花杜鹃花和藤泽市市树——藤树，表达对聂耳的怀念之情，并希望两市以聂耳为纽带，建立友好城市。中共云南省和昆明市政府回应日本人的热情，决定迁葬、重建聂耳墓地。墓碑仍用郭沫若所题字。 1982年年初，云南省文化局将这一想法，报请文化部批准。最终经批准，墓志铭继续使用，但在墓碑重刻前，先用水泥抹去后两句，在颜色上要尽可能与原石碑一致。
按照文化部的指示，昆明市人民政府在墓地左屏风墙上 重新雕刻了郭沫若的墓志铭，并删去了后两句话。

电影:

《聂耳》 故事片。海燕电影制片厂1959年摄制。
青年聂耳因参加学生爱国运动，被迫 离开云南故乡，到上海一家小商号当 雇工，不久商号倒闭，聂耳流落街头 。后为生计所迫，进五花歌舞班当小 提琴练习生。演出中与女友郑雷电不 期而遇。在郑雷电的鼓励下，聂耳去 国立音专应试，但因家境贫寒，不为 校方所容，愤而离开考场。后得到郑 雷电的帮助，参加上海工人主办的救 灾募捐义演，并结识共产党的地下工 作者苏平。他向苏平坦陈追求革命的 心愿，自此，参加党领导的“反帝大 同盟”。不久，党派郑雷电赴江西苏 区学习。临行前，她与聂耳相约在龙 华塔上作别。1932年日军侵犯上海， 一二八战争爆发，上海人民声援十九 路军浴血奋战，聂耳与歌舞班同仁亦 参与慰劳演出，又结识了进步戏剧家 匡文涛和进步音乐家张曙。歌舞班主 率队演唱靡靡之音《桃花江》，令爱 国士兵深为反感。聂耳与张曙等进步 人士高歌《马赛曲》，激励伤员抗敌 斗志。在匡文涛启发下，聂耳萌发要 有中国“马赛曲”的强烈愿望。形势 日益恶化，歌舞班主屈服于反动势力 ，演出低级庸俗的节目，聂耳愤然离 去，赴北平投身抗日救亡演剧活动。 后又随苏平返回上海，加入中国共产 党。相继创作《扬子江暴风雨》、《 开路先锋》、《大路》、《毕业歌》 、《新的女性》、《塞外村女》等优 秀歌曲。1935年春，党组织决定送聂 耳去苏联深造。出国前夕，聂耳受田 汉所作歌词《义勇军进行曲》的感染 ，谱出不朽名曲。是年7月17日，途 经日本，聂耳在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 逝世。本片于1960年获第十二届卡罗 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传记片奖。 编剧： 于伶、孟波、郑君里 导演： 郑君里 摄影： 黄绍芬、罗从周 美术： 韩尚义 作曲： 葛炎、黎英海、刘福安 扮演者 剧中人 扮演者 剧中人 赵 丹 聂 耳 张瑞芳 郑雷电 王 蓓 万千红 邓 楠 老 江 江 俊 苏 平 高 博 匡文涛 韩 涛 歌舞班 夏 天 赵梅农 班主 韩 非 孙 英 陈 述 钱也乐 黄宗英 冯 凤 关宏达 小 丑 仲星火 张 曙 郑 敏 电影公司 经理

聂耳的故事

母亲的歌让他着迷
聂耳的父亲聂鸿仪在昆明甬道街72号开了一家成春堂药店。1912年2月15日，聂耳出生在药店的楼上，原名紫艺。不久，父亲死了，药店由母亲经营，殷实的聂家开始中落。在幼年聂耳的记忆里，母亲经常坐在灯下，拨拉算盘，算完账后，叹气，发愁。聂耳曾暗许心愿：今后一定要“让母亲过好日子”。他到上海后，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屡屡提到“汇钱”之类的字眼。

母亲是聂耳最大的牵挂。从照片中看，母亲彭寂宽是比较典型的傣族妇女的长相。令人佩服的是，彭氏没有上过一天学堂，但跟着丈夫，居然能够读医书，丈夫死后还能坐堂把脉问诊，养家活口。彭氏的聪慧，显然也遗传给了儿子。聂耳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乖巧伶俐，一支简陋的竹笛能吹得五彩缤纷，甚得亲友疼爱。

母亲能唱各种民歌，包括在昆明等地民间广泛流传的洞经调、花灯调、洋琴调，等等。动听的歌曲与歌曲里的故事让小聂耳着迷。蔡锷功成名就之时，聂耳还是黄口小儿，但他从母亲的歌里认识了蔡锷。蔡将军云南首义讨袁护国的壮举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习武从军曾是少年聂耳的一大志向。十六岁那年，聂耳终于憋不住了，背着家人偷偷参军，被编入十六军湖南新兵队受训，后投考黄埔军校不果，又被军队遣散，习武之念才在无奈之中打消。不得已，转而读书、演戏、作曲，但成就伟业之心未了。

在一篇《我之人生观》的中学作文中，聂耳表示，如果有可能，他不会从事宗教、哲学和科学的行当。他的理想是先上大学，然后出外游历，最好是出国，行路读书，增长见识，学术上有所建树。最后挣几个钱，与几个谈得来的朋友，找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读书，弹琴，度悠闲时光。他还特意表示，昆明的西山将是自己隐逸的首选。

待到年长几岁也就是中学毕业考入云南省立师范学校后，聂耳又写了篇《我之人生观》，他的学生腔明显少了，代之而起的是，希望学工科，研究点艺术，做一个“并不是鲁滨逊那种个人主义的思想”的游历家，然后“以实在考察之所得以建设新的社会”。

演艺圈的“拼命三郎”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聂耳来到上海，举目无亲，托人帮忙在“申庄”采购站找到了一份稽查员的工作。谁知“申庄”在昆明的总部云丰商行因为偷税被查封，上海的分店遂告关门。聂耳失业了。

还好，天无绝人之路，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刊登在《申报》上的招生启事引起聂耳的注意。每月能挣十元津贴，还管吃住，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聂耳忐忑不安地进了考场，因为紧张而发挥得一般，但却被主考官黎锦晖录取了。

明月歌舞剧社的前身，是黎锦晖创办的中华歌舞剧团。这是我国最早的职业性歌舞团。阵容虽然不大，但是因为拥有上海有名的“歌舞四大天王”王人美、胡笳、白丽珠、薛玲仙以及影帝金焰等名角，在上海乃至全国名噪一时。聂耳在群星璀璨的“明月”是名小提琴练习生。

七八个人一间的狭小宿舍，练琴时得站在墙角，但聂耳却感到了生活的奢侈。初到不久，他帮助昆明老家的朋友张庚侯、廖伯民在上海代租电影拷贝，得到一百元报酬。一百元啊，离开大家庭以来他还从未拥有过这么多的钱，聂耳的心狂跳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邮局给母亲邮去一半。另一半，买了一把小提琴，还有两本乐谱。这把普通的小提琴，从此为聂耳的生活增添了华丽的色彩。王人美的二哥王人艺是聂耳的专职小提琴老师。于是，人们常常看到师徒二人认真地矫正指法，“错了”，“又错了”，德沃夏克的《幽默曲》时断时续。“小老师”与聂耳同龄，平常为人很随和，教琴却毫不马虎。十九岁的聂耳，刚刚摸琴，连乐谱都看不懂，哪里懂什么对位、和声，“小老师”有点急了。但聂耳可不傻，他知道自己碰上了好老师。“一定能学会，”他对自己说。吃罢晚饭，大家都结伴去逛“四马路”，到“大世界”看杂耍，聂耳却一声不吭，躲进房间练琴。他要完成自己的业务指标：一天至少“恶补”七个小时的琴。

“拼命三郎”聂耳很快出名了。其时，电影和戏剧往往裹挟在一起。一套演员班底，一会儿在舞台上演话剧，一会儿又聚集的水银灯下。这样做，虽出于制片商节省成本的策略，客观上却锻炼了演职员。比如王人美在电影《风云儿女》中除饰演女主角之外，还要唱主题歌。拉小提琴的聂耳，也要时不时上场扮个什么卖油炸臭豆腐的小贩；或者涂一身黑墨，扮成黑人矿工。他善于模仿的表演才能已是尽人皆知。1959年，赵丹在电影《聂耳》里出演聂耳时，还不止一次地谈及当时的往事。

出入“明月”的都是上海滩演艺界的知名人物，蔡楚生、孙瑜、卜万苍、金焰、郑千里、王人美、黎莉莉、白丽珠、赵丹、周璇、阮玲玉，等等。近观名人，聂耳才体会到什么是“风头正健”。星光照耀之下，起初投身于此只为谋生的聂耳，眼界一下子开阔起来。

“耳朵先生”和“田老大”

活泼，天真，十九岁的聂耳是个孩子王，身边总围着歌剧社的小演员们。做游戏，输了，孩子们起哄，聂耳乐颠颠地耸动着两只耳朵。大家不满足，“耳朵先生，再来一个嘛！”聂耳又“秀”了一下。

聂耳最爱看电影，而且每遇动情之处必哭，这在朋友中出了名。他的这个习惯常被朋友们当做笑料，他自己却觉得再自然不过。至情至性，有何不好？

那时，聂耳与他的同乡、上海泉漳中学的教员李生萱来往很频繁，此人即后来的着名哲学家艾思奇，聂耳因此对哲学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和向往。

“一·二八”以后，上海白色恐怖严重，中共提出在文艺界发展党员，壮大左翼力量。年轻活跃的聂耳被列为首批培养对象。培养和联系人是上海左翼剧团联盟负责人田汉，后来介绍聂耳入党的也正是田汉。但在聂耳目前保留下来的十多万字的日记、文章、书札里，关于田汉的描述却很少，即使有，也大多是流水账式的记录，至多用“很好”这样的字眼笼统地表示一下。勤写日记和书信的聂耳，逢“田”何故谨慎规避？令人不得而知。当然，在田汉的眼里，聂耳最初只是一个有着不平凡经历的追求革命的贫苦学生，两人阅历、资历以及性格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但这并不妨碍田、聂二人在音乐创作中的默契合作。

1933年至1935年两年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一同创作了《开矿歌》、《大路歌》、《毕业歌》、《码头工人》、《苦力歌》、《打砖歌》、《打桩歌》、《告别南洋》、《春回来了》、《慰劳歌》、《梅娘曲》、《打长江》、《采菱歌》、《义勇军进行曲》等十四首歌曲，几乎占了聂耳全部作品的一半。聂耳的处女作《开矿歌》是两人合作的开端。后来被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则是两人合作的巅峰。

电影《风云儿女》剧本刚刚完稿，编剧田汉被捕了。聂耳见到导演夏衍的第一句话是：“《风云儿女》谁来作曲？”第二句话就是：“我来写吧，田汉也会同意的。”自信与笃定溢于言表。狱中的田汉果然同意了聂耳的请求。很快，聂耳就拿出初稿，定稿是聂耳到日本后完成的。

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东京附近的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死，年仅23岁。当时，由诗人郭沫若在日本写了一首诗，以志纪念；1954年云南省重修聂耳墓，郭沫若又撰写碑文；同年，日本藤泽市修建聂耳纪念碑，碑铭也由郭沫若题写。聂耳生前与郭沫若是否有交往，我们并不清楚，但作为田汉的密友，因为田汉的缘故，郭沫若关注聂耳是十分自然的。只是，为什么不是田汉呢？由此推想，尽管聂耳和田汉有过多次成功的合作，在“朋友”和“搭档”之间，笔者更倾向于从后者的角度考量两人的关系。聂耳提起田汉，总是恭恭敬敬地称一声“田老大”。

1934：“我的音乐年”

1934年4月1日，聂耳加盟由英国人经营的东方百代唱片公司。百代公司当时在上海十分出名。

初进“百代”，聂耳只是音乐家任光的录音工作助手，但是很快他就被任命为音乐部副主任，这是因其一目了然的才秉。“百代”老板大气地对聂耳说：不管你是谁，你做什么，只要你能做成，有影响，有效益，你就尽管去做。

聂耳“拼命三郎”的劲头又上来了，抄谱，作曲，演出，开研究会，一刻都不消停。他是如此兴奋而忙碌，以至连写日记的时间都没了，整整七个月的“百代时期”，临到末了他才粗略地写了一篇“总结”文字。在这篇注明“四月四日”的日记里，亢奋中的聂耳一再使用“一致地赞许”、“批评甚佳”等火爆字眼，形容自己为电影《渔光曲》、《桃李劫》、《大路》创作的音乐作品。

忙碌中聂耳最用心力的是国乐队，业余演出时这个乐队也称“音乐社”。乐队很小，只有几个基本席位，成员都是往来较密切的同行，每礼拜开两次夜工，因为是同人性质，大家的兴致很高。乐队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乐伴奏和合奏形式方面的改革实验。聂耳根据云南等地民间乐曲改编完成《山国情侣》、《昭君和番》等四首民乐作品，都是交由音乐社首演的，现场与报章的反响让他和他的朋友们兴奋不已。

今天，辞典里有关“聂耳”这一词条，在“《国歌》的作曲者”后面通常都会加上一句“中国新音乐的创始人”。“百代”就是聂耳“新音乐”的实验室。

人生的价值往往成就于一个瞬间，一个阶段。1935年聂耳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了聂耳作为一个音乐家的标志性作品，但他丰富多样的音乐实践，在1934年就已大略成型了。他自己说过：“1934年是我的音乐年。”

那一年，碰见熟稔的朋友，聂耳总会半真半假地发几句牢骚：忙！真忙！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话刚说完，一转身他又忙得像个陀螺，从乐队转到合唱队，从合唱队转到摄影棚——因为他正在筹划歌剧《扬子江暴风雨》。若干年后，夏衍回忆当年情景时，曾长叹再没有能像聂耳这样“抢”着干事的人了。

1934年，聂耳真的特别快乐，他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完全变了。在名人如毛的上海文艺圈，聂耳曾一度很沮丧；但这一年，他恢复了惯有的自信。

六十多年后，新世纪的第一个新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在奥地利的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当地许多社会名流盛装莅临。音乐厅的气氛出乎意料地好，每一曲终了总有热烈的掌声。聂耳在“百代时期”编创的《金蛇狂舞》起奏。大厅里静极了，丰沛的个性化的旋律流淌在多瑙河畔。突然，震耳的掌声提前响起。一时间，作为听众的笔者百感交集，想到很多，包括聂耳。这次音乐会上还演奏了聂耳在“百代”期间主持改编的另一首新民乐《翠湖春晓》，同样以那充满民族个性色彩的优美打动了异域的听众。今天，《金蛇狂舞》和《翠湖春晓》已被国际音乐界视为中国民乐的经典作品，灵魂早已升入天国的聂耳，你有什么新的感想么？

❹ 简短的红色故事有哪些

• 01

  1、1934年12月20日，红军中央纵队从这里离开往河口方向走，从这里到河口有20多公里路，他们21号赶到河口。红军在河口打过仗，准备抢渡河口，国民党派王家烈的2个团驻守，红军派了2个团用炮和他们打，最终抢到渡口过河。

  2、1928年，朱德同志带领一支红军队伍到井冈山跟毛主席会师。山上是红军，山下不远就是敌人。井冈山上出产粮食不多，常常要抽出一些人到山下的茅坪去挑粮。从井冈山上到茅坪，来回有五六十里，山高路陡，非常难走。可是每次挑粮大家都争着去。 朱德同志也跟战士们一块儿去挑粮。他穿着草鞋，戴着斗笠，挑起满满的一担粮食，跟大家一块儿爬山。白天挑粮，晚上还常常整夜整夜地研究怎样跟敌人打仗。大家看了心疼，就把他那根扁担藏了起来。不料朱德同志又找来了一根扁担，写上“朱德扁担不准乱拿”八个大字。大家见了，越发敬爱朱德同志，不好意思再藏他的扁担了。

  3、12岁的龙门村儿童团团长海娃每天一面放羊，一面放哨，监视着前边平川地里敌人的据点。一天，炮楼里的鬼子进山去抢粮食了，只剩下“猫眼司令”和几个鬼子兵。民兵中队长老赵画了一张攻打炮楼的路线图，并写了一封信准备把它交给八路军张连长。老赵把送信的任务交给了儿子海娃。海娃一看信封上面插了鸡毛，知道是十分重要的，他赶着一群羊作掩护送信去了。没想到，海娃在山沟里碰上了鬼子，他灵机一动，把鸡毛信拴在了“老头羊”的尾巴里，瞒过了鬼子小队长。一路上海娃受尽了折磨。深夜海娃好不容易从睡得像死猪一样的鬼子的腿缝里溜了出来。他赶到羊圈里，小心地把鸡毛信取了下来，一口气跑了几里路。后面伪军也追来了，海娃又被他们抓回去。他把鬼子带到了一条山路上，鬼子的骡马不能爬陡峭的山坡，海娃乘机拼命往山上爬，愈爬愈远，鬼子开枪打中了海娃的手。海娃忍着疼拉开嗓子喊“八路军叔叔……”就这样，海娃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把鸡毛信交给了张连长。

  4、在鬼子的一次突袭中，嘎子的奶奶为掩护八路军被鬼子打死。八路军侦察连连长钟亮也被鬼子抓走了。嘎子悲痛欲绝，他决心报仇，毅然出发去寻找打鬼子的地区队伍。在路上，他误把游击队排长罗金保当作汉奸，想缴他的枪而闹出笑话。后来，人小鬼大的嘎子乔装打扮成卖西瓜的小贩，用木头枪缴了胖墩翻译的“真家伙”。为了不让队长把枪收回去，他竟动了“嘎”气，将枪藏到了老鸹窝里，因而受到批评关了禁闭。经过区队长的教育，嘎子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在一次战斗中，他受了伤在老乡家里修养。游击队攻打敌人岗楼时，他偷偷从老乡家里跑回参战，不幸在进城侦察时被捕。在敌人面前，嘎子刚强不屈，并在战斗中逃了出来，他配合游击队拔掉岗楼，救出了钟亮。胜利了，区队长代表部队表扬了嘎子，奖励给他一支真正的手枪。嘎子高兴极了，最终成了一名出色的小侦察员。嘎子的家乡也解放了!

  5、1943年，八路军小战士孙大兴腿部受伤，组织决定派小卫生员武建华护理孙大兴，到敌占区我地下党员家中养伤。于是孙武两人便以木匠靳锡武的小学徒和刘大爷的外孙身份在刘集隐蔽起来。日伪军强拉民夫，在田镇长家囤积粮食。大兴和小武乘夜色钻进田镇长院内，放火烧了敌人的粮囤。他们的冒险行动打乱了组织的安排，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日寇蓄谋更大的扫荡计划。一天，刘集的伪军中队突然开走，随即开来了一支莫名其妙的日军。老靳带着大兴和小武，摸清了敌人的真正意图。紧要关头，大兴毅然决定自己留下吸引敌人，让小武带情报向部队奔去。独立三团得到小武送来的情报，立即行动部署战斗。敌人遭到了歼灭性的打击。

❺ 因远镇的历史事迹

1949年1月15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云南人民自卫军1、6支队胜利到达枯败因远，1月17日2、3、5、7支队相继到达和1、6支队会师。中共滇南工委书记张华俊，中共云南工委代表
赵文到达因远，受到了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拥戴。我人民自卫军已发展到3000余人，分驻于因远沙浦、红安、安仁等村集中因远坝，在滇南工委的领导下，开始了整训、整编。云南人民自卫军在因远小学校妙莲寺左侧松院召开全军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会议认真总结建军以来的战斗历程，统一到车、佛、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认识，成立了部队党总支，加强党结部队的领导。总支书记袁用之，委员方仲伯、唐登岷、廖必均、刘宝煊同志。自卫军干部扩大会议召开第一次会议，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明确了任务。同时全军指战员先后在因远城隍庙广场、镇政府南面田坝间分别召开模范同志表彰大会和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之后，进军车、佛、南建立革命根据地。本镇男女青壮年约数百人勇跃参军。
自卫军“会师因远”和“因远整训”在云南的革命斗争史上占据光辉的一页。也是因远镇历史上最盛大的最荣耀的事件。同年六月，中共党员庄静在安定、安仁等地组建和成立了党的地下支部，于后，相继成立中共定远乡总支部，临时人民政府。同年11月，根据县委部署，人民政府组织基干队共36人枪，到新平县磨河山阻击李润之匪部，我民兵王怀藩壮烈牺牲。同年12月底，全乡各族各界群众身着威装，载歌载舞在太平山隆重集会，热烈庆祝“昆明和平解放”；同时对重利盘剥并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欺压百姓、鱼肉乡里的个别土豪劣绅，恶霸分子进行清算，说理斗争，同时筹建元江人民中学。
1950年5月，清水河地区发生了反革命武装暴乱，部份群众，因听信土匪谣言，被胁迫卷入了暴乱，我政府基干队进行清剿，通过宣传和教育，进行政治瓦解，教育争取自新，大部匪徒主动交出武器，暴乱得以平息。同年6月，“反匪特斗争”中在太平山子孙庙执勤站岗的武装民兵李金友被匪击成重伤，畲天佑、熊家明被反动土匪杀害。同年9月，元江人民中学荣获蒙自专区模范中学称号，锦旗上书：元江元江，文化摇篮，一手提笔，一手拿枪。—— 弘扬学校师生，一面扛枪，投入征粮清匪的斗争，一面进行紧张的教育活动，成绩显着。同年10月，区基干队长张忠元率武工队员到四塞征粮，在咪杵河畔惨遭反动土匪杀害。本镇党政军学商，各族各界在因远中心小学校召开三烈士追悼大会。1951年10月至1952年10月，本镇各族民工组成一个中队，历时一年，参与修筑国道昆洛公路甘庄——元江段，白族女民工张淑兰因公殒命。王必勇、李仲达等荣获劳动模范称号，并获得大黄牛一头的奖励。
1952年至1953年，进行土地改革。
1954年初，投劳4万个工挖筑“增产大沟”，开解放后兴建农田水利的先河。也是本镇自古以来水利建设的突破。
1957年上阵建乌龙水库，为本镇兴建水库之始。
1967年，始建卉茂山“茶叶样板山”，为本镇乃至本县茶山建设和茶叶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为各族农民开辟新的生财之道做出示范。
1979年始，中共元江县委和元江县人民法院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平反冤假错案；对1957年确实错划“右派”的和“青年党”，“反共大同盟”等冤由，给予平反昭雪。按照党和政府关于“历史遗留问题”的政策原则进行了毁裤妥善安排处理。
1980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我镇率先在清水河片进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次年，全镇铺开。又次年，县委在本镇开展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试点工作。
1981年——1982年，驻泰30多年的侨商，本镇人张传述、杨润泽、李思哲等先后回乡探亲。
1986年，兴修昆洛公路303公里——伴坤没余颤公路。1989年303公里至伴坤公路全线通车，行程43公里。汽车驶入哈尼山寨浦贵、都贵、伴坤等地。为贫困山区民族经济，民族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同年，中共云南省委省人民政府授予因远小学《文明单位》匾额。
1988年1月，区改镇，召开建镇后的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镇党委，车德才任书记，胡卫云、金荣兴任副书记。委员：李树林、李顺林、罗乔发、李锐民。召开因远镇第三届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选出人大主席团；杨和平当选本届人大常务主席；选举镇长组建人民政府，胡卫云当选首届镇长，朱玉明、张海亮当选为副镇长；分别召开了妇女、共青团员代表大会，龙永秀任妇联主任、宗存发任共青团委书记。
1988年6月23日，成立因远统计站，朱玉明任站长，李社平任副站长。
1989年6月中共玉溪地委授予本镇党的委员会《先进党委》称号。8月镇党委、政府、人大（1989）2号档决定；编写《因远镇四十年统计年鉴》一书，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献礼。

❻ 聂耳的爱国故事有哪些

聂耳，原名聂守信，祖籍云南玉溪，1912年2月出生于云南昆明一个贫苦的中医家庭。1927年考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他刻苦学习小提琴，积极参加文艺演出，并开始阅读进步书刊。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此后经常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活动。1930年7月，因躲避反动当局的追捕来到上海，不久参加反帝大同盟，并积极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艺活动。

1931年4月，聂耳考入明月歌剧社，正式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1932年上海一二八抗战爆发后，全国人民抗日救亡风起云涌，此时，聂耳结识了共产党员、戏剧家田汉。在党组织的培养和教育下，思想觉悟不断提高。1932年赴北平参加革命音乐活动，不久回到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新兴音乐研陆纯究会。1933年初，聂耳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此，聂耳不仅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艺术才华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成为中国新音乐的开路先锋和反法西斯的勇士。在此后的两年中，聂耳为歌剧、话剧和电影谱写了《新女性》《开路先锋》《大路歌》《前进歌》《毕业歌》《铁蹄下的歌女》等主题歌和插曲30多首，在全国广为传唱，对激发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积极作用。他所编写的《金蛇狂舞》《翠湖春晓》《山国情侣》等乐曲，深穗链受人们喜爱。

1935年1月，上海电通影业公司拍摄抗日影片《风云儿女》，田汉为影片写了主题歌词《义勇军进行曲》，聂耳承担早族咐了为之谱曲的任务。他于3月中旬开始创作，几经修改，4月下旬将定稿交给电通公司。《义勇军进行曲》就这样诞生了。1935年5月8日，上海《申报》《时报》刊出《义勇军进行曲》词谱；9日，百代公司为《义勇军进行曲》灌制唱片；24日，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风云儿女》。随着唱片和电影的宣传，上海各个角落都响起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

这首歌以其高昂激越、铿锵有力的旋律，鼓舞人心的歌词，反映了在民族危亡时，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团结御侮、奋勇抗争、一往无前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发了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勇气概。它一诞生，迅即成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它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成为中国各族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高昂的战歌，鼓舞了无数中华儿女用自己的血肉，筑成了万众一心、团结御侮的新的长城。无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高唱着、呼喊着“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冒着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不惧流血牺牲，英勇冲锋陷阵，为挽救祖国和民族的危亡，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

❼ 党史故事有哪些

《党史故事——周恩来一生中的三次重要谈话》：

周恩来一生，居功之伟，他是全党工作的典范，也是团结的典范。他终身从事的工作，就是如何把党内力量聚焦起来。这从他一生三次重要的谈话中，即可略见一斑。

第一次谈话

1934年长征之初，毛泽东曾经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不走,要带领一三军团和红九军团的20师留下来，坚持苏区的斗争，最后欢迎中央再回来。这封信交到了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手中。博古当时很年轻，不知道怎么办，于是把信交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看完信，带着三个警卫，连夜骑马从中央所在地瑞金赶到毛泽东的住处，与毛泽东彻夜长谈。那天晚上毛泽东与周恩来谈话的内容没人知道，但是，毛泽东在谈话后就决定和大部队一起走了。这个决定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这是周恩来对中共极为重大的贡献。

第二次谈话

遵义会议开过以后，博古不适合再担任党的主要领导，由张闻天同志接任。但是博古同志不愿意把权力交出来。所以，周恩来与博古彻夜长谈。周恩来对博古讲，你我都是留过洋的，我们这些留过洋的人对中国的情况都不是那么了解。自从我领导的南昌起义失败，我就知道中国革命靠我们这些人搞不成，我们要另外找人，找真正懂中国的人。

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人，他懂中国。我们共同帮助毛泽东，把中国革命搞成功。听了周恩来的这番话，第二天一早，博古就把全部权力交到了中共中央。在后来毛泽东与张国焘、与王明的斗争中，博古也坚决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博古后来说，周恩来那一席话影响了他的一生，中国革命确实一定要由一个懂中国的人来搞。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集团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这样的领袖的结合，他们相互弥补，彼此完善。他们都是伟人，但并不是完人。他们互相之间也会有分歧，也会有意见。不像现在所拍摄的领袖电视剧那样，毛泽东不出来谁都不出来，毛泽东一出来大家都跟着出来。毛泽东不说话大家都不吭气，毛泽东一说话大家都赞同，都争着去执行。

我们党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党，领袖之间的矛盾是难以避免的，意见分歧，方法观点不一样的地方俯拾皆是。他们之间的斗争，他们之间的矛盾，使我们党更加有了生命力。中国共产党正是依托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活力四射的整体，才能够战胜中国近代史上空前强大的蒋介石集团。

第三次谈话

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会合。张国焘骑着一匹白色的骏马，在十余骑警卫簇拥下飞驰而来，毛泽东率领政治局全体委员走出3里路，于蒙蒙细雨中恭候。当时，毛主席给予了张国涛极大的尊重。因为，自中共“一大”至“六大”，张国焘一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直在中共中央核心层。当时，张国焘在中共党内的资格，除了陈独秀，谁都盖不过他。

毛泽东却长期游离于中共中央核心层之外，一直到1927年8月的八七会议，才被增补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所以，以毛泽东当时在中共党内的资格，跟张国焘还无法相比。张国焘当时很感动，但张国焘随后发现，中央红军人数很少，而且衣衫褴褛，枪支长短不齐，没有一件重武器。一渡赤水后，最后一门50毫米山炮被扔到赤水河里面了，中央红军一门重火力炮都没有了，最重的火力就是60炮，这在今天属于步兵轻武器。

所以，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就出现了问题，四方面军8万人，中央红军1万人。张国焘对遵义会议的合法性产生了质疑。事实上，一、四方面军分裂不是因为政治的原因分裂，而是因为力量失衡。对于一、四方面军的分裂，今天有些描述写的很轻易：张国焘南下，走向失败，走向黑暗；毛泽东北上，走向胜利，走向光明。其实，当时毛泽东把一四方面军分裂和被迫北上称为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比1927年大革命失败还要黑暗。

毛泽东很难判断自己这7000人到底能坚持多长时间，他甚至准备把这7000红军打散，做白区地下工作，后来幸亏发现了陕北根据地。到陕北一看，红二十五军已经把陕北完全控制了。红二十五军是原来张国焘的势力。而陕北正在搞肃反扩大化，红军的高岗、刘志丹、习仲勋都被抓起来了。当时红二十五军的军长徐海东，他如果听张国焘这个伪中央的指挥，那中共中央真是毫无希望了。

毛泽东给徐海东写了一封信，要借2000大洋渡过难关。因为这时中央红军就剩6000多人，财政基本上已经完全破产。当然借钱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要试探徐海东的态度。徐海东接到信，把军中供给部长叫来问：我们还有多少钱。供给部长告诉他，我们还有6000多大洋。徐海东吩咐：我们留1000就行了，给中央红军5000大洋。是给，不是借。

还附了一封信，表示红二十五军完全服从中央红军指挥，毛泽东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他后来多次提到，徐海东是于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如果徐海东在那个关键时刻，听张国焘的指挥，那中央红军的前景不堪设想。徐海东同志一生受伤9次，由于严重伤病，没有能够参加解放战争。1955年授衔时，徐海东同志讲，我不授衔也可以，因为解放战争我没有参加。但是毛泽东坚持给徐海东授衔，而且授大将，地位仅次于粟裕。

到延安后，张国焘与毛泽东的矛盾日益加深，周恩来与张国焘进行了长谈，但是这次谈话却失败了，最终没能说服张国焘。1938年张国涛叛变出走，做了戴笠的办公室主任，告诉了戴笠很多中共党内的派系斗争。1949年中共获得全国胜利，张国焘跑到香港，后来从香港跑到台湾，1979年12月病死于加拿大多伦多的养老院。

❽ 党的红色革命故事

刘胡兰的故事
刘胡兰，原名刘富兰，1932年10月8日出生于山西省文水县的一个中农家庭。刘胡兰8岁上村小学，10岁起参加儿童团。1945年10月，刘胡兰参加了中共文水县委举办的“妇女干部训练班”。学习了一个多月，回村后她担任了村妇女救国会秘书。1946年5月，刘胡兰调任第五区“抗联”妇女干事；6月，刘胡兰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并被调回云周西村领导当地的土改运动。 1946年秋，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文水县委决定留少数武工队坚持斗争，大批干部转移上山。当时，刘胡兰也接到转移通知，但她主动要求留下来坚持斗争。这位年仅14岁的女共产党员，在已成为敌区的家乡往来奔走，秘密发动群众，配合武工队打击敌人。 云周西村的反动村长石佩怀，为阎锡山军派粮派款、递送情报，成为当地一害。1946年12月的一天，刘胡兰配合武工队员将其处死。阎锡山匪军恼羞成怒，决定实施报复行动。1947年1月12日，阎军突然袭击云周西村，刘胡兰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她镇静地把奶奶给的银戒指、八路军连长送的手绢和作为入党信物的万金油盒——三件宝贵的纪念品交给继母后，被气势汹汹的敌人带走。刘胡兰在威逼利诱面前不为所动，被带到铡刀前眼见匪军连铡了几个人，怒问一声：“我咋个死法？”匪军喝叫“一个样”后，她自己坦然躺在刀座上。刘胡兰烈士牺牲时，尚未满15周岁。 毛泽东在指挥全国战局之余，为刘胡兰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刘胡兰是已知的中国共产党女烈士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她凭着对人民的感情和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在铡刀面前坚贞不屈，视死如归。这种表现，恰恰是共产党的革命教育深入千千万万农民心中的结果

❾ 有没有关于党的感人故事

1、朱德的扁担

1928年，朱德同志带领一支红军队伍到井冈山跟毛主席会师。山上是红军，山下不远就是敌人。井冈山上出产粮食不多，常常要抽出一些人到山下的茅坪去挑粮。从井冈山上到茅坪，来回有五六十里，山高路陡，非常难走。可是每次挑粮大家都争着去。

朱德同志也跟战士们一块儿去挑粮。他穿着草鞋，戴着斗笠，挑起满满的一担粮食，跟大家一块儿爬山。白天挑粮，晚上还常常整夜整夜地研究怎样跟敌人打仗。大家看了心疼，就把他那根扁担藏了起来。不料朱德同志又找来了一根扁担，写上“朱德扁担不准乱拿”八个大字。大家见了，越发敬爱朱德同志，不好意思再藏他的扁担了。

2、詹天佑

近代科学先驱、着名工程师詹天佑，在国内一无资本、二无技术、三无人才的艰难局面面前，满怀爱国热情，受命修建京张铁路，爱国小故事。他以忘我的吃苦精神，走遍了北京至张家口之间的山山岭岭，只用了500万元、4年时间就修成了外国人计划需资900万元、需时7年才能修完的京张铁路。

前来参观的外国专家无不震惊和赞叹。当时，美国有所大学为表彰詹天佑的成就，决定授予他工科博士学位，并请他参加仪式。可是，詹天佑正担负着另一条铁路的设计任务，因而毅然谢绝了邀请。他这种为国家不为个人功名的精神，赢得了国内外的称赞。

3、董存瑞

1948年5月25日，我军攻打隆化城的战斗打响。董存瑞所在连队担负攻击 守军防御重点隆化中学的任务。他任爆破组组长，带领战友接连炸毁4座炮楼、5座碉堡，胜利完成了规定的任务。

连队随即发起冲锋，突然遭敌一隐蔽的桥型暗堡猛烈火力的封锁。部队受阻于开阔地带，二班、四班接连两次对暗堡爆破均未成功。

董存瑞挺身而出，向连长请战：“我是共产党员，请准许我去!”毅然抱起炸药包，冲向暗堡，前进中左腿负伤，顽强坚持冲至桥下。由于桥型暗堡距地面超过身高，两头桥台又无法放置炸药包。

危急关头，他毫不犹豫地用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拉燃导火索，高喊：“为了新中国，冲啊!”碉堡被炸毁，董存瑞以自己的生命为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年仅19岁。

4、杨靖宇

杨靖宇21岁参加革命，1940初，他被日军围困，身负重伤，啃不动树皮，只能将棉衣里的棉花和着冰雪吞下去充饥。

日军劝降不成，便放乱枪，年仅35岁的杨靖宇壮烈牺牲。残忍的日军剖开他的遗体，当看到他的胃里只有野草和棉絮时。

这些被杨靖宇带领的抗日联军弄得焦头烂额的侵略者全呆住了。在冰天雪地的长白山密林中，支撑着杨靖宇与敌人战斗的力量是对祖国的一腔热爱之情。

5、送鸡毛信的抗日小英雄———海娃

《鸡毛信》是一部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家喻户晓的电影。影片的主角是十二岁的儿童团团长海娃，他的任务是一边放羊，一边放哨，发现敌人，给村里人打信号。海娃的父亲是民兵中队长。有一天，父亲让他送一封有关攻打敌人炮楼的“鸡毛信”给八路军。海娃以放羊作掩护，携信上路。不料途中却遭遇敌人……

故事的情节一波三折，扣人心弦，深受广大观众特别是孩子们的喜爱。

这部上世纪50年代拍摄的黑白片不仅在国内影响很大，而且在国际电影节上两次获奖。1955年，在英国第9届爱丁堡国际电影节荣获优胜奖，是新中国在国际上获奖的第一部儿童故事片。

小说里的抗日小英雄———雨来

❿ 党的故事有哪些

1、李大钊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在北京逮捕李大钊等80余人。在狱中，李大钊备受酷刑，但始终严守党的秘密，大义凛然，坚贞不屈。

4月28日，北洋军阀政府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将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

临刑前，李大钊慷慨激昂：“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

他高呼“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时年38岁。

曾与杨靖宇等到工厂、学校宣传抗日，组织工人、学生参加抗日义勇军。1933年10月，任珠河反日游击队队长。1934年2月后，历任东北反日联合军司令、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司令、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等职。

在东北地区早期抗日战争中，英勇顽强，作出了重大贡献。1942年2月12日，率部袭击梧桐警察分驻所，战斗中，为内奸打伤，昏迷中被敌逮捕，后英勇牺牲。时年3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