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圣人断案（附故事二则）
圣人断案（附故事二则）
《论语·颜渊篇》第13章，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孔子说：“审理诉讼案件，我同别人一样（没有什么高明之处）。重要的是必须使诉讼的案件根本不发生！”夫子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不是在他断案高明比别人强，而是他能够使民众不要再发生案情、不要再起诉讼。
《大学》中记载着同样的句子，只是后面多了“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朱子注解说“言圣人能使无实之人，不敢尽其虚诞岩歼枣之辞”，夫子的超能力是能够使那些虚假的人不敢说谎。这是孔老夫子高明之处，别人比不上。
那么，孔子是如何断案的呢？
《孔子家语·始诛第二》记载了一则有关孔子处理父子争讼的事情：
“孔子为鲁大司寇，有父子讼者，夫子同狴执之，三月不别。其父请止，夫子赦之焉。季孙闻之不悦，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国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子喟然叹曰：“呜呼！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听其狱，是杀不辜。三军大败，不可斩也；狱犴（àn）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
意思是说，孔子担任鲁国大司寇时，有父子二人前来诉讼，孔子把他们关在一个牢房里，三个月不予审理。其中的父亲请求中止诉讼，孔子允许了，放了他们。季孙氏听说了这件事很不高兴，说：“司寇欺骗我。从前他告诉我说：‘治理国家、管理家族，必须先提倡孝道。’我今天杀掉一个不孝的人来教导民众严守孝道，不也是可以的吗？司寇却又把他赦免了，为什么呢？”冉有把季氏的话告诉了孔子。孔子感叹地说：“唉！处在执政高位的人不行治国大道，却要杀掉有过失的老百改弯姓，是不合理的。不能教育民众遵行孝道却审理他们违反孝道的案子，是屠杀无辜的人。三军大败，是不能斩杀将士的；狱讼之事管理不善粗拆，不能轻易动用刑罚。为什么呢？在上位的人推行教化不力，罪责不在老百姓的缘故呀。......”
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注重的是教化的重要作用。他认为，要想使老百姓和睦相处，减少纷争，就必须依靠教化。重在社会教育，移风易俗，使社会风气归于良善。他觉得之所以有诉讼案件发生，是因为民风还没有归于淳厚，而民风没有归于淳厚，又是因为教化没有大行于世。在孔子看来，明察善断固然必要，但通过教化减少诉讼才是使社会达到和谐的最重要途径。
孔老夫子已明其明德，他成圣成贤了，所以他自然有这种感化的力量，也让民众同归于善，让民众也对他产生敬畏佩服。所以也就不敢编造谎言去冤枉他人、去起诉讼；甚至能够做到互相礼让、互相照顾，绝不起对立，绝不起冲突。圣人靠的是什么？就是自行化他的功夫，自己能明其明德、做出好样子，然后教导大众，所谓自新新民、自觉觉他。
我们再看王阳明是如何巧断此类案件的。据《传习录·钱德洪录》记载：
王阳明在江西做官时，有一对父子发生争执，吵闹不休，来找王阳明评理。王阳明没有问具体的是非曲直，而是跟他们讲了几句话，结果话没讲完，父子二人抱头痛哭而去，和好如初。
王阳明的弟子很奇怪，问他说了什么话。王阳明说：“我说舜是世上最不孝的儿子，瞽叟是世上最慈爱的父亲。”弟子更是吃惊。王阳明解释说：“舜常常以为自己是最不孝的，所以他才能做到孝。瞽叟常常以为自己是最慈爱的，所以他不能做到慈。”王阳明善巧地引用大舜的故事，正话反说，让争吵中的父子深受震动、反躬内省、各自悔改。
王阳明在处理这对父子之间的争讼时，不是简单地指出谁对谁错，而是通过舜与瞽叟的事例，促使这对父子反躬自省，认识到自己行为的不足。这种高明的断案方式，不仅息讼于前，而且止讼于后。可谓与孔老夫子相媲美矣。
再看一个房景伯的故事：
北魏孝明帝孝昌二年（公元526年），房景伯时任清河郡太守，其母崔氏，严明高节，历览书传，多所闻知。景伯每逢郡有疑狱，常先向崔氏谘访，才去断决。有个贝丘县人告发儿子不孝，郡吏要按法律条文治罪。景伯为人孝顺，就入告崔氏。崔氏说：“我听说闻名不如见面，小民未曾受过礼教，何可以罪责之？你去将其母叫来，我与她同住一起，把其子放在你左右，让他亲眼看看你是如何服侍我的，或许就会自己改正”。景伯便将其母召进宅内，崔氏与她同榻共食，景伯亲自照料两位老人，问寒问暖，无微不至。儿子在堂下侍立，没到十天，就悔过不已，请求接母还家。崔氏说：“他虽脸上羞惭，心中还未愧服，可让他再暂留一阵”。过了二十多天，儿子叩头流血请求改过，母亲也涕泣请还，景伯和崔氏这才放母子还。后来这个儿子以孝顺闻名。
三个人，三个父子（母子）争讼案；两位圣人，结果相近，更高明的还是孔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