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道德和法律的关系
道德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上的思想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社意识形态或上层建筑。道德是以善恶为标准，调节人们之间和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法律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决定于经济基础，并为经济基础服务。法律就是国家按照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和。道德与法律之间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
道德与法律的区别
法律与道德是两种不同行为规范，它们的产生原因、调整对象、调整范围、表现形式、调整机制、评价标准等方面各有不同。
第一，法律与道德产生的条件与消亡各不相同。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的学说，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因此，法律的产生以国家的形成为前提条件，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行为规范。没有国家就没有法律，国家的性质决定了法律的性质。而道德则不以国家的产生为前提，早在原始社会就已经有了道德的存在。在1种社会形态之内通常只可能存在1种同1性质的法律，却可能存在几种不同性质的道德。如在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以前，少数先进人物与革命导师就已经具备了社会主义的道德理念和道德品质。法律既然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也必然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亡。在法律消亡之后，道德依然存在。
第二，法律与道德调整的对象与范围有所不同。在现代国家，法律调整的对象仅限于人们的外在行为，单纯的思想或动机不是法律所调整的对象（在法官判断一种行为是否要受到法律制裁以及该行为如何受到法律的制裁时，行为人的心理动机也是法官考虑的一个因素。）在古代社会曾经存在过“腹诽”、“莫须有”等以思想定罪的荒谬案件，这种情形与现代国家的法治原则是格格不入的。而道德所调整的不仅仅是人们的外在行为，它还规范人们的心理动机。即使在调整人们外在行为的问题上，道德所调整的范围也比法律要广泛。例如，婚姻关系是法律与道德所共同调整的对象，但是爱情关系、友谊关系通常只受道德的调整而不受法律的调整。
第三，法律与道德的表现形式与调整机制各不相同。许多道德规范表现为1种抽象的原则与信念，违反道德规范的后果是行为人要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以及行为人自身的自责、内疚、忏悔。而法律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行为规范。在现代国家，法律规范则必须规定明确、具体的行为模式与行为后果。违反法律规范的后果，是由相应的国家机关追究行为人的法律责任。
第四，法律与道德的评价标准各不相同。道德评价具有“扬善惩恶”的特点，其评价对象包括了“善行”与“恶行”，而法律评价所针对的主要是违法犯罪行为。在通常情况下，违反法律的行为必定违反道德，而违反道德行为未必都违反法律，道德评价的标准比法律的评价标准更高。
道德与法律的联系
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特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与维持秩序时，都不能不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只不过有所偏重罢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其关系具体表现在：
第一，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为两类：一是社会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即社会要维系下去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如不得暴力伤害他人、不得用欺诈手段谋取利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2类包括那些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与人之间紧密关系的原则，如博爱、无私等。其中，第1类道德通常上升为法律，通过制裁或奖励的方法得以推行。而第2类道德是较高要求的道德，1般不宜转化为法律，否则就会混淆法律与道德，结果是“法将不法，德将不德”。法律的实施，本身就是1个惩恶扬善的过程，不但有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形成，还有助于人们道德的培养。因为法律作为1种国家评价，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有1个统1的标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与大多数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1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实施对社会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第二，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法律应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是1种“恶法”，是无法获得人们的尊重和自觉遵守的；道德对法的实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加强，都对法的实施起着积极的作用；道德对法有补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或本应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尚“无法可依”的，道德调整就起了补充作用。
第三，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会相互转化。一些道德，随社会的发展，逐渐凸现出来，被认为对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并有被经常违反的危险，立法者就有可能将之纳入法律的范畴。反之，某些过去曾被视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为，则有可能退出法律领域而转为道德调整。
② 有哪些道德层面的约束后来变成法律层面的约束
中国自古号称礼仪之邦，以德服人，“二十四孝”的故事很多人也能够说上一两件，中国封建社会“忤逆”往往被视为十恶不赦的重罪，这本是道德方面的事，但是我国立法界发生了一件大事：子女定期看望父母被写进法律并开始实施，已成为法律层面。
③ 哪些道德义务演变成了法律规则
诚实信用本质上是一个道德规范。 ①《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原则”。 ②《合同法》的第六条明确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力、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③《合同法》第60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另外，缔约过失责任也是诚实信用道德规则的延伸。 这是道德义务演变成了法律规则的典型例子。 还有拾金不昧道德规范演变成了物权法中的“遗失物返还”规则。
④ 分析恋爱婚姻中的道德与法律
应该可以这么说，恋爱是建立与培养感情的阶段，当爱情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 在其他客观条件的要求下（如生育，得到社会认同，得到法律保障）需要用婚姻的形势来确定这种情感关系。 恋爱是自由的， 真爱和良心是一个价。 爱与不爱 和道德法律都是无关的。婚姻是感情的一种最终形势，可以束缚住物质与责任方面的东西，但是 对于感情本身其实没有实质性作用。 感情破裂 婚姻在，这其实没多大意义。但是，道德与法律是维系感情的重要部分。 因为许多时候，我们的感情并没有出现问题，只是因为一些其他的矛盾，导致双方误解了对方。 这个时候需要我们自我反省，多从对方立场考虑，这是个人道德对感情的帮助。然后是法律，法律明确规定了一些违法行为，例如家庭暴力等，这对于婚姻幸福来说有了基本保障。总而言之：道德法律是 恋爱婚姻幸福的基本保证。
⑤ 论述你对恋爱 婚姻 中的道德与法律的相关理解
在恋爱和婚姻关系中，首先是道德，然后是法律。尤其在恋爱阶段，法律没有任何约束力，法律也不能强迫男女双方必须在一起或者不能在一起，只有道德的底线在约束恋爱关系的形成与发展。一旦走入婚姻的殿堂，这时候法律才显现其作用，而法律的作用也只是保护婚姻关系的双方的基本权利，而不能保证婚姻关系的稳定，婚姻关系的稳定仍然靠道德来约束。所以说，婚恋关系中道德的作用大于法律。
⑥ 近几年道德行为上升为法律的有哪些，等待大家给予回答，谢谢
法律与道德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分离，二者的关系是一个历史与现实中永恒的话题。人类的法律发展史告诉我们，从法律的产生到法治的实现就是一个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进的过程。道德法律化强调人类的道德理念铸化为法律，即善法之形成过程；法律道德化强调法律内化为人们的品质、道德。中国古代礼法结合、德主刑辅的思想为我们今天采用德法并治之治国模式提供了一种可行性的历史考证。笔者试图通过对礼与法关系之历史考察，寻求道德与法律协调之合理内核，进而就当今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道德与法律之间的矛盾略陈解决之管见。
关 键 词：礼；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法治；德治
不管法治这张天网如何恢恢，总有漏网之鱼；不管法治调整的范围多么广阔，总有鞭长莫及的地方。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凡是法治不及之处，皆是德治用武之地，法治不可能完全取代德治。〔1〕 德治是指在社会治理中对道德自律、道德教育、道德建设的重视和适用。法治与德治在社会治理中应是相辅相成、相互呼应的，即法律与道德双管齐下、“综合治理”。中国古代的法律实际上是一种二元体制，就是两种体系或渊源、形态的法律并存。一种是国家制定法，一种是“礼法”、“德法”。这两种社会调节手段相互配合，把各种社会现象纳入其调整范围。而我国当代社会法律是唯一的社会调节手段，道德作为另一种调节手段存在严重缺位。这样的一元法体制亟待调整。因此，有必要考察我国古代“礼”与“法”的关系，吸收其合理内核，建立起德法并治的二元法体制。
一、中国古代道德与法律关系之考察
“德”，在西周时是一个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为一体的综合概念。它要求统治者敬天孝亲，对己严格，与人为善，只能在不得已时才使用刑罚，而使用时必须慎重。儒家对“德”加以继承和发展，一方面突出了“德”的政治意义，主要包括宽惠使民和实行仁政，认为“德”是治理国家、取得民心的主要方法；一方面抬高了“德”的地位，认为“德”高于君权与法律，是行政、司法的指导方针，即主张“德主刑辅”。〔2〕 儒家的这种德治是以“礼”做为根本内容的。 “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3〕 礼的起源与宗教、祭祀、宗法有关，它体现了社会中的宗法身份等级，同时作为身份社会的古代中国也促成了礼的繁衍，两者互为支架。但礼的范围很难界定，它包罗万象，无所不在，既可以是个人生活的基本信仰，又可以是治理家、国的根本纲领；它是对他人做道德评判和法律裁断的最后依据，又是社会所有制中所包含的基本精神；它一方面细腻地对人的行为做出准则式规定，另一方面又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作理论上的抽象。再论及“法”，“灋，刑也，平之如水；灋，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4〕“平之如水”，有公平、正义之义。因此要正确理解礼与法的关系，就必须将其放入中国古代这片土壤中，以中国传统的视角来审视。
（一）道德的法律化
所谓道德的法律化，主要侧重于立法过程，指的是立法者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规则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
1、周公制礼，引礼入法
周公制礼就是对夏殷之礼进行整理补充、厘订，使礼的规范进一步系统化，礼的原则趋于法律化。“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5〕“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涖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6〕 “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7〕
周礼所确定的基本原则是“亲亲”、“尊尊”。亲亲与尊尊的一致性，表现了族权与王权的统一。“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8〕 礼与刑在性质上是相通的，在适用上是互补的，违礼即是违法，违法即是违礼，出礼入刑。但是礼与刑的适用对象各有所侧重。正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2、独尊儒术，德主刑辅
汉儒董仲舒以天人感应说为德主刑辅的哲学基础，以阴阳五行相辅相成之理，来论证德主刑辅符合天道运行的规律。“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而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也”，“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减其刑”，〔9〕即“德主刑辅”。
汉朝的道德的法律化一方面表现为把符合儒家原则的通过法律表现出来，另一方面表现为董仲舒的春秋绝狱，即在司法中引经绝狱。董仲舒对春秋绝狱的解释是：“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着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由此可见，“春秋绝狱”的要旨是：必须根据案件事实，追究行为人的动机；动机邪恶者即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责；首恶者从重惩治；主观无恶念者从轻处理。此绝狱固然是要解决法律使用过程中的问题，但如果从一个更大的层面上看，就是他同时在重建古代法的伦理结构。
案例一：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后长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谓乙曰：汝是吾子。甲以乙本是其子，不胜其忿，自告县官。仲舒断之曰：甲生乙，不能长育，以乞丙，于义已绝矣。虽杖甲，不应坐。〔10〕
案例二：甲夫乙将船，会海风盛，船没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甲，欲皆何论？或曰：甲夫死未葬，法无许嫁，以私为人妻，当弃市。议曰：臣愚以为，《春秋》之义，言夫人归于齐，言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也。妇人无专制擅恣之行，听从为顺，嫁之者归也，甲又尊者所嫁，无淫行之心，非私为人妻也。明于决事，皆无罪名，不当坐。〔11〕
通过春秋绝狱中的案例可看出，它在亲亲、尊尊等总的原则上与汉律是相同而且互补的，也就是说经义与律令绝不可能水火不容。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汉朝法律即使体现了完全意义上的法家思想，但内中也有许多基本合乎儒家信条的内容。这表明了儒、法两种思想实际所具有的共同文化背景，也表明了他们在早期法律实践中的融会贯通。
3、德礼为本，刑罚为用
唐朝继续并发展了汉魏晋以来的法律儒家化的潮流，使体现宗法伦理关系的礼，基本上法律化了，以至“一准乎礼”成为对唐律的主要评价。具体说来，第一，礼指导着法律的制订。如贞观修律时根据“为臣贵于尽忠，亏之者有罪，为子在于行孝，违之者必诛，大则肆诸市朝，小则终贻黜辱”〔12〕儒家教条，调整了谋反大罪应诛连父子、祖孙、兄弟的血亲范围。第二，礼的基本规范直接入律。如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子孙违反教令，供养有缺者，徒二年。第三，定罪量刑于礼以为出入。第四，礼法由互补，发展为统一的体用关系。《永徽律疏》序言中明确宣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二）法律的道德化
以上考察反映的是中国古代传统道德法律化的过程。下面再谈另一主题——法律的道德化。法律与道德是两种性质不同而有关系密切的社会现象，中国古代社会的“出礼入刑”产生了双重结果：一方面，道德训诫具有了法律的威势，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同时要行道德的职能。所谓法律的道德化，主要侧重于守法的过程，指的是法律主体把守法内化为一种道德义务，以道德义务对待法律义务。请看下面两个案例：
案例三：吴重五家贫，妻死之时，偶不在家。同姓吴千乙兄弟与之折合，并挈其幼女以往。吴重五归来，亦幸其女有所归，置而不问。未几，吴千乙、吴千二将阿吴卖与翁七七为媳妇，吴重五亦自知之。其事实在嘉定十三年十一月。去年八月，取其女归家，至十一月，复嫁给李三九为妻，……阿吴既已嫁李三九，已自怀孕，他时生子合要归着。万一生产时，或有不测，则吴重五、李三九必兴词讼，不惟翁七七之家不得安迹，官司亦多事矣。当厅引上翁七七，喻以此意，亦欣然退厅，不愿理取，但乞监还财产，别行婚娶。阿吴责还李三九交领。吴千乙、吴千二、吴重五犯，在赦前且免于断引，监三名备元受钱会，交还翁七七。〔13〕
这篇判词绝妙之处不仅在于它解决了一起纠纷，更在于它注重当事人之间关系的调停，以避免日后再因此事起纠纷。执法者着意由道德上立论，使案件的判决合情、合理、合法。从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认为中国古代法律受道德原则支配，为道德精神浸染。
案例四：谢登科控戚徐有才往来其家，与女约为婚姻，并请杖杀其女。余曰：“尔女已字人乎？”曰：“未”。乃召徐至，一翩翩少年也。断令出财礼若干劝放，谢以女归之。判曰：城北徐公素有美誉江南，谢女久擅其才名，既两美之相当，亦三生之凑合，况律虽明设大法，礼尤贵顺人情，嫁伯比以为妻，云夫人权衡允当，记钟建之大负我楚季革，从一而终，始乱终成，还思补救，人取我与，毕竟圆通，蠲尔嫌疑，成兹姻好。本县亦冰人也耳，其诹吉待之。〔14〕
此案为儿女自由恋爱引起，谢登科以女儿私订终身，违反了礼法“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戒律，而执法官却对传统礼法重新释义，“律虽明设大法，礼尤贵顺人情”，促成一段美好姻缘。这二则判例说明一个问题：当时的执法者已将法律内化为道德，追求一种超法律的境界。
（三）中国古代礼与法关系嬗变的特点
纵观中国古代的“礼”与“法”的关系，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的嬗变过程表现出如下特点：1、儒家的“仁、义”思想是“礼”与“法”嬗变的基础。儒家的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居于统治地位，其对当时中国的法律发挥着重要影响。“三纲五常”等儒家礼教是中国古代正统道德的一般原则。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时，自汉唐始便以法律的让步来解决：法律公然规定了“亲亲得相首匿”的制度，公然破坏了自己的尊严而开方便之门。这就是中国古代人的选择。2、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是“礼”与“法”嬗变的条件。经济的发达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人类向更高文明迈进的前提。中国古代的法律史表明，经济的兴衰与法律的道德性直接相关。经济发达时期，人们对社会的道德要求较高，同时自身也表现出较高的道德水准，因此这时的法律体现着更广泛的道德。与此相反，经济萧条时期，人们的道德表现较之以前欠缺，社会总体道德水平也下降，这时的法律就缺少道德的教化。3、维护封建皇权是“礼”与“法”嬗变的核心。不管法律与道德谁主沉浮，二者都要以维护封建皇权为其首要考虑，这也是阶级社会道德与法律所不可逃脱的命运。4、权力阶层的态度是“礼”与“法”嬗变的关键。申言之，“出礼入刑”即道德的法律化，要求道德须是符合权力阶层意志的道德；重“礼”守“法”即法律的道德化，要求法律须是权力阶层内化为其自身道德的法律。
二、道德与法律关系的法理探析
（一）道德与法律的辩证关系
道德与法律是社会规范最主要的两种存在形式，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范畴。二者的区别至少可归结为：
1、产生的条件不同。原始社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只有道德规范或宗教禁忌，或者说氏族习惯。法律是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氏族制度的解体以及私有制、阶级的出现，与国家同时产生的而道德的产生则与人类社会的形成同步，道德是维系一个社会的最基本的规范体系，没有道德规范，整个社会就会分崩离析。
2、表现形式不同。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一种行为规范，它具有明确的内容，通常要以各种法律渊源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国家制定法、习惯法、判例法等。而道德规范的内容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并通过人们的言行表现出来。它一般不诉诸文字，内容比较原则、抽象、模糊。
3、调整范围不尽相同。从深度上看，道德不仅调整人们的外部行为，还调整人们的动机和内心活动，它要求人们根据高尚的意图而行为，要求人们为了善而去追求善。法律尽管也考虑人们的主观过错，但如果没有违法行为存在，法律并不惩罚主观过错本身，即不存在“思想犯”；从广度上看，由法律调整的，一般也由道德调整。当然，也有些由法律调整的领域几乎不包括任何道德判断，如专门的程序规则、票据的流通规则、政府的组织规则等。在这些领域，法律的指导观念是便利与效率，而非道德。
4、作用机制不同。法律是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而道德主要靠社会舆论和传统的力量以及人们的自律来维持。
5、内容不同。法律是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般要求权利义务对等，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而道德一般只规定了义务，并不要求对等的权利。比如说，面对一个落水者，道德要求你有救人的义务，却未赋予你向其索要报酬的权利。向被救起的落水者索要报酬往往被视为不道德。
道德与法律又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与维持秩序时，都不能不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只不过有所偏重罢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益、相互推动的。其关系具体表现在：
1、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社会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即一社会要维系下去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如不得暴力伤害他人、不得用欺诈手段谋取权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类包括那些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与人之间紧密关系的原则，如博爱、无私等。其中，第一类道德通常上升为法律，通过制裁或奖励的方法得以推行。而第二类道德是较高要求的道德，一般不宜转化为法律，否则就会混淆法律与道德，结果是“法将不法，德将不德”。〔15〕法律的实施，本身就是一个惩恶扬善的过程，不但有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形成，还有助于人们道德的培养。因为法律作为一种国家评价，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与大多数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实施对社会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2、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第一，法律应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是一种“恶法”，是无法获得人们的尊重和自觉遵守的。第二，道德对法的实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加强，都对法的实施起着积极的作用。第三，道德对法有补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或本应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尚“无法可依”的，道德调整就起了补充作用。
3、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会相互转化。一些道德，随社会的发展，逐渐凸现出来，被认为对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并有被经常违反的危险，立法者就有可能将之纳入法律的范畴。反之，某些过去曾被视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为，则有可能退出法律领域而转为道德调整。
总之，法律与道德是相互区别的，不能相互替代、混为一谈，也不可偏废，所以单一的法治模式或单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时，法律与道德又是相互联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补的，都是社会调控的重要手段，这就使得德法并治模式有了可能。
（二）道德与法律的嬗变
法律与道德因存在差别而有不可调合之矛盾，同时又因二者之间的联系使矛盾之协调成为可能。
道德法律化使社会规范系统中道德与法律的结构趋于合理，以实现系统本身的功能优化。首先，通过立法确认某些道德标准为法律标准。我国宪法规定了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合同法确认交易活动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在《教师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青少年权益保障法》中得以反映，以及若干职业道德、市民行为规范被赋予行规、民规的法律意义，等等，无一不是道德法律化的表现。第二，使某些道德升格为习惯法。法可分为国家法和民间法。国家法，即典型意义上的法，指一国立法机关通过一定的程序制定的，并由国家的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法。民间法指民众在生产、生活过程中自行创制和遵守的，在特定地域、社会关系网络内发挥作用的地方性规范。民间法一般不见诸文字，而且是零散的。在一定意义上讲，民间法是一定地区道德的泛化、规范化，是一定的道德加强了其强制力并更经常地得到遵守的产物。至少，民间法与道德传统、社区习俗有更强的依附力、亲合力，并往往交织在一起而难以区分。所以，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也能折射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第三，通过监督保障机制保护文明道德行为，禁止不文明不道德行为。总之，道德法律化是进行法制改革的基础，是实现法治的桥梁。
法律道德化表达了社会规范系统的最佳结构及各要素之间的协调配合状态。法治社会形成的最基本条件是亚里士多德早就勾勒出的“良法+普遍守法”的框架。普遍守法即法律道德化后的守法精神；良法即善法、符合人类良知与正义道德的法律。称之为良法的法，也即法律道德化后的法律，至少应包含人权性、利益性、救济性三种内在的品格。其中人权性是法律的道德基础，失去人权性的法律即使形式合理但实际价值不合理，最终会被人类所唾弃。〔16〕法律道德化正是通过立法者、执法者、守法者三方将自身的道德修养、人格魅力反映到法治活动中来。“越文明发达、法制完善健全的国家，其法律中体现的道德规范便越多。可以说，一个国家的法制是否完善和健全，主要取决于道德规则被纳入法律规则的数量。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一个法制完善和健全的国家中，法律几乎已成了一部道德规则的汇编”。〔17〕使法律与道德的精神一致起来，使法律得到道德的有力支撑，让法律精神深入到人们的心灵，成为人们的信念，同道德精神一道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念。只有造就这种法律，才能使法律获得普遍性和权威性，建立法治才有可能。
（三）道德法律化的局限性
违反道德的并不能当然就是违反法律的。原因在于并非所有的违反道德的行为都能上升为法律或确立为法律。能够上升和确认为法律的道德要求，只是公认的社会道德的一部分。有相当一部分道德要求仍然需要停留在道德领域，由道德规范来加以约束和调整。如果将全部道德问题变为法律问题，那就等于由道德取代了法律，这是不符合人类创设法律的目的和其理想目标的。道德规范不可能全部法律化，另一原因是任何国家的财力都不能支撑道德全部法律化之后所需要的执法成本。但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家必须尽可能地把更多的基本和重要的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18〕但法律并非万能，其设定的“中人”标准不同于道德倡导的“圣人”标准，因此对虽“缺德”而不犯法的行为往往无能为力。在现代社会中，法律的他律约束作用与道德的自律教化作用只有相互补充和密切配合，才能达到建设社会文明的良好效果。〔19〕在把道德规则、道德观念法律化的过程中，要注意道德与法律在本质和内涵上的一致性，否则会给法治带来灾害。〔20〕不论法律中的道德原则实际上能够被贯彻到什么程度，只要是全面地以法律去执行道德，其结果不但是道德的外在化、而且是道德的法律化，这种外在化、法律化的道德，按我们的界说，其不但不是道德，而且是反道德的了。〔21〕
三、历史与现实之间
（一）现实中的矛盾
在现实社会中，道德与法律存在着不和谐之处。中国的道德至上思潮盛行只是表明人们企图摆脱法律的拘束以求更随心所欲地实践道德、弘扬道德。人们并不是以崇尚道德来追求一种更趋于合理、科学。德国大哲人黑格尔曾有过如下论断：在中国人心目中，他们的道德法律简直是自然法律——外界的、积极的命令——强迫规定的要求——相互间礼貌上的强迫的义务或者规则。“理性”的各种重要决定要成为道德情操，本来就非有“自由”不可。然而他们并没有“自由”。在中国道德是一桩政治事务，而它的若干法则都由政府官吏和法律机关来主持。〔22〕为了说明这一问题请先看下面一则案例：
案例五：一对农村老年夫妻闹离婚，按照法律判决，离婚后的一间住房应判归男方。但如果这样下判，女方离婚后就将无所居住，显然与情不合。于是，法院综合考虑后判决将一间房隔为两半，一人一半，解决了女方离婚后的住所问题。这样的判决并未引起男方的“闹事”，双方相安无事。〔23〕
这是来自执法第一线很具体的案例，问题随即而提出：在司法实践中要不要考虑道德评价标准？如果要，那么法律评价与道德评价该怎样取舍？
美国法学家德沃金在其着作《法律帝国》中也曾举过一则案例：
案例六：埃尔默用毒药杀害了自己的祖父，他知道他祖父在现有的遗嘱中给他留了一大笔遗产，他怀疑这位新近再婚的老人可能会更改遗嘱而使他一无所获，因此他杀害了他的祖父。〔24〕
纽约州法院针对该案例确立了一条法律原则，即：任何人都不得从其错误行为中获得利益。问题是：法官以自己的信仰取代法律条文是否冲击了法治原则？
（二）让历史告诉未来
古人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通过以上对中国古代道德与法律关系的历史考察及对二者关系的法理分析，针对前面的问题可得到如下几点启示：
1、情法冲突——法治的尴尬。
法治社会要求人们在处理问题时，首先考虑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法官判案时，只能以现行法律为依据，不能靠法官的自由裁量。这样势必导致法律无法适应新出现的情况，而道德等非强制性社会规范则可以其主观性调解新生的行为现象。这就是前面谈及的一元法体制的弊端之所在。即在国家制定法与道德之间缺乏过渡、缓冲机制上，造成了法律的僵硬、无力及冷酷，造成了法律与大众心理、社会风习之间的脱离与隔阂，也造成了道德的无力感和被蔑视，甚至鼓励了对道德的违犯，加速了道德的衰落。〔25〕 但是，如果以情理断案，就违背了法治的原则。因此，只有在法的体制上作出调整，才能实现情与法的协调、德与法的并治。
2、儒家伦理——道德化的法律。
良法表明法要包含某种道德价值，故法治的概念本身就体现了法治与道德的深刻关系。失去了道德基础的法为恶法，恶法之治与法治精神是根本背离的。我国古代的儒家伦理法体现了道德与法律的一种结合模式，即把社会普遍承认的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纳入国家强制实施的行为规范。解决现实社会中的人们道德缺位、法律的尴尬，是否可以吸取儒家伦理法的合理内核，灵活适用法律，把法治中注入道德的血液，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申言之，即道德化的法律要行道德的职能，从而使司法过程成了宣教活动，法庭成了教化的场所。
3、中庸之道——法追求的品质。
法的品质在于公平、正义通过法而得到实现。中国古代的“中庸”思想追求的是一种和谐、平衡、稳定。中庸主义在法律上的意义就是审判案件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包括法律以外的情和理，旨在彻底解决纠纷，平息诉讼。现代法同样面临着效率与正义的挑战。一方面，法律要体现其威严，不可侵犯，人们必须遵守；另一方面，法律还要有其缓和的一面，比如法要体现人道，法要尊重私权等。
4、礼法结合——德法并治的模式。
法治的理念来自西方，德治则来自中国传统法文化，两者的结合顺应了寻根意识与全球意识相结合、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潮流。当我们执着于法律的继承于移植、法律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探求、迷惘、思索的时候，请让我们把视角拉到社会调控这个高度上来。我们会顿时眼前一亮，耳目一新，发现西方的法治精神对我们进行征服的时候，传统的德治精神正在历史深处遥遥呼唤。应该指出的是，西方的法治，尽管并不排斥道德，但无疑在宣扬法律至上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道德，西方社会普遍存在
⑦ 在婚姻中，法律和道德有什么样的关系
规范和调整婚姻家庭关系中，道德和法律缺一不可，只有在约之以法的同时束之以德，才会使千千万万个婚姻家庭更加和谐美好，社会更加文明进步。道德是基础，法律是保证，法律不是万能的。 如果把本属于道德调整的范围纳入法律规范，就会降低道德的权威性，法律执行起来也失去了基础；得不到法律支持的道德，其影响力也将大打折扣。二者关系相互依存又相互转化，只有将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发挥其积极作用。
家庭是伦理的实体，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是一部带有鲜明伦理色彩的重要法律，它所规定的义务，也是道德的要求,像婚姻自由，是婚姻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一切形式的包办强迫或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都是违法的，如果采取暴力，则触犯刑律，将被追究刑事责任，这是法律的功能。同时实行婚姻自由，也就意味着要以爱为前提，感情才是缔结和维系婚姻的道德基础。如果感情已经消失，那么结束这种死亡婚姻将是明智的选择，强制维系无感情婚姻是不符合道德原则的。但感情破裂是一方的过失引起的，要视情节承担相应的责任，其中包括道德的责任和法律的责任。感情破裂是准予离婚的法定条件，对于配偶一方有过错的，有的要承担行政、民事责任，有的触犯刑律，还要被追究刑事责任。这种有层次的处理体现了法律和道德的不同作用。
⑧ 婚姻家庭生活中的道德规范
法律分析：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婚姻以夫妻共同生活为目的，夫妻双方应当互相忠实。婚姻家庭关系十分复杂，涉及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维护社会主义秩序等问题应当依靠法治的权威性和强制性手段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涉及思想品行、生活习俗等问题应当依靠德治的感召力和劝导力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二、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大力倡导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的家庭美德，对于建立和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也是法治所不能包办代替的。三、婚姻家庭道德规范的法律化，对于建立和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具有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家庭的和睦是社会安定的重要基础，要提倡文明婚俗，鼓励家庭成员勤俭持家，建立互爱互助、和睦团结的婚姻家庭关系。调整婚姻家庭关系涉及法治和德治，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缺一不可的。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零四十三条 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互相关爱；家庭成员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
第一千零五十五条 夫妻在婚姻家庭中地位平等。
⑨ 法律和道德在婚姻家庭关系中的衍变
A 法律与道德调整婚姻家庭关系
法律与道德是上层建筑中两个紧密相关的部分，二者相互配合、相互促进、互为补充。法律只调整与人们利益最直接、最重要的社会关系，需要以国家权力进行干预的社会关系；而道德所调整的范围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许多不由法律调整的问题如友谊关系、爱情关系等只能由道德调整。但是这个范围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随着社会生活的发生变化，原本属于由法律调整的问题可以转化为只由道德来调整；原来属于由道德调整的问题，可能转化为要由法律来加以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伦理性是道德调整和法律调整的客观基础。社会道德和法律共同规范着婚姻家庭关系。道德调整和法律调整的手段和领域不同。道德调整和法律调整在婚姻家庭关系中某些领域界限明确，可分别调整；但在另一些领域难以明确界定自己的调整范围，道德和法律可从不同层次规范。在法律和道德结合的最紧密，冲突最多的就是婚姻家庭社会领域，如何才能找到最合适的定位和标尺，即法律和道德所要寻求的契合点，让法律与道德携手并进，优势互补，确需经过长期的探索。
婚姻家庭领域法律调整与道德调整的关系
1．道德调整与法律调整的区别
道德是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和规则，用善恶荣辱等观念评价人们的行为，并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的信念来规范人们的行为，由人们自觉自愿遵守。法律则是通过立法机关制定出的权利义务规范，强制人们遵守。道德调整与法律调整的区别主要体现为两者在调整功能方面的不同。
首先，两者实施的方法不同，即凭借不同的力量实现。法律的实施主要是凭借社会的强制力量，即有组织的惩罚机关和有系统的惩罚措施，由专门机构来实行。社会成员必须遵守法律规范，否则将受到法律制裁。道德的实施主要依靠社会舆论和个人的自觉自愿遵守。法律调整与道德调整相比，在手段上显得更为严厉，从行政制裁、民事制裁到刑事制裁。
其次，两者调整的婚姻家庭关系的范围有所区别。法律调整的范围要比道德调整的范围窄，法律只在它所规定的范围内发生效力。而道德既能规范调整法律范围的行为，又能规范法律所不能触及到的行为。如法律只能规范婚后夫妻权利义务关系；道德即可规范婚前恋爱关系，又能规范婚后夫妻关系。
第三，在两者共同的调整对象中，道德与法律可分层调整。分层在此指对对象从不同角度划分，如从调整对象的横向组成方面，可将行为分为内在动机与外部表现两部分：法律调整人们的外部关系，而道德则支配人们的内心生活和动机，被博登海默称为“康德式理论”；即法律着重调整人们的外部行为，道德则支配人们的思想意识。从调整对象的纵向发展方面，可将行为的进程分为受道德调整阶段和受法律调整阶段：道德调整某一领域的轻度违法行为，法律制裁其严重违法行为。
2．道德调整和法律调整的联系
道德和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由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共同对婚姻家庭关系进行调整。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需要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相互补充共同调整。任何单一的规范都不能胜任调整现代复杂的社会关系的重任，尤其在婚姻家庭领域。因为本来婚姻家庭关系有伦理性强的特点，法律与道德相辅相成，共同调整着婚姻家庭关系，有助于稳定婚姻家庭关系。而且，一个社会的法律，不管我们如何界定它，与包括道德伦理规范在内的其他社会规范之间，具有某种深刻的支持性关系。法律调整和道德调整都是将人们的行为纳入一定的秩序范围，在调整婚姻家庭关系中，两者常常相互补充。当某些行为不能或不便于进行法律制裁时，便采用道德调整。一旦这些行为已经不能靠道德调整时，就可能适用法律调整。例如，婚姻家庭中的夫妻矛盾、父母和子女的矛盾，一般采取道德调整，但当矛盾激化，道德已不能调整时，就需要法律调整，进行法律制裁。
婚姻家庭关系所具有的伦理性决定了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规范具有伦理性特点，表现为这一领域在现代社会仍需要社会道德规范调整，同时调整这一领域的法律规范也具有伦理性。社会道德与法律在婚姻家庭领域的关系较为密切，两者有着根本一致的地方：在调整目的方面，两者都维护和完善婚姻家庭关系；在调整的内容方面，如婚姻家庭关系的成立、存续和终止，以及主体的权利义务等方面，都是共同的。因此，这就需要我们一方面应认识到婚姻家庭道德与法律的共同的客观基础即婚姻家庭关系具有的伦理性；另一方面应界定法律调整与道德调整的具体领域，使法律与道德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
3.对如何解决婚姻家庭中法律调整与道德调整的紧张关系的思考
对婚外恋的法律调整和道德调整之争，应充分认识到婚姻家庭关系的自然性特征和社会性本质，认识到婚姻家庭在我们今天社会的存在功能。法律调整也好，道德调整也好，最终目的在于权衡这一领域的个人利益、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关系，维护合法的婚姻家庭关系，与我们的现行社会制度相适应。因此，有必要弄清以下问题：
一、道德调整的领域是否完全排斥法律?否则就被视为“法律道德主义”。对婚外恋造成严重危害社会后果的，如一方因婚外恋而伤害，遗弃配偶和子女的，重婚纳妾的，其行为不仅违反婚姻法，而且触犯刑律，将受到刑罚制裁；对因婚外恋导致夫妻关系破裂的，主观有过错的一方，应承担对无过错方的经济补偿。比如夫妻婚后生活多年，一方资助另一方学习工作而使其功成名就，此时，受资助方有外遇而提出离婚，资助方理应得到经济补偿。法律可以对这方面给予规定。如果仅由道德规范调整，则难以保护受害方的合法利益。因此，我们不能不考虑到对婚外恋处理的复杂性而仅用一种规范来处理。
二、对违法行为法律必须主动干预，而不主动干预就意味着该行为就不具有违法性?婚姻家庭法保护合法的夫妻关系，而婚外恋正是对正常夫妻关系的伤害，从婚姻家庭法角度讲婚外恋具有违法性，但对其处理我们又不得不考虑婚外恋产生和存在的复杂性。夫妻忠实义务虽然是维系婚姻关系最起码的要求，但是它表现为双方的内在的感情活动过程，法律对此如做正面规定，较难运作实施，如同将“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规定为判决离婚的条件一样，司法实践中还需增补一系列的司法解释才能便于操作执行。法律一方面可从正面规定“婚姻家庭受法律保护”、“夫妻享有配偶身份权”、“夫妻有义务维护自己的婚姻关系”；另一方面相应规定当事人违反或侵犯婚姻家庭关系所应承担的责任。对婚外恋问题的处理，可采用道德调整与法律调整相结合的方式，分层规范。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而应面对现实，研究法律和道德等有关方面对婚外恋处理的效力问题。如果属于法律规范的领域，法律调整应具有可操作性，相关法律条文能被有效执行；如果进行道德调整，应充分发挥道德调整的效力。比如新闻媒体应配合，多从正面报道婚姻家庭生活，而不过分渲染婚外恋情节，以实现道德的调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