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民国婚姻

A. 民国时期 婚姻自由吗

倒也未必。给你举几个例子：
1、徐志摩的原配是张幼仪，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徐志摩不喜欢张幼仪，后来更是直接离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一部剧叫《人间四月天》，让人认识到了徐志摩生命中另外两个他曾爱过的女人——林徽因和陆小曼。后来徐志摩和陆小曼，就是自由恋爱结的婚。
2、孙中山的原配是其兄长为其娶的。俗话说长兄如父，也算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后来孙氏家谱中的妾室，以及后来甚至没有进入孙氏家谱中的宋庆龄，都是自由恋爱的结的婚。
3、张学良的原配是于凤至，是张作霖和于凤至父亲定下的娃娃亲，也可看作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之后广为传颂的，却是张学良和赵四小姐赵一荻至死不渝的爱情。这也是自由恋爱，虽然赵四小姐直到50多岁才真正成为张学良的夫人。

B. 为什么说民国爱情十有九悲

因为当时的时代背景，在爱情的道路上，相爱双方总是有太多不得已的理由

1、爱情的表达不同。

民国时期的爱情，可以用扑朔迷离来形容。但总体来说还是很传统的，在爱情的表达上比较委婉，我们在看那些民国时期的爱情的时候，很多都是用眼神交流，可谓是无声的爱情。

可以找到一个种猜不到结局的表白。很多人觉得民国事情的爱情好看大概也是因为如此吧。让敏姑欧子琪的爱情爱情懂了几分妖娆。民国事情的爱情，不仅仅在表达上不容易，在见面或是走上婚姻的殿堂也是不容易的。

2、束缚太多，不自由

张学良的爱情就是一个例子。张作霖因为早就为他定好了婚姻，所以张学良是没有太多的权力去选择自己的婚姻的，而这些大军阀往往都有着很强的实力，让这些婚姻成为了他们的实力的附属品。

一个没有独立性的婚姻，是何等的卑微，他成了很多家族的工具或是手段。当时还是父母包办婚姻的比较多，不像现在，自由恋爱，当时可不是自由恋爱。

3、离不开纷扰的爱情

民国时期，任何一种细节都可能成为争吵的理由，而女人是大多喜欢争吵善于争吵的，争风吃醋是女人的天性。而迫于无奈，有些人的爱情，以隐忍为条件才能够保全自己的地位，或是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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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着名的爱情

1、钱钟书和杨绛

钱钟书在清华大学古月堂前结识无锡名门才女杨绛，他们一见钟情，风雨同舟，相知相守65年。《圣经》有言：“有的时候，人和人的缘分，一面就足够了。因为，他就是你前世的人。”文坛伉俪钱钟书和杨绛的爱情便应了这句话。

钱钟书称杨绛“最贤的妻，最才的女”，而杨绛则回答:我一生是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他们的爱情真的令我们所有人羡慕。

2、林徽因和梁思成

林徽因父亲和梁思成父亲是世交，两个地位显赫，门当户对。他们的婚姻是互补的，林徽因要强，而梁思成温和；林徽因感性，而梁思成理性。他们都热爱建筑事业，有共同的理想和追求。

梁思成是历史上的绝佳好男人，他的一生都谦让着林徽因，即使林徽因之前和徐志摩有一段爱情故事。婚前，梁思成问林徽因“为什么是我”时，林徽因俏皮的回答：“我会用一生来回答，你准备好了吗”

C. 民国时期婚姻关系的改变对后来有什么影响

民国时期女性地位有所提升确是不争事实、是历史性突破，也为日后女性争夺更多权力和地位打开一个关键的窗口。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传统婚姻家庭制度的生存土壤逐渐消失，社会、经济、政治各领域的立法纷纷确立。婚姻制度在法律领域也进行了规范和变革。

婚约由男女当事人自己订定；有配偶者不得重婚，否定了传统的腾妾制。多妻制合理化在传统社会及传统思想中根深蒂固，女子同男子平等享有结合与离异的自主权这一重要自由在旧社会更是无法想象。……

D. 民国时期中国的婚姻有何变化

民国时期是指1912（民国元年）—1949年，这段时间，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历史发展时期，各种社会因素都在向近代化方向发展。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结束、民国建立，政治制度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变，社会经济相应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发生变化，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这些冲击着城市传统社会结构，传统婚姻制度也受到挑战并开始出现了变动。本文试图对民国时期婚姻制度的变迁，从而揭示民国社会的变迁。
在经历了清末维新、辛亥革命到民国成立等长期社会演变之后，民国社会恰好处在“破坏告成，建设伊始”的时间段。
众所周知，中国的传统婚姻是附于家庭的，婚姻纯粹是为家庭和宗族传宗接代的需要而存在，“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因此，婚姻带有宗族主义色彩。包办买卖婚姻，男女毫无婚姻自由。按照封建礼法的规定，婚姻缔结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①主婚权操与父母、祖父母等尊长手中，实际上是由男性家长行使的。青年男女结婚之前很多都没有见过面，结婚之后才开始培养感情。有的夫妻之间长年累月没有产生感情，却也因为受到封建但由于受封家长制、孝道等伦理观念的支配，两千年来人们无法摆脱而只能牺牲自我，以维系家族，根本不可能期待从婚姻中得到爱和快乐。这是一种牺牲个人利益服从家庭和家族利益的婚姻制度，它和传统封建家庭制度共同维护着宗法一体化的封建统治。
此时的婚姻是公开的一夫一妻制、男尊女卑、实行家长专制、漠视子女利益，此时的婚姻弊端重重，使青年男女没有婚姻的自由，更谈不上自由恋爱。
人类自古至今，所经历了群婚制、对偶婚制和个体婚制（一夫一妻制）是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特别是经济基础相联系的，是以具体的历史形态存在社会与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②
中国传统的家庭与中国的小农社会是密不可分的。在封建社会，小农经济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很少。而到了19世纪20年代，中国近代化进程加快，人们的活动空间不断扩展。人们离开土地，进入工厂，经济开始独立，使青年男女脱离了父母的支配，此时人们之间的接触，为自由恋爱提供了条件。传统的父母包办婚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经济的发展，是青年男女更为独立，使婚姻的变革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政治上的宗族理论思想的束缚也是一方面。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封建专制政体崩解，传统社会关系开始松动，旧式婚姻家庭制度也受到影响，尤其是民国新法律的制定，加速了传统婚姻制度的解体。新《民法》明确规定一夫一妻制、男女经济地位平等、离婚自由，传统婚姻制度正逐步失却以往的政治基础与法律保障。这给了传统婚姻制度一个重大的打击。
此外此时人们的婚姻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不仅提出了“婚姻自由”的口号,而且提出了“废除婚制”、“婚姻革命”的主张；婚姻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纳妾制受到猛烈批判,一夫一妻制逐渐成为主要的婚姻制度和家庭制度；婚姻日益自由,包办婚姻逐渐减少,自主婚姻增多,离婚更加自由,离婚案件增多。
这段时间又有许多青年奋起开始思想大解放。梁启超猛烈抨击封建婚姻制度，主张婚恋自由，实行一夫一妻制，反对纳妾；③谭嗣同则以自己的婚姻生活实践一夫一妻制原则。二十世纪留学生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他们有西方社会生活体验，更加痛恨传统婚姻制度，对其批判更为彻底。1920年，上海《民国日报》曾开展“关于废除婚制问题”讨论，不少人主张废除婚姻制度，我们要有“自由的人格”，而“自由结婚，是一种彼此相互专利的结婚，是不合于‘自由的人格’的，所以我们要反对之。”④无政府主义者易家钺曾借“社会主义”的标签攻击一夫一妻制，鼓吹“无家”、“无婚姻”；⑤还有一些人把“爱情自由”与“通奸自由”、“性的解放”、“肉欲的解放”混为一谈，造成旧道德的否定与道德的虚无主义之间的混沌与朦胧。1926年自命激进的长虹发表《论杂交》一文，否认一切婚姻制度，侈谈“性”自由。⑥这些过于激进的改革主张否定了一切社会伦理道德，缺乏足够的现实感和严密的科学性，无法正确指导婚姻变革。
封建社会的一夫多妻，纳妾制度，使女性的地位处于被掌控的地位，女性永远只能听从男性的指挥。在爱情上，由于丈夫的多妻，使的这些妻也好妾也罢，都得不到一份唯一的真爱。即使有爱，也不能使唯一的专属与自己，这是对女性爱情的不公平和践踏。多少妻妾，为了争宠，发生明争暗斗，搞得家庭生活不和睦，有的家庭甚至因此而家破人亡。这些负面影响不在少数。
民国建立后社会舆论和妇女团体均发出强烈呼吁，“禁止蓄婢纳妾”，“纳妾者以重婚罪论”坚决要求取消一夫多妻制，传统婚姻的一夫多妻制遭到社会的普遍反对。此时的妇女也不再永远处于受压迫地位，他们会为自己的权利而战。妇女已经开绐觉醒，她们已向不平等的一夫多妻制发起冲击，畸形的婚姻形态正受到人们的挑战。社会上的婚姻也开始提倡一夫一妻制度，使得夫妻之间的感情更加融洽，家庭和睦。同时，这种观念也受到了社会的支持。这样更加有利于家庭的稳定，感情的牢固。
同样，这一时期，父母对儿女婚姻的主动权渐渐消失。离开土地，进入工厂；离开家庭，进入学校等等，以及西方自由平等的思想的传入，使得青年的经济地位独立了，不再要依靠家里的支持，能够主导自己的一切。与此同时，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种种条件，使得青年开始交流频繁。男女结婚不再建立在相亲或者父母的要求，青年男女之间又了更多的选择空间。结婚的基础从互不相识，到此时的自由恋爱，相爱而结为夫妇。父母的强求也减少，婚姻的自主权增强。家庭的成立不仅是为了传宗接代，同时也是为了维系爱情，因此，夫妻关系也日趋平等，传统婚姻中夫为妻纲的观念已在淡化，越来越多的人追求正常的夫妻爱情生活，夫妻感情日臻浓厚。
传统婚姻的目的完全是为了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侍奉父母，而民国时期的青年男女的婚姻目的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此时的知识青年更多是我了浪漫，希望彼此一起生活，走过人生的日子。与此同时，离婚率也提高了。这时男女双方不再为了家族、为了礼教等束缚自己。男女双方认为没有感情或者失去了在一起生活的意义，就会选择和平地离婚。这也是一种告别彼此痛苦的方法。
在这个社会变迁的时期，婚姻制度在各个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来说，从婚姻制度的变迁折射出了民国时期社会的巨大变迁，这一时期，人们在思想、生活习惯、处世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婚姻变革从根本上否定封建家长制和男尊女卑、妇女节烈等传统纲常伦理，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们思想观念的现代化，间接导致传统统治基础的初步削弱与分解，推助了民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