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有关长征的故事
红军长征的故事
我们的贺主席
1935年12月19日中午时分，贺龙率领的第二军团部分主力，从管竹进入岩石乡。三个穿灰布军衣、身背短枪的战士来到三房院子，见一妇女抱着小孩慌慌张张走进自己家里。战士跟着走进她家堂屋，见她房门紧闭，便轻轻地敲门说：“嫂子，请你不要害怕，我们红军是为老百姓服务的，请你开开门，我们有事和你商量。”青年妇女叫欧阳香元，丈夫在外做挑夫，她听到敲门的声音不是很
急，喊话的声音也很平和，就开了房门。战士见她屋内还有一间空房，便提出：“嫂子，今天晚上借你这间空房搭个铺住一晚上，你看行不行?”欧阳香元虽没有完全听懂他们的话，但知道他们是要借房子住，于是脸上露出了同意的笑容。
过了一会儿，有位战士领着一位身材高大魁梧、身穿兰布长衫、留有八字胡子的人来到了欧阳香元的家门口，后面跟着二三十个穿灰布军衣、背短枪的战士，在禾坪里整整齐齐地站成两排。那个八字胡子对大家讲：“我们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人民求解放的，我们有铁的纪律，大家千万要注意，不能进年轻妇女的卧室内；”接着又讲，“我们红军无论走到那里，都要关心群众，爱护群众，群众家里的东西未经主人同意不能搬动，借东西一定要还，损坏和丢失东西一定要照价赔偿，这样我们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才能团结群众去打倒蒋介石卖国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欧阳香元从战士们的表情上，看出八字胡子是个大官。听他讲话句句为老百姓着想，认定红军是好人。她怀着兴奋的心情走到院子里去，把那个八字胡子讲的话告诉别人，直到天快黑时才回家，她走到堂屋门口见地上搭起了铺，那个八字胡子和另外两个人在煤油灯下看地图，一边看一边比比划划。她想知道那个大官是个什么官，于是走到门外悄悄地问一个小战士：“那个穿兰布长衫、留着
胡子的是你们的什么人?”小战士轻声地告诉她：“是我们的军团长，苏维埃政府的贺主席，我们都喊他贺老总。”她听后心里嘀咕，原来他是个大官，难怪战士们都规规矩矩听他讲话。
她走到房内，一位女战士非常和气地请她坐下，像亲姐妹一样和她拉起了家常。在交谈中她问女战士：“你是哪个的老婆?”女战士很爽快地告诉她：“我是贺龙同志的爱人，今晚住在你家，真麻烦你了。”她知道了住在她家里的是红军的大官贺龙主席一家人，不好意思地说：“这房子不好，没有好好收拾，真对不起你们，”女战士说：“等打完仗以后，穷人就有好房子住了。”
第二天清早，部队要走了，有些战士在收拾行装，有些在打扫卫生，有个战士走到欧阳香元嫂嫂雷青菊面前(住她对门)再三询问是否有损坏和丢失的东西，雷青菊讲：“只有一个木脸盆没看到。”那个战士不一会拿了一个铜脸盆对她说：“如果找不到就用这个脸盆，找到了就留做纪念，红军的纪律都是贺主席规定的，你一定要收下。”贺主席和战士们走时，群众都含着热泪相送，战士们
也不时地回头，依依惜别。 ‘
几十年过去了，欧阳香元没有忘记当年的“贺主席”。1956年，她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的挂像时，一眼就认出了当年住在自己家里的贺主席，高兴地说：“你们看，我们的贺主席又回岩山来了，又到我们家里来了。”
可敬的先烈
第二、六军团自从撤离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后，国民党的军队始终跟踪他们、搜索他们，妄图把他们消灭在长征途中。12月21日中午，从高沙开往花园的第六军团，有的在李家渡一带休整，有的在行进途中。战士们虽然头上都用树枝、绿叶作了伪装，但国民党飞机还是发现了目标，丧心病狂的投下了6颗炸弹，20位战士当场光荣牺牲，数十名战士受伤。
当时年仅12岁的王康元正赶着牛回家，一位红军战士见状，急忙跑过去，尸把将王康元按倒在地，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他。王康元安然无恙，而那位战士却血流如注。王康元的叔父王仁德知道后，深为红军战士舍已救人的精神所感动，为了报答红军战士的救命之恩，他冒险同李明生、刘大炳等20多个贫苦农民一道，将烈士的遗体安葬在蛇形山一块空地上。但红军走后不久，一些土豪劣绅心怀鬼胎煽动说，“红军葬的地方是‘风水宝地’，是李家渡的‘龙脉’所在。现在‘龙脉’挖断了，‘龙神’不安，只有把红军的尸体挖出来，丢到河里去，才能保住‘龙脉’，恢复‘风水’。”为了粉碎土豪劣绅的阴谋诡计，贫苦农民邓成竹等人连夜将红军烈士的棺木移葬到松涛滚滚的长岭界，周围栽上苍松翠柏。被红军救了命的王康元，每年清明节去烈士墓前祭扫。1972年他担任西中大队党支部书记后，积极倡议并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带领本大队和李家渡的干部群众，整修了烈士墓，在墓前竖起一块烈士纪念碑，刻上“长征烈士之墓”六个大宇，两侧刻有两副对联，一副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另一副是“继承先烈志，永作革命人”。洞口县委和县政府已将烈士墓做为全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几
十年来，干部、工人、农民、学生经常去墓前瞻仰、凭吊学习先烈精神，继承先烈遗志，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做贡献。
讨还血泪债
旧社会的广大农民，饱受土豪劣绅的压迫和剥削，挣扎在死亡线上。红军打击土豪劣绅，为贫苦农民求解放，因而得到他们的真诚拥护。
岩山乡沙坊院子有个土豪叫付升庭，长有一脸麻子，为人专横残忍，欺压穷人，群众都叫他升麻子。他的五个儿子个个凶残如虎，群众称他们是“五老虎”。1931年，升庭麻子准备修新屋，找来新化方师傅给他烧砖瓦。可怜方师傅辛辛苦苦一场，不但未得分文工钱，还要倒贴伙食。一气之下他推倒砖瓦垛子，满腹怨恨回新化去了。1935年，他参加了红军。12月19日，部队在岩山宿营，他
把当年在付家的遭遇和当地农民受付家欺压的情况，向部队首长做了汇报，首长同意他带三名战士去找升麻子算帐。他们操小路走到沙坊院子，把正准备逃跑的升庭麻子抓住。附近群众听说红军抓住了作恶多端的升麻子，喜得奔走相告，纷纷向红军首长揭发升麻于的罪恶。首长派出一位战士领着贫苦农民到升麻子家里，打开了付家的粮仓，把粮食分给了群众。第二天红军离开岩山时，把升麻子
押到绥宁县李熙桥处决。
红军第六军团在石江处决了一贯包揽诉讼、敲榨勒索的王文祥；镇压了高沙镇街上被称为“三王五霸”之一的大恶霸、土匪袁宽：将石背乡的土豪财主尹成哉、花园乡罪大恶极的邓星芳、拒绝给红军派粮的反动保长邓陈卓三人，押到绥宁县武阳处决。广大群众拍手称快，感谢红军为自己伸了冤，讨还了血泪债。
军民鱼水情
红军到洞口之前，国民党反动派与地方反动势力制造了很多谣言，不少农民躲进山里。红军以遵纪爱民的实际行动，解除了群众的顾虑，很快，大家都回来为红军战士解决吃住问题，十分亲热。
开始岩山街上很多店门都关得紧紧的，后听到红军战士亲切地喊：“老乡们不要怕，我们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不会拿你们的东西，如果你们有什么吃的就卖给我们一点，我们照价付钱。”有些人从门缝中看到红军战士规规矩矩，蹲在街上，谁也不去敲店门。于是有的就拿出煮热的红薯放门口卖，战士们不讲价，说多少就是多少，只多交不少交。消息传开后，店门都开了，能吃的东西都摆出来了，附近群众家里有能吃的，都拿到街上卖。有几位战士走到林玉元老大娘面前轻声说：“大娘，天气太冷，今晚上我们想到你家里避避风寒。”大娘满脸笑容表示欢迎，战士们放下背包，就动手打扫卫生，挑水劈柴。晚上，林大娘见几个战士在灯下摆着白布比划，她猜想是把布剪做包脚布，就把“坐月子”的媳妇喊来一起帮忙，母女俩人熬了一整夜，共做好10双布袜子，正好每人一双。第二天战士们临走时再三向林大娘道谢，送给他一些白布、一床印花被面和两个圆瓷缸作为纪念。
红军关心群众，爱护群众的感人事迹，深深地感动了群众，广大农民群众从各个方面关心、爱护红军。石江缝纫师傅邱国才与其他11位师傅一起，连夜赶制军帽120顶。红军给他们每人一块银元，他们心情非常激动，你一言我一语，凑成一首诗：“红军来到石江镇，痛打土豪和劣绅，财主心怕胆又惊，穷人精神大振奋，军民连夜作军帽，同心协力杀敌人。”花园马家院子邓大妈同儿媳曾冬娥在山边土里锄草，听到山中有微弱的呻吟声，邓大妈立即放下锄头去山中寻找。果然发现一个约20岁年纪、头带八角帽的红军战士(浏阳人)躺在地上，她用手一摸额头，好烫手，又见他右脚伤口已开始流脓。她心想不能让亲人在野外活活冻死、痛死、饿死，一定要想办法救他。她喊来儿媳一起扶着伤员回到家里，让他躺在儿媳床上，儿媳拿出丈夫的蓝布旧衣服给他换上。大妈告诉伤员安心养伤，如发现有外人来就装哑巴，要儿媳认他是自己的丈夫(儿媳的丈夫在贵州做挑夫)。安排好后，大妈每天上山采药，精心护理，一周后战士的伤基本治好，他告诉大妈要去赶部队。临走那天，天刚亮大妈就起床为他准备好路上吃的东西。战士对大妈说：“大妈，你就是我的亲娘，我一定永远记住你的恩情，革命胜利了，我一定来看望你老人家。”恋恋不舍，挥手告别。
跟着红军走
广大群众切身感受到红军是自己的队伍，是自己翻身求解放的靠山，红军的道路就是自己走向解放的道路。于是，不少贫苦农民纷纷送子弟当红军，中青年更是积极踊跃，要求跟着红军走。李家渡的贫苦农民，看到20个红军战士在敌机轰炸下光荣牺牲，满怀为烈士报仇的愤怒心情和为自己求解放的强烈愿望，积极报名参加了红军。西中村的邓星怡、邓正仁、吴老晒，盲田村的邓星开，新兴
村的刘老细，木井村的陈松青，圳上的罗玉等都跟着红军走了。洞口街上邹玉和、王顺生两位缝纫师傅，被请到花园给红军制作军服，他们深为红军的精神所感动，毅然跟着红军走上了长征路。
据解放后全县初步统计，当年跟着红军走的有20多人。他们为革命做出了贡献。其中：有壮志未酬而牺牲在长征途中的革命烈士，有在抗日前线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民族英雄，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毕生精力的人民功臣，如石江镇的王振贵，当年30岁，参加红军后编入第六军团保卫局，在17年的戎马生涯中南征北战，荣获“人民功臣”、“解放华北”、“解放西北”的纪念勋章各一枚，1952年转业到新疆工作，1965年离休，1966年元月回洞口老家定居，撰写了“夜渡金沙江”、“翻过大雪山”、“六十年春秋话往日”等革命回忆录。
长征时期，发生了一个又一个动人、感人的故事，我较为了解的一个故事叫《一袋干粮》。它讲述了一个13岁的小红军小兰在随部队一起前进的时候，好不容易得到了一袋干粮，却在过一座桥时为照顾一位伤员不慎把自己的那袋干粮掉入河中冲走了。她为了大家有足够的干粮吃，坚持没告诉他们。为了装成没事发生一样，她拔了许多野菜塞入挎包，塞得鼓鼓的。不久她的身体就不行了，在护士长发现她吃野菜和挎包中“干粮”的事后，大家才知道事情的真相，于是大家每人分了一点干粮给她，让她体会到了家的温暖……故事虽小，内涵不小。这些点点滴滴的细节，小故事却能够反映红军战士们的优秀品质——不怕苦、坚强、无私、热心……小兰，她只是一个13岁的小女孩，却有男孩一样坚强的意志；却知道体谅他人。在她没有粮食之际，她大可伸出双手向战友们要一些，她没有这么做，她选择沉默，不告诉任何人，自己吃苦，此刻，她脑海里想的只有战友的利益，而忽略了自己的困难；而对伤势严重的伤员们，她大可丢下他们，让他们自生自灭，可她没这么做，她细心照料一个伤员，没有怨言，没有后悔。一个小兰尚且如此，可想而知，我伟大的红军整支队伍的品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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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老红军讲长征的故事
“年轻人，你难以理解我们这些老人面对浴血奋战换来的太平盛世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在九死一生的险境里我们始终不动摇，就是因为我们坚信我们的努力能换来今天的安定繁荣！”
7月23日20：00，记者见到了14岁参加红军、曾经三过草地、戎马生涯半个世纪的老红军战士，原济南军区副政委任思忠老人。这位83岁的老人的话匣子打开了，谈起过去的峥嵘岁月，神情激动起来，双唇有些颤抖……
15岁少年 率171人加入红军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到达川北，川东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开始在达县一带活动。当时，因贫困辍学的任老正在家中帮助父亲务农。
“党的队伍给了我思考的能力，我明白了为什么穷人辛劳一生后代还要继续受穷”，红色政权打土豪分田地，给穷人指出一条活路，这在任老心中掀起了巨澜。红军队伍为贫苦农民作主，任老明白了，这是一支穷人的队伍。
红色家庭对他的影响至关重要。大哥早他加入游击队，但不久便在一次战役中英勇牺牲，父亲积极响应革命队伍的号召，担任村苏维埃主席。这位老人在红军离开根据地的岁月里，被反动军队关进监狱，活活折磨致死，父亲死后不久，母亲也含恨离去，这一切，更坚定了任老参加革命的决心。
1933年是任老走上革命道路的关键年份。6月，任老参加了游击小组，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老思想活跃，积极探讨革命的道理，很快便成为游击队的中坚力量。红军主力占领达县后，他被选为区少年先锋队大队长，15岁的少年成了171名红小鬼的“头领”，在他的带领下，全队172人集体加入了红军。
打“扇子队” 少年军人名声大振
从游击队员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革命战士，但四川强横的反动军阀势力还是逼迫部队流动开展革命工作。
1934年7月，任老时任四川省少先指挥部政教科长兼干部连指导员。在四川西部丹巴地区开展工作。一天，当任老等人在一座3层小楼上开会时，反动军阀的武装突然冲到了楼里，与负责放哨的同志在楼梯上展开了激烈的枪战。脚步声密集急促，逐渐近了，留下来肯定是死，任老等三人跳窗逃生，一名同伴当场摔死，任老右臂支撑着地，上臂骨折后戳断肋骨插进了胸腔，他忍痛与同伴钻入夜幕迅速转移。
但没过多久，绷带吊起伤臂的任老再次活跃于山间的村庄里。
革命者的工作激起了恶势力的疯狂反扑，在新塘坝地区，有一支500人左右的地主武装，他们疯狂袭击革命者的工作队，屠杀革命群众，打仗时人人拿着一把扇子，妄称是刀枪不入的神兵，当地群众称之为“扇子队”。一天深夜，任老带领干部连在地方赤卫队的配合下夜袭“扇子队”。战斗中，他被敌人刺刀捅伤，仍坚持参加战斗。是役，扇子队被全歼，少年军为川陕根据地人民除了害，一战成名。
一过草地 竹签穿透他的脚掌
“年轻人，用语言表达不出长征真实场景，你根本不可能想象出当时有多么艰苦”。任老对记者说。任老前段时间坚持每天收看电视连续剧《长征》，他看得比家里每个人都专注，他为这部电视连续剧感动，但仍然对家人说，“有些苦他们拍不下来”。
任老头上的三块伤疤和脚弓部位所受的一次穿透伤都是在长征时留下的。说起长征开始后的第一次受伤，任老脱下鞋子，右脚背中央部位赫然有一块大约三厘米见方的凹陷。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路最长，三过草地，第一次过草地时，我的右脚便被反动军队布下的竹签阵穿透了”。
那是一次夜间急行军，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任老带着一支十几人的队伍迅速向阿坝前行。任老走在最前面，他小心地穿过反动军队布下的铁丝网，突然脚心一阵剧痛，落在地上再也迈不动步子。战友提来马灯一看，一根近0.1米长的竹签穿过了他的右脚脚掌，脚背上还露出长长一截。
受伤只是一瞬间，此后几个月任老被伤脚折腾苦了。队伍连续行军，根本没有机会停下来养伤。伤口化脓了，战友便将纱布裁成窄长的细条，蘸了水穿过伤洞，来回扯动，清除里面的脓血和息肉。每拉扯一下，都伴随了钻心的疼痛，但有什么办法，那是缺医少药环境中遏制进一步感染的惟一办法。
“和平年代现在的年轻人谁还能忍受这样的痛苦呢？”讲到这里，任老喃喃地说。
二过草地 鬼门关口拣回性命
第二次过草地更险，任老一只脚迈进了鬼门关。
1935年下半年，任老时任红四方面军总部教导团一连指导员。大军从阿坝向绥靖方向进发。来到黑水河时，便桥已被毁掉，南岸则被土匪占领。为保证主力部队过河，任老和另外30名干部战士趁黑夜泅水渡河。时值隆冬，水流湍急，冰冷刺骨，成功游到对岸的只有8名。接下来就是一次令南岸敌军魂飞魄散的突袭，大部分敌军在睡梦中被击毙，8人很快便占领了桥头堡，大部队顺利地搭起了便桥。
任老却因此染上了重伤寒，红军缺医少药，食物的供应已经断绝，他的病一步步恶化，常常昏迷不醒，战友们便抬着他行军。20天后，部队走出草地，来到绥靖。此时任老长时间休克，战友们都误以为他已经死了，便把他放在了绥靖滩石崖下的山洞里。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苏醒过来，挣扎着爬向河边喝水，十几米的距离，任老竟爬了两三个小时。当地居民郝老汉发现后将他救回了家。
郝老汉对待他就像亲生儿子一样，每天熬小米粥一口一口喂他。老汉膝下只有一个女儿，便想收他为儿子。但任老却一心想要回到队伍上，他每天搬小板凳坐在大门口，希望看到队伍上的同志。两个月后，任老的病基本痊愈了，他挥泪告别了郝老汉老两口，找到了在该地区活动的金川省委，重回革命队伍。
经历这一次起死回生时，任老还不满18岁。
1936年7月，任老的病全好了，就在此时，队伍又从绥靖出师北上。任老带着七八名比他还年轻的战士在草原上行军。一天夜里，一位小战士问任老，“科长，将来会是什么样子的？”“人人都生活得很幸福，不缺衣少食。”“那能实现吗？”“肯定能”。
说起荣誉 老人没有太多言语
任老在和平年代练起了书法，每当朋友求字时他总忘不了盖上一个章，或者是“长征战士”，或者是“幸存者”。这是老人晚年给自己的定位。
战争年代，任老是一名英勇善战的骁将，他重视思想工作，善用攻心战术，常能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抗日战争胜利之初，任老率领队伍在喀喇沁旗平叛，妥善运用了和平平叛的政策，打通了300公里承赤公路。此后，在攻打天津、广西剿匪、援朝金城反击战等众多战役中，任老立下了赫赫战功。1955年老人被授予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荣誉章。但说起荣誉，老人没有太多言语。
“战争年代，我们身边倒下了太多的好战友，比起他们，我是一名幸存者，更是一个幸运者”，“我能够亲眼看到自己为之努力的目标实现就是最大的幸运，真正的荣誉归于那些光荣献身的烈士们。”
任老的家人介绍，任老每每想起自己身边倒下的战友，便非常难过。当年任老带171人参加红军，但经历历次事件，解放后任老再没能见到其中的任何一位。他忘不了1953年自己回乡的那次经历。当时，战友的亲人听说他要回来了，站在路两旁等待询问亲人的下落，任老骑马走了30多公里山路，当久候乡亲们纷纷上前询问时，老人的眼泪夺眶而出。
另一次，任老在革命烈士纪念碑上找到了战友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