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婚姻如何建立的

㈠ 中国古代婚姻制度是怎么样的

我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即使皇帝也只是有一个老婆，但那个时候的内容只要有条件，可以娶很多个老婆，但那叫妾，不能称妻。妾下面还有通房丫头。只有办了手续的通房丫头才能称妾。如《红楼梦》里的赵姨娘。
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中国古代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人类社会的三大生产中，婚姻是实现人类自身生产的唯一方式，是社会伦理关系的实体。由于人类自身生产使人类的生命得到延续，从而形成各种人际关系以及社会文化心理和礼俗。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从事于生产资料和生活日用品的生产，其中一些产品则成为文化的物化成果；而人类精神生产所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又作为精神文化反作用于物质生产和人类的自身生产。
正是由于婚姻在上述三大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被称为“婚姻大事”。中国封建伦理道德把婚姻当做人际关系的开端。《易·系辞》：“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自然界由阴、阳二气交感所产生，人类是由男女交接而产生。纳西族东巴经象形文字中有关于人类自然产生的观念，与《易·系辞》的说法相近。在天地之间产生气，气变成蛙，蛙变为人类（男人由天上生，女人由地上生，天地产生人类）。这是对产生人类的原始看法。
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规范认为：“昏（婚）礼者，礼之本也。”“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政”(1)。它把婚姻家庭视为组成社会肌体的胚胎。
我国封建社会，妇女没有社会地位,夫为妻纲,妇女的一切只能服从和依赖于丈夫,即使丈夫死了也不准改嫁,从一而终。而男子却可以三妻四妾，皇帝有三宫六院，一般的达官贵人亦都妻妾成群。一个男人能娶多少女人没有受到法律的限制，而这些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也是不同的，只有被称为正室的女人才具有妻子的资格，其余只能处于从属地位。翻开《红楼梦》看看，王夫人和赵姨娘的家庭地位是多么不同，就是她们的儿子在家中的地位也是天壤之别。但在众多妻妾中正室只能是一人，否则，为什么贾宝玉不能同时娶林黛玉和薛宝钗为妻呢？所以我国古代实行的实际上是一种“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正因为这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千百年来上演了多少人间悲剧？它是强加在我国古代妇女身上的沉重枷锁。
指从议婚至完婚过程中的六种礼节，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这一娶亲程式，周代即已确立，最早见于《礼记·昏义》。以后各代大多沿袭周礼，但名目和内容有所更动。
一、纳采
六礼之首礼。男方欲与女方结亲，请媒妁往女方提亲，得到应允后，再请媒妁正式向女家纳“采择之礼”。《仪礼·士昏礼》：“昏礼，下达纳采。用雁。”古纳采礼的礼物只用雁。纳采是全部婚姻程序的开始。后世纳采仪式基本循周制，而礼物另有规定。
二、问名
六礼中第二礼。即男方遣媒人到女家询问女方姓名，生辰八字。取回庚贴后，卜吉合八字。《仪礼·士昏礼》：“宾执雁，请问名；主人许，宾入授。”郑玄注：“问名者，将归卜其吉凶。”贾公彦疏：“问名者，问女之姓氏。”
三、纳吉
六礼中第三礼。是男方问名、合八字后，将卜婚的吉兆通知女方，并送礼表示要订婚的礼仪。古时，纳吉也要行奠雁礼。郑玄注：“归卜于庙，得吉兆，复使使者往告，婚姻之事于是定。”
四、纳征
亦称纳成、纳币。六礼中第四礼。就是男方向女方送聘礼。《礼记·昏义》孔颖达疏：“纳征者，纳聘财也。征，成也。先纳聘财而后婚成。”男方是在纳吉得知女方允婚后才可行纳征礼的，行纳征礼不用雁，是六礼唯一不用雁的礼仪，可见古人义礼之分明。历代纳征的礼物各有定制，民间多用首饰、细帛等项为女行聘，谓之纳币，后演变为财礼。
五、请期
又称告期，俗称选日子。六礼中第五礼。是男家派人到女家去通知成亲迎娶的日期。《仪礼·士昏礼》：“请期用雁，主人辞，宾许告期，如纳征礼。”请期仪式历代相同，即男家派使进去女家请期，送礼，然后致辞，说明所定婚期，女父表示接受，最后使者返回复命。
六、亲迎
又称迎亲。六礼中第六礼。是新郎亲自迎娶新娘回家的礼仪。《诗经·大雅·大明》：“大邦有子， 天之妹，女定阙祥，亲迎于渭。”亲迎礼始于周代，女王成婚时也曾亲迎于渭水。此礼历代沿袭，为婚礼的开端。亲迎礼形式多样。至清代，新郎亲迎，披红戴花，或乘马，或坐轿到女家，傧相赞引拜其岳父母以及诸亲。岳家为加双花披红作交文，御轮三周，先归。新娘由其兄长等用锦衾裹抱至轿内。轿起，女家亲属数人伴送，称“送亲”，新郎在家迎侯。
聘娶六礼中，雁是最重要的礼品。后汉班固在《白虎通·嫁娶》对用雁作为礼品作了解释：“《礼》曰：女子十五许嫁，纳采、问名、纳吉、请期、亲迎，以雁为贽。纳征用玄熏，故不用雁也。贽用雁者，取其随时而南北，不失其节，明不夺女子之时也；又是随阳之鸟，妻从夫之义也；又取飞成行，止成列也，明嫁娶之礼，长幼有序，不相逾越也。又昏礼贽不用死雉，故用雁也。”古人以雁为礼，一取雁是候鸟，每年秋分时节南去，春分时节北返，来往有时，从不失信。喻男女婚前互守信约，婚后夫妻坚贞不渝。二取雁是随阳之鸟，喻妇人出嫁从夫；三取雁行有序，飞时成行，止时成列，迁徙中老壮雁率前引导，幼弱雁尾随跟紧，井然不紊，喻嫁娶之礼，长幼有序，不相逾越。由于雁是飞禽，很难捕捉，后人以鹅代雁，谓之“雁鹅”。
经过此“六礼”，婚姻正式成立。如此复杂漫长的过程，都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从中牵引，而真正结婚的男女双方都未直接参与，只有在结婚完成之后才见对方模样。如此玄妙的结合，是谓千里姻缘一线牵，男女之间的姻缘，要经过媒人的物色，经过生辰八字批合吉凶，就仿佛两个今生素不相识的人，不知经过几世的修缘，今生在出生之时，就以定下姻缘，共度一生。
我国古代社会实行许可离婚、专权离婚、限制离婚的制度。反映在离婚方式上，以“出妻”为主，以“义绝”、“和离”和一定条件下的“呈诉离婚”为补充。
第一，出妻制度。
出妻，即男子强制休妻，是我国古代社会最主要的离婚方式。我国古代的“礼”和“法”为男子休妻规定了七种理由，这就是所谓“七出”。《大戴礼记·本命》记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不顺父母，是指儿媳不孝顺公婆，得不到公婆的欢心，尽管妇女没有过错，只要公婆不喜欢儿媳，即可成为出妻的理由。无子，即妻子不生儿子，封建时代的法律规定“四十九以下无子，不合出之”。淫，即指妻子与人通奸。妒忌，在古代社会，官宦豪绅除娶一个正妻外，还可以纳妾。如果女子从思想、行为上不准丈夫纳妾，男子可以此为理由将她休掉。恶疾，指妻子患有严重传染性疾病，据考证，这里的恶疾，主要指的是麻风病。多言，指妻子多言多语，离间了夫家的亲属关系。窃盗，指妻子擅自动用家庭财产。在古代社会，妻子对家庭财产没有处理权，私自动用家财就被认为是盗窃。
为维护封建道德，古代婚姻制度又规定了三种丈夫不得休妻的法定事由，客观上取得了保护女性权利的效果。这就是所谓的“三不去”，即使妻子有“七出”的理由，丈夫也不得将其休弃。其内容，按照《大戴礼》所记载为：“有所取无所归”、“与更三年丧”、“前贫贱后富贵”。即：
妻子无娘家可归、无所依附的，不能休；
和丈夫一起为公婆服过三年丧的，不能休；
结婚时夫家贫贱，曾与夫同甘共苦，后来富贵了，不能休。
第二，和离制度。
和离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一种允许夫妻通过协议自愿离异的法律制度。但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里，妇女受着传统的“三从四德”和贞操观念的严重束缚，很难真正实现其离婚的愿望。所谓和离，大多是一种协议休妻或“放妻”，往往成为男方为掩盖“出妻”原因，以避免“家丑外扬”而采取的一种变通形式。
第三，义绝制度。
义绝制度不是独立的离婚制度，而是一种刑事案件附带的民事法律后果。如果夫妻之间，夫妻一方与他方的一定亲属间，或者双方的一定亲属间发生了法律所指明的相互侵害如殴斗、相杀等犯罪事件，在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同时，夫妻关系必须解除。 义绝具有强制性，合当义绝而不绝者要受到处罚。
第四，呈诉离婚制度。
所谓呈诉离婚，即发生特定事由时由官司处断的离婚。依封建法律规定，如果“妻背夫在逃”、“夫逃亡三年”、“夫逼妻为娼”、“翁欺奸男妇”等，男女双方都可以呈诉要求解除婚姻关系。

㈡ 古代婚姻的形成及其演变过程有哪些阶段

劳动产生最初的性禁忌，在从事繁重而艰巨的劳动前，禁止参加劳动的男性与女性接触。这种性禁忌后来演变成婚姻和家庭道德。

婚姻是一定社会所确认的男女两性结合的具体形式以及由此确立的夫妻关系。婚姻是家庭的基础。

家庭是以婚姻为基础、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生活组织形式。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婚姻和家庭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过程。

第一种形式是同辈群婚和血缘家庭。禁止不同辈份的人发生两性关系。

第二种形式是族间群婚和普那路亚家庭。同胞兄弟姐妹之间禁止性行为，一个群体的兄弟（或姐妹）和另一群体的姐妹（或兄弟）互为夫妻，叫做普那路亚（夏威夷语“亲密伙伴”）。

第三种形式是男性走婚和对偶家庭。男女之间在较长的时间内有较为稳定的性伙伴。以女方为家庭中心，丈夫晚上到妻子家中幽会。我国云南纳西族的“阿柱（朋友）”之间的性关系属于这种婚姻和家庭形式。

第四种形式是宗法婚姻和一夫多妻家庭。男子可以三妻四妾，女子只能从一而终。

第五种形式是自主婚姻和一夫一妻家庭。夫妻双方相互忠实，反对婚外性行为。

㈢ 古代婚姻制度

我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即使皇帝也只是有一个老婆，但那个时候的内容只要有条件，可以娶很多个老婆，但那叫妾，不能称妻。妾下面还有通房丫头。只有办了手续的通房丫头才能称妾。如《红楼梦》里的赵姨娘。
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中国古代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人类社会的三大生产中，婚姻是实现人类自身生产的唯一方式，是社会伦理关系的实体。由于人类自身生产使人类的生命得到延续，从而形成各种人际关系以及社会文化心理和礼俗。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从事于生产资料和生活日用品的生产，其中一些产品则成为文化的物化成果；而人类精神生产所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又作为精神文化反作用于物质生产和人类的自身生产。
正是由于婚姻在上述三大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被称为“婚姻大事”。中国封建伦理道德把婚姻当做人际关系的开端。《易·系辞》：“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自然界由阴、阳二气交感所产生，人类是由男女交接而产生。纳西族东巴经象形文字中有关于人类自然产生的观念，与《易·系辞》的说法相近。在天地之间产生气，气变成蛙，蛙变为人类（男人由天上生，女人由地上生，天地产生人类）。这是对产生人类的原始看法。
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规范认为：“昏（婚）礼者，礼之本也。”“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政”(1)。它把婚姻家庭视为组成社会肌体的胚胎。
我国封建社会，妇女没有社会地位,夫为妻纲,妇女的一切只能服从和依赖于丈夫,即使丈夫死了也不准改嫁,从一而终。而男子却可以三妻四妾，皇帝有三宫六院，一般的达官贵人亦都妻妾成群。一个男人能娶多少女人没有受到法律的限制，而这些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也是不同的，只有被称为正室的女人才具有妻子的资格，其余只能处于从属地位。翻开《红楼梦》看看，王夫人和赵姨娘的家庭地位是多么不同，就是她们的儿子在家中的地位也是天壤之别。但在众多妻妾中正室只能是一人，否则，为什么贾宝玉不能同时娶林黛玉和薛宝钗为妻呢？所以我国古代实行的实际上是一种“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正因为这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千百年来上演了多少人间悲剧？它是强加在我国古代妇女身上的沉重枷锁。
指从议婚至完婚过程中的六种礼节，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这一娶亲程式，周代即已确立，最早见于《礼记·昏义》。以后各代大多沿袭周礼，但名目和内容有所更动。
一、纳采
六礼之首礼。男方欲与女方结亲，请媒妁往女方提亲，得到应允后，再请媒妁正式向女家纳“采择之礼”。《仪礼·士昏礼》：“昏礼，下达纳采。用雁。”古纳采礼的礼物只用雁。纳采是全部婚姻程序的开始。后世纳采仪式基本循周制，而礼物另有规定。
二、问名
六礼中第二礼。即男方遣媒人到女家询问女方姓名，生辰八字。取回庚贴后，卜吉合八字。《仪礼·士昏礼》：“宾执雁，请问名；主人许，宾入授。”郑玄注：“问名者，将归卜其吉凶。”贾公彦疏：“问名者，问女之姓氏。”
三、纳吉
六礼中第三礼。是男方问名、合八字后，将卜婚的吉兆通知女方，并送礼表示要订婚的礼仪。古时，纳吉也要行奠雁礼。郑玄注：“归卜于庙，得吉兆，复使使者往告，婚姻之事于是定。”
四、纳征
亦称纳成、纳币。六礼中第四礼。就是男方向女方送聘礼。《礼记·昏义》孔颖达疏：“纳征者，纳聘财也。征，成也。先纳聘财而后婚成。”男方是在纳吉得知女方允婚后才可行纳征礼的，行纳征礼不用雁，是六礼唯一不用雁的礼仪，可见古人义礼之分明。历代纳征的礼物各有定制，民间多用首饰、细帛等项为女行聘，谓之纳币，后演变为财礼。
五、请期
又称告期，俗称选日子。六礼中第五礼。是男家派人到女家去通知成亲迎娶的日期。《仪礼·士昏礼》：“请期用雁，主人辞，宾许告期，如纳征礼。”请期仪式历代相同，即男家派使进去女家请期，送礼，然后致辞，说明所定婚期，女父表示接受，最后使者返回复命。
六、亲迎
又称迎亲。六礼中第六礼。是新郎亲自迎娶新娘回家的礼仪。《诗经·大雅·大明》：“大邦有子， 天之妹，女定阙祥，亲迎于渭。”亲迎礼始于周代，女王成婚时也曾亲迎于渭水。此礼历代沿袭，为婚礼的开端。亲迎礼形式多样。至清代，新郎亲迎，披红戴花，或乘马，或坐轿到女家，傧相赞引拜其岳父母以及诸亲。岳家为加双花披红作交文，御轮三周，先归。新娘由其兄长等用锦衾裹抱至轿内。轿起，女家亲属数人伴送，称“送亲”，新郎在家迎侯。
聘娶六礼中，雁是最重要的礼品。后汉班固在《白虎通·嫁娶》对用雁作为礼品作了解释：“《礼》曰：女子十五许嫁，纳采、问名、纳吉、请期、亲迎，以雁为贽。纳征用玄熏，故不用雁也。贽用雁者，取其随时而南北，不失其节，明不夺女子之时也；又是随阳之鸟，妻从夫之义也；又取飞成行，止成列也，明嫁娶之礼，长幼有序，不相逾越也。又昏礼贽不用死雉，故用雁也。”古人以雁为礼，一取雁是候鸟，每年秋分时节南去，春分时节北返，来往有时，从不失信。喻男女婚前互守信约，婚后夫妻坚贞不渝。二取雁是随阳之鸟，喻妇人出嫁从夫；三取雁行有序，飞时成行，止时成列，迁徙中老壮雁率前引导，幼弱雁尾随跟紧，井然不紊，喻嫁娶之礼，长幼有序，不相逾越。由于雁是飞禽，很难捕捉，后人以鹅代雁，谓之“雁鹅”。
经过此“六礼”，婚姻正式成立。如此复杂漫长的过程，都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从中牵引，而真正结婚的男女双方都未直接参与，只有在结婚完成之后才见对方模样。如此玄妙的结合，是谓千里姻缘一线牵，男女之间的姻缘，要经过媒人的物色，经过生辰八字批合吉凶，就仿佛两个今生素不相识的人，不知经过几世的修缘，今生在出生之时，就以定下姻缘，共度一生。
我国古代社会实行许可离婚、专权离婚、限制离婚的制度。反映在离婚方式上，以“出妻”为主，以“义绝”、“和离”和一定条件下的“呈诉离婚”为补充。
第一，出妻制度。
出妻，即男子强制休妻，是我国古代社会最主要的离婚方式。我国古代的“礼”和“法”为男子休妻规定了七种理由，这就是所谓“七出”。《大戴礼记·本命》记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不顺父母，是指儿媳不孝顺公婆，得不到公婆的欢心，尽管妇女没有过错，只要公婆不喜欢儿媳，即可成为出妻的理由。无子，即妻子不生儿子，封建时代的法律规定“四十九以下无子，不合出之”。淫，即指妻子与人通奸。妒忌，在古代社会，官宦豪绅除娶一个正妻外，还可以纳妾。如果女子从思想、行为上不准丈夫纳妾，男子可以此为理由将她休掉。恶疾，指妻子患有严重传染性疾病，据考证，这里的恶疾，主要指的是麻风病。多言，指妻子多言多语，离间了夫家的亲属关系。窃盗，指妻子擅自动用家庭财产。在古代社会，妻子对家庭财产没有处理权，私自动用家财就被认为是盗窃。
为维护封建道德，古代婚姻制度又规定了三种丈夫不得休妻的法定事由，客观上取得了保护女性权利的效果。这就是所谓的“三不去”，即使妻子有“七出”的理由，丈夫也不得将其休弃。其内容，按照《大戴礼》所记载为：“有所取无所归”、“与更三年丧”、“前贫贱后富贵”。即：
妻子无娘家可归、无所依附的，不能休；
和丈夫一起为公婆服过三年丧的，不能休；
结婚时夫家贫贱，曾与夫同甘共苦，后来富贵了，不能休。
第二，和离制度。
和离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一种允许夫妻通过协议自愿离异的法律制度。但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里，妇女受着传统的“三从四德”和贞操观念的严重束缚，很难真正实现其离婚的愿望。所谓和离，大多是一种协议休妻或“放妻”，往往成为男方为掩盖“出妻”原因，以避免“家丑外扬”而采取的一种变通形式。
第三，义绝制度。
义绝制度不是独立的离婚制度，而是一种刑事案件附带的民事法律后果。如果夫妻之间，夫妻一方与他方的一定亲属间，或者双方的一定亲属间发生了法律所指明的相互侵害如殴斗、相杀等犯罪事件，在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同时，夫妻关系必须解除。 义绝具有强制性，合当义绝而不绝者要受到处罚。
第四，呈诉离婚制度。
所谓呈诉离婚，即发生特定事由时由官司处断的离婚。依封建法律规定，如果“妻背夫在逃”、“夫逃亡三年”、“夫逼妻为娼”、“翁欺奸男妇”等，男女双方都可以呈诉要求解除婚姻关系。

㈣ 上古时期是谁建立了婚姻制度

结婚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会通用的，一种仪式，结婚也就意味着两个人下半辈子会共同生活在一起，结为夫妻是一件很浪漫的事。在我国古代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婚姻制度了，并且是在上古时期是由伏羲氏创造的。伏羲在我国古代的传说中是一位非常远古的帝王，也被人称为是圣人，在古代人心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而且根据古代的传说，伏羲是人首龙身，所以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又显得非常神秘。

于是伏羲和女娲结婚之后，就倡宛丘国里面的人进行男婚女嫁，并且逐渐推广到其他的诸侯国，所以夫妻所推广的这个婚姻制度对于人类文明的进步是有很大贡献的。两个人在推行了婚姻制度之后，人们的行为才逐渐变得文明，并且人们知道自己的父亲母亲是谁了，也有了家庭的观念，所以伏羲和女娲是创建了中国的第1个家庭。

㈤ “婚姻”一词是如何来的古代不同时代有怎样的婚姻制度

婚姻的起源：婚姻，也被称为古代的“微弱的婚姻”或“微弱的事业”。一般来说，婚姻一词的起源有三个版本：汉朝的郑玄说，婚姻是指结婚仪式。在中国古代婚礼中，男人通常在黄昏时去女人家见新娘，而女人则与男人出去。换句话说，婚姻是男人嫁给女人的过程。婚姻：已婚人士比未婚人士更幸福，世界各地的科学家都同意，极端幸福至少持续到结婚后整整一年。父权制的建立，财产的私有化，以确保子孙后代可以继承父亲的财产，要求儿子的血纯净，同时孩子必须确认父亲的身份。这意味着配对婚姻将以一夫多妻的形式保存；这也需要女人的贞操。

不一定是可持续的。这就是为什么现代家庭离婚越来越多的原因。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打破一夫一妻制并寻求基于爱情或性本能的关系？值得一提。一夫多妻制。 我比你高一点，严格来说我还是你。 两者都可以视为私有财产，可以随意处置。 关键在于众议院人士是否愿意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他，

㈥ 古代婚嫁制度的由来是什么

人类在不断进步不断繁衍，可以说是婚姻制度是自然的产物。首先在人类初步有意识的时代，人们刚刚学会群居，然后学会了分配。分配的时候就会代表者个人或者是小团体。然后人类是需要繁衍的，那么就需要男女搭配，于是慢慢的自然而然的产生婚姻制度。其实不光是中国，其他国家也是一样的。这好像是历史必然的结果，就想人们发明了火一样。没有什么具体的事件可以代表它们的。

作为现代人来说，我们需要将古代的婚姻制度不合理地方去除。把一些有趣的风俗习惯保留下来。

㈦ 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什么

婚姻是家族的前提和基础，所以历代统治者都极为重视。《易·序卦》：“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夫子；与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措）”《礼记·昏义》：“婚礼者，礼之本也”；“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这种观念反映了古代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的习俗，婚姻主要被作为可以祭祀祖先、延续后代的手段。
后世儒家经典记载了西周时期贵族的婚姻状况，当然这种状况已经被理想化了，但它仍然对后世的法制和观念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因为西周时期去古不远，许多部族和地区在不同程度上还保留着氏族时期的一些婚姻习惯。《周礼·媒氏》里说，在仲春时候，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和私奔，国家并不禁止。《诗经》里也有许多反映民间男女自由恋爱的诗篇。近世有学者指出，一直到汉代以前，在燕、赵、中山、政、卫、齐、楚等地区，还盛行着各种非礼制的婚俗。因此，在西周时期的平民生活中，婚姻方式还是相当自由的。我们这里所谈的只是儒家经典所记载的贵族婚姻状况。
据记载，西周时期就有了掌管婚姻事务的机构——媒氏。《周礼·地官·媒氏》：“掌万民之判”。“判”就是判合，男女相匹配。可见，媒氏就是婚姻管理机关。
一、 婚姻关系的缔结
1、 缔结婚姻的限制性条件
（1）西周时，缔结婚姻关系，男女双方都必须严格服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礼记·曲礼》：“男女无媒不交”；“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
（2）同姓不婚
有学者指出，殷商时期有可能实行族内通婚。这种情况到西周时被完全改变了。按照周礼的规定，“娶妻不娶同姓”（礼记·坊记）。姓原是古代氏族的标志，同姓则同族，血缘关系较近；反之，不同姓则不同族，血缘关系较远。当时的人们可能已经认识到族内婚配不利于后代的繁衍。所谓“男女同姓，其生不繁”；“同姓不婚，惧不殖也”（《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国语·晋语》四）。当然，倡导族外婚还有其政治目的。“取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也”（《礼记·郊特牲》）。所谓“附远”，就是通过联姻与血缘关系远的异性贵族建立姻亲关系。通过族外通婚这种频繁的政治联姻，可以用甥舅关系将各异姓贵族紧密联合起来。周族之所以能够控制广大地区，与其积极与各族联姻有一定关系。所谓“厚别”，就是严格别于同宗，以防紊乱伦常。因为既然禁止通行亲族通婚，那么即使血缘关系亲密的男女之间也应当有所回避。“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同食”、“男女不同衣裳”、“男女授受不亲”等等礼的要求即是从此而来。
（3）关于结婚年龄
西周礼制规定，男子二十岁“冠而列丈夫”（将头发全部挽至头顶结为发髻，戴上保护发髻的小帽子“冠”），表示成年。女子则十五岁为“及笄”（也是将头发梳理为垂于脑后的发髻），是为成年（《春秋谷梁传·文公十二年》。男女未达到成年年龄不得成婚。
《周礼》记载：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女子因故晚嫁的，最多不超过二十三岁。有的史籍说女子十五而嫁。说法不一。但是，后来的结婚年龄显然是大大提前了。《韩非子》：男子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据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记载，汉代结婚年龄是男子十五六岁，女子十三四岁，其后的情况也基本如此。历代法律也大都是提倡早婚的。
（4）其他不宜缔结婚姻的情况
儒家礼制规定，父母死后子女应服丧三年，在此期间不得嫁娶，以示孝道。

二、 缔结婚姻的程序
根据儒家经典的记载，我国传统的婚聘礼仪，最突出、最典型的是“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或称纳成、纳币）、请期、亲迎。
六礼是西周时就已确定了的，其内容仪注都比较复杂。但当时有所谓“礼不下庶人”的框框，并未达于民间。至汉代，六礼才开始普遍施用，但违礼之举亦不罕见。元始四年（公元4年），立王莽女王氏为皇后，仅有纳采、问名、卜吉及遣使奉迎等程序。东汉以后，社会动荡，婚姻仪式更大为简化。隋唐以后，六礼被人们有意识地增减，如在宋代，常常是并问名于纳采，并请期于纳征，六礼仅存四礼。南宋时，朱熹又将纳吉并入纳征，实际上六礼只剩下纳采、纳征、亲迎三礼。明初，官方命令士庶都要遵守《朱子家礼》行事。到了清代，又加入了成妇礼、成婿礼等礼节，但这可以看作是亲迎礼的延续。从大的方面着眼，后世婚礼大都未脱周代六礼的大框架，而是在这个框架中有所增减。增减的大体轮廓是，前五礼多有合并、减损，而最后的亲迎则不止是迎妇到家，而是显着地增益，除了成妇礼、成婿礼之外，还有很多仪俗，在时间上甚至延续到亲迎后的第三天。
两千年前制礼作乐的先贤圣哲们就指出：“昏（婚）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一继后世，故君子重之。”又说：“昏（婚）礼者，礼之本也。”婚姻首先是家庭、家族的大事，它关系到家族世系能否延续的大问题，也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大事，所以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
1、 纳采

纳采，也就是男家请人向女家说明缔婚的请求，相当于后世的提亲、说媒。我国传统上盛行包办婚姻，青年男女没有自主权。到了当婚当嫁的时候，男方家长便请媒人向早已物色好的女方家长提亲，表达想和对方联姻的愿望。当然，这种选择是有条件的。比如，《大戴礼记·本命》即有“五不取（娶）的说法：
“遂家子不取”，即行为有违礼教，没有家法的女子不能取。
“乱家子不取”，即家风淫乱、天性冶荡的女子不取。
“世有刑人不取”，即直系亲属中有受过墨、劓、剕、宫、髡等刑罚的女子不取。
“世有恶疾不取”，即直系亲属中有哑、聋、秃疠（瘟疫或恶疮）、伛（驼背）等疾病的女子不取。
“丧妇长子不取”，即母亲去世，和父亲一起长大的大龄女子不取，恐其缺乏生活经验。
后世的婚聘条件是“门当户对”。所谓门当户对，是指除了家族的社会地位外，还有经济条件、家族世系、职业等等。结婚当时人本身的条件也要考虑。
尽管是婚聘的第一个步骤，纳采也要携带礼品。先秦时用雁，所以这个仪注也叫“奠雁”。之所以用雁，是因为雁是候鸟，冬天飞往南方，夏季生活在北方，来去有时。纳采用雁，实际上是告诉女家“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应该像雁那样适时选择其所在。后世纳采的礼物大大丰富了，有时竟多达五十多种，而且具有象征意义，如送羊表示“吉祥”、送鹿表示“福禄”、送胶、漆表示“和谐”……等等。
2、 问名
纳采得到准许，也就是女家收下了礼物，接下来就是六礼重的第二步——问名。问名即双方相互探问男女的姓名、年龄、生辰、籍贯、三代（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名号、官职等，以便对方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这一仪注，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请八字”。
如果缔结婚姻的意愿是当事的男家或女家提出，再请媒人说合的，他们对对方已经有了一些了解，这个步骤就可有可无。但如果是每人主动来撮合的，问名则是必需的。但无论如何，纳采既准，双方都要主动将这些情况告知对方。
同样，问名也要携带礼物，古礼也用雁。六礼简化以后，纳采和问名便同时进行。

3、 纳吉
六礼的第三步是纳吉。
在问名和纳吉之间，有一个内容并不简单的“地下工作”，即合婚。这也可以看作是纳吉的一部分内容。我国传统的婚姻，不仅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依据，而且也把“天神之兆”作为依据。问名之后的工作，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考察双方缔结婚姻的可能性。这一系列活动就是合婚，后世俗称“批八字”。婚姻能否成立，这是最为要紧的一关。倘若其他方面的条件都比较相符，八字不合，也只好就此拉倒。
先秦的合婚似乎并不像后世那样复杂。当时的纳吉是“归卜于庙”，即用卜筮的方法一锤定音。同时也说明婚姻是承继祖祀的大事，所以要在家庙卜筮。卜得吉兆后，男家便仍以雁作礼物请媒人通知女家，决定缔结婚姻。
所谓的“八字”，和我国传统的历法相关。我国古代以干支纪年、纪时，天干、地支相配组成的六十组名目及其顺序分别指代着一定的年、月、日、时。每一个人的出生年、月、日、时由四组干支纸袋，共有八个字，这就是“生辰八字”。此外，古人为了便于记忆，又用十二种动物来配十二支，形成了人的十二属相。由生辰八字，一望可知其人的属相，由属相的合与不合就可以判定婚姻是否相宜。关于这方面的合与不合，民间流行有许多俗谣，相合的如“青兔黄狗古来有，红马黄羊寿命长；黑鼠黄牛两兴旺，青牛黑猪喜洋洋；龙鸡更长久；蛇盘兔，必定富。”等等。不合的有“白马怕青牛，羊鼠一旦休；蛇虎如刀错，龙兔泪交流；金鸡怕玉犬，猪猴不到头”。如此等等。如果把各地的俗谚收集到一起，就可以发现矛盾百出，其意义也就不攻自破。
批八字除涉及属相以外，还涉及阴阳五行。五行指金木水火土。每个人的命运都与此有关，或木命，或土命……。五行也有相生、相克两种关系。与此相应，还有命相，也可以根据生辰八字推算出来，从而也就可以判断婚姻的吉凶。
此外，还要考虑面相、手相、骨相等等。
合婚得到吉相后，就要派人把结果告诉对方，并继续婚礼的步骤。这也就是纳吉的主体内容。这一仪注唐代叫做“报婚书”;宋代叫做“过细帖”；晚近则称“定亲”、“换贴”、“小定”，也就是现代所说的“订婚”。
纳吉以后，婚姻关系确定，双方交换的帖子类似于后世的结婚证书。此后，男女双方都要受到社会伦理的约束，婚姻的终止再不是随便的事情，而要经过双方的协商或外人的调解。同时，男方逢年过节都要给女家送礼，还要给女方四季衣服。

4、 请期
纳征之事完结以后，婚姻基本地界，接下来就该迎娶进门了。而此前的准备工作，就是请期。
所谓请期，就是男家占卜择定合婚的吉日良辰，让媒人告知女家，征求女家的同意，相当于后世的“告期”、“夏日子”。
古礼请期用雁，后世用各种物品。请期仪式过程中，进行第二次迷信占卜活动。大体与问名后的占卜相同，主要是选择适当的迎娶吉日、合婚良辰以及合适的迎亲、送亲之人。占卜的选择中心仍然是八字和属相。首先是选择吉日良辰，民间一般选双月双日，如二月二、四月八、六月六等。不过，嫁娶月份一定不能选男女双方的属相忌讳，迎亲、送亲也不能犯属相忌讳。
古时候的请期似乎是口头进行的，后世则口头、书面皆有，尤其是世家大族或小康的耕读人家，大多是以书面进行的，也就是所谓“下婚书”。
晚近以来，请期和过彩礼、过嫁妆基本上是前后进行的。彩礼的数量不一，，有十二扛、十六扛、二十四扛、三十二扛，甚至更多，都是双数。
男家过彩礼之后，迎娶之前（一般是前一天，有时也随新娘子一道进门）女方要过嫁妆。在薄板、买卖婚姻盛行的时代，假装这种外在物也成了女方社会地位以及姑娘身价的标志。
5、 亲迎
亲迎，是六礼中的最后一道程序，相当于后世的婚礼大典。古礼中的婚礼仪式，并不是一天之内完成的，而是要持续两三天，除迎娶当日外，前后各要延展一天。
《礼记》等古籍并未详尽记述亲英前的准备议程，但后是却发展出了一套比较繁杂的准备程序。一般地，请期过后，女家要为女儿“开脸”、“上头”，临近婚期，男家要给女家送“催妆礼”。婚礼前一天，女家要派几位妇女到男家整理新房，称为“铺房”，这意味着娘家对女儿的最后一次照顾，也有在女儿未过门时对女婿的礼仪性的侍奉的意义。所以，铺房也称“暖房”。
新郎到亲戚朋友家行礼，称“行家礼”，男女两家还要向亲友林里发出邀请。平民百姓家婚嫁，不过是递个口信，大户人家则要送请铁、发告示。
古礼亲迎的第一个程序是由新郎迎接新娘。远自先秦，近至当代，上至品官，下至庶民，无不亲迎，只有皇帝因“至尊”而例外。（不过，先秦时似乎帝王也要亲迎。《诗·大雅·大明》就记述说周文王娶太姒“亲迎于渭”。）它是传统社会中一个女子一生中所能享受到的最高礼遇，因此也历来为女性所看重。
古时迎亲在黄昏，婚礼的取义就在于此。《白虎通·嫁娶》：“婚者,昏时行礼,故曰婚。” 《说文》：“礼,娶妇以昏时。妇人阴也,故曰婚。婚,妇家也。”
先秦时亲迎的程序比较简单。新郎受父之命迎亲，到了女家，女方的人要出门响应，新郎进门要献出礼品雁，这个礼俗叫“奠雁”，是古婚礼中比较重要的议程。然后，新郎要把新娘很礼貌地接到车上，迎往家中。“妇至，主人揖妇以入”（《仪礼·士昏礼》。后世的迎亲之举似乎要复杂得多。亲迎的队伍往往比较壮观，有多至几十人的。新娘在汉代和唐代都是坐车，宋代以后才流行起人们所熟悉的花轿。在迎亲的队伍里，也包括鼓吹的乐队等。清代北京的婚礼，大多有模仿帝王的仪仗的趋向。迎亲的队伍里有许多挑夫拿着“开道”、“回避”的大字木牌和提灯，还举着金瓜、斧钺等兵器。新郎戴官帽，新娘则凤冠霞帔。因为婚姻是人生大事，虽然这些举措逾礼，官府一般也不干涉。

娶亲的队伍回到男家时，也并不马上进门，而是把喜轿关在门外，俗信称此为“憋性子”，意思是指把新娘性格憋得柔顺些。此外，还有很多习俗：
A、 撒谷豆
喜轿进门后，撒谷子、豆子、草节等，用意是避邪。这是一项比较古老的仪俗，宋代以后比较流行。其用意在于避“三煞”（青羊、乌鸡、青牛之神），三煞忙于啄食，就危害不到新娘了。现代新娘子下车撒花红纸屑，或许就由此而来。
B、 跨火盆
喜轿到院子里，要从预先摆好的炭火盆上慢慢跨过，意思是烧去一切不吉利的东西，日后夫妻会越过越红火。

C、 传代
“新妇进门，布袋铺地，碾转更换，令步其上，谓之传袋，犹言传代也”。
D、 拜堂
入洞房以前，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仪式，就是拜堂，俗称“拜天地”。唐代以前就比较流行。一般是“三拜”，即“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有些地区（华东、西北）还要“拜人”，即拜送礼钱的人。只要比新郎辈分大或虽然同辈但年龄比新郎大的人，都要拜。拜人时，司仪按预先拟好的礼单唱名，然后由“接礼的”找所唱者接礼。接来后，司仪唱“×××礼钱×元，磕下啦”，新郎新娘便鞠躬行礼。客人多的时候，这种仪式要进行一二个小时。
拜堂之后，就是大宴宾客，这里也有许多讲究，不赘述。
E、 洞房礼俗
新郎新娘入洞房以后，还有一系列仪俗
a、 坐帐
也称坐福，即新郎新娘双双坐在洞房的炕沿上，新郎把自己的左衣襟压在新娘的右衣襟上，表示男人应该压倒女人一头。
b、 撒帐
是指亲人在新人入洞房后，把喜果等撒向洞房的每一个角落。这一仪俗始于汉代。所撒的物品一般常见的有枣、栗子、花生等，利用其谐音，表示“早立子”、“男孩女孩花搭着生”。
c、子孙饺子
女家包好带来，男家煮熟。吃的时候，一群孩子在窗外问：“生不生？”娶亲太太或新郎答：“生！”或者干脆把饺子煮得半生不熟，让新娘自己说“生”。这叫“讨口彩”，是早生孩子的吉兆。

㈧ 古代婚姻制度主要原则是什么为何会形成这样的婚姻制度呢

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中国古代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人类社会的三大生产中，婚姻是实现人类自身生产的唯一方式，是社会伦理关系的实体。由于人类自身生产使人类的生命得到延续，从而形成各种人际关系以及社会文化心理和礼俗。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从事于生产资料和生活日用品的生产，其中一些产品则成为文化的物化成果；而人类精神生产所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又作为精神文化反作用于物质生产和人类的自身生产。

婚姻是一段特殊的旅程，让两个人相知，相识，相爱。每一段都有每一段风景，有些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有些人在坟墓里享受它。从先秦到现在，在漫漫的人类历史长河中，我国的婚姻制度从原始群体婚姻的模式，发展到到具有现代文明特征的一夫一妻制。

男子与女子要结两姓之好，除满足以上原则性条件之外，还要严格履行"六礼"程序，一是纳彩，男方请媒体向女家提亲；二是问名，古代女子名讳不能轻易得知，否则视为轻薄，这一步也是男方对女方的尊重，也是为了与宗庙占卜定吉凶；三是纳吉，也就是男方带礼物去女方家里订立婚期；四是纳征，也称纳币，也就是送聘礼；五是请期，也就是请与女方订立婚期；六是亲迎，这是最后一道程序，也是最为繁重，最复杂的一道仪式，婚期之日，新郎迎娶新娘，要行拜谒之礼或庙见之礼，否则不能算为男方家族正式成员。至此婚礼才算完成，婚姻最终成立。后来大家多用三媒六聘，十里红妆来形容嫁娶之盛大。看完这些，小哥哥们还觉得现在娶妻麻烦嘛，抓紧把手里的小宝贝娶回家吧。

㈨ 古时婚姻是怎么样的

婚姻是人类得以繁衍生息的主要方式和构成家族、亲族的基础。婚姻风俗主要包括婚姻形态、媒介、礼仪以及离婚、改嫁、夫妇间的地位等种种风俗观念。

《诗·小雅·我行其野》载：“昏姻之故，言就尔居。”

《礼记·昏义叙》曰：“婿曰昏，妻曰姻。”《说文》载：“婚，妇家也，礼娶妇以昏时，妇人阴也，故曰婚。”“姻，婿家也，女子所因，故曰姻。”

上列旨义，似乎婿和妇家称婚，妻和夫家称姻。其实，“男昏女姻，散则通”，可以互称，婚姻即指夫妇。

婚姻之婚为什么也写作“昏”?《白虎通·嫁娶篇》解释说：“婚姻者何谓也？婚者昏时行礼，故曰婚。”现在娶妻以白昼，且挂红彩，古代以迎女为迎阴气至家，必夜行，车服尚黑，执烛前往。故婚礼“不乐不贺。”

《列子·汤问》载，远古时代“男女杂游，不媒不聘。”这种乱婚没有特定的约束规范，构不成氏族、家族，也不知道生育的秘密，往往归结为“感神龙”、“践巨人迹”、“吞薏苡”等，还算不上严格的婚姻。

人类最早的婚姻形式是血缘家族，当时已排除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性交关系，是一种同胞兄弟姐妹间的血缘婚。

传说，伏羲氏曾让人兄妹结婚，这种血缘婚即相当伏羲氏时代。

台湾高山族传说，洪水把世上的人都淹死了，只剩兄妹二人。妹妹要和哥哥结婚，哥哥不同意。妹妹说，山洞里有个姑娘，你和她结婚吧。哥哥去山洞，果然见一蒙面姑娘，婚后才知道正是自己的亲妹妹。海南岛的黎族传说，上古天翻地覆，人类尽遭厄运，仅剩兄妹二人。妹妹把脸上刺上花纹，让哥哥认不出来，二人结了婚。从此，黎族姑娘开始纹面。

这时，人类不仅知道了生育的秘密，而且逐渐认识到同一血缘结婚的害处，在古代，叫作“男女同姓，其生不蕃”。

在远古认识愚昧低下的阶段能够认识到近亲结婚的害处似乎难以置信，其实是可以理解的。首先，许多兄妹结婚的传说，都是在各种天灾之后，仅剩下兄妹二人，别无选择，表现了一种万般无奈的心理否定。其次，许多兄妹结婚后，都有生下肉球、肉瓜、葫芦、无四肢五官等怪胎的传说，反映了人们抵制血缘婚的朴素观念。

再次，现代许多婚俗比较落后的民族，不仅对同血缘婚姻有清醒的认识，而且实行的基本上都是族外婚。于是，人们先从禁止父母与子女间的婚姻关系入手，再禁止亲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远房兄弟姐妹，最后，本氏族内不准通婚，这就产生了族外婚。

族外婚是甲氏族的一群兄弟出嫁到乙氏族，与乙氏族的一群姐妹互相婚姻。

在中国占代，一般是两个氏族结成世代通婚的联盟。如姬姓氏族与姜姓氏族即是长期通婚的联盟。中国的媳妇一直称公婆为“舅姑”。唐朝朱庆余有“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的诗句。这种称谓，就是这种族外婚的残余。由于世代互相通婚，甲氏族的男子嫁到乙氏族，乙氏族的男子嫁到甲氏族。

媳妇的公公实际上是自己母亲的兄弟，婆婆实际是自己父亲的姐妹，就是媳妇的舅舅和姑姑。族外婚在具体通婚形式上有以下三种，这三种形式也显示了向对偶婚发展的线索。

一种形式是野合而婚。古代和现代某些少数民族，都要定期举行祭祀女神的仪式和各种形式的集会，目的之一就是为两氏族青年男女提供建立婚姻关系的机会。商周时代仍有这种旧俗。《周礼·媒氏》载：“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史记·滑稽列传》载：“州闾之会，男女杂坐……履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罗襦襟解，微闻香泽。”另外，《诗经》中反映男女野合调情的例子很多，孔子就是其父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的。

一种形式是公共房屋。解放初的云南阿细人氏族男女分居，女住“黑衣德”，男住“若衣德”。其中，黑衣德也是女子晚上招待外氏族男子的场所。由于本氏族男子晚上都出去了，若衣德实际成了老人和小孩睡觉的地方。

《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载，高旬丽“女家作小屋于大屋后，名婿屋。婿暮至女家户外，自名跪拜，乞得就女宿，如是者再三，女父母乃节假听使就小屋中宿”。

这种“婿屋”，可为上述公共房屋之佐证。

一种形式是走访婚。随着族外婚的发展，由本氏族一群兄弟的集体拜访，发展到单个人的拜访。

上述高旬丽的婚俗就是典型的走访婚。云南永宁纳西族，对外氏族的异性朋友互称阿注，只要双方合得来，男方即可应约到女方过宿。这种阿注婚就是一种走访婚。

族外婚也是群婚，随着它的发展，双方要求保持相对专一、稳定的婚姻关系，这就是对偶婚。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讲，在对偶婚的情况下，“一个男子在许多个妻子中有一个主妻，而他对女子来说，也是她的许多丈夫中的一个主夫”。上述纳西族的阿注婚有两种情况：一是男方仅仅晚上到女方那儿去，白天的生产、生活是分开的。另一种是不光在女方居住，白天的生产、生活也在一起，就是一种对偶婚。

父权制确立后，中国传统婚姻实行严格而虚伪的一夫一妻制。

它要求妇女严守片面的贞操，绝对不准同时有两个丈夫，男子则可同时拥有众多个媵妾，但“礼无二嫡”，妻子同时只能有一个。后来也出现过双妻，但都是不合法的。

自兄妹血缘婚开始，人类的婚姻生活正式创立，到一夫一妻制为止，传统的婚姻形态最后定型。

㈩ 中国古代政治婚姻形成的原因有哪些

古代婚姻的观念
在早期原始人群内部，男女之间的性关系是杂乱的。随着人类的进化，两性关系中出现了道德和理性的曙光。乱伦禁忌的形成和族外婚姻的实行，标志着性的需要开始服从于“人”的需要，婚姻制度正是随着原始经济的发展、人类互助的日益广泛以及亲属关系的趋于明晰，而逐渐建立起来的。在古代中国，婚姻制度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规范，被纳入礼的范畴，婚礼是中国文化的有形部分。《礼记》中说：礼是“始诸饮食”，“本于婚”。“饮食”包括物质的生产和分配的方式，“婚”是人本身的生产，包括男女交往方式和婚姻的方式。婚姻沟通着物质与观念、道德与法律，折射出社会的风尚和礼仪。
一、婚姻的概念
古籍中有关“婚姻”的词义学解释约略有三：一是指夫妻的称谓，《礼记•经解》郑玄注：“婿曰婚，妻曰姻。”二是指嫁娶的仪式，《诗经•郑风》孔颖达疏：“男以昏时迎女，女因男而来，……论其男女之身谓之嫁娶，指其好合之际谓之婚姻。嫁娶婚姻，其事是一。故云婚姻之道，谓嫁娶之礼也。”三是指亲家，《说文解字》释“婚’、“姻”说：“婚，妇家也”、“姻，婿家也”。《尔雅 • 释亲》说得更明确：“婿之父母为姻，妇之父母为婚。……妇之党为婚兄弟，婿之党为姻兄弟。”上述三说虽然不尽相同，但已涉及到婚姻的基本特点。其一，表明婚姻是一种社会关系，它是婚姻双方结为姻亲关系的标志。其二，表明婚姻依礼而行，其仪节约定俗成，是礼仪系统中的组成部分。
婚姻在本质上是一种人与人的关系，两性的结合，反映着社会经济生活的要求和社会文化的特点。在儒家经典中，婚姻问题被视为家庭、社会的大事。首先，婚礼被视为人伦之始。《礼记•经解》云：“昏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昏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其次，婚礼被视为礼的根本。《礼记•昏义》云：“敬慎重正而后亲之，礼之大体，而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妇之义也。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再次，社会的婚姻状况还与社会治乱相关涉。《新唐书•后妃传上》说：“礼本于夫妇，……治乱因之，兴亡系焉。”儒家把两性结合为夫妻看作是文化的、社会的现象，这是一种具有文明色彩的认识，古代婚姻礼仪正是基于儒家的婚姻观念而逐渐形成。必须指出的是，儒家对婚姻强调的是“人伦之始”、“夫妇之义”，即“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社会规范，对“情”和“爱”则相对忽视。儒家又以婚姻为起点，推衍出父子、君臣一类的等级关系，于是，婚姻关系成为构成尊卑上下等级关系的基础。

二、婚姻的意义
在古代宗法社会，婚姻不是当事者的个人行为，而是关乎两姓宗族利益的大事，因此，男子与其说是为个人娶妻，毋宁说是为宗族娶妇。就婚姻的目的而言，首先是传宗接代。婚姻是构成家族、产生亲族的基础，宗法观念支配下的婚姻，以广家族、繁子孙为首要目的。《礼记•昏义》说：“婚礼者，将合两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孔子说：“大昏，万世之嗣也。” 有夫妇而后有子嗣，由合法婚姻所生之长子才是嫡子，在实行嫡长子继承制的宗法社会，传宗接代关系到家族的延续，“继后世”自然成为娶妻的首要目的。
其次是祭祀祖先。宗法社会重视血缘，把祖先血脉不绝视为家族的头等大事。古代婚礼常在祖先牌位前举行，叫做“庙见”，表示新婚夫妇共承祖先，同奉宗庙。《白虎通义•王者不臣》说：“妻者与己一体，恭承宗庙，……上承先祖，下继万世。”《唐律疏议•户婚》也说：“妻者，传家事，承祭祀。”传统婚礼仪式中的夫妻拜堂，就包括拜公婆、拜天地及拜祖先的内容。
第三是增加劳力。自进入父系社会后，男尊女卑被视为天经地义。《易•系辞上》说：“天尊地卑，干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这些哲学概括把男尊女卑视同自然法则，不可违背。男子娶妻可得内助，而妇女只能“专心纺织，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供宾客”。“妇主中馈，惟事酒食衣服之礼耳。”按封建礼法规定：“子妇无私货，无私蓄，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妻子操持家务，侍奉姑舅，奉养公婆，却无经济地位。
第四是防止男女淫乱。《礼记•坊记》说：“夫礼坊民所淫，章民之别，使民无嫌，以为民纪者也。故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恐男女之无别也。”以婚制来别男女，防淫乱，尤其强调妇女要恪守贞节，本质上顺应了宗法制的需要，以确保女子所生子女血缘的纯正。然而，封建贞淫观对女性有诸多制约，对男子的淫乱却是少有约束力的。

古代婚姻的变迁
美国着名学者摩尔根在其《古代社会》一书中，对婚姻家庭的演变作过专力研究。他对人类婚姻的演变作了如下的梳理，首先是处于乱婚状态的人群；其次是以群婚为基础的血缘家庭取代了这种人群；再次是普那路亚家庭，实行的是两个集团间的通婚；接着由群婚制过渡到对偶婚制，它以单偶婚姻为基础，但不是排他性的同居；最后由对偶婚制过渡到专偶婚制，此即一夫一妻制。恩格斯在1884年发表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吸收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将人类的家庭婚姻变迁与人类社会的三个发展阶段相对应，就其发展轨迹作了精要地概括：“群婚制是与蒙昧时代相适应的，对偶婚制是与野蛮时代相适应的，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以上述论述为参照，中国古代婚姻的变迁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一、原始群婚
原始群婚是人类祖先实行的一种两性偶合的关系，它出现于人类的童年时期。当时，“其民聚生野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合”。人们群居野处，既无固定的配偶，两性交往也无任何习俗和理性的约束，因此不可能构成家族。男女无别，媾合无禁，两性关系纯任自然。在古代文献的记载中，就保留着有关神奇诞生和异类婚配的传说，例如《帝王世家》载：“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蟜氏之女，名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又据《史记•周本纪》载：“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窖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诗经•商颂》也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记述。这些奇异诞生的传说，应是远古时代杂乱婚姻的曲折反映，正如郭沫若先生所推断的：“黄帝以来五帝和三皇的祖先的诞生都是‘感天而生，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正表明是一个野合的杂交时代或者血族群婚的母系社会。”

二、血缘婚
随着原始经济的缓慢发展和原始人生活经验的积累，特别是学会了火的利用，于是，“原始集团为了生计必须分成小集团，它就不得不分成血缘家族。”在血缘家族内部，开始产生婚姻禁例，即排斥亲（父母）子（子女）通婚，只允许同辈男女（兄妹）发生两性关系。这种同辈血缘婚制，在中国古文献中多有记载，如《后汉书•南蛮传》记述了高辛氏之女和盘瓠结合，生育六男六女，其子女相互婚配的传说。《风俗通》中说女娲是伏羲之妹，后世出土的汉墓石刻上，伏羲、女娲为“人首蛇身，两尾相交”的造型，“两尾相交”亦即夫妻的象征，表明女娲、伏羲既是兄妹，又是夫妻对偶神。我国少数民族的民间传说中，兄妹通婚的故事也流传甚广。如苗族的《伏羲姊妹制人烟》、彝族的《梅葛》、布依族的《姊妹成亲》、壮族的《盘古》、纳西族的《创世纪》中，都有兄妹通婚的记述。这类传说虽多主观虚构的成分，但反映的却是原始社会血缘婚的普遍现象。

三、伙婚
伙婚又称亚血缘婚，伙婚制家庭亦即普那路亚家庭。伙婚与血缘婚的最大区别，在于两性关系中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禁例，既不准亲兄弟姐妹发生婚姻关系。伙婚制的特点是，一群兄弟和不是自己姐妹的另一群女子通婚，兄弟共妻，姐妹共夫，男女之间互为“亲密的伙伴”。据《史记•五帝本纪》载，舜一次娶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为妻，从这一传说中可以窥见伙婚制下姐妹共夫的特点。
伙婚制的出现，较之于血缘婚取代原始群婚，意义更为重要。由血缘婚发展到伙婚，自然选择的原则起了主要作用。以自然选择取代血亲婚配，人口的数量和质量都显着提高，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引摩尔根的话说：“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的氏族之间的婚姻，创造出在体质上和智力上都更强健的人种。” 古代中国人正是基于这一事实，有了“男女同姓，其生不蕃” 的认识。伙婚制的历史作用，还在于促成氏族制度的萌芽。由于有了兄妹间乃至旁系兄妹间的婚配禁例，任何男子和女子都必须到别的血缘集团去寻找自己的配偶，所生子女归女系集团，最终导致母系氏族的出现。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看来，氏族制度，在绝大多数场合下，都是从普那路亚家庭中直接发生的。”

四、对偶婚
对偶婚的特征是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形成的一种不牢固的夫妻关系。较之于群婚，它是个体婚；较之于一夫一妻的专偶婚，它又是一种脆弱的、不稳定的夫妻关系。它是由群婚到专偶婚的过渡，所生子女仍然归属母系。
对偶婚制产生于蒙昧时代与野蛮时代的交替时期，它的出现首先在于原始经济的发展，使剩余产品可供分割和交换。其次在于亲属通婚的限止日趋广泛，人们已难维持群婚或伙婚等方式，“妇女也就迫切地要求取得保持贞操，暂时地或长久地只同一个男子结婚的权利作为解救的办法。”构成对偶婚的方法大体是，由母亲议婚缔结婚约，通过物品交换达成婚配，或以武力到别的氏族抢夺配偶。因此对偶婚的双方不是以感情为基础，而是以“方便和需要为基础”。由于男子在野蛮时代的战争中大批死亡，导致女姓过剩，而男子在家庭内部又承担着获取食物的主要责任，这都使男子在对偶婚的形式下，仍享有多妻和偶然通奸的特权。对偶婚双方的离异不受氏族习俗的约束，其婚姻关系是不牢固的。
由伙婚制发展到对偶婚制，又萌生出新的社会因素，在对偶婚家庭中，除亲生母亲外，已有可能确定亲生父亲。其次，男子在生产劳动中所负责任的日趋重要，使之在家庭经济中渐占主导地位。丈夫地位的实际提升与母权制发生前所未有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办法是按男系来计算世系，这就导致废除母权制，确立父权制这一“人类所经历过的最激进的革命之一”。男子在家庭中跃居主要地位，便发生了父家长制家庭这一中间形式，这一形式是对偶婚制家庭向专偶婚制家庭的过渡形式。特别是到了对偶婚制后期，劳动工具的进步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个体家庭已可能成为独立的经济单位。工具和产品逐渐变为私有，又促成私有制和奴隶制的出现，从而“给了以对偶婚和母权制氏族为基础的社会一个有力的打击”。家长制家庭和私有制的萌生，必然要求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新的婚姻家庭，即由一夫一妻制婚姻家庭来取代对偶婚制家庭，这一新的婚姻家庭，已孕育于对偶婚制的后期。

五、专偶婚
专偶婚俗称一夫一妻制婚姻。专偶婚制的确立，是以父权制取代母权制，以及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基于这一事实，马克思指出：“导向一夫一妻制的动力是财富的增加和想把财富转交给子女，即合法的继承人，由婚配的对偶而生的真正后裔”，因此，“结婚的主要目的即是生育合法的子女”。在专偶婚家庭中，妻子、财产及子女均为丈夫私有，妻子的职能主要是生育子女，延续父权世系。
专偶婚制自其产生之时起，就表现出男权至上的特点。就夫妻地位而言，由于丈夫取得了家庭经济的支配权，因而也就获得了对妻子的统治权。《礼记•郊特牲》说：“男帅女，女从男”，谚语云：“娶到的媳妇买到的马，由人骑来由人打”，这些都是妇女卑下地位的写照。就婚姻关系而言，专偶婚较之于对偶婚要牢固、持久得多，在通常情况下具有不可离异性。儒家从伦理角度强调夫妻关系的恒久性，所谓“夫妇之道，不可不久也，故受之以恒”，“礼，始于谨夫”
从婚姻进化的角度看，以“恒”来荡涤对偶婚制遗风，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一夫一妻从一开始就具有了它的特殊的性质，使它成了只对妇女而不是对男子的一夫一妻制。”早在周代，天子的妻妾就数量惊人，据《礼记 • 昏义》载，周朝的制度是“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整个封建社会，贵族官僚一般都拥有众多妻妾。就亲属关系而言，专偶婚的确立使亲属关系明晰而完整，血亲、姻亲、嫡、庶等关系都清晰了然，从而形成以父系家长为线索的宗亲网络。
由原始群婚发展到专偶婚，是古代社会由蒙昧、野蛮走向文明的标志。恩格斯指出：“被共同的婚姻纽带所连结的范围，起初是很广泛的，后来越来越缩小，直到最后只留下现在占主要地位的成对配偶为止。”随着婚姻纽带连结范围的缩小，婚姻礼俗反而趋于繁复，并逐渐形成条文规定。

古代婚姻政策
中国古代的婚姻政策，是指历代政(蟹)府对婚姻所奉行的基本方针和原则，它反映了历代政(蟹)府对婚姻所持的基本态度。总起来看，古代婚姻政策从未越出礼的规范，在礼的框架内，历代律令又根据各时期经济、政治的需要，对婚姻作出了一系列的条文规定。
一、导民婚配
西周时期，已设有“大司徒”、“媒氏”等管理婚姻的官员。据《周礼•地官•司徒》载：大司徒“以阴礼教亲，则民无怨。”郑玄注曰：“阴礼谓男女之礼，昏姻以时，则无旷怨。”这是说大司徒一职的职责是用婚姻礼仪去教化百姓，帮助他们及时嫁娶，以减少社会上的怨女旷夫。古代男二十、女十五即行成年礼，表示成人，可以婚嫁。倘若男三十、女二十尚未婚嫁，政(蟹)府就要督促其婚配。《周礼•地官• 司徒》说，媒氏的职责之一，就是“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古代统治者大多关注男女婚姻和人口增长对国家富强的重要影响，因此奉行鼓励婚配和生育的国策。《韩非子•外储说右》载：“（齐桓公）下令于民曰：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唐太宗在贞观六年（632）曾下诏规定：“民男二十，女十五以上，无夫家者，州县以礼聘娶。”这是说对于民间因经济能力不足或其他条件限制，以致不能依“六礼”聘娶的，地方政(蟹)府要为他们提供资助。古代统治者导民婚配、鼓励早婚的动因大致有二：一是保持社会安定，减少怨女旷夫；二是鼓励繁育人口，以保证征人役夫有充足的来源及增加赋税，从而增强国力。
二、嫁娶有媒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封建聘娶婚姻的必备条件。《礼记•曲礼》说：“男女非有行媒， 不相知名；不受币，不交不亲”。《诗经•豳风•伐柯》云：“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这里都提到无媒不成婚配的重要原则。朱熹说：“媒，通二姓之言者也。”媒妁的作用，本是受托于婚姻当事人的家长，通过在男女双方间的沟通，以促成婚姻的成立。古代“男女授受不亲”，不同席，不杂坐，不同行，两性之间，界限分明，于是，作为“通两性之言”的媒人，自然成为社会上不可或缺之人，媒妁的作用，本无可非议。问题在于封建聘娶婚把媒妁之言作为婚姻成立的必备条件，规定“男不亲求，女不亲许”，凡是不经媒人沟通而自行结合者，都属不法，社会也不予认可，甚至被斥为“私奔”、“淫乱”，这就束缚了男女的自由恋爱和自主婚配。特别是封建政(蟹)府以法律的形式，对媒聘的履行作了严格的规定，更使其具有强制的作用。如《唐律•疏议•户婚》规定：“为婚之法，必有行媒。”“行媒”经绝对化和强制化，就与父母之命结合在一起，成为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桎梧。孟子说：“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而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 《管子• 形势》中也有“自媒之女，丑而不信”之说。对“自媒”的禁绝，本质上是借此保证父母之命的实施，以维护宗法社会的秩序。
三、同姓不婚
古人很早就认识到同血缘婚配对于繁衍后代的害处，族外婚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而取代血缘婚的。“姓”本是从母系氏族社会发展而来的血缘关系的标志，在父权制度建立后，“姓”更是宗族系统的标志。西周确立的宗法制就包括立子立嫡制、庙数之制和同姓不婚之制，同姓不婚成为西周重要的婚姻政策。其实施的目的一是为了确保宗法等级关系的明晰，使权力的继承归属不致紊乱。二是出于优生的考虑，《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说：“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国语•晋语中》也有相似的表述：“同姓不婚，恶不殖也。”同姓婚配不利于优生，是社会的共识。西周以降，世卿世禄制逐渐瓦解，但同姓不婚作为礼俗惯制仍得以传承。如唐代就明文规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缌麻（为同宗高祖父母服丧）以上，以奸论。” 唐代所谓的“同姓”是指同一高祖的后代，即同姓共宗，其血缘关系相近，禁止婚配，对优生有积极作用。明、清法律也是严禁同宗婚配，对同姓不同宗者则是开禁的。

四、可纳媵妾
历代婚姻政策都以巩固父系家长制下的一夫一妻制为原则，但同时又允许男子“一夫多妻”，因此，一夫一妻只是针对女子的婚姻规范，对少数男子而言，实行的却是以一夫一妻为名义的、以纳妾为表现的多偶制。秦以前，贵族男子中盛行媵妾制。媵指的是陪嫁的女子。《公羊传•庄公十九年》说：“媵者何？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侄娣从。侄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诸侯一聘九女。”又刘熙《释名》说：“侄娣曰媵。” 陆德明《释文》说：“妻之女弟为娣。”据此可知，诸侯娶妻，女方多以兄弟之女和新娘的妹妹为随嫁，这些陪嫁之女，叫做“媵”。周代，媵制在上层社会十分流行，《诗经•大雅•韩奕》写道：“韩侯娶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韩侯迎止，于蹶之里。百两彭彭，八鸾锵锵，不显其光。诸娣从之，祁祁如云。韩侯顾之，烂其盈门。”诗中对韩侯迎妻，新娘陪嫁之女相随如云的情景，作了生动的描绘。媵制实为上古姐妹共夫婚俗的遗存，秦以后，媵制消亡，但妾制依然盛行。妾与妻的区别在于，妻为明媒正娶，地位远高于妾；其次，妾可以像一般物品那样进行买卖、赠送、交换和赏赐。在男尊女卑以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社会观念主导下，妾制从先秦到民国经久不衰，上至达官贵人下及平民百姓都可纳妾。《唐律》明确规定纳妾为合法，《明会典》也规定：“庶人四十岁以上无子者，许娶一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