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怎么看待婚姻

A. 唐朝汉族的结婚风俗（求详解）

一、娉财与婚姻

唐代的婚姻礼仪，从文献上看，仍然是《仪礼•士昏礼》的一套程序。这套礼仪据说是周代的遗制——那是儒家礼法文化的本源。但是，在那个“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时代，士昏礼并不适用于普通民间。
魏晋南北朝时期，无论是标榜汉族礼法文化正统的南朝，还是推行“以夏变夷”的北朝，儒家礼仪都在不同程度上被保存或者强化。熟悉儒家礼仪的士大夫在北魏孝文帝这样的鲜卑朝廷里获得重用。但是，即使到了隋唐时期，士大夫仍然对于古代婚礼不甚了了。
就《唐律疏议》来说，它关于民间婚姻成立的条件其实很简单：“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杖六十。虽无许婚之书，但受娉财亦是。若更许他人者，杖一百；已成者，徒一年半。后娶者知情，减一等。女追归前夫，前夫不娶，还娉财，后夫婚如法。”对“约”的解释是：“约，谓先知夫身老、幼、疾、残、养、庶之类”。
这说明唐朝官方认定的婚姻条件要么是有正式的定婚书，（包括双方另有私约，即女方对于男方的身体和身份等情况已经有清楚的了解）要么是女方已接受男方的娉财，符合其中一条这桩婚事就算约定了。女方毁约要负刑事责任，男方毁约则不准追回娉财。
唐律明确说有许婚之书就可以判定婚姻成立。敦煌文献里保留的婚书样本。大约男方先要通过媒人向女方提亲。即使是双方已经属意，也要有媒人的中介。男方通过媒人所送《通婚书》，女方家则有《答婚书》。通婚书样本的正文虽然完全是客套之辞，别纸却清楚地写下关于求婚与允婚的内容。
实际上的婚姻缔结过程中，在正式下通婚书之前，媒人大约已经往返穿梭于两家数遍。到递送婚书之时，只有程序上的象征意义。就像即使双方父母已经商量好的婚事，还要请媒人出面行使一下月老的作用。王家、柳家显然都没有通婚书、定婚书，因而也没有行媒穿梭，所以彩礼成为决定性的因素。正如唐律所云：“虽无许婚之书，但受娉财亦是。”

婚姻缔结一般有两个大的阶段，即定婚和成亲。传统“六礼”中的纳采、问名、纳吉、纳币（下彩礼）属于定婚的程序，择日、亲迎属于成亲的程序。可见，即使传统礼仪，定婚的程序有四套，是重点。
成亲的过程根据敦煌文书、《酉阳杂俎》等资料的记载，主要表现为喜庆和祝福的气氛。正是通过一些热闹的程式和仪节，使婚姻当事人的结合成为男女所在亲友及邻里皆知的事实。但是，与定婚相比，成亲的程序反而显得不重要。只要定婚下彩礼，即使没有亲迎，婚姻也已经被认定。

《大唐开元礼》中的“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币（或纳徵）、请期、亲迎等，基本照搬古礼的记载，其实是具文而已。实际的情节则已大异其趣，民间更未必皆遵行不替。现存传世文献和敦煌文书中的有关资料显示，民间实际上实行的大约是在古礼的基础上，辅之以民间习俗，即所谓俗礼或者变礼者。而官府在认定婚姻有效性方面完全不会根据“六礼”的程式，也不会看是否构成事实婚姻关系，而是看谁最先签定婚姻契约！

二、礼法与婚姻

《唐律疏议》规定得比较具体。比如，良贱不得为婚，同姓不得为婚，长幼不得为婚，居父母丧期间不得结婚。这既是“礼”，也被形诸于“法”。婚姻中类似的规定未必始于唐代，但《唐律疏议》作为现存的第一部中国完整的成文法典，使这些规定的礼法内涵更加明晰了。
但问题是，在唐朝人的婚姻实践中，并不完全遵行类似的礼法约束。
例如，长幼不婚的问题。唐朝贞观年间曾经发生了一起郑州人郑宣道娶堂姨为妻的问题，虽然有人说不合适，官府还是判为合法成亲。即使唐高宗立法禁止，但是唐玄宗宠爱的妃嫔中颇有与他不同辈者。此或以皇家特权乃至秉胡族血统者的积习来解释，姑且勿论，民间也有不同辈之间嫁娶结亲之事。
例如，《太平广记》卷一百五十九《琴台子》记载：少女嫁给父执辈份的老男人，而且还是中外表亲。且里面记载的崔、李、赵都是着名山东士族，大约不可一概归之胡俗。这里也不存在所谓收继婚的问题。

又如，居父母丧不婚的问题。
《旧唐书•张茂宗传》：记德宗皇帝在准驸马居母丧期间，居然亲自主持女儿的出嫁，而且，还透露出民间早就有“借吉”之事。可见，这里的法律弹性究竟有多大！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讲的民间所谓“借吉”成婚，乃是穷人家女儿在父母亡故，家无“强亲之亲”的时候操办的出嫁礼仪。
我们在文献上了解到的都是贵族士大夫之家或者是农村富裕人家的婚姻礼仪。那些穷苦之家，特别是父母亡故、有室女待嫁者，无人为之操办婚事。于是借此名仓促成亲。居丧期间的婚礼必然十分简单，甚至不摆宴会。由此可以感觉到民间由于受到经济能力的限制，婚礼必然十分简约。相反，由于婚礼的开支无法负担，势必有一些贫家女儿无法出嫁。

唐代婚姻礼仪中有一个比较特殊也相对比较常见的现象是所谓男到女家成婚问题。
敦煌文书所谓“近代之人多不亲迎入室，即是遂就妇家成礼”，并非敦煌一地的地方风俗，而是唐代婚姻中的一般情形。但是，这并不是入赘，而只是就近到岳丈家结婚而已。敦煌《张敖书仪》对于婚事程序的记述，包括下婿等礼俗似乎是在女家举行婚礼的仪式，而另外一个吉凶书仪所记奠雁等仪节以及所谓幛车之类习俗则是适合在男家举行的婚礼。
所谓男到女家成婚，并不是招女婿进门，而只是把结婚仪式搬到了女方。丈母娘（所谓“君之外姑”）和小舅子（所谓“余之次子”），也护送新婚夫妇而归，从而使得新婚夫妇回家的仪式显得很隆重，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婚姻仪式中亲戚往还的礼节。
男到女家成婚本来是不合乎礼法的，但是唐代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各有不同。或者是因为对女方的尊重与照顾，如崔元综以58岁娶韦家19岁的少女的场合；还有一种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如山川阻隔，迎娶的路途比较远等，需要在女家成婚；或者由于男方羁旅在外，在女方家成婚比较方便，一般婚礼结束后，男女双方盘桓一些时日就会回男方家。另外一种情况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男方家道中衰，暂时依附在女方家，从而在女家结婚，婚后还比较长时间居住在女家，等到男的仕宦有成再把妻儿接走。
以上这些种种不合乎礼法的婚姻礼俗，与其说是中古的一种变化，到不如说中古以前原本的婚姻礼俗就不是像古代儒家礼书上所描写的那么刻板，或者说，士族的礼法文化还没有像后来那么普及吧。

B. 唐代的婚姻制度

1.结婚年龄。唐太宗在贞观初年（627年）发布了《令有司劝庶人婚姻及时诏》，其中规定：“其庶人男女之无家室者，并仰州县官人，以礼聘娶，皆任同类相求，不得抑取，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及妻丧达制以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媒媾，命其好合。”这就是把结婚年龄明确在法律上，而且这个规定要比以前的年龄规定要小得多。后来，统治者又以婚姻的是否及时、鳏寡数量的多少、户口的增减作为考核官吏的标准之一。所以，在这种早婚早育政策的影响下，唐代社会出现了男子未冠而婚、女子未笄而嫁的普遍现象。武则天年仅十四即入宫为妃，就是典型的一例。
2.择偶方式。唐代的婚姻大多数也不例外，仍须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才能好合，只是男子出门在外之时才可“自娶妻”，但是这毕竟只是少数。
（1）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唐代法律明文规定“为婚之法，必有行媒”、“嫁娶有媒”、“命媒氏之职，以会男女”，民间也有“无媒不得选”之说。如开皇初年，乐平公主之女娥英择婿时，隋文帝“敕贵公方集弘圣宫者，公主亲在帏中，并令自序，并试技艺，选不中者，辄引出之，至（李）敏而合意，竟为姻媾”。这便是典型的由父母做主的婚姻。
（2）自己择偶。在唐代比较开放的风气影响下，也出现有些青年男女不受父母和媒人的束缚自己择偶。有的家长也尊重子女的心愿，容许自主婚事。唐玄宗宰相李林甫有六位千金，“各有姿色，雨露之家，求之不允”，李林甫在客厅墙壁间开一横窗，装饰杂宝及纱缦，常日使六女戏于窗下，每有贵族子弟入谒，李林甫即使“女于窗中自选可意者事之”。
3.离异。在唐代婚姻关系中，离婚是比较常见的，但是离婚同样也是有明确规定的。唐代对离婚有三种规定：第一，协议离婚；第二，仲裁离婚；第三，强制离婚。
（1）协议离婚是指男女双方自愿离异的，所谓“和离”。这是一种比较开放的做法，但是在古代这样的做法是不多见的。
（2）仲裁离婚即“出妻”，唐代基本沿袭了古礼“七出”休妻。所谓“七出”就是丈夫在妻子“无子、淫佚、不事姑舅、口舌、盗窃、妒忌、恶疾”等七种情况下均可出（休）妻。也就是妻子若犯了其中的一条，丈夫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休妻，不必经官府判断，只要作文书，由双方父母和见证人署名即可解除婚姻关系。

C. 唐朝的“放婚”反映了唐朝的什么特点

反映了大唐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特点，在武则天当政后，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有显着提升。
唐代处于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又属“开放型”社会，其开放特点不仅表现在政治制度、民族政策、外交关系等方面，而且反映在民间礼俗和婚姻制度上。当时，女性地位较高，贞节观念淡漠，使唐人婚姻呈现出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特点，就是让今天的人看来，也不能不发出感叹。

唐代婚姻的开放风气，首先表现在青年男女择偶相对自由和对美满婚姻的大胆追求上。唐代的婚姻法律规定：子女未征得家长同意，已经建立了婚姻关系的，法律予以认可，只有未成年而不从尊长者算违律。这条规定，从法律上为青年男女的自由择配开了绿灯。在我国古代，自开始重视和强调贞节以来，妇女的离婚、再嫁便越来越不自由。但是在唐代，离婚极为常见，再嫁不以为非，贞节观念的淡薄在整个封建社会都为罕见。

先看离婚的法律条文。唐朝法律对离婚有三种规定。一、协议离婚。指男女双方自愿离异的所谓“和离”：“若夫妻不和谐而离婚的，不处罚。”二、促裁离婚。指由夫方提出的强制离婚，即所谓“出妻”。《礼记》曾为出妻规定了七条理由：不顾父母、无子、淫、妒、恶疾、哆言、窃盗。《唐律》也大致袭用这些规定，妻子若犯了其中一条，丈夫就可名正言顺地休妻，不必经官判断，只要作成文书，由双方父母和证人署名，即可解除婚姻关系。但同时，《唐律》又承袭古代对妇女“三不去”的定则，即曾为舅姑服丧三年者不得去，娶时贫贱后来富贵者不得去，现在无家可归者不得去妻。有“三不去”中任何一条，虽犯“七出”，丈夫也不能提出离婚。三、强制离婚。夫妻凡发现有“义绝”和“违律结婚”者，必须强制离婚。“义绝”包括夫对妻族、妻对夫族的殴杀罪、奸杀罪和谋害罪。经官府判断，认为一方犯了“义绝”的，法律即强制离婚，并处罚不肯离异者。

《唐律》的这些规定，在强调女子从一而终的封建时代，能够以法律形式明文规定夫妻“不和谐”即可离异，这是前代和后代所罕见的，《唐律》对妻无“七出”和“义绝”之状，或虽犯“七出”而属“三不去”者，不准其夫擅自提出离婚，否则处一年有期徒刑。这无疑对夫权是一个限制，对妇女利益是一种保护。另外，对妇女离婚改嫁和夫死再嫁，法律也没有约束和限制，这就从法律上为婚姻的相对自由制造了一定的条件。从史实来看，唐代离婚再嫁是较为容易的。离婚当然是由夫方提出离异者为多。女子色衰爱弛、男子一朝发迹，都可以成为弃妻更娶的缘由，甚至有因细小事故而轻出妻者。男子离婚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妻子的命运系于丈夫和公婆的喜怒之间。

然而由妻方提出离异者也不少。有因夫坐罪而求离婚者，有因本家有故而求离婚者，有因夫患病而离异者。还有民间女子因对婚姻不满意而离婚的事。这表明，唐代离婚较为自由；不仅为法律允许，而且不受社会舆论非议。

另外，再嫁也不为失节。这从唐代妇女不以屡嫁为耻中看得很明显。唐代公主再嫁、三嫁者甚多。仅以肃宗以前诸帝公主计，再嫁者23人，三嫁者4人。

离婚再嫁的难易和贞节观念的强弱，是衡量婚姻关系自由开放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从唐代看，离婚改嫁和夫死再嫁习以为常，并未受贞节观念的严重束缚，它与前朝的“从一而终”和后代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唐代上层社会的男子中，较普遍地实行着各种形式的多偶制。皇帝嫔妃如云，成百上千；贵族达官也借种种口实，广置妻妾。就连与妻子情爱甚深的白居易也不例外，除纳妾之外，士大夫阶层还有狎妓的乐子。与男子的纳妾嫖妓、寻花问柳相对应，在上流社会的妇女中，也常演出许多蓄养情人、婚外私通的艳事来。以武则天为例，早在她作太宗才人时，就与太子李治发生了暧昧关系，当皇帝后，更广置面首，大选美少年为内侍。《开元天宝遗事》中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杨国忠出使于江浙。其妻思念至深。忽昼梦与国忠交而孕，后生男名助。国忠回来后，其妻说起梦中的事情，国忠说：“这是咱们夫妻相念太深而引起的事情。”一时间成为人们的笑料。“梦中有孕”不过是骗人的幌子，而杨国忠对妻子的这种行为不仅不怪罪，反而为其开脱，这除了顾及自己的名声外，只能说明夫妻间有一种不相禁忌的默契。

上层如此，下层也是如此。社会上一般妇女私奔、私通之事，不乏其例。唐人笔记小说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例子。这些事例说明，在唐代婚姻中，一夫一妻制不仅对丈夫，而且对妻子的限制也并不十分严格，女子在“不相禁忌”的形势下，常常享有同男子同等的婚外偷情的自由。

D. 史料中保存的唐人“放妻书”，唐朝的婚姻制度是怎样的

优秀的婚姻制度不仅是维持家庭稳定的先决条件，而且是完成祭祀和传宗接代同时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途径。婚姻是反映社会历史变迁的缩影。各个时期的统治者不断地对婚姻制度提出要求，以制定出符合时代历史发展需要并能维持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婚姻制度。

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中的一个强大时期，唐朝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取得了重大发展。作为中国法制史，唐法是世界法制史上的传奇。唐律体现了基于"以礼为本"的等级特征，并在胡人和汉族大融合的背景下，显示出古代封建法律的罕见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唐代的婚姻制度有着矛盾与相互协调的美。

综上所述，在唐代的婚姻法律制度中，我们尊重传统的道德和礼节，对维持唐代家庭关系的和谐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实际上，唐代的婚姻制度并没有规定夫妻之间的情感关系，而是更多地规定了道德和法律要求。由于时代的限制，经济条件，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唐代的婚姻制度虽然是中国婚姻法律制度的代表作，但也有很多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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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唐朝人对两性开放程度惊人，颠覆你对古人保守的印象吗

唐朝的开放是全方位的，越往高层越开放，尤其是皇室风气之开放，跟如今娱乐圈不相上下。 唐朝开国皇帝李渊有胡人血统，当时理学那套三纲五常、贞操观念还没有形成，整个社会对男女关系不像后来那样视为洪水猛兽，各种被后人视为违背伦理备受鄙视的男女关系都可能发生，但在当时却习以为常。

1，据《新唐书》记载，唐高祖李渊的宠妃张婕妤和尹德妃，和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酒后乱性，李世民得知后跑到老爹面前告状，李渊表示知道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或许他认为不值得为两个女人和亲儿子翻脸。

3，经济开放。唐朝是打开大门做生意，丝绸、瓷器、茶叶源源不断输送到海外，欧洲、中东甚至非洲国家的商人不远万里来到唐朝做生意，很多定居在唐朝 ，甚至与汉人通婚。

4，婚姻关系开放。唐朝规定婚姻自由，女性觉得婚姻不幸福可以离婚，不需要打官司，只要自己出家为尼就可以恢复自由之身，然后另行择偶，也可以不结婚，保持同居关系。

F. 古代也有离婚制度，唐朝的离婚制度是什么样的

在我国封建王朝时期的婚姻制度中，始终离不开男尊女卑的格局和陈旧思想，而在我国唐朝时期，这一现象得到了明显的缓解，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得到显着提升。与以往男尊女卑的婚姻格局，以及女方几乎在婚姻中没有任何保障的现状不同。在唐朝时，女性在婚嫁上的地位明显提高，整个社会对女性的包容度逐渐提高。尤其是再婚制度的发展，而唐朝时期的离婚制度也发展到高峰，整个社会环境对婚姻中的女性要求也更加宽松。

虽然唐朝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但是社会对婚姻制度的思考已经出现了质的飞跃，从保护女性的权利这一点来看，唐朝时的婚姻制度越来越人性化。重视人的自身意愿，这种制度上和社会风气上的变革，对后世的婚姻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是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的。

G. 唐朝婚姻制度法制史

一、唐朝婚姻制度的概述
（一）唐朝婚姻制度概况
唐朝的婚姻制度主要包括婚姻的缔结、婚姻的解除和婚姻的限制三个方面的内容。在婚姻的缔结方面，《唐律》规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和传统的“六礼”程序是成立婚姻的必要条件，并规定了“报婚书”、“有私约”等成立婚姻的具体条件。在婚姻的解除方面，唐朝解除婚姻关系有两种方式：强制离婚与协议离婚。前者分为“断离”与“出妻”，协议离婚即“和离”。根据《唐律》规定，官府断离的情形主要有两种，一是“嫁娶违律”或“违律为婚”，二是出现“义绝”的情况，这些由官府强制解除其婚姻关系。在婚姻的限制方面，主要包括缔结婚姻的限制和解除婚姻的限制两方面的内容。《唐律》禁止结婚的情形主要是“嫁娶违律”和“违律为婚”，《唐律》关于解除婚姻的限制任然是传统的“三不去”。另外唐律允许寡妇自愿再婚和纳妾。
（二）唐朝婚姻制度的特点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盛唐时期社会政治开明，经济繁荣，法律健全，是我国历史上着名的盛世，唐朝的一派繁荣景象使唐朝的婚姻制度呈现出鲜明的特色，即包容性和开放性。
第一，唐朝婚姻制度的包容性
经历了南北朝以来的民族大融合和民族同化，各民族在风俗习惯上相互承认和接受，民族之间彼此通婚的现象也相对增多，唐政府的最高统治者李氏家族出身关陇军事贵族，流淌着鲜卑族的血液，是胡汉通婚的融合体，虽受儒家伦理纲常的熏陶，但在实际生活中受礼法的限制却不像后朝那样严密。其统治集团的重臣长孙无忌、宇文融等都是汉化很深的鲜卑族人，阿史溫納圖萬尔、李光弼等高级将领也都是其他少数民族，唐初的统治者具有远大的政治韬略，对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持开明、包容的政策，民族之间的包容性呈现出一派新的景象，民族间的通婚增多，婚姻习俗相互影响，对礼教形成一定的冲击，使人们的思想观念趋于开放。
第二，唐朝婚姻制度的开放性
在唐朝，由于受民族大融合的影响，关于婚姻的礼教相对松弛，人们的婚恋思想相对开放，现实生活中女性的地位有所提高，贞操观念相对淡薄。唐朝离婚较为常见、再嫁不为失节，正如有学者所言，唐人“似乎不懂得如何去掩饰和压抑自己的欲望和追求，相反，他们要让这种欲望正常的表现出来。”在唐朝，和离，寡妇改嫁，一定程度上的自由择偶，纳妾为法律所明文允许，使唐朝的婚姻制度呈现出历史上少有的开放性特点。
二、唐朝缔结婚姻的制度
（一）实质要件
唐朝缔结婚姻的实质要件包括“一夫一妻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同姓不婚”等。
第一， 缔结婚姻关系要遵循“一夫一妻制”。
所谓一夫一妻制，也称“个体婚制”或“单偶婚制”，是由一男一女结成稳定配偶关系的婚姻形式，它是在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度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后世一直沿用。在封建时代的上层社会，一夫一妻制更多的表现为一夫一妻多妾制，唐朝的婚姻制度也不例外。唐令规定贵族官僚除正妻外，侧室也各分等级：凡亲王可有孺人2人（相当于正五品官阶）、媵10人（相当于正六品官阶）；郡王以及一品官可有媵10人（相当于从六品官阶）；以下递减，至五品官可有媵3人（相当于从八品官阶），六品官以下至庶人的侧室就只能称之为妾，没有官阶身份。《唐律疏议·户婚律》规定：“有妻者不得重娶妻，违者徒一年”、“不得乱妻妾位，违者处徒刑”。
第二，缔结婚姻关系要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唐律》确认父母及尊长的主婚权。在中国传统婚姻制度中“男不自专娶，女不自专嫁，必由父母，须媒妁”，“男女无媒不交”。秦朝以后这些礼制规范被以法律形式确认父母意志是子女成立婚姻的必要条件。唐朝规定：“诸卑幼在外，尊长后为定婚，而卑幼自娶妻，已成者，婚如法；未成者，从尊长，违者杖一百。”又规定“诸嫁娶违律，祖父母、父母主婚者，独坐主婚”。在唐朝，父母还可以强迫守寡的女儿改嫁。《唐律》也维护“媒妁之言”在缔结婚姻关系中的地位。按照《说文解字》的解释：“媒，谋也，谋合二姓者也”，“妁，酌也，斟酌二姓者也”。可见，媒妁就是成就男女婚姻关系的媒介，《豳风·伐柯》说：“娶妻如何，匪媒不得”，唐律已正式将媒人规定为婚姻成立的法定要件，《唐律疏议》卷13“为婚妄冒”条疏议云：“为婚之法，必有行媒。”《唐律疏议·名例律》篇中也有“嫁娶有媒”的规定，可见媒人是成立婚姻关系不可缺少的条件。《唐律·户婚律》中“嫁娶违律条”规定：“诸嫁娶违律，祖父母、父母主婚者，独坐主婚，……媒人各减首罪二等。”由此可见，媒人在成立婚姻关系中处于重要地位，需要承担仅次于主婚人的法律责任。
第三，缔结婚姻关系须遵循“同姓不婚”的原则。
中国自古同姓不为婚，这一原则同样为唐律所秉承，《唐律疏议》规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同宗共姓，皆不得为婚。”但对于同宗异姓，因“祖宗迁易，年代浸远，疏源析本，罕能推详”，而“不在禁例”。另外，原本同姓，被皇家赐予他姓，众所共知者，属在禁之例；对音同字异之姓，如“杨”与“阳”之类，都不得为婚。唐朝禁止同姓为婚，是为防止辈份混乱，维护礼所倡导的伦理道德。
（二）形式要件
唐朝缔结婚姻关系的形式要件主要有：“报婚书”、“有私约”和“六礼”程序等。
所谓“婚书”是指双方尊长以书面形式提出和答应订立婚姻关系。《唐律疏议》卷13“许嫁女辄悔”条：“许嫁女已报婚书者，谓男家致书礼请，女氏答书许讫”，“辄悔者，杖六十”，并且“婚仍如约”。男家自悔无罪，仅不能追回聘财，可见婚书对男女双方的约束是不平等的。
所谓“私约”是男女双方尊长缔结婚姻关系的口头协议，包括对对方生理或其他方面一些缺陷的认可，《唐律疏议》对私约作了解释：“约，谓先知夫身老、幼、疾、残、养、庶之类。老幼，谓本约相校倍年者；残疾，谓状当三疾肢体不完；养，谓非己所生；庶，谓非嫡子及庶、孽之类。以其色目非一，故云‘之类’。皆谓宿相谙委，两情具惬，私有契约，或报婚书，如此之流，不得辄悔，悔者杖六十，婚仍如约。”
唐朝缔结婚姻关系仍然遵循传统的“六礼”程序。《唐律疏议》说：“妻者，传家事，承祭祀，既具六礼，娶则二仪”，“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属合法婚姻，说明六礼仍是唐朝结婚的必经程序。所谓“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礼的第一个程序是“纳采”，传统的纳采是指男家委托媒妁以雁为礼物，向女家求婚，《仪礼·士昏礼》：“昏礼，下达纳采，用雁。”第二个程序是“问名”，指男家请媒妁求取女方姓名、生辰等情况，向宗庙卜问婚配吉凶。第三个程序是“纳吉”，即男家将卜问所得吉兆通知女家，《仪礼·士昏礼》：“宾执雁，请问名；主人许，宾人授。”唐朝的纳吉主要是将“报婚书”送达女家，女家答书许讫。第四个程序是“纳征”，即男家向女家送交聘财，正式订婚，《仪礼·士昏礼》孔颖达疏：“纳征者，纳聘财也。征，成也。先纳聘财而后婚成。”唐高宗时曾规定不同官品缴纳不同数量的聘财，庶人则以礼而行。第五个程序是“请期”，即请定婚期，择取吉日成婚，《仪礼·士昏礼》：“请期用雁，主人辞，宾许告期，如纳征礼。”最后一个程序是“亲迎”，即成婚之日，男方亲自前往女家迎娶。《诗经·大雅·大明》：“大邦有子，天之妹，女有阙祥，亲迎于渭。”经过“六礼”程序，男女双方缔结的婚姻得以正式成立。
（三）缔结婚姻的限制
《唐律》禁止结婚的情形主要有两类，一是“嫁娶违律”，二是
“违律为婚”。另外又有不得先奸后娶等规定。
第一，嫁娶违律。唐律规定的嫁娶违律的情形主要包括居父母丧嫁娶，居夫丧嫁娶，祖父母、父母犯死罪被囚禁而嫁娶等三种。根据“礼”的规范，在为父母服丧期间嫁娶是“不孝”，为丈夫服丧期间自行改嫁是“不义”。《唐律疏议·户婚律》卷13“居父母夫丧嫁娶”条：“诸居父母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妾减三等。各离之。知而共为婚姻者，各减五等；不知者，不坐。”《唐律疏议·户婚律》卷13“父母被囚禁嫁娶”条：“诸祖父母、父母被囚禁而嫁娶者，死罪，徒一年半；流罪，减一等；徒罪，杖一百。祖父母、父母命者，勿论。”《唐律疏议·户婚律》卷13“居父母丧主婚”条：“诸居父母丧，与应嫁娶人主婚者，杖一百。若与不应嫁娶人主婚，得罪重于杖一百。”很明显，唐律关于嫁娶违律的规定，体现了礼法的结合，是忠孝思想在婚姻制度上的体现。
第二，违律为婚。唐律规定的违律为婚的情形主要包括同姓为婚、五服以内亲属为婚、良贱为婚、与逃亡妇女为婚、监临官与监临女为婚，妄冒为婚以及恐吓、强娶为婚等。
《唐律疏议》规定五服以内亲属不得为婚，“缌麻以上，以奸论。若外姻有服属而尊卑共为婚姻者，及娶同母异父妹妹，若妻前夫之女者，亦各以奸论。其父母之姑、舅、两姨妹及姨，若堂姨、母之姑、堂姑，己之堂姨及再从姨、堂外甥女、女婿姊妹，并不得为婚姻，违者各杖一百，并离之。诸当为袒免亲之妻，而嫁娶者，各杖一百；缌麻及舅甥妻，徒一年；小功以上，以奸论。”唐律禁止五服以内亲属为婚，目的是为防止道德沦丧，维护礼制。
为维护等级制度，唐律禁止良贱为婚。《唐律疏议》卷14《户婚下》说：“诸杂户不得与良为婚，违者杖一百；官户娶良人女者亦如之，良人娶杂户女者亦如之，良人娶官户女者加两等。”唐朝实行“当色为婚”制度，即要求门当户对，《唐律疏议》卷14“杂户官户与良人为婚”条曰：“其工、乐、杂户、官户，依令‘当色为婚’，若异色相娶者，律无罪名，并当‘违令’。既乖本色，亦合正之。”
《唐律疏议》卷14“娶逃亡女”条规定：“诸娶逃亡妇女为妻妾，知情者与同罪，至死者减一等。离之。即无夫，会恩赦免罪者，不离。”《唐律疏议》卷14“监临娶所监临女”条规定：“诸监临之官，娶所监临女为妾者，杖一百；若为亲属娶者，亦如之。其在官非监临者，减一等，女家不坐。即枉法娶人妻妾及女者，以奸论加二等；为亲属者，亦同。行求者，各减二等。各离之。”
妄冒为婚指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如身份、年龄等而为的婚姻，为唐律所禁止。《唐律疏议》卷13“为婚妄冒”条规定：“诸为婚而女家妄冒者，徒一年；男家妄冒，加一等。未成者，依本约；已成者，离之”。恐吓、强娶为婚亦为唐律所禁止，《唐律疏议·户婚律》卷14“违律为婚”条规定：“诸违律为婚，虽有媒娉，而恐吓娶者，加本罪一等；强娶者，又加一等。被强者，止依未成法。即应为婚，虽已纳聘，期要未至而强娶，及期要至而女家故违者，各杖一百。”长孙无忌对“强娶者”解释曰：“谓以威若力而强娶之。”此外，唐令规定不得先奸后娶，“假令，先不由主婚，和合通奸，后由父母等立主婚已讫后，先奸通事发者，纵生子孙犹离之耳。常赦所不免，悉赦除者，不离。唐令犹离者非。”这一规定出于维护礼制的目的，对家庭和社会稳定具有一定作用。
三、唐朝解除婚姻的制度
（一）强制离婚
唐朝的强制离婚分为“断离”与“出妻”两种方式。所谓“断离”是指官府强制解除婚姻关系的行为。《唐律》规定，在两种情况下，由官府断离，第一种情况是“嫁娶违律”或“违律为婚”，第二种情况是出现“义绝”的情形。有关“嫁娶违律”和“违律为婚”的情形上文已有详述，这里不作重复。所谓“义绝”是指夫妻双方对一定范围内的亲属有杀伤、殴打、骂詈、通奸等情形，以及妻子谋害丈夫的情形。《唐律疏议·户婚》解释曰：“夫妻义合，义绝则离”，并以此作为这项规定的根据。《唐律疏议·户婚》规定了“义绝”的具体情形：“（夫）殴妻之祖父母、父母及杀妻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或“妻殴詈夫之祖父母、父母，杀伤夫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及与夫之缌麻以上亲，若妻通奸及欲害夫者。”或“夫妻祖父母、父母、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自相杀者”。出现“义绝”的情形，由官府强制解除婚姻关系，并给予双方一定处罚，《唐律疏议·户婚》“义绝离之”条规定：“诸犯义绝者离之，违者，徒一年。”
所谓“出妻”是指男方单方面休弃妻子的行为。唐朝仍然沿用传统的“七出”作为丈夫强制离婚理由，《大戴礼记·本命篇》中有“妇有七出：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盗窃，去。”妻子犯“七出”之条，男方即可提出休妻，无需官府判决，只要作成文书，由父母和证人署名，即可解除婚姻关系。唐律则规定凡妻子犯无子、淫佚、不事姑舅、口舌、盗窃、嫉妒、恶疾之一者，由丈夫强制离异。
（二）协议离婚
协议离婚又称“和离”、“两愿离”，指男女双方自愿解除夫妻关系的行为。《唐律·户婚》规定：“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可见，唐朝法律是允许夫妻双方自愿离婚的，但需要双方达成协议书，作为解除婚姻关系的凭证，敦煌文书中就有载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的和离协议书。在我国古代，唐律首创了“和离”制度，这是唐朝政治开明在法律上的一个体现，这对减轻妇女因婚姻关系造成的痛苦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三）解除婚姻的限制
唐律对解除婚姻的限制主要也是传统的“三不去”。《大戴礼记·本命篇》中说：“妇有三不去：有所取无所归，不去；有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唐律疏议·户婚律》认为“三不去者”，谓“一经持姑舅之丧，二娶时贱后贵，三有所受无所归。”“诸妻无七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徒一年半；虽有七出，有三不去出之者，杖一百，追还合。若犯恶疾及奸者，不用此律。”可见如果妻子未犯“七出”或虽犯“七出”但有“三不去”情形之一的，不得随意休妻，否则要受到处罚，但如果妻子犯“恶疾”及“奸”则“虽有三不去，亦在出限”。
“三不去”是对男子随意解除婚姻关系的一种限制，对于稳定婚姻关系，减少社会问题，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体现了儒家仁义精神和礼制对法律的影响。
四、对唐朝婚姻制度的几点思考
（一）体现了礼法结合的法律文化
礼法关系是唐律中最重要的一种关系，唐律“一准乎礼，而得古今之平”，礼法结合的法律文化在唐朝婚姻制度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在唐律中，婚姻的缔结、解除、惩治违律为婚和罪名的设立等都渗透了礼的因素。例如，在婚姻缔结过程中要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遵循“六礼”程序、；婚姻解除中的“七出”、“三不去”；违律为婚中“同宗共姓，皆不得为婚”，“诸父母及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妾减三等，各离之。知而共为婚姻者，各减五等；不知者，不坐。若居期丧而嫁娶者，醉杖一百，卑幼减二等，妾不坐。”“诸有妻者，更娶妻者，徒一年，妾减一等”又规定：“诸以妻为妾，以婢为妻者，徒二年。以婢为妾者，各正还之。”以上这些规定或者直接移用礼教规范，或者体现礼的精神，体现了唐朝礼法结合的法律文化。
（二）体现了妇女法律地位的提升
在唐朝妇女的地位有所提升，这在整个封建时代是罕见的。唐朝妇女受束缚较少，“一女不事二夫”等贞节观念较为淡薄，也无“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而且出现“男到女家成婚”和“夫从妻居”的现象。在婚姻制度上，唐律除规定“三不去”外，和离、改嫁、再婚均为法律所明文允许。以再婚为例，唐朝允许寡妇再嫁，贞观元年二月四日诏令：“孀居服纪已除，并需申以婚媾，令其好合……其鳏夫年六十、女年五十以上，及妇虽尚少，而有男女，及守志贞洁，并任其情，无老抑以嫁娶……鳏寡数量少量准户口增多，以进考第”。《唐律疏议》规定“诸夫丧服除而欲守志者，非女之祖父母、父母而强嫁之者，徒一年；期亲嫁者，减二等，各离之。女追还前家，娶者不坐”。唐朝以诏令的形式允许并鼓励寡妇再嫁，并把寡妇数量的减少作为地方官吏政绩考核标准的一个方面，其目的是促进人口的增长，发展经济，但实际上对正统妇女贞节观念也是一种冲击，有利于唐朝社会风气的开放，体现了妇女地位的提升。
（三）体现了民族文化的互化融合
唐朝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唐朝的最高统治者李氏家族出生于关陇贵族，是胡汉融合的产物，既受少数民族文化习俗的影响，又深受儒家伦理的影响，因此在对待民族文化的问题上较为开明，各民族之间的习俗相互影响，反映在婚姻关系上，表现为民族间互通婚姻的现象增多，婚姻习俗相互影响，互相承认和接受，这些又促进了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与融合；在此背景下，儒家的伦理纲常受到一定的冲击，礼教相对松弛，世风开放，贞操观念淡薄，这些都是民族文化互化融合的表现。
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唐朝的婚姻制度由于受封建礼教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但其中不乏一些良法美制，有利于稳固封建家庭秩序。科学总结我国唐朝的婚姻制度，借鉴其合理之处，吸收其经验教训，以期对健全我国当代婚姻制度能有所启示。在建设我国当代婚姻制度的过程中，唐朝婚姻制度的包容性与开放性特点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它启示我们不仅要借鉴我国古代婚姻制度的合理成分，还要借鉴国外有关婚姻制度方面的先进立法经验，针对我国多民族，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情，要注重婚姻制度的灵活性，允许一些变通性的规定；唐朝婚姻制度强调保护妇女权益和尊老爱幼、家庭和睦、亲情和谐的传统美德，在当代对我们坚持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下的和谐婚姻制度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H. 揭秘我国古代离婚制度：唐朝为何讲究好聚好散

揭秘我国古代离婚制度：唐朝为何讲究好聚好散？因为唐朝太发达了。

唐朝的繁荣、帝王对外族文化的包容、频繁的对外交往等等因素，在本身血液中就含有的野性因子的粘合下，使整个社会的民风变得十分开放，也正是因为如此，唐朝给我们留下的许多东西才显得十分与众不同。

I. 唐朝的婚嫁习俗是什么，大家说一说有什么讲究的呢

唐朝婚嫁习俗是指的在古代的唐朝时期的人们的婚嫁风俗习惯。唐朝可以说也是中国的一个非常具有影响力的朝代，这个朝代的发展是非常兴盛的，很多国家的人都有来到唐朝，给唐朝的皇室进贡，经商等等。唐朝的婚嫁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五：请期，男方家中请算命先生测算良辰吉日成婚，到女方家中去请示。

六：亲迎，新郎乘坐礼车到女方家中去及迎接新娘。要迎亲的时候，新郎官会带上自己家的一行人到新家家门口齐声高喊，新妇子，此时新娘家往往是紧关大门的，意思就是要给新郎点颜色看看，告诉新郎官娶新娘子不容易。新郎官的一行人需要一直的在大门外叫，直到将大门催开迎接新娘子上车。还有中唐后又新增加了接完新娘后女方一大批人挡在道上不让新郎官车子过去，新郎官需要进行打赏才可以顺利通过。

看完以上的唐朝婚嫁习俗是不是大家觉得很有意思呢？其实不难看出来，如今的敲新娘家的闺门要玩堵门游戏和给红包都是从唐代的这两个迎亲中的礼俗演变而来的，这样的婚礼习俗让婚礼增添了很多的乐趣。当然了，唐朝开始的时候都是黄昏的时候娶亲的，后来中唐改成了清早，可以说婚俗也是见证历史车轮前行的一部分。

J. 唐朝婚姻制度

法律分析：唐代法定的婚姻年龄，唐太宗贞观元年定为：“男20岁，女15岁”就可以结婚；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唐玄宗为了增加人口，把结婚年龄又降低到“男15岁，女13岁”。 唐代确立婚姻关系第一步是立“婚书”。因唐代法律规定长辈可以包办子女的婚姻，子女如果不服从，法律规定，丈责一百，因而，决定了唐代的婚姻并不是自由恋爱，一般不能体现青年男女的个人意愿。 除了立“婚书”外，唐代由于受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婚俗的影响，买卖婚姻非常普遍。

法律依据：《中华人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零四十九条 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完成结婚登记，即确立婚姻关系。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