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金庸小说的爱情模式有哪些
“侠骨”与“柔情”
———金庸小说的爱情模式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在不了解内情的人看来，这幅对联是一位书剑漂零的侠客在抒写自己的侠骨柔情，颇有点郁达夫的“曾因酒醉鞭名马，惟恐情多累美人”的味道，其实这是金庸用他的十四部小说名字的首字组成的，虽不能说对仗工整，倒也颇能表现金庸小说侠而情的气概。
“情”与“理”的冲突恐怕是人类生命历程的恒久冲突之一。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情”与“理”一直是被当作人性的两个方面来对待的，传统哲学围绕着对“情”与“理”的认识及其关系问题展开了长期的争论，形成了不同的哲学流派，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如果能联系社会发展史来考察哲学发展史，就会发现一种很有意味的现象：在哲学上如果“情”能稍稍抬头，则社会往往显得富有生机和活力，反之则死气沉沉。
当然，中国封建文化的根本性质决定了“理”总是要胜于“情”，这在宋代的大哲学家朱熹那里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他说：“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天理人欲常相对”，“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我们且不评说朱熹哲学如何把中国传统哲学彻底精致化，把封建道德的最后一点能量都挤榨出来，从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转向后期的标志之一，只是想借此说明“情”与“理”、“人欲”与“天理”在传统文化本体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在金庸小说里，“情”与“理”主要表现为人的本真生命与道德禁锢的恒久冲突，具体说来就是爱情与俗常规范的冲突。显然，金庸小说既没有表现出脱离中国文化实际的滥情倾向，也没有做抑情绝欲的道德说教，而是合理地张扬了人的本真生命，对传统的禁锢社会和人的发展的“理”进行了合理的突破，或是讴歌富有现代意识乃至恒久的价值的爱情，或是提供认识价值，使人引以为戒，把传统的爱情赋予了浓郁的文化色彩。
从整体上看，金庸小说最大的成功之一是通过爱情描写而为我们建构了一种携手走天涯的人生范式，毫无疑问，这种人生范式既是对传统的僵化、腐烂的人生范式的突破，又是一种诗意的人生，由郭靖与黄蓉、杨过与小龙女、令狐冲与任盈盈、袁承志与温青青、陈家洛与霍青桐等人共同构建起的这种人生范式有着恒久的激动人心的力量。在一个禁锢封闭的社会里，敢于“携手走天涯”，本身就是对本真的生命之情的张扬，是人的感性与理性在理想状态中一种诗意人生。在一定意义上讲，这是一种融“水浒”与“红楼”于一体的人生范式，既是植根于传统文化深处的，又是为正统的封建观念所不容的，因为她把传统文化中符合人的本真生命的内在的合理因素张扬出来，与维护封建等级秩序、道德观念的封建政治意识形态有着尖锐的冲突，并对其发生着撞击性的破坏作用。也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这一人生范式才对现在乃至未来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在这种携手走天涯的人生范式之中，各人的情况又是千差万别、无一相似的。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姑且把金庸小说中的爱情模式分为理想型、补偿型、、未来型、庸俗型、变态型、无奈型、自由型七种模式。
杨过与小龙女的爱情是一种理想型的爱情，其纯净程度几乎超越了爱情的基本组成要素----两性之爱。同时，他们的爱情又是一种象征，象征着世俗观念、伦理道德乃至所谓的“正人君子”们对人类最纯洁、最美好爱情的扼杀，杨过、小龙女所经历的每一次人事惨变均不与此无关。杨过身世凄苦，自幼养成了愤激而又飞扬佻达的性格，蔑视俗常规范；小龙女自幼入古墓，不审“三从”，不懂“四德”，不谙世事，不存机心，几近老庄所谓的“婴孩”状态。如果严格地从当时的情景来考察这对“师徒”的爱情，就可以看到，这恐怕是人事间不带丝毫世俗色彩、功利色彩的最契合人的本真生命的纯洁的爱情。但当这一理论上的爱情被带出古墓时，因有师徒之分而遭到了黄蓉、郭靖、整个武林乃至社会的拒斥，使杨过和小龙女历经数次惨烈的分合。虽最后因二人为国拒敌立有大功而终于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但这只是良好而又虚幻的愿望，最真实的还是他们遭受“迫害”的过程。
小龙女的形象使我们想起了庄子的“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神人”，“神人”之爱遭受了封建道德观念的残酷迫害，这就不仅仅具有社会层面上的“反封建”的意义，而且是从文化、哲学的高度反思了文化理想与封建政治意识形态的矛盾，为重塑民族文化本体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黄蓉与郭靖的爱情最为现实，也最为动人，但其骨子里却充斥着道德的欺骗，是一种补偿型的爱情。
相对于上述的爱情模式，郭靖与黄蓉的爱情更具有认识价值。郭靖作为“为国为民”的大侠，自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在与黄蓉的爱情关系上，却陷入了“情”与“理”的复杂纠葛。黄、郭之爱的传统观念上的真实性和文化理想上的不合理性使我们产生了这样的联想：任你怎样活泼轻柔、聪敏灵慧的女性也奈何不了木讷刚毅、质实朴拙的男性，不论怎样鲜嫩娇美、天趣盎然的感性生命永远挣脱不了僵硬冰冷、专横残忍的传统理性的铁掌，所谓“巧妻常伴拙夫眠”应是一声历史的浩叹。
黄、郭之爱还浸透着传统的道德宿命意识。道德宿命意识来自于传统文化的深处，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大致经历了两次重大的构建和变化，一是秦汉时期，宇宙观、认识论是这一时期的文化、政治的核心；二是宋明时期，伦理本体、人性论是这一时期文化思想和政治理论的核心。宋明以降，这种伦理本体型的意识形态逐渐内化为民风民俗、思维方式及广泛的社会心理，戏曲、通俗小说以及文言小说都毫不例外地受到了深刻的影响。伦理本体型的文化自有其历史的合理性的一面，但当它内化为日常生活心理时，就不可避免地同迷信思想、果报轮回意识、消极退隐意识乃至“精神胜利法”等俗文化意识相融合，整合成道德宿命意识。
道德宿命意识是一种道德上的虚幻的承诺，在设定道德是至高无上的本体乃至宿命的前提下，告诉人们只要恪守正统的道德观念就会获得应有的一切，所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道德宿命意识的虚幻性主要表现在其非现实性上，即使此生不谐，来世亦必可得，从而迎合了人们的懒惰、无奈人又希求精神胜利的深层心理，为普通的社会心理所接受。这种意识积淀入人们的审美心理，使之具有了真正的审美品格。
道德宿命意识具有极强的麻醉作用，牛郎、董永的故事就是极好的例证。如果牛郎被许诺得配仙女，董永被认定可娶织女，那么他们就会永远甘于放牛和做长工而不思觉醒，永远不会面对现实的悲剧性。郭靖作为一个万民敬仰的儒侠楷模，黄、郭之爱是以牺牲黄蓉为代价而对郭靖做出的虚幻的补偿，这一重要的补偿使郭靖的生活圆满起来，在他为国捐躯之后，人们只能唏嘘赞叹而无所遗憾。郭靖生前有艳福，死后有哀荣，他的道德付出得到了对等的补偿，人们觉得圆满而又自然，再也不会怀疑其中的虚幻性，如果没有这样的补偿，反而会觉得愤愤不平。多少年来，人们就是在这种虚幻的补偿中沉迷，在欺人与自欺中作了自了汉。
作为书生侠客的陈家洛颇似一位古代的“人文主义者”，他虽然没有哈姆雷特的“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式的对事物及人生的价值与意义的思考，但他对于霍青桐和香香公主的选择、对皇帝的轻信、为救周绮之子而放掉干隆皇帝等做法已证明他试图把传统的文化理想施诸现实之中，这说明他还是一个纯粹的书生。再加上他以献出爱人来换取干隆的“反正”，就构成了这样的寓意：以文化理想来取代现实政治。当然，陈家洛作为本质上的书生在这“书”与“剑”的“恩仇”中只有失败，但却正是这文化理想之“书”对现实政治之“剑”的不断的殉难式的矫正才使中国历史不致沉落。
上面使陈家洛作为书生的强硬和永恒的一面。但他与香香公主的爱情却属于内弱型的爱情。他不选择武功高强、多谋善断并对他的事业会有帮助的部族首领霍青桐，而是爱上了霍青桐的妹妹香香公主----位柔弱纯善，满身花香但却只能成为他事业的累赘的姑娘，他可以找出种种理由来为自己的选择辩护，但他无法逃脱文化的限定：他对爱情的选择表现了传统男性文化品格中天然虚弱的一面，他试图在内倾的和谐中来显示自己的强大，来寻求男人的意义。
其实，最典型的恐怕还是《侠客行》中石清对爱人的选择。石清与师妹闵柔、梅芳姑同门学艺，梅芳姑深深地爱着石清，她无论相貌、人品、武功、诗文还是女红都比闵柔强出多多，但石清却选择了闵柔。梅芳姑对此大惑不解，并因此生出极大的怨恨，不惜抢走石清和闵柔的儿子作为报复。最后，机缘巧合，三人重新聚首，梅芳姑问起石清不爱自己的原因，“石清缓缓说道：‘梅芳姑，你样样比我闵师妹强，不但比她强，比我也强，我和你在一起，自惭形秽，配不上你。”梅芳姑听完以后，终于明白了自己不能获得爱情，不是因为自己不好，而是因为自己太好，在后极大的悔恨中大叫一声，自杀而死。
中国的男人是虚弱的，这是一种内在的文化的虚弱。陈家洛与石清的选择不是他们自己的偶然选择，而是由传统文化的特质决定的。中国内倾型的文化----尤其是宋代以后的文化----决定了中国男人惧怕征服外在世界，包括征服女人。当一个具有人格和意志力量的女人出现在自己的面前时，中国的男人往往感到惧怕，不敢通过征服对方来显示自己的力量，而是选取了另一条捷径----即选择一个比自己更卑弱的女人来衬托自己的强大。
前些年，鉴于男人的卑弱，妇女界掀起了一股“寻找男子汉”的浪潮，标出阿兰德龙、史太龙、高仓健来，希图按图索骥，寻找出中国的男子汉，结果自然是无功而返。当然，她们也并非完全没有收获，那就是发现满世界充斥着《围城》中的方鸿渐，其特征是：当太监不用作手术。
段正淳的爱情观似乎带有对爱情未来状态的思考，有一定的浪漫色彩，应该属于未来型的爱情。
未来型的爱情和理想型的爱情应该是有区别的。前者是指超越现实、民族和文化类型的爱情的终极状态，当我们思考这一问题时，应不受民族、地域、文化等各种历史条件的限制，只考虑符合本真人性的爱情要求；而后者是在一定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爱情理想，受到民族、地域和文化的限制。然而，未来型的爱情并不是一种抽象、空洞的爱情，她是人类对爱情的超越性的渴望，是对爱情的终极状态的思考。这种思考对于解放人们的思想，指导人们选择进步的爱情模式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如果我们愿意“透过现象看本质”，就应该看到，段正淳与他的五个妻子、情人的关系并非庸俗的一夫多妻制的关系，应该说段正淳和她们之间主要是一种爱情关系。当然，这里边并不是没有调情和滥情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其中蕴含着新的因素，这就是段正淳对她闷都有着真诚的爱。据小说叙述，段正淳每见到他的一个情人，就把原来的情人忘掉了，就全心全意地爱这个情人，即使为这个情人去死他也不会犹豫。在这里，段正淳已经没有任何功利的考虑，不把爱情当作服务于现实利害的一种方式，哪怕是成全自己的道德形象，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爱情的审美感受之中，与现实功利绝缘。
爱情的本质是什么？在这里我们无意去下一个完整而又周密的定义，只要捻出其核心部分就够了，那就是对异性的美的形式的感受，一切违背这种感受的爱情都是不纯粹的爱情。在这里，我们并不想否定“专一”、“忠贞”的爱情，只是想说明，那是在现实的基础出产生的道德型的理想爱情，因为道德具有浓烈的审美特质，所以这种道德型的理想爱情自然就被看作是天然合理的。但是，必须看到，这远不是爱情的终极状态。
一夫一妻制的稳定的家庭观念符不符合法律，当然符合法律；符不符合道德，当然符合道德。然而，符不符合人性呢？肯定不符合人性。今天的一夫一妻制，就像其他社会秩序一样，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文化对人类异化的结果，是人类要进一步改进的对象。而今天的“专一”、“忠贞”的美好爱情，其本质也是私有制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并不具有永恒性。爱情的“专一”、“忠贞”所具有的排他性，正是私有制的排他性在人的情感上的反映。
“专一”、“忠贞”道德型的理想爱情是美好的，具有丰富的现实合理性，但并不是永恒的。段正淳的爱情不一定具有现实的模仿性，但对爱情的思考却具有深刻的未来意义。不是吗，我们读完《天龙八部》，并不一定讨厌段正淳的“风流”，甚至还喜欢他的多情，这难道不透显出我们人性深处的潜在的渴望吗？
段正淳的爱情遭遇正显示出人类情感的避仄处境。段正淳对于他的妻子和情人，应该说主要的是爱，甚至是真诚的爱，只是由于现实中的秩序、规范和制度使他不能让每一个爱人都成为王妃，更重要的是他的妻子和情人在爱情上的排他性使他无法兼有众美，因而能把他的爱情避入了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我们不要把段正淳的爱情看成是他对女性的贪婪的占有，他对她门的爱以及最后为她门而死的结局充分说明的他的真情与奉献精神。段正淳不能使他的妻子和情人满意，那并不是段正淳的过错，而是现实的过错，是现实对人异化的结果。反之，如果把段正淳和他的妻子、情人进行性别置换（如果现实允许），也一样能够说明这个问题。
段正淳的爱情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一夫多妻的庸俗的观念，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它所以令我们感到迷惑乃至恐慌，那是由于我们被现实所禁锢，很难感受到未来的美好；然而，它又能够深深地打动人心，这不仅在于在于它负载了对人类的爱情的未来状态、终极状态的富有悲剧意识的深沉的思考，更说明人性的活力是无法泯灭的，这也正是人类的希望之所在。
韦小宝的爱情是地地道道的庸俗型的爱情。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小农意识和流氓无产者意识，他出身妓院，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不仅没有正统观念和传统美德，就连一般的是非观念也十分稀薄，因而，做起事来就不须瞻前，亦无须顾后，确实有点“无所畏惧”。所以，想从韦小宝的身上挖掘出什么高尚的爱情来，那是痴心妄想。他的女性、婚姻、爱情观大概是世界上最“实际”的，在他看来，妇女＝妓女，爱情＝占有，结婚＝生殖。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什么伦理、道德、崇高、尊严，一扫而光，连赫赫皇宫都被他误认为是妓院（文化实质上确是如此），难道还能希望韦小宝看到什么庄严和神圣的事情吗？
当然，韦小宝的流氓无产者意识确实解构了某些僵固的政治意识形态，问题是他在解构负面价值的同时更多地解构了正面价值。用现在的话说，大概属于“建设不足，破坏有余”的一类。对此，数十年来的历史和现实恐怕不只是令我们心有余悸，恐怕还要继续发悸。然而，金庸小说在探索国民性时对这一充满流氓意识的女性观和其行为方式进行了充分的揭露和批判。关于这一点，纵观新时期小说，都似乎没有完全达到这一高度。
李莫愁和康敏的爱情是属于变态型的。说其变态，仅仅是指其心理的变态，具体的表现就是不正常的歇斯底里的破坏欲，而这种心理的变态正是由其文化底蕴所必然导致的。李莫愁的变态的爱情观实际上反映了不为我所有便要毁灭的狭隘的小农意识，这种小农意识具体表现为极度的妒忌心理。在李莫愁那里，没有平等的观念，只有为所欲为的占有，没有对别人的尊重，只有对别人的强制。当然，李莫愁试图用解决“政治问题”的办法来解决感情问题，结果自然是玩火自焚。“问世间，情是何物？”当李莫愁唱着这首歌，在烈火中婉转而死的时候，她对爱情的追询从反面深深地震撼了我们的心。
康敏的爱情观更是大有意味。康敏实际上把爱情政治化，把一切居为己有，要做爱情霸主、爱情的独裁者，这与李莫愁的爱情如出一辙。她为得不到萧峰的青睐而耿耿于怀，更为段正淳的“负心”而怀恨在心，因此，她报复萧峰，毁灭段正淳。康敏要做男人世界和感情世界里的女皇，正是现实社会中的皇权思想在人的情感世界里的反映。
这种爱情的文化底蕴是小农意识，其实质是占有，导致心理变态的中介是嫉妒，结果是毁灭别人，更毁灭自己。我们从中更应该看到的是，在封建集权制的社会中，人们的感性世界与理性世界是多么的契合、统一。
张无忌的爱情属于无奈型。说其无奈，是指他总是处于被动的地位，往往在无可奈何中做出被动的选择，不仅爱情如此，他的整个人生都是如此。张无忌是个平民英雄，他尽管作出了惊天动地英雄业绩，但他骨子里还是平民，所以他注定当不了皇帝。张无忌的形象大有意味：没有自己的明确、固定、坚定的主张，尽管可能作出英雄业绩，但却难以成就自己的事业。
在爱情选择上，张无忌也显示出突出的平民色彩，那就是敬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张无忌那里，这个“父母”和“媒妁”就是命运。不能说张无忌没有爱情，不能说他没有“抗争”，但他总是在没有别的办法的情况下被动地接受爱情，在一定程度上做了命运的逆来顺受的奴隶。可以说，张无忌的形象在某些方面集中了平民百姓的特点。
令狐冲是金庸小说中较为着名的人物，他之所以得到了许多人的喜爱，就是因为他超越了江湖意识，上升到了“自我”的高度，能够真正地不受江湖羁绊，能够真正地笑傲江湖。令狐冲是一个“潇洒”侠客，他看似没有萧峰那样的重大使命，也没有郭靖那样的生活目的，没有杨过那样的惨烈的经历，又没有张无忌那样的责任心，他似乎什么都可以干，又什么都可以不干，实际上他有自己的大使命在，有自己的大悲苦在。当然，使得那些“轻薄之徒”艳羡不已的，也许还是于他可以在女人堆里厮混，最后还能得以归老温柔之乡，享尽天年，但这些，都是“现象”的东西。
鉴于上面的论述，我们把令狐冲与任盈盈的爱情归为自由型。令狐冲与任盈盈不受正、邪观念的拘囿，可以依照自己的好恶来选择伴侣，有点现代的“自由”的的味道，但取得这种自由的代价，却是无比巨大的！
噫吁嘻！诚如古人所说，“红衣脱尽芳心苦”。金庸小说中的爱情描写以其绚烂的形式使亿万读者痴迷，然而，爱其“红衣”者甚众，得其苦心者几希。也许，只有“脱尽”这绚烂的“红衣”，才可见其良苦之用心！
清末民初小说批评家管达如说：“英雄、儿女、鬼神为中国小说三大要素。”“武”与“侠”属于“英雄”的范畴，“情”与“理”属于“儿女”的范畴，金庸小说借助传统小说要素来充分阐扬了传统文化，营造了一个完整的文化世界，把传统引向了现实。这里并不是希求重建一个充满着“侠骨”与“柔情”的世界，只希望能在“侠骨”与“柔情”的浇铸中，我们的民族生活得更加坚强一些、美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