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关于清朝皇帝的爱情故事
1931年9月的盛京气象
沈阳，是溥仪的祖先当年曾经驻留的“帝京”。不过1931年9月的沈阳气象已经完全不同。沈阳是当时东北地区最大的都市，人口70万，城市规模、功能与北京、上海、天津相比还略逊一筹，但已是中国当时的第四大城市，气象繁华，各国人流熙来攘往。“原因就是国际化程度高，说句实话，比起现在的沈阳都要更国际化:当时领事馆有16家，侨民有30余万。火车直接通往国外。”辽宁社科院专门研究30年代东北历史的研究员张志强介绍。
当然，所谓国际化，并不仅仅是硬体，更多的是市民心态。9月16日《盛京时报》的一条花边新闻评论了“近来沈阳青年男女受欧风西化之影响，皆醉心男女欢合事，尤以学校男女学生为最多。每年临时快乐的父母，用敏捷毒辣的手段，导致婴孩死亡，其数目不可计算。”这条新闻的标题是大字的“弃子”。沈阳正为它的国家化欢喜而烦恼着。
与东北其他城市相似，沈阳奉行的是二元政治体制:日本人在日俄战争后，以满铁附属地为名，管辖着自己占领的区域;张氏政权在另外的区域忙于建设:从交通、城市规划、商业、教育等方面野心勃勃地制造一个繁华的都会。也许就是双方的竞争之心，才造成了沈阳飞速的发展。“按照现在的说法，张氏政权搞了不少开发区。”张志强说。张作霖和张学良长年聘请义大利和比利时的市政规划人员和建筑师在沈阳破土动工，先后建设了大东新市区、惠工工业区等。“裏面的建筑群落全是欧洲风格的，你看老沈阳北站，高穹薄壳，现在也不落伍。”车站外是笔直辐射出去的大道，旁边是高大的树木。完全欧化的新区域使得人们在目睹当时的沈阳照片时仍不习惯。
当时沈阳工商业均具备国际化特征，除了为数众多的日韩企业外，英、美、法、德均在此地开设有银行和企业。国内也有江浙帮、闽粤派、直隶帮等各种商业团夥在此地竞争。沈阳当时也是东北铁路枢纽，五条铁路通向北韩、苏联、北京、阜新和大连。市民交通以追逐新潮为乐，当时有轨电车在沈阳已常见，而小汽车数量不输于北京。关于坐火车到城外域外旅行的广告，也开始出现在这时间的沈阳报纸上。
说到工业，“沈阳的近代城市工业体系可不是日本人造起来的，这种观念一定要纠正。”张志强说。上世纪20年代是沈阳重工业的形成期，当时日本在自己完全控制的大连搞“大大连主义”，张氏政权因而在沈阳大力发展重工业:3万多人的东三省兵工厂占地1000亩;服务全中国的无线电通讯业直通欧美;全中国的第一个造币厂、第一台载重汽车都出现在这里。大量的民族资本家也在此地发展。“从某种程度来说，正是沈阳的发展，导致了日本更大的贪婪。”沈阳作家马秋芬说，因为“九一八”之后，这些企业无一例外地落到了日本人手中。
9月16日的沈阳报纸上，“奉天肇新陶瓷公司”的广告占据了一席之地。这是肇新陶瓷常做的广告，它生产的砖瓦和陶瓷是当时东北一带的名牌产品。所有者杜重远是沈阳一直在鼓吹反对日货的民族资本家。作为陶瓷专家的他设立奉天肇新陶瓷公司，首创中国机械制瓷，将日本的“大华”等工厂击垮。他被日本人告到法庭上，在法庭上，他的着名演说是“泣血告同胞书”。
9月16日的东北，还在忍受着日本军队的频繁演习。“长春日军示威演习，城郊又遭蹂躏”。《北平晨报》报道当日的日军演习用了这样的标题。“东北各地日军，不时演习野操，驻长春之日军第三旅团第四联队，与独立守备队，分为二组，此前未通知我地方当局，竟演习攻防长春战。划城西北散步关，五里堡，新立屯，及城西南之黄瓜沟，田家油坊，城后堡等地为战场，几日枪炮声最烈，昼夜不息，乡民饱受惊虚，而田禾菜圃，又多被蹈毁。”
溥仪的家事与国事
9月16日的《北平晨报》登出这样一则新闻:《溥仪家庭风波可望和平了结》。文章说，当天午后2时，双方律师约见，“淑妃(文绣)大势已趋脱离一层”，“承谕:事已至此，只
可照脱离协商条件。”
家庭危机好像并没有影响在天津静园内的溥仪的日常生活。这一天，除了照例召见了郑孝胥、胡嗣瑗、陈宝琛这些前清的遗老遗少外，溥仪与一个侍从打了两场网球——溥仪喜欢高尔夫和网球，寄居天津还在静园修建了一个小型高尔夫和网球场，两者当中又尤其热衷网球，“凡有网球名手来天津比赛，他总要前往一观”，溥仪的二妹、三妹以及他的几个随侍都是他的球伴，今天虽然两局分别以4：6和5：7输掉了。但“在这一点上他还算民主，绝不像慈禧那样输棋也要杀人”，自1979年便开始研究溥仪的吉林社科院研究员王庆祥说。
就在一天前，溥仪与文绣各自的代表终于就离婚赡养费达成一致。最初要求15万的文绣做了很大让步，接受了5.5万这个数目，只要求一次交付现金，并在短时间内办理手续。文绣是在8月25日向溥仪提出离婚的，当天下午，她藉口外出看戏散心，得到“恩准”后，文绣、文珊并一贴身太监，乘坐溥仪汽车驰出静园大门，直奔国民饭店，与早已等待在此的三位律师协商起诉离婚之事。当晚的静园上下乱成一团，而在文绣逃出静园的第二天——1931年8月26日，这条新闻便不胫而走，“前清废帝家庭之变”的消息占据了当时天津各报的显要版面。
与文绣素来不睦的婉容此时坚定地陪伴在溥仪身边，不仅如此，两人还积极为席卷大半个中国的水灾赈灾——溥仪捐赠了一栋楼房，婉容则捐出自己的珍珠项链和大洋，这成为轰动一时的事件，京、津、沪的报纸上都刊登了“皇后”的玉照和那串珍珠，其中《大公报》以“溥浩然(溥仪)夫人捐珍珠赈灾”为题做了专题报道。于是在1931年的夏天，溥仪因“离婚”和“赈灾”而两度成为媒体主角。在水灾已经成为这两个月中国的公共事件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捐献者都能够在报纸上得到彰显——9月16日，北平花市大街的张姓医师决定从当日起捐献所有诊金的新闻也上了报纸，和当时“皇帝”的捐献新闻并列。
这场蔓延中国南方的大水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所有的报纸都已经被闹到疲倦，大水的新闻已经从主角沦为花边，只有《湖北水灾日刊》还在细心地报道当地水灾的一切:三天内，湖北省接到浙江、上海、湖南等地遣送回来的灾民1184人;荆沙地区灾情严重，“一片汪洋，灾区扩大;高原下湿，共叹沦胥”:叹的是湖北监利一号堤终于在长江大水的冲击下崩溃，“人畜室粮同时飘零”。世界红十字会组织在汉阳觅得义地一大块，为收埋浮棺之处，到9月16日，已经收埋了158具。“汉口街市水渐退，洋车数百又行活动于各主要市区，居民骤观陆地复现，皆甚珍奇，睡落中一大问题为腐烂，指货物与死尸，救济人员现正督促工人清除，平汉车一部已开通，通车一周内可复云。”
远在江淮流域的洪水被一个人的奇思妙想和东北联系起来:9月10日，总司令部的宣传处长蒋坚忍，提议将江淮一带的灾民500万应急送东三省屯垦，据说“各方对此案现正郑重讨论中，原因为长江流域人口过挤，送往边疆自属于国家有利，且长江受灾农民，既已将田产一概损失，若由政府给资，运往边疆，更属计之得也”。
虽然还有一个多月才到自己的生日，但9月16日这天，婉容收到了荣惠和敬懿两位太妃送的衣料、香皂、手绢、生发油、香水等“千秋贡品”。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手下的鹿钟麟赶出故宫时，身边还有光绪、同治留下的4位太妃，彼时送礼的两位都是同治之妻。按照规矩，长辈太妃给“皇后”的贡品要在生日前早早送出。
1931年已废除帝制20年，但在遗老遗少们眼中，溥仪仍是高高在上、凛然不可侵犯的“清朝宣统皇帝”。文绣的一个哥哥在得知其妹要求与“皇帝”离婚后，曾在天津《商报》上发表公开信，称“我家受清帝厚恩二百余载”，且不说皇帝并无虐待之事，“即果然虐待，在汝应耐死忍受”。他痛心疾首地训斥文绣“糊涂、荒谬、大胆妄为、辱没祖宗，终不免为社会上人唾骂而死！”
“静园”之外的军阀混战
“说起文绣和我离婚这一段，我想起了我的家庭夫妇间的不正常的生活。”若干年后，被成功改造成共和国公民的溥仪极其诚恳地挖掘了自己的灵魂深处，他认为婚姻失败的原
因在于“我的兴趣除了复辟，还是复辟”。天津的静园成了溥仪复辟梦想的策源地。
1929年，溥仪就搬到了陆宗舆的这所房子，并将原名“乾园”改为“静园”。“我给它改了名字，是含有一层用意的”，溥仪回忆。
1931年9月前两月，溥仪正在日本留学的二弟溥杰和妹夫润麒，被鹿儿岛驻军某联队吉冈安直大队长邀请做客。临告别时，对方曾说:“回到天津，请转告令兄，别看张学良在东北为所欲为，不久中国东北也许会发生什么事情。令兄是大有前途的，希望他多保重，等待时机到来。”之后，为了探听虚实，溥仪曾接连派出三批人员，一批在天津市内，一批派到日本国内，还有一批前往东北。9月16日前后，溥仪手下的一个重要人物——警卫处长佟济煦被派到奉天。“据我所知，上东北的有两人，一人专门了解关东军及日方其他部门的消息，另一人则以联络东北遗老为目标，此即佟济煦。”溥仪的随侍李国雄后来向王庆祥回忆。
佟济煦在奉天面见袁金铠和熙洽等人以后，万分激动地返回天津，向溥仪报告说:“时机已至，切莫迟疑，东北乃我大清龙兴之地，数千万臣民正翘首以待，盼皇上幸临！”声泪俱下中，佟济煦还把在东北带来的一块土用手帕包着献给溥仪，“皇上得到这块土，预兆将得到整个满洲的领土！”溥仪后来还多次动情地向周围人描述这一场景，“我接过土来，用鼻子闻闻，实有一股祖居龙兴圣地的芳香……”
当“九一八事变”的消息9月19日传到天津时，溥仪传下谕旨:“关外之变是否影响到我尚不可知，但不能不先有筹划。”“我从一听见事变的消息，每分钟都在想到东北去”，但身边忠诚的“老臣”郑孝胥倒是很老道地提醒他不必太急，他说，“日本人迟早会来请皇上”。
很难说当时的军阀混战与溥仪的复辟有什么明确的直接联系，但是，混战的局面确实给了溥仪以新的机会。
9月16日，阎锡山在通过各家报纸表明他的“心迹”。因为张学良东北军对蒋的支援，中原战局急转直下，反蒋联军土崩瓦解，阎锡山被蒋介石要求出国，他在《心迹》中却表明愿意“去西北办实业，不愿出国，俟父病愈，放能离晋。无其他企图，不可相逼太甚”。这天的《华北日报》报道显示:公开表明的心迹是阎手下大将徐永昌根据他的话草拟的通电稿，据说阎不日将自己亲自表明心迹。
“张是最瞧不起文人的，他大概从年轻时候就觉得文人不能成事。”采访过张学良的台湾学者郭冠英说，但是，此时的张大约处于人生得意期，并没有制止报纸上连篇颂扬的表示。张学良进入关内，目的是进一步的发展，虽然带走的军队不多，还是给东北防务造成了空虚。
张学良支援蒋介石，声讨阎锡山、冯玉祥的“巧”电，是1930年9月18日发出的，而日军恰恰在一年后的同一个“巧”日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2. 清朝历代皇帝及其爱情故事
仅仅举例一个，详情可以搜索清朝历代皇帝在网络中都有介绍，为君奉上关于顺治皇帝的爱情故事，请你参考：
中国的历史上，从来都是英雄与美人共存。其中四大美人最为知名，她们都得到了帝王们无与伦比的宠爱。可是，她们都并非能得到真正爱情的女子。包括那祸国殃民的褒姒、赵飞燕等，尽管帝王门对她们宠爱有加，但帝王们如若是知道要以自身性命或者以皇位江山等为代价，这些帝王们还是万万不肯的。就像唐玄宗虽然极度宠爱杨贵妃，但安禄山之乱时，为了保住皇位，还是同意叛军将杨贵妃赐死。这些皇帝，最多迷恋的是她们的美色，倘若说这也算爱情，那么无疑是践踏了这个词了。帝王身边，往往都是佳丽三千，他们很难转情于某一位女子，所以君王的爱情尤其珍稀和可贵。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顺治皇帝无疑是个异端。他的另类，他出生、死亡、爱情、功过，短暂的一生，却都带着传奇的色彩。顺治帝福临，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他是皇太极的第九子，生于崇德三年（1638），崇德八年即位，改元顺治，在位18年。卒于顺治十八年（1661），终24岁。顺治是一位颇有作为的皇帝，他审时度势，更张成法祖制，且倚重汉官，整饬吏治，推行与民生息的政策，清代初期从他亲政开始逐渐鼎盛起来。他热爱写诗，并极具才情。他曾写过一首《赞僧诗》是这样的：
天下从林饭似山，钵盂到处任君餐，
黄金白玉非为贵，惟有袈裟披肩难。
朕为大地山河主，忧国忧民事转烦，
百年三万六千日，不及僧家半日闲。
来时糊涂去时迷，空在人间走一回，
未曾生我谁是我，生我之后我是谁。
长大成人方是我，合眼朦胧又是谁？
不如不来又不去，来时欢喜去时悲。
悲欢离合多劳虑，一日清闲有谁知。
若能了达僧家事，从此回头不算迟。
世间难比出家人，无忧无虑得安宜，
口中吃得清和味，身上常穿百衲衣。
五湖四海为上客，皆因夙世种菩提。
个个都是真罗汉，披塔如来三等衣。
兔走鸟飞东复西，为人切莫用心机，
百年世事三更梦，万里干坤一局棋。
禹开九洲汤放桀，秦吞六国汉登基，
古今多少英雄汉，南北山头卧土泥。
黄袍脱换紫袈裟，只为当年一念差，
我本西方一衲子，因何生在帝王家？
十八年来不自由，南征北讨几时休，
我念撒手归山去，谁管千秋与万秋。
在这首诗里，可看的出这位天子多愁善感，他的浪漫与惆怅，使他不像政治家，倒更像一位诗人。他羡慕出尘脱俗的僧家生活，不留恋荣华富贵、江山皇权。这点在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中，也不多见。同时顺治皇帝还是一位历史上罕见的痴情的皇帝。他固执，率性而为，一旦痴迷，则难以自拔。就像他痴迷佛学，深爱董鄂妃一样。因为痴迷佛学，他甚至要放弃皇位，皈依佛门。因为深爱董鄂妃，他可以不顾任何政治影响、不顾天下人的唾弃，最后董鄂妃一去世，他便也不再留恋尘世。关于他和董鄂妃的爱情传说，几百年下来经久不衰。
董鄂妃的身世至今仍是个历史之谜，一直众说纷纭，主要有两个版本。一是说董鄂妃就是一代名妓董小宛。但这个版本很快就被历史学家们否决。还有一个版本则真实性比较高，据《清史稿》后妃传记载，董鄂氏(即董鄂妃)是内大臣鄂硕的女儿。清代有选秀女的制度，但限制是13岁到16岁，而董鄂氏18岁才进宫。所以可以断定，董鄂氏不是通过正常的渠道进入皇宫的。据考证，董鄂氏在顺治十年入选秀女，被指配给襄亲王，那年董鄂氏16岁。襄亲王名叫博穆博果尔，是皇太极的第11个儿子，顺治的同父异母弟弟。也因为这个，便注定了顺治皇帝和董鄂妃的爱情悲剧。顺治皇帝与他第二个皇后大婚时，按照当时清代的规定，王爷们的福晋要进宫侍宴。顺治皇帝由此与襄亲王的福晋董鄂氏相识相爱，襄亲王博穆博果尔也因此愤而自杀。博穆博果尔死的同年，顺治皇帝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董鄂妃接到宫中，封为皇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顺治皇帝还一度要废第二任皇后，而册封董鄂妃为皇后，可由于皇太后和大臣的反对，以及政治影响，他无奈只好作罢。可是，董鄂妃在宫中的待遇和所受的恩宠早已超过那个平庸的皇后
顺治皇帝对董鄂妃的宠爱有史可查，从为董鄂妃举行隆重的册妃典礼上就可以看出来。颁布诏书，大赦天下。在清代历史上，因为册立皇贵妃而大赦天下的，这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顺治皇帝要把自己的喜悦之情与天下人分享，给予董鄂妃他所能给予的极致。可惜董鄂妃一直体弱多病，所生的四皇子夭折后，更是一病不起，终于在顺治十七年病逝于承乾宫，年仅22岁。董鄂妃病逝，顺治皇帝痛不欲生，哭的死去活来，甚至寻死觅活，使得当时他的母亲孝庄太后不得不让左右的人看守他，以防他自杀。为了表达他的悲痛，顺治皇帝在景山建水陆道场，大办丧事。将宫中太监与宫女30人赐死，让他们在阴间侍候自己的爱妃。同时令全国服丧，官员一月，百姓三日。顺治帝让学士撰拟祭文，命朝中大臣，皇亲国戚都去哭陵。并亲手撰写了饱含深情，长达四千字的《端敬皇后行状》来悼念爱妻，回忆了董鄂妃的种种往事，追封她为“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多情天子的欢喜与哀痛，也只能通过这些方式表达。顺治死后，陵墓旁葬着两位皇后，其中一位就是董鄂妃。
董鄂妃一死，顺治皇帝悲痛欲绝，原本就痴迷佛学的他，更是消极厌世。在董鄂妃去世的当月，他就为自己举行了剃度仪式，据说还取了个法号叫“行痴”，一心想遁入空门。这遭到当时他母亲孝庄太后以及朝中大臣的强烈反对，顺治皇帝无奈只好让自己的身边的太监替自己出家。最后，心爱之人的去世，又出家不成，顺治皇帝终于积郁成疾，在董鄂妃去世仅仅三个多月后，就溘然离世。
能让一代天子痴情至此，由此可见，董鄂妃绝非一般女子。那么董鄂妃到底有多美呢，顺治皇帝形容董鄂妃，曾用“妩媚”这个词来形容。也正是这个形容词，让文人墨客们臆想，满洲女子很少有称得上“妩媚”的。董鄂妃的母亲应该汉族的江南人，否则怎么可能生出这般绝尘的女子。可惜，清代存有许多嫔妃的画像，却唯独没有董鄂妃的。更奇怪的是，顺治皇帝本人非常擅长绘画。他的山水画，以及手指螺纹墨画《渡水牛图》都堪称一绝。还尤其擅长人物速写，据说有一次，他看见一大臣，忽然命令其跪下，这位大臣吓出一身冷汗。顺治对他凝目熟视片刻后，取笔当即画了一幅画像，递给左右诸臣传阅，这位大臣转惊为喜，请顺治将画像赐给自己，顺治却笑而不答，随手将画像付之一炬。可见，顺治皇帝的画画甚为不凡。可是，也许是经久失传，或者是其它原因，偏偏没有董鄂妃的画像流传下来，因此，董鄂妃的容颜自然也成了个千古之谜。
顺治皇帝一生，有很多无奈，他壮志难酬，治国理念得不到支持；他无力自主的婚姻，不能把自己最爱的人封为皇后，这些都给予了他无限的伤感。据当时的传教士汤若望记述，顺治皇帝在没有遇到董鄂妃之前，也曾纵情于声色，董鄂妃进宫后，少年天子忽然转了性子，专情起来。正所谓是万千宠爱于一身，“六宫粉黛无颜色”。很想知道，在几百年前，顺治皇帝和董鄂妃那该是怎样惊世骇俗的相遇，谱写了这样刻骨悲壮的爱情故事。两个如此相爱的人，虽然不能活着白头偕老，死后能葬在一起，终也算美满了。虽然董鄂妃的容颜是个迷，但我想，也许她不一定是倾国倾城，顺治所爱的，并不是她的外貌。顺治的第一位皇后博尔济吉特氏便是蒙古知名的美人。却在最后因为性情刁蛮、奢侈无度而落得个被废的下场。顺治皇帝之所以这般宠爱董鄂妃，也不是没有原因的。据顺治在《端敬皇后行状》中回忆，“他下朝时董鄂妃总是亲自安排饮食，饭菜做好后更要先品尝。当他批阅奏章时，董鄂妃常陪伴在他身边。更难得的是，她时常劝说顺治，处理政务要服人心，审判案件要慎重。连宫女太监犯错误时，她也往往为他们说情。”我想，这些就是董鄂妃能得到天子爱情的真正原因。顺治皇帝如此深情的回忆董鄂妃的往日种种，可见，董鄂妃的离世，确实给予这个少年天子致命的打击。一个女子若是太受皇帝宠爱，在历史上则容易留下骂名。董鄂妃却是个例外，在她陪伴顺治皇帝身边的时候，顺治皇帝从未怠慢国事。他励精图治，安邦定国。反而是在董鄂妃死后，他才万念俱灰。可见，董鄂妃不但是他的红颜知己，还是他精神的支柱，董鄂妃一离世，顺治皇帝所有意志、所有在尘世中的留恋都跟着消散了。
3. 清朝沈复和陈芸的爱情故事 传唱百年
清代着名自传体散文《浮生六记》，创作于嘉庆十三年，二百多年间，该作多次被改编成剧，搬上银幕，经久不衰。作品以细腻生动的笔触娓娓讲述了作者沈复和陈芸之间的爱情故事，至今读来，依旧令人生出“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之感慨。
沈复和陈芸
陈芸本为沈复的舅家之女，比沈复年长一岁，也就是说，沈复和陈芸是表姐弟关系。古人缔结姻缘，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更加之亲上加亲，自然是人间美事。
在沈复十三岁时，随母亲去舅舅家做客，偶然见到表姐陈芸作诗，因仰慕她才思隽秀而一见钟情，更对母亲表示“若为儿择妇，非淑姊不娶”。
干隆四十年七月中旬，沈复和陈芸在双方家长的成全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从此揭开了一场浪漫爱情的序幕。据《浮生六记》记载，沈复和陈芸婚后，夫妻情深，形影不离。
由于二人皆出生书香门第，有共同志趣，因而时常在一起饮酒作诗，谈古论今，秉烛游戏而至深夜，充满雅趣。
多少年后，人们重读《浮生六记》，依然对沈复在作品中所感叹的“人间之乐，无过于此”的夫妻生活羡慕不已。很多人视婚姻为爱情的坟墓，然而沈复和陈芸这对终生佳偶却为国人的婚姻生活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注解：若夫妻间能视彼此为知己，婚姻又如何不能成为爱情天堂呢？
2012年3月，经典黄梅戏《浮生六记》在安庆剧院搬上舞台，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戏迷们为演员精湛的演出陶醉不已时，也对剧中主角沈复是个怎样的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沈复画像
沈复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据史料记载，沈复生于清干隆二十八年，是江苏苏州的一位文人。
由于早年出身士族文人之家，因而沈复自幼爱好诗文书画，小小年纪便熟读经书，对事物有着独特的理解，是一位情商颇高的少年才子。
成年后，沈复在双方父母的撮合下，娶情投意合的表姐陈芸为妻，从此夫唱妇随，伉俪情深，即使在生活最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也相互扶持，共同谱写了中国文学史上一出经典的爱情传奇。
有关沈复的生平经历，在其自传体散文《浮生六记》中不难窥见端倪，尤其是《坎坷记愁》与《浪游记快》两篇，重点记述了沈复自家庭遭受变故到辗转游历各地期间的故事，其中点滴皆反应出其性格爽直豁达，豪放自适，不贪慕宦官生活，因而从不参加科举考试，更愿意与妻子享受自在的田园生活与闺房之乐的高雅心性。从这些描述上不难看出，沈复是个不愿被红尘俗世所扰，追求内心安逸与恬淡生活的雅士，这点倒与大观园中的宝二爷颇有相似之处。
只可惜上天并未给予这对有情人太多的眷顾，数年后，陈芸在久病缠绵后黯然离世，沈复悲痛之余，远走他乡，从此销声匿迹。
清代散文家沈复生平事迹，多见于其晚年所创作的自传体散文《浮生六记》之上。
沈复剧照
据说沈复出生幕僚之家，家境普通，早年曾随父前往浙江绍兴求学，虽薄有才名，却一声没有参加过科举，因此与仕途无缘，辗转各地当了十数年幕僚之后，晚年回归故里，经营酒业。然而虽为一介商贾，沈复生平却酷爱诗画、散文，他与妻子陈芸情深意重，志趣相投，共同演绎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浪漫爱情婚姻的经典。
从《浮生六记》，不难看出，沈复生平除了诗词创作之外，最大的乐事莫过于和妻子红粉结伴，享受纵论古今、品月评花的浪漫生活。
在清贫的岁月里，很多时候，沈复不得不靠卖画为生，然而即便如此，夫妻二人也时常有苦中作乐之举。比如他俩常常去一对种菜的老夫妇那里，醉心菜园耕种，乐此不疲。
书香门第出身的陈芸十分喜爱恬淡的田园生活，曾高兴地表示，将来老了就与丈夫在此处购买十亩耕地，栽瓜种豆，夫画妻绣，尽情享受田园生活的雅趣。
黄梅戏《天仙配》有着名唱段“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指的不正是这般只羡鸳鸯不羡仙的夫妻生活么？一部《浮生六记》，写尽悲欢离合。人生如梦，为欢几何？想来沈复生平之乐，皆记载于作品之中，只可惜，陈芸先去，恩爱夫妻最终未能白头偕老，这恐怕是沈复生平最大的憾事吧。
清代着名散文作家，《浮生六记》的作者沈复字什么？沈复字三白，“三白”这个小字，他的自传体散文《浮生六记》中出现的频率非常之高，尤其是沈复之妻陈芸，每每以“三白”称呼自己的夫婿，都令人有无限温馨的联想。
沈复剧照
沈复字什么？关于沈复的小字“三白”，还有一段颇有意思的闺房故事。
据说陈芸自幼聪慧好学，于吟诗作词方面天赋颇高，和沈复是同道中人，因此婚后，夫妻二人常在一起对酒吟诗，纵论古今。
一次，陈芸随口背诵了一段唐代诗人白居易的《琵琶行》，沈复好奇问她，李白与杜甫两位唐代诗作名家，更喜欢哪一个。陈芸说自然是更喜欢李白了，李白之诗豪迈奔放，极具壮阔意境，然而又称自己幼年启蒙认字，是从白居易的《琵琶行》开始学的，二人诗词创作风格截然不同，实则各有千秋。
沈复听罢，遂拍手笑道：“妙哉！李太白是你崇拜的偶像，白居易是你的启蒙老师，恰巧，我的字叫三白，是你的夫婿，你与白字，怎么如此有缘呢？”
陈芸听后笑着说：“白字有缘，将来恐白字连篇耳（吴音呼别字为白字）。”两人一起爽朗大笑。
从这件生活小事中看得出两人皆为生性高雅之人，连玩笑都开得这般有趣。白字连篇，巧妙暗喻了念念不忘“白”字情人的含义。想来现代社会的老夫老妻，在长期共同生活中 *** 消退，早已被日常琐事磨去了花前月下你侬我侬的闲情逸致，然而古人却是谈诗论道，雅趣皆在内帷之中，更成为传唱千古的浪漫爱情故事。
脍炙人口的自传体散文《浮生六记》的作者沈复是哪个朝代的？据史料记载，沈复生于公元1763年，是清朝人，而《浮生六记》创作于清嘉庆十三年，为沈复晚年所作，因此，沈复是清朝的，应该是确信无疑。
沈复画像
沈复是哪个朝代的？清干隆二十八年，沈复诞生于江苏苏州的一户商贾家庭。沈家虽然经商，过去也算得上是姑苏城南沧浪亭畔的士族文人之家，因此沈复的父亲很早就培养孩子读书识字，对其寄予厚望，所以，沈复自幼对吟诗作赋、书画创作都颇有兴趣，虽然一生未参加过科举，更未曾博得功名，然而他的文学才华与传奇的人生经历，至今依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清干隆四十二年，十四岁的沈复随父亲离开家乡，到浙江绍兴求学，学习幕僚，学成之后辗转山东、四川等各地充当幕僚，历经十数年光阴，其中更饱尝了颠沛流离之苦。所幸在最艰难凄苦的岁月里，有志趣相投的贤妻陈芸陪伴左右，日子倒也过得颇有生活情趣。
据《浮生六记》记载，沈复在离家期间，一度经济拮据，不得不以卖画维持生计，夫妻二人在患难中相互扶持，却依然不乏苦中作乐的生活雅趣，在礼教森严的清朝封建社会，沈复与陈芸这对情比金坚的患难夫妻，无疑称得上羡煞旁人的神仙眷侣。
干隆四十九年，干隆皇帝南下巡视，沈复跟随父亲恭迎圣驾，时来运转，而后回到老家苏州从事酒业经营。然而不久后，妻子陈芸因病过世，沈复于悲痛中远走四川，从此去向成谜。
说起清代着名文学家沈复的作品，人们大都会联想到他所创作的自传体散文集《浮生六记》。在沈复的诸多作品中，《浮生六记》的艺术成就之高，影响力之广，绝对称得上是其生平最得意的代表作。
沈复作品
据悉，《浮生六记》编写于清嘉庆十三年，是沈复作品中系统记述了他生平事迹与社会经历的一部作品。该作残稿曾在清咸丰年间，由上海申报主编王韬的妻兄杨引传在苏州的冷摊上发现并出版。据说，《浮生六记》被发现之时，由于年代久远，保存欠佳，只存有四卷，其余两卷不知去向，这对中华艺术宝库来说，无疑是一重大损失。
出身幕僚世家的沈复才学出众而又性格爽直，由于其一心向往恬淡自由，不贪慕宦官生活，因而多年来从未参加科举，这对清代文人来说，当然是游离于社会正统之外的。
从青年时代起，沈复游历各地，从事幕僚，有着丰富的生活阅历，所以《浮生六记》所载，大都是其在外颠沛流离的过程中的所思所感，以及与爱妻陈芸之间的生活点滴。
《浮生六记》内容丰富，文笔细腻感人，作者以娓娓讲述的记述风格凸显了六个主题，其中《闺房记乐》与《坎坷记愁》两章最为人所熟知。前者重点描述的是沈复与陈芸之间心意相通，伉俪情深的情爱生活，后者则记述沈家遭逢家庭变故后，沈复在外流离期间的故事。作品中深刻体现出夫妻二人同甘共苦，情比金坚的深厚感情，因而一部《浮生六记》，不仅是沈复作品中对其生活经历的真实记录，更展现了中国古典文学史上一段经典的浪漫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