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大部分中国人的幸福指数是多少这个数字怎么计算出来的
现代人越来越关注幸福感,许久不见的老朋友,见面后问的常常就是:这些年过得幸福吗?我们都希望获得幸福,然而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一个创业的人,事业有成就觉得幸福;学者认为能出成果就是幸福;老年人身体没大病、不孤独,就觉得挺幸福。因此,找到自己的幸福,是一门生活的艺术,也是一门学问。
什么是幸福
8月2日,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博士后邢占军先生,他在幸福感的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告诉记者,幸福感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体验,可以通过心理测量来把握。
邢占军说,幸福感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把握。首先是满意感:个人的基本需要是否得到了满足,最基本的是身心健康,衣食无忧。其次是快乐感:许多事情都能带给人快乐,一句心理学上的谚语这样说道:如果你想快乐一小时,打个盹;如果你想快乐一天,去钓鱼;如果你想快乐一个月,去结婚;如果你想快乐一生,帮助别人。而幸福感的较高表现是价值感,它是在满意感与快乐感同时具备的基础上,增加了个人发展的因素,比如目标价值、成长进步等,从而使个人潜能得到发挥。真正意义上的幸福感,与西方的享乐主义不同,享乐只追求享乐的过程,缺少更有价值的目标。
一个人要想弄清自己的幸福感是强还是弱,可以通过科学的测量来加以考察。例如邢占军提供的《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就从知足充裕体验、心理健康体验、社会信心体验、成长进步体验、目标价值体验、自我接受体验、身体健康体验、心态平衡体验、人际适应体验、家庭氛围体验10个方面对我国居民的幸福感加以度量。得分越高,表明幸福感越强。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幸福感
邢占军做过一个关于不同人群幸福感的调查,结果发现,在所调查人群中,青年人和老年人的幸福感最强,35—45岁的中年人幸福感最弱。因为这部分人群处于社会各个领域的最前沿,相对于老年人和青年人来说,他们的工作压力最大,是各种变动的直接冲击对象。在家庭中,他们是顶梁柱。这些都造成中年人的幸福感指数下降。
不同职业的人,幸福感也不一样。邢占军调查了8个群体后发现,幸福感最强的是国家干部,其次是知识分子和新兴阶层(包括私营企业主、外企管理人员、自由职业者等),排第三的是工人、农民和国企管理者,接下来是大学生,幸福感最弱的是城市贫困群体。在这项调查中,国有企业管理者幸福感偏低是比较出人意料的。邢占军说,这里面有社会原因。他举了一个例子:某专门制造大型机械的国企近期进行了改革,45岁的大李跟其他许多中层管理者一样,被免去了享受20多年的干部待遇,收入与部门整体收益挂钩。结果由于市场等因素的影响,他的收入大大降低,有时还不如一线的职工挣得多,这使他很尴尬,对社会的发展趋势出现了怀疑,更谈不上幸福了。
研究还发现,每个人衡量幸福感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别人都觉得一个人应该很幸福,他自己未必觉得。有一位40多岁的职业女性,在石油公司做财务,收入可观,爱人事业有成,孩子即将上大学,周围的人都很羡慕她。但她觉得并不幸福。原来,她总爱防范别人,也没有知心朋友,生活没有目标,整天感觉不舒服。邢占军说,外人看她什么都有,应该很幸福,但这位女性看重的却是人际关系和价值实现,这说明每个人衡量幸福感的标准存在巨大差异。有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感到幸福,就应该反思一下目前的状况,这有利于重新认识自己,发现幸福。
财富和幸福没有太大关系
2004年中,芝加哥大学教授奚恺元对中国6大城市北京、上海、杭州、武汉、西安、成都进行了幸福指数测试。测试表明,6城市的幸福指数从大到小依次是:杭州、成都、北京、西安、上海、武汉;但在同一城市里,富人比穷人幸福。经济更为发达的北京、上海的居民,其幸福感比杭州、成都的居民低——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主要是因为财富对幸福的影响是相对的:只有可以进行直接的比较时,富裕的一方才会表现出更强的幸福感。这说明,幸福与财富的确有关联,但是相关程度比人们想象的要小得多。
这样的调查结果与我们的生活经验是相符的。回想小时候的无忧无虑,再看看现在城市里快节奏的生活,虽然收入增加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娱乐的东西也多了,但我们并不觉得比小时候幸福。这与当前人们的生活压力大、欲望过度扩张、身心失衡有密切关系。
学会追求自己的幸福
邢占军说,要找到自己的幸福,首先要怀着真诚的心,热爱生活,珍惜生活。其次,要建立符合实际的目标和期望标准。人活着要有目标,目标要高于现实,但又不可过高。能够激励自己,而不构成巨大压力的生活目标才是合适的。最后,要有平和的心态,要能正确对待挫折、正确对待他人。现代社会流动性大,人们的发展目标多元化,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对此要平心静气地看待,把握好现在,不必去忌妒别人。
对一些社会问题,我们也要平和地看待。对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腐败、污染等,要理性对待,要认清这些问题是伴随着社会发展而来的,也需要靠社会发展来解决。邢占军说:“这样,心态才会好,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才会觉得亮堂,生活才会充满阳光,充满幸福。”
㈡ 幸福指数如何获得啊怎样衡量啊
幸福指数
什么是幸福指数?幸福指数就是在某段时间内,衡量和比较人们所获得幸福多少或大小的指标值。国际上目前通行的衡量的人群是国民,也就是国民幸福指数。国民幸福指数就是在某些时间段内,衡量和比较国民所获得幸福多少或大小的指标。
但是如何统计全国人民的幸福指数呢,显然,通过具体计算全国每个人获得了多少个幸福以及每个幸福量的大小来统计全国人民的幸福指数是很困难和不现实的,为此,本人对幸福指数做了如下考量。
1,由物质财富的渴求而带来的幸福不与考虑。因为追求物质财富的渴求必然要消耗大量的物质资源,由此造成很大的资源浪费,同时也带来了环境的污染,而且随着社会GDP的“进步”这种危害更会有加剧的趋势。
2,人们追求高尚、文明的精神文化的渴求,不但会能给人们带来幸福,而且非常和谐环境,非常和谐社会,甚至非常和谐子孙万代。所以,幸福指数我们主要考虑人们追求高尚、文明的精神文化的渴求所带来的幸福。
3,人是时代的产品,对于全国人民而言,政府是人的所有时代因素中最大,而且最具影响力的因素。所以政府完全有能力通过投资、宣传、鼓励等方式做到引导人们追求高尚、和谐精神文化方面的渴求,由此实现人民和谐幸福的根本目的。比如举办全国性的,人民广泛参与的体育比赛,声乐比赛,书画比赛,知识竞赛,劳动竞赛,创新竞赛和道德比赛等竞技活动。
4,通过组织这样的活动,不仅能增加全国人民的幸福指数,而且还可以使人民的德智体得到全面发展,可以增加人民集体观念,可以增加人民的向心力,可以大大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欣欣向荣的活力。
5,幸福来自于人们由渴求而获得的满足感。假如某企业双方各100个人(共200人)带着渴求来参加比赛,比赛结束时就会有100人获得幸福或快乐,因为比赛总是会有一方胜利的渴求会被满足的。
6,人的第一本性是求生的本性,所以,要提高全国人民的幸福指数就必须先满足全国人民能有基本无忧的生活保障。就中国现状而言,中国已经有充分的能力来满足这个基本条件,剩下的问题是如何科学分配财富的问题了。
7,因为每个幸福感的大小不容易计量和统计,所以本幸福指数只考虑幸福的多少。
基于以上考虑,我们把全国人民参加各种具有渴求性质的竞技比赛活动的次数和人数作为考量幸福指数的重要指标是很具有科学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其科学意义就在于通过这样的,人民有渴求的竞技活动一定会给人民带来幸福;其现实意义就在于通过这样的活动有利于人民和谐幸福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科学发展。因为人类的最终追求是幸福,因为人民和谐幸福的社会才是人类最终的理想社会。
之所以要强调“具有渴求性质”的竞技比赛是因为幸福的唯一和直接来源是渴求,如果是不具有渴求性质的,人们想赢的“竞技”比赛,那么这样的比赛必然是索然无味的比赛,也不会给人们带来幸福感。
国民幸福指数可以用三种指标来衡量,第一是国民幸福总值,第二是国民幸福平均值,第三是国民幸福增加值。
国民幸福总值就是在某段时间内,国民幸福的总数。其公式是:
国民幸福总值=全年国民参加竞技比赛活动次数之和/2
国民幸福总值是在某段时间内,衡量一个国家的人民所获得和谐幸福多少的总数,就像国民生产总值一样,其衡量时间段一般为一年。因为国与国之间的人数不一样,所以,国民幸福总值在国与国之间是没有可比性的,也就是说某国的幸福总值高不见得该国国民就比其他国的国民幸福。
国民幸福平均值就是在某段时间内,人均国民幸福数。其公式是:
国民幸福平均值=全年国民幸福总值/国民人数。
与国民幸福总值不同,国民幸福平均值可以衡量某段时间内,一个国家国民比另一个国家国民和谐幸福的程度,通常衡量国民幸福平均值的时间段也是一年。 一个国家是否比另一个国家幸福,比较一下国民幸福平均值就可以知道了。
国民幸福增长率就是某段时间与另一相同时间段相比,国民幸福增长的百分比。通常情况下是某年与上一年国民幸福增长率的百分比。其公式是:
国民幸福增长率=(年国民幸福总值 - 上一年国民幸福总值)/上年国民幸福总值×100%
或,国民幸福增长率=(年国民幸福平均值 - 上一年国民幸福平均值)/上年国民幸福平均值×100%
国民幸福增长率不仅可以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幸福的横向比较,也可以作为国家幸福的纵向比较,所以,国民幸福增长率是国家幸福指数中最常用的一个指标,就像人们常用的国民生产增长率(GDP)一样。
人类的最终追求是幸福,所以,就当前而言,最终衡量一个国家是否进步的唯一重要指标是幸福指数。任何民主,自由和科学发展如果偏离了这个方向,都谈不上是什么进步,尤其是以GDP为核心的民主,自由和科学发展。
㈢ 我国人民的幸福指数是多少
幸福指数5.1242020年3月20日,是“国际幸福日”,联合国发布了2020年《全球幸福报告》,从该报告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人民的幸福指数是5.124,在来自156个国家的调查数据排名第94位。幸福指数评分标准从所有国家的人均实际GDP、社会支持、健康预期寿命、自由度等多方面进行评选,满分是10分。此次报告中,芬兰依然稳居榜首的位置,幸福指数为7.809,而丹麦、瑞士、冰岛紧跟其后,幸福指数都在7.5以上。
2、就业压力大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很多生产企业为了节省成本,都在实行改革,采用先进的技术或者引起先进的设备,这样可以大大节省人工的投入,可以节省成本,而中国每年步入社会就业的人不断增加,尤其大学毕业生不断增多,面对的就业压力就非常大。
3、工作时间长,工作强度大,假期少
中国人民吃苦耐劳的精神世界闻名,这是因为中国劳动者在工作时间上是很长的,很多人一个月只有两天休息,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每天都在上班,而且平均每天的上班时间在10小时。很多人虽说是双休的工作,但经常在加班加点,工作强度很大。这样一年下来,中国人的假期真的少得可怜,别说出去旅游放松心情了,连回老家陪伴家人的时间都少得可怜,幸福感自然高不了。
4、公共基础设施不完善
公共基础设施不完善也是中国人民幸福指数偏低的一个原因。在中国,每逢节假日,火车、高铁一票难求,而自驾回家又堵成长龙,生活在城市里,平常上下班也都是堵得多。另外,在医疗、公共环境方面也存在很大的不足。因此,很多人不能安居乐业,幸福指数一直无法提高。
㈣ 什么是幸福你的幸福指数是多少以10为单位计算。
幸福的涵义是:感觉宁静、祥和、优雅、如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无生存之忧烦,无未来之担心,意达万物,智通万事。
获得幸福的法门是:无相布施、无私奉献。
幸福来自于无私奉献,无私奉献的越多,幸福会越多,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一个一辈子只为自己活着的人,是永远体会不到幸福的滋味的。为着人类的幸福,为着所有生命的幸福而忘我奉献服务的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无私服务的对象越多,幸福会越多,无私服务的对象越少,幸福会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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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 中国人幸福指数是多少
中国人幸福指数是69.84分。在来自156个国家的调查数据排名第94位。幸福指数评分标准从所有国家的人均实际GDP、社会支持、健康预期寿命、自由度等多方面进行评选,满分是10分。此次报告中,芬兰依然稳居榜首的位置,幸福指数为7.809,而丹麦、瑞士、冰岛紧跟其后,幸福指数都在7.5以上。
中国人幸福指数标准
中国的幸福家庭标准指数应该就是有车有房有存款。父母身体健康,儿女不一定成才,但一定会懂事。经常一家人出去外面旅游,见见世面。过着小康的生活。活得没那么疲惫,每天都比较轻松。一家人和和睦睦幸幸福福。几乎不怎么吵架。家庭和睦,幸福安康。
㈥ 当前,有关幸福指数的研究进展是什么样的
全球"幸福指数"排名
英国“新经济基金”组织近日公布了2009年度《幸福星球报告》,哥斯达黎加荣膺世界最幸福、最环保的国家。中国内地排名第20位,中国香港则位列第84位,美国排在114位,幸福指数比伊拉克及伊朗都更低。 前10名国家中有9个来自拉美。其中哥斯达黎加高居榜首,人民对生活满意度为8.5分(最高10分,即85%的居民满意),幸福指数则有76.1分,远远抛离第2名的多米尼加。越南排名第5位,是前10名内唯一的非拉美国家。
经合组织成员国的状况比上世纪60年代还恶劣,因为虽然预期寿命和幸福感增加了,但幅度远不及对自然资源过度开发的增幅。其中美国、中国内地及印度整体评分均逊于20年前。但相对污染度高达9.4分、排第114位的美国,中国内地污染度只有2.1分,故能跻身前20名。香港居民预期寿命达81.9岁,满意度也有7.2分,污染度却有5.7分,因此只排在第84位。 津巴布韦由于预期寿命及满意度均低于其他发展中或发达国家,故位列榜尾。
什么是幸福
"新经济基金"成员马克斯说,"幸福星球指数"有助推动大国观念转变,发达国家政府应放弃将幸福感与不考虑环境代价的宏观经济数字联系一起的做法,而应将注意力集中在"长久、幸福和有意义"的生活和福利上。
幸福标准
报告对全球143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幸福星球指数"的排名,衡量标准是根据各地公民的预期寿命、对生活的满意度计算,但也考虑各地人均消耗资源量。对环境造成的污染越高,排名越低,故排名较前的几乎都是中小型国家。
部分排名
排名 国家/地区 幸福指数
1 哥斯达黎加 76.1
2 多米尼加 71.8
5 越南 66.5
20 中国内地 57.1
49 新加坡 48.2
68 韩国 44.4
75 日本 43.3
84 中国香港 41.6
108 俄罗斯 34.5
114 美国 30.7
143 津巴布韦 16.6
经合组织最新发布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华尔街日报》、《日本经济新闻》2011年5月25日消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日前对该组织的34个成员国进行了11个大类的综合指标调查,分别做出了新的排名。澳大利亚的综合排名第一,被认为是最适宜生活的地方,民众幸福感第一;北欧国家的整体排名靠前。
澳大利亚幸福指数最高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这项调查涉及健康、犯罪、教育、住房、政府管理、居民财产、环境和物价等11个指标。全部指标综合排名中,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典分列前三甲,被认为是最适宜生活的三个国家,国民幸福指数最高。
调查显示,75%的澳大利亚人对他们的生活感到满意,这个比例远远高于所有34个国家的平均数59%。此外,尽管澳大利亚面临房价飙升、通货膨胀、经济低靡,但83%的民众对澳大利亚经济前景看好。
与此同时,北欧国家的整体排名靠前。仅就“对生活感到幸福”这一项指数而言,90%的丹麦民众对生活感到满意,86%的芬兰民众对生活满意,挪威、瑞士都排在前五。韩国只有36%,东欧国家更低。
卢森堡民众最有钱
在居民财富方面,34个国家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为1.3725万英镑(14.5万人民币)。其中,卢森堡人全年可支配收入达1.6758万英镑(17.7万人民币),排名第一。其次是美国、瑞士、比利时和英国。
瑞士、澳大利亚民众最健康
在居民健康指标方面,瑞士和澳大利亚最被认为是最健康的国家。而英国儿童肥胖率世界最高,因肥胖引发的死亡事件也日益增多。2000年,英国65岁以下民众中有88人死于肥胖引发的疾病;而2009年这一数字飙升至190人。
日本人感觉“不幸福”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虽然日本人在可支配收入、工作状况、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等方面的得分均超过平均数,但日本民众普遍自我感觉“不幸福”,仅40%的民众对生活满意。
调查发现,日本失业率极低,在15-64岁民众中,70%的人都有稳定收入来源,而34个国家的平均数只有65%。日本人经常抱怨工作时间太长,他们平均一年工作1714个小时,但34国的平均数却达1739个小时。日本人平均预期寿命为82.7岁,为34个国家中最高。[1]
幸福感指数测试工具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2011年5月24日在巴黎发布一项名为“幸福指数”的在线测试工具,普通民众可以根据个人关注度对物质条件和生活质量等11个因素的重要性进行排序,然后得出的指数可以用来衡量民众对生活的满意度,并在经合组织34个成员国之间进行比较。
“幸福指数”涉及的11个因素为:收入、就业、住房、教育、环境、卫生、健康、社区生活、机构管理、安全、工作与家庭关系以及对生活条件的整体满意度。经合组织秘书长安赫尔·古里亚在介绍这一指数时说,这个测算工具可谓一项“创举”,专家花了10年时间研究才取得这一成果,但指标还需进一步完善。物价也影响着幸福指数。
古里亚说,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之外创立一套衡量生活满意度的指标并不是经合组织首创,很多国家也在致力于这项工作。不过,经合组织公布的“幸福指数”汇总了34个成员国的数据,国际程度最高;而且它的特点在于,每个人可以根据对生活不同内容的不同侧重得出个体生活满意度的数据,而个体的选择汇聚起来则可以体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整体生活质量。
据介绍,让政府在GDP指标之外同时参考幸福指数来制定公共政策是这个工具的终极目的。古里亚说,希望通过这一指标来试探各国反响,各国政府也可从中了解到民众需求,使其公共政策更为有的放矢。
但也有专家表示,“量化幸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况在拥有不同国情的各个国家之间比较。
经合组织专家表示,这个工具还将进一步完善。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有更多指标纳入考虑范围,而且比较对象也可能扩大到经合组织伙伴国——— 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和南非。[2]
㈦ 幸福是什么
幸福是有人陪你吃饭,有人陪你睡觉,有人陪你哭陪你笑,主要是这个世界你不是简单的个体,而是有这样一个人无论怎样都惦念着你,始终在你身边.
㈧ 幸福感指数的测量
一、明确幸福指数的确切含义
在考察民众的幸福指数时,最经济、最有效的方法,便是让人们对自己的主观幸福状况做出直接的评价。这种思路和作法,对考察个体幸福体验可能有一定的意义,但对于揭示隐含在幸福感之中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心理现象则是没有多大帮助的,因为,幸福体验的个体特征决定了不同个体的幸福感具有不同的含义,幸福体验的文化差异特征则决定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群体的幸福感含义也不尽相同。在歧义丛生的幸福概念下考察幸福指数,也就失去了对幸福感进行描述和比较研究的基础,因而也就失去了研究的可操作性和现实价值。国外早期的幸福指数研究者,从一开始就对这一“陷阱”保持了足够的警惕。他们宁可将幸福感界定为满意感,以确保幸福指数研究的可操作性。于是,总体生活满意感和具体生活领域满意感(例如,经济状况、工作状况、家庭生活、社会交往、休闲活动、居住环境等)成为考察幸福感的主要指标。这种研究思路明显受到了上世纪中期风头正劲的认知心理学的影响,对幸福感的考察被置于个体对自身生活需求满足程度的认知评价基础之上。这一研究取向基本主宰了半个多世纪的幸福指数研究。另外一些研究者试图从情感体验来把握幸福感,幸福感被等同于快乐感。由于情感因素较多地与心理健康联系在一起,因而这一研究取向也被赋予了较多的心理健康色彩。还有一些研究者则将视野投向了个体潜能的发挥与价值实现,他们将个体的自我实现程度作为衡量人们幸福感的核心内容,自主、环境驾御、个人成长、生活目的、自我接受等与个人价值密切相关的要素成为幸福感的重要成分。在他们看来,价值感是幸福感的核心。总起来看,不同的研究取向从特定的侧面揭示了幸福感的部分特征,但也都存在着各自的缺憾,这一点已经被国外的一些研究者所意识到,因此出现对不同研究取向加以整合的努力,但迄今仍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我们认为,幸福指数研究首先应当超越“幸福”这个概念,从研究渊源和研究目的出发,可以将幸福指数视为反映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在主观生活质量的层面上,我们对以往的幸福感研究加以整合,提出了体验论幸福感的观点。根据这一观点,幸福感是由人们所具备的客观条件以及人们的需求价值等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个体对自身存在与发展状况的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体验论幸福感的含义可以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来加以理解。从形式方面讲,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这种体验并不是某种转瞬即逝的情绪状态,而是基于主体自觉或不自觉的自我反省而获得的某种切实的、比较稳定的正向心理感受。从内容来讲,幸福感是人们所体验到的一种积极的存在状态。这种体验到的存在状态,不仅受到个体所处社会发展程度的影响,而且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幸福感是一种个体的心理体验,但幸福指数反映的则是一种社会事实,或者说社会现象,它体现的是一般民众或特定的社会群体在特定时期主观生活质量的变化程度。按照这样一种研究思路,我们采取逻辑分析与因素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访谈与问卷调查编制了适合当前我国民众幸福体验的测量工具及评价指标体系,这个评价体系包含知足充裕体验、心理健康体验、成长发展体验、社会信心体验、目标价值体验、自我接受体验、人际适应体验、身体健康体验、心态平衡体验、家庭氛围体验等维度。每个维度可以根据一定的准则赋值,在此基础上加和汇总可以得到反映特定时段民众幸福感水平的分数。如果我们以某一年对民众幸福体验抽样调查的所得的平均分数作为基点值,将其它年份抽样调查的平均分数与之相比,就可以得到体现民众主观生活质量变化程度的幸福指数。
二、幸福指数在政策上的内涵与意义
幸福体验能否成为一种切实的政策目标,关键在于政策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民众的幸福体验。在以往的幸福感研究中,研究者们曾经提出了一种幸福感的人格决定理论。按照这种理论,人们的幸福感比较稳定地受到人格特质的影响。例如,一些实证研究表明,外向和神经质这两种人格特质对幸福感影响极大,外向性格与积极情感呈显着正相关,而神经质则与消极情感相关显着。如果这种解释成立,那么民众的幸福感则很大程度上由个体的人格决定,政策干预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就微乎其微。但另外一些研究者对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比较研究时却发现,国家或地区的富裕程度与民众的幸福感水平之间存在着较强的正相关,相关系数大致在0.60-0.70之间。尽管这一研究结果并不能推断人们的收入和所拥有的财富决定着他们的幸福感水平,但是它至少可以启发我们:一个国家能够为民众提供的生存与发展条件与该国民众的幸福体验息息相关。而民众所具有的生存和发展条件恰恰是政策可以关注并能够发挥作用的。在我们这样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政策选择必然是人民利益至上,在各项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必然把为民众谋幸福、为民众提供尽可能优越的生存与发展条件作为社会发展所遵循的价值标准。当前,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都集中体现了政策制定中所坚持的这种价值取向。
将幸福指数作为一种政策目标,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首先,幸福指数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发展的重要指标。衡量一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最为根本的标准是这个社会是否能够很好地满足民众的生存需求、是否能够为民众提供广阔的自由发展空间、是否坚持了社会发展目标上的以人为本。从这个标准来看,以往将GDP这类反映经济发展的指标作为衡量社会进步发展的核心指标的做法显然是不充分的,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导致社会政策选择上的舍本求末,这也正是人们试图对这一指标加以修正或补充的原因。反映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幸福指数,是一种高度人性化的指标,恰恰可以弥补GDP指标的不足,用以衡量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发展。其次,幸福指数是监测一个社会良性运转的重要指标。一个运转良好的社会,一定要在经济社会发展与民众生活质量的提升之间取得某种平衡,这一点在20世纪中期就已经引起了西方早发现代化国家的关注。按照生活质量始作俑者的理解,生活质量本质上就是一种主观体验。作为现代化的后发国家,我们应当很好地吸取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在走向现代化的同时,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良性发展。再次,幸福指数是社会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在我国,政策制定者所追求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因此检验我们各项政策的标准只能是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人民群众的切身感受是我们制定和调整各项政策的依据。尤其是当前我国社会仍然处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期,我们应当密切关注各项重大政策对民众整体幸福感的影响、关注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差异和走势、关注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幸福感的状况,充分考虑发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和民众幸福度的协调与统一。
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成为党中央的一项重要政策选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为我们展现的是一幅幸福美好的社会图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各尽其能”可以理解为民众潜能的充分发挥,“各得其所”可以理解为民众基本生存需要的充分满足。如果按照我国的文化传统,将“和谐相处”也理解为民众的一种基本需求,这就意味着在我们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中,民众的基本生存需要可以得到很好的满足,民众可以通过自身潜能的充分发挥而使个人得到全面的发展。依据体验论幸福感的观点,幸福感体现的是民众对自身所具备的生存与发展条件的一种积极的体验。从这个角度讲,幸福指数的内在含义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又有着高度的一致性。
三、要避免对幸福指数的理解误区
从当前部分人对幸福指数的理解来看,将幸福指数作为一种政策目标,还可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应当注意加以避免。
首先,应当避免将幸福指数与GDP视为非此即彼的关系。幸福指数并不一概排斥GDP。尽管幸福指数的倡导者们在提出幸福指数这个指标时是以GDP指标为靶子的,但认为幸福指数可以完全取代GDP的想法却是十分幼稚的。GDP,特别是人均GDP,尽管存在着诸多缺憾,但仍然被认为是体现国民经济增长状况的重要指标,而且还往往被作为体现民众客观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没有财富的积累和民众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为基础,也就谈不上民众的幸福感。国外有研究者发现,在过去的40多年里,美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呈加速增长的趋势,但美国民众的幸福感却几乎没有明显的变化。有人借此便断言,收入和财富对幸福感没有影响。这种看法是有失偏颇的,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做这样理解:在民众的需求和欲望呈上升趋势的态势下,正是由于国家的财富在不断增长,才使得民众的幸福感维持在一定的水平。西方的一些研究还表明,个人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倒U型的关系,这是以西方社会较强的综合国力以及居民较高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为前提的。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均收入并不太高的国度,个人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与此不同的特点,我们通过对国内某省城市居民的抽样调查研究发现,居民的人均收入与幸福感之间呈现一种正向的关系,即城市居民幸福感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而提高。因此,至少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提出用幸福指数来取代GDP还为时过早。大力发展经济、不断积累社会财富,不断提高民众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是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前提,是社会现代化的基础,也是提升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必要条件。从另一方面来看,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我们应当善于吸取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以及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以往发展中的教训,重视GDP又不唯GDP,将GDP和幸福指数等指标互为补充,作为考察社会进步发展的依据。这样做,无疑会更有益于社会的良性发展并更有助于实现我们的终极目标。
其次,应当避免简单地将幸福指数作为干部政绩考核的标准。如前所述,幸福指数用一组指标来综合反映民众的主观生活质量,从总体上看它所体现的是民众一般的心理体验,因而必然会受到长期的和短期的、宏观的和微观的、主体自身的和外部环境的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幸福指数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它主要是用于对特定社会的进步发展以及良性运行状况进行衡量与评价。在这一点上,也体现了满意感与幸福感的差别。由于满意感可以针对具体的人和事,因而设定一组科学的满意感指标体系,按照一定的原则抽取评价主体的有代表性样本来对个体评价对象进行评价是可行的,在一定意义上满意感指数也可以作为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依据。值得一提的是,在用于衡量社会进步发展的指标时,幸福指数的主要功能在于诊断,而不是用于排序;主要为了诊断政策选择和社会运行是否存在问题,而不是为了对不同社会、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发展进步程度进行比较。因此,在我们追踪幸福指数的变化时,主要是看我们的发展是否偏离了我们的终极目标,而不能像我们关注GDP那样,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幸福指数增长了多少个百分点、以及在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比较中位次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当然,必要的比较也是需要的,例如我们可以采用幸福指数对城乡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进行比较,可以采用幸福指数对不同群体的主观生活质量进行比较,也可以采用幸福指数对不同地区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进行比较,等等。这种比较的目的在于对我们原来的发展思路与政策选择进行评估和检讨,为现行政策的调整和未来政策的制定提供必要的依据。
再次,应当避免将幸福最大化作为一种政策选择。将幸福指数作为政策目标,并不意味着要将幸福最大化作为一种政策选择。近代功利主义所提出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只不过是一个抽象的伦理学命题,如果试图将它作为一种经济学或政治学意义上的具体政策追求,则注定会演变为一种当代的乌托邦,这一宿命已经为福利经济学家们的努力所证实。当然,我们并不否定在个体的层面上实现幸福最大化的可能性。有人提出要构建幸福学这样一门新的学科,其目的就是要帮助人们找到实现幸福最大化的途径。毫无疑问,这一努力是立足于个体的,其现实价值主要在于指导人们的人生实践。将幸福指数作为政策目标,不是为了追求通过调整社会政策和促进社会进步来实现全社会幸福总量的增长,而是力求通过幸福指数来考察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状况和变化趋势,进而调整政策取向,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良性运转。根据体验论幸福感的观点,由于人们的需求水平会由低层次向高层次提升、人们需求的种类会不断丰富,因而幸福指数所反映的主观生活质量的构成要素也会出现变化。在幸福感基本结构保持稳定的前提下,一些要素可能会逐渐排除,而一些新的要素也可能会被纳入,即便是保留下来的一些要素,其对于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权重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因而幸福感基本结构的稳定性是相对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幸福感评价指标的相对稳定性,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将幸福最大化作为一种政策选择。
四、理解幸福关系
1、提高幸福指数: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矛盾。
从后现代经济学的观点看,幸福首先是价值,而不是效用。美国国民幸福指数编制者卡尼曼在价值论上主张“回到边沁”,即从马歇尔的效用,回到边沁的价值,来重新理解幸福问题。抓住了问题的总根子。
效用只是一种中间价值,是实现价值的中间手段。手段与目的的背离,是工业化的典型特征。福利经济学把福祉建立在总效用最大化上,从根子上就偏离了价值核心。在工业社会,幸福与效用的矛盾还不明显;但对于信息社会,这就造成了根本误导,有钱不等于快乐,GDP不等于幸福,就是幸福与效用矛盾的突出表现。
福利经济学缺乏以价值为核心的独立的微观基础,而借用新古典的效用作为微观基础,就造成了一个思维误区,似乎幸福问题只能在再分配领域解决,而不能在微观领域,在初次分配中解决。黄有光就是这种思路的代表。
实际上,再分配确实是提高幸福指数的有效手段,但只有从微观机理上彻底说明幸福,才能把宏观经济建立在微观基础之上,把国民幸
2、不同收入阶段效用与幸福关系不同的矛盾
接下来就产生了第二个问题。效用与幸福关系的历史相对性问题。现有指标设计容易陷入一种误区,用反映效用的指数,抽象地与同一种幸福尺度进行比较。
事实上,国外大量统计测算表明,不同收入阶段,效用与幸福的关系不同。在解决生存需求的温饱阶段(衣食阶段)和解决发展问题的小康阶段(住行阶段),效用与幸福的正相关关系比较明显。而在解决自我实现需求的大同阶段(国外研究中,进入门槛设在3000美元——8000美元之间不等),当物质需求为主转向文化需求为主后,效用与幸福的相关性明显减弱。
如果不充分考虑这个特点,国民幸福指数在反映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幸福水平时,就会造成混乱。建议把全国分成三类收入地区,有针对性地进行评价。对于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地区,弱化有形、物质指标的权重,突出文化内容;对于贫困地区,仍要以“有钱”定“快乐”。这是基于幸福相对性的设计思路。
3、快乐与幸福的关系
从后现代经济学角度看,幸福指数设计上可能出现的第二个重大误区,就是把个人快乐与社会幸福对立起来,至少是忽视个人快乐的微观测度。
后现代经济学理解的个人快乐,并不是从心理现象角度立论,而是从微观现象角度立论。社会幸福不光是个人快乐的总量累加(这一点不同于卡尼曼的观点),而是通过个人快乐这种微观机制,在制度作用下达到社会幸福这种宏观效果。这是以人为本的必然要求。
在现代性条件下一说个人快乐,一是把它不正当地与物质欲望满足联系在一起。这是不正确的。个人快乐在信息社会条件下,可以超越物质欲望,而与感性的文化需求联系在一起。二是把它与眼前利益联系在一起,同根本利益对立起来。
做一个简单的推论就可以看出,以人为本,当它从现代性指向后现代性时,从解决工业化条件下的温饱和小康到解决信息社会条件下人的精神追求时,恰恰就是要以感性的人为本,从具体个人的现实需求出发,弥合由人的异化造成的种种社会矛盾。
反过来说,如果幸福指数设计的指导思想,还仅仅停留在工业化时代“人人忍受痛苦,社会才能幸福”的结论里,这样的国民幸福指数和目标状态,在全球化。 美国的经济学家P.萨缪尔森提出了一个幸福方程式:效用/欲望=幸福指数。
欲望是一种缺乏的感觉与求得满足的愿望,它分为五种层次,从下至上:第一个层次是人的基本生理需要,第二个层次是安全需要,第三个层次是归属和爱的需要,第四个层次是尊重的需要,第五个层次是自我实现的需要。效用是从消费物品中所得到的满足程度,是对欲望的满足。
判断一个人的幸福与否,可以从答案中得到,以得数1为分界岭。比1小就证明不幸福,等于1或者比1大就证明是幸福的。
如果我们的欲望指数高,而在目前生活方式中得到的效用低,那得出来的幸福指数就是零点几了,那就说明我们的生活状态不好,让我们感觉不幸福,而不幸福的严重程度是根据数字来衡量的,数字越小就代表越不幸福,如果效用比欲望高,得出的得数就比1大,那就证明是个幸福的人。同理,幸福的指数也是根据得数来判断,数字越大就证明越幸福。
效用也是一种感觉,它的大小与有无完全是一种主观感受。因人,因时,因地而不同。欲望是求得满足的愿望,它是由一个人的观念来决定的,每个人的欲望因观念的不同所期望的层次不同,所以在同处一种环境中,幸福与不幸福就因人而异。所以,这个方程式得出来的结果也是因人而异的,也就是说,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不是客观的分析。
如果想评判自己幸福不幸福,也可以用上述欲望的五个层次来划分。这五个层次,你想达到几层,而你现在又达到了几层,如果你想的却还有几层没有达到,那你就是个不幸福的人了。如果你达到的已经超过或者等同你目前得到的,那你就是个幸福的人。 A类指标:涉及认知范畴的生活满意程度,包括生存状况满意度(如就业、收入、社会保障等),生活质量满意度(如居住状况、医疗状况、教育状况等)。
B类指标:涉及情感范畴的心态和情绪愉悦程度,包括精神紧张程度、心态等。
C类指标:指人际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和谐。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2011年5月24日在巴黎发布一项名为“幸福指数”的在线测试工具,普通民众可以根据个人关注度对物质条件和生活质量等11个因素的重要性进行排序,然后得出的指数可以用来衡量民众对生活的满意度,并在经合组织34个成员国之间进行比较。
“幸福指数”涉及的11个因素为:收入、就业、住房、教育、环境、卫生、健康、社区生活、机构管理、安全、工作与家庭关系以及对生活条件的整体满意度。经合组织秘书长安赫尔·古里亚在介绍这一指数时说,这个测算工具可谓一项“创举”,专家花了10年时间研究才取得这一成果,但指标还需进一步完善。物价也影响着幸福指数。
古里亚说,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之外创立一套衡量生活满意度的指标并不是经合组织首创,很多国家也在致力于这项工作。不过,经合组织公布的“幸福指数”汇总了34个成员国的数据,国际程度最高;而且它的特点在于,每个人可以根据对生活不同内容的不同侧重得出个体生活满意度的数据,而个体的选择汇聚起来则可以体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整体生活质量。
据介绍,让政府在GDP指标之外同时参考幸福指数来制定公共政策是这个工具的终极目的。古里亚说,希望通过这一指标来试探各国反响,各国政府也可从中了解到民众需求,使其公共政策更为有的放矢。
但也有专家表示,“量化幸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况在拥有不同国情的各个国家之间比较。
经合组织专家表示,这个工具还将进一步完善。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有更多指标纳入考虑范围,而且比较对象也可能扩大到经合组织伙伴国——— 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和南非。 摆在你面前的有5个杯子,你第一感觉会拿起哪个杯子?
A.一杯纯净的白开水
B.浓浓的美式热咖啡
C.刚挤出来的鲜牛奶
D.刚泡的老人乌龙茶
E.热腾腾的珍珠奶茶
解析
选A:属于“想喝忘情水忘记一切型”,幸福指数为20%:这类型的人非常的独立、聪明,他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选B:属于“欢喜冤家捶心肝型”,幸福指数为40%:这类型的人非常的自我,可是他和对方彼此却很相爱,常常会拌嘴斗嘴,不过心底彼此的分量还是很重的。
选C:属于“煞到对方很甘愿型”,幸福指数为55%:这类型的人很单纯也很善良,他只要喜欢上对方就会觉得自己超幸福。
选D:属于“你浓我浓分不开型”,幸福指数为80%:这类型的人,幸福的定义就是跟自己最爱的小孩在一起,这种感觉很窝心,他目前的心境是非常成熟的,不管是工作还是日常生活,他都能很平静的享受。
选E:属于“只羡鸳鸯不羡仙型”,幸福指数为99%:这类型的人和另一半在一起已经不需要用言语沟通,两人的默契不是外人所能了解的,常常只要对方一个眼神就能了解。 达特茅斯学院布兰奇·弗劳尔教授与英国沃里克大学安德鲁·奥斯瓦尔德博士研究指出,额外的金钱确实能买到一点幸福。他们将非常幸福确定为3.0,比较幸福确定为2.0,不太幸福确定为1.0。每增加1美元,只能多获得0.00000409个单位的幸福。
根据这一指数,与丧偶或离异相比,持久的婚姻价值每年10万美元。“分手”对幸福的危害最大,紧随其后的就是配偶去世。平均来看,二婚或者此后的婚姻都不如第一次婚姻幸福。父母离异的16岁青少年在成年之后会觉得不太幸福。
㈨ 幸福指数的计算,影响的权重a,b,c,d到底是多少
幸福指数的计算中国的网站一般是不计算这个的,你可以去国家统计局网站查查看,如果没有那就没有了。
不过即使你查到了,也无法知道国家具体的权重,这个是不公布的。
一般来说外国的这个测定比较多
希望能帮到你
㈩ 什么是幸福指数,恩格尔系数,道琼斯指数
1.幸福指数,就是衡量幸福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值。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它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又是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它表现为在生活满意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
2.恩格尔系数(Engel's
Coefficient)是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比例则会下降。推而广之,一个国家越穷,每个国民的平均收入中(或平均支出中)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比例就越大,随着国家的富裕,这个比例呈下降趋势。
3.
道琼斯指数是一种算术平均股价指数。
道琼斯指数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股票指数,它的全称为股票价格平均指数。通常人们所说的道琼斯指数有可能是指道琼斯指数四组中的第一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Dow
Jones
Instrial
Aver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