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幸福商票是多少

⑴ 华夏幸福商票会作废吗

华夏幸福商票暂时还没有作废。
实际上早在华夏幸福陷入流动性危机之后，就会在廊坊市政府的协助下和河北当地国企洽谈相关事宜，2021年2月19日，廊坊官方发布消息称，廊坊市人民政府与河北省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共同出资的河北新空港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已正式成立，该公司注册资本280亿元，致力于区域产业新城发展，主要经营业务为对园区和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进行投资、开发等，华夏幸福间接持有河北新空港1.11%股权，这一个平台同样也被市场认作是华夏幸福重组的主体。
我们通过以上关于华夏幸福商票会作废吗内容介绍后,相信大家会对华夏幸福商票会作废吗有一定的了解,更希望可以对你有所帮助。

⑵ 华夏幸福的商票廊坊法院给立案了可以付款吗

华夏幸福的商票廊坊法院给立案了可以付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华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相关诉讼执行案件集中管辖的通知的规定，对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的相关诉讼案件由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集中管辖。

⑶ 华夏幸福会破产倒闭吗

文 叶书利

这个问题是一个疑问吗？难道不是一个疑问吗？

或许这是一个不是疑问的疑问。

华夏幸福遭遇“不幸福”挑战

坦白说，这是一个意料之中的问题，毕竟其大本营环京楼市的受压和华夏幸福本身高负债的商业模式，都决定了这一点。不过，意料之外的是，2020年年末央府出台的“三道红线”政策加剧了华夏幸福的不幸福程度。

在壹书生看来，目前的华夏幸福，确实是全身上下都不太幸福。

A,2017年以来，华夏幸福股价下跌近80%。

作为一家上市公司来说，在一定程度上，股价确实是一家上市公司生存状况的缩影。

2017年1月1日至今的过去四年，华夏幸福股价最高点是2017年4月12日时的48.3元，而在2021年1月26日的今天，其股价已下跌至10.05元，下跌幅度高达八成。

值得注意的是，即时到了2018年2月2日，其股价还维持过46.88元的高位，也就是说，华夏幸福的股价是在过去三年呈水银泻地般地狂跌的。

B,“三道红线”下，三线全踩着了，无一遗漏。

2020年8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住建部对外发布了对房企资金链进行管控的“三道红线”，即要求境内所有房企，在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不得大于70%，净负债率不得大于100%，“现金短债比”小于1。

而国盛证券的研究报告显示，2020年3季度末，华夏幸福踩中了“三道红线”中的所有三条线：公司剔除预收款后资产负债率为76.5%，超过三道红线要求中的“不得大于70%”；净负债率为190.4%，严重超过“三道红线”要求中的“不得大于100%”；现金短债比为0.41，严重低于三道红线要求中的“小于1”。

根空胡据“三道红线”的踩线规定，如果一家房企触碰了三道红线，那么这家房企将不得新增有息负债，这将对接下来华夏幸福的融资带来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融资面受限，且融资成本必然上升。

C,商票出现违约。

近日，市场层面传出华夏幸福相关商票出现逾期违约之事。

大致的消息是这样的：华夏幸福旗下廊坊市孔雀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外开立的商票，该票据到期日为1月15日，但在该日期到期后，已有持票拿亏冲人提示付款后被拒付。

此后，该消息被证实，华夏幸福相关商票确实出现了到期违约情况。

D,债务压顶。

根据华夏幸福2020年三季度财报信息显示，截至2020年9月底，华夏幸福账上存在有息负债额合计2226亿元，其中一年内到期的负债额高达1177亿元。可谓债务压顶，气喘吁吁，2021年还债压力巨大。

E,业绩对堵恐失败。

处于资金压力需求，2018年7月10日，华夏幸福的控股股东华夏控股不得不委身向平安系旗下的平安资管转让19.70%股份，转让价格为23.655元/股，转让价款共计137.7亿元。在这份股权转让协议中包含着一份业绩对赌协议：华夏控股承消歼诺，以华夏幸福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7.81亿元为基数，在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度的净利润增长率分别不低于30%、65%、105%，即分别不低于114.15亿元、144.88亿元、180亿元。否则，华夏控股将对平安资管进行现金补偿。

如今这份对赌协议该到兑现的时候了，但可惜结果并不是喜事。

根据公开财务数据显示，华夏幸福2018年净利润117.46亿元，2019年净利润146.12亿元，皆刚好超过对赌协议所要求的114.15亿元、144.88亿元，但是2020年前三季度华夏幸福实现的净利润仅为72.8亿，相当于对赌协议要求的180亿元的约40.44%，所以2020年华夏幸福完成对赌协议要求的净利润额的可能性接近于零。

这对于已处于油锅中的华夏幸福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华夏幸福会倒闭吗？

在债务重压之下，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王文学，摆在其面前的路主要有四条：

A,扩大融资面和融资力度，以解眼前的危机。

事实上，在此方面，华夏幸福已开始行动了。

2020年12月以来，华夏幸福至少已进行过两笔大规模的融资，以缓解现金流压力。

此外，近日，华夏幸福获得河北省政府承诺为其提供高达95亿元的有条件财政支持。

B,卖家产，以换取现金流。

卖家产以换现金流的方式，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手上有值钱的家产。

在这方面，客观上说，华夏幸福坐拥京津冀、长三角等都市圈大量的优质地产，如果出手甩卖，基本上不愁接盘者，如固安、大厂、香河、永清、霸州、嘉善等地。

事实上，2018年，华夏幸福把涿州、大厂、廊坊和霸州等地一些地块打包卖给万科，以换取现金流，便是前车之行。

此前做过，如果到了不得已，这一次也可以做，最主要的是，华夏幸福有能力这么做，因为手上既有不少土地资产，且其中的不少土地资产还是优质资产，不愁卖不出去。

C,卖股权，以换取现金流。

2018年后，华夏幸福分二次向平安系出售股权，以换取现金流和战略融资资源。目前平安系已是华夏幸福第二大股东。

1月24日，华夏幸福对外透露，对目前在公开市场再融资遇到的困难，其控股股东华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和第二大股东中国平安正讨论方案，预计在春节前后能有所披露，但目前因上市公司需符合监管要求，在未最终确定前还无法披露更多信息。

也就是说，不缺钱的平安，会眼睁睁地看着华夏幸福死去吗？不可能，因此不出意外的话，接下来，华夏幸福可能与平安系之间还会继续进行股权交易 游戏 。

D,抱着巨额家产倒闭死去。

还有一种最坏的结果：王文学抱着巨额资产，既不卖值钱的家产，又不出售股权，只是在融资 游戏 中继续挣扎，然后在挣扎中抱着巨额家产，壮烈死去，以殉楼市调控，这样的可能性有多大？接近于零。

所以说，华夏幸福会在倒闭中死去吗？概率真的不大。大概率的剧本是：扩大融资面+甩卖家产+出售股权，然后在舆论包围中活下去。

还记得万达王健林的例子吗？如果手中的优质资产足够多，最坏的结果就是卖多些资产而已，然后王健林们在中国富豪排行榜上的位置向下挪动一些。

⑷ 房企应付账款超3.5万亿 成为躲避“三道红线”利器

证券时报记者 罗曼

6月29日，三棵树(603737,股吧)一则公告称，本应于今年3月31日到期的商业承兑汇票（简称“商票”）出现逾期，并涉及两家上市房企，其中一家逾期票据金额5137.06万元，另一家逾期票据金额148.44万元。随后逾期金额较大的一家房企向证券时报记者回应，逾期票据已于今年6月初兑付。

本是一则不起眼的公告，却再次撕开了房企通过商票变相融资的口子。三棵树的公告中有一个细节，公告称以龙头房企为主的一线地产商使用票据支付比例提升，从而导致报告期内公司应收票据余额持续增长。

由于票据支付在资产负债表中计入应付账款、应付票据科目，体现为公司的无息债务，因此房企通过支付票据不仅能替代融资，同时在“三道红线”监管下，还能降低红线（净负债率指标以及现金短债比指标）。于是，一大批房企纷纷通过增加应付账款及票据方式调节负债结构，并扩大对上游供应商的资金占用。

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一季度，上市房企的有息债务（包含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非流动负债、长期借款、应付债券）增速同比为24.09%，到2021年一季度，这一增速已降至2.5%，有息债务增速呈现明显下滑趋势。然而，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却在大规模增加，截至2020年末，上市房企的应付账款及应付票据规模增至约3.54万亿元。房企“隐形债务”规模的大幅增加导致房企总负债规模不降反升，甚至是房企的偿债能力可能被高估。

房企应付账款及票据金额的快速上升带来不可忽视的风险。有消息称央行等监管部门已经出手，将试点房企的商票数据纳入监控范围，要求房企将商票数据随“三道红线”监测数据每月上报。

证券时报记者就上述消息向央行相关部门求证，但对方称不作回应。在行业整体偏紧的外部环境下，应付款“隐形债务”的偿还必然会影响到企业的流动性，并考验房企的偿债能力和项目的周转能力。

房企利用票据变相融资

自2018年以来，面对房地产市场波动和政策持续调控，尤其是2020年8月20日监管下发的“三道红线”政策，房企纷纷开始调整债务结构，优化杠杆指标。

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房企商票承兑规模约3667亿元，同比增长36.2%，房企商票承兑规模大幅上升。

某地产商上游供应商告诉记者，“目前近60%房企都使用商票进行材料采购、工程款支付等，40%房企不用商票主要因为企业资质太差、流通性低，市场不认。商票支付贯穿整个房地产产业链，包括招标、开发建设、采购、设计、销售等环节。”

今年以来，陷入商票到期未兑付风波的房企为数不少，华夏幸福(600340,股吧)、阳光城(000671,股吧)、实地地产、中梁控股、荣盛发展(002146,股吧)等地产商均出现过商票未能按期兑付的情况。

“房企商票推后几个月支付实际上在行业里很正常，只是没有爆出来。比如我们跟宝能地产合作，有些项目早已经完工，但是款可能在1年甚至2年后支付，不过最终都是会付。有些工程款需要我们自己垫付，虽然利润被压得很低，结款周期也很长，但是没有办法，还是要合作的。”地产建筑材料商老吴告诉记者。

三棵树公告中一个细节更是透露出龙头房企在与供应商的合作关系中通常占据主导地位。公告称，报告期内公司收入增长较大部分来源于工程墙面漆业务收入增长，而公司应收票据结算基本来自工程墙面漆及装饰施工业务。公司应收票据余额与工程地产相关收入具备一定匹配性，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地产工程类客户收入不断增加，且以中国恒大为主的一线地产商使用票据支付比例提升。

相比于银行借贷、发行债券，房企依赖票据其实就是一种“赊账”行为，通过挤占上游供应商资金，缓解自身资金周转压力，实为变相融资。越强势的房企在与供应商合作中，越容易实现延期付款。

但对于商票而言，票据持有人考虑到长期合作，通常不会在公开渠道发声。当房企资金链紧张，商票的兑付优先级相比金融类机构要低很多，即债权人的权利并没有完全得到保障。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商票持票人超过2～3个月未收到款也较正常，房企结款时普遍存在拖延。

据记者统计，目前市场仍有大量地产企业采用商票结算，包含万科、绿地、保利地产(600048,股吧)、碧桂园、融创在内的多达60家上市房企。商票为何如此受欢迎？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向记者分析，相比于银行贷款、发债、信托及资管等融资渠道，商票的优势就在于流程简单且便捷，无须备案、抵押、中介机构尽职审查等繁杂程序，且资金用途灵活。其次，商票是一种非常好的“赊账”方式，因为商票不占用其在金融机构的授信额度，不计入有息负债，成为降低房企净负债率以及现金短债比的一个重要方式。第三，房地产融资政策趋向收紧，从需求端到供给端，银行借款、债券、非标等融资渠道持续收窄，票据便成为各大地产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

因此，携规模优势，在上下游产业链掌握话语权的头部房企，应付票据金额近年来迅速走高。上海票据交易所数据显示，2020年TOP19房企总体商票承兑余额达到3355.74亿元，较2019年增长36.59%，占全国商票承兑总量的9.27%。

“三道红线”压顶 房企大腾挪

2020年8月20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三道红线”政策，具体为红线一：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大于70%。红线二：净负债率大于100%。红线三：现金短债比小于1倍。根据“三道红线”触线情况不同，试点房地产企业被分为“红、橙、黄、绿”四档。

以有息负债规模为融资管理操作目标，分档设定为有息负债规模增速阈值，每降低一档，上限增加5%，即如果“三线”均超出阈值为“红色档”，有息负债规模以2019年6月底为上限，不得增加；“二线”超出阈值为“橙色档”，有息负债规模年增速不得超过5%；“一线”超出阈值为“黄色档”，有息负债规模年增速不得超过10%；“三线”均未超出阈值为“绿色档”，有息负债规模年增速不得超过15%。

“三道红线”的具体算法为：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总负债-预收）/（总资产-预收）。红线2：净负债率=（有息负债-货币资金）/合并权益。红线3：现金短债比=货币资金/短期有息债务。

以此可看出，为避免踩线，房企完全有动力调整债务结构，手段之一就是将有息负债挪入应付账款及票据、其他应付款等无息负债科目，进而减少表内有息负债。简单理解，就是扩大分子，减小分母，从而降低显性负债率指标。因此，越来越多房企通过增加应付款的方式来缓解资金压力，实现加杠杆经营。

标普信评房地产分析师刘晓亮对记者表示，“若监管把房企商票纳入‘三道红线’监管范围，我相信对某些企业的指标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在融资环境趋紧和疫情尚未结束背景下，房企倾向于用财务手段调整债务结构是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一种自然反应，这是可以理解的。同时，也是为了给自己找到更好的融资渠道。”

较为典型的是某龙头房企，有息负债去年在最高时曾达8700亿元，今年上半年已降至5700多亿元，短短一年大幅下降近3000亿元，从而完成今年“6月底前有息负债降到5字头，至少实现一条红线变绿”的目标。该房企6月30日称，净负债率已降至100%以下，实现一条红线变绿。

然而，该房企的应付账款及票据近年来大幅度增加，占整个上市房企应付账款及票据规模比例达17.5%，尤其是其应付票据成为房企规模之最，总负债规模在2020年度接近2万亿元。

Wind房地产开发统计口径数据显示，2018年度上市房企有息债务规模合计7.4万亿元，同比增长17.5%；2019年度有息债务规模合计8.2万亿元，同比增长10.8%；2020年度有息债务规模合计8.6万亿元，同比增长4.8%。若从单季度数据看，2018年一季度上市房企有息债务规模同比增长24.09%，到2021年一季度，同比增长2.5%。同一报告期内，上市房企的营业收入明显上涨， 2021年一季度同比增长高达112.25%。

数据显示，在营业收入规模大幅增长的同时，上市房企的有息债务规模虽然仍在上涨，但增速已明显放缓。同时，房企应付账款及票据规模呈现大比例上升趋势。

记者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度上市房企应付账款及票据规模合计为2.1万亿元，2019年为2.82万亿元，2020年度这一规模已达3.54万亿元，同比增速达25.5%。其中恒大最高，达到6217.15亿元，同比增长14.1%；其次是碧桂园，达到3893.84亿元，同比增长18.25%；万科达到2962.92亿元，同比增长10.5%。

在应付账款及票据规模大幅增加之下，房企总负债规模不降反升。自2018年至2020年度，房企总负债规模分别为19万亿元、22.2万亿元、24.8万亿元。

从另一角度看，记者统计境内上市100家房地产样本企业，2020年度存货周转率中值为0.32，较2019年的0.3略有提升。但同期样本企业的少数股东权益、长期股权投资和其他应收款中值分别同比增加54.6%、20.4%和21.6%。作为对照，样本房企总资产中值2020年同比仅增长10.2%。

上述数据意味着，样本房企整体经营效率提升有限，但通过大幅扩大自身少数股东权益规模，提升了表外项目占比，从而改善并表范围内的财务杠杆。

“尽管房地产开发企业受‘三道红线’监管要求的影响纷纷降低表内财务杠杆，以减少自身触及红线的数量，但是行业整体杠杆改善情况有限。从企业数量上看，100家样本房企中65%的企业存在较为明显的财务运作迹象，这表明采用财务方式降低表内杠杆已经成为行业通行的做法。”刘晓亮表示。

警惕房企流动性指标恶化

如上所述，房企通过财务方式降低表内杠杆，进而改善“三道红线”核心指标达到监管要求。Wind数据显示，上市房企的净负债率均值的确有所下降。2020年度上市房企净负债率均值为70.5%，2019年为93.14%，下降较为明显。但扣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均值却有所上升，从2019年的51.59%上升至53.19%。

对此，刘晓亮分析，债务腾挪可能会让房企的偿债能力被高估，应付款“隐形债务”的偿还也会影响到企业流动性，考验房企的偿债能力和项目周转能力。

值得警惕的是，100家样本房企现金短债比均值出现恶化，从2019年的2.33倍下降到去年的1.18倍。现金短债比的恶化意味着行业流动性压力有所提升，流通性压力较大的房企同时也面临经营和再融资压力。

具体来看，42%的企业2020年末现金短债比较2019年下降，其中有25家现金短债比小于1倍，表明这些企业的流动性压力逐渐加大且流动性风险较高。比如泰禾集团(000732,股吧)，2019年度现金短债比为0.24倍，2020年度这一比值下降到0.1倍，华夏幸福现金短债比从2019年的0.63倍下降至2020年末的0.28倍。

此外，这些企业还表现出存货周转率较低和净负债率较高的特征。

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连平表示，存货周转率较低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房企销售回款减慢，在严控有息负债规模增长的同时，销售回款却不能弥补有息负债增速下降，一旦有息负债增速与销售回款增速同时下降，部分房企面临资金断裂的风险较大。

刘晓亮称，若房企融资环境持续偏紧，流动性风险将成为引发房企信用事件的重要触发因素。

房企今年信用债

到期偿还压力较大

事实上，自2016年以来，房企融资渠道就成了监管层重点调控对象。2018年“资管新规”出台以来，非标融资持续收紧，房企融资进一步受限。2019年监管打击“前融”，同时进一步规范地产债、地产美元债发行。2020年以来，尽管境内地产债、境外地产美元债出现发行高峰，但债券募集资金用途却始终没有出现实质性放松，同时，金交所等非标融资渠道被明令禁止，进一步限制了部分房企的资金来源。

用数据体现更为直观。记者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度房企境内发债规模为8700亿元，发行只数929只，净融资额达7985亿元。然而,自2020年8月至今年7月15日，房企已经连续10个月净融资为负值。今年以来，房企境内信用债净融资为-2907亿元。

境外债方面，2016年以来房企海外发债规模不断上升，2019年规模达800亿元美元（折合人民币5200亿元）高峰。同年7月9日，发改委发布778号文（文件全称《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推进房地产企业发行外债申请备案登记管理改革的通知》），房地产企业发行境外债只能用于置换未来一年内到期的中长期境外债务，叠加疫情冲击影响，2020年房企海外发债规模明显缩减至643亿美元。今年一季度，地产美元债净增量为72亿美元，较2020年一季度和2019年一季度分别大幅下降65%和72%，今年以来房企海外发债有5个月净融资额为负，累计净融资-55.46亿美元。

更难的是，房企还将在今年迎来偿债高峰期，流动资金紧张可想而知。

Wind数据显示，2021年房企境内信用债总偿还量（包含了到期偿还量、提前兑付量、回售量）规模创历史新高。截至7月15日，房企境内信用债到期偿还量已经达到6467.37亿元，相比2020年增加1265亿元。全年总偿还量规模约为7217亿元，相比2020年增加814亿元，涉及到期债券826只，到期偿还压力较大。

这仅是境内信用债到期规模，2021年同样也是房企海外债到期高峰期。数据显示，截至7月15日，海外债到期规模达到367美元（约人民币2496亿元），全年到期规模达到583亿美元（约人民币3797亿元），涉及207只债券。即，今年到期的境内外债券规模合计达到人民币10924亿元。

在偿债压力叠加严控有息负债增速的背景下，房地产金融风险不容小觑。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中央高层多次强调“房住不炒”、“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手段”的背景下，房企高杠杆经营将难以持续。

⑸ 华夏幸福商票最新状况如何查询

1、首先打开浏览器，在搜索框内搜索华夏幸福官网。
2、其次点击商票查询选项，选择最新的时间。
3、最后点击查看华夏幸福商票最新状况即可。

⑹ 央行将房企商票纳入监控 “表外负债”强监管来临

商票这个庞大而隐秘的资金池，正进入监管视野。

据财联社消息，央行已将“三道红线”试点房企商票数据纳入其监控范围，要求相关房企将商票数据每月上报。消息称，房企商票数据目前暂未纳入“三道红线”计算指标，未来极有可能被纳入。倘若商票数据被纳入“三道红线”中有息负债指标计算，未来房企降负债压力将进一步加大。

长期以来，因商票不被计入有息负债而游离于“三道红线”之外，成为房企降“三道红线”法宝，规模亦迅速攀升。数据显示，2020年末TOP50房企应付票据规模为4013.5亿元，同比大增33.8%。其中，华润、绿地、融创等房企商票余额最多。

被纳入“三道红线” 首批试点范围的12家房企是：碧桂园、恒大、绿地、融创、万科、中梁、华润、新城、华侨城、阳光城、保利、中海。

“如果不及时纳入监管范围，有可能导致市场整体信用风险提升与失控，引发宏观经济运行风险。这是央行将‘三道红线’试点房企商票数据纳入其监控范围、要求相关房企将商票数据每月上报的主要原因。未来整个房企商票数据可能也会纳入‘三道红线’计算指标。”IPG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对中国房地产报记者表示。

商票被纳入监管这是一个信号。接下来，针对房企“表外负债”的强监管大幕将大概率拉开。

危险的商票

商业票据融资，是指通过商业票据进行融通资金。商业票据是一种商业信用工具，指由债务人向债权人开出的、承诺在一定时期内支付一定款项的支付保证书，即由无担保、可转让的短期期票组成。

负债表中，商业票据被计入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避开了“三道红线”对有息负债的监管，因此，去年以来，承受较大资金压力和降杠杆压力的房企纷纷加大商票发行。

华西证券2019年研究数据显示，60家样本房企应付票据余额从2016年末的345亿元提升至2019年末的1343亿元，3年增长3倍。

2020年，房企商票承兑规模更是呈井喷式增长。根据上海票据交易所数据显示，2020年TOP19房企总体商票承兑余额达到3355.74亿元，较2019年增长36.59%，占全国商票承兑总量9.27%。

其中，华润、绿地、融创商票余额最多，碧桂园、保利次之。中型房企中华夏幸福、蓝光和富力等也将之运用娴熟。一些排名靠后的房企，如厦门建发其商票余额也超过100亿元。

有分析称，目前约8成房企都使用商票进行材料采购、劳务支出以及建设工程付款等，贯穿整个房地产产业链，从前期的土地招标到中后期开发建设、房产销售。其中，上游有材料供应商、建筑公司、设计公司，下游有装修公司、中介服务和物业服务机构等。房企一旦出现拒付商票行为，将带来连带损失。

柏文喜表示，“三道红线”监管新规大大压缩了房企债权融资空间，迫使房企利用企业自身信用大量开据商业承兑汇票来向产业链上下游进行变相的债权融资，将企业资金链及运营风险向相关企业转移。部分企业商票存量已经超过2000亿元，如果不将之及时纳入监管范围，极有可能导致市场整体信用风险提升与失控，引发宏观经济运行风险。

“开发商集中采购优势很明显，形成了对上下游货款和购买服务拖欠。这种拖欠积累到一定程度会形成三角债、农民工讨薪、工地停工等社会稳定问题。”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对中国房地产报记者表示。

风险开始暴露

风险正在暴露。今年以来，阳光城、实地、中梁等房企均因商票兑付问题引发关注。

先是阳光城，去年底市场上有消息称这家公司“商票成批拒付”。今年1月4日，阳光城主动对外宣称：“该笔商票涉及刑事案件，经过公司管理层研究决定，基于社会责任担当，维护商票持票人的合法权益，我司将于今日先行全额兑付该笔商业承兑汇票，后续我司将继续推进刑事案件侦破工作。”

今年5月初，有媒体报道称，实地地产子公司于去年4-8月签发的部分相关融资性票据出现拒付情况。对此，实地地产回应称，子公司于2020年4月至5月期间，向山西富兴盛开具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由于山西富兴盛涉嫌诈骗，相关款项暂缓支付。

5月10日，中梁地产旗下济南梁鼎置业发布声明称，作为商票收款人的山东国茂通过伪造企业承兑保函、材料设备购销合同等虚假材料，将济南梁鼎用于质押的商业承兑汇票擅自对外流传。针对外界“济南梁鼎置业公司6.78亿元商业承兑汇票将陆续到期，欲兑付得打8折”传闻，中梁正面否认，直言所涉已到期商业承兑汇票已按期100%承兑，不存在打折或逾期情况。

恒大曾在6月7日于官网发布声明，对商票未兑付进行回应。其称，针对个别项目公司存在极少量商票未及时兑付情况，集团高度重视并安排兑付，目前集团生产经营一切正常，成立25年来从未出现借款利息晚付、本金逾期归还情况。

表外负债监管将加强

房企的隐患已经从评级下调开始了。

标普信评发布报告称，尽管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受“三道红线”监管要求影响，纷纷降低表内财务杠杆，以减少自身触及红线数量，但行业整体杠杆改善情况有限，且多数房企更倾向于使用增加少数股东权益或者将房地产开发项目移至表外等方式改善并表范围内的财务杠杆。

在一次压力测试中，标普将占总股本30%以上的少数股东权益重新归类为短期债务，结果近四分之一开发商面临评级下调压力。

实际上，在去年8月监管部门发布融资“三道红线”后，紧接着又在10月份下发了三张监测表，分别为《试点房地产企业主要经营、财务指标统计监测表》(表1)《试点房地产企业融资情况统计监测表》(表2)《试点房地产企业表外相关负债监测表》(表3)。这些监测表涵盖了“三道红线”监测指标，要求试点房企填写参股未并表住宅地产项目、明股实债融资、供应链资产证券化产品融资以及其他表外有息负债等数据，于每月15日前提交。

李宇嘉表示，“三道红线”对开发商杠杆约束以及对高负债的压降是全口径的。开发商报送的三张报表中，就包含全口径融资债务统计和报送，凡是有变相融资的都要进行监管和压降。

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明股实债”具有一定隐蔽性，从报表和经营数据定量和定性判断“明股实债”难度较大，易被企业用来避开监管，粉饰财务报表。“目前对表外负债监管主要靠房企自觉报送三张表，预计接着来对开发商全口径负债主动监管将成为重点。” 李宇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