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大部分中国人的幸福指数是多少这个数字怎么计算出来的
现代人越来越关注幸福感，许久不见的老朋友，见面后问的常常就是：这些年过得幸福吗？我们都希望获得幸福，然而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一个创业的人，事业有成就觉得幸福；学者认为能出成果就是幸福；老年人身体没大病、不孤独，就觉得挺幸福。因此，找到自己的幸福，是一门生活的艺术，也是一门学问。
什么是幸福
8月2日，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博士后邢占军先生，他在幸福感的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告诉记者，幸福感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体验，可以通过心理测量来把握。
邢占军说，幸福感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把握。首先是满意感：个人的基本需要是否得到了满足，最基本的是身心健康，衣食无忧。其次是快乐感：许多事情都能带给人快乐，一句心理学上的谚语这样说道：如果你想快乐一小时，打个盹；如果你想快乐一天，去钓鱼；如果你想快乐一个月，去结婚；如果你想快乐一生，帮助别人。而幸福感的较高表现是价值感，它是在满意感与快乐感同时具备的基础上，增加了个人发展的因素，比如目标价值、成长进步等，从而使个人潜能得到发挥。真正意义上的幸福感，与西方的享乐主义不同，享乐只追求享乐的过程，缺少更有价值的目标。
一个人要想弄清自己的幸福感是强还是弱，可以通过科学的测量来加以考察。例如邢占军提供的《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就从知足充裕体验、心理健康体验、社会信心体验、成长进步体验、目标价值体验、自我接受体验、身体健康体验、心态平衡体验、人际适应体验、家庭氛围体验10个方面对我国居民的幸福感加以度量。得分越高，表明幸福感越强。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幸福感
邢占军做过一个关于不同人群幸福感的调查，结果发现，在所调查人群中，青年人和老年人的幸福感最强，35—45岁的中年人幸福感最弱。因为这部分人群处于社会各个领域的最前沿，相对于老年人和青年人来说，他们的工作压力最大，是各种变动的直接冲击对象。在家庭中，他们是顶梁柱。这些都造成中年人的幸福感指数下降。
不同职业的人，幸福感也不一样。邢占军调查了8个群体后发现，幸福感最强的是国家干部，其次是知识分子和新兴阶层（包括私营企业主、外企管理人员、自由职业者等），排第三的是工人、农民和国企管理者，接下来是大学生，幸福感最弱的是城市贫困群体。在这项调查中，国有企业管理者幸福感偏低是比较出人意料的。邢占军说，这里面有社会原因。他举了一个例子：某专门制造大型机械的国企近期进行了改革，45岁的大李跟其他许多中层管理者一样，被免去了享受20多年的干部待遇，收入与部门整体收益挂钩。结果由于市场等因素的影响，他的收入大大降低，有时还不如一线的职工挣得多，这使他很尴尬，对社会的发展趋势出现了怀疑，更谈不上幸福了。
研究还发现，每个人衡量幸福感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别人都觉得一个人应该很幸福，他自己未必觉得。有一位40多岁的职业女性，在石油公司做财务，收入可观，爱人事业有成，孩子即将上大学，周围的人都很羡慕她。但她觉得并不幸福。原来，她总爱防范别人，也没有知心朋友，生活没有目标，整天感觉不舒服。邢占军说，外人看她什么都有，应该很幸福，但这位女性看重的却是人际关系和价值实现，这说明每个人衡量幸福感的标准存在巨大差异。有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感到幸福，就应该反思一下目前的状况，这有利于重新认识自己，发现幸福。
财富和幸福没有太大关系
2004年中，芝加哥大学教授奚恺元对中国6大城市北京、上海、杭州、武汉、西安、成都进行了幸福指数测试。测试表明，6城市的幸福指数从大到小依次是：杭州、成都、北京、西安、上海、武汉；但在同一城市里，富人比穷人幸福。经济更为发达的北京、上海的居民，其幸福感比杭州、成都的居民低——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主要是因为财富对幸福的影响是相对的：只有可以进行直接的比较时，富裕的一方才会表现出更强的幸福感。这说明，幸福与财富的确有关联，但是相关程度比人们想象的要小得多。
这样的调查结果与我们的生活经验是相符的。回想小时候的无忧无虑，再看看现在城市里快节奏的生活，虽然收入增加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娱乐的东西也多了，但我们并不觉得比小时候幸福。这与当前人们的生活压力大、欲望过度扩张、身心失衡有密切关系。
学会追求自己的幸福
邢占军说，要找到自己的幸福，首先要怀着真诚的心，热爱生活，珍惜生活。其次，要建立符合实际的目标和期望标准。人活着要有目标，目标要高于现实，但又不可过高。能够激励自己，而不构成巨大压力的生活目标才是合适的。最后，要有平和的心态，要能正确对待挫折、正确对待他人。现代社会流动性大，人们的发展目标多元化，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对此要平心静气地看待，把握好现在，不必去忌妒别人。
对一些社会问题，我们也要平和地看待。对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腐败、污染等，要理性对待，要认清这些问题是伴随着社会发展而来的，也需要靠社会发展来解决。邢占军说：“这样，心态才会好，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才会觉得亮堂，生活才会充满阳光，充满幸福。”
㈡ 国民幸福总值是如何衡量的
幸福是人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一种主观感受。“国民幸福指数”是衡量民众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
“幸福指数”概念是20级世纪70年代，不丹国王提出并实施“幸福计划”，在不同的时期，政府推出了不同的国民幸福目标，使人生基本问题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指标。在这个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的南亚小国，国民总体生活得较幸福。“不丹模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国民生产总值（GDP）是衡量国富的标准， GDP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社会成本；不能从本质上衡量社会福利水平和人民的幸福程度。在很多情况下，GDP的增长可能隐藏了人们的福利下降，因为健康的身体、愉快的心情很难被体现在一个数字之中。GDP增长模式不能反映社会财富的总积累，也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国民幸福指数”（GNH）是衡量百姓幸福感的标准，是社会运行状况和民众生活状态的“晴雨表”，是社会发展和民心向背的“风向标”。
近年来，发达国家也开始进行国民幸福指数研究, “快乐经济学”的研究方兴未艾，发展迅速。快乐经济学在整体主义价值观与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支持下融合了行为学、社会学、实验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知识，逐渐成为“直面生活现象”的经济学，进而创设了不同模式的国民幸福指数。美国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称之“幸福指数”，英国则称之“国民发展指数”(Measure of Domestic Progress，简称MDP)，日本的“国民生活快乐指数”更强调文化方面的因素（Gross National Cool简称GNC），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心理学教授卡尔曼致力于“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简称GNH）的研究。总之，普遍认为：衡量人的幸福快乐的“国民幸福指数”与“国民生产总值”相比，国民生产总值与国民幸福指数之间不是互相对立的。发展经济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增加幸福感，但人们的幸福感是相对的，国民幸福指数与国民生产总值并不一定同步增长。对人民生活幸福而言，国民幸福指数比国民生产总值更要重要。
2005年，我国两会期间，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国栋提交了《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建议我国从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六类构成要素，建构我国的国民幸福核算指标体系，以监控国家经济社会运行态势，了解人民的生活满意度，成为政绩考核标准的组成部分。国民幸福指数的一种计算方法是：
国民幸福指数＝收入的递增/吉尼系数×失业率×通货膨胀
这个公式中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是反映收入分配公平性、测量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指标。
收入的增长与幸福指数的关系并不总是成正比关系的。经济学家黄有光在其《东亚快乐鸿沟》一文中提出的“幸福鸿沟”概念，就指出：“总体而言，在收入水平非常低的时候，收入与快乐之间关联度更为紧密，但尽管如此，在影响个人快乐的所有变数当中，收入决定快乐的比重仍不超过2%”，“多个研究表明，社会的进步程度在一个国家收入水平（以1981年的物价为准，大概在3000美元左右）还很低的时候，二者密不可分，但一旦超过那个水平，这种互连性就会消失。”
2002年，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提出了“前景理论”新方向，特地介绍奚恺元创立的“幸福学”。这个理论提出：吉尼系数所体现的社会比较，基尼系数加大，因为财富增加者为少数人，会使得效用递减，多数人对于财富的两极分化更敏感。从社会所有人的幸福着想，应该是把吉尼系数的倒数作为社会幸福指数的组成。社会发展中绝对财富的鸿沟无法填平，但关注弱势群体，则是花费最小的代价增加全社会的幸福感，这是政府的责任，也应成为社会全体成员的追求。
国民幸福指数的一种计算方法是：因为在国民幸福指数核算体系中，生产总值指数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指数。为得到完整的国民幸福指数核算指数体系，就要求得生产总值指数、社会健康指数、社会福利指数、社会文明指数和生态环境指数。根据这些指数可以得出如下的国民幸福指数核算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