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幸福应收款有多少

① 房企应付账款超3.5万亿 成为躲避“三道红线”利器

证券时报记者 罗曼

6月29日，三棵树(603737,股吧)一则公告称，本应于今年3月31日到期的商业承兑汇票（简称“商票”）出现逾期，并涉及两家上市房企，其中一家逾期票据金额5137.06万元，另一家逾期票据金额148.44万元。随后逾期金额较大的一家房企向证券时报记者回应，逾期票据已于今年6月初兑付。

本是一则不起眼的公告，却再次撕开了房企通过商票变相融资的口子。三棵树的公告中有一个细节，公告称以龙头房企为主的一线地产商使用票据支付比例提升，从而导致报告期内公司应收票据余额持续增长。

由于票据支付在资产负债表中计入应付账款、应付票据科目，体现为公司的无息债务，因此房企通过支付票据不仅能替代融资，同时在“三道红线”监管下，还能降低红线（净负债率指标以及现金短债比指标）。于是，一大批房企纷纷通过增加应付账款及票据方式调节负债结构，并扩大对上游供应商的资金占用。

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一季度，上市房企的有息债务（包含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非流动负债、长期借款、应付债券）增速同比为24.09%，到2021年一季度，这一增速已降至2.5%，有息债务增速呈现明显下滑趋势。然而，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却在大规模增加，截至2020年末，上市房企的应付账款及应付票据规模增至约3.54万亿元。房企“隐形债务”规模的大幅增加导致房企总负债规模不降反升，甚至是房企的偿债能力可能被高估。

房企应付账款及票据金额的快速上升带来不可忽视的风险。有消息称央行等监管部门已经出手，将试点房企的商票数据纳入监控范围，要求房企将商票数据随“三道红线”监测数据每月上报。

证券时报记者就上述消息向央行相关部门求证，但对方称不作回应。在行业整体偏紧的外部环境下，应付款“隐形债务”的偿还必然会影响到企业的流动性，并考验房企的偿债能力和项目的周转能力。

房企利用票据变相融资

自2018年以来，面对房地产市场波动和政策持续调控，尤其是2020年8月20日监管下发的“三道红线”政策，房企纷纷开始调整债务结构，优化杠杆指标。

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房企商票承兑规模约3667亿元，同比增长36.2%，房企商票承兑规模大幅上升。

某地产商上游供应商告诉记者，“目前近60%房企都使用商票进行材料采购、工程款支付等，40%房企不用商票主要因为企业资质太差、流通性低，市场不认。商票支付贯穿整个房地产产业链，包括招标、开发建设、采购、设计、销售等环节。”

今年以来，陷入商票到期未兑付风波的房企为数不少，华夏幸福(600340,股吧)、阳光城(000671,股吧)、实地地产、中梁控股、荣盛发展(002146,股吧)等地产商均出现过商票未能按期兑付的情况。

“房企商票推后几个月支付实际上在行业里很正常，只是没有爆出来。比如我们跟宝能地产合作，有些项目早已经完工，但是款可能在1年甚至2年后支付，不过最终都是会付。有些工程款需要我们自己垫付，虽然利润被压得很低，结款周期也很长，但是没有办法，还是要合作的。”地产建筑材料商老吴告诉记者。

三棵树公告中一个细节更是透露出龙头房企在与供应商的合作关系中通常占据主导地位。公告称，报告期内公司收入增长较大部分来源于工程墙面漆业务收入增长，而公司应收票据结算基本来自工程墙面漆及装饰施工业务。公司应收票据余额与工程地产相关收入具备一定匹配性，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地产工程类客户收入不断增加，且以中国恒大为主的一线地产商使用票据支付比例提升。

相比于银行借贷、发行债券，房企依赖票据其实就是一种“赊账”行为，通过挤占上游供应商资金，缓解自身资金周转压力，实为变相融资。越强势的房企在与供应商合作中，越容易实现延期付款。

但对于商票而言，票据持有人考虑到长期合作，通常不会在公开渠道发声。当房企资金链紧张，商票的兑付优先级相比金融类机构要低很多，即债权人的权利并没有完全得到保障。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商票持票人超过2～3个月未收到款也较正常，房企结款时普遍存在拖延。

据记者统计，目前市场仍有大量地产企业采用商票结算，包含万科、绿地、保利地产(600048,股吧)、碧桂园、融创在内的多达60家上市房企。商票为何如此受欢迎？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向记者分析，相比于银行贷款、发债、信托及资管等融资渠道，商票的优势就在于流程简单且便捷，无须备案、抵押、中介机构尽职审查等繁杂程序，且资金用途灵活。其次，商票是一种非常好的“赊账”方式，因为商票不占用其在金融机构的授信额度，不计入有息负债，成为降低房企净负债率以及现金短债比的一个重要方式。第三，房地产融资政策趋向收紧，从需求端到供给端，银行借款、债券、非标等融资渠道持续收窄，票据便成为各大地产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

因此，携规模优势，在上下游产业链掌握话语权的头部房企，应付票据金额近年来迅速走高。上海票据交易所数据显示，2020年TOP19房企总体商票承兑余额达到3355.74亿元，较2019年增长36.59%，占全国商票承兑总量的9.27%。

“三道红线”压顶 房企大腾挪

2020年8月20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三道红线”政策，具体为红线一：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大于70%。红线二：净负债率大于100%。红线三：现金短债比小于1倍。根据“三道红线”触线情况不同，试点房地产企业被分为“红、橙、黄、绿”四档。

以有息负债规模为融资管理操作目标，分档设定为有息负债规模增速阈值，每降低一档，上限增加5%，即如果“三线”均超出阈值为“红色档”，有息负债规模以2019年6月底为上限，不得增加；“二线”超出阈值为“橙色档”，有息负债规模年增速不得超过5%；“一线”超出阈值为“黄色档”，有息负债规模年增速不得超过10%；“三线”均未超出阈值为“绿色档”，有息负债规模年增速不得超过15%。

“三道红线”的具体算法为：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总负债-预收）/（总资产-预收）。红线2：净负债率=（有息负债-货币资金）/合并权益。红线3：现金短债比=货币资金/短期有息债务。

以此可看出，为避免踩线，房企完全有动力调整债务结构，手段之一就是将有息负债挪入应付账款及票据、其他应付款等无息负债科目，进而减少表内有息负债。简单理解，就是扩大分子，减小分母，从而降低显性负债率指标。因此，越来越多房企通过增加应付款的方式来缓解资金压力，实现加杠杆经营。

标普信评房地产分析师刘晓亮对记者表示，“若监管把房企商票纳入‘三道红线’监管范围，我相信对某些企业的指标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在融资环境趋紧和疫情尚未结束背景下，房企倾向于用财务手段调整债务结构是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一种自然反应，这是可以理解的。同时，也是为了给自己找到更好的融资渠道。”

较为典型的是某龙头房企，有息负债去年在最高时曾达8700亿元，今年上半年已降至5700多亿元，短短一年大幅下降近3000亿元，从而完成今年“6月底前有息负债降到5字头，至少实现一条红线变绿”的目标。该房企6月30日称，净负债率已降至100%以下，实现一条红线变绿。

然而，该房企的应付账款及票据近年来大幅度增加，占整个上市房企应付账款及票据规模比例达17.5%，尤其是其应付票据成为房企规模之最，总负债规模在2020年度接近2万亿元。

Wind房地产开发统计口径数据显示，2018年度上市房企有息债务规模合计7.4万亿元，同比增长17.5%；2019年度有息债务规模合计8.2万亿元，同比增长10.8%；2020年度有息债务规模合计8.6万亿元，同比增长4.8%。若从单季度数据看，2018年一季度上市房企有息债务规模同比增长24.09%，到2021年一季度，同比增长2.5%。同一报告期内，上市房企的营业收入明显上涨， 2021年一季度同比增长高达112.25%。

数据显示，在营业收入规模大幅增长的同时，上市房企的有息债务规模虽然仍在上涨，但增速已明显放缓。同时，房企应付账款及票据规模呈现大比例上升趋势。

记者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度上市房企应付账款及票据规模合计为2.1万亿元，2019年为2.82万亿元，2020年度这一规模已达3.54万亿元，同比增速达25.5%。其中恒大最高，达到6217.15亿元，同比增长14.1%；其次是碧桂园，达到3893.84亿元，同比增长18.25%；万科达到2962.92亿元，同比增长10.5%。

在应付账款及票据规模大幅增加之下，房企总负债规模不降反升。自2018年至2020年度，房企总负债规模分别为19万亿元、22.2万亿元、24.8万亿元。

从另一角度看，记者统计境内上市100家房地产样本企业，2020年度存货周转率中值为0.32，较2019年的0.3略有提升。但同期样本企业的少数股东权益、长期股权投资和其他应收款中值分别同比增加54.6%、20.4%和21.6%。作为对照，样本房企总资产中值2020年同比仅增长10.2%。

上述数据意味着，样本房企整体经营效率提升有限，但通过大幅扩大自身少数股东权益规模，提升了表外项目占比，从而改善并表范围内的财务杠杆。

“尽管房地产开发企业受‘三道红线’监管要求的影响纷纷降低表内财务杠杆，以减少自身触及红线的数量，但是行业整体杠杆改善情况有限。从企业数量上看，100家样本房企中65%的企业存在较为明显的财务运作迹象，这表明采用财务方式降低表内杠杆已经成为行业通行的做法。”刘晓亮表示。

警惕房企流动性指标恶化

如上所述，房企通过财务方式降低表内杠杆，进而改善“三道红线”核心指标达到监管要求。Wind数据显示，上市房企的净负债率均值的确有所下降。2020年度上市房企净负债率均值为70.5%，2019年为93.14%，下降较为明显。但扣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均值却有所上升，从2019年的51.59%上升至53.19%。

对此，刘晓亮分析，债务腾挪可能会让房企的偿债能力被高估，应付款“隐形债务”的偿还也会影响到企业流动性，考验房企的偿债能力和项目周转能力。

值得警惕的是，100家样本房企现金短债比均值出现恶化，从2019年的2.33倍下降到去年的1.18倍。现金短债比的恶化意味着行业流动性压力有所提升，流通性压力较大的房企同时也面临经营和再融资压力。

具体来看，42%的企业2020年末现金短债比较2019年下降，其中有25家现金短债比小于1倍，表明这些企业的流动性压力逐渐加大且流动性风险较高。比如泰禾集团(000732,股吧)，2019年度现金短债比为0.24倍，2020年度这一比值下降到0.1倍，华夏幸福现金短债比从2019年的0.63倍下降至2020年末的0.28倍。

此外，这些企业还表现出存货周转率较低和净负债率较高的特征。

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连平表示，存货周转率较低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房企销售回款减慢，在严控有息负债规模增长的同时，销售回款却不能弥补有息负债增速下降，一旦有息负债增速与销售回款增速同时下降，部分房企面临资金断裂的风险较大。

刘晓亮称，若房企融资环境持续偏紧，流动性风险将成为引发房企信用事件的重要触发因素。

房企今年信用债

到期偿还压力较大

事实上，自2016年以来，房企融资渠道就成了监管层重点调控对象。2018年“资管新规”出台以来，非标融资持续收紧，房企融资进一步受限。2019年监管打击“前融”，同时进一步规范地产债、地产美元债发行。2020年以来，尽管境内地产债、境外地产美元债出现发行高峰，但债券募集资金用途却始终没有出现实质性放松，同时，金交所等非标融资渠道被明令禁止，进一步限制了部分房企的资金来源。

用数据体现更为直观。记者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度房企境内发债规模为8700亿元，发行只数929只，净融资额达7985亿元。然而,自2020年8月至今年7月15日，房企已经连续10个月净融资为负值。今年以来，房企境内信用债净融资为-2907亿元。

境外债方面，2016年以来房企海外发债规模不断上升，2019年规模达800亿元美元（折合人民币5200亿元）高峰。同年7月9日，发改委发布778号文（文件全称《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推进房地产企业发行外债申请备案登记管理改革的通知》），房地产企业发行境外债只能用于置换未来一年内到期的中长期境外债务，叠加疫情冲击影响，2020年房企海外发债规模明显缩减至643亿美元。今年一季度，地产美元债净增量为72亿美元，较2020年一季度和2019年一季度分别大幅下降65%和72%，今年以来房企海外发债有5个月净融资额为负，累计净融资-55.46亿美元。

更难的是，房企还将在今年迎来偿债高峰期，流动资金紧张可想而知。

Wind数据显示，2021年房企境内信用债总偿还量（包含了到期偿还量、提前兑付量、回售量）规模创历史新高。截至7月15日，房企境内信用债到期偿还量已经达到6467.37亿元，相比2020年增加1265亿元。全年总偿还量规模约为7217亿元，相比2020年增加814亿元，涉及到期债券826只，到期偿还压力较大。

这仅是境内信用债到期规模，2021年同样也是房企海外债到期高峰期。数据显示，截至7月15日，海外债到期规模达到367美元（约人民币2496亿元），全年到期规模达到583亿美元（约人民币3797亿元），涉及207只债券。即，今年到期的境内外债券规模合计达到人民币10924亿元。

在偿债压力叠加严控有息负债增速的背景下，房地产金融风险不容小觑。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中央高层多次强调“房住不炒”、“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手段”的背景下，房企高杠杆经营将难以持续。

② 华夏幸福自救

2020年受调控政策及疫情影响，华夏幸福三季度销售回款大幅度下降，一年内到期债务超过千亿规模。2021年初，华夏幸福先后被穆迪、惠誉、中诚信等评级机构下调信用评级，中融信托的两笔信托融资也被传逾期。

华夏幸福的情况引起了广泛关注，1月21日，上交所对华夏幸福下发了监管工作函。

实际上，从2020年12月，华夏幸福与平安就开始商讨应对方案，一方面加大销售和回款缓解现金压力，另一方面与平安商讨相关资产交易价格。2018年入股以来，平安累计向华夏幸福投入超过300亿元。

自救的同时，河北方面也开始协助华夏幸福脱困，首个动作是援助95亿元现金。“我们并不是没钱，而是产业新城的账款回不来。”另一位华夏幸福的人士认为，华夏幸福暂时出现的困难，直接原因是环京区域限购及疫情等因素对销售回款带来的影响。

危机

1月20日，华夏幸福发布公告，对“16华夏债”14.8亿元债券全部实施回售，并于1月23日前对这笔债券进行转售。截稿前，华夏幸福还未公布进一步信息。

此前传出河北省将有条件援助华夏幸福的95亿元现金，首笔30亿元资金中的15亿元将用来回售“16华夏债”。

这笔在2023年到期的债务，投资人没有在回售期选择继续持有，一定程度显示了投资人对华夏幸福偿债能力的担忧。

企业预警通数据显示，华夏幸福及子公司存量债券余额为522亿元，2021年到期债券接近200亿元，其中2021年3月需要偿还的债券有78亿元。

除了国内信用债，华夏幸福还有45.6亿美元的海外债，其中有16.7亿美元需要在半年内偿还。综合来看，2021年华夏幸福需要偿还的国内信用债和美元债合计规模超过300亿元。

信用债只是华夏幸福短期负债的部分。根据2020年三季报，截至2020年9月底，华夏幸福有息负债规模2226亿元，其中一年内到期负债1177亿元，而同期华夏幸福的现金为386亿元。

华夏幸福现金对短期负债覆盖比为0.33左右，与2020年中相比，进一步恶化。按照2020年中报数据，在42家主要房企中，华夏幸福现金短债比仅高于恒大和富力，低于其他39家房企。

现金短债比作为企业一项财务指标，反映了偿债能力，一般房企会通过加大销售回款力度来弥补现金流不足。但是对华夏幸福来说，由于重仓的环京区域限购，叠加2020年疫情影响，销售回款乏力。

2020年1-9月，虽然华夏幸福的产业园区回款同比上升37%，但由于房地产签约销售同比下滑60%，使得最终当期销售额只有600亿元，下滑超过四成。

在房地产销售贡献方面，虽然其他区域贡献逐步加大，但京津冀区域依然是最重要的粮仓，销售面积占比超过4成，结算占比达到了47%。

多位华夏幸福的人士透露，2017年，环京区域限购对华夏幸福造成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虽然近年华夏幸福在区域和业务布局上均在不断调整，用以缓解环京限购带来的压力，但调整发挥作用需要时间。

根据2020年三季报，华夏幸福产业新城土地储备中，待开发面积及一级土地整理面积，京津冀区域的占比不断下降，但在850万平方米的计容土储面积中，京津冀区域的占比依然接近八成。

而2021年又是房企偿还债务的高峰期，根据机构统计，2021年房地产行业到期债务规模达到10909亿元，为近年峰值，其中信用债到期规模总额在8成左右。

华夏幸福同样如此，2021年是其偿债高峰期。目前市场传言，华夏幸福向中融信托发行的两笔信托借款逾期。

如何面对千亿之巨的到期负债，对华夏幸福而言，是一道艰难的考题。华夏幸福方面表示，目前公司正在积极化解相关债务带来的风险和影响。

自救

2020年三季度，大部分房企的销售业绩已经恢复至常态，个别房企业绩还出现大幅增长。华夏幸福是少数业绩出现下滑的企业之一。

三季度业绩出笼后，华夏幸福管理层和第二大股东平安方面开始积极沟通，试图寻找一个性价比更高的脱困方案。

据多位华夏幸福人士证实，王文学为首的大股东、平安及管理层，针对华夏幸福的现状和救助方案进行了多次讨论，就可能出现的局面进行了推演，并商讨不同情况下的应对方案和措施，包括：

第一，对部分优质的产业新城项目，加大与第二大股东平安和华夏幸福南方总部的协同效应，对部分重资产进行变现。2020年，这一模式已经率先在固安产业新城落地。

第二，对部分三四线产业新城项目，加快平台化进程，从土地、房地产项目、公共设施运营等多个维度引入合作方，加快资产变现力度。

这些措施与方案的执行力度，基于平安和外部资源的意愿，也基于华夏幸福实际状况，不同状况下，资源处置方式和力度不同。

一位华夏幸福的人士表示，原本产业新城的房地产项目均由华夏幸福自行开发，从2017年开始引入外部开发商合作，目前已经与20家左右的房企有过合作的案例。

华夏幸福此前的合作仅限于房地产项目的合作开发，而未来，无论深度还是广度都将进一步扩展。包括不排除外部房企独立开发产业内的房地产项目、商办项目，以及相关资产进行资产证券化等方式。“主要看到了哪一步。”上述华夏幸福人士表示，“几个老板在商讨过程中，对不同情况采取的措施进行了推演，不是说我们一下就要把资产都卖出去。”

在华夏幸福实施自救的同时，河北方面也积极协助华夏幸福渡过难关，提供95亿元财政支持只是其中之一。

据多方信息证实，目前河北方面正在与包括华夏幸福债权人在内的金融机构进行沟通，以避免出现釜底抽薪的极端情况，包括：

第一，与银行等机构沟通，避免出现断贷、抽贷、停贷等情况。对华夏幸福脆弱的财务状况来说，类似极端情况显然无法承受。截至2020年中，华夏幸福还有2824亿元的银行授信额度未用；

第二，与华夏幸福的债权机构协调，对部分到期或即将到期而无法偿还的债务进行展期，避免出现集中兑付。从2020年三季度财报来看，华夏幸福到期债务占有息负债的一半左右，在房企中占比较高。

截至2020年12月12日，华夏幸福担保总额为1598亿元，其中对非并表参股公司担保额不到5亿元。华夏幸福人士也表示，与同行相比，华夏幸福并没有太多表外负债，看不见的风险相对小。

资产几何

截至2020年3季度末，华夏幸福在全国各地有52个产业新城项目，其中河北省内项目18个，尤其是固安、大厂、香河等环京区域项目，支撑起华夏幸福收入的半壁江山。

2016年，华夏幸福销售额首次跨入千亿房企阵营，位列中国房企百强榜第8位。2017年5月，环京地区出台以县级为单位的调控政策，华夏幸福首当其冲。

2018年，在河北的牵线下，华夏幸福引入平安作为战略股东，华润置地出身的吴向东和俞建介入华夏幸福管理，一起主导了华夏幸福组织架构和人事考核等方面的变革，并成立了与平安深入协同的南方总部。

为了化解重仓京津冀的风险，华夏幸福一方面有意识地加大非京津冀区域的投资力度，环南京、环杭州、环郑州和环武汉等区域贡献占比开始上升，同时减少对部分低效项目的投入力度。

另一方面，以吴向东为首的南方总部，重点在一二线城市核心区域发展集商办住为一体的综合体项目，目前在武汉、南京、哈尔滨、桂林等地落地项目，同时在珠三角广泛介入城市更新项目。

上述华夏幸福人士透露，南方总部及吴向东团队的加入，使得华夏幸福在产业新城的发展内涵更加多元，与地方政府谈判的筹码和话语权更大。

产业新城本身回款周期长、回款慢，在房地产市场上行过程中，通过房地产销售回款可以弥补产业新城回款慢的缺陷；一旦楼市转冷，这一短板造成的影响也会加剧。

与其他房企相比，华夏幸福的合同资产规模较大，截至2020年9月底，以1343亿元位居房地产行业第二位；二是应收账款规模大，同期华夏幸福以547亿元位居房地产行业第三名。万科等典型房企的这两个指标规模均在几十亿元级别。

据华夏幸福人士透露，产业新城园区回款较慢，通常情况下，从结算到回款需要一到两年时间。“结算完，还需要地方两会批准确认，两会每年召开一次，错过了就得第二年，而且批准纳入当年预算了，还得政府有钱才行。”

华夏幸福的合同负债中大部分即为已经完工未结算的产业服务收入，而应收状况则多数为已结算未付款收入，华夏幸福的应收账款的欠款人中几乎清一色为地方政府。

2020年中报显示，华夏幸福应收账款前五欠款人中分别为固安新兴示范区财政局、沙城经开区管委会、溧水经开区管委会、嘉善商服区管委会和大厂县财政局，欠款总额近280亿元。

华夏幸福也在利用部分应收账款做抵押进行融资，2020年，华夏幸福利用多地产业新城综合咨询服务费共计12亿元应收款为抵押，向廊坊银行获得10亿元融资。本次被传违约的中融信托借款，其中一笔抵押物为大厂财政局的应收账款。

截至2020年三季度末，华夏幸福持有待开发的土地面积588万平方米，一级土地开发面积1112万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1168万平方米，涉及总投资超过5000亿元。其中有317万平方米的计容面积为商办综合体项目。

此外，由于产业新城涉及成片开发，除了已经获取的土地，华夏幸福旗下还有众多权益内的土地及基础设施相关资产，这些资产，成为华夏幸福的重要砝码。

③ 2020鼠年的十大商业败局

敬畏底线、尊重常识，方能基业长久

庚子鼠年收尾，辛丑牛年将至，过去一年的商海沉浮中，有哪些教训值得铭记？我们挑选了十大败局，以飨读者。“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商场亦然，这十大商业败局再次提醒我们，敬畏底线、尊重常识，方能基业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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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霸君：独角兽猝死寒风中

2020年12月，学霸君破产倒闭的消息冲上热搜。此前，被称为“独角兽”、“胡润瞪羚”的学霸君，是许多TMT创业者心中的奇迹。

学霸君，以拍照搜题产品起家，一度与猿题库、作业帮齐名。以学习型工具积累了原始流量后，学霸君开始 探索 更多教育形态。2016年后，只有1对1、小班课和拍照搜题被保留下来。2018年学霸君对外称，1对1单月营收破亿，续报率高达87%，预计年底可达到10亿营收。

学霸君突然宣布破产后，大批家长及员工开始讨要被拖欠的学费和工资。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背上了教育贷款。据学霸君大股东、创始人兼CEO张凯磊公开的数据，有5万名学生、3000名员工、1000名老师和100多名代理商受到波及。

学霸君倒下的背后，是K12在线1对1赛道的缩影。张凯磊在公开信中说，过去三年，学霸君没有融过一笔大钱，最少五次游走在资金链断裂的边缘。这是大部分在线1对1公司的困局。为了挽回颓势，张凯磊也曾尝试出售小班课救1对1，后因负面新闻未能完成交易。

但即便出售成功或拿到融资，获得腾挪机会，也不过是让学霸君撑久一些，事情并未发生本质变化——获客成本水涨船高，低毛利状况难以改变，自主造血几是奢望。目前，互联网风投的泡沫正在消散，商业模型无法跑通的公司越发难以得到投资人的青睐，资金链断裂几是必然。

暴雷后，学霸君高管在积极善后，联系其他教育机构接手员工，为其他教育机构对接学霸君的学生，并出售拍照搜题业务，以填补课时费和工资的缺口。2021年1月底，有消息称深圳平行线在线教育公司正在洽谈收购优学小班。

学霸君的故事为中小在线教育机构敲响了警钟。既然获得外部融资的难度越来越大，也无力与头部公司掰手腕、比投放，那就必须沉下心来，打磨产品特色，精细化运营，才能避免在下一个冬天死去。

9

遭阿里边缘化，虾米音乐关闭

2021年1月5日，虾米音乐宣布一个月后关闭服务。2月5日，虾米音乐彻底停止服务，虾米的 历史 停在了庚子鼠年。

虾米音乐成立于2007年10月，创始人王皓是大学乐队的吉他手，另一位创始人朱七是民谣音乐人。2008年-2010年，虾米音乐完成了3轮融资，投资方为深创投和盛大集团。2013年，虾米被阿里巴巴并购。

被巨头加持的虾米一度高光，平台注册用户曾超2000万。多位接受《 财经 》采访的业内人士认为，虾米之所以特殊，只因它是“一款音乐人做出的产品”。

虾米音乐对于音乐人最独特的价值有两点：一是拥有全网最全的曲库；二是会帮助独立唱片公司发现风格类似的艺人。

但对于非专业音乐爱好者来说，虾米价值有限。资本追求收益，用户则跟着版权走。虾米的用户自行上传模式，导致平台上出现了大量盗版歌曲。

2015年，国家版权局开始规范音乐版权，打击盗版。虾米音乐的其他竞品，在这一年大量购入版权，而阿里高层始终未将版权至于重要战略地位，最终导致虾米错失机会。

截至2020年6月，酷狗音乐月活跃用户2.81亿，QQ音乐2.68亿，酷我音乐1.64亿，网易云音乐1.38亿，咪咕音乐与虾米音乐均约4000万。

虾米音乐不断被阿里边缘化，缺版权，用户流失，数据表现欠佳。

虾米一高管告诉《 财经 》，虾米关停是正常的业务调整，接下来会在更多音乐商业场景服务上进行 探索 ，推出“音螺”平台，帮助音乐人和厂牌拓展更多音乐使用渠道。

虾米的败因是版权，它的初心却是帮助音乐人赚到钱，这个略显讽刺的反差提醒我们，创造版权的音乐人和销售版权的音乐平台是两个利益主体，平台繁荣不代表音乐人的日子变好，但后者才是所有的繁荣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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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控人挪用舍得酒业巨额资金，地方政府发难

川酒“六朵金花”之一的舍得酒业（600702.SH），在白酒板块一路高歌的2020年，忽然被ST，是该行业最大的“雷”。

但观看该公司财报，各种数据却非常 健康 。2018年、2019年，其营业收入分别为22.1亿和26.5亿，扣非净利润分别为3.0亿和5.1亿。即便在疫情下，2020年前三季营收17.6亿元，扣非净利润2.9亿元，业绩不俗。

其被ST的性质，非常特殊。既非连续亏损，也非资不抵债，而是被原实控人挪用资金——天洋集团及其关联方在两年内合计挪用资金超40亿元。截至东窗事发，尚有4.8亿元未予归还。

即便被挪用巨款，截至2020年6月30日，ST舍得账上尚有货币资金11.6亿元，并未伤筋动骨。

持有舍得酒业29.91%股份的四川沱牌舍得集团，原由天洋集团控股70%，射洪地方政府占股30%。天洋挪用上市公司资金，地方政府开始发难。2020年秋，大批舍得酒业高管被公安部门控制，罪名是“涉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天洋集团控制人周政能否脱责，尚在两说。

2020年底，在地方政府操盘下，天洋集团所持沱牌集团的70%股份，被公开拍卖，最后花落豫园股份（600655.SH），对价为45.3亿元。相比天洋在2016年所花费的38.22亿元，增值幅度不大。

从此，郭广昌成为ST舍得实控人。

彼时，为筹集并购资金，天洋集团贷款23亿元，通过麾下公司发债15亿元。不料想，环京地产在遭遇限购等政策打击后一片哀嚎。在廊坊燕郊地产投入巨资的天洋，也深陷泥沼。最后，拆东墙补西墙的天洋，将黑手伸向了舍得酒业。

实控人挪用上市公司资金，曾是一些国有控股公司的通病。ST舍得的暴雷，证明民营资本控股也难免此类弊病。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强化资本市场监管，仍然任重道远。

公允评价，天洋操盘舍得酒业这几年，该公司无论品牌、市场，还是具体业绩，都深受业界好评。郭广昌接手后，ST舍得更是股价狂飙，显示了资本市场看多其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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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煤炭巨头永煤控股多只信用债违约

2020年11月中下旬，永煤控股未能按期兑付多只信用债，陷入持续违约。永煤控股被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谴责，并被暂停债务融资工具相关业务1年；曾参与“永煤债”承销的三家主承销商受到处分，中诚信国际等6家机构被警告。

永煤控股是河南省国有大型煤炭企业，中国500强。河南省国资委独资公司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控股永煤96.01%，兴业国际信托持有其余股权。

2018年末、2019年末，永煤控股总资产1623.4亿元、1642.7亿元；总负债1255.9亿元、1260.1亿元。同期营业收入为489.9亿元、470.2亿元；归母净利润为-11.4亿元、-13.2亿元。

永煤控股大而不强，除了企业自身经营水平不高外，煤炭是永煤控股的核心业务，毛利润的主要贡献者，企业效益过于依赖煤炭行情。永煤控股的非煤业务盈利能力差，其中化工业务近年来毛利率从18.1%降至2.1%，拖累了公司的整体业绩。

更严重的是，永煤控股被大股东的内部关联单位巨额占用资金。2019年末，关联方占款高达104.46亿元！

永煤违约，严重打击了债券市场的投资者信心，相关行业、相关省份的部分信用债一度暴跌，还使得多只债券取消发行。业内预计，该事件在未来数年，会让部分省份和部分国企的融资环境蒙上阴影，增加债券发行难度。

6

蛋壳公寓，蛋壳碎了一地

2020年冬，蛋壳公寓（NYSE：DNK）资金链断裂，引发多米诺效应。寒风凛冽中，收不到租金的大批房东要求与蛋壳解约，并引发多起房东、租客暴力冲突。目前，蛋壳房源全部下架，经营中断。

蛋壳公寓2015年1月成立于北京，2020年1月17日登陆纽交所，前三大股东分别为老虎基金、愉悦资本，以及创始人高靖。

蛋壳公寓的业务模式为“二房东”式的住房租赁，公司主要营收来源为租金， 2019年总营收为71.3亿元，归母净利润-34.4亿元，总债务86.3亿元。

2020年6月，高靖忽然被有关机构带走调查，联合创始人崔岩代理CEO。此前，蛋壳现金流危机已经出现苗头。先是普遍拖欠供应商货款，导致被欠款的保洁、维修等服务商无法开支，蛋壳服务质量下降，租客投诉迅速增加。到了2020年冬，收不到租金的房东们和租客暴力冲突不断。

蛋壳爆雷最主要的原因是盲目扩张。2017-2019年，蛋壳在营房间数上增长近30倍；在扩张方向上，蛋壳也存在战略性失误。2019年，蛋壳扩张重点区域是坪效较低的二线城市。

蛋壳为新增房源付出巨大前期投入。据蛋壳的招股书，平均每套新增房源的成本，需要12-20个月后才能收回。2017-2019年，蛋壳每年亏损额从2.7亿余元迅速增至34亿余元。

突然爆发的新冠疫情，也沉重打击了租赁市场，催化了蛋壳爆雷。因为对未来房租上涨持乐观态度，蛋壳在与房东们签约时，普遍签了4-6年长约，且为争夺市场，提供了较高报价。但疫情下，全国租房市场价格普降，蛋壳的客单价下滑，入住率也承压，无法保证可持续的现金流。

蛋壳爆雷后，在政府协调推动下，蛋壳房源的业主、租客陆续与蛋壳解约，“租金贷”提供方微众银行放弃了对租客个人的债权，而转为对蛋壳的应收款。但是，供应商被拖欠的货款、员工未发的薪水，以及长付租客预支的租金，仍未得到实质性解决。

5

环京地产巨头华夏幸福债务逾期52.55亿

2021年2月1日晚，华夏幸福（600340.SH）发布公告，承认债务逾期52.55亿元。截至2021年1月31日，公司可动用货币资金为8亿元，无法偿付金融机构到期债务。

华夏幸福由王文学创立于1998年，公司主营为产业新城和商业办公运营，环京区域是其大本营。

华夏幸福的产业新城建设采用与地方政府合作的模式，政府主导、企业运营、利益共享。2018年以来，华夏幸福已完成围绕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杭州、武汉等全国15个核心都市圈的布局。

规模大扩张，并不意味着企业基本面向好。在2018年7月和2019年2月，中国平安曾两度注资华夏幸福，总计投入179亿元，从而以25%的持股比例成为第二大股东，但相比华夏幸福超过2000亿（截至2020年中）的有息负债，平安的注资仍难挽狂澜。

在债委会会议上，王文学将此次债务危机大体归因为三点：一是疫情原因。2019年9月，华夏幸福116亿元重仓武汉，疫情突发导致经营计划近乎中断；二是错误判断环京形势，投资过于集中。2017年，环北京地区的廊坊、张家口、保定等地出台“限购令”，环京楼市遭遇重创，尽管2017年华夏幸福的销售额增加了25%，但其经营性现金流却由正转负，为-162.28亿元，降幅高达309.04%；三是前期扩张激进，管理不够精细，2019和2020年，华夏幸福每年拿地规模均在300亿元以上。

除此，产业新城的业务模式，也间接导致了这家公司的现金流紧张。其产业新城项目多与地方政府合作，项目帐期一般为3-5年，回款周期比普通商业地产开发至少多出两年。

华夏幸福正向河北省委省政府、廊坊市委市政府寻求支持。廊坊市长表示，政府会提供政策支持，紧急调拨财政资金，加快一部分政府应付款的偿付，并且全力帮助企业加快销售回款。

4

“豪宅先生”泰禾集团中票违约，且成行业“亏损王”

2020年7月6日，泰禾集团(000732.SZ)中期票据违约，资金链断裂。创始人黄其森决定放弃第一大股东之位，引入投资人。但除了万科集团以苛刻条件支持了24亿元外，泰禾集团没有找到更多加持，亦没有同债权人达成合解。

2021年1月30日，泰禾集团公告，预计2020年全年亏损41.7亿-55.2亿元，拿下当年房地产行业“亏损王”悬念不大。

泰禾集团是闽系房企的代表，始创于1996年。面向高净值购房者的“中国院子”系列产品是泰禾的标签，黄其森也因此赢得“豪宅先生”绰号。2017年，泰禾集团销售跨越千亿，2018年销售1303.4亿元，位列全国房企销量第20。

2019年，泰禾显露危机征兆——负债高企、高管流失、现金流吃紧、事故频发。一年后，泰禾资金链断裂，从巅峰跌落谷底。截至2021年2月初，泰禾市值67.7亿元，较2018年最高点下跌了近95%。

泰禾迅速跌落的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2018年后中央金融监管趋严，泰禾对监管层去杠杆的决心评估不足，错判形势，在行业收缩时，仍然放大资金杠杆；

第二，公司主要布局在一线，主打产品为高端住宅，当一线城市限价、限购、限售、主推刚需时，豪宅市场就变得艰难；

第三，转型刚需步伐过慢。2019年底，泰禾计划甩卖一批优质刚需房，却遭遇疫情，导致无集中交付项目，加速了资金链断裂。

3

大肆“买买买”，紫光集团深陷债务危机

2020年，紫光集团深陷债务危机。截至2021年2月1日，紫光集团已到期债务累计金额人民币21.1亿元，公司全资子公司已到期美元债本息合计15.6亿美元。

紫光集团成立于1993年4月。2010年通过股改引入了北京健坤投资集团，持股49%；清华控股仍是控股股东，持股51%。健坤董事长赵伟国从2010年任紫光董事长至今。

赵伟国执掌紫光集团后，发起多项收购，将业务版图定位在芯片和云网设备两大硬 科技 领域。目前紫光集团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综合性集成电路企业。旗下有多家面向芯片领域的子公司，如长江存储、紫光国微（002049.SZ）、紫光展锐、法国立联信等；其他子公司如新华三、紫光云,则面向IT设备和云服务市场。

紫光集团2020年上半年营收347.5亿元，归母净利润-33.8亿元；总资产2996.5亿元，总负债2029.4亿元。

行业人士普遍认为，紫光集团今天的债务危机，正是源自前期的大肆“买买买”，过度收购并过度依赖债券融资所致。另外，旗下子公司长江存储需要长期、大量烧钱。

2021年紫光债务危机是否会越滚越大，以至于陷入破产重组？业界不乏担忧。但相较于早前违约的北大方正，清华紫光为自主芯片领军企业，战略重要性更高，其后续处理方案已是万众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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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重点国企华晨集团破产重整

2020年10月23日，华晨私募债发生违约。华晨集团公告称，债务违约本息金额合计66.4亿元。11月20日，沈阳中院裁定华晨集团进入破产重整程序。

华晨集团是辽宁省重点国企，大股东辽宁省国资委持股80%，二股东辽宁省 社会 保障基金理事会持股20%。

1992年，资本高手仰融创立华晨集团，同年并购老牌国企金杯 汽车 资产赴美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赴美上市的公司。2001年，又成为第一家和跨国 汽车 巨头合资的民营企业。2002年，华晨转为全资国企。2006年至2018年，华晨一直由大连市原副市长祁玉民掌舵。2019年3月，沈阳市原副市长阎秉哲接任华晨董事长。

2006年之后，华晨的自主品牌建设一度领先，尊驰、骏捷等车型出现脱销。但中国 汽车 市场进入成熟阶段后，华晨自主品牌因为产品力不佳迅速掉队，被吉利、长城等民营公司和上汽、广汽等老牌国企反超。

华晨集团旗下有4家上市公司，其中华晨中国（1114.HK）拥有50%的华晨宝马股权，但2022年后将降至25%。

单看财报，得不出华晨集团高危的结论。2020年上半年，华晨集团净利润63亿元，经营现金流50亿元；2019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为110亿元和240亿元。但是，这是合并子公司报表后的数据，华晨集团无法动用上市公司账上的资金，只能动用自主品牌全资子公司中华和华颂的钱，而这两家公司销量不佳，在疫情打击下已停产至今。

截至2020年6月末，华晨集团总资产1933亿元，短期债务1027亿元，而华晨集团的可动用资金仅为346亿元。

华晨集团作为控股公司，本身不从事实体业务，而是作为融资主体，为旗下各子公司融资。但是融来的钱投向何处，成效几何？在2020年11月30日的债权人大会上，被多次问及的华晨集团代表未做回应。

2021年1月12日，上交所就华晨集团的债券违约事件公开谴责华晨集团、其董事长阎秉哲、时任总会计师、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高新刚。

业界并不看好重整后的华晨集团。中德诺浩 汽车 职业教育研究院院长孙勇认为，由于政商环境恶化和企业失去信用，加上在宝马合资公司中变成小股东，华晨集团未来被兼并重组，是大概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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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幸咖啡财务造假，引发退市+内斗

2020年4月，瑞幸咖啡（Nasdaq:LK）自曝虚构销售数据、财务造假22亿元。两个月后，瑞幸咖啡在美闪电退市。2020年1月31日，做空机构浑水声称，收到了一份长达89页的匿名做空报告，直指瑞幸数据造假。

2017年10月瑞幸咖啡开出第一家门店，2019年5月在纳斯达克上市，创造了中国创业公司最快上市纪录。瑞幸咖啡快速造富，又快速捅破泡沫，无疑是庚子鼠年最震惊的资本市场故事。

“瑞幸速度”的两位创始人，曾经的第一和第二大股东陆正耀与钱治亚在造假事发后失去了所有瑞幸股份，拥有最大投票权的股东大钲资本应是瑞幸目前的话事方。

2020年9月，中国证监会针对瑞幸的虚假宣传行为，对包括两家瑞幸相关公司的45家公司分别做出上限200万元的罚款决定。2020年12月，瑞幸同意支付1.8亿美元罚金与美国证交委（SEC）达成和解。瑞幸宣布前CEO钱治亚和前COO刘剑为财务造假负责，但他们被开除后尚未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2020年12月，瑞幸披露未经审计的前3季度财务信息，表示公司营收以双位数增长，一切走上正轨。然而，财务造假的震荡仍在持续。

2021年初，瑞幸上演了一场陆正耀、钱治亚要求罢免CEO郭谨一的内斗，其内耗与争夺，远比外界了解的情况复杂。已不在瑞幸担任任何职务、不拥有瑞幸股票的陆正耀，本应与瑞幸完全切割，但近期的情况表明，事实并非如此。

过去数月，瑞幸停止小鹿茶加盟等多元业务，聚焦咖啡主业，降低补贴，关闭数百家线下咖啡店。有瑞幸员工告诉《 财经 》，公司内部已经离职、想要离职的人非常多，而且单店销售量低于造假门爆发之前。

瑞幸财务造假性质恶劣，不仅违法且严重破坏商业道德。但从业务角度看，瑞幸主打的咖啡外送、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弥补了咖啡元老星巴克的服务空白，提升了咖啡“亲民性”，商业模式具有可持续性。

通过瑞幸事件，我们还看到，中国消费者对财务造假的企业也相对宽容，他们愿意为物美价廉的咖啡买单。因此，因财务造假遭受重创的瑞幸，其未来依然掌握在自己手上。

后记

既然各有各的不幸，其实就很难总结规律，但不总结又感觉缺点什么，那我们就冒着蛇足风险再说几句。

第一，“德先于事。小公司做事、大公司做人”，这是老一代企业家柳传志先生的箴言。 陆正耀先生与联想系亦有渊源，可惜箴言穿耳过，贪欲心中留，硬是把瑞幸的一手好牌打得稀烂。东窗事发之后也未见反省，至今仍在兴风作浪，不知他拜过的佛菩萨们作何感想。

第二，企业家要有冒险精神，但冒险不等于赌博，十拿九稳是保守了，但至少也得十拿五稳才行。 华夏幸福、泰禾、蛋壳在自我总结时都强调外部环境因素，疫情、调控、政府应收账款不可控等。但同样的外部环境，为何万科龙湖没出事，为何自如相寓没出事？做商业决策不能假定万事俱备，就差我临门一脚。如果得是ABCDEFG等多个前提条件成立你的宏图大略才能实现，缺了其中任何一环都会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那你的规划基本上就是扯淡。比如政府应收账款问题，各行各业多年来都有这问题，那它就不是变量，而是常量，你在做决策时不覆盖这个固有风险，不是赌博又是什么？

第三，规模情结要不得，做企业的本质是给股东员工客户 社会 创造价值，空有一副大块头，内里却糖尿病心脏病骨质疏松一堆毛病，这样的大企业毫无意义。 蛋壳华夏泰禾华晨紫光的败局，都与盲目扩张密不可分，之所以热衷于规模扩张，源于中国几代企业家骨子里的“大就是好”、“大就不倒”的认知。

第四，产品力是一切的基础，产品力是1，营销力、资本力、商业模式力等等都是0，没有1，后面的0再多也没用。 庚子鼠年的十大败局，每一局都适用于这句话。若要举个典型，那非华晨莫属。作为一家 汽车 公司，除了车主要抠掉车标里华晨二字的“华晨宝马”，你们还看见过几辆在大街上跑的华晨 汽车 ？

第五，国企不是避风港，政府不会一味兜底，投资人须有充分风险意识。 华晨、紫光、永煤等大型国企纷纷债务违约是庚子鼠年标志性商业现象之一。过去，国企因有政府隐性信用背书，在融资、账期等方面都享有优势，这一年的事情提醒我们，企业信用和政府信用是两码事，政府不会给国企无限背书，在国企集中，政府财力有限的地区，就更是如此。投资人对此应保持足够警惕，尽量远离那些视信用为无物，视法规为儿戏的公司，比如肆意挪用旗下上市公司资金的河南能化集团、四川天洋集团及其关联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