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幸福感指数在哪里查看

❶ 我国人民的幸福指数是多少

2020年3月20日，是“国际幸福日”，联合国发布了2020年《全球幸福报告》，从该报告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人民的幸福指数是5.124，在来自156个国家的调查数据排名第94位。幸福指数评分标准从所有国家的人均实际GDP、社会支持、健康预期寿命、自由度等多方面进行评选，满分是10分。此次报告中，芬兰依然稳居榜首的位置，幸福指数为7.809，而丹麦、瑞士、冰岛紧跟其后，幸福指数都在7.5以上。

2、就业压力大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很多生产企业为了节省成本，都在实行改革，采用先进的技术或者引起先进的设备，这样可以大大节省人工的投入，可以节省成本，而中国每年步入社会就业的人不断增加，尤其大学毕业生不断增多，面对的就业压力就非常大。

3、工作时间长，工作强度大，假期少

中国人民吃苦耐劳的精神世界闻名，这是因为中国劳动者在工作时间上是很长的，很多人一个月只有两天休息，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每天都在上班，而且平均每天的上班时间在10小时。很多人虽说是双休的工作，但经常在加班加点，工作强度很大。这样一年下来，中国人的假期真的少得可怜，别说出去旅游放松心情了，连回老家陪伴家人的时间都少得可怜，幸福感自然高不了。

4、公共基础设施不完善

公共基础设施不完善也是中国人民幸福指数偏低的一个原因。在中国，每逢节假日，火车、高铁一票难求，而自驾回家又堵成长龙，生活在城市里，平常上下班也都是堵得多。另外，在医疗、公共环境方面也存在很大的不足。因此，很多人不能安居乐业，幸福指数一直无法提高。

❷ 幸福指数如何获得啊怎样衡量啊

幸福指数

什么是幸福指数？幸福指数就是在某段时间内，衡量和比较人们所获得幸福多少或大小的指标值。国际上目前通行的衡量的人群是国民，也就是国民幸福指数。国民幸福指数就是在某些时间段内，衡量和比较国民所获得幸福多少或大小的指标。
但是如何统计全国人民的幸福指数呢，显然，通过具体计算全国每个人获得了多少个幸福以及每个幸福量的大小来统计全国人民的幸福指数是很困难和不现实的，为此，本人对幸福指数做了如下考量。
1，由物质财富的渴求而带来的幸福不与考虑。因为追求物质财富的渴求必然要消耗大量的物质资源，由此造成很大的资源浪费，同时也带来了环境的污染，而且随着社会GDP的“进步”这种危害更会有加剧的趋势。
2，人们追求高尚、文明的精神文化的渴求，不但会能给人们带来幸福，而且非常和谐环境，非常和谐社会，甚至非常和谐子孙万代。所以，幸福指数我们主要考虑人们追求高尚、文明的精神文化的渴求所带来的幸福。
3，人是时代的产品，对于全国人民而言，政府是人的所有时代因素中最大，而且最具影响力的因素。所以政府完全有能力通过投资、宣传、鼓励等方式做到引导人们追求高尚、和谐精神文化方面的渴求，由此实现人民和谐幸福的根本目的。比如举办全国性的，人民广泛参与的体育比赛，声乐比赛，书画比赛，知识竞赛，劳动竞赛，创新竞赛和道德比赛等竞技活动。
4，通过组织这样的活动，不仅能增加全国人民的幸福指数，而且还可以使人民的德智体得到全面发展，可以增加人民集体观念，可以增加人民的向心力，可以大大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欣欣向荣的活力。
5，幸福来自于人们由渴求而获得的满足感。假如某企业双方各100个人（共200人）带着渴求来参加比赛，比赛结束时就会有100人获得幸福或快乐，因为比赛总是会有一方胜利的渴求会被满足的。
6，人的第一本性是求生的本性，所以，要提高全国人民的幸福指数就必须先满足全国人民能有基本无忧的生活保障。就中国现状而言，中国已经有充分的能力来满足这个基本条件，剩下的问题是如何科学分配财富的问题了。
7，因为每个幸福感的大小不容易计量和统计，所以本幸福指数只考虑幸福的多少。
基于以上考虑，我们把全国人民参加各种具有渴求性质的竞技比赛活动的次数和人数作为考量幸福指数的重要指标是很具有科学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其科学意义就在于通过这样的，人民有渴求的竞技活动一定会给人民带来幸福；其现实意义就在于通过这样的活动有利于人民和谐幸福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科学发展。因为人类的最终追求是幸福，因为人民和谐幸福的社会才是人类最终的理想社会。
之所以要强调“具有渴求性质”的竞技比赛是因为幸福的唯一和直接来源是渴求，如果是不具有渴求性质的，人们想赢的“竞技”比赛，那么这样的比赛必然是索然无味的比赛，也不会给人们带来幸福感。
国民幸福指数可以用三种指标来衡量，第一是国民幸福总值，第二是国民幸福平均值，第三是国民幸福增加值。
国民幸福总值就是在某段时间内，国民幸福的总数。其公式是：
国民幸福总值=全年国民参加竞技比赛活动次数之和/2
国民幸福总值是在某段时间内，衡量一个国家的人民所获得和谐幸福多少的总数，就像国民生产总值一样，其衡量时间段一般为一年。因为国与国之间的人数不一样，所以，国民幸福总值在国与国之间是没有可比性的，也就是说某国的幸福总值高不见得该国国民就比其他国的国民幸福。
国民幸福平均值就是在某段时间内，人均国民幸福数。其公式是：
国民幸福平均值=全年国民幸福总值/国民人数。
与国民幸福总值不同，国民幸福平均值可以衡量某段时间内，一个国家国民比另一个国家国民和谐幸福的程度，通常衡量国民幸福平均值的时间段也是一年。 一个国家是否比另一个国家幸福，比较一下国民幸福平均值就可以知道了。
国民幸福增长率就是某段时间与另一相同时间段相比，国民幸福增长的百分比。通常情况下是某年与上一年国民幸福增长率的百分比。其公式是：
国民幸福增长率=（年国民幸福总值 - 上一年国民幸福总值）/上年国民幸福总值×100%
或，国民幸福增长率=（年国民幸福平均值 - 上一年国民幸福平均值）/上年国民幸福平均值×100%
国民幸福增长率不仅可以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幸福的横向比较，也可以作为国家幸福的纵向比较，所以，国民幸福增长率是国家幸福指数中最常用的一个指标，就像人们常用的国民生产增长率（GDP）一样。
人类的最终追求是幸福，所以，就当前而言，最终衡量一个国家是否进步的唯一重要指标是幸福指数。任何民主，自由和科学发展如果偏离了这个方向，都谈不上是什么进步，尤其是以GDP为核心的民主，自由和科学发展。

❸ 幸福指数怎么算

幸福指数如何算？ 用公式计算出你的幸福
你的总幸福指数＝先天的遗传素质＋后天的环境＋你能主动控制的心理力量。其英文表达：H＝S＋C＋V你如果想得到幸福，应该做到：1．生活富有一些。2．拥有美满婚姻。3．丰富你的社交生活，多与朋友在一起。4．具有信仰。
一、幸福的公式
美国着名心理学家赛利格曼提出了一个幸福的公式――
总幸福指数＝先天的遗传素质＋后天的环境＋你能主动控制的心理力量
其英文的表达：H＝S＋C＋V
当代的人们更加开放地生活，我们坦言幸福，我们追求幸福。幸福在哪里？当代心理学告诉我们，幸福也是有指数的，总幸福指数是指你的较为稳定的幸福感，而不是暂时的快乐和幸福。看了一个喜剧电影，或者吃了一顿美食，这是暂时的 *** ，而幸福感是指令你感到持续幸福的、稳定的幸福感觉，她包括你对你的现实生活的总体满意度和你对自己的生命的质量的评价，是指你对自己生存状态的全面肯定。这个总体幸福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一个人先天的遗传素质，二是环境事件，三是你能控制的心理力量。
二、先天遗传怎样影响幸福感
幸福怎么能与先天的东西有联系呢？一对双生子的研究证明，一个人的心情可能受到父母的遗传影响，如天生具有抑郁倾向，整日闷闷不乐，其实没有什么坏事情来烦他们，可他们就是不快乐，对生活中消极性和阴暗面却十分敏感，易被不好的事情所感染，甚至遇到好事也不能使他们快乐。
●中彩2200万美元，罗斯只快乐了不到一年
美国着名心理学家赛利格曼讲述了一个故事。罗斯是一个芝加哥郊区的中年妇女。她离婚多年了，为了让自己的生活更有希望，她每个星期都花五美元购买当地的一种彩票。由于她平时总是处于情绪低落中，所以要靠服用一种抗抑郁的药物保持心情安宁。这种坏情绪是从中学时代开始的，二十多年来一直持续着，只不过三年前她丈夫有外遇抛弃她之后更严重一些。然而奇迹发生了。罗斯赢得了她所在的州的彩票大奖，整整二千二百万美元。她激动得差点晕过去。她辞去了洗衣工的工作，购买了有18个房间的别墅，把两个孩子都送进了最好的私立学校。但令人惊奇的是她的幸福心情不到一年就开始恶化了，到了年底，她的抑郁情绪重新出现了，她像以往闷闷不乐……
●财富和成功不能永葆幸福，而乐天派的情绪才是稳定的金钱竟然也买不来快乐？心理学家调查了22个平时具有抑郁心情但曾经中过彩票大奖的人，当中奖事件过去以后，他们很快地回到了从前的抑郁状态，又觉得不幸福了。但令人欣慰的是，如果一个天性乐观的人，遇到暂时性创伤事件对他们的消极影响也是短暂的，不幸事件的几个月后，他们又回到了从前的正常状态。调查表明，即便是一个高位截瘫的病人，如果原本是一个乐观的人，在得病八周后，其积极的情绪会有所恢复，并战胜了消极情绪。若干年后，他们报告的幸福感只比正常人稍低一些。看来，乐天派人的情绪是稳定的。金钱与财富的总体水平与幸福人生关系不大。调查富有国家和贫穷国家人们的主观幸福感，赛利格曼等心理学家从各个国家抽取了1000人的样本进行主观幸福感的调查，发现人的幸福感与购买力的关系。（左表以美国的购买力为100计算。）
人性中对好运气和成功具有心理适应性，当好事发生后，人们会很快地适应它，并认为这个好事是合理的，没有什么值得珍惜的。比如，没有钱时，你认为有钱和富有是多么令人幸福的事情，可当你有了钱后，你不仅不会长期觉得幸福，反而会激发了更多的欲望，希望有更多的钱。事业成功也是一样，如果你事业成功，你会为自己定下一个更高的目标。你并不会长期地驻足于幸福，而是具有了更高的雄心。所以财富与成功都不会令人永葆幸福。不到三个月，无论是被解......>>

国民幸福指数的计算方法 国民幸福指数=收入的递增/基尼系数×失业率×通货膨胀这个公式中的基尼系数（Ginico efficient）是反映收入分配公平性、测量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指标。 国民幸福指数=生产总值指数×a%+社会健康指数×b%+社会福利指数×c%+社会文明指数×d%+生态环境指数×e%。其中a，b，c，d，e分别表示生产总值指数、社会健康指数、社会福利指数、社会文明指数和生态环境指数所占的权数，具体权重的大小取决于各 *** 所要实现的经济和社会目标。

幸福指数计算公式？？？？ 国民幸福指数=生产总值指数×a%+社会健康指数×b%+社会福利指数×c%+社会文明指数×d%+生态环境指数×e福
很多欧美有钱人并不觉得自己足够幸福,说明幸福指数和经济发展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我们中国在发展国家中经济发展排在前列,但中国人的幸福指数比许多非洲穷国还要低.

人的幸福值怎样计算？ 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它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又是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它表现为在生活满意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而幸福感指数，就是衡量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值。“幸福感指数”的概念起源于30多年前,最早是由不丹国王提出并付诸实践的。20多年来，在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的南亚小国不丹，国民总体生活得较幸福。“不丹模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人们也普遍认为：幸福指数，是体现老百姓幸福感的“无须调查统计的”反应：是挂在人民群众脸上“指数”。
A类指标:涉及认知范畴的生活满意程度，包括生存状况满意度(如就业、收入、社会保障等)，生活质量满意度(如居住状况、医疗状况、教育状况等)。B类指标:涉及情感范畴的心态和情绪愉悦程度，包括精神紧张程度、心态等。C类指标:指人际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和谐。

幸福指数的定义是什么 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它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又是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它表现为在生活满意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而幸福感指数，就是衡量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值。“幸福感指数”的概念起源于30多年前,最早是由不丹国王提出并付诸实践的。20多年来，在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的南亚小国不丹，国民总体生活得较幸福。“不丹模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引用）

谁能给出个比较权威的幸福指数计算公式？？ 美国着名心理学家赛利格曼提出了一个幸福的公式――
总幸福指数＝先天的遗传素质＋后天的环境＋你能主动控制的心理力量
其英文的表达：H＝S＋C＋V
当代的人们更加开放地生活，我们坦言幸福，我们追求幸福。幸福在哪里？当代心理学告诉我们，幸福也是有指数的，总幸福指数是指你的较为稳定的幸福感，而不是暂时的快乐和幸福。看了一个喜剧电影，或者吃了一顿美食，这是暂时的 *** ，而幸福感是指令你感到持续幸福的、稳定的幸福感觉，她包括你对你的现实生活的总体满意度和你对自己的生命的质量的评价，是指你对自己生存状态的全面肯定。这个总体幸福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一个人先天的遗传素质，二是环境事件，三是你能控制的心理力量。

❹ 幸福指数都包括什么

测度幸福指数的方法主要为三种：

1、主观指标体系：不丹、英国、OECD、世界价值观研究所、新经济基金会等，均采用此种方法，其主要透过调查问卷和访谈形式，测度被访问者的生活满意度（收入、就业、健康、休闲等），以及对社会、生态环境、政府治理等方面的主观评价。

这种评价体系，优点为能够较为全面的反映受访者的主观幸福感，但是由于受访个体受到受访时的状态以及对幸福的理解等内外部因素的干扰，调查结果的信度容易受到学术界的质疑。

2、客观指标体系：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联合国开发署的人类发展指数、荷兰社会研究所的生活状况指标等，主要通过客观统计指标和计算公式的客观评价法，反映居民的生活条件状况，如卫生、教育、环境、寿命、生活质量等。

但统计指标资料很难反映出如对工作的满意度、对婚姻的满意度、对政府治理的满意度、生活安全感受等等。

3、主观与客观指标结合：法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衡量委员会的幸福与经济发展测度、中国民生指数等，采用主观与客观结合评价法，这种方法弥补了前两类方法的不足，但是存在着主观评价与客观评价之间的权重协调问题。

缺点

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该指数似乎与其他旨在通过衡量人口幸福和福祉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替代或补充国内生产总值 (GDP) 衡量标准的努力类似。

一个主要的批评是美好生活指数利用其它计量经济学模型，如使用有限指标集国民幸福感指数2005年，2008年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指标，和不丹国民幸福2012指数，与社会2013 年的进步指数。

观察家认为“11 个维度仍然无法完全捕捉到对大众来说真正重要的东西，例如维持关系的社交网络和言论自由。”

❺ 幸福感指数的测量

一、明确幸福指数的确切含义
在考察民众的幸福指数时，最经济、最有效的方法，便是让人们对自己的主观幸福状况做出直接的评价。这种思路和作法，对考察个体幸福体验可能有一定的意义，但对于揭示隐含在幸福感之中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心理现象则是没有多大帮助的，因为，幸福体验的个体特征决定了不同个体的幸福感具有不同的含义，幸福体验的文化差异特征则决定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群体的幸福感含义也不尽相同。在歧义丛生的幸福概念下考察幸福指数，也就失去了对幸福感进行描述和比较研究的基础，因而也就失去了研究的可操作性和现实价值。国外早期的幸福指数研究者，从一开始就对这一“陷阱”保持了足够的警惕。他们宁可将幸福感界定为满意感，以确保幸福指数研究的可操作性。于是，总体生活满意感和具体生活领域满意感（例如，经济状况、工作状况、家庭生活、社会交往、休闲活动、居住环境等）成为考察幸福感的主要指标。这种研究思路明显受到了上世纪中期风头正劲的认知心理学的影响，对幸福感的考察被置于个体对自身生活需求满足程度的认知评价基础之上。这一研究取向基本主宰了半个多世纪的幸福指数研究。另外一些研究者试图从情感体验来把握幸福感，幸福感被等同于快乐感。由于情感因素较多地与心理健康联系在一起，因而这一研究取向也被赋予了较多的心理健康色彩。还有一些研究者则将视野投向了个体潜能的发挥与价值实现，他们将个体的自我实现程度作为衡量人们幸福感的核心内容，自主、环境驾御、个人成长、生活目的、自我接受等与个人价值密切相关的要素成为幸福感的重要成分。在他们看来，价值感是幸福感的核心。总起来看，不同的研究取向从特定的侧面揭示了幸福感的部分特征，但也都存在着各自的缺憾，这一点已经被国外的一些研究者所意识到，因此出现对不同研究取向加以整合的努力，但迄今仍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我们认为，幸福指数研究首先应当超越“幸福”这个概念，从研究渊源和研究目的出发，可以将幸福指数视为反映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在主观生活质量的层面上，我们对以往的幸福感研究加以整合，提出了体验论幸福感的观点。根据这一观点，幸福感是由人们所具备的客观条件以及人们的需求价值等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个体对自身存在与发展状况的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体验论幸福感的含义可以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来加以理解。从形式方面讲，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这种体验并不是某种转瞬即逝的情绪状态，而是基于主体自觉或不自觉的自我反省而获得的某种切实的、比较稳定的正向心理感受。从内容来讲，幸福感是人们所体验到的一种积极的存在状态。这种体验到的存在状态，不仅受到个体所处社会发展程度的影响，而且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幸福感是一种个体的心理体验，但幸福指数反映的则是一种社会事实，或者说社会现象，它体现的是一般民众或特定的社会群体在特定时期主观生活质量的变化程度。按照这样一种研究思路，我们采取逻辑分析与因素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访谈与问卷调查编制了适合当前我国民众幸福体验的测量工具及评价指标体系，这个评价体系包含知足充裕体验、心理健康体验、成长发展体验、社会信心体验、目标价值体验、自我接受体验、人际适应体验、身体健康体验、心态平衡体验、家庭氛围体验等维度。每个维度可以根据一定的准则赋值，在此基础上加和汇总可以得到反映特定时段民众幸福感水平的分数。如果我们以某一年对民众幸福体验抽样调查的所得的平均分数作为基点值，将其它年份抽样调查的平均分数与之相比，就可以得到体现民众主观生活质量变化程度的幸福指数。
二、幸福指数在政策上的内涵与意义
幸福体验能否成为一种切实的政策目标，关键在于政策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民众的幸福体验。在以往的幸福感研究中，研究者们曾经提出了一种幸福感的人格决定理论。按照这种理论，人们的幸福感比较稳定地受到人格特质的影响。例如，一些实证研究表明，外向和神经质这两种人格特质对幸福感影响极大，外向性格与积极情感呈显着正相关，而神经质则与消极情感相关显着。如果这种解释成立，那么民众的幸福感则很大程度上由个体的人格决定，政策干预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就微乎其微。但另外一些研究者对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比较研究时却发现，国家或地区的富裕程度与民众的幸福感水平之间存在着较强的正相关，相关系数大致在0.60-0.70之间。尽管这一研究结果并不能推断人们的收入和所拥有的财富决定着他们的幸福感水平，但是它至少可以启发我们：一个国家能够为民众提供的生存与发展条件与该国民众的幸福体验息息相关。而民众所具有的生存和发展条件恰恰是政策可以关注并能够发挥作用的。在我们这样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政策选择必然是人民利益至上，在各项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必然把为民众谋幸福、为民众提供尽可能优越的生存与发展条件作为社会发展所遵循的价值标准。当前，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都集中体现了政策制定中所坚持的这种价值取向。
将幸福指数作为一种政策目标，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首先，幸福指数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发展的重要指标。衡量一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最为根本的标准是这个社会是否能够很好地满足民众的生存需求、是否能够为民众提供广阔的自由发展空间、是否坚持了社会发展目标上的以人为本。从这个标准来看，以往将GDP这类反映经济发展的指标作为衡量社会进步发展的核心指标的做法显然是不充分的，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导致社会政策选择上的舍本求末，这也正是人们试图对这一指标加以修正或补充的原因。反映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幸福指数，是一种高度人性化的指标，恰恰可以弥补GDP指标的不足，用以衡量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发展。其次，幸福指数是监测一个社会良性运转的重要指标。一个运转良好的社会，一定要在经济社会发展与民众生活质量的提升之间取得某种平衡，这一点在20世纪中期就已经引起了西方早发现代化国家的关注。按照生活质量始作俑者的理解，生活质量本质上就是一种主观体验。作为现代化的后发国家，我们应当很好地吸取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在走向现代化的同时，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良性发展。再次，幸福指数是社会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在我国，政策制定者所追求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因此检验我们各项政策的标准只能是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人民群众的切身感受是我们制定和调整各项政策的依据。尤其是当前我国社会仍然处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期，我们应当密切关注各项重大政策对民众整体幸福感的影响、关注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差异和走势、关注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幸福感的状况，充分考虑发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和民众幸福度的协调与统一。
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成为党中央的一项重要政策选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为我们展现的是一幅幸福美好的社会图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各尽其能”可以理解为民众潜能的充分发挥，“各得其所”可以理解为民众基本生存需要的充分满足。如果按照我国的文化传统，将“和谐相处”也理解为民众的一种基本需求，这就意味着在我们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中，民众的基本生存需要可以得到很好的满足，民众可以通过自身潜能的充分发挥而使个人得到全面的发展。依据体验论幸福感的观点，幸福感体现的是民众对自身所具备的生存与发展条件的一种积极的体验。从这个角度讲，幸福指数的内在含义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又有着高度的一致性。
三、要避免对幸福指数的理解误区
从当前部分人对幸福指数的理解来看，将幸福指数作为一种政策目标，还可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应当注意加以避免。
首先，应当避免将幸福指数与GDP视为非此即彼的关系。幸福指数并不一概排斥GDP。尽管幸福指数的倡导者们在提出幸福指数这个指标时是以GDP指标为靶子的，但认为幸福指数可以完全取代GDP的想法却是十分幼稚的。GDP，特别是人均GDP，尽管存在着诸多缺憾，但仍然被认为是体现国民经济增长状况的重要指标，而且还往往被作为体现民众客观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没有财富的积累和民众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为基础，也就谈不上民众的幸福感。国外有研究者发现，在过去的40多年里，美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呈加速增长的趋势，但美国民众的幸福感却几乎没有明显的变化。有人借此便断言，收入和财富对幸福感没有影响。这种看法是有失偏颇的，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做这样理解：在民众的需求和欲望呈上升趋势的态势下，正是由于国家的财富在不断增长，才使得民众的幸福感维持在一定的水平。西方的一些研究还表明，个人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倒U型的关系，这是以西方社会较强的综合国力以及居民较高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为前提的。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均收入并不太高的国度，个人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与此不同的特点，我们通过对国内某省城市居民的抽样调查研究发现，居民的人均收入与幸福感之间呈现一种正向的关系，即城市居民幸福感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而提高。因此，至少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提出用幸福指数来取代GDP还为时过早。大力发展经济、不断积累社会财富，不断提高民众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是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前提，是社会现代化的基础，也是提升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必要条件。从另一方面来看，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我们应当善于吸取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以及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以往发展中的教训，重视GDP又不唯GDP，将GDP和幸福指数等指标互为补充，作为考察社会进步发展的依据。这样做，无疑会更有益于社会的良性发展并更有助于实现我们的终极目标。
其次，应当避免简单地将幸福指数作为干部政绩考核的标准。如前所述，幸福指数用一组指标来综合反映民众的主观生活质量，从总体上看它所体现的是民众一般的心理体验，因而必然会受到长期的和短期的、宏观的和微观的、主体自身的和外部环境的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幸福指数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它主要是用于对特定社会的进步发展以及良性运行状况进行衡量与评价。在这一点上，也体现了满意感与幸福感的差别。由于满意感可以针对具体的人和事，因而设定一组科学的满意感指标体系，按照一定的原则抽取评价主体的有代表性样本来对个体评价对象进行评价是可行的，在一定意义上满意感指数也可以作为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依据。值得一提的是，在用于衡量社会进步发展的指标时，幸福指数的主要功能在于诊断，而不是用于排序；主要为了诊断政策选择和社会运行是否存在问题，而不是为了对不同社会、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发展进步程度进行比较。因此，在我们追踪幸福指数的变化时，主要是看我们的发展是否偏离了我们的终极目标，而不能像我们关注GDP那样，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幸福指数增长了多少个百分点、以及在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比较中位次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当然，必要的比较也是需要的，例如我们可以采用幸福指数对城乡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进行比较，可以采用幸福指数对不同群体的主观生活质量进行比较，也可以采用幸福指数对不同地区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进行比较，等等。这种比较的目的在于对我们原来的发展思路与政策选择进行评估和检讨，为现行政策的调整和未来政策的制定提供必要的依据。
再次，应当避免将幸福最大化作为一种政策选择。将幸福指数作为政策目标，并不意味着要将幸福最大化作为一种政策选择。近代功利主义所提出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只不过是一个抽象的伦理学命题，如果试图将它作为一种经济学或政治学意义上的具体政策追求，则注定会演变为一种当代的乌托邦，这一宿命已经为福利经济学家们的努力所证实。当然，我们并不否定在个体的层面上实现幸福最大化的可能性。有人提出要构建幸福学这样一门新的学科，其目的就是要帮助人们找到实现幸福最大化的途径。毫无疑问，这一努力是立足于个体的，其现实价值主要在于指导人们的人生实践。将幸福指数作为政策目标，不是为了追求通过调整社会政策和促进社会进步来实现全社会幸福总量的增长，而是力求通过幸福指数来考察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状况和变化趋势，进而调整政策取向，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良性运转。根据体验论幸福感的观点，由于人们的需求水平会由低层次向高层次提升、人们需求的种类会不断丰富，因而幸福指数所反映的主观生活质量的构成要素也会出现变化。在幸福感基本结构保持稳定的前提下，一些要素可能会逐渐排除，而一些新的要素也可能会被纳入，即便是保留下来的一些要素，其对于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权重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因而幸福感基本结构的稳定性是相对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幸福感评价指标的相对稳定性，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将幸福最大化作为一种政策选择。
四、理解幸福关系
1、提高幸福指数：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矛盾。
从后现代经济学的观点看，幸福首先是价值，而不是效用。美国国民幸福指数编制者卡尼曼在价值论上主张“回到边沁”，即从马歇尔的效用，回到边沁的价值，来重新理解幸福问题。抓住了问题的总根子。
效用只是一种中间价值，是实现价值的中间手段。手段与目的的背离，是工业化的典型特征。福利经济学把福祉建立在总效用最大化上，从根子上就偏离了价值核心。在工业社会，幸福与效用的矛盾还不明显；但对于信息社会，这就造成了根本误导，有钱不等于快乐，GDP不等于幸福，就是幸福与效用矛盾的突出表现。
福利经济学缺乏以价值为核心的独立的微观基础，而借用新古典的效用作为微观基础，就造成了一个思维误区，似乎幸福问题只能在再分配领域解决，而不能在微观领域，在初次分配中解决。黄有光就是这种思路的代表。
实际上，再分配确实是提高幸福指数的有效手段，但只有从微观机理上彻底说明幸福，才能把宏观经济建立在微观基础之上，把国民幸
2、不同收入阶段效用与幸福关系不同的矛盾
接下来就产生了第二个问题。效用与幸福关系的历史相对性问题。现有指标设计容易陷入一种误区，用反映效用的指数，抽象地与同一种幸福尺度进行比较。
事实上，国外大量统计测算表明，不同收入阶段，效用与幸福的关系不同。在解决生存需求的温饱阶段（衣食阶段）和解决发展问题的小康阶段（住行阶段），效用与幸福的正相关关系比较明显。而在解决自我实现需求的大同阶段（国外研究中，进入门槛设在3000美元——8000美元之间不等），当物质需求为主转向文化需求为主后，效用与幸福的相关性明显减弱。
如果不充分考虑这个特点，国民幸福指数在反映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幸福水平时，就会造成混乱。建议把全国分成三类收入地区，有针对性地进行评价。对于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地区，弱化有形、物质指标的权重，突出文化内容；对于贫困地区，仍要以“有钱”定“快乐”。这是基于幸福相对性的设计思路。
3、快乐与幸福的关系
从后现代经济学角度看，幸福指数设计上可能出现的第二个重大误区，就是把个人快乐与社会幸福对立起来，至少是忽视个人快乐的微观测度。
后现代经济学理解的个人快乐，并不是从心理现象角度立论，而是从微观现象角度立论。社会幸福不光是个人快乐的总量累加（这一点不同于卡尼曼的观点），而是通过个人快乐这种微观机制，在制度作用下达到社会幸福这种宏观效果。这是以人为本的必然要求。
在现代性条件下一说个人快乐，一是把它不正当地与物质欲望满足联系在一起。这是不正确的。个人快乐在信息社会条件下，可以超越物质欲望，而与感性的文化需求联系在一起。二是把它与眼前利益联系在一起，同根本利益对立起来。
做一个简单的推论就可以看出，以人为本，当它从现代性指向后现代性时，从解决工业化条件下的温饱和小康到解决信息社会条件下人的精神追求时，恰恰就是要以感性的人为本，从具体个人的现实需求出发，弥合由人的异化造成的种种社会矛盾。
反过来说，如果幸福指数设计的指导思想，还仅仅停留在工业化时代“人人忍受痛苦，社会才能幸福”的结论里，这样的国民幸福指数和目标状态，在全球化。 美国的经济学家P.萨缪尔森提出了一个幸福方程式：效用/欲望=幸福指数。
欲望是一种缺乏的感觉与求得满足的愿望，它分为五种层次，从下至上：第一个层次是人的基本生理需要，第二个层次是安全需要，第三个层次是归属和爱的需要，第四个层次是尊重的需要，第五个层次是自我实现的需要。效用是从消费物品中所得到的满足程度，是对欲望的满足。
判断一个人的幸福与否，可以从答案中得到，以得数1为分界岭。比1小就证明不幸福，等于1或者比1大就证明是幸福的。
如果我们的欲望指数高，而在目前生活方式中得到的效用低，那得出来的幸福指数就是零点几了，那就说明我们的生活状态不好，让我们感觉不幸福，而不幸福的严重程度是根据数字来衡量的，数字越小就代表越不幸福，如果效用比欲望高，得出的得数就比1大，那就证明是个幸福的人。同理，幸福的指数也是根据得数来判断，数字越大就证明越幸福。
效用也是一种感觉，它的大小与有无完全是一种主观感受。因人，因时，因地而不同。欲望是求得满足的愿望，它是由一个人的观念来决定的，每个人的欲望因观念的不同所期望的层次不同，所以在同处一种环境中，幸福与不幸福就因人而异。所以，这个方程式得出来的结果也是因人而异的，也就是说，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不是客观的分析。
如果想评判自己幸福不幸福，也可以用上述欲望的五个层次来划分。这五个层次，你想达到几层，而你现在又达到了几层，如果你想的却还有几层没有达到，那你就是个不幸福的人了。如果你达到的已经超过或者等同你目前得到的，那你就是个幸福的人。 A类指标：涉及认知范畴的生活满意程度，包括生存状况满意度（如就业、收入、社会保障等），生活质量满意度（如居住状况、医疗状况、教育状况等）。
B类指标：涉及情感范畴的心态和情绪愉悦程度，包括精神紧张程度、心态等。
C类指标：指人际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和谐。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2011年5月24日在巴黎发布一项名为“幸福指数”的在线测试工具，普通民众可以根据个人关注度对物质条件和生活质量等11个因素的重要性进行排序，然后得出的指数可以用来衡量民众对生活的满意度，并在经合组织34个成员国之间进行比较。
“幸福指数”涉及的11个因素为：收入、就业、住房、教育、环境、卫生、健康、社区生活、机构管理、安全、工作与家庭关系以及对生活条件的整体满意度。经合组织秘书长安赫尔·古里亚在介绍这一指数时说，这个测算工具可谓一项“创举”，专家花了10年时间研究才取得这一成果，但指标还需进一步完善。物价也影响着幸福指数。
古里亚说，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之外创立一套衡量生活满意度的指标并不是经合组织首创，很多国家也在致力于这项工作。不过，经合组织公布的“幸福指数”汇总了34个成员国的数据，国际程度最高;而且它的特点在于，每个人可以根据对生活不同内容的不同侧重得出个体生活满意度的数据，而个体的选择汇聚起来则可以体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整体生活质量。
据介绍，让政府在GDP指标之外同时参考幸福指数来制定公共政策是这个工具的终极目的。古里亚说，希望通过这一指标来试探各国反响，各国政府也可从中了解到民众需求，使其公共政策更为有的放矢。
但也有专家表示，“量化幸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况在拥有不同国情的各个国家之间比较。
经合组织专家表示，这个工具还将进一步完善。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有更多指标纳入考虑范围，而且比较对象也可能扩大到经合组织伙伴国——— 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和南非。 摆在你面前的有5个杯子，你第一感觉会拿起哪个杯子？
A.一杯纯净的白开水
B.浓浓的美式热咖啡
C.刚挤出来的鲜牛奶
D.刚泡的老人乌龙茶
E.热腾腾的珍珠奶茶
解析
选A：属于“想喝忘情水忘记一切型”，幸福指数为20%：这类型的人非常的独立、聪明，他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选B：属于“欢喜冤家捶心肝型”，幸福指数为40%：这类型的人非常的自我，可是他和对方彼此却很相爱，常常会拌嘴斗嘴，不过心底彼此的分量还是很重的。
选C：属于“煞到对方很甘愿型”，幸福指数为55%：这类型的人很单纯也很善良，他只要喜欢上对方就会觉得自己超幸福。
选D：属于“你浓我浓分不开型”，幸福指数为80%：这类型的人，幸福的定义就是跟自己最爱的小孩在一起，这种感觉很窝心，他目前的心境是非常成熟的，不管是工作还是日常生活，他都能很平静的享受。
选E：属于“只羡鸳鸯不羡仙型”，幸福指数为99%：这类型的人和另一半在一起已经不需要用言语沟通，两人的默契不是外人所能了解的，常常只要对方一个眼神就能了解。 达特茅斯学院布兰奇·弗劳尔教授与英国沃里克大学安德鲁·奥斯瓦尔德博士研究指出，额外的金钱确实能买到一点幸福。他们将非常幸福确定为3.0，比较幸福确定为2.0，不太幸福确定为1.0。每增加1美元，只能多获得0.00000409个单位的幸福。
根据这一指数，与丧偶或离异相比，持久的婚姻价值每年10万美元。“分手”对幸福的危害最大，紧随其后的就是配偶去世。平均来看，二婚或者此后的婚姻都不如第一次婚姻幸福。父母离异的16岁青少年在成年之后会觉得不太幸福。

❻ 谁能帮我查到近些年我国的GNH指数（国民幸福指数）

如果说GDP�国内生产总值�、GNP�国民生产总值�是衡量国富、民富的标准，那么我们应该还需要一个衡量人的幸福快乐的标准。在国际社会，这个刚刚出现的标准叫GNH�GrossNationalHappiness，国民幸福总值�。

2004年，中国人均GDP已经是1270美元。1980年以来，中国的GDP以年均9．3%的高速度增长，在东亚创造了新的经济奇迹。

经济成就举世瞩目，而整体的人文发展情况却呈现出与GDP增长不协调的逆态势。2003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当年GDP的15%，反映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基尼系数超过0．4的社会失衡临界点。

根据荷兰Erasmus大学的RuutVeenhoven教授对中国3次幸福指数的调查，中国1990年国民幸福指数为6．64�1-10标度�，1995年上升到7．08�但2001年却下降到6．60。数据表明，即使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也并不能保证国民幸福的持续增加。

去年12月，美国密西根大学社会研究所公布最新幸福指数调查，显示东亚国家幸福指数普遍低于西欧及美洲国家，最快乐的亚洲国家新加坡也只排名第25位，中国则排第48位。而在各种对全球各国国民快乐水平的比较研究中，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快乐指数总在后列。

这一切，应该能让我们稍事停顿，来反思一些基本面的问题了，比如：经济成长而人们并不幸福的原因何在?富起来的人追求的是什么?

国富是为了民乐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当前全国人均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已经是劳动收入（城镇工薪收入和农村经营性收入）增长速度的两倍。也就是说，当一部分人还在努力出卖劳动力换取报酬时，另一部分人已经可以坐享财产带来的收益了，而且前者增长的速度远不及后者。

这样的形态，概括起来体现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阶层之间的“受益水平”很不平衡；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够协调，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相对滞后；经济长期处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益的外延式粗放型增长，受资源和能源的制约越来越大等等。

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央及时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第一次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经济、政治、文化的三位一体，扩展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四位一体。”中国科学院程国栋院士评价道。

不久前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目前，政府已经掌握了社会剩余产品总价值的87．5%，留给社会的只有12．5%。这说明，过往的发展模式距离“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福祉”还有一段距离。国富是为了民乐，是为了“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十六大报告结束语�。英国哲学家休谟说过：“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1999年，盖洛普公司进行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民意调查，60个国家的5．7万名成人参加。调查的题目是：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结果世界各地的人民都认为，身体健康和家庭幸福比其他任何东西更为宝贵。发展的终极目标应该是人民的幸福，经济增长是为了人民的幸福，政治善治也是为了人民的幸福，文化发展还是为了人民的幸福，而社会和谐更是为了人民的幸福。

从总体上说，经济增长确实能够提高人民幸福，但是，近年来国际学术界的多项研究表明，二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决不是简单的“正相关”关系。在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情况下，收入增加能相应带来一定的快乐。但是，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3000美元到5000美元�后，快乐效应就开始递减。同时，学术上的研究证明，人的幸福受到基因、文化、教育、环保、人权保障、工作和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影响。“有钱能使鬼推磨”，但有钱却不能保证人的幸福快乐。

“人民的幸福是全方位的，人的需求是多层次的，财富越多未必幸福就越多。以人民的幸福为目标，就要求用较少的资源和环境牺牲来使人民接受一种更加科学、合理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从而得到更多的幸福。”程国栋院士这样理解财富与幸福之间的关系。

这就是为什么某些国家和地区的GDP在增长、但赚了钱的人并不快乐，精神上没有归宿；更有甚者，GDP在增长，但由于没有兼顾社会公平，人民的痛苦指数也在增长、最后竟会导致社会动荡。经济发展的同时，如果我们不考虑良性增长和协调发展，那么，我们不仅将收获不了快乐，还可能收获痛苦。

从GDP到GNH

2005年2月，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提醒说，中国需要调整以GDP为中心的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增长改变的发展模式，走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追求人民的幸福生活。

如果说GDP（国内生产总值）、GNP（国民生产总值）是衡量国富、民富的标准，那么我们应该还需要一个衡量人的幸福快乐的标准。在国际社会，这个刚刚出现的标准叫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国民幸福总值�。

GNH最早是由南亚的不丹王国的国王提出的，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他提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指标。追求GNH最大化是不丹政府至高无上的发展目标。实践的结果是在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的不丹，人民生活得很幸福。

1970年代不丹提出GNH时并不引人注目，然而20多年的实践已经引起全世界瞩目，世界上不少着名的经济学家把目光投向这个南亚小国，开始认真研究“不丹模式”。美国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开始了“幸福指数”研究，英国则创设了“国民发展指数”（MDP），考虑了社会、环境成本和自然资本。日本也开始采用另一种形式的国民幸福总值（GNC），更强调了文化方面的因素。获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心理学教授卡尔曼和经济学家联手正致力于“国民幸福总值”的研究。

当下中国，绿色GDP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但是，中国发展观念的转变，不能满足于仅在技术层面上给GDP涂点“浅绿”色，要从发展的观念、生活方式的转变中探寻发展引起问题的病因，崇尚人类文明的创新和变革，从发展的机制上预防问题的发生，引导人民迈向幸福。

无论每个人在追求什么，例如财富和声望；无论人类在追求什么，例如和平与自由；其终极的目的，都是幸福快乐。国家的前进方向亦如此，“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曾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的罗伯特·莱恩教授提出，金钱、财富、自由、民主，不过是实现幸福这个终极目标的手段而已。

世界银行主管南亚地区的副总裁、日本的西水美惠子对不丹的这一创举给予了高度评价。她说：“世界上存在着唯一以物质和精神的富有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之源，并取得成功的国家。这就是不丹王国，该国所讴歌的‘国民幸福总值’远远比国民生产总值重要得多。”

核算国民幸福指数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创造最高质量的生活必须超越经济增长的‘一叶障目’。”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在作英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时说。

布莱尔的话对中国不无启发，高速的经济增长不仅给中国带来了环境压力、资源压力，也带来了诸多社会压力。

2005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国栋向会议提交了一份题为《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程院士认为，只要人们理解幸福与消费之间没有直接联系的观点，就能改变人们对真正是什么增加或提高了幸福程度的认识，从而创造一个可持续的社会。

程国栋院士建议，从国家层面上构造由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六类构成要素组成我国的国民幸福核算指标体系。“测定人民的幸福程度不仅是为了追踪幸福程度的变化，也是为了帮助开发促进提高人民幸福程度的政策。”程院士说。

萨摩斯岛人伊壁鸠鲁是快乐哲学的先哲，他说：“快乐是幸福生活的起点和目标……如果我把口腹之乐、性爱之欢、悦耳之娱、见窈窕倩影而柔情荡漾一概摈弃，那我将无法设想善为何物。”他用富人们赞助的钱建了一所哲学学校，学习快乐之道，他开列的“快乐需求清单”包括三样东西：友谊、自由和思想。

各种研究都表明，在收入水平非常低的时候，收入与快乐之间关联度更为紧密。尽管如此，在影响个人快乐的所有变数当中，收入决定快乐的比重仍不超过2%。在同一个国家里，钱多快乐多这种正比关系会逐渐地消失。比如，从1940年到1998年，美国的人均收入翻了近4倍，然而感觉到快乐的人占总人口的比率平均都维持在30%上下，且没有表现出任何上升的趋势；在日本，1958-1988年间人均收入增加了5倍还多，可是平均快乐人口比率是59%，也没有上升趋势。近来的研究还提示，一个人如果太执着于身外的追求�比如声誉、财富和形象等�，而相对忽视了个人内在的修养�比如修身、为人、交际�，就比较不容易快乐起来。

“我们需要新的财富观和幸福观。物质财富和幸福之间绝对不能画等号。”复旦大学哲学系张汝伦教授向《新民周刊》举了一个反例，“一个病入膏肓的亿万富翁，如果你让他拿出所有的财富来换一个健康的身体，他绝对会毫不思索地答应。”

张汝伦教授认为，幸福是一个关乎主观感受的名词，在一个物质主义成为人们普遍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时代里，我们需要从上到国家政府官员的执政思想，下到普通国民的日常言行，对于财富观和幸福观进行维新：《福布斯》或《财富》之类杂志的富人排行榜，使人觉得财富就是金钱的代名词，其实这是对财富绝对的片面的理解。鼓盆而歌的庄子是幸福的，因为他懂得人贵适志。“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李白是幸福的，因为他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当代大哲维特根斯坦，晚年身患喉癌，弥留之际，还让身边守候的人告诉世人：“我度过了多么美好的一生。”幸福不在于外在物质的占有，而在于一种心态。

“幸福是人最难拥有，也最希望拥有的财富。世上任何财富都是手段，唯独幸福这种财富，是我们生命的目的。”张汝伦教授说。

程国栋院士说：“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国民幸福指数’（GNH）与GDP一样重要，监控国家经济社会运行态势，了解人民的生活满意度，同时成为科学的政绩考核标准的组成部分。”（感谢程国栋院士对本文的大力支持。）

❼ 什么叫幸福指数怎么计算

国民幸福指数，是指反映国民生活质量和幸福程度的指标。

计算方法

公式一

国民幸福指数=收入的递增/基尼系数×失业率×通货膨胀

这个公式中的基尼系数（Ginico efficient）是反映收入分配公平性、测量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指标。

公式二

国民幸福指数=生产总值指数×a%+社会健康指数×b%+社会福利指数×c%+社会文明指数×d%+生态环境指数×e%。

其中a，b，c，d，e分别表示生产总值指数、社会健康指数、社会福利指数、社会文明指数和生态环境指数所占的权数，具体权重的大小取决于各政府所要实现的经济和社会目标。

(7)国民幸福感指数在哪里查看扩展阅读：

影响因素

主观幸福感与社会心理体系

对于人的主观幸福感的测量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到80年代中期，成为心理学的一个热点研究领域。心理学家对于主观幸福感的探讨更多地来自生活质量、心理健康和社会老年学三个学科领域。由于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加入幸福感研究的行列，幸福感的丰富内涵和表现形式得到了更多的揭示。

应该说，作为社会心理体系一个部分的幸福感，受到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经济因素如就业状况、收入水平等；社会因素如教育程度、婚姻质量等。

人口因素如性别、年龄等；文化因素如价值观念、传统习惯等；心理因素如民族性格、自尊程度、生活态度、个性特征、成就动机等；政治因素如民主权利、参与机会等。

此外，对主观幸福的理解还涉及许多分析层面，主要包括认知与情感、个体与群体、横向与纵向、时点与时段，等等。在主观幸福感与社会心理体系诸多因素和层面之间的密切联系中，以下几点是十分独特而重要的：

心理参照系

就社会层面而言，其成员的幸福感将受到他们心理参照系的重大影响，例如在一个封闭社会中，由于缺乏与其他社会之间的比照，尽管这个社会的物质发展水平不高，但由于心理守常和习惯定势的作用，其成员便可能知足常乐。

表现出不低的幸福感；而一个处在开放之初的社会，面对外来发达社会的各种冲击，开始了外在参照，因此，其成员的幸福感便可能呈现下降之势，因为此时他们原有的自尊受到了创伤。

成就动机程度

人们的成就需要决定他们的成就动机程度，成就动机程度又决定其预期抱负目标。其中人们对于自身成就的意识水平是一个重要环节。

因为如果人们意识到的自身成就水平高于他们的预期抱负目标，那么，便会产生强烈的幸福感；反之，如果人们意识到的自身成就水平低于他们的预期抱负目标，那么，则不会有幸福感可言。

本体安全感

它指的是，个人对于自我认同的连续性、对于所生活其中的社会环境表现出的信心。这种源自人和物的可靠感，对于形成个体的信任感是极其重要的。

而对于外在世界的信任感，既是个体安全感的基础，也是个体抵御焦虑并产生主观幸福感的基础。因此，人的幸福感有时与其经济状况或收入水平之间并未呈现出简单的正相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