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满清虏入东北的汉人 后来怎样了
奴儿哈赤时,东北汉人除少部分做奴隶大部分被屠杀。皇太极即位后改变策略,重用汉族官员,诱降明朝将领,几次入寇关内掠夺人口,组建炮灰部队“汉八旗”。入关后投降的明军也被编入“汉八旗”,为清朝打下了绝大部分江山。这些人地位和普通汉人有天壤之别,现在成为满族的一部分。
东北被满清看作“龙兴之地”,被满清统治者与内地隔绝,作为将来灭亡时的退路。投降的汉人迁往内地,明朝遗民被血腥清洗,留下的基本是满蒙以及一些与它们血缘接近的民族。
后来山东人多地少,黄河下游又年年遭灾,大量无法生存的山东人从海上偷渡到东北“闯关东”,满清ZF无力救灾,又怕灾民暴动,逐渐默认了这种行为。加上俄国入侵东北如入无人之境,满清又改为鼓励移民关外。现在的东北人大部分是山东人的后代。
Ⅱ 满族的贡献
在我国吉林省的东部 ,有一座神奇秀美的山叫长白山。每到冬季,山上都被皑皑白雪覆盖着。远远望去,长白山银妆素裹,格外壮丽,因此人们称它为“白山”。在黑龙江省的北部,有一条自西向东南流的大河,这就是有名的黑龙江,江水墨绿得近乎黑色,仿佛一条黑龙在翻滚,因此人们把它叫做“黑水”。在这白山黑水之间是一望无际的东北大平原。这里,孕育了一个勤劳勇敢、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满族。
在我国古代典籍里,曾记载过一个叫“肃慎”或“息慎”的部落,这就是满族的祖先。肃慎人很早就生活在黑龙江、松花江流域,他们以游猎为生,并且以善造弓箭闻名。远往周朝的时候,肃恒部落就同中原有了往来。在魏晋时期,肃慎部落的势力已发展到黑龙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南北朝时肃慎又称为“勿吉”。隋至唐初称为“袜蝎”,袜蝎七部中的黑水袜蝎在辽、金时期又称为女真,并于公元1115年~1234 年建立了与南宋对峙的金朝。满族就是由女真人逐渐演化,在明朝末期形成的民族。
公元17世纪初,女真出了一个有名的人物叫努尔哈赤。他用了30年的时间,逐渐统一了女真各部。在统一过程中,他把女真各部先后编成了八支队伍,每支队伍分别用八面不同颜色的旗帜作标志,合称“八旗”。努尔哈赤指定他的儿子和侄子来分统八旗,实行全民皆兵。八旗既是军事组织,又是生产组织和政治组织。正是凭着这支劲旅,努尔哈赤采用各个击破的战术,打败了明朝十多万军队的围剿。后来,满族政权又陆续建立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公元1644年,八旗铁骑入关,占领北京, 席卷大江南北,建立起疆域空前辽阔的清帝国。这是满族历史上最兴盛的时期。
我国满族有982.1万多人。由于历史原因,他们的分布几乎遍及全国各地。有一半以上的满族居住在白山黑水间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其余散居在河北、内蒙古、北京等地。此外,在西安、成都、昆明等全国各大中城市,都有满族居住。
满族是一个十分注重礼节的民族。过去,小辈对老辈是三大一小礼,五天一大礼,每隔三天要给长辈请安,隔五天见了长辈要“打千”。这“打千”的礼节非常奇特。男人打千时要哈腰,右手同时下伸,左手扶膝,像拾东西的样子;女人打千时要双手扶膝下蹲。亲友相见,不分男女,都行抱腰接面的大礼。
过去,满族男子蓄长发辫,从头顶后半部把辫子垂在脑后,穿马蹄袖袍褂,两侧开叉,腰中束上腰带。妇女穿宽大的旗袍,不缠足,喜欢穿绣花鞋或高底的木屐,把头发盘在头顶上,梳成鬟子,佩戴耳环。
满族人爱吃小米、黄米干饭和黄饽饽(豆包)。每逢过节要吃“哎占格饽饺子”,除夕吃晚饭时要吃“手扒肉”,另外,满族还有一些食品独具风味,如白煮猪肉、炙猪肉和糕点“萨琪玛”等。满族的住房一般是两间正房,外屋是厨房,安置锅灶,里屋有三铺炕,西炕为贵,北炕为大,南炕为小。家里来了客人多住西炕,自家长辈多住北炕,小辈住南炕。
满族人信奉多种宗教。过去,每逢祭祖、祭天,要戴上神帽,穿上裙于,系上 铃,一边敲鼓,一边跳舞,一边祈祷。满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满文是16世纪末借用蒙古文字母创制的,称为“老满文”。由于蒙古族和满族语音有差别,借用的蒙古文字母不能全部表达满族语音。到了17世纪初,满族人又在借用的蒙占文字母上加“圈”或“点”,把原来不容易分清的语音区分开,称为“有圈点满文”或“新满文”。
17世纪40年代清军入关以后,大量满族人迁入关内,同汉族居住在一起。不少汉族也迁移到关外同满族在一起居住。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满族、汉族人民相互学习,相互影响,相互取长补短,久而久之,共同的东西越来越多。现在,除黑龙江省一些边远乡村的少数满族老人还说满语外,绝大多数满族人都通用汉语汉文了。而满族妇女穿的旗袍,早已成了汉族妇女喜爱的服饰,流行于全国。
满族人民有着维护诅国统一,抵御外来侵略的光荣历史。在鸦片战争中,驻守在浙江乍浦观音山天尊庙里的八旗兵,英勇抗击英国侵略者, 276名满族官兵,几乎全部战死在阵地上。守卫镇江的八旗兵,面对十倍于我的敌军和洋枪洋炮,浴血奋战,寸土不让,表现了中华儿女反抗外来侵略的英雄气概。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也出现了许多满族的英雄和烈士。着名的抗日英雄、抗日联军二师师长陈翰章,杰出的军事指挥员、八路军一二O师政治委员关向应,就是他们的优秀代表。
在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领域,满族也涌现了许多着名的人 物。清朝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个仅是一位出色的军事家、政治家,也是一位学者。他主持编修的《数理精蕴》、《历象考成》、《皇舆全览图》等书,都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到了近代,满族中有造诣的文学家。艺术家也很多。被旨为“语言大 师”的着名作家老舍,着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关肃霜,着名语言学家罗常培等,都是满族中的杰出人物。
满族有过辉煌的过去,也有过痛苦的经历。清朝火亡后的一段时间,广大的满族百姓遭受歧视、压迫 ,许多人甚至改名换姓,隐瞒民族身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满族人民享有了民族平等权利,他们又恢复了自己的民族身份。现在,满族人民正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在上业、农业、科技、教育、艺术、体育等各条战线上贡献着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满怀信心迎接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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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俗
满族人孝敬长辈,注要礼节,在路上遇见长辈,要侧身微躬,垂手致敬,等长辈走过再行;不但晚辈见了长辈要施礼,在同辈人中年轻的见了年长的也要施礼问候。亲友相见,除握手互敬问候外,有的还行抱腰接面礼。过春节时要拜两次年,年三十晚上拜一次,为辞旧岁,年初一再拜一次,叫迎新春。
满族传统住房一般为西、中、东三间,大门朝南开,西间称西上屋,中间称堂屋,东间称东下屋。西上屋设南、西、北三面炕,西炕为贵,北炕为大,南炕为小,来客住西炕,长辈多住北炕,晚辈住南炕。
忌讳:室内西炕不得随意坐人和堆放杂物;忌打狗、杀狗和忌食狗肉;不戴狗皮帽、不铺狗皮褥,忌讳戴狗皮帽或狗皮套袖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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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俗
满族婚礼既带有本世民族浓厚的特点,又融合了不少汉民族的风俗礼节,一般地讲要经过以下程序:
订婚:满族青年男女订婚有两种形式。一是男女青年的家长是熟人,相互了解,有意做亲,便托媒人给子女许订终身,有的是男方向女方求婚,有的是女方向男方求婚。另一种是男女双方互不认识,托媒人为子女订婚,并由媒人转交双方的"门户贴",开具双方的旗佐、履历、姓氏、三代。此外,还要互相检验生辰八字。
放定:即递财礼。分放大定和放小定两种。放小定是未来的媳妇拜见姑母兄嫂等男方家至亲时,得到财物。放大定叫做“过大礼”,俗称“下大菜”,就是选择吉日,男方将聘礼送到女方家。
结婚前一日,送亲的要喝“迎风酒”。新娘则离家到男方借好的寓所住宿,俗称“打下发”。次日清晨,女方家用彩车送亲,由其哥哥护送。如路遇井、庙、墓则用红毡遮住彩车,俗称"避煞神"。男方也同时用彩车迎亲,两车中途相遇,外辕相错,新娘由兄长抱到迎亲车上,称为“插车”。彩车到新郎家时,洞房门前的地上放有一火盆,让喜轿车抬着新娘从火盆上经过,俗称"过火避邪"。为赶走或杀死随轿而来的鬼怪,新郎要向轿门虚射三箭;也有实射的,但一般都是朝轿底射,以免伤着新娘。接着,新娘被人扶出轿来到天地前,同新郎向北三叩首,俗称“拜北斗”。目的是乞求上苍保佑新婚夫妇,使他们子孙满堂,白头偕老。
举行完以上这些仪式后,新娘由全科人(即父母子女俱全的人)搀进洞房。新娘过门坎时,在门坎上放有一副马鞍,新娘必须从上面跨过去。新房的床铺必须全科人铺设,洞房铺好后要在房内奏乐,称“响房”。新娘入洞房时,一小女孩手拿两面铜镜,对新娘]照一下,然后把铜镜挂在新娘的前胸后背。接着,另一小女孩递过两只锡壶,里面盛有米、钱等,新娘或抱在怀里,或夹在腋窝,俗称“抱宝瓶”,又叫“抱保媒壶”。当新娘在床上坐稳后,新郎用秤杆把罩在新娘头上的红布揭去,叫做“揭盖头”。接下来便是夫妻喝交杯酒,吃合喜面、长寿面或子孙饽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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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俗
满族民间农忙时日食三餐,农闲时日食二餐。主食多是小米和高梁米、粳米、干饭,喜在饭中加小豆或粑豆,如高梁米豆干饭。有的地区以玉米为主食,喜以玉米面发酵做成“酸汤子”。满族的饽饽历史悠久,清代即成为宫廷主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御膳“栗子面窝窝头”,也称小窝头。满族点心萨其玛也成为全国着名糕点。较着名的还有清东陵糕点,也称清东陵大饽饽,北京小吃墩饽饽,河北承德小吃油酥饽饽,湖北荆州小吃猪油饽饽等。
北方冬天天气寒冷,没有新鲜蔬菜,满族民间常以秋冬之际腌渍的大白菜(即酸菜)为主要蔬菜。据传用腌渍的方法储存蔬菜,始于清顺治年间。用酸菜熬白肉、粉条是满族入冬以后常吃的菜肴。此外,日常蔬菜还有萝卜、豆角等。
满族人民爱吃猪肉,常用白煮的方法烹制。辽宁沈阳市的满族餐馆那家馆有100多年历史的,该店经营的白肉血肠,被誉为正宗的满族风味。
典型食品:满族居住分散,各地均有代表性的典型食品,主要有:白肉血肠、火锅、酸汤子、清东陵糕点。也称清东陵大饽饽。大饽饽每斤八块,俗称清东陵大八件;小饽饽每斤十六块,俗称清东陵小八件。大小饽饽品种主要有太师饼,松饼,玫瑰饼,龙凤饼,山楂桃。还有七星点子、八裂饼、核桃酥、到口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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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庆
传统节日主要有春节、元宵节、二月二、端午节和中秋节。节日期间一般都要举行“珍珠球”、跳马、跳骆驼和滑冰等传统体育活动。
颁金节:是满族“族庆”之日。1635年农历10月13日,皇太极发布谕旨,正式改族名“女真”为“满洲”,这标志着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的形成。1989年10月,在丹东“首届满族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把每年的12月3日定为“颁金节”。
走百病:满族妇女的节日。一般在正月十六日。当晚,妇女们三五成群,结伴远洲,或走沙滚冰,或嬉戏欢闹,叫做“走百病”。
二月二:俗称“龙抬头日”。当日晨,满族人家把灶灰撒在院中,灰道弯曲如龙,故称“引龙”。然后在院中举行仪式,祈求风调雨顺。全家人还要吃“龙须面”和“龙鳞饼”。妇女们这天不能做针线活。
清明节:上坟祭祖时不像汉族纸钱后在坟顶上压钱,而是在坟上插“佛朵”。“佛朵”是满语,译为汉语为“柳”或“柳枝”。根据满族的信仰,柳是人的始祖,人是柳的子孙,为表明后继有人,要在坟上插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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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旗袍
旗袍是现代流行服装之一,在国际服饰橱窗里,享有很高的盛誉。
旗袍是从满族古老的服装演变而来的。
旗袍,满语称“衣介”。古时泛指满洲、蒙古、汉军八旗男女穿的衣袍。
清初衣袍式样有几大特点:无领、箭袖、左衽、四开衩、束腰。箭袖,是窄袖口,上加一块半圆形袖头,形似马蹄,又称“马蹄袖”。马蹄袖平日绾起,出猎作战时则放下,覆盖手背,冬季可御寒。四开衩,即袍下摆前后左右,开衩至膝。左衽和束腰,紧身保暖,腰带一束,行猪时,可将干粮、用具装进前襟。男子的长袍多是蓝、灰、青色,女子的旗装多为白色。
满族旗袍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旗袍外套上坎肩。坎肩有对襟、捻襟、琵琶襟、一字襟等。穿上坎肩骑马驰聘显得十分精干利落。
在满族南迁辽沈,入中原后,与汉族同田共耦,受汉族“大领大袖”服饰的影响,由箭袖变成了喇叭袖,四开衩演变为左右开衩。
至本世纪30年代,满族男女都穿直统式的宽襟大袖长袍。女性旗袍下摆至(左骨右干)(小腿),有绣花卉纹饰。男性旗袍下摆及踝,无纹饰。40年代后,受国内外新式服饰新潮的冲击,满族男性旗袍已废弃,女性旗袍由宽袖变窄袖,直筒变紧身贴腰,臀部略大,下摆回收,长及踝。逐渐形成今日各色各样讲究色彩装饰和人体线条美的旗袍样式。由于旗袍非常适合中国妇女的体形和贤淑的个性、民族的气质,后来这一源于满族的传统服装渐渐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朵苛葩,受到国内外妇女的青睐和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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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味饽饽
饽饽是满族平时和节日的主要食品。饽饽是用粘米做成的。有豆面饽饽、苏叶饽饽和粘糕饽饽等。豆面饽饽是用大黄米、小黄米磨成细面,再加进豆面蒸制而成。这种饽饽颜色金黄,有粘性,味香可口。苏叶饽饽是用粘高粱面和小豆的豆泥混合拌匀,外面用苏叶包起来蒸熟的,有一种苏叶的特殊香气,别具风味。粘糕饽饽是用大黄米浸泡之后磨成面,在黄米面中间包上一些豆泥蒸熟后则成。这种饽饽用油煎着吃,或蘸着糖吃都行,既香又甜。
满族的饽饽很耐饿,携带方便,风味独具,至到今天仍是颇为风行的食品。
酸汤子也是满族的传统饽饽食品。它是用玉米面经过发酵后做成的。先用水把玉米泡开,磨成水面,再用布袋过掉渣滓,水面置桶里发酵,待到有酸味时,用漏斗或机器挤成面条状,煮熟即可食用。有时发酵过大,略有酸臭味,故又称“臭米子”。在辽宁叫“(左火右叉)子”。东北城乡,还设有(左火右叉)子馆,专营“臭米子”。
萨其玛是驰名全国的满族糕点。其前身,是满族的一种传统糕点——搓条饽饽。制作搓条饽饽先把蒸熟的米饭放在打糕石上用木锤反复打成面团,然后蘸黄豆面搓拉成条状,油炸后切成块,再酒上一层较厚的熟黄豆面即成。搓条饽饽是昔日满族的重要供品,所以也称为“打糕穆丹条子”。后来,用白糖代替了熟豆面,成了“糖缠”,更名为萨其玛,人们又称其为糖蓉糕。这种饽饽色、香、味、形具佳,深受人们的喜爱。
满族饽饽品种繁多,各有特色。金黄的小窝头,酥脆的炸馓子,松软的淋浆糕、细腻的大盆糕,此外,还有金丝糕、太阳糕、凉糕、酒糕、春饼等等,数不胜举,各领风骚,都是满族的传统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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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草”之俗
满族称婴儿降生为“落草”。妇女临产时,将炕席卷起,放块石头压在席卷上,拿一些谷草铺垫在炕上,将孩子生在草上,故称“落草”。这种习俗带有浓郁的狩猎民族古朴、粗犷的遗风。干草既可防湿,又可以御寒。
如果生个男孩,就在家大门边悬挂木制弓箭,俗称“公子箭”。这并非真的弓箭,而是用树枝煨成弓,用红布缠三支箭,预祝孩子长大成名以后成为一名精骑着射的男士。如果生个女孩,则在大门右边挂一块红布条,象征吉祥。挂红布条逐渐演变为产房的标志。产房不许人闯入,因为生人会把奶水带走,谓之“采奶”。如生人不慎闯入,还得做一碗汤送来,称为“还奶”。小孩落生,要请一位本事大、性格好、长得好的人第一个到产房,谓之“踩生”。据说谁踩的生,孩子长大后就象谁。
孩子生下第三天,请一位儿女双全有威望的老太太给孩子洗浴。洗浴在大铜盆进行,内置槐树枝、艾蒿、热水等。老太太一手托着孩子,一手给孩子洗浴。边洗边唱:“洗洗头,做王侯;洗洗腰,一辈要比一辈高;洗脸蛋,做知县,洗腚沟,做知州”。最后,老太太用一根大葱连打三下婴儿,边打边说:“一打聪明,二打伶俐,三打明明白白的”。打完后,孩子的父亲将葱扔到房上,亲友们一起贺喜。
孩子满月后,将悬于门上的“公子箭”和红布条收回栓在子孙绳上,放在西墙正中北侧的子孙袋里,旁边供奉着“佛托妈妈”,是保婴之神,满族人家每到春秋,要祭祀佛头妈妈以求赐福。祭祀之时,把子孙绳从神位前拉到院里柳枝上,家族里未婚男女和抱孩子的妇女跪拜案前,众人叩首。萨满用柳枝蘸水洒向孩子头部,又让孩子在香碟前熏一下,意在驱邪,随后取下子孙绳上的五彩线,套在孩子的颈上。过三天把五彩线收回贮在子孙袋里。因五彩线称为“锁线”,因此此俗谓之“换锁”。
婴儿满月之后睡悠车,这是满族育婴的一个传统方法。悠车用薄木板制做,长2公尺,宽1.5公尺,两头呈圆形,有底、样式如船。用四根绳子系在房梁上,离地面有一定距离,将孩子放在悠车里。婴儿哭则乳之,不哭则摇之,十分轻便,母亲还可以干一些家务活。满族人家生第一个男孩,悠车由姥姥家赠送。
为了避免孩子翻动从悠车上掉下来,也考虑孩子长大后射箭胳膊平直,骑马腿的位置端正,便将孩子胳膊肘、腿膝盖、脚脖处用带子捆绑起来,孩子动弹不得只能仰卧。因此满族少年身体多健美,很少驼背弯腰。满族以扁平头为美,因此多以小米或高粱装枕头,枕在孩子头下,俗称“睡扁头”。
Ⅲ 清朝入关以后是怎样统治汉人,收服了人心的
剃发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一直以来以孝来表示一个人的品行是当时考取功名的一个参考标准。明朝时,男子都留长发,满族则是男子剃发,即将头顶四周头发去掉,中间长发分成三落变成一条长辫子垂于脑后,除父母丧和国丧外,头顶四周边缘处可以剃。
还有满族的服装,由于生活环境的不同,满族人打猎为生,所以穿的多是裤子和马褂,这样就很方便,而明朝时的男装,大人多穿青布直身的宽大长衣,头上戴四方平定巾,一般平民穿短衣,裹头巾。
所以在清朝时,强迫所有汉族男子剃发,并且穿着满族的服装。他们也知道毕竟进到汉人的底牌,如果汉人们团结起来,这对刚刚建立起政权的清朝,是一股不小的力量,所以他们用这种方法迫使汉人顺从他们,想从精神上让汉民服从他们。
Ⅳ 满族的清朝,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清朝的贡献领土,人口,促进民族团结,奠定中华民族共同体雏形。(清朝时人口的增长并不是因为所谓的番薯和玉米,而且是因为实现了“士绅一体纳税”,封建社会赋税以稻谷为纲,番薯既不能交税在市场上也卖不出好价钱,并且当时的条件储存也困难,所以在清朝种植的粮食作物中所占比例很小。玉米也并不高产,高产品种玉米是清末才传入中国的)。
西方崛起的基础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的前提是科学的发展,而发展科学最重要的是逻辑体系和实验方法这两个方法论。前者是古希腊人发现的,后者是文艺复兴时欧洲人在古希腊基础上发现的。在近代科学传播之前,其他文明都没有摸到前者的边,后者就更不用提了。这不是单独中国文明的错,因为印度、波斯、两河流域等其他文明也都如此。真正的问题不是其他大多数文明为什么没做到,而是为什么欧洲做到了。如果没有古希腊哲人的灵光闪现,地球上现在也许有不少辉煌灿烂的文明,盛产《红楼梦》、《摩诃婆罗多》等精致的成果,一切都很好,就是没有科学。如果在其他星球上发现智慧生命,他们很可能就处于这种状态。任何一个文明或星球,很可能不发展出科学才是默认值。科学在地球上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偶然事件,是全人类最大的幸运。没有科技的发展打开新局面,传统社会必然陷入马尔萨斯陷阱,走向内卷化。从文艺复兴开始,欧洲克服了古代社会的那些弊端,把科技优势转化成了军事优势、经济优势,走上了正循环 。科技领先带来所有其他领先,成为现在习以为常的模式。从大航海开始,欧洲在地球上占据主导地位就已注定,其他文明都处于静止状态,只有欧洲处于运动状态。好比在一场游戏中,只有一个玩家清楚自己的目标,并且在积极尝试,其他玩家都浑浑噩噩,不知道要干什么,那么即使这个玩家多次犯错误,只要持续尝试下去,胜利一定属于他 。欧洲出现了爆炸性的发展,工业革命是世界上第一次使人类可以随着机器令人头晕目眩的速度向前发展的革命。欧洲爆炸式发展后必然向全世界扩张。鸦片战争是自然演化的结果。中国作为传统文明中最强大的,只是最后受到冲击而已。
Ⅳ 满清作为异族,为何入住中原后能如此迅速的控制全国
清朝跟元朝都是少数民族统治汉族的时代,相比之下,清朝比元朝存活的时间更久,民族更团结,那么满族是如何让人数众多的汉族臣服的呢?
其二、是“军政一体”,有战事的时候调出来,没有战事时候归于对应旗下。并且,打仗过程中,军队不需要准备器械,由八旗提供,这也是为何八旗兵马行动迅速、作战英勇的原因。
所以,在满族定都京城,汉人不服统治,满族只能继续靠他们的八旗兵勇。
Ⅵ 清朝入关以后就开始逐渐汉化,满族人是怎样收服了人心
关于我们中国历史拥有很多的朝代,这些朝代跟随着时间的变化,一代又一代的更替,这是历史的大趋势,所以中国国内的一个朝代数量还是非常的繁多的,在中国这几千年当中,我们也能看得出中国朝代变迁还是非常的迅速。那么关于中国最后一个朝代,清朝却是由一个少数民族所统治的一个朝代少数民族统治了当时中国绝大部分的汉族人。那么关于当时清朝入关以后逐渐汉化,那满族人是如何收买人心的?
三、大概也就没过了几年之后,满族人正式成为中国的统治者了。最后就是没过了几年,满族人正式成为中国的统治者,因为满族人也已经了解了中国的一个文化传统习俗,对于中国本身的一个发展来说,已经有了很多的了解。
Ⅶ 满清入关对华夏文明产生了什么影响
清兵入关,是特指明朝崇祯十七年(1644年),满洲贵族军队在明朝将领吴三桂的带引下大举进入山海关内,击败李自成、攻占京师(今北京),建立了以满洲为核心的大清王朝。
对于清军入关和大清王朝的历史贡献,一直有着很大的争议,明显呈现出极端看好和极端看坏的两种对立观点,但如果从审美的角度来看,清军入关对中华文明有何影响?着名学者冯骥才评价一针见血。
冯骥才《中国文化正在粗鄙化》:文化的粗鄙化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如果追根溯源,至少有三百年的日益恶化的历史。它的起点应该是满人入关(清军入关)......比较一下华丽外露的清文化与雍容醇厚、平和内敛的明文化,便会看出其中的深层的损害性的变化
关于上述话题,在明清遗留下的文物上得到充分体现。
清朝遗留下的文物,可以明显的看到庸俗,色彩鲜艳、大红大紫的华丽外露,与明朝的雍容醇厚、平和内敛相比,后者审美意境无疑更上一筹。
对比明清瓷器、珐琅、家具等,审美意境相差非常大,尤其是明清家具:明朝家具大气、简约、高贵、醇厚,一条细微曲线的变化,都能让人回味无穷,表现的非常精微;清朝家具材料贵重,雕刻很细但却无处不雕,总之奢华而外露,变得庸俗了,就像告诉别人“我就是很有钱”一样。如今,为何收藏家喜欢收藏明朝家具,而非清朝家具,原因就在于此。
Ⅷ 几十万满族人,为什么能统治几亿汉人数百年
满族能人辈出,人口众多,汉化比较彻底,所以大清能国柞绵延280余年。
满族人口并不少,清起兵时就爱新觉罗氏就有十多万,至太宗入关时披甲之士有四十多万,满族老根200来万人。
等清末时,满八旗丁口就有一千四多万,算上蒙八旗汉八旗,以及包衣奴才附差使唤,差不多有四千来万,占总人口的20%。要知道我党才6800万党员,占5%。
而汉人被束缚固化在土地上不能相互联系,上层又和清廷共存共荣,所以反抗一直很弱。
Ⅸ 满清入关对民俗的改变
做为少数民族统治者,满清是要本能的推行“民族主义”的,与蒙元简单粗野的赤裸裸的“四种人”制度相比,满清推行的是“全方位的民族主义”,即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全方位的“民族主义”,这种满清民族主义成为中国近代动荡和举步维艰的重要原因之一,它的历史后果至今危害着中华民族。
杨州十日,嘉定三屠就不说了,因为没有什么好说的。满族对汉民族精神和文化的破坏却是长远的。 从文化角度看,满族的确是蛮族,在努儿哈赤时才创立了满文,但在入关后,满清却最重视利用文化精神武器统治汉民族,达到几千年来对中原文化破坏的顶峰。也达到对汉民族精神文化破坏的顶峰,这首先表现在对汉民族自尊和民族传统的全面绞杀的剃发令。“即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历史上,少数民族入侵、入主中原,如虽有“乱以氐、羌、突厥、契丹、蒙古之风”(《孔子改制考》)但多被拥有悠久文化积淀的汉民族同化。
元朝也曾试图改变汉民族的服装,结果成为元末汉族大暴动的重要诱因之一. 满清的剃发令,让有着崇高自尊的汉民族改发易装,招致了强烈的反抗,但令人费解的是,满清的政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仅江阴一县,为反剃发起义,战死,自尽,被清军屠杀就多达17万人。全中国为反剃发而被清军屠杀又有多少人,实难统计,满清的剃发令不仅是对汉民族的极大污辱,更是对汉民族集体自尊和自信力的毁灭性打击。直到太平天国时,号召起义的有力动员辞仍是“复我衣裳”!满清的剃发令使汉民族数千年的发式,衣裳传统陡然蒙难“唐制衣冠荡然无存”还是其表,使汉民族从此失去了骄傲,自尊,自信的精神境界,其影响无论怎么估价都不过分“此固我皇汉人种为牛为马,为奴为隶,抛汉唐之衣冠,去父母之发肤,以服从满洲人之一大纪念碑也。”
比剃发令更阴毒的精神统治是祭孔,多尔衮刚一入关,就祭拜孔庙,一边杀人一边祭拜孔庙,孔子的地位也达到“集千圣,等百王”的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但这一切都是假的,孔子后人曾请求保留延续3000多年孔家衣冠,“一乃旧制未之或改”,但遭到满清的断然拒绝!满清特别重视利用理学这一太监学说奴役宰制汉民族的精神。理学第一次由在野成为官学,就是在异族入主中原的蒙元之时,做为非凡的政治家,忽必烈有着敏锐的嗅觉,把理学做为官学,极有利于统治人口众多的汉民族。忽必烈并以“儒教大宗师”的名义号令天下。但忽必烈的后代少有他这样的智慧,蒙元一朝,文治相当差劲,甚至连科举这一收买人心的举措也常常荒废。
满清则承继了蒙元的铁血政策,更比蒙元大大的狡猾,使有清一朝267年“右文之盛,前古罕见”。这右文之胜不仅表现在康熙的《举博学鸿儒诏》,特别的盛举是四库全书,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的对汉民族英雄史进行空前绝后的荼毒,鲁迅先生说:“对我最初的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的头,这才种定了的,到的我们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了血史”其实这大家早忘了血史,四库全书还是功不可没的。满清的手段大大的高明和阴毒,不是焚书,而是“全毁、抽毁、剜去之类的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其目的非常非常的明确,即“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应该说,经过满清267年的精神奴役,满清基本上达到了使汉民族忘记血史,永不会觉得汉民族中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的目的。
在此就不转录那些中国古书与满清删剜套改的对比原文了,只要稍加对比,即足以令人惊骇,总之“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亡的岂只是古书,失去了的岂止是发式,衣冠,这是汉民族精神传承的大断裂和大毁灭。 满清虽口唱“满汉一体”又特别特别的推崇理学但都不过是用理学去奴役汉民族的精神,满清统治者自己则清醒的很,决不喝理学这副毒药。康熙训谕诸子“宜以时娴习骑射”,即不许汉族尚武,但念念不忘训喻诸子尚武,对于个别的经不住诱惑的迷途羔羊,沾染了汉族文人的不良习气的,则大加严惩。干隆三十一年,皇子永星在一幅题扇诗中落款“镜泉”,被干隆发现,大动肝火遂杖责并训谕皇子,不可仿效汉人陋习而改变满洲世代淳朴,重骑射的传统,若任其发发展则衣冠尽改(注意衣冠尽改!)国体败坏,并告诫皇子师傅不可助长皇子重文之气。满清对汉族有骨气,有独立自主精神的人是恨之入骨,象雍正那样不惜把吕留良挫骨扬灰。
到近代,满汉矛盾已经成为阻止中国前进的一个重大阻碍和动荡之根源之一,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八旗军队就曾和绿营火并,原因不用说就是长期种族压迫所制,太平军召令起义的口号之一即是“兴复久沦之境”,“夫中国有中国之形象,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兽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凡有起义兴复中国者,夷其九族,是欲绝中国英雄之谋也”(杨秀清《奉天讨胡檄》)
直到孙中山,从早期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到三民主义,其第一主义乃是民族主义。“那民族主义,却不必要什么研究才会晓得的……满洲人入关到如今已有二百六十多年,我们汉人就是小孩子,见到满人也是认得,总不会把来当做汉人,这就是民族主义的根本。”陈天华也说:“这种族感情,是从胎里带来的”(《警世钟》),正是这种种族观念,使革命党人前赴后继,“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辛亥革命首先是民族革命,从军事早看,辛亥革命十分混乱,草率,苍惶,但民族意识,一旦觉醒则如星火燎原。我们大家都在中学课本上读过林觉民的《与妻书》,林觉民参加起义,虽有建立共和的志愿,但主导的精神力量还是“克复神州,重兴祖国”
这民族压迫,不仅表现在精神思想文化领域。对现实的经济政治,军事更有实际的作用。百日维新,维新诏书象雪片一样传出,但不曾有一纸诏书要改革八旗,其实这八旗已经是彻头彻尾的一群废物,满清对此一清二楚,否则也不会有湘军,淮军了,但八旗和绿营每年耗银达2000万两,约占清廷财政收入的1/4,实在高的吓人,而湘军每年经费只有15万两。本人在《白银舰队》中已算过一笔帐,诸位再算算每年2000万两,几十年下来是十几个亿?可以再建多少个白银舰队,清廷将国库收入的1/4用于百无一用的八旗和满人控制的绿营,仅从经济上讲,就是阻碍中国近代军事现代化的最大阻力,而日本把每一个铜板都用于舰队建设,这甲午之战焉能不败?败了之后,则“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刚毅说的更明确更透骨“与其授家奴不如赠邻友”!“汉人强,满人亡”! 满清267年对汉民族精神文化进行系统的全面绞杀,使我汉民族道统中殂,在近代又防汉甚于防贼(如前述每年2000万两养八旗),在文化和实际利益上都给今天中国留下了难以弥合的深创巨痛。对此,我们要向前看,但也不妨把历史帐算算清楚,以警示那些至今仍被西方的“迷昏汤”所蛊惑的精英们。
两宋以前,中国人“对龟的崇拜是至尊至深至全的”,万世一系,皆出于皇帝,而黄帝族就以龟为图腾的民族,在传说历史时期,中华民族每向文明迈进一步无不求助于归功于龟,如助女娲补天,向伏羲献八卦,决策黄帝战蚩尤,帮尧立德治国,帮禹治水,助仓颉造字,示汤伐夏,助周公作礼,为秦筑城等,即使是财神,也不是后来的赵公元帅而是龟,在两三千年的历史中中国人把龟当作最公正最灵应最现实的财神 。 唐代则把龟崇拜推到高峰,将传统的调兵遣将虎符改为龟符,北方边陲的都护府改为龟林府。至两宋时,中国人凡战前,一定要行龟卜,求龟助,战争中将士们形成一个坚强的信念:只要有龟旗在,攻战无不胜,龟成为无可替代的军胆,军威。从传说时代到两宋,中华文化未曾断裂,即使在五胡乱华时期,中原人民南迁,文化受到冲击,但绝没断裂,因此龟崇拜延续了四千多年,但是元朝的民族征服使龟由至尊之位跌入了污秽的深渊。因为中国人崇龟,具有今天人已无法想象的精神力量,忽必烈认为是他损兵折将的总祸根,于是以一个征服者的姿态,全面消除“龟患”。 历史资料显示(1)元代所有官员,官印均以八思八文和三台直钮,取代了以前的汉文龟钮的官印。
(2)元以前二十二史,历代都有以龟为名的人和事立传入志。自元明清的三史中,全无以龟为名的人事踪迹。甚至《史记》上记载的八种名龟“八王龟”当年是被人们作为求之不得的“官星”“财神”,元以后亦被颠倒为“王八龟”。进而出现“王八蛋”“王八羔”等等骂人的脏话。结论是“我们常常引以自豪的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中,4000多年的龟文化被彻底扭曲了。” 我们今天的人大可不必对龟进行崇拜或贬损,但我们是不是该想想,蒙元对中化文化的颠倒仅仅是龟文化吗?它对我们民族意志和民族精神有何深层的影响?
二:困境上的困境。 蒙元的统治极为野蛮,但中国人还是保有自己的民族服装和发式,而满清对中国人民族文化的摧残更阴毒十倍百倍。服装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一个民族的重要标志物之一,但今天的中国人的民族服装是什么?我们大家虽都穿着衣服,但从民族文化角度看,我们什么都没穿,我们是穿着衣服的“裸人”。 中国是礼仪邦,文化昌盛,而服装又在中国礼仪,文化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服装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和象征系统,历来为中国人所重视。中国古代的服装是由尊天为基础发展而来的精神的物化,具某种“天礼”的象征意义,周代便有“司服”的机构,战国秦代设有“尚衣”。历史上汉民族的服装样宏富,特色鲜明。在百家之中,没有比儒家更重视衣冠的了,有一种说法是儒的来源即是依据殷代巫土(儒的起源)的“礼冠”,从《论语》《礼记》等儒家经典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本人及诸儒对服装的文化含义是极其重视的,以达到“垂衣而治”(易。系辞下)的象征系统,可以说从传说时代到明朝,中国人的服装是有很大变化的如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唐朝霓裳羽衣,但绝无断裂,而满清的剃令实则是一种精神征服,它不仅摧毁了服装的文化符号的象征系统,更是中华文化脊柱意志的断裂。《辫子的存留与朝政的嬗变》是这样记述的:对古人而言,衣冠发式之选择关乎江山社稷,绝非像今人之随必所欲。在“大一统”原则指导下,国人发式求同而伐异,且历代相承,一以贯之。我国先民对头发重视程度极高,《孝经》有云:“身体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将受护头发与孝道联系起来,作为道德规范的基准,从而显得非常郑重严肃。孔子把文化丧亡形容为“”被(披)发左衽“(《论语。宪问》)将发式的更改与亡国联系起来,发式的选择被提高到政治的高度。因此,历代中国人焉能不小心翼翼,护发如命?他们把这宝贝准确性缩成发髻,盘在头顶,上插一根细柄加以固定,称之为簪。唐代大诗人杜甫在其名篇《春望》中有“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的诗句,说明杜老夫子至暮年仍须像当今不少女人一样梳洗打扮,好不麻烦。正因有此习俗,古代有髡刑,受刑之人颇有受辱之感。现在想来此刑不痛不痒,还省却理发之费,何乐而不为?真是今人思维万难参透古人情感。历代祖先就这样惜发如命,代代相传转眼间到了明朝。 天有一测风云。明朝末年政治腐败,天灾连年,人民不堪其苦,纷纷揭竿而起,而此时一股新兴的力量也已悄然兴起于我国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这就是曾灭亡北宋,建立金朝的女真人的后裔。他们于公元1635年改称“满洲”,即当今之满族。同时改国号为大清。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生活方式,使之形成了与中原完全不同的发式,概括言之,,即“半剃半留”或“剃发垂辫”。他们在额角两端引一条直红,阄直红以前的头发尽行剃去,只留颅后头发,编结成辫,满语称作SONCHOHO,垂于脑后。此俗承自其先民—— 漠河。据史书记载,漠河人“俗编发”,而至女真人则“辫发垂肩”、“垂金环,留颅后发,系以色丝”(《大金国志》)。据专家分析,此种发式便于骑射。前部不留发,以免骑马驰骋时散发遮住视红:而颅后留一条粗大的发辫,在露宿时可充作枕头,借以安眠。真是兴利除弊独具匠心,另外,满族及其先民信奉的萨满教认为,发辫生于人体顶部,与天穹最为接近,乃人的灵魂之所在,故而发辫务受其族人珍视。为国捐躯的将士,若其骨殖无法运回故土,则须将发辫带回,亦可算是魂归故里。由此看来,满人对其发式的重视不亚于汉人,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公元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攻破明都,崇祯帝吊死煤山,明亡。清兵把握契机,挥师入关,“变虏掠之暴,为吊伐之仁”。一举逐李自成而据京师,正式建立中原王朝。在此之前,满族统治者对在关外被征服的汉人一律强令改变发式,更换服装。对归降的明迁将士,也必须剃发易服,作为臣服的樗,引清兵入关的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即是入清营拜见清摄政王多乐衮后,“毅然”剃发易服,以示降清的。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围绕剃发还是蓄发,一声声殊死搏斗此伏彼起,令人不忍卒书。 清兵入关伊始,便近不及待地颁“剃发令”,引起汉人群起反抗,不得不暂缓施行。至翌年,清军势如破竹,横扫中原,挥师南指,饮马长江。多乐衮踌躇满志,再度颁行严厉的“剃发令”,清军所到之处,无论官、民,限十日内尽行剃头,削发垂辫,不从者斩。当时传有“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之谣,以打击,摧垮广大汉族人民尤其是上人的民族精神。汉族人民不革受辱,拼死抗争,以保护世代相承的文物衣冠。一时间凄风惨烈,日月无光,人头纷落,血流成河。怎奈强权之下,汉人的反抗无异于以卵击石。死者长已矣,活者不要偷生。很快就看到中原发式尽改,人而全非。欲保完发者,只行远避深山,身厝窑洞 ;或栖身道观,甚至遁入空门,带发修行。他们只能遥拜明陵,苟延残喘,而对数千年未有之“天崩地解”,而徒垂几滴孤忠之泪而已。 我在《清统治者的“民族主义”对汉民族尚武精神的全面绞杀》是这样说的:杨州十日,嘉定三屠就不说了,因为没有什么好说的。对汉民族精神和文化的破坏却是长远的。 张广天从戏剧和音乐的角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衰亡《 江山如画宏图展--从京剧革命看新中国的文化抱负》:“宋以后的中国,基本上是一部衰亡民族的历史。” 戏曲也并非结果,它更象是一种化装。在衰亡民族无力保护自己文化的时候,它以脸谱和戏装的形式抢救和保护了一切有价值的珍宝,让它们化作形式主义的腔词、台步、念白和锣鼓,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质朴无华地生长着、酝酿着,以避去工业文明的坚船利炮、浓烟滚滚。等有朝一日,过眼的云烟散尽了,一切都完好无缺、尘埃不染。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一出戏,叫做《赵氏孤儿》。 在<永不崩坏的梦想·兴于诗,立于礼,而成于乐。>.中说:意大利神甫利玛窒,有一次随皇帝去天坛祭祀,听到了中国皇家乐团的演奏,他觉得简直不堪入耳,于是问身边掌管礼仪的官员。那位官员说,真正的音乐已经失传好久了。现在你听到的不过是乌合之众的弦管齐鸣,很多乐器都借自于西域胡人,没有规矩,没有法度。也许,古代让圣人不思肉味的韶乐真的随着文明的衰败而匿迹了。但是这种音乐的思想和精神,这种昔日文明的成就感,就一点也没有保存下来吗? 从1900年的张园事件中,我们更可以看到这种尴尬,章太炎参与了组织“中国议会”,剪掉辫子,甩掉满人的马褂。赤膊短裤,“断发易服”,但无衣可穿,只得仓促间穿上从朋友处借来的一套西装。西服比马褂“好”,好就好在章太炎穿西服是无衣可穿的情况下的自愿的无奈选择,而马褂则是满清命令他穿的,但从服装的象征意义上说西服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没有什么联系,章太炎想穿汉唐衣冠不太可能了,从文化的角度讲,章太炎已经找不到回家的路,从汉唐衣冠到马褂到西服,表明中国传统文化的丢失。 蒙元对中国传统文化中龟崇拜的颠覆,满清大肆篡改中国古代典籍,使中国人掉了汉语衣冠,仅仅是两个典型事件,两个典型事件背后中国传统文化又丢失了多少呢?我今天重新提倡崇拜龟文化恐怕于事无补,而且荒唐,即令今天所有的中国人都再穿起汉唐衣冠 也绝不表明我们恢复继承了传统文化。衣服是文化,文化是衣服,我们丢掉了衣服,就丢掉了文化,我们丢掉了文化,我们已无衣可穿的“裸人”。 文化是剑,“是人类天才的最伟大的成果,是人类天才的最高成就和它对自然,对野蛮,无知,祸害,对自己本身,对反动与黑暗势力的辉煌胜利的永不衰败的历史,也是它有权引以为自豪的胜利的永不衰败的历史”(贡恰连科)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做为一个民族生存之剑——中国文化生锈了。 2000年9月,当我和几个朋友爬上白羊峪长城时,惊叹长城那不可言喻曲线美,真得感到我们祖先的伟大,可我也不由得想起希里曼在一八六三年的登长城游记,“长城不可争辨地是人类的双手所曾创造的最奇伟的作品,它是过去的伟大所留的纪念碑,不论它的深入到谷里或高耸进云天,它沉默地抗议着那使中华大国沉沦到现在的无体面的深渊中的颓废和道德的堕落”。近日的《北京青年报》上看到,北京承诺将使所有参奥的外国女士穿上旗袍,而爱猫扑,爱生活在访日在和日主明仁见面时因穿中山装而遭日本报界傲慢的非议和激烈的抨击。但旗袍和中山装是我们的民族服装吗?我们今天的服装既不是民族的,也不是世界的。而是一种不伦不类的遮羞布。有人说,汉民族已沦落为没有自己民族服装的民族,是符合现实的。 辛旗说,建筑是大地上阳物,它不仅是人们档风遮雨的栖息之所,更是精神的物化,而当今的中国建筑不过是一个又一个没有内在灵魂的火柴盒。服装,建筑还都是看的到,摸的着东西,那在我们的灵魂世界又遗失了些什么那?我们的灵魂是不是也象我们今天的服装,建筑这样丑陋那?中国文化是最讲气韵的,但我们今天的服装,建筑没有任何气韵可言。中国的气韵由前秦的百家争鸣,气象万千,汉唐的弄假成真而不失浩然之气儒家一统,到弄真成假宋明理学,全然没有了浩然之气,更没有剑气和霸气。 文化中缺少了剑气,霸气,种种歪理邪说就会层出不穷,汉武帝独尊儒术是“假”,适应帝国统一的需要才是真,但罢黜了百家,失去了竞争。久而久之便弄假成真了-------儒学成了唯一的真理。 弄假成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弄真成假,到了宋明理学阶段,儒学彻底走向了阴柔一路,因此从宋儒的眼光看汉儒使统统是伪儒了,朱熹在他的《四书集注》末尾引程颐的说程颢的话,“千载无真儒”,把汉儒都赶出了门外。连弄假成真的祖辈们都赶出了门外,宋明犬儒们便大唱歪理邪说了,即以那个近代一再被人诟病的“闭关锁国”政策,其源头就宋明犬儒。“据他(郭嵩焘)研究。我们在汉唐极盛时代,固常与外族平等往来,闭关处守而又独立尊大哲学,是南宋势力衰弱时代的理学先生们提倡出来的,绝不足以为训”(蒋延 ) 失去了剑,也就失去希望,没有了希望,就会日益堕落,直到全面堕落,有理还得鸡巴硬,鸡巴不硬,所谓的理就是空理,歪理,邪理。 我认为鲁迅笔下的阿Q------这个拖着小辫子的被征服者的形象,正是中国自两宋以来一个逐步失去剑气民族绝望的真实的模本,被种种堕落意识逐渐掏空了灵魂。“鲁迅写的不是阿Q一个人被侮辱,被损害,被出卖的巨大不幸,而是全体国民的众生相,那种渗透骨髓的宿命意识,投降主义,失败主义,精神胜利法,欺善怕恶,假仁假义尚且偷生,犬儒性格等等,既扎根于统治者的思维之中,也展示于广大百姓的行动之中。” 蒋介石和毛泽东是为中华复兴而铸剑的两位先驱,抗战时,蒋公秉持的理念是“胜也罢,败也罢,只是不要和他讲和”守望在莒之精神。毛泽东纵有千错万错,但他是中国一百多年来第一位铸剑大师而为万世所景仰。 这世界永远是一团乱麻,探讨如何梳理这乱麻是有意义的——只要能成功。但必须有剑,对于解不开的解,用剑劈!没有了剑,才有了做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四灵之主”之一龟文化的颠覆,没有了剑,我们才失去了汉唐衣冠,成为穿着衣服的“裸人”。历史昭示我们剑是尊严,剑是利益,剑是灵魂。“假使这国民是卑怯的,即使纵有枪炮,也只能杀戮无枪者倘敌手也有,胜败便在不可知之数了。”(鲁迅) 真理就在大炮的射程之内,中华文化的复兴,千头万绪,铸剑是为第一,这就是我理解的鲁迅的“立人”的思想。
[笔者评语]
我认为,汉族是中国国内最大民族。在世界上,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大多数。身为汉族后裔,中国应该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汉唐文化,这不仅是对自己的再认识,也是立足于世界作为中国人的 Identity。美国虽然是移民国家,但建国近三百年后,即拼命在世界范围内推销“美国文化”(所谓“民主”,“自由”),并不惜动用武力。日本战败后,在全盘接受美国经济援助的同时,也誓死捍卫“和族”文化(无论这个不伦不类文化是从哪儿来的),并不忘日后对全球经济侵略,扩张的同时,极力推销“日本文化”。为什么?就是因为“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创立,存在,延续的精神支柱。就像一个人不能没有了脊梁骨。既然我们已经认识到我们的“汉唐文化”遭到了蛮蒙(元),和蛮清(满)灭根性的破坏。我们理当名正言顺地予以“扬长”性的恢复。这是我们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首要的(精神)文化建设。而不是全盘引进日本的,美国的或者其它什么民族的文化,让其占据“主角”位置,还美其名曰“洋为中用”。从中华汉族文化的兴亡史来看,毛泽东作为汉人后裔,却肩抗了“彻底清洗”汉族文化的天大罪责。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继忽必烈,多尔衮后,对汉族文化的又一致命打击。这场革命对我们唯一有帮助的是,它在“根除”汉文化的同时,也快刀斩乱麻地根除了267年的满清文化残渣。按理,我们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理应首推恢复汉唐文化。可笔者见到的却是“铺天盖地”的“满清”缅怀史。什么“雍正王朝”,“孝庄密史”,“康乾盛世”等等,等等。这些建立在亿万汉族人血肉之上的“盛世”,“轶事”到底有什么可以颂扬的。演给”大多数“的汉人看,只会徒增他们的麻木感;演给洋人看,他们除了不屑一顾外,更只会怀疑中国人的“和平崛起”的真正用意。中华民族的“汉唐文化”是唯一为世人所能接受,崇拜和摹仿的精神产物。这才是中华民族之根,之本,之精,之髓!!!!
Ⅹ 有人说清军入关乃中华之幸,那为什么还总有人抹黑清朝呢
那时满族人进入中国并没有什么不幸的。这只是政权更迭。有利也有弊,不是全部。从好的方面来说,满族的进入加速了国家的统一。毕竟,在李自成征服北京和清兵入塞之后,中国几乎没有人居住。李自成并没有取代明朝,虽然他取代了。李自成的胜利只是当时全国众多胜利中的一个。除了李自成的大顺政权,还有晚清,张宪中的大西政权,以及当地明朝的地主和残余,南明政权。公平地说,中国是一个大国的时代,根据常识,它会相互吞并,最终留下一个单一的政权,取代明朝,成为中国的新主人。
换句话说,现代中国崛起所遭受的几乎所有的屈辱,都是由满清王朝造成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不能称之为污蔑,毕竟,中国近代的耻辱史是由满清造成的。你逃不掉的。尽管清朝对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其自清朝末期开始的行为却失宠了,因此批评清朝是理所当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