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是如何描写幸福观的

Ⅰ 白居易说 幸福是什么的流连忘返

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

Ⅱ 白居易笔下的杨玉环美吗 白是怎样体现古代文化的精神的

《长恨歌》是一篇长篇叙事诗，所咏的是历史上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但这样一篇大家喜读熟诵的作品的主题思想究竟是怎样的，却一直是古今研究者所争论的问题。古人的评论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这首诗的主题是讽喻，“讥明皇迷于色而不悟也”（唐汝询《唐诗解》）；另一种则认为它只是在写李、杨的爱情，“不过述明皇追怆贵妃始末，无他激扬”（张邦基《墨庄漫录》）。而今人在这两种观点的激烈争论中又产生了双重主题说，即认为该诗既有对明皇的讽刺批判，又有对李、杨爱情的同情歌颂。到底是哪一种正确呢？我们通过对一些资料的研究,认为《长恨歌》的主题应是讽喻，讽前皇之“惑”以诫今皇之“不惑”。
要真正理解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首先必须对白居易有一定的了解。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原籍太原，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生于新郑（今河南新郑县）。十一二岁时，因避战乱而迁居越中，后又往徐州、襄阳等地，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对人民疾苦有着深刻的认识。贞元十六年（800）白居易进士及第，三年后中书判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为应制举，他与元稹闭户累月，研讨其时社会政治的各种问题，撰成《策林》七十五篇，几乎包括了当时所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主要问题，以及他们自己提出的解决方法，比如“弘贞观之理也，则思闻房、杜之谠议,以致升平;嗣开元之政也,则思得姚、宋之嘉谋,而臻副寿。”（《〈策林〉九：〈致和平复雍熙〉》）。这说明了白居易有意成为执元和政治牛耳的人物。另外在白居易的许多诗句中也有类似体现，如“所恨凌烟阁，不得画功名。”（《题旧写真图》）；“迢递麒麟阁，图功未有期，区区尺素上，焉用写真为？”（《赠写真者》）……这些诗句都表达了白居易想成为大政治家以一展平生抱负的愿望。
大致从青年时代开始一直到四十五岁贬官江州司马之际，白居易对封建君王抱着较大希望，有极高的参政热情，“有阙必规，有违必谏”（《初授拾遗献书》），屡次上书，指陈时政，倡言蠲租税、绝进奉、放宫女、抑宦官，在帝前面折廷诤。与此同时，他还创作了《秦中吟》、《新乐府》等大量讽谕诗，锋芒所向，权豪贵近为之色变。在这种心态之下，白居易所写的《长恨歌》不能不受到影响。张伦的话说得好：“白乐天《长恨歌》备述明皇、杨妃之始末，虽史传亦无以加焉。盖指其覆华，托为声诗以讽时君，而垂来世。”（《林泉随笔》）
研究《长恨歌》的主题，亦不能离开白居易所处的时代背景。当时的唐王朝，政治上的弊病已趋明显，而宪宗又有意重开纳谏之风，对开元、天宝治乱的问题也很关心，比如他曾问与白居易同时期的李绛关于“开元治理，天宝兆乱”的问题（详见《旧唐书》4288页）。可见，当时的政治热点已集中于此。因此，如果说白居易在创作《长恨歌》时对此毫不关注，而只是对李、杨爱情发生极其浓厚的兴趣，就未免有些故作惊人之论了。
另外，从《长恨歌》本身来说，也明显地体现出了作者借诗讽谏、劝勉皇帝“不惑”的意向。
《长恨歌》开篇，便直言不讳，“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一个荒淫好色的封建君王形象便跃然纸上。据白居易《上阳白发人》所载，明皇一次就“采择百余人”。
诗中“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一句，又刻画出唐明皇得杨贵妃后是如何地沉迷于美色的。
又如，诗中描写杨家权势之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以至“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从侧面写出唐明皇对杨贵妃的宠幸之至。
诸如此类的例子，全诗中可谓俯拾即是。因此，与《长恨歌》同时创作的《长恨歌传》亦说此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可谓是对《长恨歌》的最好诠释。
通过以上分析，《长恨歌》应该是以讽劝君王“不惑”为主要目的的。
那么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对诗歌后半部分（从"临邛道士鸿都客"到"在地愿为连理枝"四十四句）李、杨缠绵爱情描写的理解。这也是历代学者矛盾集中的所在。因为，此部分与前部分的主旨似乎不太相符。是白居易创作至此时被李、杨的爱情故事所感，而转变了诗的主题吗？这正是双重主题说的观点。然而，如果对白居易的创作特点进行一下研究，就可以发现，双重主题说是站不住脚的。
陈寅恪先生《元白诗征稿》第五章《新乐府》中，曾谈及元稹和白居易在创作新乐府时的一个区别：
“关于元白二公作品之比较，又有可得而论者，而元氏诸篇所咏，似有繁复与庞杂之病，而白氏每篇则各具事旨，不杂亦不复也。
……
……《白氏长庆集》壹《伤塘衢》二首之贰云：
‘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
寅恪案：‘一吟悲一事’虽为乐天《秦中吟》十首之通则，实则《新乐府》五十篇亦无一篇不然。……每篇唯咏一事，持一旨，而不杂以他事，此之谓不染。此篇所咏之时，所持之旨，又不复杂入他篇，此之谓不复。’”
可见，白居易在创作上，主题有单一性和单纯性的特点，因此《长恨歌》也不应是双重主题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诗中关于李、杨爱情的动人描写呢？难道《长恨歌》的主旨就是描写李、杨的爱情吗？
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一、白居易对唐明皇这个人的基本估价问题。
“迨于太宗、玄宗，抱圣神文武之资，用房杜姚宋之佐，谋猷启沃，无怠于心；德泽施行，不宜于物，所以刑措而百姓欣戴，兵偃而万方悦随，近无不安，远无不无伏，虽成康文景，无以尚之，载在国史，陛下熟知之矣。
臣闻太宗以神武之姿，拨天下之乱；玄宗以圣文之德，致天下之肥。当二宗之时，利无不兴，弊无不革，远无不服，近无不和。贞观之功既成，而大乐作焉，虽六代之尽美，无不举也；开元之理既定，而盛礼兴焉，虽三王之明备，无不讲也。礼行故上下辑睦，乐达故内外和平，所以兵偃而万邦怀仁，刑清而兆人自化，动植之类咸煦妪而自遂焉，虽成康文景之理，无以出于此矣！”（《白氏长庆集》卷四十八《才识兼备明于体用策一道》）
此段文字，白居易将唐明皇与唐代公认的模范皇帝唐太宗相提并论，可以说对唐明皇的评价高得可谓至矣尽矣了。
但，就在《才识兼备明于体用策一道》中还有下面一段话：
“洎天宝以降，政教寝微，寇既荐兴，兵亦既起，兵以揭寇，寇生于兵，兵寇相仍，迨五十载。财政由是而重，人力由是而罢。下无安心，虽日督农桑之课，而生业不固；上无定费，虽日峻管榷之法，而岁计不充。日削日朘，以至于耗竭其半矣！此臣所谓疲病之因缘者也，岂不然乎？
由是观之，盖人疲由乎税重，税重由乎军兴，军兴由乎寇生，寇生由乎政缺。然则未修政教而望寇戎之销，未销寇戎而望兵革之息，虽太宗不能也；未息兵革而求征徭之省，未省征徭而求黎庶之安，虽玄宗不能也。”
这一大段话，全是批判唐明皇当政时期的天宝政局的；“政教寝微”等语，也符合天宝政局的实际情况。
由此可见，白居易对唐明皇的看法是一分为二的，肯定前期，而批判后期。对前期的肯定，不能不在诗作中有所反映，即指把唐明皇描写成一个“惑”于色而乱国的悲剧性君王，而且“惑”得深，“惑”得有些感人，实际上也有为唐明皇略作开托之意。
二、白居易的写作动机
从白居易的身世及当时的政治环境可以看出，白居易以为，一个封建君王，要能够做到像前期的唐明皇那样，关键在于：“不惑”。因为“不惑”是任用贤人的条件和前提。这就需要以唐明皇的后半生为鉴。
白居易正是通过塑造这样一个令人同情的、悲剧性的君王来警示今王引以为戒的。因此，诗中有些问题就容易理解了，如写杨贵妃是“养在深闺人未识”，而避唐明皇抢儿媳的史实不谈，将他们的爱情描写得纯真；或后来，写唐明皇至国破妃亡之时仍不悟，还要上演“人鬼情未了”的标准爱情悲剧，把一个何等痴情的君皇展现在读者面前。然而正因为他是君主，所以他的“痴情”和“重色”才导致了国家的倾亡。
如此看来，当了解了白居易对唐明皇的看法及他的写作目的之后，便不难看出，表面上的矛盾实非矛盾，而是作者的匠心所在。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长恨歌》的主题是讽喻更为合理。

Ⅲ 白居易的写作风格是如何变化的

在文学上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早期所作讽喻诗，如《秦中吟》、《新乐府》中的不少篇章，较尖锐地揭发了时政弊端和社会矛盾，于民生困苦也多有反映。自白居易遭受贬谪后，意志逐渐消沉，晚年尤甚，诗文多怡情悦性、流连光景之作。其诗语言通俗，除讽喻诗外，长篇叙事诗有《长恨歌》、《琵琶行》。

Ⅳ 如何评价白居易

作为官员：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

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Ⅳ 白居易的一生是怎么样的

白居易，陕西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唐朝大诗人，是新体古文运动的杰出倡导者。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立身行事，以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指导思想。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白居易坚持诗文必切于时政，感于事方可发于情。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赋、比、兴”的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了一系列原则：“辞质而径”，要求辞句质朴，表达直率；“言士而切”，表明诗文应只书其事，切近事理；“事核而实”，诗更应该内容真实，有案可稽；“体顺而肆”，文字流畅，易于吟唱。他的诗更通俗易懂，接近民生、关心民计。对大历（公元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

白居易曾将其诗分成讽喻、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大体上，前三类为古体，后一类为近体。四类诗中，白氏自己比较重视前两类，认为讽喻诗反映了“兼济之志”，闲适诗显示出“独善之心”。感伤诗和杂律诗中的精华，代表作有《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它们广泛反映了中唐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这些诗措辞激烈，毫无顾忌，突破了温婉古朴的诗教传统，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十分突出。讽喻诗在形式上多直赋其事，叙事完整，情节生动，人物细致传神。部分《新乐府》还采用“三、三、七”言句式，有民间通俗文学的痕迹。闲适诗多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不少诗也多少流露出诗人知足保身、乐天安命的思想。但也有些诗从侧面表现出对现实的不满，说明他追求闲适只是无可奈何的托词。感伤诗以叙事长诗《长恨歌》、《琵琶行》最为着名。《长恨歌》咏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婚姻爱情故事，以诗情入诗，充满感伤和同情。《琵琶行》是一首抒怀叙事诗，写诗人在江洲浔阳江间送客偶遇琵琶女的故事，抒发天涯沦落之情。诗人不但善于描摹声音，如“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等句，而且能够把握住音乐的节奏，通过使用不同的词汇使音乐轻急缓慢的节奏跳跃于纸上。并且往往通过氛围的渲染，使音乐别具一种感染力。此诗具有“天涯沦落人”的遭际之感，且语言成就突出。此二诗叙事曲折，写情入微，善于铺排烘托，声韵流畅和谐，流传甚广。

白居易不属韩柳文学团体，但也是新体古文的倡导者和创作者。其《策林》75篇，识见卓着，议论风发，词畅意深，是追踪贾谊《治安策》的政论文；《与元九》洋洋洒洒，夹叙夹议，是唐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草堂记》、《冷泉亭记》、《三游洞序》、《荔枝图序》等文，均文笔简洁，旨趣隽永，为唐代散文中的优秀之作。白居易还是词创作的有力推动者，《忆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长相思》诸小令，为文人词发展开拓了道路。白居易于仕途上载沉载浮，却始终“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其忧民之心难能可贵。

Ⅵ 白居易,陶渊明,苏轼

幸福是白居易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的忘返流连；幸福是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自得悠闲；幸福是苏轼‘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美好祝愿

Ⅶ 描写白居易的作文片段

在“春来江水绿如蓝”的江面上，一位身着官服的人站在画舫上，看着“日出江花红胜火”的美景，完全陶醉在春日江南的婀娜当中……我眼中的白居易，这么多情，这般陶醉。
我眼中的白居易，是人间美景的化身。我喜欢他那“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的细心发现和对美好春天的悉心欣赏，喜欢他那“半朽临风树，多情立马人”的深情感叹和对人生的黯然神伤。我更喜欢他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离离原上草，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上，大火无法烧尽那小草的生命，春风吹来，那生命的绿色又重新铺满大地，无论是古老的荒路，还是荒废的古城，在荒路瓦砾间都有它亮丽的身影。读了白居易的诗，我看见了青春的美好和大自然的美丽。
我眼中的白居易，是一朵同情百姓疾苦、忧国忧民的伤感之花。她可怜琵琶女的悲惨身世，同情琵琶女的凄婉人生，于是，用那“枫叶荻花秋瑟瑟”的笔触写出了“别时茫茫江浸月”的伤感之情，情感的芦花在秋叶的凉风中瑟瑟着，“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是啊，此时的白居易也是身处被遗忘的角落里的人，处境悲哀，所以“江州司马青衫湿”，在官场的伸张正义抵不住小人的谗言献媚，数年的心血免不了被贬斥的厄运。读了白居易的诗，使我多了一份对世事的哀叹，多了一份同情心。
我眼中的白居易，是一枝熬寒凌雪、不屈于官场腐败的红梅。他虽然是朝廷命官，但爱憎分明，敢于直抒己见，利用诗歌直抒胸臆，讽刺和鞭挞贪官污吏，揭露朝廷的黑暗统治。他痛恨“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值”腐败官吏欺压百姓的强买强卖，他同情“田家输税尽，拾此充饥肠”的悲惨、自叹“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的愧疚，他嘲讽“三千宠爱在一身，从此君王不早朝”的糜烂昏庸。读了白居易的诗，我看到了一个刚正不阿的人格，使我学会了明辨是非，与一切黑暗势力作斗争。
如今，物是人非，千年又一季，而白居易的诗歌及其精神仍然鼓舞着我们。野火春风中的小草，秋江夜中的那轮明月，风雪寒天中的腊梅，这就是我眼中的白居易。

Ⅷ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白居易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白居易“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留连忘返；幸福是杨万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赏心悦目； 幸福是柳宗元（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闲情雅致。 原创

Ⅸ 苏轼为什么觉得自己比白居易幸福

所以苏东坡将朝云比喻为“天女维摩”。他说,自己比白居易幸福,因为白居易的侍妾小蛮看到白居易年迈了,就离开了他。他夸奖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