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幸福值最低是哪个省

① 日本人为什么幸福感偏低

日本人幸福感为何不如中国人?
日本是个狭长的岛国，面积与中国云南省差不多。在这个岛国上，地震、台风、海啸、火山频繁爆发，一次又一次毁灭性地打击着生存在这里的日本人，日本小地震一年1000多次,中地震10年一次,大地震50年一次.真是人间地狱.如装恶魔的铁箱.所以日本是自杀大国.令他们灵魂深处充满了生与死的纠葛：他们渴望生，但也美化死；他们一方面以惊人的毅力顽强抗争，另一方面亦以惊人的冷静敬畏宿命。

此次“3.11”日本史料记载最严重的9级大地震以及次生的海啸和核辐射灾难，让全世界看见了日本人的处灾不惊和秩序井然，当中国人抢盐、美欧人抢碘时,在核恐惧中心的日本人，却仍然冷静地等待迟缓的救援、安静地排队购买必需品、镇静地承受东京电力公司的过错。大灾大难面前,日本人为何能够如此淡定？于是，一波探究日本人超常表现的浪潮也随之在全球范围高涨：日本人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步？

一、

我当翻译的时候，曾经接待过一些日本访华团，访华团里的有些成员，到饭店下榻时，先要查看房间门后的逃生图，有的人甚至亲自到楼梯口查看一番。日本人的“灾难意识”十分强烈，即使离开了多灾多难的本岛，不安全感依然与他们如影随行。

然而让外人不可理解的是，既然“灾难”已成为一个民族的心病，国民就应该尽可能禁忌妄谈、避讳鼓噪才对，但日本却不是这样。他们似乎特别喜欢“制造恐怖”，通过文学、电影、漫画等艺术手段，把各种灾难变本加厉地展现给国民，让人们生活在心惊胆颤中，仿佛有意进行自我精神折磨。

比如，日本最有名的灾难小说《日本沉没》，作者小松左京花费9年之功，用严谨的科学理论和数据，绘生绘色地虚构了一场日本大毁灭：日本海沟出现大量泥团,关东大地震造成200多万人死亡。地质学家田所博士预言，两年之内日本列岛将沉入地下。最后时刻,巨大的海啸冲入陆地,日本列岛沉没了，空有余音在飘荡，“未来在哪里?”“新的生活如何继续?”就是这本让日本人恐怖到极点的小说，却在1973年甫一出版，就创下了上下集销售400万册的纪录，成为日本战后第一大畅销书，并屡获奖项。同年，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也获得票房大丰收，观众累计达880万人次。33年后的2006年，小松左京又推出了《日本沉没第二部》，逼真描述了日本人“失去国土”后的悲惨命运。第二部《日本沉没》发售后一周，重拍的《日本沉没》电影随即上映，这部号称动用了日本电影史上最多人员和资金的大片，在日本创下了比1973年40亿日元更壮观的70亿日元票房。

另外，也有专门渲染日本地震的作品，诸如石黑耀的《震灾列岛》和高岛哲夫的《M8》。高岛哲夫曾是日本原子能研究所的研究员，这位专业人士在《M8》中，将最新的地震研究成果和数据写入小说中，制造地震恐怖的同时，也传授人们防震知识，因而此书被称为不可多得的地震知识小说。高岛哲夫其后还写过《海啸》，预言日本将遭受史上最大规模的海啸袭击，这次大地震后的海啸似乎不幸被他言中。此外还有《死都日本》、《感染列岛》、《平成三十年》、《日本封印》等不少渲染日本灾难与危机的作品层出不穷，这些灾难作品大都被画成漫画传播，使青少年早早就在心灵里埋下悲情的种子。

也许面对这个多灾多难的岛子，日本人明白了这样的哲学道理：通过想象把对末世情节的恐怖推到最高的极点，一旦当大灾大难真正降临人间时，人们的承受力已经非常强大，神经也变得异常粗壮，因此能够处难不惊。如此这般被预先惊吓成长起来的日本人，虽然心底深处潜藏着挥之不去的沉重，但面对灾难时他们表现出的异乎寻常的镇定与冷静，俨然成了一种独特的自然。

福岛核泄漏危机席卷恐慌时，中国人抢购盐、美国人抢购碘,然而真正陷入核辐射威胁的日本人，却仍然有程而安静地排队购物、排队加油，少见慌乱。日本人的恐慌大都埋在心里，即使责难或哭泣，也多是在外人看不到的屋子内或被子里。因此有这样的报道，每次大地震后，日本人的抑郁症相对其它国家大地震后的民众发病比率要高。

二、

在日本人的记忆里，最恐怖的地震莫过于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关东大地震发生在1923年9月1日11时58分，当时人们正做午饭准备就餐，8级地震突然袭来，尽管大部分人跑了出来，但许多木造房屋被倒塌的火炉点燃，东京和横浜到外是一片片火海，最终死亡和失踪的人数达14万多，基本上都是被次生灾害-大火和海啸吞噬。

当时，东京约有4万人逃到被服厂空旷的场地避难，后来地处下风口的广场被大火四面包围，避难者无处可逃，3.8万多人被活活烧死；在横滨一个避难公园里，逃过住宅区大火的2.4万人被随后追来的烈火团团围住烧死。就是那些跳入公园湖里的几百号人，只把头露出水面，也没有逃过被湖中热水烫死的噩运；横滨几千灾民逃到海滩，跳进大海抓住了一些漂浮物，但没想到几小时后，海滩附近的油库爆炸，10万多吨石油注入横滨湾，大火引燃了水面的石油，横滨湾变成了火海，在海水中避难的3千多人被大火烧死；另外还有一些躲到海滩、码头、港口逃避大火的人们，没有被烈火烧死，却被地震造成的海啸卷走。

那场大地震，真正把东京、横浜以及其它关东的几个县变成了人间地狱。东京85％的房屋毁于一旦，横滨96％的房屋夷为平地。更为惨烈的是其后发生的屠杀，地震后，在焦灼的空气中，开始飘荡平时备受欺辱的朝鲜人要趁机报复的流言，他们要 “放火”、 “投毒”、“抢劫”、“暴动”，于是日本人怕鬼一般迅速组织起青年团、在乡军人会、市民自警团，疯狂杀害了约6000名朝鲜人，另有数百名中国人也被当成朝鲜人惨遭杀害。

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对日本人的心里震动可谓非常之巨，两百多年的江户建筑文化被摧毁，皇族也有三人丧生。地震前患精神病的大正天皇已无法理政，太子裕仁摄政后，除了面对大地震的巨大打击，还要应付政府的弱势和社会的混乱。

那时，正逢日本前所未有的“大正民主”时期，社会处于剧变飘摇中，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妇女解放运动、国民参政运动，各种思潮蜂起云涌，民主气息异常浓厚，号称“左翼的全盛时期”。大地震后，东京宪兵队趁机杀害了着名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夫妇及其年仅七岁的外甥，试图扭转“左潮”。

关东大地震，让日本“优越意识”与“忧患意识”并生的矛盾心理更加浓烈。它“不甘于岛国之境”，不甘于向身处劣境、屡受天灾打击的命运屈服，于是“大陆政策”又被强烈唤醒（明治时期，日本政府曾确立以朝鲜、中国为主要扩张目标的“大陆政策”）。此时的日本，急欲把明治维新奠定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思想基础，以武力手段向大陆国家推进，从而获得欲望和安全的满足。

大地震后不到4 年，即1927年6月，东京召开的“东方会议”出笼了着名的《田中奏折》，此“侵华计划书”是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义一，以“这是明治大帝的遗策”为由呈递昭和天皇，文中表示“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后来这分奏折意外曝光后，世界舆论一片哗然，中国更是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游行。

然后，日本征服大陆的步伐并没有停止，它不但发动了侵华战争，而且制定了具体的移民计划：从1937年起的20年间，将从日本移民100万户，总计500万人口，移民数相当于当时日本人口总数的近八分之一。事实上，1905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进行后，胜利一方的日本便开始酝酿移民。1915年在大连建立的“爱川村”实验，揭开了日本移民东北的序幕。截止1945年日本投降，日本向东北发送的“拓植团”总数达到31.8万人。
地理环境的困顿，自然灾害的侵袭，资源贫乏的现实，不断扭曲着日本人的性灵，让扩张性、侵略性繁殖于日本的民族劣根性之中。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日本这一民族劣根性的大暴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始终在徘徊，现在这一幽灵的游动渐有活跃之势，一旦让军国主义的幽灵激发起日本的民族劣根性，世界很可能无法逃避战争的风暴，而日本也注定要在世界维护正义的战争中再次遭遇毁灭性的打击。

“二战”结束，日本被打回“岛国之境”，恶魔被装入的铁箱.同时也宣告日本寻求扩张的“大陆政策”以失败告终。其囚于弹丸之地的灵魂之苦，一直郁闷在心，不肯为外人知。日本人把花期短暂的樱花般视为最爱，分外欣赏那瞬间的灿烂，其实也从另一方面暗示了其灵魂的不安。

三、

这次大地震，最可怕的不是地震,也不是海啸，而是至今仍悬在头上的核泄漏危机。事发半个多月后，日本政府的危机处理受到广泛置疑，美国《纽约时报》指责日本政府对核危机的处理，不是“危机管理”，而是“管理危机”。一再克制的日本媒体也开始不满政府的作法：《朝日新闻》在头版头条刊文《政府的危机管理令人胆战心惊》，批评政府优柔寡断；《读卖新闻》报道称，当初因为国民相信政府核电站安全的说法，致使没有及时避难的居民现时茫然失措。

需知，“核”对日本人是个异乎寻常的恐怖事情，全世界只有日本人遭受过原子弹的袭击，深知核辐射的厉害。美军投到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日本人称之为“原爆”，那阴影至今也没从日本人心灵上完全抹去，原爆文学数十年来始终盛行，井伏鳟二的《黑雨》小说和大江健三郎的《广岛札记》随笔被视为原爆文学的“顶点之作”。这次福岛核电站的爆炸及泄漏，日本从政府到民间都称之为“原爆”，与当年遭受的原子弹袭击完全是一个叫法，这怎能不让日本人心惊胆战！虽然日本也有民众上街进行反核游行，要求菅直人政府下台，但日本社会整体上照旧令人难以置信的平静。

日本不仅是个灾难频发的海岛，还是个能源短缺的国家，经济发达的日本，对能源和矿石的需求量非常大。这个贫乏的孤岛，不得不靠几十座大大小小的核电站为国民生活和企业生产提供电力。他们并非不知道，在这个地震、海啸、火山活跃的土地上大建核设施的风险，但是无柰的孤岛困境，让他们陷入难以自拔的悲哀选择。

日本人的心气很高，他们一直认为大和民族是个优秀品种，应该在地球上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上天对他们不公，让他们人种优秀但生存地域恶劣，他们的灵魂一直活在不服输的挣扎里，他们用尽其力却改变不了命运，于是他们不得不隐忍，“忍者”也成了日本特有的物种。

当下的问题是，日本还会像1923年关东大地震之后那样迅速重建复归元气吗？一些分析家指出，恐怕很难。一来日本人口老化严重，劳动力缺乏活力有限；二来日本的最好发展阶段已过，近二十年一直处于停滞和萧条状态；三来核电站对日本的沉重打击，对日本今后能源利用将造成桎梏。不过，重建的过程，对日本经济将带来促进作用。当然也不能排除日本人骨子里的韧性和不屈格外发力后的再起。。

日本人的悲剧情结甚重,这个民族崇尚以悲为美。日本的许多经典文学和戏剧都是以悲剧结束，比如古典的《忠臣藏》和现代的《失乐园》，都缀着极端的悲剧尾巴。这种人生短暂脆弱,世事瞬变难料的思维,始终贯穿日本人的生命认识。枯山水在日本的地位，不平衡、不对称在日本的流行，都标志着这个大和民族，虽然从人种和文化上与中国有着渊源的历史联系，但是灵魂里，他们与中国民族有着诸多不同，因为他们的生存环境就与中国有着诸多不同。
“二战”结束，日本虽然被打回“岛国之境”，恶魔被装入的铁箱.同时也宣告日本寻求扩张的“大陆政策”以失败告终。其囚于弹丸之地的灵魂之苦，一直郁闷在心，不肯为外人知。但是恶魔本性不会变,总有一天它要寻找一块新的安身之地.日本人的灵魂最终会归于何处，不得而知。会比从前更凶更狠更毒恶.

实际上，自“二战”以来，日本一直就是一个信奉犬儒哲学的国家，在军事和外交上，最突出的表现是卑贱虚伪，恃强凌弱，欺软怕硬，一旦被对手彻底打败，就一蹶不振，丧失斗志，立即拜倒在地上，把对手尊为“太上皇”。且不说当年美国在日本本土扔下两颗原子弹，将其两大城市夷为平地，美国大兵常驻日本本土，日本女人都成了美军的“慰安妇”，供美国大兵任意糟蹋，恣意蹂躏；就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日本仍然是一个犬儒国家，尽管它成了世界经济大国，其众多产品占领了国际市场，把美国挤得差点没有了市场空间，即使这样，面对美国大兵多次在冲绳岛粗暴轮奸日本少女事件，日本政府仍对美国低头哈腰，忍气吞声，唯唯诺诺。今天的日本国民已经形成了一种婊子式的卑贱虚伪的犬儒性格，这种婊子式的犬儒性格影响了日本的下一代。日本是多么虚伪乖戾，卑鄙无耻！对日本人你将其当畜牲看待.它才敬畏你.你打败他.打的心服口服.他愿把他的老婆女儿叫来陪你睡。日本人只记住原子弹对自己之害.但记不住侵略他国之害。

② 幸福指数的定义及如何测定幸福指数

如果说GDP（国内生产总值）、GNP（国民生产总值）是衡量国富、民富的标准，那么我们应该还需要一个衡量人的幸福快乐的标准。在国际社会，这个刚刚出现的标准叫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国民幸福总值)。

GNH最早是由不丹王国的国王提出的，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他提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指标。

1970年代不丹提出GNH时并不引人注目，然而20多年的实践已经引起全世界瞩目，世界上不少着名的经济学家把目光投向这个南亚小国，开始认真研究“不丹模式”。美国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开始了“幸福指数”研究，英国则创设了“国民发展指数”（MDP），考虑了社会、环境成本和自然资本。日本也开始采用另一种形式的国民幸福总值（GNC），更强调了文化方面的因素。获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心理学教授卡尔曼和经济学家联手正致力于“国民幸福总值”的研究。

世界银行主管南亚地区的副总裁、日本的西水美惠子对不丹的这一创举给予了高度评价。她说：“世界上存在着唯一以物质和精神的富有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之源，并取得成功的国家。这就是不丹王国，该国所讴歌的‘国民幸福总值’远远比国民生产总值重要得多。”

2005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国栋向会议提交了一份题为《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程院士认为，只要人们理解幸福与消费之间没有直接联系的观点，就能改变人们对真正是什么增加或提高了幸福程度的认识，从而创造一个可持续的社会。并建议从国家层面上构造由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六类构成要素组成我国的国民幸福核算指标体系。

程国栋院士说：“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国民幸福指数’（GNH）与GDP一样重要，监控国家经济社会运行态势，了解人民的生活满意度，同时成为科学的政绩考核标准的组成部分。”

③ 世界治安最好的国家是那，幸福感最好的国家

世界治安最好的国家：
亚洲：新加坡，日本，中国香港
北欧五国： 瑞典、挪威、芬兰、丹麦（格陵兰）、冰岛
西欧 ：卢森堡、德国、瑞士

世界幸福感最好的国家：
丹麦
全球知名研究咨询公司盖洛普（Gallup Consulting）在2005年至2009年间对155个国家的国民进行生活满意度调查，丹麦当选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国民综合幸福指数高达82。普遍认为丹麦之所以能被评为世界最幸福的国家，是因为其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国民的物质和心理需求。

丹麦的社会保障体系十分完善，公民可免费接受各种教育，其福利政策面向全体公民,不分阶层和经济状况,真正落实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当遇到经济衰退时,丹麦政府也会出台新的政策,保证国民的生活质量。

④ 幸福感指数的指数排名

英国“新经济基金”组织公布了，哥斯达黎加荣膺世界最幸福、最环保的国家。中国内地排名第20位，中国香港则位列第84位，美国排在114位，幸福指数比伊拉克及伊朗都更低。 前10名国家中有9个来自拉美。其中哥斯达黎加高居榜首，人民对生活满意度为8.5分(最高10分，即85%的居民满意)，幸福指数则有76.1分，远远抛离第2名的多米尼加。越南排名第5位，是前10名内唯一的非拉美国家。
经合组织成员国的状况比上世纪60年代还恶劣，因为虽然预期寿命和幸福感增加了，但幅度远不及对自然资源过度开发的增幅。其中美国、中国内地及印度整体评分均逊于20年前。但相对污染度高达9.4分、排第114位的美国，中国内地污染度只有2.1分，故能跻身前20名。香港居民预期寿命达81.9岁，满意度也有7.2分，污染度却有5.7分，因此只排在第84位。津巴布韦由于预期寿命及满意度均低于其他发展中或发达国家，故位列榜尾。
什么是幸福
新经济基金成员马克斯说，幸福星球指数有助推动大国观念转变，发达国家政府应放弃将幸福感与不考虑环境代价的宏观经济数字联系一起的做法，而应将注意力集中在长久、幸福和有意义的生活和福利上。
幸福标准
报告对全球143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幸福星球指数的排名，衡量标准是根据各地公民的预期寿命、对生活的满意度计算，但也考虑各地人均消耗资源量。对环境造成的污染越高，排名越低，故排名较前的几乎都是中小型国家。
部分排名
排名 国家/地区 幸福指数
1哥斯达黎加76.1
2多米尼加71.8
5越南66.5
20中国内地 57.1
49新加坡48.2
68韩国44.4
75日本43.3
84中国香港41.6
108俄罗斯34.5
114美国30.7
143津巴布韦16.6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华尔街日报》、《日本经济新闻》2011年5月25日消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日前对该组织的34个成员国进行了11个大类的综合指标调查，分别做出了新的排名。澳大利亚的综合排名第一，被认为是最适宜生活的地方，民众幸福感第一；北欧国家的整体排名靠前。
澳大利亚幸福指数最高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这项调查涉及健康、犯罪、教育、住房、政府管理、居民财产、环境和物价等11个指标。全部指标综合排名中，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典分列前三甲，被认为是最适宜生活的三个国家，国民幸福指数最高。
调查显示，75%的澳大利亚人对他们的生活感到满意，这个比例远远高于所有34个国家的平均数59%。此外，尽管澳大利亚面临房价飙升、通货膨胀、经济低靡，但83%的民众对澳大利亚经济前景看好。
与此同时，北欧国家的整体排名靠前。仅就“对生活感到幸福”这一项指数而言，90%的丹麦民众对生活感到满意，86%的芬兰民众对生活满意，挪威、瑞士都排在前五。韩国只有36%，东欧国家更低。
卢森堡民众最有钱
在居民财富方面，34个国家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为1.3725万英镑(14.5万人民币)。其中，卢森堡人全年可支配收入达1.6758万英镑(17.7万人民币)，排名第一。其次是美国、瑞士、比利时和英国。
瑞士、澳大利亚民众最健康
在居民健康指标方面，瑞士和澳大利亚最被认为是最健康的国家。而英国儿童肥胖率世界最高，因肥胖引发的死亡事件也日益增多。2000年，英国65岁以下民众中有88人死于肥胖引发的疾病；而2009年这一数字飙升至190人。
日本人感觉“不幸福”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虽然日本人在可支配收入、工作状况、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等方面的得分均超过平均数，但日本民众普遍自我感觉“不幸福”，仅40%的民众对生活满意。
调查发现，日本失业率极低，在15-64岁民众中，70%的人都有稳定收入来源，而34个国家的平均数只有65%。日本人经常抱怨工作时间太长，他们平均一年工作1714个小时，但34国的平均数却达1739个小时。日本人平均预期寿命为82.7岁，为34个国家中最高。 联合国发布了首份《全球幸福指数报告》。根据这份报告，丹麦成为全球最幸福的国家。美国仅排在第11名。中国香港第67名，中国内地则排名第112。评价标准极其复杂，财富并非决定性因素，全球总体比以前幸福。
最不幸福国家集中于受贫穷和战火洗礼的非洲国家，多哥居未位。看点：较幸福国家倾向较富裕，但收入与幸福并无必然关系;良好精神及身体健康、稳定家庭和婚姻、工作保障等为幸福要素。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国民幸福报告2014》，在健康、收入、婚姻、学历、职业等各个方面对构成幸福的密码进行解读，揭示当前中国百姓的幸福现状。
国民普遍感到幸福，一线城市幸福感不如想象中低；
有钱不一定任性，熬夜换来的钱不能增加幸福感；
结婚真的比较幸福，但男女婚后感受各异；
60后最不幸福，家庭压力大是关键因素；
学历越高越不幸福，男博士比女博士更不幸福；
国企员工不如想象中幸福，体制内负责人幸福指数较高。

⑤ 世界GNH表

如果说GDP�国内生产总值�、GNP�国民生产总值�是衡量国富、民富的标准，那么我们应该还需要一个衡量人的幸福快乐的标准。在国际社会，这个刚刚出现的标准叫GNH�GrossNationalHappiness，国民幸福总值�。

2004年，中国人均GDP已经是1270美元。1980年以来，中国的GDP以年均9．3%的高速度增长，在东亚创造了新的经济奇迹。

经济成就举世瞩目，而整体的人文发展情况却呈现出与GDP增长不协调的逆态势。2003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当年GDP的15%，反映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基尼系数超过0．4的社会失衡临界点。

根据荷兰Erasmus大学的RuutVeenhoven教授对中国3次幸福指数的调查，中国1990年国民幸福指数为6．64�1-10标度�，1995年上升到7．08�但2001年却下降到6．60。数据表明，即使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也并不能保证国民幸福的持续增加。

去年12月，美国密西根大学社会研究所公布最新幸福指数调查，显示东亚国家幸福指数普遍低于西欧及美洲国家，最快乐的亚洲国家新加坡也只排名第25位，中国则排第48位。而在各种对全球各国国民快乐水平的比较研究中，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快乐指数总在后列。

这一切，应该能让我们稍事停顿，来反思一些基本面的问题了，比如：经济成长而人们并不幸福的原因何在?富起来的人追求的是什么?

国富是为了民乐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当前全国人均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已经是劳动收入（城镇工薪收入和农村经营性收入）增长速度的两倍。也就是说，当一部分人还在努力出卖劳动力换取报酬时，另一部分人已经可以坐享财产带来的收益了，而且前者增长的速度远不及后者。

这样的形态，概括起来体现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阶层之间的“受益水平”很不平衡；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够协调，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相对滞后；经济长期处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益的外延式粗放型增长，受资源和能源的制约越来越大等等。

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央及时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第一次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经济、政治、文化的三位一体，扩展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四位一体。”中国科学院程国栋院士评价道。

不久前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目前，政府已经掌握了社会剩余产品总价值的87．5%，留给社会的只有12．5%。这说明，过往的发展模式距离“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福祉”还有一段距离。国富是为了民乐，是为了“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十六大报告结束语�。英国哲学家休谟说过：“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1999年，盖洛普公司进行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民意调查，60个国家的5．7万名成人参加。调查的题目是：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结果世界各地的人民都认为，身体健康和家庭幸福比其他任何东西更为宝贵。发展的终极目标应该是人民的幸福，经济增长是为了人民的幸福，政治善治也是为了人民的幸福，文化发展还是为了人民的幸福，而社会和谐更是为了人民的幸福。

从总体上说，经济增长确实能够提高人民幸福，但是，近年来国际学术界的多项研究表明，二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决不是简单的“正相关”关系。在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情况下，收入增加能相应带来一定的快乐。但是，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3000美元到5000美元�后，快乐效应就开始递减。同时，学术上的研究证明，人的幸福受到基因、文化、教育、环保、人权保障、工作和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影响。“有钱能使鬼推磨”，但有钱却不能保证人的幸福快乐。

“人民的幸福是全方位的，人的需求是多层次的，财富越多未必幸福就越多。以人民的幸福为目标，就要求用较少的资源和环境牺牲来使人民接受一种更加科学、合理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从而得到更多的幸福。”程国栋院士这样理解财富与幸福之间的关系。

这就是为什么某些国家和地区的GDP在增长、但赚了钱的人并不快乐，精神上没有归宿；更有甚者，GDP在增长，但由于没有兼顾社会公平，人民的痛苦指数也在增长、最后竟会导致社会动荡。经济发展的同时，如果我们不考虑良性增长和协调发展，那么，我们不仅将收获不了快乐，还可能收获痛苦。

从GDP到GNH

2005年2月，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提醒说，中国需要调整以GDP为中心的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增长改变的发展模式，走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追求人民的幸福生活。

如果说GDP（国内生产总值）、GNP（国民生产总值）是衡量国富、民富的标准，那么我们应该还需要一个衡量人的幸福快乐的标准。在国际社会，这个刚刚出现的标准叫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国民幸福总值�。

GNH最早是由南亚的不丹王国的国王提出的，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他提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指标。追求GNH最大化是不丹政府至高无上的发展目标。实践的结果是在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的不丹，人民生活得很幸福。

1970年代不丹提出GNH时并不引人注目，然而20多年的实践已经引起全世界瞩目，世界上不少着名的经济学家把目光投向这个南亚小国，开始认真研究“不丹模式”。美国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开始了“幸福指数”研究，英国则创设了“国民发展指数”（MDP），考虑了社会、环境成本和自然资本。日本也开始采用另一种形式的国民幸福总值（GNC），更强调了文化方面的因素。获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心理学教授卡尔曼和经济学家联手正致力于“国民幸福总值”的研究。

当下中国，绿色GDP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但是，中国发展观念的转变，不能满足于仅在技术层面上给GDP涂点“浅绿”色，要从发展的观念、生活方式的转变中探寻发展引起问题的病因，崇尚人类文明的创新和变革，从发展的机制上预防问题的发生，引导人民迈向幸福。

无论每个人在追求什么，例如财富和声望；无论人类在追求什么，例如和平与自由；其终极的目的，都是幸福快乐。国家的前进方向亦如此，“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曾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的罗伯特·莱恩教授提出，金钱、财富、自由、民主，不过是实现幸福这个终极目标的手段而已。

世界银行主管南亚地区的副总裁、日本的西水美惠子对不丹的这一创举给予了高度评价。她说：“世界上存在着唯一以物质和精神的富有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之源，并取得成功的国家。这就是不丹王国，该国所讴歌的‘国民幸福总值’远远比国民生产总值重要得多。”

核算国民幸福指数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创造最高质量的生活必须超越经济增长的‘一叶障目’。”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在作英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时说。

布莱尔的话对中国不无启发，高速的经济增长不仅给中国带来了环境压力、资源压力，也带来了诸多社会压力。

2005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国栋向会议提交了一份题为《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程院士认为，只要人们理解幸福与消费之间没有直接联系的观点，就能改变人们对真正是什么增加或提高了幸福程度的认识，从而创造一个可持续的社会。

程国栋院士建议，从国家层面上构造由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六类构成要素组成我国的国民幸福核算指标体系。“测定人民的幸福程度不仅是为了追踪幸福程度的变化，也是为了帮助开发促进提高人民幸福程度的政策。”程院士说。

萨摩斯岛人伊壁鸠鲁是快乐哲学的先哲，他说：“快乐是幸福生活的起点和目标……如果我把口腹之乐、性爱之欢、悦耳之娱、见窈窕倩影而柔情荡漾一概摈弃，那我将无法设想善为何物。”他用富人们赞助的钱建了一所哲学学校，学习快乐之道，他开列的“快乐需求清单”包括三样东西：友谊、自由和思想。

各种研究都表明，在收入水平非常低的时候，收入与快乐之间关联度更为紧密。尽管如此，在影响个人快乐的所有变数当中，收入决定快乐的比重仍不超过2%。在同一个国家里，钱多快乐多这种正比关系会逐渐地消失。比如，从1940年到1998年，美国的人均收入翻了近4倍，然而感觉到快乐的人占总人口的比率平均都维持在30%上下，且没有表现出任何上升的趋势；在日本，1958-1988年间人均收入增加了5倍还多，可是平均快乐人口比率是59%，也没有上升趋势。近来的研究还提示，一个人如果太执着于身外的追求�比如声誉、财富和形象等�，而相对忽视了个人内在的修养�比如修身、为人、交际�，就比较不容易快乐起来。

“我们需要新的财富观和幸福观。物质财富和幸福之间绝对不能画等号。”复旦大学哲学系张汝伦教授向《新民周刊》举了一个反例，“一个病入膏肓的亿万富翁，如果你让他拿出所有的财富来换一个健康的身体，他绝对会毫不思索地答应。”

张汝伦教授认为，幸福是一个关乎主观感受的名词，在一个物质主义成为人们普遍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时代里，我们需要从上到国家政府官员的执政思想，下到普通国民的日常言行，对于财富观和幸福观进行维新：《福布斯》或《财富》之类杂志的富人排行榜，使人觉得财富就是金钱的代名词，其实这是对财富绝对的片面的理解。鼓盆而歌的庄子是幸福的，因为他懂得人贵适志。“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李白是幸福的，因为他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当代大哲维特根斯坦，晚年身患喉癌，弥留之际，还让身边守候的人告诉世人：“我度过了多么美好的一生。”幸福不在于外在物质的占有，而在于一种心态。

“幸福是人最难拥有，也最希望拥有的财富。世上任何财富都是手段，唯独幸福这种财富，是我们生命的目的。”张汝伦教授说。

程国栋院士说：“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国民幸福指数’（GNH）与GDP一样重要，监控国家经济社会运行态势，了解人民的生活满意度，同时成为科学的政绩考核标准的组成部分。”（感谢程国栋院士对本文的大力支持。）

⑥ 38国调查显示日本儿童幸福感最低，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据日本共同社9月3日报道，联合国儿童基金会3日公布对居住在38个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儿童幸福度的调查报告，其中显示日本儿童由于生活满意度低且自杀率高，“精神上的幸福度”位列最低级别的第37位，虽然经济上也比较富有，但由于学校欺凌和家庭内的不和等因素感受不到幸福的现状凸显。

日本教育评论家尾木直树将日本的学校一线称为“欺凌地狱”，指出加上偏重偏差值导致考试竞争过度激烈，“儿童自我肯定感低，产生不了幸福感是必然的”。

(6)日本幸福值最低是哪个省扩展阅读

联合国38国儿童幸福度的调查报告

报告利用联合国等统计分析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欧盟（EU）成员国的情况。将汇总一定数据的38个国家按“精神上的幸福度”和“身体上的健康”、“学力及社会性技能”3个领域给出指标。使用的数据是2015至2019年的统计数据，时间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流行之前。

综合排名前三位分别是荷兰、丹麦、挪威。日本位列第20，智利垫底。美国位列第36。

从精神上的幸福度来看，15岁儿童中生活满意度高的比例荷兰为90%，高居首位；最低是土耳其的53%。日本为62%。15至19岁人群每十万人自杀率最低的是希腊的1.4人，日本是其约5倍的7.5人。

从身体上的健康来看，5至19岁人群肥胖比例日本最低，为14%；美国最高，为42%。

学力及社会性技能方面，日本位列第27。阅读理解和数学能力为第5，但15岁儿童回答“能很快交上朋友”的比例位于最低梯队，为69%。

从支撑儿童幸福度的经济情况来看，日本的失业率最低，儿童贫困率也仅为18.8%，低于平均值的20%。

报告还提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强调“不仅是健康，预计还将波及到社会经济的所有方面。儿童可能长期来看最受负面影响。”

⑦ 亚洲幸福感排名

反正是末位

⑧ 如何看待38国调查显示日本儿童幸福感最低

近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公布对居住在38个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儿童幸福度的调查报告，其中显示日本儿童由于生活满意度低且自杀率高。

父母可能会经常看到孩子不足的地方，而忽略了孩子们表现好的地方，因此，父母应该多注意孩子表现好的地方，当孩子们学会尊重别人的时候，父母应该给予孩子一定的赞美。孩子们需要明白，他们所做的时候会让家庭不一样，它会引起大人的注意，并且也会让孩子们知道，分担是家庭生活的一部分。赞美是父母作为一名教导者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当孩子们努力的去做一件事的时候，即使没有取得成功或者结果不是最好的也应该对孩子所做的努力给予赞美及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