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幸福小康指数怎么测的

A. 小康的标准是什么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好脱贫致富攻坚战，全国人民走上小康道路，在平时的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小康”这个概念提出以后，中国经历几十年的发展，每一年的标准都在增加，每一年都有不一样的变化。很多人对于小康社会的标准不是很清楚，接下来给大家详细说一下小康社会的标准，让大家体会小康社会的内涵。
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500元，城镇人均支配收入2400元，农民人均收入1200元，这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根本标志。
2、城镇住房人均使用面积12平方米，农村钢木结构住房人均使用面积15平方米，让人们安居乐业。
3、城市每人拥有铺路面积8平方米，农村通公路行政村比重85％，切实保证人民的出行问题。
4、短时间内让城镇化率达到50%，居民家庭计算机普及率达到20%，大学入学率达到20%，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率达到95%以上等，让大家生活更加的幸福。
小康社会的标准是让人们的衣食住行方面得到保障，最终都要让广大人民都达到小康生活。

B. 大部分中国人的幸福指数是多少这个数字怎么计算出来的

现代人越来越关注幸福感，许久不见的老朋友，见面后问的常常就是：这些年过得幸福吗？我们都希望获得幸福，然而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一个创业的人，事业有成就觉得幸福；学者认为能出成果就是幸福；老年人身体没大病、不孤独，就觉得挺幸福。因此，找到自己的幸福，是一门生活的艺术，也是一门学问。

什么是幸福

8月2日，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博士后邢占军先生，他在幸福感的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告诉记者，幸福感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体验，可以通过心理测量来把握。

邢占军说，幸福感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把握。首先是满意感：个人的基本需要是否得到了满足，最基本的是身心健康，衣食无忧。其次是快乐感：许多事情都能带给人快乐，一句心理学上的谚语这样说道：如果你想快乐一小时，打个盹；如果你想快乐一天，去钓鱼；如果你想快乐一个月，去结婚；如果你想快乐一生，帮助别人。而幸福感的较高表现是价值感，它是在满意感与快乐感同时具备的基础上，增加了个人发展的因素，比如目标价值、成长进步等，从而使个人潜能得到发挥。真正意义上的幸福感，与西方的享乐主义不同，享乐只追求享乐的过程，缺少更有价值的目标。

一个人要想弄清自己的幸福感是强还是弱，可以通过科学的测量来加以考察。例如邢占军提供的《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就从知足充裕体验、心理健康体验、社会信心体验、成长进步体验、目标价值体验、自我接受体验、身体健康体验、心态平衡体验、人际适应体验、家庭氛围体验10个方面对我国居民的幸福感加以度量。得分越高，表明幸福感越强。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幸福感

邢占军做过一个关于不同人群幸福感的调查，结果发现，在所调查人群中，青年人和老年人的幸福感最强，35—45岁的中年人幸福感最弱。因为这部分人群处于社会各个领域的最前沿，相对于老年人和青年人来说，他们的工作压力最大，是各种变动的直接冲击对象。在家庭中，他们是顶梁柱。这些都造成中年人的幸福感指数下降。

不同职业的人，幸福感也不一样。邢占军调查了8个群体后发现，幸福感最强的是国家干部，其次是知识分子和新兴阶层（包括私营企业主、外企管理人员、自由职业者等），排第三的是工人、农民和国企管理者，接下来是大学生，幸福感最弱的是城市贫困群体。在这项调查中，国有企业管理者幸福感偏低是比较出人意料的。邢占军说，这里面有社会原因。他举了一个例子：某专门制造大型机械的国企近期进行了改革，45岁的大李跟其他许多中层管理者一样，被免去了享受20多年的干部待遇，收入与部门整体收益挂钩。结果由于市场等因素的影响，他的收入大大降低，有时还不如一线的职工挣得多，这使他很尴尬，对社会的发展趋势出现了怀疑，更谈不上幸福了。

研究还发现，每个人衡量幸福感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别人都觉得一个人应该很幸福，他自己未必觉得。有一位40多岁的职业女性，在石油公司做财务，收入可观，爱人事业有成，孩子即将上大学，周围的人都很羡慕她。但她觉得并不幸福。原来，她总爱防范别人，也没有知心朋友，生活没有目标，整天感觉不舒服。邢占军说，外人看她什么都有，应该很幸福，但这位女性看重的却是人际关系和价值实现，这说明每个人衡量幸福感的标准存在巨大差异。有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感到幸福，就应该反思一下目前的状况，这有利于重新认识自己，发现幸福。

财富和幸福没有太大关系

2004年中，芝加哥大学教授奚恺元对中国6大城市北京、上海、杭州、武汉、西安、成都进行了幸福指数测试。测试表明，6城市的幸福指数从大到小依次是：杭州、成都、北京、西安、上海、武汉；但在同一城市里，富人比穷人幸福。经济更为发达的北京、上海的居民，其幸福感比杭州、成都的居民低——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主要是因为财富对幸福的影响是相对的：只有可以进行直接的比较时，富裕的一方才会表现出更强的幸福感。这说明，幸福与财富的确有关联，但是相关程度比人们想象的要小得多。

这样的调查结果与我们的生活经验是相符的。回想小时候的无忧无虑，再看看现在城市里快节奏的生活，虽然收入增加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娱乐的东西也多了，但我们并不觉得比小时候幸福。这与当前人们的生活压力大、欲望过度扩张、身心失衡有密切关系。

学会追求自己的幸福

邢占军说，要找到自己的幸福，首先要怀着真诚的心，热爱生活，珍惜生活。其次，要建立符合实际的目标和期望标准。人活着要有目标，目标要高于现实，但又不可过高。能够激励自己，而不构成巨大压力的生活目标才是合适的。最后，要有平和的心态，要能正确对待挫折、正确对待他人。现代社会流动性大，人们的发展目标多元化，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对此要平心静气地看待，把握好现在，不必去忌妒别人。

对一些社会问题，我们也要平和地看待。对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腐败、污染等，要理性对待，要认清这些问题是伴随着社会发展而来的，也需要靠社会发展来解决。邢占军说：“这样，心态才会好，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才会觉得亮堂，生活才会充满阳光，充满幸福。”

C. 国家幸福指数怎么计算

正式启动“人民幸福指数研究”工作。近三年时间里，研究院实现了理论内涵、框架模型、场景应用、地方实践等四个方面的创新探索。

首先是对人民幸福理论逻辑与时代内涵的深刻挖掘与重新释义。“人民幸福指数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广泛吸纳中外优秀成果，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和时代特征，阐释当代中国人民自我认同的幸福内涵，具体概括为：“在社会环境和人居环境的支撑下，拥有健康的身心状态和健全的基本保障，保持和谐的家庭关系和积极的社会关系，对生活有相对自由的掌控度和选择权，同时对成长和改善有所期待，并能够将个人价值与社会进一步相融合。”

其次是强调“人民立场、人民需求、人民反馈”原则，厘清从个人幸福感受到群体幸福共识、从主观幸福感受到客观生活质量之间的映射关系，创造性地搭建起“3×3”的指标体系框架模型，包含个人家庭、社会生活、人居环境3个圈层，以及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3个需求层次，涉及9个领域、27项指标。在此基础上，指标库可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数据开放程度和技术手段进步，进行维度拓扑延展，增强了研究的时代性、针对性、有效性。

D. 小康的标准是什么

• 一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00美元。这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根本标志。200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854美元。按照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的发展速度测算，到202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3000美元，达到当时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 二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万元（2000年不变价，下同）。过去2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3倍。预计今后20年，我国经济将继续快速发展，城镇居民收入水平能够保持过去20年的增长势头，到2020年达到18840元，可以稍微超过小康指标。

• 三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8000元。过去20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增长了3.5倍，其中近10年增长1.6倍，到2000年为2253元。可以预计，今后20年，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和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农民收入有可能增长3.2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达到7210元，基本实现小康目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有所缩小。

• 四是恩格尔系数低于40%。近10年，城镇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下降了15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消费正处于新的升级过程中。2000年，全国恩格尔系数为46%。预计到2010年下降到40%，2020年前后下降到35%左右。

• 五是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0平方米。近10年每人年均增加0.5平方米，2000年达到19平方米。预计2020年可以超过30平方米。

• 六是城镇化率达到50%。我国近10年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2000年为36.2%。今后20年，我国将坚持城镇化战略，工业化也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城镇化率每年可以提高1个百分点，到2020年达到56%。

• 七是居民家庭计算机普及率20%。到2000年，我国城乡居民家庭计算机普及率约为4.2%左右，其中城镇居民家庭计算机普及率为9.7%。这几年，计算机普及率呈现加快提高的趋势，到2020年可以基本实现计算机普及率20%的目标。

• 八是大学入学率20%。目前我国大学入学率为11%。随着科教兴国战略力度的加大，社会力量参与办学，我国大学入学率到2015年可以达到15%，到2020年有可能超过20%，达到25%。

• 九是每千人医生数2.8人。到2000年，我国达到每千人为2人，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到2020年预计每千人超过3人。

• 十是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率95%以上。2001年，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率达到71.6%，预计到2010年就可以达到小康水平的95%。

E. 中国小康家庭标准

什么是小康！

小康最初是由国家提出，主要指介于温饱与富裕之间的一种生活状态，主要以工薪收入为谋生，也可以理解为"中产"或中等财富收入，这其中包括了财资财富和精神财富。目前，中国大部分人的财富以家庭单位为主，如果符合生活状态标准，也可以被称为"小康家庭"或"中产家庭"。

根据网络小康标准来看，小康家庭的收入在年36-50万之间，按照一家三口来计算的话，意味着整个家庭个人的年收入最低也要满足12万元，最高17万。也就是说，每个月都必须过万，才能能满足。

收入过万的家庭有多少？

目前在我们国家，究竟有多少人能月收入过万？从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报告来看，目前中国互联网用户约为9亿，月收入在5000元的人群占28%，月收入4000元以下的人数更多。加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经济数据，2019年中国人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5000元，从可支配数据来看，全国月入过万的家庭还是很少。

官方数据下的"小康"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长曾在2014年发表过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满足小康的条件，一是年收入7万-14万家庭人群；二是家里有积蓄或者可以用来投资的资金家庭；三是家的人均居住面积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最后，恩格尔系数在30%-34%之间。

小康家庭是什么样的家庭？多少年收入被认为是"小康"？官方数据下：交通银行与全球知名的尼尔森市场研究公司联合发布了2017年《中国财富景气指数》。这项调查以北京、上海、广州等5个城市为核心，在东部、中西部、南部和北部的22个省会城市进行。

调查报告指出，区域分化的"小康家庭"，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地，家庭税后收入超过13万户，成都超过11万户，其他城市超过7万户，都是富裕家庭。毕竟，每个地区的物价和工资都不一样，对小康生活的要求也不一样。在这个地区差距很大的国家，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标准。

如果你还没有达到小康水平，不要灰心丧气。现在开始努力工作，才会有更多更好的机会出现。如果已经达到小康生活，应当继续保持下去，才能累积更多的财富

F. 怎么样才算小康水平

在我国月薪5000～10000的算是小康！年薪在30000以上的算是富裕的家庭（这仅仅是在国家人口资源统计局的计算而已）
在我看来！小康就是自己能够满足自己、在城市中能有约90平米以上房子、一家人和睦相处、谈笑风声生活的工薪级家庭算是小康了；在一家人能一个季度能去旅游一次、能做一些事情来满足自己的家庭算得上富裕的！这样的答案采纳吧！

G. 怎样算小康水平

小康的来由 “小康”一词最早出现在我国最古老的诗歌经典《诗经》中：“民亦劳动止，汔可小康”。这是“小康”一词在中国文化中第一次出现。《辞海》中，“小康：指家庭生活比较宽裕，可以安然度日。” “小康”的引人 邓小平首先用“小康”来诠注中国的四个现代化。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实际勾画了中国1980年到21世纪中叶的发展道路，不仅预言了中国发展所能实现的目标，还确定了分步实施步骤，十六大报告对于今后20年的描绘，正是根据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把他的规划的第三步加以具体化。 小康水平 是一个相对概念，通常指某一个社会历史时期家庭处于中等宽裕、能够安危度日的生活水平。因此，不同历史时期的小康水平是不同的。解放前：中农；解放初：二亩地、一头牛；20世纪末：世界范围内的中等富裕水平，比1980年有很大飞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800-1000美元。 小康的标准和我国现阶段小康水平 1991年国家统计与计划、财政、卫生、教育等12个部门的研究人员组成了课题组，按照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小康社会的内涵确定了16个基本检测和临测值。这十六个指标把小康的基本标准设定为：（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500元（按1980年的价格和汇率计算，2500元相当于900美元）；（2）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2400元；（3）农民人均纯收入1200元；（4）城镇人均住房面积12平方米；（5）农村钢木结构住房人均使用面积15平方米；（6）人均蛋白质摄入量75克；（7）城市每人拥有铺路面积8平方米；（8）农村通公路行政村比重85%；（9）恩格尔系数50%；（10）成人识字率85%；（11）人均预期寿命70岁；（12）婴儿死亡率3.1%；（13）教育娱乐支出比重11%；（14）电视机普及率100%；（15）森林覆盖率15%；（16）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基本合格县比重100%。 用综合评分方法对这十六个指标进行测算，根据其结果我们可以豪迈地向世界宣布：一个12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在新的世纪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小康水平与小康社会的区别 小康水平与小康社会的区别有两点： 第一、首先是范围不一样。上个世纪根据我国的国情，我们建设小康重点在解决温饱，提高物质文明水平，而邓小平提出的小康社会决不是单纯的物质文明，还应包括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 第二、标准不一样。如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那么按此目标，人均GDP就要超过3000美元，符合世界银行各国收入水平四类划分标准中的中上等国家水平。 可以肯定的是，在对全面建设进程进行检测和量化时，不仅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统计临界值，而且要全面反映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发展进程。 全面小康社会 十六大报告从经济、政治、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四个方面界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具体内容。特别将可持续性发展能力的要求包含在其中。具体就是六个“更加”：“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标准包括了这样十个方面： 一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00美元。这是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根本标志。 二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万元。 三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8000元。 四是恩格尔系数低于40%。 五是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0平方米。 六是城镇化率达到50%。 七是居民家庭计算机普及率20%。 八是大学入学率20%。 九是每千人医生数2.8人。 十是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率95%以上。 杂志<<小康>> 《小康》杂志是中共中央《求是》杂志社于 2004 年 1 月 1 日 创办的中央级大型政经类月刊， 2004 年报刊改革后，《小康》杂志按照国际通行的模式运作，发行范围已经覆盖全国所有县市，目前发行量已达八万多份，涵盖全国各县市，已经成为今日中国政坛主流力量的必读政经杂志，影响中国不断壮大的公务员群体以及各投资机构的决策者们。 《小康》杂志定位于政商精英专属读物，小康社会国家时尚。杂志和政府机关、国内外科研院所建立了良好的信息沟通渠道，全方位呈现中国社会各项建设成就，成为向国际传播中国社会生活状况的综合权威媒体。 《小康》杂志在海内外公开发行，同时，各省省长、副省长，各部部长、副部长，重点省份各市县的书记、市县长，国外驻华使（领）馆和商务机构，上市公司，民企五百强均为本刊免费赠阅对象。其它读者群主要是公务员，企业高级管理员。 《小康》杂志创刊以来，受到国内主要媒体的特别关注，在新浪网的“媒体聚焦”中专设专栏转载。 2005 年，《小康》杂志社独家推出中国小康指数，用生动、感性、具体的方法，宣传全面建设小康、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容。指数一经推出，中央电视台等国内主要新闻媒体竞相报道，成为考察中国社会的全新指标体系和衡量标杆。

H. 幸福指数怎么测量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政府对和谐社会理念的倡导，全社会对“幸福”的研究热情空前高涨。对于“幸福指数”的研究，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对“幸福”的定义及其程度的判断。测量“幸福指数”，应注意做到“六要六不要”。 一要重视主观感受，不要害怕主观。幸福感本来就是主观感受，对幸福最好的定义就是人们自述的自我感受。 二要崇尚简单，不要迷信复杂。一些人认为，测量体系越复杂，就越“深奥”，越有“水平”。然而实际上，好的东西往往很简单，在形式简单的背后，却有着大量的后台工作。 三要反映感受，不要片面强调幸福。提到“幸福”，人们往往会联想到“安逸”“快乐”或“吃喝玩乐”。事实上，我们讲的幸福应该是指整体的主观感受，既包括正面的、积极的感受，也包括负面的、消极的刺激。 四要循序渐进，不要未熟先吃。目前，在测量幸福的方法上还有不少没有解决的问题，完全用幸福指数代替经济指标来考核政绩或制定政策还为时过早。 六要放眼未来，不要只看现在。幸福研究旨在最大化幸福，这里的幸福不仅仅是指当下的幸福，还包括未来的幸福。就如同对于经济，我们正在追求“可持续发展”；同样的，就幸福而言，我们一样要可持续发展。

I. 幸福感指数的测量

一、明确幸福指数的确切含义
在考察民众的幸福指数时，最经济、最有效的方法，便是让人们对自己的主观幸福状况做出直接的评价。这种思路和作法，对考察个体幸福体验可能有一定的意义，但对于揭示隐含在幸福感之中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心理现象则是没有多大帮助的，因为，幸福体验的个体特征决定了不同个体的幸福感具有不同的含义，幸福体验的文化差异特征则决定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群体的幸福感含义也不尽相同。在歧义丛生的幸福概念下考察幸福指数，也就失去了对幸福感进行描述和比较研究的基础，因而也就失去了研究的可操作性和现实价值。国外早期的幸福指数研究者，从一开始就对这一“陷阱”保持了足够的警惕。他们宁可将幸福感界定为满意感，以确保幸福指数研究的可操作性。于是，总体生活满意感和具体生活领域满意感（例如，经济状况、工作状况、家庭生活、社会交往、休闲活动、居住环境等）成为考察幸福感的主要指标。这种研究思路明显受到了上世纪中期风头正劲的认知心理学的影响，对幸福感的考察被置于个体对自身生活需求满足程度的认知评价基础之上。这一研究取向基本主宰了半个多世纪的幸福指数研究。另外一些研究者试图从情感体验来把握幸福感，幸福感被等同于快乐感。由于情感因素较多地与心理健康联系在一起，因而这一研究取向也被赋予了较多的心理健康色彩。还有一些研究者则将视野投向了个体潜能的发挥与价值实现，他们将个体的自我实现程度作为衡量人们幸福感的核心内容，自主、环境驾御、个人成长、生活目的、自我接受等与个人价值密切相关的要素成为幸福感的重要成分。在他们看来，价值感是幸福感的核心。总起来看，不同的研究取向从特定的侧面揭示了幸福感的部分特征，但也都存在着各自的缺憾，这一点已经被国外的一些研究者所意识到，因此出现对不同研究取向加以整合的努力，但迄今仍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我们认为，幸福指数研究首先应当超越“幸福”这个概念，从研究渊源和研究目的出发，可以将幸福指数视为反映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在主观生活质量的层面上，我们对以往的幸福感研究加以整合，提出了体验论幸福感的观点。根据这一观点，幸福感是由人们所具备的客观条件以及人们的需求价值等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个体对自身存在与发展状况的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体验论幸福感的含义可以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来加以理解。从形式方面讲，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这种体验并不是某种转瞬即逝的情绪状态，而是基于主体自觉或不自觉的自我反省而获得的某种切实的、比较稳定的正向心理感受。从内容来讲，幸福感是人们所体验到的一种积极的存在状态。这种体验到的存在状态，不仅受到个体所处社会发展程度的影响，而且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幸福感是一种个体的心理体验，但幸福指数反映的则是一种社会事实，或者说社会现象，它体现的是一般民众或特定的社会群体在特定时期主观生活质量的变化程度。按照这样一种研究思路，我们采取逻辑分析与因素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访谈与问卷调查编制了适合当前我国民众幸福体验的测量工具及评价指标体系，这个评价体系包含知足充裕体验、心理健康体验、成长发展体验、社会信心体验、目标价值体验、自我接受体验、人际适应体验、身体健康体验、心态平衡体验、家庭氛围体验等维度。每个维度可以根据一定的准则赋值，在此基础上加和汇总可以得到反映特定时段民众幸福感水平的分数。如果我们以某一年对民众幸福体验抽样调查的所得的平均分数作为基点值，将其它年份抽样调查的平均分数与之相比，就可以得到体现民众主观生活质量变化程度的幸福指数。
二、幸福指数在政策上的内涵与意义
幸福体验能否成为一种切实的政策目标，关键在于政策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民众的幸福体验。在以往的幸福感研究中，研究者们曾经提出了一种幸福感的人格决定理论。按照这种理论，人们的幸福感比较稳定地受到人格特质的影响。例如，一些实证研究表明，外向和神经质这两种人格特质对幸福感影响极大，外向性格与积极情感呈显着正相关，而神经质则与消极情感相关显着。如果这种解释成立，那么民众的幸福感则很大程度上由个体的人格决定，政策干预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就微乎其微。但另外一些研究者对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比较研究时却发现，国家或地区的富裕程度与民众的幸福感水平之间存在着较强的正相关，相关系数大致在0.60-0.70之间。尽管这一研究结果并不能推断人们的收入和所拥有的财富决定着他们的幸福感水平，但是它至少可以启发我们：一个国家能够为民众提供的生存与发展条件与该国民众的幸福体验息息相关。而民众所具有的生存和发展条件恰恰是政策可以关注并能够发挥作用的。在我们这样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政策选择必然是人民利益至上，在各项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必然把为民众谋幸福、为民众提供尽可能优越的生存与发展条件作为社会发展所遵循的价值标准。当前，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都集中体现了政策制定中所坚持的这种价值取向。
将幸福指数作为一种政策目标，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首先，幸福指数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发展的重要指标。衡量一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最为根本的标准是这个社会是否能够很好地满足民众的生存需求、是否能够为民众提供广阔的自由发展空间、是否坚持了社会发展目标上的以人为本。从这个标准来看，以往将GDP这类反映经济发展的指标作为衡量社会进步发展的核心指标的做法显然是不充分的，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导致社会政策选择上的舍本求末，这也正是人们试图对这一指标加以修正或补充的原因。反映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幸福指数，是一种高度人性化的指标，恰恰可以弥补GDP指标的不足，用以衡量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发展。其次，幸福指数是监测一个社会良性运转的重要指标。一个运转良好的社会，一定要在经济社会发展与民众生活质量的提升之间取得某种平衡，这一点在20世纪中期就已经引起了西方早发现代化国家的关注。按照生活质量始作俑者的理解，生活质量本质上就是一种主观体验。作为现代化的后发国家，我们应当很好地吸取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在走向现代化的同时，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良性发展。再次，幸福指数是社会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在我国，政策制定者所追求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因此检验我们各项政策的标准只能是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人民群众的切身感受是我们制定和调整各项政策的依据。尤其是当前我国社会仍然处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期，我们应当密切关注各项重大政策对民众整体幸福感的影响、关注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差异和走势、关注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幸福感的状况，充分考虑发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和民众幸福度的协调与统一。
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成为党中央的一项重要政策选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为我们展现的是一幅幸福美好的社会图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各尽其能”可以理解为民众潜能的充分发挥，“各得其所”可以理解为民众基本生存需要的充分满足。如果按照我国的文化传统，将“和谐相处”也理解为民众的一种基本需求，这就意味着在我们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中，民众的基本生存需要可以得到很好的满足，民众可以通过自身潜能的充分发挥而使个人得到全面的发展。依据体验论幸福感的观点，幸福感体现的是民众对自身所具备的生存与发展条件的一种积极的体验。从这个角度讲，幸福指数的内在含义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又有着高度的一致性。
三、要避免对幸福指数的理解误区
从当前部分人对幸福指数的理解来看，将幸福指数作为一种政策目标，还可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应当注意加以避免。
首先，应当避免将幸福指数与GDP视为非此即彼的关系。幸福指数并不一概排斥GDP。尽管幸福指数的倡导者们在提出幸福指数这个指标时是以GDP指标为靶子的，但认为幸福指数可以完全取代GDP的想法却是十分幼稚的。GDP，特别是人均GDP，尽管存在着诸多缺憾，但仍然被认为是体现国民经济增长状况的重要指标，而且还往往被作为体现民众客观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没有财富的积累和民众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为基础，也就谈不上民众的幸福感。国外有研究者发现，在过去的40多年里，美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呈加速增长的趋势，但美国民众的幸福感却几乎没有明显的变化。有人借此便断言，收入和财富对幸福感没有影响。这种看法是有失偏颇的，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做这样理解：在民众的需求和欲望呈上升趋势的态势下，正是由于国家的财富在不断增长，才使得民众的幸福感维持在一定的水平。西方的一些研究还表明，个人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倒U型的关系，这是以西方社会较强的综合国力以及居民较高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为前提的。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均收入并不太高的国度，个人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与此不同的特点，我们通过对国内某省城市居民的抽样调查研究发现，居民的人均收入与幸福感之间呈现一种正向的关系，即城市居民幸福感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而提高。因此，至少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提出用幸福指数来取代GDP还为时过早。大力发展经济、不断积累社会财富，不断提高民众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是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前提，是社会现代化的基础，也是提升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必要条件。从另一方面来看，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我们应当善于吸取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以及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以往发展中的教训，重视GDP又不唯GDP，将GDP和幸福指数等指标互为补充，作为考察社会进步发展的依据。这样做，无疑会更有益于社会的良性发展并更有助于实现我们的终极目标。
其次，应当避免简单地将幸福指数作为干部政绩考核的标准。如前所述，幸福指数用一组指标来综合反映民众的主观生活质量，从总体上看它所体现的是民众一般的心理体验，因而必然会受到长期的和短期的、宏观的和微观的、主体自身的和外部环境的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幸福指数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它主要是用于对特定社会的进步发展以及良性运行状况进行衡量与评价。在这一点上，也体现了满意感与幸福感的差别。由于满意感可以针对具体的人和事，因而设定一组科学的满意感指标体系，按照一定的原则抽取评价主体的有代表性样本来对个体评价对象进行评价是可行的，在一定意义上满意感指数也可以作为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依据。值得一提的是，在用于衡量社会进步发展的指标时，幸福指数的主要功能在于诊断，而不是用于排序；主要为了诊断政策选择和社会运行是否存在问题，而不是为了对不同社会、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发展进步程度进行比较。因此，在我们追踪幸福指数的变化时，主要是看我们的发展是否偏离了我们的终极目标，而不能像我们关注GDP那样，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幸福指数增长了多少个百分点、以及在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比较中位次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当然，必要的比较也是需要的，例如我们可以采用幸福指数对城乡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进行比较，可以采用幸福指数对不同群体的主观生活质量进行比较，也可以采用幸福指数对不同地区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进行比较，等等。这种比较的目的在于对我们原来的发展思路与政策选择进行评估和检讨，为现行政策的调整和未来政策的制定提供必要的依据。
再次，应当避免将幸福最大化作为一种政策选择。将幸福指数作为政策目标，并不意味着要将幸福最大化作为一种政策选择。近代功利主义所提出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只不过是一个抽象的伦理学命题，如果试图将它作为一种经济学或政治学意义上的具体政策追求，则注定会演变为一种当代的乌托邦，这一宿命已经为福利经济学家们的努力所证实。当然，我们并不否定在个体的层面上实现幸福最大化的可能性。有人提出要构建幸福学这样一门新的学科，其目的就是要帮助人们找到实现幸福最大化的途径。毫无疑问，这一努力是立足于个体的，其现实价值主要在于指导人们的人生实践。将幸福指数作为政策目标，不是为了追求通过调整社会政策和促进社会进步来实现全社会幸福总量的增长，而是力求通过幸福指数来考察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状况和变化趋势，进而调整政策取向，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良性运转。根据体验论幸福感的观点，由于人们的需求水平会由低层次向高层次提升、人们需求的种类会不断丰富，因而幸福指数所反映的主观生活质量的构成要素也会出现变化。在幸福感基本结构保持稳定的前提下，一些要素可能会逐渐排除，而一些新的要素也可能会被纳入，即便是保留下来的一些要素，其对于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权重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因而幸福感基本结构的稳定性是相对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幸福感评价指标的相对稳定性，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将幸福最大化作为一种政策选择。
四、理解幸福关系
1、提高幸福指数：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矛盾。
从后现代经济学的观点看，幸福首先是价值，而不是效用。美国国民幸福指数编制者卡尼曼在价值论上主张“回到边沁”，即从马歇尔的效用，回到边沁的价值，来重新理解幸福问题。抓住了问题的总根子。
效用只是一种中间价值，是实现价值的中间手段。手段与目的的背离，是工业化的典型特征。福利经济学把福祉建立在总效用最大化上，从根子上就偏离了价值核心。在工业社会，幸福与效用的矛盾还不明显；但对于信息社会，这就造成了根本误导，有钱不等于快乐，GDP不等于幸福，就是幸福与效用矛盾的突出表现。
福利经济学缺乏以价值为核心的独立的微观基础，而借用新古典的效用作为微观基础，就造成了一个思维误区，似乎幸福问题只能在再分配领域解决，而不能在微观领域，在初次分配中解决。黄有光就是这种思路的代表。
实际上，再分配确实是提高幸福指数的有效手段，但只有从微观机理上彻底说明幸福，才能把宏观经济建立在微观基础之上，把国民幸
2、不同收入阶段效用与幸福关系不同的矛盾
接下来就产生了第二个问题。效用与幸福关系的历史相对性问题。现有指标设计容易陷入一种误区，用反映效用的指数，抽象地与同一种幸福尺度进行比较。
事实上，国外大量统计测算表明，不同收入阶段，效用与幸福的关系不同。在解决生存需求的温饱阶段（衣食阶段）和解决发展问题的小康阶段（住行阶段），效用与幸福的正相关关系比较明显。而在解决自我实现需求的大同阶段（国外研究中，进入门槛设在3000美元——8000美元之间不等），当物质需求为主转向文化需求为主后，效用与幸福的相关性明显减弱。
如果不充分考虑这个特点，国民幸福指数在反映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幸福水平时，就会造成混乱。建议把全国分成三类收入地区，有针对性地进行评价。对于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地区，弱化有形、物质指标的权重，突出文化内容；对于贫困地区，仍要以“有钱”定“快乐”。这是基于幸福相对性的设计思路。
3、快乐与幸福的关系
从后现代经济学角度看，幸福指数设计上可能出现的第二个重大误区，就是把个人快乐与社会幸福对立起来，至少是忽视个人快乐的微观测度。
后现代经济学理解的个人快乐，并不是从心理现象角度立论，而是从微观现象角度立论。社会幸福不光是个人快乐的总量累加（这一点不同于卡尼曼的观点），而是通过个人快乐这种微观机制，在制度作用下达到社会幸福这种宏观效果。这是以人为本的必然要求。
在现代性条件下一说个人快乐，一是把它不正当地与物质欲望满足联系在一起。这是不正确的。个人快乐在信息社会条件下，可以超越物质欲望，而与感性的文化需求联系在一起。二是把它与眼前利益联系在一起，同根本利益对立起来。
做一个简单的推论就可以看出，以人为本，当它从现代性指向后现代性时，从解决工业化条件下的温饱和小康到解决信息社会条件下人的精神追求时，恰恰就是要以感性的人为本，从具体个人的现实需求出发，弥合由人的异化造成的种种社会矛盾。
反过来说，如果幸福指数设计的指导思想，还仅仅停留在工业化时代“人人忍受痛苦，社会才能幸福”的结论里，这样的国民幸福指数和目标状态，在全球化。 美国的经济学家P.萨缪尔森提出了一个幸福方程式：效用/欲望=幸福指数。
欲望是一种缺乏的感觉与求得满足的愿望，它分为五种层次，从下至上：第一个层次是人的基本生理需要，第二个层次是安全需要，第三个层次是归属和爱的需要，第四个层次是尊重的需要，第五个层次是自我实现的需要。效用是从消费物品中所得到的满足程度，是对欲望的满足。
判断一个人的幸福与否，可以从答案中得到，以得数1为分界岭。比1小就证明不幸福，等于1或者比1大就证明是幸福的。
如果我们的欲望指数高，而在目前生活方式中得到的效用低，那得出来的幸福指数就是零点几了，那就说明我们的生活状态不好，让我们感觉不幸福，而不幸福的严重程度是根据数字来衡量的，数字越小就代表越不幸福，如果效用比欲望高，得出的得数就比1大，那就证明是个幸福的人。同理，幸福的指数也是根据得数来判断，数字越大就证明越幸福。
效用也是一种感觉，它的大小与有无完全是一种主观感受。因人，因时，因地而不同。欲望是求得满足的愿望，它是由一个人的观念来决定的，每个人的欲望因观念的不同所期望的层次不同，所以在同处一种环境中，幸福与不幸福就因人而异。所以，这个方程式得出来的结果也是因人而异的，也就是说，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不是客观的分析。
如果想评判自己幸福不幸福，也可以用上述欲望的五个层次来划分。这五个层次，你想达到几层，而你现在又达到了几层，如果你想的却还有几层没有达到，那你就是个不幸福的人了。如果你达到的已经超过或者等同你目前得到的，那你就是个幸福的人。 A类指标：涉及认知范畴的生活满意程度，包括生存状况满意度（如就业、收入、社会保障等），生活质量满意度（如居住状况、医疗状况、教育状况等）。
B类指标：涉及情感范畴的心态和情绪愉悦程度，包括精神紧张程度、心态等。
C类指标：指人际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和谐。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2011年5月24日在巴黎发布一项名为“幸福指数”的在线测试工具，普通民众可以根据个人关注度对物质条件和生活质量等11个因素的重要性进行排序，然后得出的指数可以用来衡量民众对生活的满意度，并在经合组织34个成员国之间进行比较。
“幸福指数”涉及的11个因素为：收入、就业、住房、教育、环境、卫生、健康、社区生活、机构管理、安全、工作与家庭关系以及对生活条件的整体满意度。经合组织秘书长安赫尔·古里亚在介绍这一指数时说，这个测算工具可谓一项“创举”，专家花了10年时间研究才取得这一成果，但指标还需进一步完善。物价也影响着幸福指数。
古里亚说，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之外创立一套衡量生活满意度的指标并不是经合组织首创，很多国家也在致力于这项工作。不过，经合组织公布的“幸福指数”汇总了34个成员国的数据，国际程度最高;而且它的特点在于，每个人可以根据对生活不同内容的不同侧重得出个体生活满意度的数据，而个体的选择汇聚起来则可以体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整体生活质量。
据介绍，让政府在GDP指标之外同时参考幸福指数来制定公共政策是这个工具的终极目的。古里亚说，希望通过这一指标来试探各国反响，各国政府也可从中了解到民众需求，使其公共政策更为有的放矢。
但也有专家表示，“量化幸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况在拥有不同国情的各个国家之间比较。
经合组织专家表示，这个工具还将进一步完善。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有更多指标纳入考虑范围，而且比较对象也可能扩大到经合组织伙伴国——— 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和南非。 摆在你面前的有5个杯子，你第一感觉会拿起哪个杯子？
A.一杯纯净的白开水
B.浓浓的美式热咖啡
C.刚挤出来的鲜牛奶
D.刚泡的老人乌龙茶
E.热腾腾的珍珠奶茶
解析
选A：属于“想喝忘情水忘记一切型”，幸福指数为20%：这类型的人非常的独立、聪明，他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选B：属于“欢喜冤家捶心肝型”，幸福指数为40%：这类型的人非常的自我，可是他和对方彼此却很相爱，常常会拌嘴斗嘴，不过心底彼此的分量还是很重的。
选C：属于“煞到对方很甘愿型”，幸福指数为55%：这类型的人很单纯也很善良，他只要喜欢上对方就会觉得自己超幸福。
选D：属于“你浓我浓分不开型”，幸福指数为80%：这类型的人，幸福的定义就是跟自己最爱的小孩在一起，这种感觉很窝心，他目前的心境是非常成熟的，不管是工作还是日常生活，他都能很平静的享受。
选E：属于“只羡鸳鸯不羡仙型”，幸福指数为99%：这类型的人和另一半在一起已经不需要用言语沟通，两人的默契不是外人所能了解的，常常只要对方一个眼神就能了解。 达特茅斯学院布兰奇·弗劳尔教授与英国沃里克大学安德鲁·奥斯瓦尔德博士研究指出，额外的金钱确实能买到一点幸福。他们将非常幸福确定为3.0，比较幸福确定为2.0，不太幸福确定为1.0。每增加1美元，只能多获得0.00000409个单位的幸福。
根据这一指数，与丧偶或离异相比，持久的婚姻价值每年10万美元。“分手”对幸福的危害最大，紧随其后的就是配偶去世。平均来看，二婚或者此后的婚姻都不如第一次婚姻幸福。父母离异的16岁青少年在成年之后会觉得不太幸福。

J. 咱中国的国民幸福指数是怎么算出来的

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洛伦茨曲线,于1922年提出的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指标。它的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

基尼系数最小等于0，表示收入分配绝对平均；
最大等于1，表示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
实际的基尼系数介于0和1之间。
基尼系数越大，则收入分配越不平均；
基尼系数越小，则收入分配越接近平均；

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

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
0.2-0.3表示比较平均；
0.3-0.4表示相对合理；
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
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

目前，我国共计算三种基尼系数，即：
农村居民基尼系数、
城镇居民基尼系数、
全国居民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0.4的国际警戒标准在我国基本适用。
专家建议：在单独衡量农村居民内部或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时，可以将各自的基尼系数警戒线定为0.4；而在衡量全国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时，可以将警戒线上限定为0.5，实际工作中按0.45操作。

今天新闻看到：中国贫富差距继续拉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认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和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和消费的份额高达50%。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