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值如何算

‘壹’ 国民幸福指数是怎样计算的

如果说GDP（国内生产总值）、GNP（国民生产总值）是衡量国富、民富的标准，那么
国民幸福指数
我们应该还需要一个衡量人的幸福快乐的标准。在国际社会，这个刚刚出现的标准叫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国民幸福总值)，不同的人对幸福感的理解和诠释不同，比如市民某某说：“幸福就是工资再高一点，晚上少加班。”而职业经理人某某认为：“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我要把公司做成一个世界品牌。”而专家认为，幸福感可以理解为满意感、快乐感和价值感的有机统一。

‘贰’ 幸福指数如何获得啊怎样衡量啊

幸福指数

什么是幸福指数？幸福指数就是在某段时间内，衡量和比较人们所获得幸福多少或大小的指标值。国际上目前通行的衡量的人群是国民，也就是国民幸福指数。国民幸福指数就是在某些时间段内，衡量和比较国民所获得幸福多少或大小的指标。
但是如何统计全国人民的幸福指数呢，显然，通过具体计算全国每个人获得了多少个幸福以及每个幸福量的大小来统计全国人民的幸福指数是很困难和不现实的，为此，本人对幸福指数做了如下考量。
1，由物质财富的渴求而带来的幸福不与考虑。因为追求物质财富的渴求必然要消耗大量的物质资源，由此造成很大的资源浪费，同时也带来了环境的污染，而且随着社会GDP的“进步”这种危害更会有加剧的趋势。
2，人们追求高尚、文明的精神文化的渴求，不但会能给人们带来幸福，而且非常和谐环境，非常和谐社会，甚至非常和谐子孙万代。所以，幸福指数我们主要考虑人们追求高尚、文明的精神文化的渴求所带来的幸福。
3，人是时代的产品，对于全国人民而言，政府是人的所有时代因素中最大，而且最具影响力的因素。所以政府完全有能力通过投资、宣传、鼓励等方式做到引导人们追求高尚、和谐精神文化方面的渴求，由此实现人民和谐幸福的根本目的。比如举办全国性的，人民广泛参与的体育比赛，声乐比赛，书画比赛，知识竞赛，劳动竞赛，创新竞赛和道德比赛等竞技活动。
4，通过组织这样的活动，不仅能增加全国人民的幸福指数，而且还可以使人民的德智体得到全面发展，可以增加人民集体观念，可以增加人民的向心力，可以大大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欣欣向荣的活力。
5，幸福来自于人们由渴求而获得的满足感。假如某企业双方各100个人（共200人）带着渴求来参加比赛，比赛结束时就会有100人获得幸福或快乐，因为比赛总是会有一方胜利的渴求会被满足的。
6，人的第一本性是求生的本性，所以，要提高全国人民的幸福指数就必须先满足全国人民能有基本无忧的生活保障。就中国现状而言，中国已经有充分的能力来满足这个基本条件，剩下的问题是如何科学分配财富的问题了。
7，因为每个幸福感的大小不容易计量和统计，所以本幸福指数只考虑幸福的多少。
基于以上考虑，我们把全国人民参加各种具有渴求性质的竞技比赛活动的次数和人数作为考量幸福指数的重要指标是很具有科学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其科学意义就在于通过这样的，人民有渴求的竞技活动一定会给人民带来幸福；其现实意义就在于通过这样的活动有利于人民和谐幸福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科学发展。因为人类的最终追求是幸福，因为人民和谐幸福的社会才是人类最终的理想社会。
之所以要强调“具有渴求性质”的竞技比赛是因为幸福的唯一和直接来源是渴求，如果是不具有渴求性质的，人们想赢的“竞技”比赛，那么这样的比赛必然是索然无味的比赛，也不会给人们带来幸福感。
国民幸福指数可以用三种指标来衡量，第一是国民幸福总值，第二是国民幸福平均值，第三是国民幸福增加值。
国民幸福总值就是在某段时间内，国民幸福的总数。其公式是：
国民幸福总值=全年国民参加竞技比赛活动次数之和/2
国民幸福总值是在某段时间内，衡量一个国家的人民所获得和谐幸福多少的总数，就像国民生产总值一样，其衡量时间段一般为一年。因为国与国之间的人数不一样，所以，国民幸福总值在国与国之间是没有可比性的，也就是说某国的幸福总值高不见得该国国民就比其他国的国民幸福。
国民幸福平均值就是在某段时间内，人均国民幸福数。其公式是：
国民幸福平均值=全年国民幸福总值/国民人数。
与国民幸福总值不同，国民幸福平均值可以衡量某段时间内，一个国家国民比另一个国家国民和谐幸福的程度，通常衡量国民幸福平均值的时间段也是一年。 一个国家是否比另一个国家幸福，比较一下国民幸福平均值就可以知道了。
国民幸福增长率就是某段时间与另一相同时间段相比，国民幸福增长的百分比。通常情况下是某年与上一年国民幸福增长率的百分比。其公式是：
国民幸福增长率=（年国民幸福总值 - 上一年国民幸福总值）/上年国民幸福总值×100%
或，国民幸福增长率=（年国民幸福平均值 - 上一年国民幸福平均值）/上年国民幸福平均值×100%
国民幸福增长率不仅可以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幸福的横向比较，也可以作为国家幸福的纵向比较，所以，国民幸福增长率是国家幸福指数中最常用的一个指标，就像人们常用的国民生产增长率（GDP）一样。
人类的最终追求是幸福，所以，就当前而言，最终衡量一个国家是否进步的唯一重要指标是幸福指数。任何民主，自由和科学发展如果偏离了这个方向，都谈不上是什么进步，尤其是以GDP为核心的民主，自由和科学发展。

‘叁’ 何为幸福指数

幸福是人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一种主观感受。所谓幸福指数，就是衡量民众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幸福指数是对人们通常所说的幸福感的量化，是人们根据一定价值标准对自身生活状态所作的满意度方面的评价。幸福指数作为评价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不仅体现了人民群众对社会发展的满意度，而且越来越成为各级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

‘肆’ 幸福学的计算

前边我们讲了幸福的计算公式，即：幸福感=幸福系数(K)*（乘以）所渴求事物实际的被满足值/（除以）所渴求事物正常的期望值。今年我国四川发生了严重的地震灾害，我们不妨举几个关于抗震救灾的幸福计算题。 某解放军战士很渴求能救出一位被掩埋的灾民，在几天的救人挖掘中，很不幸，他没有救出一个人，却挖出了一个个遇难者的尸体，在万念俱灰的情况下，他有幸这一次救出了一个少年，此时他的幸福就是万分的幸福。
题解： 因为 幸福感=幸福系数(K)*（乘以）所渴求事物实际的被满足值/（除以）所渴求事物正常的期望值。通过题中的叙述，我们可以知道，某战士渴求就出一位灾民，但经过几天无数次的救援挖掘，却没有救出一个人，反而遇见了一个个遇难者的尸体，经过这些连续地打击，必然使他产生了对此次能救出一个人（也就是分母“所渴求事物正常的期望值”）概率很小的感觉，假设概率为万分之一。但实际上，此次救出了一个少年，那么“所渴求事物实际的被满足值”（分子）就是1。假设幸福系数此时为1，那么根据幸福公式我们就可以得出：
（某解放军战士的）幸福感=（幸福系数）1*（所渴求事物正常的期望值）1/（1/10000的期望概率）=10000（分幸福）
很多幸福往往都是很难定量来分析的，只能有大概来理解，但有些是可以比较清晰地用数字计算出来的，比如一个渴求金钱的穷人，2 元钱买了张彩票，因为买了无数次了，此次“所渴求事物正常的期望值”是5元就可以了。如果此次“所渴求事物实际的被满足值”却是中了500万，如果不考虑交税，如果假设此人的幸福系数为1，那么，此穷人的幸福感就为：
幸福感=1*500（万元）/5元=100（万分的幸福） 一灾民的孩子 ，被掩埋在瓦砾中已经七天七夜了，此时此灾民已沉浸在万分的悲痛之中，对孩子生还的希望已经是处于绝望之中，也就是说他认为孩子的生还概率几乎为0.但此时，奇迹发生了，七天七夜后，他的孩子不但被救出了，而且还健康地活着，假设该人幸福系数为1 。那么该灾民的幸福感就是：
幸福感=1/0（近似零）=无穷大（分幸福) 假设上例灾民的孩子被证实不幸遇难了，那么该灾民“所渴求事物实际的被满足值”就是负1，因为事前“所渴求事物正常期望值”几乎为零，那么该灾民的幸福感就是
幸福感=—1/0（近似零）=负无穷大（分幸福）=无穷大（分不幸）

‘伍’ 什么是居民幸福指数

如果说GDP（国内生产总值）、GNP（国民生产总值）是衡量国富、民富的标准，那么我们应该还需要一个衡量人的幸福快乐的标准。在国际社会，这个刚刚出现的标准叫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国民幸福总值)。

GNH最早是由不丹王国的国王提出的，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他提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指标。

1970年代不丹提出GNH时并不引人注目，然而20多年的实践已经引起全世界瞩目，世界上不少着名的经济学家把目光投向这个南亚小国，开始认真研究“不丹模式”。美国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开始了“幸福指数”研究，英国则创设了“国民发展指数”（MDP），考虑了社会、环境成本和自然资本。日本也开始采用另一种形式的国民幸福总值（GNC），更强调了文化方面的因素。获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心理学教授卡尔曼和经济学家联手正致力于“国民幸福总值”的研究。

世界银行主管南亚地区的副总裁、日本的西水美惠子对不丹的这一创举给予了高度评价。她说：“世界上存在着唯一以物质和精神的富有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之源，并取得成功的国家。这就是不丹王国，该国所讴歌的‘国民幸福总值’远远比国民生产总值重要得多。”

2005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国栋向会议提交了一份题为《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程院士认为，只要人们理解幸福与消费之间没有直接联系的观点，就能改变人们对真正是什么增加或提高了幸福程度的认识，从而创造一个可持续的社会。并建议从国家层面上构造由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六类构成要素组成我国的国民幸福核算指标体系。

程国栋院士说：“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国民幸福指数’（GNH）与GDP一样重要，监控国家经济社会运行态势，了解人民的生活满意度，同时成为科学的政绩考核标准的组成部分。”

‘陆’ 幸福感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幸福感公式:幸福感=户外活动+(亲近自然×社会交往)+夏日童年回忆/温度+对假期的热望。

‘柒’ 大部分中国人的幸福指数是多少这个数字怎么计算出来的

现代人越来越关注幸福感，许久不见的老朋友，见面后问的常常就是：这些年过得幸福吗？我们都希望获得幸福，然而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一个创业的人，事业有成就觉得幸福；学者认为能出成果就是幸福；老年人身体没大病、不孤独，就觉得挺幸福。因此，找到自己的幸福，是一门生活的艺术，也是一门学问。

什么是幸福

8月2日，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博士后邢占军先生，他在幸福感的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告诉记者，幸福感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体验，可以通过心理测量来把握。

邢占军说，幸福感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把握。首先是满意感：个人的基本需要是否得到了满足，最基本的是身心健康，衣食无忧。其次是快乐感：许多事情都能带给人快乐，一句心理学上的谚语这样说道：如果你想快乐一小时，打个盹；如果你想快乐一天，去钓鱼；如果你想快乐一个月，去结婚；如果你想快乐一生，帮助别人。而幸福感的较高表现是价值感，它是在满意感与快乐感同时具备的基础上，增加了个人发展的因素，比如目标价值、成长进步等，从而使个人潜能得到发挥。真正意义上的幸福感，与西方的享乐主义不同，享乐只追求享乐的过程，缺少更有价值的目标。

一个人要想弄清自己的幸福感是强还是弱，可以通过科学的测量来加以考察。例如邢占军提供的《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就从知足充裕体验、心理健康体验、社会信心体验、成长进步体验、目标价值体验、自我接受体验、身体健康体验、心态平衡体验、人际适应体验、家庭氛围体验10个方面对我国居民的幸福感加以度量。得分越高，表明幸福感越强。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幸福感

邢占军做过一个关于不同人群幸福感的调查，结果发现，在所调查人群中，青年人和老年人的幸福感最强，35—45岁的中年人幸福感最弱。因为这部分人群处于社会各个领域的最前沿，相对于老年人和青年人来说，他们的工作压力最大，是各种变动的直接冲击对象。在家庭中，他们是顶梁柱。这些都造成中年人的幸福感指数下降。

不同职业的人，幸福感也不一样。邢占军调查了8个群体后发现，幸福感最强的是国家干部，其次是知识分子和新兴阶层（包括私营企业主、外企管理人员、自由职业者等），排第三的是工人、农民和国企管理者，接下来是大学生，幸福感最弱的是城市贫困群体。在这项调查中，国有企业管理者幸福感偏低是比较出人意料的。邢占军说，这里面有社会原因。他举了一个例子：某专门制造大型机械的国企近期进行了改革，45岁的大李跟其他许多中层管理者一样，被免去了享受20多年的干部待遇，收入与部门整体收益挂钩。结果由于市场等因素的影响，他的收入大大降低，有时还不如一线的职工挣得多，这使他很尴尬，对社会的发展趋势出现了怀疑，更谈不上幸福了。

研究还发现，每个人衡量幸福感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别人都觉得一个人应该很幸福，他自己未必觉得。有一位40多岁的职业女性，在石油公司做财务，收入可观，爱人事业有成，孩子即将上大学，周围的人都很羡慕她。但她觉得并不幸福。原来，她总爱防范别人，也没有知心朋友，生活没有目标，整天感觉不舒服。邢占军说，外人看她什么都有，应该很幸福，但这位女性看重的却是人际关系和价值实现，这说明每个人衡量幸福感的标准存在巨大差异。有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感到幸福，就应该反思一下目前的状况，这有利于重新认识自己，发现幸福。

财富和幸福没有太大关系

2004年中，芝加哥大学教授奚恺元对中国6大城市北京、上海、杭州、武汉、西安、成都进行了幸福指数测试。测试表明，6城市的幸福指数从大到小依次是：杭州、成都、北京、西安、上海、武汉；但在同一城市里，富人比穷人幸福。经济更为发达的北京、上海的居民，其幸福感比杭州、成都的居民低——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主要是因为财富对幸福的影响是相对的：只有可以进行直接的比较时，富裕的一方才会表现出更强的幸福感。这说明，幸福与财富的确有关联，但是相关程度比人们想象的要小得多。

这样的调查结果与我们的生活经验是相符的。回想小时候的无忧无虑，再看看现在城市里快节奏的生活，虽然收入增加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娱乐的东西也多了，但我们并不觉得比小时候幸福。这与当前人们的生活压力大、欲望过度扩张、身心失衡有密切关系。

学会追求自己的幸福

邢占军说，要找到自己的幸福，首先要怀着真诚的心，热爱生活，珍惜生活。其次，要建立符合实际的目标和期望标准。人活着要有目标，目标要高于现实，但又不可过高。能够激励自己，而不构成巨大压力的生活目标才是合适的。最后，要有平和的心态，要能正确对待挫折、正确对待他人。现代社会流动性大，人们的发展目标多元化，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对此要平心静气地看待，把握好现在，不必去忌妒别人。

对一些社会问题，我们也要平和地看待。对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腐败、污染等，要理性对待，要认清这些问题是伴随着社会发展而来的，也需要靠社会发展来解决。邢占军说：“这样，心态才会好，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才会觉得亮堂，生活才会充满阳光，充满幸福。”

‘捌’ 国民幸福总值指数

国民幸福指数（GNH）最早是由南亚的不丹王国的国王提出的，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包括科学技术的种种好处）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指标。
如果说“生产总值”体现的是物质为本、生产为本的话，“幸福总值”体现的就是以人为本。世界银行主管南亚地区的副总裁、日本的西水美惠子对不丹的这一创举给予了高度评价。她说，完全受经济增长左右的政策往往使人陷入物欲的陷阱，难以自拔。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存在相同的问题，但是我们决不能悲观。因为“世界上存在着惟一一个以物质和精神的富有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之源，并取得成功的国家，这就是不丹王国。该国所讴歌的‘国民幸福总值’远远比国民生产总值重要得多。不丹在40年以前还处于没有货币的物物交换的经济状态之下。但是，它一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现在已经超过印度等其他国家，在南亚各国中是国民平均收入最多的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排行榜中也大大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成为第一位。尽管如此，去不丹旅游过的人都会异口同声地说，仿佛回到了自己心灵的故乡。不丹给我们地球人展示了许多高深莫测的东西。”
说到旅游，不丹不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而是采取了一种限制规模的旅游发展模式，从来不在国际上搞大型的促销宣传。不丹限制入境旅游者的总数，实行“高质量、高价格、全包价”的做法。政府对旅游经营者制定了《工作手册》，对旅游者有《行为规范》。虽然不丹每年从旅游业获得的收入仅300万美元，但足以保持旅游业稳定发展，而对社会自然的影响则很小。
类似GNH这样的尝试，在国际社会已经有多种，例如“绿色GDP”、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标，英国的“国内发展指数”（MDP，该指数扣除了为抵消社会和环境成本而耗费的开支，考虑了长期的环境损毁和自然资本贬值，肯定了为确保谨慎投资和贸易平衡进行的一系列经济调整，反映了收入增加1英镑对穷人的意义要大于富人的事实，计入了家庭劳动的价值）等等。这些指标的创设，反映出单一GDP指标的局限性，也昭示着人类自身的新需要。
“现在很多地方政府都提出了幸福指数、群众满意度等新的评价指标，总的来看虽然有点简单，但这件事做起来总比不做强。”中科院院士程国栋在去年年初，就提出了一份《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建议国家组织有关部门研究制订一套“国民幸福指数”的评价体系。
2004年，中国人均GDP已经是1270美元。1980年以来，中国的GDP以年均9.3%的高速度增长，在东亚创造了新的经济奇迹。经济成就举世瞩目，而整体的人文发展情况却呈现出与GDP增长不协调的逆态势。2003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当年GDP的15%，反映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基尼系数超过0.4的社会失衡临界点。
根据荷兰Erasmus大学的RuutVeenhoven教授对中国3次幸福指数的调查，中国1990年国民幸福指数为6.64(1-10标度)，1995年上升到7.08，但2001年却下降到6.60。数据表明，即使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也并不能保证国民幸福的持续增加。

‘玖’ 现今流行的幸福指数是怎么衡量的

如果说GDP（国内生产总值）、GNP（国民生产总值）是衡量国富、民富的标准，那么我们应该还需要一个衡量人的幸福快乐的标准。在国际社会，这个刚刚出现的标准叫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国民幸福总值)。

GNH最早是由不丹王国的国王提出的，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他提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指标。

1970年代不丹提出GNH时并不引人注目，然而20多年的实践已经引起全世界瞩目，世界上不少着名的经济学家把目光投向这个南亚小国，开始认真研究“不丹模式”。美国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开始了“幸福指数”研究，英国则创设了“国民发展指数”（MDP），考虑了社会、环境成本和自然资本。日本也开始采用另一种形式的国民幸福总值（GNC），更强调了文化方面的因素。获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心理学教授卡尔曼和经济学家联手正致力于“国民幸福总值”的研究。

世界银行主管南亚地区的副总裁、日本的西水美惠子对不丹的这一创举给予了高度评价。她说：“世界上存在着唯一以物质和精神的富有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之源，并取得成功的国家。这就是不丹王国，该国所讴歌的‘国民幸福总值’远远比国民生产总值重要得多。”

2005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国栋向会议提交了一份题为《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程院士认为，只要人们理解幸福与消费之间没有直接联系的观点，就能改变人们对真正是什么增加或提高了幸福程度的认识，从而创造一个可持续的社会。并建议从国家层面上构造由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六类构成要素组成我国的国民幸福核算指标体系。

程国栋院士说：“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国民幸福指数’（GNH）与GDP一样重要，监控国家经济社会运行态势，了解人民的生活满意度，同时成为科学的政绩考核标准的组成部分。”
参考资料：《新民周刊》

‘拾’ 幸福指数的定义及如何测定幸福指数

如果说GDP（国内生产总值）、GNP（国民生产总值）是衡量国富、民富的标准，那么我们应该还需要一个衡量人的幸福快乐的标准。在国际社会，这个刚刚出现的标准叫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国民幸福总值)。

GNH最早是由不丹王国的国王提出的，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他提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指标。

1970年代不丹提出GNH时并不引人注目，然而20多年的实践已经引起全世界瞩目，世界上不少着名的经济学家把目光投向这个南亚小国，开始认真研究“不丹模式”。美国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开始了“幸福指数”研究，英国则创设了“国民发展指数”（MDP），考虑了社会、环境成本和自然资本。日本也开始采用另一种形式的国民幸福总值（GNC），更强调了文化方面的因素。获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心理学教授卡尔曼和经济学家联手正致力于“国民幸福总值”的研究。

世界银行主管南亚地区的副总裁、日本的西水美惠子对不丹的这一创举给予了高度评价。她说：“世界上存在着唯一以物质和精神的富有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之源，并取得成功的国家。这就是不丹王国，该国所讴歌的‘国民幸福总值’远远比国民生产总值重要得多。”

2005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国栋向会议提交了一份题为《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程院士认为，只要人们理解幸福与消费之间没有直接联系的观点，就能改变人们对真正是什么增加或提高了幸福程度的认识，从而创造一个可持续的社会。并建议从国家层面上构造由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六类构成要素组成我国的国民幸福核算指标体系。

程国栋院士说：“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国民幸福指数’（GNH）与GDP一样重要，监控国家经济社会运行态势，了解人民的生活满意度，同时成为科学的政绩考核标准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