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哪些方面与经济相关

C. 消失对经济的影响，中国应从哪些方面应

第一，要正确认识新常态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要从思想上做好过“紧日子”的准备。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放缓了2—3个百分点，经济发展方式也必须摆脱过去那种吃资源饭、环境饭、子孙饭的粗放型模式，转为依靠结构优化、生产率提高、开拓创新型模式。这对于习惯于旧模式的我们来说，是不得不接受的严峻挑战。我们必须认清形势，主动进行调整。一是发展规划不宜太野心勃勃。二是改革的推进不宜太过激进。三是经济发展要更加注重效益。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新常态下的机遇，建立起足够的信心。尽管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但中国面临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经济发展的基本面仍然较有利。一是仍处在新型城镇化的黄金阶段，无论是30%以上的城市户籍人口，还是53.7%的城镇化率，从总量上远低于经济发展阶段应有的水平，加之城镇化的质量差距，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潜力和市场空间巨大，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动力。与此相关还有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二是人口红利，特别是潜在的人才红利依然较大。三是体制改革红利依然较大。四是对外开放仍可释放足够的动力。五是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下，政府间相互竞争的红利依然较大。因此，我们认为，新常态下的“紧日子”，应该，也可以是过得去的“紧日子”，是可持续且比较健康的“紧日子”。
第二，要更加精心地应对社会矛盾。过去积累的一些矛盾，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会逐步凸显出来，而作为托底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管理手段还相对比较滞后。因此，面对各种社会矛盾我们必须更加精心地应对，以免因小酿大，因局部而失全局。
第三，要勇于改革创新，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尽管我国经过30多年的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但相对于实际需求，还有很大的改革空间，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做出了总体部署，关键是要加以落实。应对新常态必须向体制改革要红利。要通过改革，使我们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趋于现代化，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成员。信息化背景下的科技创新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唯一法门利器，既要鼓励自主科技创新，又要注意引进和利用世界科技创新成果，信息技术、3D打印、新能源、新材料、大数据利用等均是重要突破方向。
第四，要继续挖掘人口红利，创新利用人才红利。尽管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在加重，我国人口红利正在衰减。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逐步提高退休年龄、逐步提高劳动参与率、逐步提高总和生育率（如单独二孩政策）等措施，拉长人口红利释放期，减小其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另外，在现有人口结构的基础上，可以通过一系列措施，如企业改革，人员流动和教育培训等，充分挖掘、培养和形成人才优势，开发和利用人才红利，即“人口质量红利”。根据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和年度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的资料推算，2013年末，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口已经超过1亿人。直接影响创新能力的“研究人员总规模”在2010年达到121万,首次超越美国的119.8万人，跃居世界第一位。而且中国高端劳动力人才的成本相对较低。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利用上述人口质量红利，中国经济完全可以在新常态下实现知识驱动、创新驱动、产业升级驱动型的较高质量增长。
第五，要以不断改善民生作为我们的政策目标。应对新常态，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经济健康可持续增长，重要的前提是要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方法之一就是要保证在经济发展和推进体制改革时，能够使民生不断得到改善。当然，福利的刚性又从另一个方面要求我们，这种改善必须是渐进和可持续的。

D. 概括说明人口普查要掌握我国人口哪些方面的基本信息

根据给定材料，概括说明人口普查要掌握我国人口哪些方面的基本信息，并分析指出，掌握这些信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20 分）

答：人口普查要掌握的基本信息有：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数量，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受教育程度，性别和年龄结构，出生死亡情况以及住房空置情况的相关信息。
第一，在制定政策方面，有利于政府更好地制定和实施经济社会发展政策，推动科学发展。
第二，在保障民生方面，有利于保证流动人口、计划外生育者等人群的一系列权利，加强和公平地推进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基本住房等公共服务，促进公共资源合理分配、公平共享，保障与改善民生。
第三，在社会管理方面，对城市的布局、规划、管理具有指导意义；有利于进行户口整顿，弥补户口管理的缺陷，及时准确了解人口状况，掌握性别、年龄等信息比例，防止男女比例不平衡、人口老龄化等结构问题；有利于获取来历不明、疑似被拐儿童妇女和失踪被拐儿童、被拐妇女的信息。
第四，在经济发展方面，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等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推动经济发展。

E. 未来中国经济与人口有关的三个红利是什么

未来中国经济与人口有关的三个红利：劳动力资源，劳动力地域，人口素质。

其一，中国劳动力资源的绝对量依然较大，劳动力供给潜力有待继续挖掘。

国家统计局总统计师曾玉平指出，202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总规模仍然较大，有8.8亿人，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目前，中国正在通过改革挖掘人口红利的潜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李长安指出，一方面中国逐步放宽生育政策，2013年中国启动“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推出“全面二孩”政策。此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由于生育政策调整，全国多出生“二孩”数量达1000多万人。

另一方面，稳妥推进延迟退休也成为延续红利的一项重要政策。李长安认为，中国60-64周岁的老年人力资源有近8000万，如果能够将这部分人力资源挖掘出来，将有助于缓解社保养老压力，增加劳动供给。

其二，劳动力的地域和产业转移会产生巨大红利。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表示，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制造业时，劳动生产率会相应提高，这也是人口红利相当重要的一个来源。

他指出，目前中国农村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30%左右，但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占比一般低于5%，换言之，未来中国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制造业还有巨大空间。

此外，林毅夫指出，中国制造业从最初的劳动密集型转到资本密集型，再进一步转到技术密集型，这个过程产生的附加值会不断提高，同样会产生红利。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也表示，未来应通过户籍制度等一系列改革，让劳动力跨地区、跨部门的流动更自由，改善劳动力的就业结构，让劳动力向增加值更高的产业流动，如此可以使人口要素更好推动经济增长。

其三，人口素质提高，将创造二次人口红利。

蔡昉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必然与人口老龄化相伴而行。虽然传统人口红利衰减，但可以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其关键就是通过发展教育和培训，改善各个年龄段人口特别是老年人口的人力资本，并依托这个庞大的人力资源，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此番发布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近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素质显着提高。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91年，比2010年提高0.83年。

劳动年龄人口中，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达到了3.85亿人，占比为43.79%，比2010年提高了12.8个百分点。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占比达到了23.61%，也比2010年提高了11.27个百分点。

F. 高三地理问题。我国人口年龄比例变化与人口老龄化将对城市发展及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哪些影响。

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是老年人口规模大 人口老龄化速度快未富先老 我国人口自身结构的变化，必然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较大影响 我们必须采取合理的人口政策，建立以家庭养老为主体的多元化养老方式，积极发展老龄产业等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人口作为经济社
会发展的主体，其自身结构的变化必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
较大影响
（一）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的影响
通常认为，人口老龄化会造成劳动用工年龄人口比例下
降，会导致劳动力短缺，而劳动力是构成生产力的基本因素 ，劳
动力数量的多少及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的大小，对经济发展有
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国外一些老龄化严重的国家早已发生劳动
力短缺问题，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大量依赖外籍工人的移入来
补齐，从而影响到经济健康发展 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由于
人口基数大，生育年龄人口多，人口增长速度较快 ，因此我国劳
动力资源仍十分丰富，一段时期内，当不会出现劳动力短缺问
题，但国家应及早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
力用工不足的挑战，这是人口发展的必然趋势 因为在经济全
球化的今日，我国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投资和出口
拉动，我国产品的出口优势很大程度是因为廉价的劳动力资
源，如果我国失去廉价的劳动力优势，国外对我国劳动密集型
劳动产品的需求会转移到其它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从而必
然会减少中国的出口需求和引进外资
（二）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劳动生产率是指劳动者生产某种产品的效率一般有两种
表达方法：一种是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另一种是生产
单位产品所耗费的社会劳动时间在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商品数
量越多，或生产单位商品所需的劳动时间越少，劳动生产率就
越高 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因素有许多，人是最重要的因素
一般认为，优良的人口素质 适度的人口数量有利于劳动
生产率的提高，不过人口老龄化会抑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
要依据有：（）人口老龄化会造成老年人生理功能退化精力或
体力下降，劳动能力衰退，反应速度慢，不应该继续从事繁重的
劳动和快节奏的生产；（ ）与年轻劳动力相比 ，高龄人口因身体
衰老经常生病，医疗费用大幅增加，不利于企业增加利润 技术
进步和扩大投资；（）劳动人口高龄后 ，创新力 记忆力接受新
技术能力较差，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更新；（ ）科学技术
发展表明，人类社会的许多发明创造大多是在中青年时期创造
出来的，这是一条普遍规律，所以青年人才的成长对科技创新
具有较大意义当然，某些人并不认同此观点，因为在科技创新
方面，一些人大器晚成
（三）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障的影响
养老保障问题是老龄化社会发展面临的最主要的社会和
经济问题其主要包括物质上的供养生活上的照料精神上的
慰藉三方面的内容 从物质供养方面来看，城市老年人大多有
医疗保障金退休养老金，所以以自我养老为主；农村老人由于
社会保障不完善，以家庭养老为主 从老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
慰藉来看，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主要由子女 老伴承担，老人和
子女共同生活，便于家庭照顾 关心老人，也是老年人喜欢的日
常生活方式，符合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可是，随着人口老龄化
程度的不断加深，对养老保障冲击是巨大的
人口老龄化加大了养老保障需求，而养老保障需求的加
大将使我国总人口的经济负担日益加重，国民收入中消费基金
比例扩大，投资率 积累率下降，减慢经济发展速度 世纪
年代以来，我国养老保障金增长速度较快， 年全国共有离
退休职工 万， 年增加到 万，十年增加了 倍，
各种费用相应由 亿元增加到 亿元，增长 倍 根
据劳动社会保障部门的预计： 年，我国退休职工将超过
亿，每年支付退休费用将高达 万亿人民币，是 年的二十
多倍
家庭养老方式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世纪 年代
以来，我国开始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几十年过去了，第
一二代独生子女正进入婚育年龄，他们组成的家庭将接管社
会，构成新的家庭生活模式，即 四二一家庭模式，家庭成员为
个老人 对夫妻 个孩子，也就是说，对夫妻要同时赡养
位老人，抚养 个孩子 然而，由于现代化生活 生产节奏不断
加快，子女精力十分有限，越来越感到照顾老人的负担沉重 ，加
之工作压力大，如果老人生病或体弱需要照顾，再孝顺的儿女
都难以尽孝，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将受到严重冲击，迫切需要
多元化养老
（四）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非常密切，人口结构的变动要
求产业结构也要随之变动，以保持人口 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人口老龄化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制约新兴产业的发展
进程 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世界上任
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其产业结构的调整密切相关，同时还
必然要求劳动力的技术结构与之相适应由于中老年劳动力对
所居住的区域和长期从事的劳动业已形成习惯，产生了较强的
依赖感，通常不愿搬迁到其它地方居住及改变自己的工种，劳
动力从旧的产业和地区向新兴产业和地区的转移必然受到限
制，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 如果年轻劳动力不能满足经济发展
的要求，就只能对中年劳动力进行培训和教育，但是其接受新
技术的速度慢，培训费用高，难以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必
将产生结构性失业
人口老龄化不利于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目前我国农业
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方向是农业科技成果的创新与应用，发展
趋势是生态农业高效农业，但是农村老年人口文化素质低，科
学种田能力较差，科技创新和接受适应能力较弱，农村人口老
龄化必然阻碍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五）人口老龄化对储蓄投资的影响
处于人口生命周期的不同发展阶段，人们的消费 储蓄倾
向必然不同，因而人口结构的老龄化会引起社会消费储蓄比
例的变动，从而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较大影响
通常认为，社会中老年人口比例的提高会减少储蓄，从我
国的发展情况看，老年人的储蓄率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且
随着年龄的提高，储蓄率不断降低 因而从平均储蓄角度分析，
人口老龄化会大大降低总的储蓄水平，且会抑制储蓄率的提
高 储蓄是投资和资本积累的源泉，投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依
托，储蓄的减小会导致投资的减小 一般认为国家的投资主要
来源于个人投资和政府投资，老年人口的增加必然会导致消费
基金的增加和积累基金的减小，国家会拿出大量资金改善老年
福利设施，支付大量医疗保障金退休金，其势必影响投资规
模，对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不利
三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积极对策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我国这样的
发展中国家来说，机遇与挑战同时存在，我们应以科学务实的
态度对待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各种问题，迎接挑战，尤其是制
定合理的人口政策，实现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从而减缓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一）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
古今中外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适度的人口数量 结
构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前提 目前中国的人口情况是既要
控制人口数量，又要防止老龄化速度过快和老年人口比重提高
过快 人口发展的客观规律告诉我们，人口问题在时间上往往
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作用的强度具有乘数效应，当我们明显感
到人口问题存在时，实际上已经丧失了解决问题的最好时机，
发达国家面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解决老龄
化问题必须具有超前性和战略性 目前，我国国家级的人口发
展战略研究正在进行，它所制定的人口发展战略注重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和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人口战略
研究认为，采取合适的时间，逐步放宽人口生育政策 ，既可以减
轻我国人口出生率下降和未富先老，又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所
带来的劳动力供给不足出生婴儿男女性别严重失衡的社会问
题
（二）建立以家庭养老为主体的多元化养老模式
家庭养老符合中国的国情，原因有两方面 ：（ ）家庭养老的
主体地位为我国法律所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
障法第 条规定，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子女，家庭成员
应关心和照顾老人；（ ）家庭养老是我国养老的传统做法 绝大
部分人认为家庭养老是每个社会成员应尽责任和义务，家庭养
老也是老年人比较喜欢的养老方式
但是人口老龄化，使家庭结构和规模小型化，家庭养老不
能独自承担起老人养老的职能，许多的家庭养老功能将被社会
化养老服务所取代，如培育和发展社区 非营利组织养老服务，
帮助老年人在社区内居家养老，将家庭养老和社区有机地结合
起来，即老人自己出钱 政府加以资助，由社区派人提供养老服
务，既解决了老人的照顾问题，又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再比
如以房养老养老院养老等不同的养老方式，组成了以家庭养
老为主体的多元化养老模式
（三）大力发展老龄产业
老龄产业，是指由老年人口消费市场需求增长带动而形成
的产业，它包括有关满足老年人需求的生产 服务经营等设施
和经济活动我国是在生产力不发达情况下进入人口老龄社会
的，面临着老年人口和养老保障压力不断增大的挑战，然而老
龄化在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影响的同时，也孕育一个巨大的消
费市场 老年产品市场，它能带动相关的第三产业大力发
展日本自 年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后，积极发展老龄产业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把第三产业视为老龄化社会的救世
主
目前中国老龄产业面临着尴尬，一方面，老年人口的需求
十分迫切十分庞大，另一方面，老年产品和老年服务有效供给
严重不足，产业尚未在国民经济中形成一定的产业链和产业规
模 目前我国老年人市场需求大约为七八千亿元，但每年为老
年人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总值不足一千亿元，所以，必须积极发
展老龄产业
第一，政府应积极推动老龄产业发展 政府应致力于法制
建设制度建设，制定和实施一系列配套政策，包括投资 税收
信贷等方面，为老龄产业发展营造好的环境 第二，老龄产业需
要媒体和舆论的宣传和引导，特别是在市场潜力和营销策略及
消费特点方面，要有务实的探索和超前的分析 第三，处理好老
龄产业公益性与赢利的关系老龄产业往往具有社会公益性的
特点，大力发展老龄产业，必须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四）完善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当前，我国城市的养老保险，包括基本养老保险 职工互助
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职工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 基
本养老保险实行统账结合的积累制度，国家承办保底 ，广覆盖
低水平，面向城镇职工，强制参加，个人和单位共同缴费 ；企业
补充保险是指由企业根据自己实力国家政策为本企业职工所
建立的一种辅助性养老保险，其目的是进一步提高职工退休后
养老水平；职工个人储蓄养老保险是由职工自愿参加选择经
办的一种补充养老保险形式
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还很不完善，存在
方方面面问题：个人账户是名义性的 ，空账运行；统筹层次低，
全国绝大多数地方还实行地区或市级甚至县级统筹，实行省级
统筹的还很少；养老金体系覆盖面窄，地区发展不平衡 ，共济性
弱；筹资严峻
针对上述问题，有必要进行改革 ：（ ）延长退休年龄 这是
一把双刃剑，它延长了缴费年限，又缩短了领取养老金年限 ，可
以避免退休人员再就业所带来的不稳定因素，又可以使有技术
的老龄职工继续留任，发挥余热（）扩大社会养老保险覆盖
面 目前基本养老金仅覆盖城镇中部分人，农村老年人口基本
被排除在外 今后的养老保险制度应尽可能实现广覆盖，建立
比较完善的覆盖城乡的基本养老保障体系 （）加强社会养老
保险制度中的政府监管，随着社会养老金制度改革的推进，必
须重新认识政府在养老保障中的地位和作用，政府职能需重新
界定，规范化运营和监管个人账户基金，做实个人账户 （）确
保养老基金的保值增值

G. 人口增长与哪些因素有关，试分析我国今后人口增长的走势

影响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

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对人口自然增长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它决定了人口的增殖条件和生存条件，通过改变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来影响人口的自然增率。一般情况下，当人口数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时，人口自身的再生产必将会刺激；当人口数量超越了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消费总数后，人口自身的再生产必将受到遏制。在现代生产力水平下，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往往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下降。经济因素对人口机械增长也有重要影响。通常情况下，经济发达或发展速度较快的地区，对人口具有一种吸引力和凝聚力，人口机械增长为正值；相反，经济落后或经济发展速度缓慢的地区，对人口会产生一种排斥力和离散力，人口机械增长一般为负值。

文化因素

这一因素更多地影响着人口的自然增长。随着科学文学水平的提高，人口自然增长率趋于下降，现代社会里这一趋势尤为明显，其表现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由于人们接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平均婚龄也会相应推延；二是科学文化水平愈发达，人们的生理知识、育儿知识、保健知识就愈丰富，促成婴儿死亡率降低；三是人们的科学文化水平愈高，就愈加注意自身及其后代各项素质的提高，少生优育，把有限的收入用于将子女培养成具有更高科学文化素质的现代人。

医疗卫生因素

医学的进步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对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有着直接影响。首先，它使得因各种疾病致死的死亡率下降，从而降低人口死亡率，延长人口平均寿命；其次，它对控制生育和实行优生优育有着积极的作用。

现阶段中国的人口是处于增长趋势还是递解趋势
递解

在人口的构成中，年龄结构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度量指标。由于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出现了剩余，老龄化水平进一步上升，老龄人口的分布状况也开始显现城市化所带来的诸多特点。
一般而言，一个国家0-14岁人口在总人口当中所占比重越大，这个国家的人口就越年轻；一个国家0-14岁人口逐渐减少，15-64岁人口增多，65岁及以上年龄人口在7%以下，则这个国家的人口越呈"成年型"；一个国家65岁老年人口在总人口当中所占比重超过了7%，则这个国家的人口就进入了"老龄化"时期。2000年普查表明，中国65岁老年人口在总人口当中所占比重已经达到6.69%，基本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2000年人口普查还表明，中国15～64岁劳动力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达到了70.15%。所以，中国现在正处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红利"时期。但决不能因此而盲目乐观。因为在人口自然增长率较高的年份出生的那些人正处于就业大军之中。劳动力人口的增多意味着对就业岗位的需求在增长。倘若社会提供的就业岗位不能满足劳动力人口增长之所需，那么，失业将长期困扰21世纪初叶的中国。
另外，2000年人口普查还给我们以新的警示：当前农村人口的老龄化水平已经超过了城镇，农村为7.35%，城镇为6.30%。这就是说，原来那种对城市人口老龄化水平高于农村的认识，已经变得不合时宜。人口的流动和户籍制度的改革，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吸纳能力的提高，城市打工和做生意的比较收益的刺激，使农村有较高文化程度的青年人口，越来越多地移居到了城市。这在给城市带来新的活力的同时，也给农村人口的老龄化带来了促动。按地区和城乡分的年龄构成统计表明，越是城市化速度快的省份，其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就越快，其农村人口的老龄化水平也程度不同地表现得较高。比如说，上海、江苏、福建、广东、海南、浙江、重庆这7个省（直辖市）自1990年"四普"以来的城镇化速度最快，而相应地，其农村人口的老龄化水平也高，农村与城镇人口老龄化
的百分之差也就越大。
韩国和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较城市为严重的状况，也开始在中国大陆出现了。
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提高，已经使农村老人的赡养问题凸现了出来。2000年11月"五普"表明，上海乡村的老龄化水平已经达到了13.73%、浙江达到了10.51%、江苏达到了9.73%、山东达到了9.15%、北京市达到了8.35%、重庆市达到了8.04%。

H. 人口再生产的经济社会因素有哪些

一、人类发展的内容和含义

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几乎把所有的智力努力都投入到如何提高以人均GDP衡量的经济增长上面，相关的政策建议也都在寻找那些能够提高资本积累的因素。即使经济学家越来越强调人力资本的作用，但是，也是把诸如教育、培训和健康这些提高人力资本的因素，以及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作为手段和工具研究和观察，而忽视了人作为发展的目的。因而，即使经济学越来越关注人力资本，却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因找不到有效提高人力资本存量的途径，而在实践中显得苍白。另一方面，单纯的GDP增长并不能解决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以及人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关系。不能妥善解决好这些问题，经济增长最终也难以实现又好又快。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从直接关注人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到人与资源、环境的协调，以至越来越关注人的全面发展，走出了一条特殊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道路，成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方面。例如，最初党中央每年召开的人口工作座谈会，被提高到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层次，在科学发展观形成中是一个重要的标志。由此中国人口政策和人口战略开创了政府以人为本，以人口发展的可持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特有实践。

从观察人口发展对科学发展的作用的角度，人类发展指数是一个可供借鉴的重要指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于1990年出版首卷《人类发展报告》，显示出该组织看到了以人为中心的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的需要。该报告把收入水平(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以出生时预期寿命代表的健康水平和成人识字率和毛入学率构成的教育水平结合起来，构造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与传统上单纯使用GDP相比，在衡量人类发展成就方面要更为全面(图1)。

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中国在全国城乡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其内容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从此，中国的生育率开始了大幅度下降，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控制。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完成了向出生率和死亡率都较低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与同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较早实现了人口转变过程。主要表现是，人口数量得到有效的控制，总和生育率表现出持续的下降。1971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5.4，从那以后，这个指标大幅度下降到更替水平(replacement
level)以下，目前总和生育率为1.8左右，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

这个成就不仅是控制了人口数量，更主要的是在上述诸种要素方面的改善，帮助促进了中国的发展。即无论是从预期寿命的提高、教育水平的提高，还是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几个角度，都反映了人口发展的成就。图2显示了中国在过去30年人类发展指数的提高。此外，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世界排位始终优于人均GDP的排位，标志着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成就。下面，我们分别从人口发展对经济增长、教育水平提高和健康水平提高等构成人类发展指数的要素的贡献角度进行考察。

二、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在较早的人口学和经济学文献中，关于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主要着眼于人口总量或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而关于人口转变的讨论，也仅仅停留在生育率、出生率、死亡率和人口总量的层面上。在这些讨论中，人们把人口发展纳入了经济发展的视野，是对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实践的一项重要贡献，丰富了人类对于发展的认识。但是，这个认识还不是全部。在某种程度上，它忽略了经济发展与人口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口转变最重要的一个结果是人口结构的变化而带来的劳动力供给特征的变化。

随着大多数发达国家和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相继完成了人口转变，人口学家开始观察到这个转变所导致的人口老龄化后果，从而人口结构变化首先被纳入研究的视野。进而经济学家又观察到伴随着人口转变而发生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及其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影响。

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在二元经济条件下进行的。作为二元经济结构主要特点的劳动力无限供给，通常与人口转变有关。在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经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阶段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转变的过程中，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在时间上具有继起性和时间差，相应形成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具有少年儿童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和老年抚养比高的特征(Williamson,
1997)。具体来说，在死亡率下降与出生率下降的时滞期间，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处于上升期，需要抚养的少儿人口比例相应提高。随着生育率下降，经过一个时间差即大约20年的时间，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开始上升。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导致人口增长率趋于降低，随后逐渐开始人口老龄化。由此分别形成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先上升后下降两条继起的变化曲线。

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与人口政策共同推动和加快了中国人口转变过程。由于改革开放期间与人口转变的特定阶段相重合，劳动年龄人口(16～64岁人口)规模大且不断增长。劳动年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高，一方面保证了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充足劳动力供给，另一方面意味着人口负担轻、经济剩余多，从而有利于达到和维持较高的储蓄率(图3)。因此，更加具有生产性的人口结构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源泉，即所谓的人口红利。由此形成的这种人口红利，通过资源配置机制的改革得以释放，并且通过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而作为比较优势得以实现，从而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的过程，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源泉。

根据我们的计量模型结果，如果用人口抚养比，即16岁以下和65岁以上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来表示这种人口结构因素的话，在改革开放期间，人口抚养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可以提高人均GDP增长率0.115个百分点。
1982～2000年，总抚养比下降了20.1%，推动增长速度上升2.3个百分点，同期人均GDP增长速度在8.6%左右，其中抚养比下降的贡献为
26.8%，即由于人口抚养比的下降，人口因素对改革开放期间人均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4(Cai Wang,
2005)。由此可以看到人口发展对人均收入水平和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直接贡献。

三、人口素质：数量与质量的替代

人力资本是附着在劳动者身上的获得性的技能。人力资本之所以被言之为“资本”，是因为要获得这种资本同样需要通过投资的形式进行积累，这是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共性；而人力资本之所以被冠之以“人力”是因为它和所投资的每一个人都不可分离，这是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差异所在。

人力资本的概念最先由舒尔茨(T.W.Shultz)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其后，一大批经济学家对建立和完善人力资本的理论体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经济学家刚提出人力资本的时候，这一概念并不为人们所重视，甚至受到很大程度的抵触。但随着对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阐述越来越清晰，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也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接受。人力资本投资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我们可以从图4中看出其影响机制。人力资本对社会和经济发展影响的多元性，既体现于人力资本投资形式的多样性，也体现于它所影响的社会经济活动类型的多样性。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仅仅有经济增长尚不足以实现社会的发展，只有人的全面发展才是社会进步的最好的体现，而人力资本所包含的诸多内容恰恰体现了人的发展。近年来，人文发展更是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与重视。在发展中国家以人力资本积累为目标和途径的社会经济发展方式，已经被认为是摆脱贫困的基本手段。在联合国提出的八项千年发展目标当中，涉及人文发展的指标占有5项。这充分说明，人力资本积累作为发展的目标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所取得的经济发展成果为世界所瞩目，这其中人力资本的积累也功不可没。1982年，中国1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5.33年，比73个发展中国家的3.57年(1980年数字)高出1.76年；到2000年时，中国1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到7.85年，增长了约47.28%，与这73个发展中国家增加到5.13
年相比，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年限比这些发展中国家高出2.72年。

对改革开放后20年经济增长源泉进行的分析表明，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如图5所示，通过人口教育素质的提高，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份额为24%，与劳动数量投入的贡献份额相当。近年来，随着人力资本投资的不断增加，劳动力的素质又有了明显的提高，可以预期，未来人力资本的积累将是维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越来越重要的动力。

四、健康老龄化的人口红利

“健康老龄化的人口红利”这个概念有两个含义。第一，如果说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来自于与劳动年龄人口规模、比例和增长率，从而带来的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变化，人口经济学家所谓的第二种人口红利，是伴随着老龄化以及一个良好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而来的，是与人口老龄化以后的储蓄动机和储蓄水平相关的人口红利。第二，由于出生时预期寿命和老年人口预期寿命的提高，是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原因，老龄然而身体健康，不啻为一种宝贵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因此，这里所能看到的是从劳动力供给和人力资本积累的角度来观察的人口红利。

我们观察到的随着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即老龄化而式微的增长源泉，实际上只是“第一次人口红利”，主要表现为劳动力丰富、人口负担轻从而储蓄率高，对经济增长做出额外的贡献。但是，在这个优势逐渐消失的同时，我们还有机会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Lee
Mason,
2006)，即在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的情况下，个人和家庭的未雨绸缪可以产生一个新的储蓄动机，形成一个新的储蓄来源，其在国内、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还可以获得收益。并且，健康老年人口的经验、技能等人力资本，也可以扩大人力资源的供给，延长人口红利。

首先，取得这个人口红利的关键在于设计一种好的制度，使得人们不再依靠家庭养老，也不再依靠现收现付制度，而是实现完全积累式的养老保障体制。按照这种思路形成养老保障体制，就等于启动了积累第二次人口红利并逐渐替代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机制。就第一次人口红利来说，当人口结构不再年轻、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不再增高的时候就会消失，但是第二次人口红利在接续了第一次人口红利之后可以永远持续，获得新的经济增长源泉。

其次，取得这个人口红利要求有一个更加灵活、有效和安全的劳动力市场。在就业压力还较大的年份，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实际退休年龄为51岁左右实际退休年龄与法定退休年龄是不一样的。如果由于劳动力市场不利于就业，一些尚未到达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就可能自愿或被迫提前退出劳动力市场，导致实际退休年龄小于法定退休年龄的结果。，而美国、日本和欧盟等主要发达国家都在60岁以上。在中国，50~64岁年龄段的劳动年龄人口，占全部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20%。也就是说，如果实际退休年龄只有51
岁的话，劳动力资源便被大大浪费了。过去我们看人口老龄化问题，更多地是从指标分母的角度观察，而忽略了分子的特征，即人口老龄化不仅是因为相对年轻人口的减少和比例下降，还由于预期寿命的提高，即老年人活得更长寿。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和人口转变达到新阶段的情况下，出生人口预期寿命大幅度提高(图
6)，不仅显着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高于中上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考虑到预期寿命的提高，增加对人的投入，可以使老年人口变得更加具有生产性，而不是成为社会的负担。

中国经过30年计划生育，在控制人口数量、调整人口结构和提高人口素质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与此同时，也为进一步提高人口健康水平、延长健康寿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随着大人口观的形成和人口政策更加关注对人的投资，适当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健康老年人口完全可以创造出新的人口红利，从而保持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

I. 什么是人口红利人口红利从哪些方面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红利”在很多情况下和“债务”是相对应的。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这意味着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导致未来中国经济要过一个“减速关”。
“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发展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一是劳动人口占比重大；二是劳动力供给大导致劳动报酬低；三是社会供养率比较低；四是社会高储蓄；五是社会消费也处于旺盛时期。

J. 我国的人口问题有哪些将我国社会和环境造成哪些影响

一、就业压力问题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持续不断增加与城市失业下岗工人规模的不断扩大的两股势力叠加作用，所产生的巨大就业压力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挑战之一。同时，我国劳动生产率低下，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和经济转型还将不断加大就业压力。二、人口贫困化问题
巨大的失业压力和创造就业岗位的困难决定了一部分人长期处于贫困的境界。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是人口过剩问题，它是一个地区内的人口数相对于该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过剩。我国的人口过剩在农村主要表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主要表现在城市经济转型过程中引起的下岗和失业。两者的结果是一部分人很难走出贫困的怪圈。三、人口老龄化问题
人口老龄化亦称人口老化。我国2000年末已进入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人口达8811万人，占总人口的6．97％。预计21世纪中叶，我国65岁以上人口将达3亿以上，占我国总人口的1／5，抚养比增高、社会负担加重带来的社会保障等问题成为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中国人口老龄化有着同世界其他国家大致相同的趋势，也有着一些不同特征。四、社会保障问题
随着失业下岗人数的不断增加和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加深，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将受到严重挑战。这一挑战主要表现在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社会保障的法制建设方面。如果这些方面不能很好地解决，势必影响到我国的社会稳定和来之不易的经济社会建设成果。五、人户分离问题
市场经济学中一个最基本的理论之一，就是没有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就无法形成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流动问题一直受到学者的关注，但是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以限制人口流动的户籍隔离政策越来越弱，出现了大量的人户分离问题。人口分离问题的出现说明，长期以来统的过死的户口迁移制度，不仅在亲属投靠方面带来许多突出问题，而且也不利于劳动力资源的流动，从而影响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现阶段大量人户分离问题的出现，给新世纪人口管理提出了新挑战。六、人口管理问题
新世纪我国人口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户籍管理弱化、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困难、劳动力市场建设滞后、人口统计方式落后，统计数据不准确等问题。七、人口性别比问题
一个国家或地区正常的男女性别比范围是104—107。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中国人口的性别比为106．74，男性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较“四普”有所增加，几乎快要超出正常107的国际上限。在新世纪中国人口性别比问题不仅表现为总人口的性别比偏高，更重要的是新生婴儿男女性别比严重失调。目前中国男性人口已经比女性人口多出7000万。男女性别比的失调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将会对今后的社会和经济稳定造成影响，而且还会助长社会犯罪等问题。八、人口素质问题
人口的素质一般包括人口的文化素质和人口的身体素质两方面的内容。新世纪我国在人口文化素质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文盲比例的地区差异问题；在人口身体素质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贫困地区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偏高。九、人口生态环境问题
与人口有关的最普遍的环境问题之一是地球表土的生态衰变，这一过程称为“土地退化”现象。导致土地退化现象的人为因素主要由于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对水土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造成的土地退化现象。十、人口城市化问题
城市化是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迁移集中的过程，它主要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即城市化率来衡量。2000年的人口第五次普查显示：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45594万人，城市化率为36．09％。城市化是消除这种差距的一条有效途径，也是经济由不发达的二元分割状态向较发达的一体化经济转变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变化。城市化可以成为直接和间接提高农民收入的一种手段，可以改变农村的生育文化。因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于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特别是农村人口问题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