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政策试点多久

‘壹’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哪年开始的

1978年开始着手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内部引入市场机制改革（1978—1984 年）。这一时期在理论上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第一次使市场调节在经济体制中取得了一席之地。

1982 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不仅肯定了市场调节作为计划调节的补充是必需的和有益的，而且把计划调节区分为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指出对许多产品和企业适宜实行指导性计划。

拓展资料

经济体制改革Reform of the Economic System 按照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这一客观规律的要求，对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进行的改革。

经过三十年的努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巨大成功，基本建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经济体制的各个层面都呈现出明显的市场经济特征，总体市场化程度达到70%左右，成效显着。

‘贰’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

20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完善阶段和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新时代这两个阶段。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完善阶段（2002——2012）

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对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出全面部署。自此，我国改革开放进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

对市场的态度：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更加尊重市场经济一般规律，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效弥补市场失灵。

二、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新时代（2012——）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选举产生了党的新一届领导核心。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创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党的十九大向世人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与此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也进入了全面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对市场的态度：

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全面完善产权、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制度，筑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体制基础。

‘叁’ 中国的经济改革

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深化改革和保持稳定、应对当前挑战和完善体制机制之间的关系，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加快破除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是推进转变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促进全面可持续发展。健全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机制，加快推进国有大型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落实鼓励引导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制定公开透明的市场准入标准和支持政策，出台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指导意见。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环保收费改革，稳步推进电价改革，完善成品油、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和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扩大资源税改革实施范围，在部分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推行增值税改革试点。调整完善房地产相关税收政策。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快培育农村新型金融机构。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境外投资风险防控机制。
二是深化社会领域改革，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化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研究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稳步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推进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试点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扩大新农保试点范围，加快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建设。推进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改革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推进科技、教育、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三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强廉政建设。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强行政问责制度建设。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大力推进财政预算公开。制定出台机关运行经费管理、公务接待和会议、公务用车制度等改革方案。开展省直接管理县(市)试点。
四是深化农村改革，完善体制机制。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政策和实施办法，建立耕地保护补偿机制。改革农村征地制度。推进国有农场、林场管理体制改革。完善水资源管理体制，积极推进水价改革。

‘肆’ 建国以来中国推行的经济政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改革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缓解困难地区财政运转压力，决不让基本民生保障出问题。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降低实际利率水平。完善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就业优先政策要全面发力。既保障城镇劳动力就业，也为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留出空间。只要就业稳、收入增，我们就更有底气。

要继续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提升产业链水平，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4)中国经济政策试点多久扩展阅读：

经济政策的影响

商品经济条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与计划体制相比较，市场机制无疑更有效率。但是，市场机制并非万能的，它还存在着许多缺陷，而这些缺陷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

例如，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在宏观上表现为一个盲目、自发的过程，一方面，单个市场主体对于信息的获取是不完全的；另一方面，在价值规律作用下，市场主体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当价格信号显示出某种产品的生产有利可图时，生产者会蜂拥而至，趋之若鹜；一旦该产品生产过剩、相对价格水平自动降低时，商品生产者明白过来已为时晚矣。

‘伍’ 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始于1978年，至今已走过28年光辉历程。28年的改革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改革启动和局部试验阶段（1978年到1984年）。以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展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取代“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开始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这一改革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与此同时，其他方面改革的试验也开始起步。开展了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推行两步“利改税”，逐步推进“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改革，废除了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不断减少的集体经济和几乎绝迹的个体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兴办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
第二个阶段：改革全面探索阶段（1984年到1992年）。这一阶段的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提出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和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从理论上确认了市场机制作用的中枢地位，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奠定了理论基础。
改革实践以搞活国有企业为中心环节全面展开。着眼于探索建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富有活力和效率的企业体制，实行承包制、租赁制等措施，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积极进行以厂长负责制、工效挂钩、劳动合同制为内容的企业领导、分配、用工等管理制度的改革，增强企业的内在活力。
围绕搞活企业，加快建立以统一开放、运转有序的竞争性市场体制和以经济手段调节为主的宏观间接管理体制为目的的相关改革。采取“调、放、管”相结合的方针，理顺比价关系，改革商品和服务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商业经营管理体制，发展非国营流通企业；大幅度缩小指令性计划，改革银行组织体制，实行各种形式的财政包干制，变单一税制为复合税制；对部分城市实行计划单列，减少管理层次，扩大地方自主权。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的改革也开始启动。
对外开放也迈出了重要步伐。开放了沿海14个港口城市，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放区，批准海南建省并成为经济特区，在利用国外资金、技术、管理经验来发展中国经济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
第三个阶段：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1992年到2000年）。以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为标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新阶段。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并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1997年中共“十五大”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实现了思想理论上的一系列新突破，推动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这一阶段的改革仍然以国有企业为中心环节，制度创新的力度显着加大。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中央和地方选择若干有代表性的国有企业进行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被改造成国有独资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许多全国性的行业总公司被改组为控股公司，发展了一批以资本为纽带跨地区、跨行业的大型企业集团；众多的小型国有企业，通过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进行了改革。积极推进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作，推动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的形成。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使国有资本逐渐集中到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适应国有企业改制和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的需要，多种形式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探索在一些地方积极展开，取得良好效果。
其他方面的改革继续向前推进。财政、税收、金融、外汇、计划和投融资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确立了以分税制为核心的新的财政体制框架，建立了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流转税体系；强化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的调控能力和金融监管方面的职能，开始分离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建立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可兑换；国家计划管理从总体上的指令性计划向总体上的指导性计划转变；推行项目法人制、资本金制度和招投标制度，加强投资风险约束。市场流通领域的改革向纵深发展。商品市场进一步发展，要素市场逐步形成；取消了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进一步放开了竞争性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在健全市场规则、整顿市场秩序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迈出了重要步伐。在试点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医疗保险制度。适应深化企业改革的需要，建立了失业保险、社会救济制度及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所有制结构调整力度逐步加大。公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日趋多样化，国有控股的经济不断扩大，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势头更加强劲。科技、教育、卫生体制改革取得重要进展。按照“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方向，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以调整学校布局结构，改革高校招生和分配制度为重点，加快教育体制改革步伐；实行医疗机构分级分类管理制度，扩大卫生机构的经营管理自主权。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对外贸易、城市住房等方面的改革，也取得了新的进展。经过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
第四个阶段：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2000年至现在）。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提出，本世纪头二十年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即在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全面的部署。中共中央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指导。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积极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
这一阶段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放到了突出的位置，按照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的目标着力推进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取得重要进展，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进一步加强；政府机构改革继续推进，国务院新设立和组建了一批经济调节和监管机构，提升了一些监管部门的行政级别，完善了国有资产等部门的管理体制；围绕完善省以下行政管理体制，地方政府加大了县乡机构改革以及扩大县（市）管理权限的力度；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步伐加快，国务院部门分三批取消和调整了近1800项审批项目；全面推行依法行政，颁布实施了《行政许可法》和《公务员法》等行政管理法律法规。
与此同时，农村改革继续向纵深推进。农村基本经济制度进一步巩固，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全面展开，全国彻底取消实行了长达2600年的农业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市场化的棉花流通体制基本确立。国有企业改革取得新进展。国有资本进一步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国有大型企业股份制改革力度加大，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工作取得进展，选人用人机制改革迈出重要步伐，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稳步推进；电信、铁路、民航、烟草、电力等垄断行业改革迈出新步伐；国家设立了专门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加强了对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特大型国有企业的资产运营状况的监督。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进一步改善。放宽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规、规章和政策性规定，加强了对私有产权的依法保护，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制度保障。财税、金融、投资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公共财政体制不断健全，增值税转型试点和出口退税机制改革稳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力度加大，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加快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迈出重大步伐；政府投资的范围进一步缩小，企业投资自主权逐步扩大，投资审批制度不断规范。市场体系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商品市场的种类和数量逐年增加，土地、劳动力、技术、产权、资本等要素市场进一步发展，水、电、石油和天然气等重要资源价格的市场化步伐加快。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社会保障覆盖面不断扩大，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确立，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全面推进，失业保险制度建设明显加快。科教文卫体制改革稳步开展。中央和地方所属1200多家科研院所分两批转制；积极推进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鼓励和支持发展民办教育；加大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内部机制改革力度，积极开展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试点稳步推进。

‘陆’ 改革开放政策是在哪一年开始实施的

1978年12月18日。改革开放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开始实行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中国的对内改革先从农村开始，1978年11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实行“分田到户，自负盈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包干），拉开了中国对内改革的大幕。在城市，国营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得到了明显改善。
1979年7月15日，中央正式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迈开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脚步，对外开放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国的强国之路，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改革开放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2年南方谈话发布中国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宣布新时期最鲜明特点是改革开放，中国改革进入新的改革时期。2013年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期。深化改革开放需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柒’ 1979年后中国城市经济体系改革表现

【来自网络】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推开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从1979年开始在农村进行了两步改革。第一步改革的重点是实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理顺农民与集体的关系。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承包给农民家庭分散经营。从1982年开始,取消了原来的人民公社制度,恢复乡（镇）、村政权机构。同时，国家从1979年开始连续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第二步改革的重点是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理顺农民与国家的关系。从1985年起，国家取消了过去实行多年的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制度，实行合同收购的新政策，把农业税由过去的实物税改为现金税，基本上确立了国家与农民实行等价交换的关系。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是从进行扩大全民所有制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试点开始的，已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进行了局部改革试验和探索。1978年夏，四川省率先进行6个企业扩权试点,1982年扩大到全国6000多个企业。第二阶段是全面改革城市经济管理体制。198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此后，全国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移到了城市，开始进行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增强企业活力,深化企业改革自1984～1987年,国务院为增强企业活力，逐步深化企业改革，先后发布了13个文件，作出了给企业扩权的97条规定，各地区、各部门也相继给企业下放了一些权力，使企业有了一定的自主权。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通过1979～1986年的改革，调整所有制结构，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工业已由80％下降到68.7％，集体工业由20％上升到29.2％，个体和其他所有制形式已发展到2.1％。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主要是：①搞活消费品市场。通过对商业实行多种所有制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多条流通渠道和减少流转环节的改革，改变了过去消费品统购包销的制度。②建立生产资料市场③发展资金市场。④在一些大中城市进行开技术市场、劳务市场、信息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试点。⑤改革价格体系。改革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工资制度从1983年开始，实行了企业两步利改税和产品税、增值税。到1986年，国营企业留利比改革前增加了4倍。从1987年开始,又将折旧和大修理基金全部留归企业,增加了企业自主支配的财力。1987年，地方财政收入已占国家预算的49％，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在调整国家和企业、中央和地方分配关系的同时，还改革了工资制度，以调整国家、企业与干部、职工的分配关系。从1985年7月起,对国家机关干部和事业单位的公职人员实行了以职务工资为主的新的结构工资制度,将企业原有的300多种工资标准简化为3类产业5个工资标准，普遍给企业职工实行了升级和套级。1987年又实行了在国家规定的工资总额内，由企业自主决定内部工资和奖金分配的法，进一步落实了按劳分配原则。进行城市综合改革试点,发展横向经济联合从1980年开始,先后在全国72个大中城市进行综合改革试点,对9个城市实行了计划单列,赋予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在16个中等城市和哈尔滨市进行城市政府机构改革试点，在5个城市进行科技体制改革试点，在17个大中城市进行住宅商品化试点，并在全国1/3的地区实行了市带县的新体制。在发展横向经济联合方面，到1987年上半年，全国已建立了3.2万个新的横向经济联合组织，组建了100多个大型企业群体和企业集团，形成了49个跨地区的横向经济联合网络，出现了一批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的经济区，如上海经济区、东北经济区、西南五省区六方经济协调组织等。扩大对外开放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从1979年7月开始，对福建、广东两省实行灵活政策和特殊措施，对外开放。1980年,陆续兴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见中国经济特区）。1984年开放了沿海14个港口城市和海南岛，兴了13个经济技术开发区（见中国沿海开放城市）。1985年开放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带。随后又逐步开放山东和辽东两个半岛。到1987年初，在中国大陆已兴了7700多个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资企业，中国还在海外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兴了270多个合资或独资企业。进出口贸易总额逐年增加，已达到700多亿美元。深化改革的长远目标是，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总目标，把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紧密结合起来，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以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为前提，实现国家由直接控制为主向间接控制为主的转变，把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和商品经济的创造力有机地结合起来，建立起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体制，最终实现“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长远目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推动作用，使国民经济摆脱单一发展模式，在多种混合模式下快速发展，适应时代经济发展潮流，为中国的崛起奠定基础。

‘捌’ 2012年中国的经济政策是什么

一、政策目标选择

（一）调控政策总体目标的选择

2011年12月14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2012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调、方向和主要任务，“稳中求进”成为2012年中国经济工作的主调。所谓“稳中求进”，就是在巩固价格水平稳定这一成果的情况下，实行调整性的政策组合促进经济的增长。张立群（2011）对此的解释是统筹协调好控物价、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之间的关系；孙学工、樊彩跃（2011）认为需要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提高重要资源的配置效率，并寻找新的增长点。

我们认为，2012年我国应警惕通货膨胀，以保增长为主要政策目标，同时继续坚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挤除房价泡沫。因此，我国2012年的政策目标应该是：保增长、抑通胀、控房价。

（二）引入供给管理的总供求分析框架

目前的宏观调控理论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在保增长和抑通胀二者之间只能保证一个，这就是宏观经济学中着名的“菲利普斯曲线”，也就是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交替关系。要想解决失业问题，就必须忍受较高的通货膨胀，而要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就得忍受高失业。这是需求管理必然的结果。实际上，有一些政策措施是能够同时保增长、抑通胀的。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和税收的措施就是如此。降低生产成本和税收能增加企业的利润，刺激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增加供给，稳定物价，这就同时达到了保增长、抑通胀的目标。这种政策被称作“供给管理政策”。“供给管理政策”与以传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特征的“需求管理政策”不同，后者在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同一时期只能保证一个，而且在实现一个目标时必然以另一个的恶化为代价。

苏剑（2008）、刘伟和苏剑（2007）探讨了供给管理在短期宏观调控中的作用。许多人认为，供给管理政策只适应于长期调控，不适合短期宏观调控。在他们看来，一个经济的总供给是由这个经济的技术水平和可用资源的规模决定的，而这些因素在短期内都是不会发生大的变化的，因此在短期内总供给是无法调控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正是由于供给管理政策的长期性特点，使人们对供给管理政策的重视仅限于其对经济的长期影响，而对供给管理政策的短期调节效应没有予以充分承认。事实上，供给管理政策不仅能够，而且经常被运用于调节短期经济波动，只是不被人们关注，或者不被视为供给管理政策，被想当然地看作需求管理政策了。总供给是由企业的生产成本决定的，而企业的生产成本却是可以由政府在短期内调控的，政府只要能够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就可以影响短期总供给。因此，供给管理是可以用于短期调控的。

苏剑（2008、2011）指出，调节短期经济波动经常运用的供给管理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类：（1）财政政策，比如针对企业的税收政策，减税意味着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的实际利润上升，其效应相当于企业生产成本的下降。（2）要素价格政策。调节生产要素的价格，比如能源、原材料价格、利率等，都能够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货币政策实际上就是要素价格政策的一种。（3）第四，行政、法律手段。这些手段影响企业在某一市场的准入条件和审批手续办理的难易程度，因此可以达到调节某一行业的总供给的目的。（4）提高企业生产率的政策，比如促进技术进步、改善管理、深化改革等等，都有助于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

二、2012年我国宏观经济的政策建议

（一）宏观政策组合

在进行政策设计时，首先要明确的是，我国目前经济增长的下滑虽然有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等因素的负面影响，但主要原因还是政府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因此，要想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只要稍稍放松政策紧缩力度就可以了，不需要大幅度的刺激措施。否则就会出现经济大起大落的局面，房价调控和抑制通胀的成果就将毁于一旦。因此，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指出的，我国应采取“稳中求进”的方针。在这一大背景下，为了同时实现保增长、抑通胀、控房价三个目标，我们认为我国应该采取以下的政策组合。

1.货币政策：“总量稳健、定向扩张”

用稳健的货币政策控制流动性的总规模，防止流动性在2011年紧缩后的大规模扩张，从而抑制通货膨胀和房价，并以定向扩张的货币政策扶持小微企业以及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有助于经济结构调整的企业和项目。目前我国的货币政策基本偏紧，但是是全面性的偏紧，所以造成了中小企业的运营问题。因此进入2012年以后对经济中的流动性应当进行有目的的倾斜，通过利率政策和信贷政策等，对小微企业以及其他符合长期目标的企业予以定向宽松。

2.财政政策：以供给管理型财政政策为主，同时实现保增长、抑通胀两个政策目标

财政政策总的方向应该是扩张性的，但以供给管理（尤其是降低企业税收）为主。大型的国家财政购买计划可能会使得目前已经过剩的部分夕阳产业再度扩张，不利于经济总体的结构转型和长期稳定增长。而且如果实施大规模刺激需求的财政政策，还可能使经济陷入新一轮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而降低企业税收一方面刺激了企业生产的积极性，增加供给，从而刺激经济增长，而供给的增加又有助于抑制物价上涨，因此这种政策能够同时实现保增长、抑通胀两个目标。

3.实现体制改革与宏观调控有机结合

任何改革措施都会对宏观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有些改革措施影响总需求，有些改革措施影响总供给，在宏观调控中应该积极、充分地利用体制改革的有利效果，既推进改革，又实现宏观调控目标。跟降低企业税收一样，一些体制改革措施可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刺激供给、抑制物价，有助于同时实现保增长、抑通胀两个目标。

（二）具体调控措施

1、供给管理层面

（1）降低企业税费

在短期供给管理政策中，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自然是减税。为了增加企业的生产能力，应当降低企业缴纳的各种税费。企业缴纳的各种税费就相当于企业的成本，因此减税就相当于降低了企业的成本。值得注意的是，降低企业税收和降低个人税收虽然都是减税，但对经济的影响不一样。降低个人税收通过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增加了消费需求，因此是需求管理政策；这种政策有助于提高经济增长率，但却会加剧通货膨胀。但降低企业税费是供给管理政策，企业能够在原材料位于高位的情况下维持其原售价，同时又提高了企业扩大生产能力的激励，从而一方面稳定了物价，另一方面又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减少企业生产税费不仅仅从生产成本角度减低了企业的成本，从交易成本的角度而言而言，减税政策一方面压缩了税收机构的运行成本，降低了政府对实体经济的干预，减少了政府规模、另一方面也同样减少了企业的缴税成本，能够为企业正常运营管理节约更多的经费，激发企业内部管理活力。降低企业税收降低针对企业的各种税收，尤其是要大幅度降低微型企业的税收。我国最近在某些地区试点的营业税改增值税、提高这些税收的起征点的做法就是这种政策。

（2）降低物流成本

降低物流成本显然有助于降低企业的生产和销售成本。我国目前的物流成本很高，据统计，2011年上半年我国物流成本占GDP的18%，同比提高0.1个百分点[1]。其中很大比例是由于高速公路的垄断收费权（过路费、过桥费）使得物流业成本居高不下。

实际上，降低物流成本这种政策我国近年来一直在采取，但仅主要针对农产品，对抑制农产品价格上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当前形势下，应该扩大到所有产品的流通过程。由于一国的总生产成本肯定小于其国内生产总值，因此我国社会物流总成本占总生产成本的比重肯定大于18%。因此，如果把物流成本降低10%，就会使我国的总生产成本降低至少1.8个百分点，假定这会一比一地反映在价格上，那就意味着通货膨胀率下降至少1.8个百分点。在执行上，政府只需要出台一个降低高速路收费标准的规定就行了，不会增加政府的额外财政支出。因此，这种政策的效果应该非常好。

（3）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的其他辅助方法

降低企业注册门槛，鼓励各种创业活动，尤其是对小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更应如此。改进工商管理，简化行政管理环节，降低行政性收费标准，免去可以免去的各种收费。加强和改善经济方面的立法、司法、执法，增加这些方面的透明度，提高执法、司法公平，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合同的履行，尽可能降低经济纠纷出现的可能性和处理经济纠纷的成本。

（4）实行以猪肉价格为主的肉禽价格保护制度

我国近期的通货膨胀中，食品价格占到了很大一部分，通过观察09年12月以来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食品消费价格指数均基本上高于我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而在通货膨胀高企的时期，居民肉禽及其制品的价格上涨幅度远远大于CPI，峰值达到了33.6%的涨幅，相对应的，本期CPI指数也到了6.5%的峰值。因此可以认为，肉禽价格对我国的通货膨胀有着巨大的影响。

而考虑到我国居民的饮食习惯，在肉禽价格的上涨中，猪肉价格对CPI上涨率起到了主导性作用。究其原因，在于我国对猪肉等肉禽价格的管理措施存在问题。以猪肉为例，在价格上涨时，政府出手稳定价格；而在价格下跌伤及养猪者时，政府并没有采取相适应的措施。肉价涨时政府打压，肉价跌时政府不管，其结果，肉价波动的风险大部分由养猪者承担，这种做法严重打击养猪者的生产积极性，其结果是肉价下跌时，养猪者大幅度减少生产，使得下一期猪肉价格大起；肉价上涨时，养猪者不敢大幅度增加产量，结果肉价大涨的局面加剧。这部分风险又将转化到民生中，造成我国的通货膨胀风险。

要避免猪肉等肉禽价格的大起大落，就要像粮食保护价一样，实行猪肉保护价制度，而且肉禽保护价应该保证养殖者有一定的正常利润。这样就能保护养殖者的生产积极性，保证肉禽生产。供给有保证，肉价自然不会大起；保护价的存在则避免了肉价大落。这从供给层面，对保证民生，调控居民消费价格水平也有着非常好的效果。

2、需求管理层面：扩大有效需求

（1）实施进口替代战略，把我国对部分产品的进口需求转换为对本国产品的需求

我国虽然每年出口规模很大，但进口也不少，净出口的规模其实并不大。2009年我国的进口总额达到了68618.4亿元，接近消费总额165526.8亿元的1/3。刨除通货膨胀因素，我国1990-2009年的进口平均增速为13.5%。这意味着我国的国内需求还是有的，只是有相当一部分需求花在了购买外国产品上，只要能够把这些需求转换为对本国产品的需求，就相当于扩大了内需。鼓励企业通过引进技术或自主创新的方式进行国产化工作。这既有利于扩大内需，也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结构的转换。

（2）严厉打击生产犯罪和地方保护主义，提高产品标准，确保产品质量和消费安全，尤其是食品安全，增强我国产品的吸引力和美誉度，扩大对我国产品的需求

自从三聚氢胺事件发生以来，我国的乳制品业受到了严重打击，尤其是婴幼儿乳制品受到的打击最大，高端婴幼儿乳制品行业几乎成了外国品牌的一统天下。尽管政府加强了监管，但老百姓依然不买账，究其原因，就在于对生产犯罪的惩罚力度太小，老百姓无法相信生产者不会继续造假。因此，加强对生产犯罪的打击力度，确保消费安全，才能保证我国产品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竞争力，才能扩大对我国产品的需求。对生产犯罪的打击力度过小，甚至在地方保护主义的庇佑之下犯罪者毫发未损（比如双汇“瘦肉精”事件），必然迫使国内消费者转而消费外国产品，这不仅降低对本国产品的需求，也会削弱政府扩大内需的其他政策的效果。

具体措施方面，可以考虑借用市场力量打击生产犯罪。比如鼓励消费者通过法律手段讨回公道，为避免搭便车的情况发生，可以实行最先起诉者优先政策，规定一旦确认生产犯罪，将对犯罪者处以高额罚款，并把对犯罪企业的处罚的一定比例甚至全部归最先起诉者所有。

（3）吸引民间资金进行生态治理和生态开发，用对荒地、荒山、荒漠的长期使用权或所有权吸引私人企业投资

扩大投资的关键是给企业提供好的投资机会。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扩大，我国对土地的需求也将扩大，地价将逐步上升。因此，许多沿海城市都已经开始了填海造地的工程。在内地，我国还有大量的荒山、荒地、荒漠，尤其是面积巨大的沙漠。随着地价的上升，距离繁华经济带较近的荒山、荒地、荒漠甚至沙漠就逐步有了开发价值。我国目前的生态治理主要是由政府进行的，以后可以考虑吸引民间资金，双方共同进行生态开发和治理。

可以考虑如下政策：由政府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其他配套设施，然后进行招标，本着谁治理谁受益的原则，将该土地一定时期的使用权甚至所有权赋予治理企业，以此来吸引企业进行生态治理和开发，从而扩大投资。参考美国“西进运动”对西部地区的成功开发，有理由相信吸引民间资金对荒地、荒山、荒漠等的开发是切实可行的，也具有很大的长期效应，这部分刺激出的有效需求是依乘数扩散的，如果切实能够成规模开发，很可能会带来我国经济的一个新长期增长点。

3、控制房价，挤压房产泡沫

在房价调控中，应强化住房的居住功能，淡化投资功能，去除投机功能；同时合理调控预期。在2012年，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仍应放在与增长问题和通胀问题同样重要的地位上，对其进行持续性的科学调控，让房地产市场回归理性的同时又将其对经济的不利影响降至最低。

（1）税费层面调控

首先，按现行所得税法，对住房投资征收利得税，并在此基础上征收住房投资附加利得税，并按持有年限执行累退税率。比如，持有两年以内，对税后所得按100%征收；持有两年以上五年以内，对税后所得按80%征收；持有五年以上至十年以内，对税后所得按50%征收；持有十年以上二十年以内，对税后所得按20%征收；持有20年以上，不再征收附加利得税。这样，就可以有效抑制投机性住房需求，只留下居住性和投资性住房需求。

其次，全面征收物业税，把投资性住房逼向房屋租赁市场，抑制房租，并给地方政府提供稳定的税源，预防地方政府财政危机。目前我国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份来自于出售土地使用权，这就形成“房地产绑架地方财政”的情形，而全面征收物业税，有利于开拓地方政府税收来源，不仅对房价起到调控作用，还能消除房产调控的后顾之忧，并预防地方政府债务危机，一举多得。如果在持有环节不征税，那持有者就几乎没有持有成本，考虑到交易成本等因素，租出住房的积极性就不高。因此，实行物业税可以为市场提供更多的租房选择，抑制房租大幅上涨，为改善民生起到重要作用。之所以要全面征收物业税，就在于一个人可能在许多城市都有住房，对其持有的部分住房征税将造成地方政府间税收利益的分配不公。借鉴发达国家经验，一个住房所在的政府为这套住房及其所有者提供了保安、教育、医疗、道路等公共服务，因此所有者应该缴纳税收。

（2）选择执行限购政策，尽量避免用提高利率、提高首付等手段控制房价

由于限购政策在根本上还是违背市场的选择机制，长期实行会给社会带来福利损失，因此如果上述税收政策能认真贯彻实施，就不再需要限购手段。但考虑到我国的国情和政策可能的滞后周期，上述政策不是短期内就能出台的，因此，限购政策就应该继续执行下去，直到住房税收体系完善为止。

而控制房价的目的首先是民生范畴的意义，提高利率虽然可能有助于抑制房价，但却提高了房贷和月供，这部分支出受影响最大的还是“刚性需求”中的工薪收入者。工薪收入者的住房支出可能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然而提高首付则直接限制了工薪收入者的购房能力，对“刚性需求”有大的挤出效应，与调控目的不符。因此房地产市场的直接调控中，还是应选择好调控指标和手段，以防出现与调控初衷背道而驰的现实。

（3）合理调控房价预期

应该注意到政府政策尤其是政府房价调控目标及政府对该目标的表述方式对老百姓房价预期的影响。房价调控是政府调控者与老百姓之间的博弈，政府对老百姓的房价预期有很大影响，而预期对房价则具有正反馈作用。比如，我国政府去年宣布的房价调控目标是“抑制房价的过快增长”，这就导致老百姓认为，即使政府的调控目标实现，也只不过是房价增速下降，而房价还会继续上涨，因此老百姓就会抓紧时间购房，结果就导致房价过快增长，政府的调控目标就实现不了。因此，在老百姓的预期作用下，如果政府宣布的目标是“抑制房价的过快增长”，最终结果必然就是“房价过快增长”。目前，我国的房价下降的预期逐渐形成，这也将有一个正反馈机制，政府应注意谨慎选择宣布房价调控目标，以免房价下降过度。我的建议是，在目前阶段，应该继续坚持“让房价回到合理水平”这样的目标，利用预期的正反馈机制，让房价降下来；随着房价的缓慢回落，逐步调整政策目标和明确合理房价区间，让老百姓形成“房价稳定”的预期。当然，老百姓房价预期的最关键决定因素还是之前所说的政府采取的其他实质性调控措施，比如限购、利得税、物业税等，这些政策的选择应考虑到其对老百姓的预期的影响。

（4）加强保障房建设，优化保障房结构，对保障房合理定位，完善保障房分配制度

对于极低收入群体，应以保障房来满足其住房需求。同时从经济运行的层面而言，调控房价所带来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很大一部分可以通过保障方的建设来弥补。可以说，保障房一方面从住房需求角度满足了极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促进社会公平，同时又作为调控政策对刺激实体经济方面的“缓冲垫”，防止房地产市场调控对其上下游企业造成的巨大冲击。

但一方面，现在保障房太少，另一方面，保障房分配制度有缺陷，导致许多高收入者得到保障房，而极低收入者反而得不到。我们可以在保障房的户型、面积等方面进行专门考虑，以挤出高收入者对保障房的需求。比如，可以考虑保障房面积分20平方米、30平方米、50平方米三种，小面积的给单身使用，中等的给没有孩子的两口家庭使用，大的给三口之家使用。使用者可以申请购买，也可以以保护价租赁。而且保障房不得在市场上出售，也不能出租，只能按原买入价（可以进行通货膨胀调整）卖回给政府主管机构，一个家庭买了商品房之后必须把保障房卖回给政府。这样，高收入者就没有了获取保障房的积极性。第一，户型小，不符合高收入者的需求，而低收入者则能够接受。第二，不能在市场上出售，意味着不能取得投资收益，投机者也不需要。第三，一个人不会永远都是低收入者，随着年龄、资历、经验等的增加，人们的收入水平会提高，比如刚毕业的学生肯定买不起房子，只能住保障房，随着收入的增加，就能买得起更好地房子，于是就会搬走，保障房腾出来给新的年轻人使用。也就是说，保障房就是仅能满足人们的最基本的住房需求的住房，保障房的条件不能太好，否则就会产生寻租行为，保障房可能就到不了真正需要的人手里。对住房有更高需求的人可以进入商品房市场，用市场价格满足自己的居住需求。

‘玖’ 中国一项经济政策试点一般持续多久

你好
目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从媒体报道的一些部委拟出台的政策或措施以及一些学者发表的文章来看，对于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问题，一个似乎明晰的解决思路是，依靠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并辅之以社会的慈善捐款。也就是说，把希望寄托于二次分配甚至三次分配。

不能说政府通过税收、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的方式，或者通过企业家捐款给穷人，来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一点作用也没有，但笔者认为，指望它来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是不太现实的。看一看中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就会发现，现阶段更多更大的分配不公，其实不在二次分配或者三次分配中，而是在初次分配。

初次分配是更为基础性的分配关系，它要解决的，主要是货币资本的所有者与人力资本的所有者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不仅数额大，而且涉及面广；而二次分配的功能主要是面向全社会的宏观性调节，它要解决的，是社会意义上的不公平。可以说，只有在初次分配中关注公平，才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有利于货币资本拥有者创造更高价值的利润。所以，把初次分配不公平的问题推到二次甚至三次分配去解决，指望用财政、税收等再分配杠杆来调节初次分配中分配秩序混乱、分配不公的问题，不仅在理论上说不通，在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

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在国民收入分配方面接受的一套观念是，初次分配关注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再分配注重公平，由政府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相对于计划经济倡导的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将市场机制引入初次分配领域，本是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一大突破。然而，或许是矫枉过正的原因，我们过于迷信市场的作用，以致长时间内，至少在分配领域，市场机制成为“放任自流”的代名词。建立市场机制，必须通过一系列制度来规范初次分配的行为，否则，初次分配市场中调节机制的缺失，会导致分配秩序混乱，从而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现实情况正是如此。

一般来说，衡量一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是否公平有三个指标：一是分配率，二是每小时劳工成本中的福利开支，三是社会保障税与个人所得税占政府税收收入的比重。所谓分配率，指的是劳动报酬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如果劳动者的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越高，则说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公平。同样，每小时劳工成本中的福利开支越高，或社会保障税与个人所得税占政府税收收入的比重越高，则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公平。

在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上述三项指标各自所占比重都很高。

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我们的问题是，目前初次分配存在着资本所有者所得畸高、财政收入大幅增长伴随劳动所得持续下降的局面。以后者为例，根据《中国统计摘要（2006）》有关数据测算，2005年，我国GDP实现18万亿元，全国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为4.8万亿元，但职工工资总额只有1.9万亿元，只占GDP的11%，占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40%。另有2.9万亿元（约占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60%）通过非工资渠道分掉了。除此外，职工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逐年下降，1991年为15.3%，1996年为13%，2000年下降到12%，2005年下降到11％。同时，行业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持续扩大。

所以，类似初次分配重效率，再分配重公平这样的观念，是经不起事实检验的。它既不符合当代市场经济国家国民收入分配的基本事实，也不适应我国基本社会关系重大变化的现实，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是造成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衡、社会关系紧张、利益冲突加剧的根源。当然，强调初次分配的公平不是要否定效率，否定市场机制。鉴于发展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正确的国民收入分配观念和做法应该是：平衡资本利益与劳动利益的关系，以初次分配的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为主，以政府再分配的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为辅，实现国民收入分配的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总之，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公平性是整个社会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基础，而劳资关系又是市场经济国家最根本的社会关系，只有通过初次分配平衡了资本利益与劳动利益的关系，才能从全局平衡社会总体利益格局，进而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拾’ 中国经济政策

古代经济政策：

①春秋：齐国管仲改革内政，发展生产。
②战国：秦国商鞅重农抑商，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奖励耕战，生产粮食布帛多的人，可免除徭役。
③西汉初年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劝课农桑、提倡节俭、发展农业生产。
④三国：曹魏，重视兴修水利；
⑤隋朝：隋文帝改革制度，发展生产。
⑥唐初：唐太宗重视发展生产，减轻农民的赋税劳役，保证农民得到一定土地和生产时间。
武则天，重视发展农业生产。玄宗，大力发展生产
⑦北宋：为了提高粮食产量，从越南引进占城稻在江南地区推广；南宋政府鼓励海外贸易，设立市舶司管理。
⑧元朝：元世祖重视发展农业，多次下令禁止蒙古贵族圈占农田做牧场，治理黄河，推广棉花的种植；大运河。
⑨明朝：从国外引进农作物推广种植。
⑩清朝：统治者坚持以农为本的传统观念，推行“重本抑末”政策，压制民间工商业的发展。

各朝代简单列述了一下，希望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