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国家的经济学家比较少

A. 中国在多个领域都有院士，为什么唯独在经济学界几乎没有院士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当代的一个科学研究环境问题，现在社会大环境就是更倾向于那些理工科的研究的，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其实并没有很多人关注，而且在现阶段的本科教育来看，学经济学专业的大多数都是文科生，理科生学经济学的少之又少，而文科生在总的学生中的占比是很低的。

经济学家他们的研究是需要自我的“思想”来支撑，用简单的逻辑来解释复杂的现实生活，并影响政府决策和社会进程，所以相比物理和化学等领域的科学家而言，在有中国生活背景的华裔经济学家和中国本土经济学家身上，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已任的中国文人的色彩是很浓，而他们也存在中国文人的通病，比如文人相轻、爱面子、浮躁、机会主义和功利主义等等，这种中国文人的通病是他们不能有大成就的主要障碍。

B. 世界经济学家排名

卡尔·马克思，全名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德语：Karl Heinrich Marx，1818年5月5日－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第一国际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缔造者，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无产阶级的精神领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创者。马克思是德国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经济学家、革命理论家和社会学家。主要着作有《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创立的广为人知的哲学思想为历史唯物主义，其最大的愿望是对于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马克思创立了伟大的经济理论。就他个人而言，他的极其伟大的着作是《资本论》，马克思确立他的阐述原则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认为，这是“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东西，这是“精髓”，后来人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去研究。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他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被认为是指引全世界劳动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进行斗争的理论武器和行动指南。

亚当斯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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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1723年6月5日—1790年7月17日），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出生在苏格兰法夫郡（County Fife）的寇克卡（Kirkcaldy）。1723～1740年间，亚当·斯密在家乡苏格兰求学，在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Glasgow）时期，亚当·斯密完成拉丁语、希腊语、数学和伦理学等课程；1740～1746年间，赴牛津学院（The Oxford Academy）求学，但在牛津并未获得良好的教育，唯一收获是大量阅读许多格拉斯哥大学缺乏的书籍。1750年后，亚当·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不仅担任过逻辑学和道德哲学教授，还兼负责学校行政事务，一直到1764年离开为止；这时期，亚当·斯密于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获得学术界极高评价。而后于1768年开始着手着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1773年，《国富论》已基本完成，但亚当·斯密多花三年时间润色此书，1776年3月此书出版后引起大众广泛的讨论，影响所及除了英国本地，连欧洲大陆和美洲也为之疯狂，因此世人尊称亚当·斯密为“现代经济学之父”和“自由企业的守护神”。

大卫李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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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之一，也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早期是交易所的证券经纪人，后受亚当斯密《国富论》一书的影响，激发了他对经济学研究的兴趣，其研究的领域主要包括货币和价格，对税收问题也有一定的研究。李嘉图的主要经济学代表作是1817年完成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书中阐述了他的税收理论。1819年他曾被选为上院议员，极力主张议会改革，支持自由贸易。李嘉图继承并发展了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他认为限制政府的活动范围、减轻税收负担是增长经济的最好办法。

弗里德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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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美国当代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以研究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经济史、统计学、及主张自由放任资本主义而闻名。197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扬他在消费分析、货币供应理论及历史、和稳定政策复杂性等范畴的贡献。有趣的是，弗里德曼是另一位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法律经济学奠基人亚伦·戴雷科特的妹夫。其着作《资本主义与自由》于1962年出版，提倡将政府的角色最小化以让自由市场运作，以此维持政治和社会自由。他的政治哲学强调自由市场经济的优点，并反对政府的干预。他的理论成了自由意志主义的主要经济根据之一，并且对1980年代开始美国的里根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经济政策都有极大影响。

凯恩斯

C. 1．没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经济大国

十六年前，着名经济学家高鸿业老师和我聊起西方经济学的作用时说：日本没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但日本成了经济大国，你看西方经济学有什么用处？ 老实说，有“经济动物”之称的日本人居然没有拿过“经济动物学大奖”，确实让人觉得有些奇怪。众所周知，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有靠给西方经济总结出几条曲线或者几个定理得奖的，也有因为研究美国经济史的问题得奖的，甚至还有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得奖的，但就是没有靠研究日本经济得奖的，特别是没有日本人为此得奖。这说明什么？是日本经济模式不重要？恐怕不能这么说，因为除了西方模式，日本模式的影响应该最大。那么是日本人的科学思维能力差？恐怕也不能这样说，因为日本人不仅有诺贝尔物理学化学奖得主，甚至还有文学奖得主。 日本人之所以不能在几十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占有一席之地，大概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日本经济模式不符合西方经济学理念，所以被排除在主流经济学之外；另一个原因是日本人用西方经济学的语言解释日本经济时没有达到西方人的标准，或者是许多日本人对这项工作并不热心。 关于第一个原因，大家都知道日本经济模式确实不符合西方经济学理念，甚至对着干的地方也不少。如果承认日本模式的地位，就可能要修正西方经济学的“普适性”，于是大家干脆把它当特例，或者等着它自生自灭。 与此相比，第二个原因可能更有说服力，就是大多数日本人对于经济学有另外一套理解，而这套理解使他们不大热中于西方人的标准。可以说，日本的经济学与相扑的境遇差不多，相扑不被国际奥委会承认，所以入不了奥运会项目；而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比毕竟是西方人制定的比赛，所以日本的经济学同样也不被西方人认可。但不管怎样，只要日本人自己喜欢看相扑就自娱自乐吧；同样，只要日本人自己觉得自己的那套分析办法好使、管用，就继续用吧。 2．日本人是如何看待西方经济学？ 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大量引进西方文化。在经济学方面，伴随着对大量西方经济学理论着作的翻译和介绍，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流派。日本经济学理论的演变过程大致可分为：战败以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占绝对主导地位，甚至当时的社会科学一词就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战后直到1960年代，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仍然是主流经济学，但是随着西方现代经济学特别是经济增长理论的导入，形成两者并行的局面；此后是以西方现代经济学和实证分析为主的多元化格局。 现在，在六十岁以上的日本经济学家里，使用马克思理论的人仍然不少，而中青年经济学家则更喜欢现代西方经济学。这里可能还有一个功利上的考虑，因为搞现代西方经济学毕竟可以使数学功底较好的年轻人迅速脱颖而出，而不必受经验少的限制。 在日本的经济发展中，西方经济学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对此，在日本学术界一直没有一个被大家普遍接受的说法。但是随着战后日本在经济上的成功，日本人主张自己观点的信心大增，使强调日本特殊性的说法占了主流。 山本七平在《日本的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认为：“在日本，经济学和经营学没有起作用。”京都大学的一位叫佐伯启思的经济学家在《“欲望”与资本主义》一书中甚至这样说：“可以肯定的是，战后日本经济学家引进了美国的经济学，在经济学院里是把美国的经济学教科书作为讲义的。但是，听了这些课的学生们在参加企业经营的时候，却把所学的内容忘得干干净净。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日本的生产方式才获得了很大成功。”这未免有些言过其实，因为至少经济学的概念、统计学以及会计学方法等西方的舶来品，在日本一直被广泛地应用着。再说了，这话让那些搞西方经济学的同行听了肯定不高兴，就好像教西方经济学是在浪费学生的时间，是在混饭吃。 关于这一现象的解释一般是：尽管日本从西方国家引进了资本主义制度，但却建立了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它不是对某家西方经济学流派应用的结果，而是与日本民族的传统和思维习惯密不可分的体制。于是，由于经济体制不同，就需要不同的经济学及经济分析方法。丸楠恭一在《现代国际社会的视座》一书中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认为：近代以来的社会科学是为了分析西欧类型社会的体系，如果没有“基督教精神”和“西欧的自我”，近代科学本身是不能成立的；特别是亚洲地区的“经济成功”往往不能在到目前为止的社会科学框架里得到说明，而只能用文化的特殊性这种非经济因素进行解释，这正说明了经济学是基于特定文化背景的产物。 我有一种感觉：在中国，把西方经济学当科学看的人很多，区别只是把哪一个西方流派当科学的问题；而在日本人看来，西方经济学只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它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那么，日本特色的经济学是什么样的？说起来内容当然很多，这里我们只是通过日本人的经济分析方法来看看日本特色。不过需要说明一点，说“日本特色”，并不是说日本人完全脱离西方经济学另搞了一套体系，相反，在日本介绍西方经济学的书很多，搞西方经济学的人也很多，而且有些日本人在英美经济学界的名声还挺高；当然，这些人的数学功底一般都比较好，有的人本身就是学数学出身。但总的看来，大多数日本人的搞法很有日本特色。 二日本人的经济方法论 1．超实用的经济观 日本文化是一种亚文明，它需要有主流文明作为模仿对象，来消化主流文明的东西。明治维新以后，为了寻求近代国家的模式，日本政府派出许多代表团去欧洲和美国考察。在代表团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政府做出不同领域以不同国家为样板的决定。其中教育制度以法国为样板，电报和铁路按照英国方式建设，大学效法美国的做法，宪法和民法以德国为原型，刑法则以法国为原型，等等等等。并且，尽管日本导入了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始终没有接受西方的价值观。正如森岛通夫指出的：“尽管战后阶段日本经济获得了成功，但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勃兴和成熟的前景依然是极其遥远的”。 实际上，日本人搞改革并没有什么理论体系，也不像我们中国人那样常常把时间花在论战和搞各种各样“土的”或者“洋的”体系上，被理论问题长期困绕。日本人的做法一般是：直接到现场对主流文明进行考察，再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消化对自己有用的部分。于是，实物比理论争论就显得更重要。这和以前引进中华文明时的做法一样，只是在文化思想上日本人用中国的东西比用西方的多。 日本人最初在翻译“经济”一词时，是采用了中国的典故“经世济民”的意思，即国家的统治和实行救济人民的措施。经世济民的经济学当然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宗旨，是偏重实践而不是理论。西方人常被日本人使用的一些经济术语搞得莫名其妙，沃尔夫(Marvin J.Wolf)在《日本的阴谋》一书里就谈到：“在日本商人使用的语言中，与日本新闻报道一样到处是军事用语。”比如，达成“目标”的活动叫“机动”（即，交战前后或者交战中，军队在战略战术上的移动或运动），对市场“攻击”，在外国海岸建立“桥头堡”，对竞争对手“侧面突击”、“包围”、“击退”，艰苦的时候叫“在战壕里防御”，成功叫“胜利”。 当然，日本社会的最大特点还是如界屋太一说的：日本是一个没有绝对正义的社会。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西方经济学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是在追求一种绝对的正义，而在日本的传统中并没有也不承认存在有普遍的绝对的正义，所以在日本人看来，没有普遍适用的经济学理论。日本着名经济评论家竹内宏在《路地里的经济学》一书中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认为：“经济原则、财政原理、经济政策由于国家和社会的不同，存在着明显不同，我们所考虑的普遍经济原则大概只通用于地球上的一个角落”。所以，日本人特别不重视对普遍原则的探索。 日本人看待经济的另一个特点是关注人间性。克拉克在《独特的日本人》一书中指出：与西方社会不同，“日本不是原则关系的社会，而是人际关系的社会。”这种社会差异肯定会反映在人们对经济关系的理解上。 在日本，我常常看到公司职员非常喜欢读历史书，其热情度远远超过读经营类的书。有财界首脑之称的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的原会长稻山嘉宽说：“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它是人间的学问，精神的事才是中心，与百分比没有关系。数字和统计不是经济的主流，只是检验的手段”。这种看法与涩泽荣一(1840-1931)在《〈论语〉与算盘》一书中的理念一致。涩泽荣一被誉为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的创始人，他提出的《论语》加算盘的经营理念代表了日本经营的指导原则。《论语》是指儒家的道德理念，算盘代表谋利之器。前者是永恒不变的中心，后者是工具，也可以看成是西方先进的经济技术手段。 还有就是，日本人观察经济现象的角度是强调现场实感。可以说，现场主义是贯穿日本社会、经济、政治甚至文化领域的基本原则和习惯。即，在现场发现问题，在现场分析问题，在现场解决问题。据说丰田公司的管理就是现场主义的例证，他们在公司和工厂设置了许多提案箱，创立了人人可以对工作中的问题提出设想和建议的制度。又如，日本战后第一任经济企划厅长官（厅长）高奇达之助就是来自实业界的人，他是按照经营企业的思路来要求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 实际上这种现场主义是日本传统思维方式的延续，它有两个主要特点：一个是板坂元在《日本人的论理构造》一书里说的“尊重场所”，一个是丸山真男在《日本的思想》一书里概括的“实感信仰”。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种现场主义是一种典型的日本式的实证方法，它与以统计分析为主的西方经济学的实证分析方法不完全相同。简单地说，日本人的经济分析需要用眼睛看实物，而西方人则更侧重对数据的计算分析。 为什么日本人会这样看问题呢？让我们先看一个有趣的例子。日本有一个叫《日经商业》的杂志曾在20年前组织专家学者搞了一次日本产业百年史的课题，探讨企业兴衰的规律(参见日经商业编《会社的寿命》)。他们对一百年间排名前一百位的日本企业进行了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与托尔斯泰说的“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恰好相反，对于企业来说，“成功的要因是各式各样的，而受挫和不幸的企业都是相似的”。也就是说，关于企业的成功，没有普遍适用的规律可寻，而失败的企业倒有不少共同点。于是他们在探讨企业成功秘密的研究中，全部采用对企业的个案分析。话既然说到这份儿上，就不可能逼着日本人相信世界上存在“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了，更不可能让日本人为了探索普遍的规律献身。这大概就是日本人理解的“社会科学”。 2．“禅宗流”的经济方法 日本人不像中国人那样崇拜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相反，一种被称为实态分析的方法在日本却相当的普及和发达。实态是指具体对象或问题的实际状态，它是存在于一定的时间、地点和场合之中，有具体的人与人的关系。实态分析就是在具体的场所中，通过实例把握事情的本质。很有“以一粒沙子看世界”的意思。需要说明的是，实态分析与我们通常说的案例分析不完全相同，实态分析更强调研究者的实感、现场感，并强调亲自到现场收集自己所用的资料，而案例分析不一定要求研究者到现场收集第一手材料。可见，日本的经济分析方法是轻视对体系化、普遍性的追求，重视事物的特殊性，一切以时间、地点、场合为转移。 大家看，这种经济分析方法像不像禅宗的方法？禅宗眼里的世界也是非常具体，所以只能针对每个人的不同，甚至每个人不同时期的实际状态，给予不同的点拨。于是禅宗留下的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则，而是一大堆“公案”。所谓公案，就是记录历代不同个人状态的个案留下的一本流水账，实际上是因人而异的“私案”。于是不立文字的禅宗通过公案的文字，让人们各取所需。而实态分析是通过对“个案”的分析来了解世界，解释世界，也就是通过解剖麻雀方法来解释世界。于是也留下一大堆“个案分析”。至于整个世界的状态，还需要人们通过“见”，对问题进行整体感悟。在我看来，日本人手里的实态分析方法就是禅宗思想在人文学科中的延伸，是一种禅宗流的“社会科学分析方法”。 当然，实态分析毕竟是一种局部分析方法，用一粒沙子看到的世界肯定有片面性。为了克服这种片面性，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选取典型对象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再尽可能地扩大考察范围。但是，是否可以找到普遍性的东西，全靠人们的“悟性”。这再一次说明，日本人不会对形而上学的抽象体系感兴趣，而且也不擅长此道。作家三岛由纪夫在《文章读本》一书里说：“在日本，由于没有日本独特的抽象概念……自古以来，男人就有把全部抽象概念用外来语处理的习惯……所以，概念本身缺乏自立性、独立性、明晰性。”换句话说，最能打动和启发日本人心智的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看得见的东西。 在日本人的意识中，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事实=细部”。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且日本人确实有“用部分否定整体”的习惯。小室直树在《危机的构造》一书里说的“日本人缺乏社会科学的思考方法”，也是指这一点。 另外再谈一个有趣的现象，因为它和毛泽东思想还有些关系。许多日本人很推崇毛泽东的方法论。一个中国留学生曾经对我说，他的日本老师让他读的第一本日文书是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还有一位中国同学也对我说，他和他的日本老师到一位搞农村工作的日本老人家拜访时，他老师事先就提醒他不要说对毛泽东不尊敬的话。 老实说，毛泽东思想的某些方面在日本确实有一定的读者群。实际上，毛泽东那篇有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运用的就是一种实态分析方法。在后来的《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进一步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的着名论断，并且指出“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日本的许多学者都喜欢引用毛泽东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这样，调查研究就不仅仅是一种研究方法，还涉及到发言权的问题，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叫“话语权”。由于涉及到权力问题，当然就会出现饭碗问题。 实际上“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句话的成立至少需要一个条件：分权体制。也就是说，在现场的人或者最了解现场的人最有发言权，这就可能使高高在上的人没有了发言权。这事太难了，特别是要想坚持下去而成为一个规则就更难。因为，如果说“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句话是用来对付留洋学生或者是向理论权威挑战，那是再好不过的武器，但是在一个集权体制里有谁敢用这个武器？在普通人手里它还算是一个武器吗？ 当然，日本人的观点与毛泽东的还是存在一定区别。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如果从经济方法论的角度看，毛泽东这句话有三个主要特点，即坚持普遍性的原则、重视调查研究和尊重民族性。在这方面，日本人是更注重后两点。这就是中国人与日本人的不同之处。也就是说，日本是有着不追求“绝对正义”的传统，而中国作为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大国，不可能放弃对经济原则的正义性和普遍性的追求。所以，中国和日本虽然同是东方实用性民族，但是由于国民性不同，反映在经济研究方法上也不同。 以上选自孔祥旭着《樱花与武士》（同心出版社，2007年初版，2009年修订）

D. 主要的西方经济学家有哪些

• 主要的西方经济学家有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凯恩斯等。

• 具体介绍如下：

• 简介：西方经济学，就是被运用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学，有市场经济学之称。以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为标志，西方经济学历经200多年的风雨沧桑。在这个不长不短的历史进程中，从斯密、李嘉图、萨伊、穆勒、马尔萨斯、马歇尔到凯恩斯、弗里德曼、萨谬尔森、卢卡斯、斯蒂格利茨，经济学大师辈出；从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经济学流派林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带来西方经济学的不断创新和发展，以致于文献上有“经济学帝国”之称。

• 研究内容：

  西方经济学它主要介绍流行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现代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它既研究古老而又现代的家政管理，又研究多姿多彩的企业经营，还大胆解说政府日益加码的经济调控。它既赞美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效率优势，也无情的剖析市场机制在不少领域资源配置上的诸多缺陷。西方经济学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数理经济学、动态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等等。其主要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

•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现代经济学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创立的宏观经济学与弗洛伊德所创的精神分析法和爱因斯坦发现的相对论一起并称为二十世纪人类知识界的三大革命。凯恩斯也为地名，位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海港城市。位于大陆东北部太平洋沿岸，濒特里尼蒂湾。在布里斯班西北1380公里。

• 大卫李嘉图：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之一，也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早期是交易所的证券经纪人，后受亚当斯密《国富论》一书的影响，激发了他对经济学研究的兴趣，其研究的领域主要包括货币和价格，对税收问题也有一定的研究。李嘉图的主要经济学代表作是1817年完成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书中阐述了他的税收理论。1819年他曾被选为上院议员，极力主张议会改革，支持自由贸易。李嘉图继承并发展了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他认为限制政府的活动范围、减轻税收负担是增长经济的最好办法。

• 亚当·斯密（1723年6月5日—1790年7月17日），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出生在苏格兰法夫郡（County
  
  Fife）的寇克卡迪（Kirkcaldy）。亚当·斯密的父亲也叫亚当·斯密，是律师、也是苏格兰的军法官和寇克卡迪的海关监督，在亚当斯密出生前几个月去世；母亲玛格丽特（Margaret）是法夫郡斯特拉森德利（Strathendry）大地主约翰·道格拉斯（John
  Douglas）的女儿。亚当·斯密一生与母亲相依为命，终身未娶。

E. 中国经济学家只有五个吗是哪五个呢

丁学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
2005年10月26日15:09

2005年无疑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多事之秋。民众和网络不绝于耳的批评和指责，使一向风光无限的主流经济学家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对中国经济学现状的认识和评价，可能将成为我们对改革路径的反思和探讨的由头。日前，本报记者就相关问题对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进行了专访。

《中华工商时报》：在过去20多年的改革历程中，中国思想界的舞台上几乎只有经济学家在长袖善舞，经济学家因对政府决策独特的影响力而成为社会科学界最为耀眼的明星。与此同时，我们几乎听不到来自其它学科的任何声音，你怎样看这种现象？

丁学良：我想这是因为在过去长达25年的时间里，我们没有把一个社会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以及建设和谐社会这样的更高目标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设计我们改革的制度和政策。我们总是在一段时间里，让一个目标压倒一切目标，这样做的后果是我们的改革出现了很大的偏差，一些利益集团已经建立起来，等我们要纠偏的时候才发现要付出的代价已经很高。

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思想界几乎听不到其它学科发出的声音，而老是经济学家在唱独角戏，就是因为在这些年里，很多人误认为发展经济就是经济学的事情。其实不是，在任何一个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里，经济的发展都是一个系统工程。在这个系统工程中，法律、社会学、政治学包括经济学本身还有不同的学科，他们所起到的作用都是在某一个具体政策上。不同学科发挥的作用可能不大，但在整个过程中他们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像社会学重视的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公正，法学重视的是程序的公正，而政治学最重视的是政府的效率和成本。不可以剥夺其它学科只让某一学科讲话，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特有的研究重点，这就是为什么在英文里，社会科学是复数而不是单数。只有让不同学科的人在一种正常的、常规的方式下，互相对话、互相辩论，然后才能让决策层汲取不同学科的合理经验，使之变成一个综合工程中的合理元素。

《中华工商时报》：在您看来，中国的经济学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水平上？

丁学良：在西方经济学最先进、最发达的国家，经济学并不是一个公共的学科，经济学和物理学、数学一样，所讨论的都是非常专业化的问题。经济学怎么可能变成一个很Pub lic（通俗的）的学科呢？

中国的经济学太热闹了，什么人都可以说自己是个经济学家，什么问题他们都敢谈，这说明中国的经济学还远远没有走到经济科学的门口来，经济学在中国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科学，严肃的学科一般不可能是闹哄哄的。

《中华工商时报》：您怎样看由经济学家倡导并参与制定的政策所造成的失误，如教育改革？

丁学良：在过去很多年里，中国很多所谓的经济学问题其实都不是经济学问题，在国际上，这些问题属于其它学科研究的领域，就是因为不让其它学科讲话，才出现了搞经济研究的人什么都可以谈的情况。再加上在中国，经济学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科学，所以很多不是经济学的思考方式和讨论方式，最后都以经济学的名义在说话。这样提出的建议和对策不出问题才怪。

《中华工商时报》：为什么最近一、两年民众和网络对主流经济家有那么多的批评和指责？

丁学良：民众和网络对主流经济学家的批评，原因很复杂。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把太少的精力用来做经济科学研究，把太多的精力用来为某一利益集团说话。在中国的经济学家中，你能找到为不同产业代言的人，在西方也能找到，但很少。西方从事经济科学研究中最优秀的人不是这样的，这样的人只能受银行、投行的雇佣，从事产业经济学的研究。中国绝大部分所谓的经济学家所做的事情和西方国家银行里的经济分析师比较像，他们是为一个产业说话，只是水平还不如他们。国外最好的经济学家都是在全世界最好的经济系当教授、做研究。

《中华工商时报》：您觉得中国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

丁学良：最多不超过5个。国内有的着名经济学家连在国际上最好的50个经济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有的经济学家还没有对经济科学做什么样的贡献就想着获诺贝尔奖。

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首先要把经济学当作一门科学来对待，而不能把它当做个人发财、出名和当官的路子。如果那样的话，是不可能在经济学领域做出独立的研究来的。在西方，也有经济学家当大官，但他们是在经济学领域做出非常独立的、优秀的研究后，才短期进入政府或大银行等部门，然后他们会很快就回到经济科学的研究中，而并不是研究做的不怎么样就开始想着赚钱和当官。（记者曲力秋）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
参考资料：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045/3803035.html

F. 中国有几个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

丁学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
2005年10月26日15:09

2005年无疑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多事之秋。民众和网络不绝于耳的批评和指责，使一向风光无限的主流经济学家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对中国经济学现状的认识和评价，可能将成为我们对改革路径的反思和探讨的由头。日前，本报记者就相关问题对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进行了专访。

《中华工商时报》：在过去20多年的改革历程中，中国思想界的舞台上几乎只有经济学家在长袖善舞，经济学家因对政府决策独特的影响力而成为社会科学界最为耀眼的明星。与此同时，我们几乎听不到来自其它学科的任何声音，你怎样看这种现象？

丁学良：我想这是因为在过去长达25年的时间里，我们没有把一个社会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以及建设和谐社会这样的更高目标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设计我们改革的制度和政策。我们总是在一段时间里，让一个目标压倒一切目标，这样做的后果是我们的改革出现了很大的偏差，一些利益集团已经建立起来，等我们要纠偏的时候才发现要付出的代价已经很高。

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思想界几乎听不到其它学科发出的声音，而老是经济学家在唱独角戏，就是因为在这些年里，很多人误认为发展经济就是经济学的事情。其实不是，在任何一个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里，经济的发展都是一个系统工程。在这个系统工程中，法律、社会学、政治学包括经济学本身还有不同的学科，他们所起到的作用都是在某一个具体政策上。不同学科发挥的作用可能不大，但在整个过程中他们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像社会学重视的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公正，法学重视的是程序的公正，而政治学最重视的是政府的效率和成本。不可以剥夺其它学科只让某一学科讲话，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特有的研究重点，这就是为什么在英文里，社会科学是复数而不是单数。只有让不同学科的人在一种正常的、常规的方式下，互相对话、互相辩论，然后才能让决策层汲取不同学科的合理经验，使之变成一个综合工程中的合理元素。

《中华工商时报》：在您看来，中国的经济学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水平上？

丁学良：在西方经济学最先进、最发达的国家，经济学并不是一个公共的学科，经济学和物理学、数学一样，所讨论的都是非常专业化的问题。经济学怎么可能变成一个很Pub lic（通俗的）的学科呢？

中国的经济学太热闹了，什么人都可以说自己是个经济学家，什么问题他们都敢谈，这说明中国的经济学还远远没有走到经济科学的门口来，经济学在中国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科学，严肃的学科一般不可能是闹哄哄的。

《中华工商时报》：您怎样看由经济学家倡导并参与制定的政策所造成的失误，如教育改革？

丁学良：在过去很多年里，中国很多所谓的经济学问题其实都不是经济学问题，在国际上，这些问题属于其它学科研究的领域，就是因为不让其它学科讲话，才出现了搞经济研究的人什么都可以谈的情况。再加上在中国，经济学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科学，所以很多不是经济学的思考方式和讨论方式，最后都以经济学的名义在说话。这样提出的建议和对策不出问题才怪。

《中华工商时报》：为什么最近一、两年民众和网络对主流经济家有那么多的批评和指责？

丁学良：民众和网络对主流经济学家的批评，原因很复杂。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把太少的精力用来做经济科学研究，把太多的精力用来为某一利益集团说话。在中国的经济学家中，你能找到为不同产业代言的人，在西方也能找到，但很少。西方从事经济科学研究中最优秀的人不是这样的，这样的人只能受银行、投行的雇佣，从事产业经济学的研究。中国绝大部分所谓的经济学家所做的事情和西方国家银行里的经济分析师比较像，他们是为一个产业说话，只是水平还不如他们。国外最好的经济学家都是在全世界最好的经济系当教授、做研究。

《中华工商时报》：您觉得中国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

丁学良：最多不超过5个。国内有的着名经济学家连在国际上最好的50个经济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有的经济学家还没有对经济科学做什么样的贡献就想着获诺贝尔奖。

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首先要把经济学当作一门科学来对待，而不能把它当做个人发财、出名和当官的路子。如果那样的话，是不可能在经济学领域做出独立的研究来的。在西方，也有经济学家当大官，但他们是在经济学领域做出非常独立的、优秀的研究后，才短期进入政府或大银行等部门，然后他们会很快就回到经济科学的研究中，而并不是研究做的不怎么样就开始想着赚钱和当官。（记者曲力秋）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

G. 国外着名经济学家都有哪些

罗伯特 蒙代尔、N.格里高利·曼昆、保罗·克鲁格曼、芬恩·基德兰德、弗农·史密斯等。

1、罗伯特 蒙代尔

蒙代尔(Robert A. Mundell)，1932年10月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 ，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奠基人，被誉为"欧元之父"。

2、N.格里高利·曼昆

N·格里高利·曼昆(N. Gregory Mankiw")1958年2月3日出生，美国着名经济学家。29岁成为哈佛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2003年走入政坛，着有《经济学原理》。

3、保罗·克鲁格曼

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犹太人，毕业于耶鲁大学经济学专业，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是自由经济学派的新生代，理论研究领域是贸易模式和区域经济活动。目前是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教授 。

4、芬恩·基德兰德

芬恩·基德兰德(Finn E. Kydland，1943年12月1日出生于挪威斯塔万格附近)是一位挪威着名经济学家。2018年9月，访问北京大学，并获聘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荣誉教授。

5、弗农·史密斯

弗农·洛马克斯·史密斯(Vernon Lomax Smith，1927年1月1日-，加利福尼亚查普曼大学法学院和商学院教授、乔治·梅森大学多学科研究中心经济学研究学者、莫卡托斯中心成员、国立中山大学名誉博士。

H. 历史上没有出现过什么经济学家的国家不包括

历史上没有出现过什么经济学家的国家不包括？

A．中国 B．英国 C．印度 D．俄罗斯

正确答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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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世界着名经济学家有哪些

米尔顿·佛利民
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2006）是美国经济学家,以研究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经济史、统计学、及主张自由放任资本主义而闻名。1976年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扬他在消费分析、货币供应理论及历史、和稳定政策复杂性等范畴的贡献，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 他提倡自由市场经济,在大部分情况下反对政府干预，其理论成了自由意志主义的主要经济根据之一,并且对1980年代开始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经济及货币政策有极大影响。

艾伦·格林斯潘
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出生于1926年,美国经济学博士,美联储前主席。2002年8月，英国女王授予格林斯潘“爵士”荣誉称号，以表彰他对“全球经济稳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金融界评论：“格林斯潘一开口，全球投资人都要竖起耳朵”，“格林斯潘打个喷嚏，全球投资人都要伤风”，“笨蛋!谁当总统都无所谓，只要让艾伦当美联储主席就成”---这是一九九六年美国大选前夕《财富》杂志放在封面的一句口号。

米尔顿·弗里德曼
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2006）美国经济学家,以研究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经济史,统计学,及主张自由放任资本主义而闻名。1976年取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扬他在消费分析,货币供应理论及历史和稳定政策复杂性等范畴的贡献。《资本主义与自由》提倡将政府的角色最小化以让自由市场运作,以此维持政治和社会自由。他的理论成了自由意志主义的主要经济根据之一,并且对1980年代开始美国的里根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经济政策都有极大影响。

罗伯特·蒙代尔
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A. Mundell)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奠基人，被誉为“欧元之父”。他改写了通货膨胀和利息理论；蒙代尔教授与其他经济学家一起，共同倡导利用货币方法来解决支付平衡；此外，他还是供应学派的倡导者之一。蒙代尔教授撰写了大量关于国际货币制度史的文章，对于欧元的创立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外，他撰写了大量关于"转型"经济学的文章。

大卫·李嘉图
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英国产业革命高潮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继承和发展了斯密经济理论中的精华，使古典政治经济学达到了最高峰。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完成者。1817年他发表了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他也因此成为当时英国最着名的经济学家。他主张进行议会改革，还提出一系列经济主张，反对谷物法，宣传自由贸易，批评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建议进行币制改革等。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842-1924)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及至世界最着名的经济学家。马歇尔是剑桥大学教授，也是英国正统经济学界无可争辩的领袖。他于1890年发表的《经济学原理》，被看作是与斯密《国富论》、李嘉图《赋税原理》齐名的划时代的着作，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英语国家）替换了古典经济学体系.其供给与需求的概念，以及对个人效用观念的强调，构成了现代经济学的基础。

J. 世界着名经济学家有哪些

罗伯特 蒙代尔（ROBERT A．MUNDELL），他分析，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不同汇率制度下和他的分析，最优货币区。 蒙代尔教授被誉为最优化货币理论之父；他系统地描述了什么是标准的国际宏观经济学模型；蒙代尔教授是货币和财政政策相结合理论的开拓者；他改写了通货膨胀和利息理论；蒙代尔教授与其他经济学家一起，共同倡导利用货币方法来解决支付平衡；此外，他还是供应学派的倡导者之一。

N.格里高利·曼昆 （N. Gregory Mankiw，1958年2月3日－) 29岁时成为哈佛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现为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经济学；当教员时，讲授过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统计学和经济学原理。还曾做过帆船运动教练。

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1953年2月28日）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是自由经济学派的新生代，理论研究领域是贸易模式和区域经济活动。目前是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教授。1991年获克拉克经济学奖，2008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现为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经济学教授。克鲁格曼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货币危机与汇率变化理论。他创建的新国际贸易理论，分析解释了收入增长和不完善竞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埃德蒙德·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1933年-)
“现代宏观经济学缔造者”和“影响经济学进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托马斯·克罗姆比·谢林(Thomas Crombie Schelling，1921年)
美国着名学者、经济学家，外交事务、国家安全、核战略以及军备控制方面的研究专家，也是有限战争理论的奠基人之一，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1940年-)
经济学家，“新商业周期理论之父”，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芬恩·基德兰德(Finn E.Kydland，1943年-)
挪威经济学家，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因在“经济政策的兼容性和经济周期背后的驱动力”研究方面的杰出成就，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克莱夫·格兰杰(Clive W.J.Granger，1934年)
经济时间序列分析大师，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

弗农·史密斯(Vernon L. Smith，1927年-)
实验经济学之父，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

丹尼尔·卡纳曼（Daniel Kahneman, 1934年-)
现代行为经济学大师，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