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怎么构建

㈠ 我国为什么要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质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总书记指出，中国越是发展就越要开放，面对世情国情的变化，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对外开放，不是选择的问题，而是必须这么做的问题。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由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就必须要构建这样的一个新体制。2013年，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但是仍然是大而不强。我们与世界贸易强国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所以贸易从大到强，我们需要构建这样的新体制。
第二，我们要从吸引外资为主向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并举，这就需要我们构建这样的一个新体制、机制。
第三我们需要更加全面、更加广泛地参与国际的交流与合作，我们需要构建这样的新体制。我们是国际合作的后来者，也是国际投资贸易规则的实践者，但不是制定者。我们需要融入国际社会，和国际社会共同制定贸易投资规则。同时，中国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必须要构建一个新的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
第四这也是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需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通过开放促进改革，促进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㈡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英文怎么说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英文：
to build a new open economic system

㈢ 如何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一方面加快推进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一方面放宽外商投资市场准入，不断创新利用外资的管理体制，拆除“玻璃门”、“弹簧门”，为企业创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这不仅是中国应对全球经济疲软、推动结构调整的重要抓手，更是中国经济主动谋求提升、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契机。坚持自由贸易区与多边贸易体制“两个轮子”一起转，是推动全球贸易管理体制完善的必由之路。在本次APEC会议上，有关亚太自贸区建设的议题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之一。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晋平表示，未来，中国需要与周边国家及主要经济大国签署更多的自贸协定，推进多边、双边、区域和次区域的经济一体化进程。

㈣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包括哪些方面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主攻方向，也立足当前，提出了不少重要举措，主要包括放宽投资准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扩大内陆沿边开放三大方面。

一、“放宽投资准入”。 第一、在政策法规上，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保持外资政策稳定、透明、可预期；第二、在开放领域上，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第三、在对外投资主体上，确立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主体地位，允许发挥自身优势到境外开展投资合作，允许自担风险到各国各地区自由承揽工程和劳务合作项目，允许创新方式走出去开展并购投资、证券投资、联合投资等；第四、在实施途径上，通过建设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第五、在管理体制上，要求加快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商签投资协定，改革涉外投资审批体制，完善领事保护体制，提供权益保障、投资促进、风险预警等更多服务，扩大投资合作空间。

二、“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当今世界，由于 WTO 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不前，不少国家和地区在积极探索建立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区，主要经济体纷纷将商谈自贸区作为重要战略推动，自贸协定已成为大国开展地缘政治和经济博弈的重要手段，例如美国正在推动的 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TIP（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面对新的国际贸易体制规划，为了确保我国在全球自贸区格局调整中不被边缘化，更好地开展国际经济合作，《决定》提出了四个新，即“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新战略思维；“改革市场准入、海关监管、检验检疫等管理体制”形成新的管理体制；“加快环境保护、投资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等”新的议题谈判；“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的新网络平台；同时也提出“扩大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开放合作”。

三、“扩大内陆沿边开放”。早在 1993 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就提出了实行全方位开放的问题。20 年来，我国内陆沿边开放取得很大进展，但是与沿海开放发达地区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此次《决定》进一步扩大内陆沿边开放，明确提出，一是抓住全球产业重新布局机遇，推动内陆贸易、投资、技术创新协调发展；二是创新加工贸易模式，形成有利于推动内陆产业集群发展的体制机制；三是推动内陆同沿海沿边通关协作，形成横贯东中西、联结南北方对外经济走廊；四是实行特殊方式和政策，加快沿边开放步法；五是推进内陆地区国际大通道建设，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最终通过内陆沿边开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㈤ 我国为什么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国家改革开放战略的具体体现，也是对外交流与合作的现实要求，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有利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有利于提高经济的发展水平与经济活力，有利于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加大开放型经济，促进国际间的生产、交流、合作，繁荣贸易，提升产业的功能与升级，也利于国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

㈥ 过去五年，开放型经济体新体制逐步健全，什么稳居世界前列

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外汇储备稳居世界前列。

党的十九大报告深刻总结了过去五年所取得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其中提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逐步健全，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外汇储备稳居世界前列”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逐步健全体现在多个方面：

一是建立市场配置资源新机制。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全球高效配置、国际国内市场深度融合，建立公平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二是形成经济运行管理新模式。

三是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四是打造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

拓展内容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在这个战略性的新坐标下，要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新时代，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只有继续扩大开放，才能带来各种各样经济要素的交换，通过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合作、竞争，提升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这就要求必须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推动对外投资健康发展，实现商品、资本、技术、人员、服务、信息、数据等多维度要素与世界的有效交流与交换，推动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在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中，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格局。

在优化区域布局中，一方面，沿海地区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向纵深领域拓展；另一方面，要加大西部开放力度，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西部地区应成为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点，进一步拓展陆海通道。与此同时，也要进一步扩大中部地区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对外开放。

㈦ 如何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要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和我国对外开放新要求。改革开放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这已为世界和我国发展实践所证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乘势而上，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更高水平的开放格局正在形成。
边贸易体制和区域贸易安排一直是驱动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的两个轮子。现在，全球贸易体系正经历自1994年乌拉圭回合谈判以来最大的一轮重构。我国是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和坚定支持者，也是重要建设者和主要受益者。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妥善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更加需要扩大对外开放。“机者如神，难遇易失。”我们必须审时度势，努力在经济全球化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
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的客观要求，是全面深化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积极运筹对外关系、实现对外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我们要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发挥自由贸易区对贸易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好帮助我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的重要平台，我们不能当旁观者、跟随者，而是要做参与者、引领者，善于通过自由贸易区建设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维护和拓展我国发展利益。
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加强顶层设计、谋划大棋局，既要谋子更要谋势，逐步构筑起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积极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商建自由贸易区，使我国与沿线国家合作更加紧密、往来更加便利、利益更加融合。要努力扩大数量、更要讲质量，大胆探索、与时俱进，积极扩大服务业开放，加快新议题谈判。要坚持底线思维、注重防风险，做好风险评估，努力排除风险因素，加强先行先试、科学求证，加快建立健全综合监管体系，提高监管能力，筑牢安全网。要继续练好内功、办好自己事，加快市场化改革，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支持企业做大做强，提高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提高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完善对外投资体制和政策，激发企业对外投资潜力，勇于并善于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开拓市场。要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拓展外贸发展空间，积极扩大进口。要树立战略思维和全球视野，站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我国和世界的发展，把我国对外开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㈧ 从经济角度分析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

旧有市场早已被低效的国企、央企垄断了，只有构建新体制才能引入竞争。

㈨ 开放型经济的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城市国际化的突破口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全面推进，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取得显着成效。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重点，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打造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这是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赵晋平说，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作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揭示了“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的深刻内涵。
威海打造国际化的城市，就要以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构建作为突破口。“威海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就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坚持沿海开放与沿边内陆开放联动互济，坚持制造领域开放和服务领域开放融合带动，坚持多边合作和双边合作相互促进，坚持贸易投资便利化建设和自由化建设两轮驱动，推进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将为打造国际化城市提供新动能和新优势。”赵晋平建议。

㈩ 如何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干部教育

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从外向型经济到开放型经济，一词之差，既预示着中国经济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又意味着需要构建一套新的体制
“要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合作的主动。”日前，有权威人士向《了望》新闻周刊记者表示，伴随我国发展阶段的转换以及国际经济格局的变迁，中国经济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需要为未来几十年健康持续更高水平的发展作出谋划。
回首过去的三十多年时间，“依赖出口和招商引资双轮驱动的传统外向型经济模式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可谓‘功德无量’。”国家发展改革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谈道，作为一个GDP已跨过10万亿美元大关、年外贸总额达到4.3万亿美元以上的超大规模经济体，如今传统外向型经济模式的利好正在削弱，新常态下其不可持续性也越来越明显。
“作为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外向型经济模式基础上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既符合我国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要求，也是顺应世界发展潮流。”
采访中，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邢厚媛强调，要看到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与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层联系。“改革进入深水期，要动很多人、部门的利益，困难在所难免。”邢厚媛认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建设，可以通过全方位开放来促进改革，加快推动国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
“其实，以往的外向型经济模式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开放型经济体制，但是不规范的、支离破碎的。”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桑百川认为，如今需我国通过建立起市场配置资源的新机制，创新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建立促进走出去战略的新体制，优化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加快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拓展国际经济合作新空间等等一系列举措，来推进对经济体制各个环节、层面的改革，最终形成一个真正完善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这将为我国经济发展谋求更长远的新‘改革开放红利期’，来助力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的新一轮发展，并推动全球经济的进步。”他强调。
从重招商到重制度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4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736.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1.1%。值得注意的是，在主要国家和地区对华投资保持稳定的同时，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高达24.8%，成为外资眼中的“香饽饽”。
在邢厚媛看来，全球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在60%左右，发达国家在70%以上，我国与此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显然，外资投资领域的这种变迁，可以“带动国内服务业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符合高水平引进来的要求。”
因此，邢厚媛认为，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过程中，需要“从过去更加注重制造业的开放，转向在做好风险评估的基础上，顺势而为全方位开放，尤其是要分层次、有重点地着重放开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特别是高端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
其实，此前成立的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自贸区，就已将发展国际服务贸易作为核心内容。近日，国务院又批准北京市这一全国服务业发展水平最高的省级行政单位开放金融、科技、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养老、IT六大领域的试点，这是“我国吸引外资扩大开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过去外资来中国主要看重的是要素成本优势，而现在则更多的看重中国市场，并且中国市场还在转型升级。”张燕生补充道，这就注定了中国会持续对外资形成吸引力，也就解释了在诸多不利因素作用下，2014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规模同比下降8%，而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则保持增长3%的深层原因。
因此，新阶段，就需要政府“脱离以往注重提供优惠政策招商引资的旧思维，转变为注重健全外商投资管理体制，营造良好的外资环境。”专家们普遍认为，这就需要着力做好两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需要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例如，制定新的外资基础性法律，将规范和引导境外投资者及其投资行为的内容纳入外资基础性法律。
“而对于外资企业组织形式、经营活动这些一般性内容，应该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由统一适用于各类市场主体的法律法规加以规范，这将有利于保持外资政策稳定、透明、可预期，营造规范的制度环境和稳定的市场环境。”权威专家讲道。
另一方面，推进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
“目前，国际上通行的外资管理体制，重在事后监管，我国需要适应外资管理体制的变迁趋势，进行相应改革。”桑百川认为，通过推进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既能提升外商投资监管的科学性、规范性和透明度，还有利于进一步释放外资活力。
当然，权威专家也强调，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下的全方位开放也是建立在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之上的。
“在对外资开放的过程中，涉及国家安全的部门、行业需要进行一定的安全审查这也是国际公认的惯例。我国现在需要做的是顺应开放趋势，修订完善安全审查的机制。”
健全“走出去”战略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已形成巨大产能，并面临结构性产能过剩，并且部分企业已经具备一定的国际化经营能力。”邢厚媛讲道，尤其是面对金融危机后国际贸易需求下降，国际竞争异常激烈，贸易摩擦加重的现实，传统的对外商品贸易面临挑战。
“无论是主观意愿，还是客观条件，都在推动我国企业走出去，从传统的商品贸易转型为资本经营、跨国生产，这是大势所趋。”
“但是，‘走出去’依然面临诸多问题也是事实。例如，外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我国依然缺乏一批世界级跨国公司，企业缺乏国际化经营战略等等。”权威专家就认为，这就需要政府加强对走出去战略的统筹谋划和指导，着眼于进一步完善我国境外投资中长期发展规划和重点领域、区域、国别规划体系，对企业走出去进行服务指导，提供政策支持和投资促进，“并建立对外投资合作信用体系，以督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树立良好形象。”
另外，权威专家认为，健全走出去服务保障体系也极为重要。这就不仅需要政府保障我国境外人员的人身财产安全，还要“加快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商签投资协定，完善领事保护制度，提供权益保障、投资促进、风险预警等更多服务，以推进对外投资合作便利化”。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企业是市场主体，也是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主体，因此需要充分发挥企业的主观能动性。”邢厚媛告诉本刊记者，中国企业自身也要进行战略系统升级，制定中长期国际化发展战略，在做好市场调研、依法经营基础上，满足东道国对中国技术、产能、资本的需求。
“同时，中国企业要创新对外投资的合作方式，采取分工合作，集群式走出去，以市场为导向，整合产业配套，形成合力，避免单打独斗。”
邢厚媛特别提到，由于部分投资国，尤其是部分不发达国家，其产业配套能力比较落后，单个企业在当地立足比较困难，企业抱团会相对容易得多。“目前，我国企业在国外建立的众多合作园区是一种比较合适的模式。”
此外，邢厚媛还认为，“一带一路”战略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契机，并且我国已经是不少沿线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主要投资来源地。
“目前，政府的着力点应该更多地做好中观设计，做好与沿线国家的产业、政策对接，为企业投资合作提供便利，营造更好环境，而企业则是更好的研究市场，确保实现盈利。”
引领全球经济治理
“中国要从全球经济规则的接受者，转变为规则的制定者。”桑百川告诉本刊记者，开放型经济体制的建设，需要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积极主动、灵活、多途径地参与全球经济体系，通过提出更多的新主张、新倡议和新方案来增强我国在全球经济体系规则和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
一方面，要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自由贸易区战略。
桑百川认为，“区域主义经济日益成为国际贸易规则制定重要平台的背景下，中国要通过适时启动与其他经贸伙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与更多的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来使得中国主张的经贸规则得到更大范围的应用。”
另一方面，要巩固和加强多边贸易体制。在桑百川看来，多边贸易体制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中依然是主渠道，我国要加以维护并坚持均衡、普惠、共赢原则。
“无论是联合国、WTO、G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金砖国家、欧亚联盟，中国都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和主张，展现自己的影响力。”
此外，专家们普遍强调，“一带一路”战略不仅仅能推动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同时也是我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发挥全球经济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
张燕生就认为，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的落地，可以让世界看到中国的行动，理解中国的理念，能够反映出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既维护我国利益，又促进共同发展的意图。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提出后，沿线国家反响强烈，一些国家正在着手将本国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建设进行有效对接，有的合作项目已有成果。”权威专家告诉本刊记者，伴随“一带一路”战略的逐步推进，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将日益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