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如何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上半年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提出既要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充分做好应对各种复杂困难局面的准备，又要牢牢把握重大调整机遇，积极有为，创新求进，坚持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努力实现三者有机统一。怎样做到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就此，记者日前采访了本报专家委员会成员、内蒙古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苑德军博士。
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
记者：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速为7.6%,虽然总体保持平稳，但已经连续两个季度出现小幅下滑。我们应当如何分析当前的经济增速放缓？
苑德军：从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角度分析，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进出口增速回落明显。受欧洲经济低迷不振、国内工业生产放缓、出口产品成本提高、人民币汇率升值、贸易摩擦加剧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上半年进出口呈现逐步回落态势。
二是消费增速放缓。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2.7%，同比回落1.7个百分点。消费增速下滑，既有中央八项规定出台遏制公款消费带来的影响，也和居民收入增速不快对消费的制约有关。
三是政府的主动调控。新一届中央政府上任以来，表现出对经济增速放缓的较高容忍度。面对经济增速放缓，中央政府没有出台刺激政策，不再走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老路，而是致力于推进结构调整和深化改革，以释放经济增长的活力和潜能。
一国经济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高增长之后，必然减速进入中速增长阶段。这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多年近10%的高增长之后，制约经济增长的一些主要因素发生了重要变化，原有的社会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分配结构等经济增长的内在力量，已经无法支撑和推动经济继续在高增长轨道上运行，经济潜在增长率明显下降。自然，经济增速放缓也就不可避免。
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
记者：处于经济增速放缓、“调结构”、“转方式”步伐加快大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在运行中存在哪些主要矛盾？
苑德军：首先，是“稳增长”与“调结构”的矛盾。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核心问题，不是总量而是结构问题。“调结构”是“稳增长”的基石，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必由之路。通过“调结构”解决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各种结构性矛盾，有利于为中国经济增长构建坚实的产业结构和动力结构基础，增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延长增长周期。而“稳增长”可以为“调结构”提供适宜的经济环境，提供好的基础和条件。如果经济大幅下滑，“调结构”的动力会削弱，空间也会被严重挤压。“调结构”是为了更好地“稳增长”，“稳增长”有利于“调结构”，两者具有一致性。不过，短期内两者还是有冲突的。“调结构”势必要淘汰落后产能，压缩“两高”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和产出。当短期内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和产出的增加不足以弥补前者的减少时，经济增速必然受到影响。
其次，是“稳增长”与“防风险”的矛盾。伴随着经济下行，经济与金融运行中的风险也在放大。房地产市场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是两个主要的风险策源地。从房地产市场看，高房价导致大量社会资金“脱实向虚”涌入房地产业，对实体产业投资带来“挤出效应”，容易引发产业空心化风险。高房价掩盖产能过剩，透支国民财富积累，抑制消费扩张，加剧贫富分化，也会导致贻误经济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激化社会矛盾的风险。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看，近两年债务规模像滚雪球一样迅速膨胀，风险凸显，令人担忧。而一旦高房价泡沫破灭，房价持续下跌，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不良率将明显上升，政府平台债务也将大面积违约，有的金融机构可能倒闭，并引发金融危机。因此，必须把“防风险”置于重要地位，它是“稳增长”的重要条件，可以为“稳增长”提供有利的金融环境。不过，“防风险”必须推动经济的“去杠杆化”，控制房地产融资和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而这又必然影响投资规模进而影响经济增速。
再次，是经济增速放缓与就业压力扩大的矛盾。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企业转型升级裁员、大学毕业生数量创新高等因素交织在一起，使经济社会面对着巨大的就业压力。特别是大学毕业生就业，已成为政府高度重视、公众热切关心的社会问题。而经济增速放缓对就业的负面影响也已显现。就业是民生之本，劳动者的就业状况，不仅关系到国民福祉和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更关系到社会稳定。在经济增速放缓趋势不可逆转的情况下，如何保住中国经济的“下限”，尽可能最大程度地吸纳就业人口，是中国经济要面对的一个长期性问题。
最后，是经济增速放缓与“惠民生”的矛盾。近年来，随着财政收入持续增长，政府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支出显着扩大。但由于在社保、医疗、教育等方面欠账太多，政府还需进一步加大民生方面的投入，而这需要有足够的财力作保证。经济增速放缓引致的财政收入增幅下滑，制约着改善民生支出的扩大。
上述矛盾是当下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各种变量之间复杂关系的具体反映。要解决好上述矛盾，必须通过有效的政策措施，协调好“调结构”、“稳增长”、“转方式”、“促改革”、“防风险”、“惠民生”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实现中国经济“稳中求进”、“稳中有为”、“稳中提质”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
下半年经济走势分析
记者：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您对下半年的经济走势做何判断？
苑德军：下半年“稳增长”的压力仍然很大。从国际上看，美国经济稳步复苏，房地产市场和就业市场数据较好，通胀低于预期，定量宽松政策退出预期升温，美元指数走高，预计明年第四季度或后年年初美国开始加息。美国经济趋好及货币政策可能的变化，使得“热钱”流出，外汇占款增速放缓，人民币贬值预期增强，进而导致流动性趋紧并给我国货币政策带来挑战。从国内看，“去过剩产能”、“去杠杆”、“去库存”仍是宏观经济运行的主线。受资产负债表不佳、融资平台扩张受限等因素制约，地方政府的投资扩张能力受到抑制。土地、资金、人力等投资要素成本上升，投资回报率下降，也制约着企业投资增速的提高。消费受城乡居民收入增幅制约，短期内也难以显着反弹。但也必须看到，“稳增长”还是有许多有利条件的。中央政府一系列深化改革举措的逐步落实，将为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在投资方面，尽管存在制约投资增长的因素，但保障房建设、棚户区改造、服务业、社会事业等新的投资增长点投资规模的扩大，还会使投资保持平稳增长。美国经济逐步向好，欧元区经济最坏时期也已过去，环比增速将由负转正。外部需求回升，再加上政府“稳外贸”措施实施，下半年出口形势有望好转，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有所提升。就物价水平看，下半年CPI仍将在低位徘徊。美元走高使输入性通胀压力减轻，经济增速放缓有利于从需求角度抑制通胀，资源和能源价格改革对通胀影响也有限。猪肉价格虽已进入上升周期对CPI有向上拉动作用，但小幅上涨对CPI影响不大。只要政府的宏观政策给力，促使经济增长的内在性驱动因素充分发挥作用，年初确定的7.5%的增长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稳增长”的对策选择
记者：怎样才能在“调结构”和“防风险”的同时，实现“稳增长”的目标？
苑德军：实现“稳增长”的目标，政府宏观政策的着力点，应是致力于寻求“调结构”、“稳增长”和“防风险”之间的平衡。以下四方面的对策措施，对于“稳增长”是很必要的。
第一，加快“调结构”步伐。“调结构”进程受制于政策安排、技术创新、金融支持等诸多因素。政府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通过有效的制度激励和制度约束，增强企业“调结构”的自觉性和主动性。金融业应加快产品和业务结构转型，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商业银行应严格控制“两高”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授信和贷款，重点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商业银行应适应绿色经济发展的要求，不断创新绿色信贷的产品结构、业务流程和管理技术，推进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同时，努力开发适应中小企业转型升级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品种，为中小企业转型发展提供有力的资金条件。应充分发挥直接融资对“调结构”的推动作用。
第二，放活民间投资。放活民间投资是实现社会公平、维护投资增速、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之举。但这些年这方面的好多政策规定只是停留在官方文件中，并未真正落到实处。政府必须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扫除阻碍民间投资进入垄断行业的行政壁垒和其他障碍。前不久国务院发布了“金十条”，决定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这是金融改革的一个重要突破。监管部门应抓紧制订出台具体的实施细则，明确准入条件，加快民营银行设立进程。全国的村镇银行目前尚不到1000家，远不能满足“三农”和小微企业的融资需要，有必要进一步增加村镇银行数量，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入股村镇银行。考虑到村镇银行的主要服务对象是“三农”，业务范围主要集中在县域地区，而小贷公司大多分布在大中城市，无法为“三农”提供金融服务，故把小贷公司转制为村镇银行的制度安排欠妥，合理的选择应是把小贷公司转制为社区银行。转制后设立的社区银行，既可以把小微企业作为主要服务对象，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同时又可保持民间资本所有者作为社区银行发起人股东的地位。
第三，进一步深化改革。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把改革作为重中之重，以“简政放权”作为切入点的体制改革有序推进。人们看到了新一届政府深化改革的决心。但现在的问题是，一些要害领域和关键节点的改革进展迟缓甚至原地踏步。必须抓紧启动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改革，对处于完全竞争行业的央企须尽快实行民营化，使其从完全竞争行业中退出，资产转让收入划归全国社保基金。央企产权转让和并购重组不能由国资委通过行政手段进行，必须诉诸市场化方式。土地制度改革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主要内容，也应尽快提上日程。要改革建设用地供地方式，逐步剥离地方政府的土地经营管理职能，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切实维护农民利益，转变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高度依赖。收入分配改革事关公众经济利益，也关系到“转方式”和“稳增长”。今年2月底，国务院出台了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但此后就没有了下文。半年时间过去了，这项改革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相关政府部门应尽早拿出具体的配套实施方案，使这项改革走出盘局迅速进入“现在时”。就利率市场化改革看，央行决定从7月20日起取消贷款利率下限，完全放开贷款利率。这一重大举措对强化利率竞争，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增强商业银行的贷款定价能力和利率风险防控能力，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如果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不能及时跟进，迟迟没有动作，就会对商业银行产生“逆激励”，存贷净息差反而可能扩大，从而抵消贷款利率市场化的积极作用。在存款利率不能一下子放开的情况下，可以采取“小步快走”策略，先扩大人民币存款利率浮动区间上限，待条件成熟后再完全放开存款利率。
第四，强化金融风险防控。考虑到房地产业的高杠杆率及其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高度关联性，应把强化房地产调控作为防控金融风险的基点。房价屡调屡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只调控增量不调控存量。政府应调整调控政策，实行“调控增量与调控存量相结合”、“调控需求与增加供给相结合”的原则，通过加快不动产登记、开征住房保有税等措施调控存量，改善楼市供求关系。须优化政策调控措施组合，强化调控问责制，增强调控执行力，通过改善调控成效使房价缓慢下行实现“软着陆”。监管部门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应区分情况，分类监管，严格控制其债务规模扩张。
② 如何重点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我国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需要构筑完善、高效的实现机制。
加强自主创新，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从既有的约束条件来看，我国的自主创新应主要采取以下三种方式：一是跨越式创新。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整体技术水平严重落后于发达国家，这就决定了我国的技术创新只能是有选择、有重点的自主研发，必须在关键领域掌握自主技术。二是集群式创新。这主要是指通过推进产业集群发展，实现同一类型企业的集体创新和技术外溢，从而突破单个企业创新资源不足的瓶颈制约。三是协作整合式创新。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但在跨越式创新的条件下，单靠企业业自身的创新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这就需要在政府的协调指导下，实现企业、大学、科研院所力量的整合，以协作的方式推进自主创新。
加快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全面的结构优化主要包括：通过农民市民化、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优化城乡结构，推进城乡统筹发展；通过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通过鼓励自主创新推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工业化进程；通过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以及泛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形成多区域增长极的共同协调发展；运用财政和金融手段推进公共经济与民间经济的结构优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通过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参与经济全球化下互利共赢的国际经济合作，推进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结构优化。
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知识经济成为一个不同于工业经济的独立经济形态，并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这是当今经济结构诸多变化中最根本性、最基础性的变化，它的发展方式已经完全不同于二元经济的发展方式。这具体表现在：一、劳动力的流动机制。在二元经济条件下农民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并不需要经过较长时期的培训，而在三元经济条件下，无论是产业工人还是农民转向新经济部门都需要经过教育和培训，教育的地位和作用被突出出来，人力资本和教育投资都需要给予重新认识，这正是需要推进科教兴国战略的原因所在。二、资本的流动机制。在二元经济条件下，资本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流动，待工业部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再流向农业，而在三元经济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由于面临着工业化和发展知识经济的双重任务，这就需要资本在两个部门间实施合理的配置。应选择的正确战略是：有选择有重点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重点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实现工业经济与知识经济的互动。三、市场实现机制。在二元经济条件下，工业化的发展依赖于城市市场和农村市场的扩张，而在三元经济条件下，由于知识经济部门的产品主要是技术和知识，它的应用将主要取决于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需求，这就需要在知识经济部门与传统经济部门之间构建共生共荣的关系。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努力实现3个转变：一是在需求结构上，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近几年来，我国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而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的贡献却不高。为此，必须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千方百计地增加城乡居民收入，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二是在产业结构上，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在一些地方的经济发展中，原本就存在第一产业基础薄弱、第二产业大而不强、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状况。近年来，由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的格局还在继续强化，加重了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而第三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却较低，这不利于缓解就业压力，也影响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三是在要素投入上，由主要依靠搏败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在传统增长模式下，基拿颤一方面，要素投入和物质消耗绝对量连年快速增长，资源消耗和环境投入的绝对量过大；另一方面，由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在一些领域缺乏核心技术、缺少自主知识产权和世界名牌，不得不更多地依靠敏羡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去换取微薄利润。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这种状况必须加以改变。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先，要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经济结构不合理，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存在诸多问题的主要症结所在。要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就必须优化经济结构。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是增强我国经济发展能力，提升国际竞争力和抵御风险的重要要求。虽然在“十一五”期间，我们在结构调整方面迈出了令人欣喜的步伐，但总的来说，我国的产业仍处在国际产业链的低端。“十二五”时期，是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结构重构的关键时期，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必须向更深更广的领域进军，进一步优化消费、投资、出口三大需求的配置比例，并以扩大内需作为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任务。而要真正启动内需，关键在于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这就需要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提高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同时，我们还要借助城镇化进一步拓展持续发展的空间。调整经济结构的另一个关键在于，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为此，我们要积极有序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同时，还要使服务业成为我国产业发展的一个“重中之重”，把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其次，要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重要支撑。尽管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经济总量已列世界前茅，但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经济发展的技术含量不高，很多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还受制于人，先导性战略高技术领域科技力量薄弱，重要产业对外技术依赖程度仍然较高，影响自主创新的诸多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而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世界各国、尤其是主要大国都在对自身的经济发展进行战略筹划，纷纷寻找新一轮产业发展的重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把自主创新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实现发展目标的战略基点，更好地发挥科技的支撑引领作用。其三，要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从来就不是单纯的财富积累，而是要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的福祉。“十一五”期间，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是一个突出的亮点。“十二五”时期，我们要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让人民群众的收入不断增长，生活不断改善，社会保障不断完善，才能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形成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合力。其四，要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重要着力点。这些年来，我们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重大战略任务，不断加大节能环保投资力度，支持兴建了一批重大的节能环保工程，同时又淘汰了大量的落后产能，使节能减排取得重要进展、循环经济取得重大突破、环境质量有所改善，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消费方式正在形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必须继续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更有效地利用资源，更有效地保护环境，从根本上转变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发展方式。最后，要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大动力。实践表明，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最大症结在于体制机制不合理，推动科学发展根本上要靠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改革开放是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十二五”时期，是改革的攻坚时期，我们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勇气和精力，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要更加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进一步明确改革的优先顺序和重点任务，进一步调动各方面改革的积极性，切实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提供有力保障。
推进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由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所决定，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目的，是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带动力，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在调整和重组过程中，鼓励非公有制企业通过并购和控股、参股等多种形式，参与国有企业的改组改制改造，进一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从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国有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主要目标是：进一步推进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加快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加快国有大型企业股份制改革，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大多数国有中小企业放开搞活；到2008年，长期积累的一批资不抵债、扭亏无望的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任务基本完成；到2010年，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调整和重组至80_100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