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中国的经济发展
1978年11月，中国经济开始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达30年之久，让全世界瞩目。这30年中，中国经济增长成为世界第3大经济体。中国现在持有2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并已成为第一大贸易国和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很多发展专家和理论家都在谈论着“中国发展模式”。
然而，“中国发展模式”的经济状况到底如何？什么是中国经济的真面目？
美国新桥投资集团董事总经理单伟建早在2003年在“财经”杂志上就发表文章提出，中国经济是一个巨大的悖论。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经常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另一方面，如果用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比例来衡量，中国却是最没有效率的经济体。从传统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是匪夷所思的：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同时又是最无效率的。
单伟建说，“没有效率的经济有可能实现真实的增长有两个必要条件。第一是自然的高储蓄率，第二是人为的资本控制。假设公民因为某种原因停止储蓄，银行没有多余资金对企业投放时，增长就会停止。如果允许储蓄流出国境，去寻找更好的投资机会，增长也会停止。”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经济像是一个服用了兴奋剂的世界冠军，银行通过浪费居民储蓄来推动经济增长。但这是以长期健康为代价的，是不能持久的。中国这种“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如此高投资水平、高资源消耗、高浪费、高污染和低效率，使得经济成就的代价越来越高。
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工人的超低工资。表面上，中国的平均工资也一直在增长，但其实大部份流向了垄断行业和高管人员，直接制造产品的工人工资远远低于其它国家。花旗银行在其《宏观中国》研究报告中指出，若不考虑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比美国远为密集的因素，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只有美国的5%。两年前，美国苹果公司和英国金融时报先后来中国的“富士康”调查显示，富士康公司打工者每天工作15小时以上，月工资不足50美元，还不到美国同类工人2小时的工资。就是这点儿工资，还经常不能按时拿到。
中国是世界第3大经济体，目前占世界GDP的约5%，然而却消耗了全球三分之一的煤炭、钢铁和棉花，以及将近一半的水泥。中国的煤炭消费量比美国、印度和俄国的总和还要多；10多年前，中国还是一个完全的石油出口国，而现在已经变成了世界上第三大石油进口国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
国家环保总局承认，中国万元GDP能源消耗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至11倍。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资源榨取性的过度消耗甚至浪费的基础之上，并往往以牺牲环境和牺牲后代的机会获得。对于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生态环境窘境，环保总局承认：中国45种主要矿产15年后剩下6种，5年以后70%以上的石油依赖进口；无论在全球范围内还是局部范围内，中国都是世界上最大的污染者之一。空气和水的污染物浓度都是世界上最高的，这损害了人身健康、也造成了农业收成的损失。根据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和世界银行最近的报告，空气和水污染使中国损失了5.8%的GDP。
世界上污染最重的20个城市中，有16个在中国；有三分之二的中国人呼吸着不达标的空气。
英国权威杂志《经济学人》认为，中国经济投资过度，投资占GDP比率高达40至45%，没有一个经济体可以承受。改革开放30年，经济增长了6倍，而资源的消耗却增长了几十倍。如果算上生态成本，中国经济增长将为负值。所谓的“先进生产力”，正是挥霍本已面临枯竭的生态资源而拼出来的。这样的经济增长既无法持久，也对世界和后代子孙贻祸无穷。
中国经济带动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却唯独牺牲了中国人民的福利，不仅是牺牲了这一代人的福利，更掏空了子孙后代的资源和环境基础。
尽管来中国的外国投资已超过印度的10倍，且中国的国民储蓄率高达GDP的40％，而印度的储蓄率只有24％，但在过去10年中，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实际上大约为7％，而印度的年增长率则为6％。这说明，与中国相比，印度的资金利用得更有效率。其实，不光是资金利用效率问题，两国经济发展模式有着显着的差别。中国的经济增长靠的是外资和出口，而印度则靠的是内资和内需。这就决定了两国发展潜力和后劲的不同。
对印度经济贡献最大的是包括信息产业在内的服务业，占GDP的50%。而中国则主要依靠制造业的出口来支撑经济发展，出口产品主要是缺乏技术含量的低级加工产品，如玩具业、制鞋业与纺织业，凭藉的优势是廉价的中国劳动力。这都是牺牲国人利益换来的，如果中国经济不能实现转型和提高效益，生产越多，中国人就被剥削得越厉害。
而上述这一切恶果的根源，在于权力市场化。权力市场化是改变中国财富分配格局的起始点，也是理解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一把钥匙。它贯穿于价格双轨制、股份制改造、房地产开发以及国有企业产权转让等一切经济活动中。权力市场化像一头贪婪而凶猛的野兽，30年间一刻不停的啃噬着中国社会上本已单薄的公义。可以说，改革开放的一开始就失去了正义的基点，而后引发的各种问题再加上它在改革过程中一直牺牲老百姓的利益为其权力集团牟利，使社会公义在中国一步步泯灭殆尽。
近年来，在中国学界所进行的对灰色收入和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目前中国社会内部的灰色收入，高达5万亿，主要来源于五个渠道：行政审批、金融腐败、公共资金流失、土地收益流失、垄断行业收入。目前在中国社会中真正的富人，靠个人奋斗起家的私人企业家只是很少数；真正的富人，主要是那些手中直接掌握着权力或直接、间接与权力有关的人。这也恰恰是人们对目前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强烈不满的主要原因。
当今中国社会收入分配的关键问题，并不是在“不均”上，而是在“不公”上。中国几乎所有的所谓改革，如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住房改革等等，其实质就是向社会甩包袱，把改革的负担，改革的代价全都由加在社会的弱势群体身上。
但政府财政总收入中的教育、卫生、社保等公共开支的比例却低的可怜，中国仅仅为7.4%，而美国是42%，英国49%，加拿大则高达52%。联合国对世界医疗体系的两项排名，一个是医疗卫生体系的实际效果的排名，总共排名国家是192个国家，中国排在144位。第二个是医疗体系公平性排名，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排名是188位，是倒数第四名。也就是说，中国的医疗体系是最贫富分化的，连很多非洲国家都不如。
有人感叹：我们失去了公平，却没有得到效率；我们失去了理想，却没有得到现实；我们失去了“鱼”，却没有得到“熊掌”。对中国来说，这就是经济发展的现状。
⑵ 计算出中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大约还需要多少年
中国不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首先，如今经济已经开始放缓。虽然涨幅比欧美大得多，但总量比美国还是相差不少。这就需要一段时间追平。
那么中国经济还能坚持多久？这得问房地产泡沫何时破裂。中国房地产真正的“钢需”已经基本饱合了。产业再虚高也必须有真正的需求做为基础。现在看来一线城市中心城区已经没有多少涨幅潜力。但其非中心区域和二三线城市还有涨幅空间。但即便如此，由于中国经济过份集中化，房地产不可能遍地开花。预计八到十年，三线以下城市需求就会饱合，若干年后一线城市也不会再有大规模的投资性行为。
这样一来，中国经济将失去发展动力。
而且中国经济本来就是虚高，有专家曾说：中国所要确保的经济增量，其实就相当于欧洲国家每年的增量，如果不能达到其实就是“零增长”。
再者，即便真能超过美国，中国领导层会愿意看到吗？一个人均收入中等水平，拥有几千万贫困人口和上亿失业人口的国家，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难道不是一种讽刺吗？
⑶ 中国经济还能高速增长多少年
崔宇最近，前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表示，大量的资本投入、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全球化，再加上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我看不出今后10年、20年，甚至30年，这些（支撑中国经济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因素会消失”。
虽然樊纲教授点明了影响经济增长的几个重要因素，但对于中国经济到底还能高速增长多长时间并不太确定，10年、20年还是30年？这可是很大的差距。
或许是受到了道家“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影响，中国人特别喜欢使用三或者三的倍数（比如，“不管三七二十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而且，往往都是虚指不是实指。也许，中国的经济学家也深谙此道，说30年只是虚指（没准儿是10年、20年或者60年呢），具体多少年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因为谁也不知道，只有事后才能知道。经济学家如此信口开河的时间预测并没有多大价值，但影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却很值得关注，目前来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景并不那么乐观。
20世纪末，在中国经济连续高速增长了20年后，曾经出现了诸如“中国崩溃论”之类的质疑之声，但随后的10年，中国经济依然继续着增长奇迹，即使经历了金融危机，依然木秀于林。但是，奇迹总有落幕的时候，两百多年来，从欧洲奇迹、美国奇迹再到东亚奇迹，尽管经济学家还没有彻底参透经济增长的秘密，但通过对过往奇迹的梳理也正在逐步接近真相，中国理应也逃不出他们的分析框架。
2004年，哈佛大学教授赫尔普曼出版了一个小册子《经济增长的秘密》，几乎梳理和整合了关于经济增长的所有理论。最初经济学家认为资本积累（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后来发现体现知识积累和创新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更大，而且它在一定程度上还决定着资本积累的水平；接着经济学家开始研究影响知识积累和创新的因素，包括研发水平和规模效应等；进而引申出了对国际贸易和制度因素的关注，因为这两个因素不仅影响资本积累，也影响知识积累；同时收入不平等也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经济增长的神秘之处在于，任何单一因素决定论都可能是片面的，而且个别因素对经济增长同时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比如国际贸易和收入不平等既可能刺激经济增长，也可能是经济增长的障碍；研发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提高，也不一定会带来经济持续增长，因为创新带来了繁多的商品种类，这种多样性可能会冲淡创新可能带来的垄断利润和规模经济。
尽管如此，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制度因素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它同时影响着资本积累和知识积累，同时也决定一国的贸易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取向。至于什么是制度？简单地说，制度是授权、引导和激励行为的一系列规则。大多数中国人往往把中国的所有问题都归结为制度问题，也并不是没有道理，可见真理并非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这个问题却是经济学家难以直面并解决的。
对照中国经济来看，改革开放至今的30年增长，是奇迹也不是奇迹，因为似乎并没有逃出经济学家所总结出的分析框架，中国依靠渐进式的制度变迁，在计划经济中融入了市场经济，通过价格改革和产权改革，解放了农村劳动力和城镇的生产率。最近10年，改革出现了停滞，开放出现了大踏步的前进，也就是国际贸易因素再助推中国经济增长，某种程度上，收入不平等也加快了物质资本积累的速度（因为富人的储蓄倾向更高，从而保证了高投资率）。
但到了目前这个节点，我们发现，物质资本积累有些过度了，而学校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落后导致人力资本积累不足，特别是人口红利的即将终结，将放大人力资本积累不足的不利影响，而物质资本积累也将因为国际贸易的放缓而放缓；从知识积累来看，研发投入不足，山寨满天飞，国际贸易也没有如愿实现“市场换技术”，对于很多行业来说，中国是外资随时可以撤出的加工厂；收入不平等的愈发严重也将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至少迫使政府开始从强调经济发展转向关注公平，从而减弱了政府生产性投资的力度。
面对这样的不利因素，我们很难想象中国经济学家的乐观主义精神到底来自何处。在未来10年内，中国似乎仍然可以维持经济高速增长，但也将面临诸多不确定性。比如，通过区域平衡发展战略和城市化进一步加大物质资本积累，但在政府财政投资减弱的情况下，银行体系可能要面临过度贷款后坏账增加的风险；外需也还可以依赖，但中国的出口已经占世界出口总份额的10%，达到了日本当年的最高点。
因此，如果中国经济想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制度变革几乎是唯一的选择，这就要求政府缩小权力半径，给公众以权利和自由，不能再让权力的大棒任意挥舞，因为中国经济的蛋糕在权力的切割下已经难以自发成长。
（本文作者崔宇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