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日本2020年GDP萎缩4.8%,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日本2020年GDP萎缩4.8%,由于疫情的影响,导致许多国家在2020年的GDP指标都有下降的趋势。GDP的指标是有四部分构成,分别是消费,投资,政府支出以及净出口。在这四部分当中,人们的消费占据着最重要的部分,因此GDP的萎缩和人们的消费有着巨大的关系。2020年GDP萎缩了4.8%,也就意味着人们在消费方面呈现下降的趋势。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导致许多企业的生产被迫终止,因此在这过程当中,企业为了生存需要对员工采取减薪或者实行裁减人员的方式。所以人们的收入在2020年都有下降的趋势,也导致了在这一年当中消费的力度减少,使得国内的生产总值呈现萎缩的态势。
GDP萎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新冠疫情的来临。各国政府对于新冠疫情的措施是不一样的,因此也使得不同国家在新冠疫情下国民生产总值会有一定的差异。所以,只有尽快的控制疫情,才能够更好的恢复国家的经济。
㈡ 印度GDP创纪录暴跌的原因是什么
印度第二季度GDP暴跌24%,远远低于,之前预期的18%,造成印度GDP暴跌的主要原因,无非有三点,疫情的影响,印度自身产业链的问题,和印度窘迫的国际环境。
印度是近年中新兴起的大国之一,他有庞大的人口和投资市场,但印度却没能很好的把握这些良好的发展条件和机遇。对外来市场不够包容,自身又有很严重的经济隐患,只有战胜疫情和改善这些不利条件,印度才可能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经济大国。
㈢ 怎样认识中国经济减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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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经济高速增长不再持续?核心在于,过去高速发展的因素(人口红利)没了,生产率难以提升,特别是全要素消退成为经济成长减速的关键因素。2013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就将结束,而且结构在变坏,即老年抚养比显着上升,儿童抚养比显着下降,劳动人口的年龄快速上升。随着人口红利窗口的关闭,资本密集型路径就会遇到瓶颈。宏观决策层需要大幅增强对于短线经济下降幅度较大导致结构调整的阵痛的忍耐能力。从增长经济学的角度看,日本当年不惜以零利率与高政府债务为代价,帮助低效的金融机构、企业修复资产负债表是日本经济“失去二十年”的关键。危机从来都是改革的动力,面对即将到来的经济减速,希望机会不被浪费。
在认识经济减速的性质之前,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和回答以下问题:一是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以及中国宏观经济的下滑,是中国传统高速经济增长模式结束的标志,还是中国传统高速经济增长进程中的小插曲?二是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传统基础是什么,这些基础是否已经达到极致而进入衰减期?三是传统经济增长源泉的耗竭是否意味着新的增长源应当在传统源泉的对立面之中寻找,未来可行的经济增长源泉应当是什么? 危机也是全球经济完成新一轮调整和重新排序的有利时期。经历了金融危机的洗礼,转变发展方式、重建国际竞争优势和提升国际地位已经成为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重要战略任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政府力推“再工业化”战略,但美国所指的“再工业化”绝不是简单的“实业回归”,而是在二次工业化基础上的三次工业化,实质是以高新技术为依托,发展高附加值的制造业,比如先进制造技术、新能源、环保,信息等新兴产业,从而重新拥有强大竞争力的新工业体系。此外,北欧、韩国等国制造业的强势赶超也对中国形成了强大的竞争压力。 其实,仅仅根据几个下行的经济指标就看空我国经济是不足取的。必须看到,尽管我国经济在减速,但在世界几大经济体中仍然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今年上半年欧元区经济增长预计为负的0.3%,美国不到2%,“金砖五国”也都在6%以下。比较而言,上半年7.8%的经济增速,既高于中央政府年初确定的7.5%的预期目标,也在全球经济体中领先,可以说是一个不错的增长速度。 我国经济在经历了30多年年均近10%的高增长后,制约经济增长的一些主要因素已经或正在发生重要变化。这些因素的变化,导致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发生改变,原有的某些经济增长动力明显衰减,而新的增长动力尚不能弥补原有增长动力的漏损,经济的潜在增长率随之下降。 这些影响因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资源和环境约束。30多年的高增长,是建立在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基础之上的。我们在获取高增长的成果时,也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我国资源保有量急剧下降,好多资源型城市资源已经枯竭,大宗商品要大量从国外进口,环境污染也在加剧,污染带来的负的经济外部性迅速上升。传统的依靠大量消耗资源、牺牲环境来实现高增长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模式转换势在必行。而在时下这种经济结构转型和增长模式转换的初始阶段,经济增速必然受到影响。二是人口、制度和全球化“三大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递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战略,出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而出口扩大又主要得益于人口红利,即我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从我国出口产品结构看,“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占主导地位,加工贸易顺差几乎等于甚至超过贸易总顺差。外商加工贸易企业大量设在我国,就是因为我国劳动力成本低。而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劳动力低廉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步丧失,自然加工贸易的对外转移和出口下降也就成为必然趋势。从制度红利看,改革推出的一系列创新的制度安排,激发了人们的劳动和工作热情,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了经济的高增长。但近年来,在一些亟待深化改革的领域内,改革实际举措不多,改革对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下降。
从全球化红利看,开放是我国经济高增长的助推器。大量引进外资和扩大出口,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我国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受益匪浅。但在我国完全履行加入WTO的承诺、对外开放深度和广度已经达到较高水平的情况下,经济全球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递减。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后,贸易战、汇率战此起彼伏,我国外贸环境不断恶化,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大打折扣。三是经济总量基数。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我国GDP总量只有3645亿元人民币,而2011年已经超过47万亿元,是1978年的128倍。在这样的经济总量基数基础上,要继续保持两位数的高增长,是很难做到的。 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的高增长都具有阶段性。一国经济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高增长之后,必然会减速进入平稳增长阶段。这是经济增速变化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目前,我国就正处于这样的经济增速转型期。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经济减速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客观看待和正确认识经济减速,完全不必因为经济减速而惊慌失措。我们必须摒弃“高增长偏好”和“高增长拜物教”,树立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理性、科学的经济增长观。
杭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