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主要有哪些
首先，“高投资”驱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应该说，较高的资本形成率是许多亚洲国家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的共同特征。日本从1953年开始到1970年代初期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其高达35％的固定资产投资形成率（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新加坡在1971年至1985年间的高速发展时期，其固定资产投资形成率超过40％。马来西亚在1990年代中期也有几年高速增长的时期，而它在此时期的固定资本形成率也超过40％。许多西方经济学家也都认为，高资本形成率和大规模投资是驱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引擎。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高投资不仅来源于国内储蓄，而且来源于大量的国外直接投资。众多的外国公司被中国广阔的国内市场和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所吸引，大举投资中国。据中国世界银行统计，中国年均实际利用外资额从1983年的6．3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603亿美元，平均年增长15％。截止到2005年底中国累计
利用外资总额达到6180亿美元。外资的大量流入，不仅补充了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本，而且为中国的技术进步和出口竞争力的提高做出巨大贡献。
第二，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保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世界经济合作组织（OECD）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中国有世界其他任何国家都难以比拟的比较优势，一是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中国不仅每年都有近1000万的新增就业人口，而且在广大乡村有超过1．5亿的剩余劳动力等待到城市就业。二是“人优价廉”。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不仅价格便宜，而且质量很高。
第三，效率改进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的效率改进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归因于技术改善和劳动力技能的提高。一方面，随着中国的经济体制从僵化的集权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各种生产要素被配置到效率更高的部门或经济领域，使各种生产要素得到更加高效的利用；另一方面，外国直接投资不仅带来资本，而且也带来了技术和管理经验，这也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同时，随着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劳动力质量也有很大的提高，无疑这也是提高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因素。
第四，剧增的国际贸易拉动支持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自1980年以来，中国始终把对外贸易发展作为拉动和支持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国政府不仅主动减少国际贸易的政府垄断和控制，降低贸易壁垒，而且积极谋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这些政策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使中国在世界贸易总额中的比重逐年
增加，进而迅速成为当今世界位居美国和德国之后的第三贸易大国。
第五，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保证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这种组织的效率来源于一套能够对经济主体行为进行激励的产权制度安排。毫无疑问，中国经济近30年的高速增长，得益于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提供了强大动力”。
‘贰’ 从宏观经济角度，如何促进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模型的一个基本特征是，Y是各种投入要素的非减函数。在这样的假设下。有效促进GDP增长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1. 有效增加资本投入。因此现代社会，金融业是GDP增长的关键行业，通过金融业可以把分散的资金筹集起来，集中投入到各种产业中去促进Y的增长。同时企业的经营模式也发生了变化，更多的企业通过股份制的组织模式，从社会直接吸引资金投入到企业的发展中去。
2. 增加劳动投入。这里的投入有两层意思，一是增加投入的数量，二是增加投入的劳动力素质。随着信息经济逐步替代传统经济，劳动力组织的提升越来越称为GDP增长的重要因素。
3. 增加其他因素投入。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土地，二是技术水平。一个国家的可利用土地面积虽然有限，但是可以通用国际合作等其他方式，从其他国家获得土地使用权，用于增加Y。技术进步是现代社会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可以通过政府投资或者补贴等多种方式，调动企业和社会资源提高技术水平。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因素会影响到经济增长， 但是目前看来这两个因素促进GDP增长的作用更明显。
‘叁’ 城市经济增长的途径
城市经济增长是指城市经济的动态演化过程，是城市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的规模扩张与水平和质量的提高。城市化的主要推动力就是城市经济的增长，只有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城市化才会开始，并且，伴随着城市经济的增长，城市化水平也会不断升级。城市经济增长对于城市化至关重要，目前，城市经济增长主要有三种途径。
一、农业发展是城市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和基础。
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农业剩余的产生是城市经济增长的基础。农业的发展状况直接影响着、左右着城市经济全局的发展。农业是城市经济中最基本的物质生产部门。农业是工业等其他物质生产部门与一切非物质生产部门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条件。农业能为城市经济其他部门提供劳动力。随着农业的发展，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日益增多，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可以为城市经济增长提供动力，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有农业剩余，这里的农业剩余不单单指农产品的剩余，还指农业劳动力的剩余。农业产品的剩余可以为城市经济增长提供所必需的原料，农业是工业特别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重工业中的橡胶工业、化学工业（如硝酸甘油的生产）等所用的原料来自农业；轻工业中的食品工业、纺织工业、皮革工业、烟酒业等所用的原料也来自农业。城市人口的生产与生活都离不开农产品的提供。农业劳动剩余为工业化提供必要的劳动力，务农人员由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进入城市，在城市中从事各种各样的生产活动，为城市的经济发展创造价值。同时，农村和农民也是城市第二三产业的市场，工业品的消耗与生产都离不开农村。城市经济的增长绝对离不开农村，以农村的萧条与衰败去换取城市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是不可取的，城市的经济增长应该同时也伴随着农业的现代化。
二、工业是城市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与发动机。
工业是指采掘自然物质资源和对工业品原料及农产品原料进行加工的社会生产部门。城市经济的增长离不开工业的进步与发展，工业为城市经济的增长提供工业品，在城市中，工业生产工业品，工业品在市场中交换流通，创造了财富与价值，社会财富的不断积累就会促进城市经济的增长。大同市是典型的工业城市，大同市是中国一五计划的重点建设城市，大同市有着种类繁多的工业企业，大同煤矿集团、大同电力机车厂、大同齿轮厂、山西橡胶厂等众多工业企业，大同市的工业企业为大同市的经济发展创造了巨大的利润，在2016山西省GDP的排名中，大同市排名第七。工业的快速发展不仅创造了丰厚的利润，同时也释放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减少了失业人口，增强了城市的消费能力。工业是城市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与发动机，但是，工业的急剧增长随之而来的是对于环境的破坏，以资源与环境来换取城市经济的增长，这样的增长是病态的增长，这样的增长迟早会付出代价，所以，要放弃粗放式的工业发展，要走集约型工业的发展道路，在城市增长的同时也有碧水蓝天。
三、第三产业的发展是城市经济增长的后续动力。
第三产业又称第三次产业，是指除第一、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是不生产物质产品的行业，即服务业。第三产业主要包括流通、生产生活服务等部门。流通部门包括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商业饮食业、物资供销与仓储业；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部门包括金融业、保险业、旅游业和信息咨询业等；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服务的部门有教育、文化、广播、电视、科学研究、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还有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等，但是，它们不计入第三产业产值和国民生产总值。据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744127亿元，比上年增长6.7%。在三次产业中，第一产业增加值63671亿元，增长3.3%；第二产业增加值296236亿元，增长6.1%；第三产业增加值384221亿元，增长7.8%。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8.6%，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39.8%，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51.6%，比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2012年来，我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例持续减少，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例持续增加，第三产业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随着城市经济的不断增长，第二产业带来的红利总会消失，第二产业的发展速度也会趋缓，这时，城市经济需要增长，而第二产业的发展无法满足城市经济的增长，二者的矛盾就会凸显出来。此时，需要第三产业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后续动力，来弥补第二产业的缺位，使城市经济继续发展，不至于停滞甚至下滑。第三产业除了生活服务业会创造源源不断的社会财富，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会使城市迅速发展起新兴产业，如社会保险、法律诉讼、文化、体育、卫生等，新兴产业成为第三产业的主力军，创造新的社会财富，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
城市经济的增长是城市化的主要动力，而城市经济的增长，离不开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第一产业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原料与劳动力，第二产业是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第二产业生产的工业制成品在市场中分配、交换、消费，创造社会财富，助力城市经济增长，第三产业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后续动力，使城市经济持续健康向上发展。总之，城市经济的增长离不开三次产业，只有三次产业相互配合、互相供给，城市经济才会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
‘肆’ 简述经济增长的源泉（1）创新（2）技术（3）劳动
传统经济学认为资源和技术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但正如库兹涅茨197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的演讲中所说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表述为在一个长时期内为其居民提供种类越来越多的经济物品的能力。这种日益提高的能力基于不断进步的技术,以及所要求的制度上和意识形态上的调整。”可见,经济增长的源泉,不仅来自资源禀赋、技术进步,制度因素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那么三者作用的逻辑次序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本文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对三种理论的梳理,阐明三种要素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我们认为每一个后起的观点或者理论都是对前一观点的进一步的补充和发展,而不是简单地否定,且反映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内在的发展逻辑和由宏观向微观向更加精细化和具体化的演进的客观趋势。
一、从古典经济学家到哈罗德一多马:资源禀赋观
古典经济学家显然没有忽视经济增长问题。亚当.斯密(Adam Smith)对分工在财富增长中重要性的洞察,以及他赋予节约的重要意义就反映了这一点。斯密在其经典着作中谈到,经济增长的源泉有两个,其一是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技术);其二是劳动数量的增加(资源禀赋)。所以经济增长问题从一开始就是基于技术和资源的。当然,斯密论述的是国民财富的增加,与经济增长还有一定的区别,但这种区别显然不是本质上的。
哈罗德-多马首先在凯恩斯的通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不同以往的增长理论,试图解释充分就业条件下导致国民收入和劳动供给增长的因素。新古典的生产函数在假定土地供给不变的条件下将产出看作是劳动和资本的函数。哈罗德一多马则进一步地假定技术和制度条件不变,把劳动生产率仅仅看作是资本供给的函数。这样,经济增长的源泉就由原来的以劳动为主转向了以资本为主。这当然是与当时的资源禀赋的丰裕程度有关的。他们的增长理论所不能解释的一个问题是:如果劳动、资本以及土地供给在不同的国家或不同的时期相等的话,那么为什么单位资本产生的财富会在某个国家或某个时期高于另一个国家或另一个时期呢?
总的来讲,无论是古典还是早期新古典的分析方法,考虑的都是经济增长中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三种非制度的资源禀赋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哈罗德与多马在他们所讨论的跨期的经济增长问题上,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是劳动和资本供给的增长。通过将增长建立在劳动和资本供给上,哈罗德与多马采用了经济增长的资源禀赋观点。但是,他们的资源禀赋观点是相当狭隘的,这表现在两个方面:(1)将资源禀赋仅仅局限于土地、劳动和资本三种资源,而没有将其他对经济增长同样重要的资源考虑进来;(2)未能考虑技术与制度条件,以至于在三种资源不变的情况下无法解释经济增长。而经济学家们意识到制度和技术上的差异很有可能可以解释上述问题,因此随后的理论发展就是围绕这两点不足展开的。随着对经济增长源泉的探索,首先得出的是对技术条件的修正。
二、技术决定论的没落
技术决定论虽然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发展到后期才被明确提出和发展起来的,但是却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马克思比他同时代的学者更为深刻地洞见了技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他将发明看作是一个社会进程,在马克思的体系中,阶级斗争反映了经济制度的演进与生产技术之间的不断的冲突。而且马克思相信,生产方式的变化(技术变迁)为生产关系的变化(制度变迁)提供了更为动态的力量。凡勃伦更是将技术视为经济进步与增长的动态因素,而制度是静态的因素。在凡勃伦的体系中,正是动态技术与静态制度之间的冲突导致了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这明显与马克思的观点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随着哈罗德和多马的着作而产生的对新古典生产函数的经验调查,开始揭示出资本和劳动的供应不足以解释总生产率的趋势,以索洛(Solow,1957)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纷纷对新古典生产函数进行修正。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强调总生产函数与经济增长的一致性。在生产函数理论中,假定资本与劳动的投入比例是可以变化的,而且生产要素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技术变化)。索洛认为,总产出的增长比土地与劳动供应的增长更快。因此,经济增长存在其他的源泉。在此基础上,索洛宣称技术变化是一个重要但受到忽视的变量,且技术变化可以解释经济增长。
此后,经济增长的技术决定论风行一时。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受到广泛的关注,人力资本中的技术含量被认为是比资源禀赋更为重要的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的作用更是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更多的经济学家开始把经济增长的源泉归结为技术的进步与创新。
但是波兰依在分析工业革命的原因时形成了一个不十分有力的传统,即他们主张制度变迁(而不是技术变迁)是经济发展的动态原因。按照这一线索,道格拉斯.诺斯对1600年-1850年间世界海洋运输业进行了实证研究。诺斯发现,在此期间,世界海洋运输业并没有发生类似轮船代替帆船的重大的技术进步,但这期间海洋运输业的生产率却有了很大提高。诺斯的研究结果表明,仅仅是由于海洋运输业变得更安全和市场制度变得更为完善,就导致了这种提高,而不一定要技术进步。因而,经济增长的真正根源并非技术进步,而是技术进步背后的制度创新或者变迁。
三、诺斯制度决定论及其逻辑循环悖论
1.制度决定论
诺斯是从探索技术创新的根源中追溯出制度因素的。与索洛等技术决定论者一样,诺斯试图用技术变迁来解释经济增长,并将技术看作与“普通投资”不同的要素。与一般学者不同的是,诺斯并没有将研究停留在技术层面,而是试图找出技术变迁的深层次的原因。
根据这一思路,诺斯批判了以往经济增长的技术决定论者,认为他们仅仅将注意力集中于技术变化本身,而忽略了对导致技术进步的原因的研究。诺斯提出,技术进步要么来源于市场规模的扩大,要么来源于产权制度的完善,而不完善的产权制度更是技术变化缓慢的根源。这两种限制技术进步的原因从本质上讲具有很明显的制度特征,市场规模的制度特征相对较小,但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范畴里面,市场被看作是组织交易的制度安排,那样的话,市场规模也就具有了某种制度特征。
诺斯的工作对技术进步的根源做出了说明,从而将经济增长的源泉向前推进到了制度层面。他的理论的逻辑是,技术内生于制度,有效的制度及相应的产权安排,能够保证创新活动得到最低限度的报酬,形成技术进步和运用先进技术的激励,进而推动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诺斯(1994)对产权制度的重要性做了如下阐述:在过去,人类一直都在发展新技术,但进程缓慢又时有间断,主要的原因在于发展新技术的动机是零散出现的。通常,创新被无代价地抄袭,发明人或创新者得不到任何补偿。
诺斯和托马斯将西方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在人口相对于稀缺资源赋予的压力增加时,那些支配产权规则的制度发生了变迁。按照诺斯和托马斯的观点,只有当经济组织是有效的时候,经济才会发生增长。有效的经济组织可能要求产权的修正,以便减小创新活动中私人和社会收益的差别。对于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经济发展的历史从来不缺少例子。在其他方面,如资源禀赋相近的国家,产权制度的不同对于经济增长的差异有很大的影响,如在16、17世纪,法国和西班牙由于分配与政治的原因而保持原有的产权制度付出的代价是相对于英国和荷兰丧失了更高的经济增长率,而后两个国家在经济上的快速增长,则主要归因于其有效的产权制度安排(诺斯、托马斯,1998)。
2.逻辑循环悖论
根据前面的论述,似乎问题的答案是很明显的。制度是自然而然的经济增长的源泉。因为,从表面上看,资源禀赋、技术进步和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不属于同一个层次的。制度一般属于组织范畴,而资源禀赋和技术则只是在生产阶段起作用,因而前者先于后两者,是更根本的东西。另一方面,从深一层次来讲,制度创新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技术创新更有效率,使技术得到更充分有效地利用。
然而问题并非如此简单。首先,当我们把经济增长的源泉定义为制度时,我们却犯了与此前的经济增长理论同样的错误,忽视了制度问题的另一个侧面:即制度从何而来,因何而变?很明显对制度安排的解释必须求诸于非制度因素。
其次,诺斯的经济增长制度决定论本身存在着逻辑循环悖论。前面我们提到,诺斯在解释技术进步的原因时,提到两个制度因素:市场规模与产权制度,认为巨大的市场规模与完善的产权制度是技术进步的首要因素。但是要看到的是,根据诺斯的理论,市场规模的扩大,是由于运输成本的下降,而运输成本的下降又根源于技术创新,这样一来,诺斯的逻辑就相当于是用技术变迁解释技术变迁了。至于产权制度与技术变迁,拉坦应用他对技术变迁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制度变迁,将诺斯的理论推进了一步。他认为,制度变迁不仅是诺斯讨论的对更为有效的制度绩效的需求所引致,而且也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导致技术变迁的新知识的产生是制度发展过程中的结果,技术变迁又反过来代表了一个对制度变迁需求的有力来源。
因此总的来讲,对制度变迁的需求的转变,是以下两方面的非制度因素所引起的:其一,根据诺斯的理论,资源禀赋的变化,将导致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相对价格的变化进而对制度和技术的变迁形成压力。因为,相对价格的变化将导致制度变迁的成本和收益的变化。其二,技术变迁也会使制度安排的变化变得更为有利,比如技术创新导致市场规模的扩大,会改变特定制度安排的收益和成本,从而也产生制度变迁的压力。
四、小结:用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解释经济增长
根据前面的对资源禀赋论、技术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的论述,我们得出结论,单独依靠哪一个理论都无法完整的解释经济增长。因此,我们在对三个理论进行梳理之后,提出一个折衷的理论框架来解释经济增长:即用资源禀赋、技术与制度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解释经济增长。
1.资源禀赋与技术、制度的互动
导致经济增长的因素如前所述可以归纳为三个:资源禀赋、技术与制度。那么,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和阶段,三个要素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资源禀赋的作用就比技术和制度要大,因为技术和制度在这一阶段还是不明显的。
资源的初始票赋与过去的人类行为无关,不能被看作是制度安排,因此是一个真正的解释经济增长过程差异的外在的因素。然而,一旦经济开始持续增长,初始禀赋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就开始减弱。诺斯在论述海洋运输成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就提到,运输成本的下降,使得原本资源缺乏的国家,如日本也可以开始迅速的经济发展过程。当然,资源禀赋的作用永远不可能完全消失。
土地价格相对于劳动力价格的提高诱致了用于减少对土地的无弹性供给所导致的有制约的生产技术变迁,同时也引致了能更准确地定义和配置土地的产权制度的变迁。劳动力相对于土地的价格的提高,导致了能使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变迁,同时也导致了能增进代理人生产能力并增进工人对他自己的就业条件进行控制的制度变迁。
2.技术对资源禀赋、制度变迁的促进
由技术变迁所释放的新的收入流确实是对制度变迁需求的一个重要原因。现代信息技术进步对包括生产方式、交易方式、决策方式、管理方式等内在的社会经济制度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广泛影响代表了技术进步对制度变迁作用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由技术变迁所形成的新的收入流以及制度效率的收益引致了对资源的相对需求的变化,从而导致资源的相对价格的变化。形成技术变迁的动力,在另一个方面形成制度变迁的动力。科学与技术知识的进步降低了由新技术进步所形成的新收入流的成本,同时社会科学及有关专业的知识的进步降低了由制度效率的收益所形成的新收入流的成本。
3.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资源禀赋、技术和制度的进步及其相互作用是现代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根本保证,三者不可偏废。经济增长的源泉问题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且一直都没有定论。本文认为,对于经济增长贡献而言,三者都有很重要的作用,可以说都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关键的问题是,这三个源泉之间的逻辑关系、互动关系。因此本文的结论和用意是显而易见的:资源禀赋、技术和制度三者之间的匹配情况决定的经济增长,决定了经济的繁荣与萧条。制度因素,虽然重要,能起到激励和刺激作用,但非制度因素同样重要,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们自身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是因为它们的变化能够直接影响到制度安排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