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请对比东亚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为什么东亚国家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相对来说比较好的结果
两地区经济发展不同表现的原因
(一)东亚国家(地区)能根据本国国情和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及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而拉美则多次贻误调整发展战略的时机
东亚国家(地区)在战后或独立后都经历过一段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的时期。当时它们刚刚从帝国主义手里收回经济主权，开始掌握本国的经济命脉，本国的民族经济还很幼弱，企业的竞争能力较差，着重发展替代进口的产业，在国家保护下，使本国经济度过“孩童”时期，是必要的。但是这个区域中有不少是资源不足、幅员较小、国内市场有限的经济体。在这种条件下发展进口替代产业，一般都遇到生产要素供给不足，生产性进口需求增长较快，而产品出口能力增长缓慢的问题，从而影响国际收支平衡，也使经济的迅速扩展受到较大的限制。战后世界经济的突出特点之一是经济国际化迅速发展。经济国际化意味着世界范围内资源配置的重大变化。60年代中期以后是跨国公司广泛兴起和世界范围内工业转移逐渐展开的时期。东亚国家(地区)瞄准了这个有利时机，及时地转换发展战略，先后从发展进口替代产业为主转为推行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如“四小”在60年代后半期、东盟在70年代都完成了这一转变。从那时以后，东亚“四小”和“东盟”国家就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积极引进外资，加速发展外向产业，并从外汇管理、关税制度、外资政策和进出口政策等方面进行一系列调整改革，使本国(地区)经济与世界经济充分接轨。在参与世界经济运行的过程中，企业经过优胜劣汰的考验，竞争能力大大提高，对世界市场风浪的适应能力也大大加强。
拉美国家情况正好相反。从30-40年代已有若干主要国家开始实行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战后几乎所有国家都普遍推行这一战略。当东亚经济发展战略转轨时，拉美国家还普遍地墨守发展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理论思想，突出地强调保持和争取民族经济的独立性，追求进口替代的升级。即从一般消费品的进口替代转向耐用消费品的进口替代，从轻工业品的进口替代转向部分重工业品的进口替代。在这种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的支配下，工业化是在国家高度保护下发展的。进口替代产品的出口竞争能力较弱，零部件和原材料的进口增长很快。工业化进程较慢，出口商品结构在较长时间中也未发生很大的变化。到90年代初期，初级产品出口仍占拉美全部出口的2/3。实际上是靠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积累资金，提供外汇，支持工业的发展，反过来，工业对非工业部门的扶助不足。这就使工业发展缺乏后劲。这一发展战略从三、四十年代一直沿续到80年代中期，历时约40多年。其优势已发挥到了尽头，而弊端却日益显见。(二)东亚国家(地区)经济高增长的同时，注意将通货膨胀控制在较低水平。而拉美对控制通胀重视不够，措施不当
东亚多数国家(地区)在通货膨胀率升高时，立即采取措施，使之抑制在升高的初期。如台湾省在1949年以后曾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该地采取更换货币的措施，加上美援的支持，缓解了财政失衡，到1953年以后物价基本稳定。在以后的几十年中，除受两次石油提价的冲击而短暂地升高外，基本上能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自60年代以来仅有4年的通胀率达两位数，其余年份均在1位数，并有4年是负数。泰国政府明确地提出“稳定第一、发展第二”的宏观经济指导方针，没有出现过恶性通货膨胀，给经济运行创造了良好的环境，1961-1987年间经济年均增长7%。韩国是东亚通货膨胀较高的国家。尤其是70年代在石油提价冲击和世界性通货膨胀影响下，1973-1979年平均的年通货膨胀率上升为18%，1978年一度达到60%。政府立即采取调整发展战略，降低增长速度，在稳定中求增长的方针。同时实行严格控制货币发行，提高利率，平衡预算，管制公用事业收费，冻结物价等措施。到1983年以后，消费物价上涨率已降到1位数。
拉美的通货膨胀不是简单的经济过热现象，而是经济结构性失衡引起的严重后果之一。拉美的产业结构低层次，总供给与总需求长期失衡，国家过度干预引起的价格严重扭曲，汇率长期偏高，过量地引进外资，再加上追逐高增长指标和不适当的货币信贷政策，造成世界上奇特的长期地超高通货膨胀现象。在几个通胀最严重的国家曾实行过一些反通胀计划或反通胀政策，然而，无论是货币主义的紧缩型做法，还是结构主义的放开型做法，都左右为难，收不到良好的实效。有些国家(如巴西)无可奈何地实行使货币资产和货币收入与通胀率挂钩的指数化措施，虽对保障实际收入不过份受损起了一定作用，然最终又引起通货膨胀惯性化的后果。直到近几年，通过经济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经济中的结构性失衡状态，反通货膨胀措施才得以奏效。然而，长期以来得不到控制的恶性通货膨胀破坏市场机制的正常发挥，妨碍了经济发展。
(三)东亚国家(地区)注重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而拉美的产业结构变化较为缓慢
东亚国家(地区)产业结构由低向高循序演进。在各个不同时期它们根据本国(地区)经济的发展变化和世界产业发展动向，不断推动本国(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以韩国为例，它在60年代集中力量发展劳动密集型轻纺工业。到70年代转向着重开发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发展了包括钢铁、有色金属、机械、造船、汽车、电子、石油化工、水泥、陶瓷和纤维工业的十大战略工业。政府对这十大工业部门实行倾斜政策，予以扶助。到80年代进一步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政府明确地提出“科技立国”的口号，将电子、机械、生物工程、信息产业、原子能利用五个部门列为“国策战略产业”，大力推动其发展。按照韩国开发研究院的规划，到2000年，第三产业将占该国国民生产总值的59.1%，工矿和公共建设将占32.8%，农业将降到8.1%。并计划在7个高技术领域中赶上先进国家，这7个产业的产值将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8%。东亚其他国家(地区)也是沿着这样的轨迹，采取措施，推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如新加坡在1979年提出“第二次工业革命”口号，台湾省在1990年颁布《促进产业升级条例》。它们都有发展新兴产业，迎接21世纪，跃上新台阶的宏伟计划，并且正在实施中。东盟国家产业结构的档次参差不齐，基本上还处在工业化过程中，还未进入以发展知识和技术密集产业为主的阶段，但它们力求步“四小”的后尘，逐步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
东亚各国(地区)的产业升级借助于东亚的阶梯式国际分工。日本产业升级带动“四小”的产业升级，“四小”产业升级又带动“东盟”的产业升级以及中国华南及印支国家的产业升级。因为在居于高阶梯的国家中，已失去比较优势的成熟过度产业或不适应本国变化了的条件(如工资上升、劳动力短缺或汇率变化等因素)的产业，需要向外转移，寻求有利的投资场所。这必然会首先带动产业结构相对落后的相邻国家(地区)的产业升级。而后者的产业升级又给前者造成竞争压力，反过来推动前者加快产业升级。这种互动互补的作用推动东亚各国(地区)产业结构的不断提高。
而拉美则没有出现这种状况。虽然拉美是第三世界中唯一的除个别国家外均属中等收入国家的区域，虽然拉美的工业在战后也有了可观的发展，然而产业结构并没有明显的逐步升级现象。拉美的现代产业部门的传统产业部门的二元结构现象非常突出。拉美的大部分国家仍属资源开发型的产业结构。过去历史上形成的以一、两种或少数几种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为主的产业结构尚未根本改变，尽管其所占比重已有所下降，产业的多样化也有所发展。譬如，委内瑞拉、墨西哥、哥伦比亚和厄瓜多爾尔尔的石油，秘鲁的矿业，智利的铜，赤道两侧国家的咖啡，加勒比地区的香蕉等，仍然是左右各该国经济形势的关键部门。这是拉美经济活力增强较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东亚国家(地区)内部资金积累率高，利用外资效益较好，而拉美自身资金积累率不高，利用外资也颇多失误
东亚国家(地区)素有勤俭节约、精于聚敛财富的传统。这些国家(地区)的积累率一般都较高。而拉美受西方消费主义的影响，超前消费倾向较普遍。因而，两个地区的积累率显然不同。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65、1970和1990年三个年份的国内储蓄率东亚为22%、25%和35%，拉美为22%、20%和22%。东亚地区的高储蓄率形成了高资金积累，从而保证了高投资率。如“四小”在80年代的储蓄率都在30%以上。其中新加坡高达42.3%，因而其投资率也高达42%。而拉美地区较低的储蓄率使其投资率也难以大幅度提高。拉美的投资率一般在20%上下，80年代还明显下降。在80年代中期曾降到16%左右。
在利用外资方面，东亚对外开放程度远远超过拉美。由于东亚早在六、七十年代先后完成了向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转变，利用外资的阻力较小，管理能力也较强。以“四小”为例，香港实行自由港的管理方式，对外国直接投资和外国银行、外国金融机构基本上是敞开的，香港已形成亚洲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新加坡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外国直接投资的法令，建立一套管理效率很高的管理机构，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特别鼓励能带来高新技术的外国投资。而把国内企业放在外资企业强烈竞争的环境中去锻炼生存和发展能力。韩国利用外资方式以借债为主，适当引进外国直接投资。60年代以利用美援为主，70年代则以向国际金融机构和国际金融市场借款为主。韩国借债规模很大，1985年外债总额曾接近50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债务国。虽然在美国高利率政策背景下，偿债负担较重，但由于所借款项使用管理得当，80%以上用于进口资本货和投资于面向出口的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因而出口增长迅速，资金周转较快，易于形成新的偿债能力，没有酿成债务危机。80年代以后注意了控制借债规模，增加外国直接投资在利用外资中的比重，保持了利用外资的良性循环。台湾省是以借款和引进外侨直接投资并重。50年代主要是利用美援，60年代以引进侨、外直接投资为主，70年代为解决实施“十项建设”、“十二项建设”资金不足而大量借款。其借款和引进直接投资主要用于增强出口能力、引进先进技术和配合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因而能较快地形成新的生产力，其偿债能力也随之增强。
拉美也是借款和引进直接投资两种方式都采用，但是更侧重于借款。从1961-1983年净流入拉美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累计不到1000亿美元，借入外国贷款的债务余额到1983年底已累计达3600亿美元。拉美大量利用外资，在60和70年代对于弥补自身积累能力不足，促进经济发展，确曾起过重要作用。然而由于理论思想上的偏颇，认为借款比引进直接投资较为有利于维护民族经济的独立性，以及受到70年代国际低利率的诱惑，错误地估计了国际利率的变动趋势，借入了远远超出偿债能力的巨额外债，种下了80年代爆发债务危机的祸根。除了借债规模失控和国际利率骤然升高等原因外，酿成债务危机的重要原因还在于拉美国家对外债使用的管理不当。有的国家将借款过多地用于周期长、收效慢的工程上，不能及时创造清偿能力。有的国家用于非建设性支出，如支付军事开支、弥补财政赤字，或用于金融投机活动，其自身不能创造偿债能力。
(五)、东亚和拉美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和方式不同，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也不同
东亚国家(地区)和拉美国家都是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市场经济国家(地区)。但是政府干预的程度和方式很不相同。香港是干预程度最低的，一般称不干预型或积极不干预型。它按自由港方式管理，但是遇到通货膨胀、经济萧条、股市波动、出口遇阻时，政府还是要干预的。一般情况下，政府着重从基础设施建设，制定法令和提供法律保障，社会福利保险等方面，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东亚其他国家基本上都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的主导作用表现在:1.政府制定长期或短期经济发展计划。虽然不是指令性计划，政府也从投资、税收、利率等方面采取配套措施和奖惩办法，去促进计划的实施；2.政府拥有一定数量的国营企业，以控制经济命脉；3.国家控制大部分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4.政府通过各种经济杠杆指导市场经济，推动经济增长，预防和克服经济不景气，抑制通货膨胀，改善投资环境，平衡国际收支；5.调解和处理劳资纠纷；6.打开对外经济关系渠道，为企业的对外经济交往服务等。以上政府的主导作用在所有国家(地区)都是不可缺少的。东亚与拉美不同之处在于东亚的政府干预程度从70年代初以后就呈减弱趋势。因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要求国内经济按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运行，以利与世界市场的接轨。过多的行政干预容易引起市场扭曲，造成人为的失衡。而拉美国内市场的高度保护使政府行政干预难以削弱。许多国家长期实行高关税、高汇率、严格的金融管制、企业和银行国有化比重高，进出口贸易控制比较严格，所有这些都不利于发挥经济潜力，直到80年代中期以后，经过经济改革，才有较明显的改变。其结果，东亚的市场经济发育较为充分，而拉美的市场体系则很不完善，市场机制未能充分发挥作用。这就是为什么80年代拉美的经济调整改革带有转型的特征，而显得十分费劲。
(六)、其他因素的影响
东亚和拉美发展趋势差异的影响因素是多样和复杂的，还包含其他一些经济与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譬如，东亚比拉美政治局势更为稳定。东亚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而儒家文化有其独特的长处。东亚国家(地区)受前资本主义因素的牵制较小，香港、新加坡是城市和城市国家，没有改造农村的重负；台湾省和韩国战后进行土改比较认真；东盟国家农村经济也受前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束缚，但其经营方式以小农经济为主，容易与市场经济接轨。拉美农村落后的庄园制度不仅造成分配不合理，还造成大量土地荒芜，资源浪费，而且拉美许多国家的政府对不合理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决心不大，进展缓慢，发展也很不平衡。显然，前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是妨碍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其他影响因素还很多，不能一一赘述。
东亚和拉美作为两个区域进行比较，可见明显的差异，但每个区域内部各国情况也有不同。由于篇幅所限，在进行两区域比较时，只能选择其多数国家共有的特点加以对比。对于不同于本文叙述的少数国家情况，如智利和拉美多数国家不同，菲律宾、文莱和其他东盟国家也不同，就不可能再进行过细的分析了。
东亚和拉美在上述许多重要方面表现的差异，归结起来，就是发展模式的不同。通过比较看出，东亚发展模式具有明显的优势。
② 苏联斯大林模式（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到底是什么样的它为什么会导致苏联解体
苏联斯大林模式（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在斯大林执政初期根据民族地域原则，建立了一些民族自治主体，使一些少数民族有了自己的国家组织或享有自治权。先后建立了一些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民族专区。每个自治共和国有自己的宪法、有自己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最高苏维埃和最高行政管理机关——部长会议。在苏联及所在的加盟共和国的权限之外，各自治共和国有权解决归它管辖的问题。自治州不是国家组织，没有自己的宪法和国籍，但与一般的州不同，它在行政上和经济上有相当大的自治权。而民族专区是俄罗斯联邦境内以特定的民族成分和风俗习惯为特征的民族区域组织形式，隶属于该共和国的州或边疆区。民族专区1977年改称自治区。此后，又将一些自治州升格为自治共和国。 苏联解体的原因 一、内因与外因
在分析苏联解体的诸种原因的相互关系时首先遇到的就是内因与外因的关系，即苏联解体主要是由于苏联本身的政治经济原因，还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和阴谋分裂活动的结果。
诚然，从十月革命胜利和苏联诞生的第一天起，帝国主义就把搞垮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作为它们对外战略的目标。战前它们采取武装颠覆的“扼杀”战略，遭到失败。战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苏联转为实行“遏制”战略，即用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对抗力量”遏制苏联，阻止苏联和共产主义思想在世界扩大影响。“遏制”战略同时也包含和平演变的内容，如前所述，初期是把苏联的瓦解寄托在下几代身上，寄托在通过施加压力使苏联政策软化和变化上；后来是通过“思想接触”，引起“不受欢迎的对比”，“播下不满的种子”，以期“有朝一日结出和平演变之果”。布什出任美国总统后进一步提出“超越遏制”战略，从此美国对苏政策主体转为和平演变战略。即通过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等手段，使苏联对外开放、对内实行民主化，逐步纳入西方政治经济体系。与此同时，在对待苏维埃联盟问题上，美国的政策是支持民主方向下的民族主义，以各种方式支持民族分离和共和国独立，以期达到肢解苏联的目的。
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对苏联剧变和解体的确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和平演变战略能否得逞，归根结底取决于苏联本身的情况。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在苏联剧变和解体的原因上，苏联社会本身的问题是主因，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是辅因。第一，美国总统布什提出“超越遏制”战略，是在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并提出新思维之后。戈尔巴乔夫进行的以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化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为西方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和条件。第二，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提出和政策的转变，其社会背景是苏联同美国军备竞赛和经济竞赛双失败，是苏联传统政治经济体制阻碍生产力发展，社会经济政治蕴育着深刻的危机。第三，广义说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由来已久，在50年代中至80年代中的整个时期苏联领导人对此还是有警惕的。赫鲁晓夫虽然提出和平共处的对外路线，但没有放弃国际上的阶级斗争。勃列日涅夫对西方开展的心理战、思想战，以及在人权、民主和自由等问题上施加的压力，也公开进行抵制和揭露。因此，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一直没有得逞。只是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由于提出“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放弃国家利益，否定国际上的阶级斗争，认同西方价值观，在国内反共反社会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美国等西方国家强力施压下不断溃败，才导致苏联解体和剧变。第四，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归根结底是两种社会制度的经济竞赛，是苏联模式与西方经济制度哪个更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竞赛。在苏联模式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时期，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是决不会得逞的，到70年代新科技革命兴起之后，苏联模式不适合新科技发展的要求，经济进入停滞时期，而西方市场经济适合科技革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正是这一根本原因，加之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导致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的得逞。
二、直接原因与根本原因
在分析苏联解体原因的相互关系上，又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认识戈尔巴乔夫时期因素和戈前时期因素在苏联解体上所起的不同作用和相互关系。我们认为，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方针和政策是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而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与联邦制国家结构的矛盾和传统体制与社会生产力的矛盾是苏联解体的历史根源。
（一）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
说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方针和政策是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首先是因为苏联解体发生在戈尔巴乔夫任内，是作为戈氏“改革”的直接结果和最终结局而出现的。有一种观点认为，苏联解体发生在戈任内，不等于戈有责任，更不等于是戈的责任事故，如同一个绝症病人死在一个大夫值班时间内。然而，苏联患的既不是绝症，戈也不是没有直接责任。
苏联的前途本有两种可能，而不是一种可能。尽管戈前时期存在种种问题，为联盟解体留下隐患、积累矛盾、形成土壤和基础，但是这些问题并非绝症，联盟的前途并非注定是解体。如果执行一条正确的改革路线、方针和政策，对传统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改革，对政治体制进行适当改革，同时注意不给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分裂国家的民族分离主义分子以可乘之机，那么苏联不是不可以避免解体，其所存在的经济、政治和民族等问题不是不可以逐步解决。然而，戈尔巴乔夫执行的是一条错误的改革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民族分离主义分子提供了极好时机，为苏联解体提供了促使矛盾总爆发，并使可能性变成现实性的条件。从这个意义说，对苏联解体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苏联解体上戈尔巴乔夫的错误不是认识问题，也不只是操作性错误，更重要的是原则性、路线性错误。联盟形成的基础是社会主义道路，各共和国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达到共同繁荣和美好的未来而结合在一起；联盟赖以维系的最重要纽带是党的统一领导。而戈氏“改革”竟全面否定现实社会主义制度，向西方政治经济制度认同；全盘否定党的历史，削弱党和否定党，实行多党制，放弃党的领导地位，最后自行瓦解党。这一切在政治上是属于否定党否定社会主义的右倾路线错误，在关系联盟命运上搞的是挖掘联盟存在的基础和拆除联盟维系的骨架，因此对联盟解体负有直接责任。
戈尔巴乔夫没有同民族分离主义进行应有的斗争。虽然1922年联盟条约规定了加盟共和国主权和退盟权，但是后来退盟法又规定能否退盟必须经全民公决决定。苏联于1991年3月就联盟前途举行了全民公决，在多数加盟共和国参加全民公决，多数公民赞成保留苏联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不是利用全民公决的结果，同民族分离主义进行坚决斗争，在必要时采取果断措施维护法律的尊严，而是抛开全民公决结果，妄图通过与叶利钦等少数领导人谈判决定苏联的命运，结果不是适度分权，而是向民族分离主义不断妥协和让步，无限度地承认共和国主权，导致联盟失去赖以存在的基础和条件。
在苏联解体过程出现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中，俄罗斯的态度居于主导地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俄罗斯是主体民族和主导共和国，其主权要求决不是权限划分问题，而是与联盟中央争夺最高领导权问题；其独立决不是地方分立问题，而是联盟解体问题。发展下去，或者是戈下台，或者是联盟解体。戈尔巴乔夫对此不会不认识，但是思想的右倾、政治的软弱和个人的利益使他不是抓住主要矛盾采取有效措施维护国家统一，而是让叶利钦牵着鼻子走，一味妥协和让步，乞求保留一个总统职位。然而“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毁了苏共和联盟岂有总书记和总统的安身之地。
（二）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在苏联解体的戈尔巴乔夫因素和戈前时期因素的相互关系上，前者是直接原因，后者是根本原因。因为第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社会背景是苏联传统体制特别是传统经济体制阻碍生产力发展，社会经济政治蕴育着深刻的危机。第二，戈尔巴乔夫改革引起社会各种矛盾的总爆发，而之所以爆发是因为在此以前矛盾已长期积累，达到只需一根导火线的程度。第三，戈尔巴乔夫改革执行的是一条右倾路线，右是“左”的反动，是因为“左”的路线长期统治，造成的问题相当严重，以致于能让右倾路线祸国一时。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考虑，从解决根本问题的角度考虑，重点应是分析苏联解体的根源，分析传统体制的弊病，提出相应对策，确保国家统一和繁荣昌盛。
那么苏联解体的历史根源或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认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与联邦制国家结构的矛盾和传统体制与社会生产力的矛盾。
高度集中的党政体制，使联邦制国家体制有名无实；苏共和联盟中央垄断权力，使共和国失去实权；各种决定权集中于联盟中央，加盟共和国主权限于狭小范围；苏维埃在政治体制中地位下降和变形，使共和国的参政议政形式化；高度集中的党政体制使俄罗斯联邦、俄罗斯民族在联盟国家中占有特殊地位和领导地位,事实上的民族不平等依然存在。这种高度集中的党政体制与分权性质的联邦制国家结构的矛盾，加之宪法关于加盟共和国享有主权和退盟权的规定，为各加盟共和国争取国家主权、脱离联盟中央积累了动因，提供了法律依据。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规定国家的一切经济活动均由中央计划决定，造成共和国失去经济决策权；资源归属、企业隶属、产品物资和财政收支高度集中于中央，共和国既无权也无力综合发展地区经济；产业政策和生产力布局按照全国的地区专业化分工进行，造成许多共和国经济“殖民地化”，结构单一、生产落后、生活低下。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使经济建设只有一个积极性，束缚了地方和民族地区的积极性。这一切形成了共和国经济主权要求和民族分离的历史根源。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经济发展的一切动因不是产生于体制内，而是来自体制外。生产的目的是完成国家计划，体制内没有形成满足人民需要的运行机制；产权虚位造成体制本身缺乏内在动力，企业经营和劳动者的动力不在体制内，而来自外部动员；排斥商品货币关系，排斥市场竞争，阉割了体制的效率机制，形成数量型经济和耗费型经济。由此产生这种体制的致命性弊端就是阻碍科技进步，尤其不适应现代高科技发展的要求，导致经济发展粗放经营，经济结构比例失衡，产业级次严重落后。这一切造成苏联经济长期存在短缺性经济危机，经过长期的效率下降，最后爆发衰退性经济危机。苏联模式带给人们的不是富裕的社会主义，而是危机的社会主义，并与西方发达国家形成巨大反差，这就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三、体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综上所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本身。那么为什么这种体制能够长期存在，特别是当这种体制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与联邦制国家结构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矛盾时，仍不放弃它，仍不进行模式性的改革呢？这就需要对体制背后的深层原因进行探究。
我们认为，苏联解体的原因有三个层次：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方针和政策是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与联邦制国家结构的矛盾和传统体制与社会生产力的矛盾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而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则是政治上的理想主义和专制主义，经济体制上的教条主义，民族关系上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对外关系上的意识形态化和霸权主义。
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哪些巨大成就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抉择，开启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新时期。35年来，面对国内外环境的复杂变化和重大风险挑战，党中央、国务院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勇气，攻坚克难，锐意推进改革，坚持不懈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焕发蓬勃生机和活力，我国经济发展和各项社会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的35年，是我国国民经济蓬勃发展、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的35年，是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由弱变强的35年，也是成功实现从低收入国家向上中等收入国家跨越的35年。
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年均经济增速高达9.8%。1979-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只有2.8%。我国高速增长期持续的时间和增长速度都超过了经济起飞时期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新奇迹。
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亿元迅速跃升至2012年的518942亿元。其中，从1978年上升到1986年的1万亿元用了8年时间，上升到1991年的2万亿元用了5年时间，此后10年平均每年上升近1万亿元，2001年超过10万亿元大关，2002-2006年平均每年上升2万亿元，2006年超过20万亿元，之后每两年上升10万亿元，2012年已达到52万亿元。
经济总量居世界位次稳步提升，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1978年，我国经济总量仅位居世界第十位；2008年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三位；2010年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由1978年的1.8%提高到2012年的11.5%。2008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2008-2012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超过20%。
外汇储备大幅增长，实现从外汇短缺国到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的巨大转变。1978年，我国外汇储备仅1.67亿美元，位居世界第38位，人均只有0.17美元，折合成人民币不足1块钱。随着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壮大，经常项目贸易盈余不断积累，外汇储备的短缺迅速成为历史，1990年外汇储备超过百亿美元，达到111亿美元，1996年超过千亿美元，达到1050亿美元，2006年超过1万亿美元，达到10663亿美元，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一位，2011年超过3万亿美元，2012年达到33116亿美元，连续七年稳居世界第一位。
改革开放以来的35年，是对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深化的35年，是经济结构在经济持续较快增长中不断调整的35年，也是经济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不断增强的35年。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35年来，三次产业在调整中均得到长足发展，农业基础地位不断强化，工业实现持续快速发展，服务业迅速发展壮大。1979-2012年，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年均实际分别增长4.6%、11.3%和10.8%。三次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由1978年的28.2:47.9:23.9调整为2012年的10.1:45.3:44.6。与1978年相比，2012年第一产业比重下降18.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下降2.6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大幅上升20.7个百分点。
城镇化步伐明显加快。城镇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上升到2012年的52.6%，上升了34.7个百分点，年均上升1.0个百分点。城镇总人口年均增加1586万人，乡村总人口年均减少435万人。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促进了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有利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并不断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城镇吸纳就业的能力也不断增强。城镇就业人员占全国的比重从1978年的23.7%上升到2012年的48.4%，乡村就业人员占比从76.3%下降51.6%。
改革开放以来的35年，是我国门类齐全、布局合理的产业体系逐步建立的35年，是商品和服务供给能力大为增强的35年，也是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跃升到世界前列的35年。
农产品供给不仅解决了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温饱问题，还为工业化快速推进提供了重要支撑。35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始终把农业生产放在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千方百计促进农业生产，稳定粮食产量，不仅成功解决了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实现了人民生活水平质的提高，而且为工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原料。2012年，粮食产量达到58958万吨，比1978年增长93.5%，2004年以来实现“九连增”，连续6年稳定在5亿吨以上的水平；棉花产量684万吨，比1978年增长2.2倍；油料产量3437万吨，增长5.6倍；糖料产量13485万吨，增长4.7倍；水果产量24057万吨，增长35.6倍；水产品产量5908万吨，增长11.7倍。肉类产量8387万吨，比1979年增长6.9倍。2011年，谷物、肉类、籽棉、花生、茶叶、水果产量稳居世界第一位，油菜籽、甘蔗、大豆分列第二、三、四位。从人均水平看，2012年人均粮食产量达到436.5公斤，比1978年增长36.9%；人均棉花、油料、糖料、水产品产量分别达到5.1公斤、25.4公斤、99.8公斤和43.7公斤，分别增长1.2倍、3.7倍、3.0倍和8.0倍。
工业生产能力迅速提高，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成长为世界制造业大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进程迅速启动，工业化水平明显提高，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迅猛增长。2012年，原煤产量达到36.5亿吨，比1978年增长4.9倍；粗钢7.2亿吨，增长21.8倍；水泥22.1亿吨，增长32.9倍；汽车1928万辆，增长128.3倍；家用电冰箱由1978年的2.8万台增加到2012年的8427万台；彩色电视机由0.4万台增加到1.3亿台。移动通信手持机和微型电子计算机从无到有，2012年产量分别达到11.8亿台和3.5亿台。35年来，我国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成长为世界制造业大国。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0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已达到17.6%。按照国际标准工业分类，在22个大类中，我国在7个大类中名列第一，钢铁、水泥、汽车等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
改革开放以来的35年，是我国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发展取得质的飞跃的35年，是能源、交通、通信等瓶颈制约不断缓解的35年，也是逐步建立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体系并形成比较优势的35年。
能源生产能力不断提高。随着工业化的推进，我国逐渐成为能源消费大国，与此同时，能源生产能力也不断提升，能源自给率保持较高水平，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国家经济安全。2012年，我国能源生产总量达到33.2亿吨标准煤，比1978年增长4.3倍，年均增长5.0%。同期，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年均增长5.6%，与能源生产增速的差距不大，能源总自给率达到90%以上。能源生产结构不断优化，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生产量在能源生产总量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3.1%提高到2012年的10.3%。
交通运输设施日益完善。35年来，我国交通网络不断完善，运输能力不断增强，运输效率不断提高，有力地支撑了各项产业的发展。2012年，我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9.8万公里，比1978增长88.8%，居世界第二位；公路里程424万公里，增长3.8倍；民用航空航线里程328万公里，增长21.0倍；输油（气）管道里程9万公里，增长9.9倍；沿海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66.5亿吨，增长32.5倍，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一些现代化交通运输设施从无到有，增长迅猛。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尚无高速公路，2012年，我国高速公路里程达到9.62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二。高速铁路飞速发展，生产出时速高达350公里的动车组，标志着我国铁路运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2012年，高铁运营里程达9356公里，居世界第一位。互联网设施迅猛发展，互联网普及率由2002年的4.6%迅速提高到2012年的42.1%。
改革开放以来的35年，是我国日益融入国际市场、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的35年，是我国从大规模“引进来”到大踏步“走出去”的35年，也是我国抓住全球化机遇一跃成为世界贸易大国的35年。
对外贸易总量不断攀升。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对外经济交流活动十分有限，再加上国内市场化水平不高，造成了与国际市场相对隔绝的状态。1978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只有206亿美元，世界排名第29位，1988年突破了1000亿美元，1994年突破了2000亿美元，1997年突破了3000亿美元，2004年又突破了1万亿美元大关，2012年，货物进出口总额已达到38671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186倍，年均增长16.6%，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位；货物出口总额20487亿美元，增长209倍，年均增长17.0%，居世界第一位；货物进口总额18184亿美元，增长166倍，年均增长16.2%，居世界第二位。2012年，我国货物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分别占世界的11.2%和9.8%。
进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出口商品以初级产品为主，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出口商品附加值大幅度提高，国际竞争力大为提升。出口总额中初级产品所占比重由1980年的50.3%下降到2012年的4.9%，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则由49.7%上升到95.1%。同时，进口商品构成也随国力和开放程度的变化而演变。工业制成品进口额占进口商品总额的比重迅速由1980年的65.2%提高到1985年的87.5%，之后直到2003年这一比重基本保持在80%以上，反映了我国消费能力的提高。此后，国内产业体系的升级逐渐拉低了制成品进口额比重，2003年以来制成品进口额比重呈现明显的下降走势，至2012年已下降到65.1%。综合来看，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外贸易方式主要是以初级产品换制成品，1980年初级产品净出口21.6亿美元，制成品净进口40.5亿美元；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以制成品换初级产品的格局逐渐定型，2012年，初级产品净进口5344亿美元，制成品净出口7647亿美元。
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活动日益频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发挥了资源、劳动力等要素优势和巨大的潜在市场优势，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热土，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外商直接投资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重要力量。1979-2012年，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12761亿美元，1984-2012年以年均18.0%的高速度增长。我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世界排名也上升至第二位。近些年来，随着我国企业实力的提升，“走出去”的步伐开始加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由2007年的265亿美元快速提高到2012年的878亿美元，2012年末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5319亿美元。
改革开放以来的35年，是我国历史上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35年，是城乡居民生活实现由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并向全面小康迈进的35年，也是社会保障事业从低层次到制度建立再到全面推进的35年。
就业规模持续扩大。党中央、国务院始终把就业问题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进入转型发展的新阶段后，根据人口结构和就业形势发生的深刻变化，实施了就业优先的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缓解了就业矛盾。1978-2012年，我国就业人员从40152万人增加到76704万人，年均增加1075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长期保持基本稳定。与此同时，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有序转移。2012年，我国农民工数量达到2.6亿人。
城乡居民收入显着提高。35年来，党中央、国务院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效率和公平兼顾，确保了城乡居民收入和财富的快速增长。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比1978年增长71倍，年均增长13.4%，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7.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917元，增长58倍，年均增长12.8%，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7.5%。城乡居民拥有的财富显着增加。2012年末，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39.96万亿元，比1978年末增长1896倍，年均增长24.9%。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规模不断扩大。城镇居民拥有的财产性收入从无到有，2012年占人均全部年收入比重上升到2.6%。
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极大改善。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现金消费支出16674元，比1978年增长52.6倍，年均名义增长12.4%；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5908元，增长49.9倍，年均名义增长12.3%。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明显优化。2012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6.2%，比1978年下降21.3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9.3%，下降28.4个百分点。居住条件极大改善。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积32.9平方米，比1978年增加26.2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37.1平方米，增加29.0平方米。消费领域不断拓展，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彩电、电冰箱、空调、电话等耐用消费品逐步普及，汽车、电脑等高档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大幅提高。2012年末，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移动电话、计算机和家用汽车拥有量分别为212.6部、87.0台和21.5辆，分别比2000年末增加193.1部、77.3台和21.0辆。
社会保障事业全面推进。35年来，我国社会保障事业经历了一个从低层次到制度建立完善再到全面推进的演变过程。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按照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为重点，积极推进社会保障事业建设，截至目前已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2012年末，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30426.8万人，比1989年末增加24716.5万人；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人数分别为19861.3万人和15224.7万人，分别比1994年增加19486.7万人和7256.9万人；参加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人数48369.5万人；2566个县（市、区）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98.3%；2143.5万城市居民和5344.5万农村居民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
扶贫工作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从1978年到2012年，我国先后采用过不同的农村贫困标准。根据1978年标准，1978年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约2.5亿人，约占全部人口的四分之一，2007年下降为1479万人，平均每年脱贫811万人。按照2008年标准，2007年农村贫困人口为4320万人，2010年下降为2688万人，平均每年脱贫544万人。按照2010年制定的新扶贫标准，2010年农村贫困人口为16567万人，2012年为9899万人，不足全部人口的10%，平均每年脱贫3334万人。
改革开放以来的35年，是我国科教文卫等各项社会事业取得长足进展的35年，是社会和谐稳定得到巩固和发展的35年，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性不断增强的35年。
投入力度，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取得了一系列成绩。教育普及程度明显提高，城乡免费九年义务教育全面实现。国民受教育程度大幅提升。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82年的5.2年提高到2012年的8.9年。2012年，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招生人数689万人，比1978年增长16.1倍；在校生2391万人，增长26.9倍；毕业生625万人，增长36.9倍，较好地满足了经济社会发展对各类人才的需求。
科技事业成果丰硕。30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始终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加大科技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科技创新评价标准、激励机制和转化机制，我国科技事业取得丰硕的成果。2012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达到10298亿元，比1995年增长28.5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98%，上升1.4个百分点；发明专利申请授权21.71万件，增长63倍。一批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建成了正负电子对撞机等重大科学工程，秦山、大亚湾核电站并网发电成功，银河系列巨型计算机不断升级并全部研制成功。近年来，我国在载人航天、载人深潜、基因工程、高性能计算机、新材料、量子信息、3D打印等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为成功转型为创新型国家奠定良好基础。
总之，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走过了35年极不平凡的光辉历程，35年改革成果丰硕，35年开放成就非凡。这一笔笔鲜活的统计数据正是最好的见证。当然，中国的改革开放并非一路坦途，35年来，我们也曾经受考验，艰辛探索。在每一次危机的挑战前，在每一次风险的历练下，党中央、国务院始终以改革开放为强大动力，接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史诗。
资料来源——人民网：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106/c1001-2344406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