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什么是经济新常态
全球经济危机的大爆发宣告了世界经济步入“大调整”与“大过渡”的时期。这种大时代背景与中国阶段性因素的叠加决定了中国经济进入增速阶段性回落的“新常态”时期，并呈现出与周期性调整不一样的新现象和新规律。因此，宏观调控理论、调控模式及其工具也应该做出相应调整
1“新常态”不仅具有坚实的事实基础，还有相应的理论支撑编辑
自2010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指标在本轮调整中呈现出几个新现象：一是随着GDP增速逐步回落，CPI却保持相对稳定，没有出现整体性通缩；二是随着GDP增速跌破8%的水平，就业水平并没有恶化，反而在服务业的不断发展中有所改善；三是很多金融企业的财务指标依然不错，但总体金融风险却在持续上扬。传统的周期理论和发展理论都不能很好解释这三大现象，但潜在经济增长理论与结构理论的新发展却能够充分说明这3个新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回落的主导因素不是传统的总需求不足，而是潜在增速的回落，不是传统的周期性波动，而是结构性的趋势下滑。[1]
2治理“新常态”的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应该转换编辑
鉴于目前中国经济增速回落的主导型因素是结构性的，凯恩斯主义的逆周期调控理论就不能成为宏观调控的核心理论基础，需求导向的强刺激就不能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合理选择。因此，结构性改革政策框架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一方面通过改革来重构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强化总供给、总需求对于价格机制反应的灵敏度，另一方面通过化解深层次结构问题，创造新阶段的增长源。[1]
3宏观经济调控要强调定力，还要强调底线管理编辑
目前中国不仅处于“增长速度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的叠加期，同时也处于房地产周期、全球化周期、存货周期以及固定投资周期的叠加期。这决定了我们依然面临着不少周期性问题。
但是，如何区分结构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却是大难题。在一个实际与潜在增速都存在易变性的时期，最好的办法就是底线管理，即一方面要守住就业的底线和通胀底线，另一方面还要守住风险底线。守住这些底线，在很大程度上就守住了宏观经济潜在水平的大致区间和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所以，宏观调控一方面需要强调在面对趋势性回落过程中保持定力，切忌草率启动强刺激政策，另一方面还要强调“底线管理、区间调控”。[1]
4要不断探索新的宏观调控工具编辑
这主要体现在5个方面：一是将“微调”与“预调”常态化，在“新常态”框架中合意的增长速度是不断变化的，因此需要不断进行探索。二是打破“调控”与“被调控”的两分法，将改革与调整贯彻到底。当前，结构性问题不仅出现在宏观经济运行体系之中，也出现在调控主体之中。因此，传统的改革者与调控者都是被改革与调整的对象。三是重视结构性问题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国际金融危机让我们认识到传统宏观经济政策不能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在中国目前杠杆率过高、金融风险持续攀升的环境中，必须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作为宏观调控的第三只手。四是在区间调控中更注重定向调控，瞄准突出问题确定“靶点”，在精准、及时、适度上下功夫。应该强化“定向宽松”与“定向收紧”相组合的结构政策，如货币政策在保持总量稳健的基础上，对“三农”和小微企业进行定向宽松，对房地产、产能过剩行业进行定向紧缩。五是突破传统分类治理的教条，强化综合治理的导向。在“新常态”中，社会、经济、宏观、微观的运行体系都面临重大调整，都将出现强烈的外部性，因此单一领域的工具难以达到预期目标，全面改革与调整需要各领域的多种工具相互配合进行综合治理。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1]
5新常态下的新机会编辑
我国2013年服务业增加值首次超过了工业增加值。新常态背后有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切换、制度环境改变，机会要比过去大得多。未来十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最少有七个机会。
6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的机会编辑
概说
“十二五”初期，七大新兴产业占经济比重只有5%，计划到2015年占比提高到8%，到“十三五”提到10%。这就意味着从“十二五”到下一个五年计划，新兴产业的增长速度要在20%～22%之间。比如节能环保产业，未来5年内的投资需求超过3万亿元，固废处理投资有望达到7000亿元，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投资超过8000亿元。未来7年内，新能源投资将达到5万亿人民币。[2]
服务业的跨越性发展和机会
过去几年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最值得期待的是服务业。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例，发达国家平均是在70%，全世界平均在60%，我国则不到50%。
我国2013年服务业增加值首次超过了工业增加值，服务业成了中国第一大就业主体，吸纳就业人数超过了制造业。照这个趋势，未来几年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就要达到50%，等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之和。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GDP的贡献超过了资本的贡献，净出口的贡献则是负数。[2]
城镇化的机会
去年四季度，中央开了城镇化会议，提出了新城镇化概念，就是“人的城镇化”。过去农民工到城里打工，本质还是农民，到一定的时候还得回家种自己的自留地，这不叫城镇化。真正的城镇化是现在已经在城里的2.6亿农民工，首先要变成城里人，户籍要改变；其次，他们要和城里人一样享受教育、养老和各种服务，享受城里人享受的一切。
这个巨大的变化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机会。一个农民进城，国家至少要投资10万元，算算2.6亿人相应投资是多少？城镇化是我们未来二三十年经济增长的强有力推动力。[2]
中西部地区崛起的机会
我国实施了一系列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政策，现在看政策已经起到了效果。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这几年，劳动力人口红利的减少，中西部的发展机遇大了，这几年中西部的经济增长速度都是远超过沿海的。中西部和东部刚刚改革开放时的基础完全不一样了，他们已经有了非常好的基础设施，交通运输四通八达，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接受了改革开放。所以，今天中西部的崛起完全不必像东部沿海需要那么长的时间。[2]
中西部崛起还有一个优势，《福布斯》叫“城市经营成本指数”，即在不同的城市办企业，经营成本是不一样的。当然，这个优势不一定永远有，将来还是要靠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来取得优势。
技术变革的机会
在我国，移动互联和大数据不仅给生产经营带来了巨大变化，也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现在我国的手机用量达到了13亿部，是全世界最多的，移动互联用户达到5亿户，也是全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比的。据测算，我国2015年移动支付的交易规模将会超过1.5万亿元，每年增长将近100%。加上云计算、搜索引擎、移动终端、传感器的普及，一个大数据时代扑面而来，会给我们的产业带来一次根本性的变革。[2]
企业“走出去”的机会
我国这几年已经成为净资本输出的国家。“走出去”有很多挑战，制度、法律、贸易封锁、融资难、文化等等，但从主流上看，中国企业“走出去”，现在是一个好时机。
欧美国家现在主动招商引资，特别是美国。美国认为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不允许再发生，因此又开始再工业化过程。另外，欧洲国家也积极欢迎中国企业到他们那里投资，有一些国家给予减税，甚至免税优惠。但中国不光要看到欧美市场，还需要到新兴市场去投资。[2]
新兴业态的机会
现在很多新的业态涌现出来，与过去完全不一样。比如，基于互联网技术的中介服务平台。
还有基于产业链、工业链的延伸和细分的业态，包括服务外包、服务配套、配件研发、商贸、物流，也是很好的机遇。基于社交网络趋势，像博客、微博、微信、交友、婚恋，即时通信类，像上哪吃饭、买什么东西等等，太多了。这些都是新的业态，都有非常广阔的想象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