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从法律经济学角度分析我国目前的房屋限购令
（一）“限购令”的制定和出台没有法律依据
首先，政府出台规定“限制购买”没有立法依据；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多为间接调控，比如规定市场准入条件、规范市场秩序等，这其中，价格调控已经是最为直接的手段了，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三十条规定，在法定情形下，政府可以对市场交易价格进行必要的调节或限制。但是，我国现行法律并未规定政府有权限制交易合同的订立。
其次，“限购令”的内容没有法律依据。就其实质而言，“限购令”就是要禁止部分合同的缔结。缔约与履行属于民事基本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的规定，涉及民事基本制度的事项只能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制定法律加以调整，而国务院及各地方政府的规范性文件均无权涉及这些内容。
（二）“限购令”的制定不符合程序规定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对于涉及行政相对人重大权利义务的事项，在规范性文件出台之前应该通过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形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确保行政决定的科学性、民主性和合理性。而“限购令”仓促出台，并没有广泛征求社会公众的意见，更缺少严格的行政听证程序的支持。特别是在我国“抽象行政行为不可诉”的条件下，“限购令”无法接受行政相对方的质疑和司法机关的制衡，无法保障相对方的合法权益。
（三）“限购令”实施的法律效果和经济效果不佳
“限购令”中缺乏适用于已经成立而尚未履行终结的交易合同的具体处理条款，这说明政府在制定相关规定时没有充分地评估“限购令”实施对于既有交易活动的冲击和影响。因此，“限购令”导致了三类纠纷的发生：第一类是房屋所有权人(买房者) 和购房者之间的合同纠纷；第二类是相对人和房屋登记机关的房屋登记纠纷；第三类是以分家析产为主要争议的婚姻家庭纠纷。这些纠纷的持续出现，不仅会增加司法实务部门的压力，而且还将影响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发展。
另外，“限购令”具有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房价持续高涨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消费者，而在于土地财政和开发商。但目前的调控措施几乎都将矛头指向购房者，而很少涉及土地和开发商。延续这种调控思维，限购令必将面临无疾而终的结果。理由很简单，楼市的刚性需求可以被压制，但不可能被消灭。如果不着力从根本上解决制度问题，一旦“限购令”终止，市场只能报复性反弹。这是以前历次楼市调控留下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