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经济特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和影响是什么
作为我们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特区的诞生不仅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而且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场”和对外开放的“窗口”的历史重任。为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经济特区是实行特殊经济政策的区域,没有“特”,就无所谓叫经济特区。这是因为,特区政策不等同于“地区倾斜”政策。从本质而言,特区政策是党和国家为了探索未来改革开放和发展道路而采取的一种带有全局意义的“特殊国策”。特区还要“特”,要“通过增创和充分发挥特区的新优势来发展特区的新特色”。这是因为,虽然我国改革开放迈开了大步伐,但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虽然踏上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征程,但毕竟刚刚起步;虽然现代化建设有了很大发展,但仍然任重而道远,这些情况客观上要求特区在更高的起点上和更深的层次上继续进行试验和探索。当然,我们讲的“特”,不只是指特殊政策,而是包括特殊区位、特殊体制、特殊作用等在内的一个完整的理念。今天讲特区的“特”,其要义就在于增创新优势,发展新特色。从深圳特区的情况看就是要增创体制创新、扩大开放、产业升级、城市功能和依法治市等新优势,努力形成和发展经济特区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如何保证特区“特”下去,并发挥更大作用?笔者认为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探讨:一、经济特区需要新的政策定位就是说在国家改革开放总政策中,特区标定的政策“基准”安放在什么位置上,位置准确,目标才能明确,作用才能发挥。尽管特区是改革开放的“窗口”、“试验场”、“排头兵”这个“位”早已定,但在政策上却有待进一步的明确,比如要明确特区现有的基本政策有哪些,把赋予特区的政策规范下来,不要搞一刀切,更不能朝令夕改。为什么在政策问题上总是有些磕磕碰碰,甚至有些回收,这与没有明确的政策定位相关。目前特区的发展正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随着全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中央给予特区的减税让利政策已逐步调整,特区与内地的政策位差相对减少;随着特区体制变革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特区已面临着与国际市场接轨运作、全面介入国际分工和竞争以及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等新问题,有必要从全新的角度、更高的层次制订出新的特区政策;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对特区是个挑战,但绝不是特区的句号。从国际经验看,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因为加入世贸组织而取消特区政策、撤销其经济特区的。相反,有许多世贸组织的成员国和地区设立了经济特区并实行特殊政策。在世界贸易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下,我国经济特区作为一种更高程度开放的模式,在引导中国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在世贸规则的框架下全面参与国际竞争中,将起重要的沟通、桥梁和示范作用。首先,从开放层次看,经济特区处于全国对外开放的最高层次,并比较集中全面地反映了我国对外开放政策与成果,这是其他城市及经济技术开发区所不能代替的;其次,从政策普惠面看,特区仍然保持着基本政策不变,某些政策也不是百分之百已在内地普惠,特区与内地在政策上仍存在着“时间差”和“势能差”;再者,从政策形成和制定过程看,任何一项改革的政策都要经过典型试验,总结提高逐步推广,这是国家制定政策的一条重要原则。特区是试验场,无疑更负有重要的特殊使命,由特区率先试验,要较之其他地方“风险小”、“品位高”、“份量重”:最后,从政策效应看,一个成功的政策,需要有一批成熟的政策策划者和执行者,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其效能。在2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特区能用好政策、出好政策,使政策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和实现宏观调控的有效手段,正是得益于有一批对特区建设实践有深刻感受,对特区政策有深刻认识的建设者,不然的话,好经也会被念歪。三、经济特区要立足政策创新经济特区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靠发挥政策的作用,“中央只给政策不给钱”,使特区“杀出一条血路”,创造出“一夜城”的奇迹。创业之初如此,第二次创业亦然。一提到政策,有的同志总是把眼盯盯在上头,伸手向中央要政策,其实.特区的大政策、基本政策中央早就给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央还给特区一些率先试验权与创新权,让特区的自主性和主观能动性充分释放出来。笔者认为,当前,特区面对的障碍主要不是全国全方位开放的政策压力,而是特区人自己的精神状态,说到底是有没有一股敢闯敢试的劲头,有没有构建新的政策支点的勇气。一项新政策的出台,都需要冒很大的风险和付出很大的代价。有付出才有回报,有勇气才经得起挑战。这是特区发展历史向我们昭示的一个哲理。在深圳要向现代化的国际性城市挺进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地区的关键阶段,显然要求特区要有新的政策思路,要有政策创新的胆略。一是要继续发扬敢闯精神。敢闯——这是深圳的历史经验,也是历史的抉择。敢闯才能出政策,不敢闯,前怕狼后怕虎,即使中央给再多的政策,也难创辉煌,特别是今后,特区要再往前走,遇到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在这面前,特区人只有继承敢闯敢试这个宝贵的精神财富,最大限度地释放现在政策的效力,才能制定出富有开创性的政策,让政策“支点”支起特区新的辉煌大厦。二是要不断总结经验,出好政策。特区改革开放20多年来,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特区要把这些成功经验,上升为政策。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具体制度和运行方式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它既不能采取过去那种群众运动的方式,也不能试图通过立法的形式简单地变旧体制为新体制,而是要依靠党和国家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改革政策,借助作为对经济实行间接调控的重要手段——政策,去改革旧体制、建立新体制。深圳的政策创新应着眼在政策体系上创新,力求互相配套、互相衔接,形成系统的政策整体;在与国际惯例接轨上创新,实现按国际规则打“篮球”;在开放力度上创新,真正做到“新事新办、特事特办”。三是要处理好政策创新和体制创新的关系。深圳从建立特区开始,就按照中央“跳出现行体制”的要求,走市场取向的路子,形成了新体制。但这个新体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中央这个“跳出”的大政策催生了这个体制。所以说政策创新和体制创新是相辅相成,相彰得益的。有了新政策才有新体制,反之新体制也可以出好的政策。
‘贰’ 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是哪里
深圳经济特区:深圳地处广东南部,珠江口东岸,与香港一水之隔,东临大亚湾和大鹏湾,西濒珠江口和伶仃洋,南隔深圳河与香港相连,北部与东莞、惠州接壤。全市下辖9个行政区和1个新区,总面积1997.47平方公里。
1984年,13岁的马化腾随家人搬迁到深圳,新家旁边的深圳地标——国贸大厦,正以“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拔地而起。
马化腾回忆,第一次来到深圳,“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使他的内心深受震动。“这是当年不太可能听到的大胆想法,就像夜幕中的一道闪电,春天里的一声惊雷。时不我待,深圳从此成为全国的创业热土。”
遵循一脉相承的市场化逻辑,深圳从此作为改革开放的“试管”,率先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重重束缚,开创了多项制度与观念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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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天津滨海新区什么时候成为经济特区的
天津市地处华北平原东北部、海河流域下游、环渤海湾的中心,东临渤海,北依燕山。距首都北京120公里,是中国四个直辖市之一、北方最大的沿海开放城市。
2006年7月,国务院进一步明确天津的城市定位,将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科教发达、设施完善、环境优美的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
滨海新区位于天津东部沿海,包括塘沽区、汉沽区、大港区三个行政区和开发区、保税区、天津港以及东丽区、津南区的部分区域,规划面积2270平方公里,海岸线153公里,截至2008年底,滨海新区常住人口达到202.88万人。
这里拥有世界吞吐量第六的天津港,通达全球400多个港湾,服务华北、西北、东北12个省区市;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连接国内外30多个世界名城;
四通八达的立体交通和信息通讯网络,在第一时间与世界相连。
这里聚集了国家级开发区、保税区、高新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和中国面积最大、开放度最高的保税港区,是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丰富的石油、天然气、海盐和1214平方公里可供开发的土地,滨海新区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吸引着世界的目光。
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国务院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出发,作出了加快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十六届六中全会、十七大和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都对加快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提出了殷切的期望和要求。国务院2006年20号文件对滨海新区开放开放作出了全面部署。
坚持改革开放带动、科技创新引领、高端产业支撑、服务能力提升、发展环境保障,滨海新区将努力成为继深圳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之后服务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成为科学发展的排头兵。
这是一片充满希望的新区。项目集中园区,产业集群发展,资源集约利用,功能集成建设。
沿京津塘高速公路和海河下游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轴,沿海岸线建设海洋经济发展带,在轴和带的T型结构中,建设塘沽、汉沽、大港三个生态城区和八个产业功能区。
先进制造业产业区、滨海高新区、临空产业区、滨海化工区、临港产业区,重点发展电子信息、航空航天、石油化工、装备制造和高新技术产业,着力打造特色突出的现代制造业集群和我国自主创新的领航区。
中心商务区、海港物流区、滨海旅游区,以金融、物流、商贸、旅游等现代服务业为重点,汇聚更多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着力构筑发展的新优势。
中新天津生态城,是继苏州工业园之后,中国、新加坡两国政府又一个重大合作项目,将创造21世纪人类居住的新模式。
这是一方改革开放的热土。不断优化的投资环境和完备的配套设施,造就了投资的良好条件;一流的政府服务和完善的法制环境,成为各国投资者创业的理想之地;高效率、低成本为各国企业提供了通往成功的捷径;科技、金融、体制等10个方面的配套改革为企业插上了起飞的的翅膀。
摩托罗拉、丰田汽车、三星电子、空中客车等120多家世界500强企业在此汇聚,15000多家外资企业生根。
花旗、渣打、汇丰、瑞穗等一批外资银行纷至沓来,租赁公司、私募基金、产业基金竞相进入,滨海新区成为跨国公司的竞技场。
这是一个激情创新的舞台。环抱滨海新区的北京、天津科技圈是中国知识最富集的区域,所拥有的科技人员,占全国的四分之一。
国家生物医药国际创新园、民航科技产业化基地、工业生物技术研发中心等12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人工细胞、电动汽车、微纳技术等20个省部级工程中心,冶金、化工、医药等10个行业技术研发中心,50多个重大自主创新项目,正在建设之中。30多家国际工程中心、150多家中外企业技术研发中心已建成运营。
每年有数百家高成长型企业脱颖而出,三千多项专利在这里诞生。空客A320大飞机、新一代运载火箭、百万吨乙烯、300万吨造船等引擎项目构筑起高端化、高质化、高新化的产业结构。滨海新区将成为先进技术的承接地和扩散地、高新技术的原创地和产业化基地。
这是一座和谐生态的魅力之城。600多平方公里湿地,150多平方公里的水库,构建了独特的基础条件。
一片片人工森林,一块块绿地草坪,一条条绿色长廊,五条婉延的河流,绘制了滨海新区优美的生态韵律。
百鸟迁徙,群鸥飞翔,织就了滨海新区人与自然和谐的动感画卷。
足球场、图书馆、博物馆等大型文体设施相继建设,社区文化中心、体育健身场所、医疗保健网络遍及城乡,中小学校、职业教育、高等院校科学布局。
世界各地的美食佳肴,一流的购物环境,安全的生活保障,吸引着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人们聚集在这里,尽享舒适与惬意。
节能减排、清洁生产、循环经济,实现了可持续发展。
站在高起点,抢占制高点,达到高水平。滨海新区这个中国最有潜力、最具活力、最富魅力的现代化经济新区,将依托京津冀、服务环渤海、辐射“三北”、面向东北亚,努力建设成为我国北方对外开放的门户、高水平的现代制造业和研发转化基地、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逐步成为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环境优美的宜居生态型新城区!
‘伍’ 深圳特区40年|初代打工妹郑艳萍:幸运搭乘改革开放的高速列车
1979年7月,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声春雷在蛇口炸响。随着填海建港的机械轰鸣,改革的“试管”蛇口工业区,在这片起初只有2.1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诞生;次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自此春天的气息,从南海边画就的这个“小圆圈”里飘散开来。
码头现、高楼起、百业兴,众多经济腾飞的奇迹从深圳开始,曾经的小渔村已蜕变成了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
40年回眸,深圳通过蛇口迈出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步,时任蛇口工业区党委书记的袁庚在蛇口率先推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以工程招标的方式管理工程、职工住宅商品化、全国招聘人才,以及实行全员合同制等一系列开创性举措,蛇口成为了深圳乃至全国经济 社会 体制变革的先锋。
郑艳萍是深圳蛇口工业区的初代职工,在深圳生活了近40年,是变革的亲历者也是获益者,这座城市点点滴滴的发展与成就,都保留在她的记忆中。
“当时的深圳是一张白纸,我预感会有更多的机会”
1982年2月,从韶关市第一中学毕业的郑艳萍,通过韶关劳动局参加了香港凯达实业有限公司在蛇口工业区兴办的凯达玩具厂招聘,当时的她一心想走出家乡,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凯达玩具厂是当时最早入驻深圳的外资企业之一。应聘顺利完成后,郑艳萍与80多名年纪相仿的同乡女孩一起来到蛇口,成为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女工。
“当时的深圳是一张白纸,我预感会有更多的机会。”回忆起初来深圳时的情形,郑艳萍如是说,同时吸引她来还有另一个颇为浪漫的原因,“听说这里有海,我一直觉得海很漂亮,有一首70年代的歌叫做《假日的海滩》,那首歌我还会唱,我就想来看一看。”
初到蛇口,郑艳萍看到的是满眼荒凉,正在建设中的工业开发区尘土飞扬,时不时还能听到炸山填海的炮声,附近只有供销社可以买些简单的生活用品,如果想要更多选择,需要骑自行车穿过荔枝林才能买到,“我们来了一个月左右就开始想家,有时会躲在被窝哭鼻子”,但好在年轻人总有办法苦中作乐,三八妇女节那天,她和其他姐妹在宿舍办起小聚会,大家穿上各自最好看的衣服,把零食凑一凑,一起唱当时流行的《甜蜜蜜》。
在工厂制作玩偶的生产流水线上,郑艳萍负责为玩偶缝制衣裳,月收入在当时来说颇丰,固定工资80元,额外多产的部分还能获得相应的超产奖金,此外还有加班费、全勤奖。最多的时候,仅加班费就超过了1000港币,这在当时国内其他地方是难以想象的,郑艳萍也由此参与了我国最早的工资制度改革“结构工资制”。
那时候,郑艳萍会有意识地将工资攒起来,年底用职工配额去买从香港进来的冰箱、彩电、洗衣机带回家,“当时周围的人都很羡慕我们家有一个在深圳打工的,可以买到海外来的‘咸水货’。”在物质消费还不甚发达的当时,她已经能从蛇口工业区的职工小卖部里买到许多“稀罕货”,有香港公仔面、午餐肉罐头、力士香皂、黑人牙刷……
不仅如此,蛇口管理委员会也是由全体职工投票选举出来的,蛇口的职工还可以分期购买工业区内的福利住房。早期蛇口所有职工婚后都可以按照入区时间等条件评分,享受对应的购房福利待遇。1990年郑艳萍购买了一套67平米的二手房,价格2.2万,自己凑齐首期8000元,剩余每月还贷480多元。
郑艳萍还记得当时国家部长级领导来工厂看望职工,与大家一起排队打饭,唱歌朗诵诗篇,以及对于职工要求的福利待遇给予批示的情景。“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叫‘蛇口情节’,说的就是早期来蛇口的那群人在一起的那份感情。”
“女工出身,我知道更应该关注哪些女性权益”
随着工厂订单量逐渐增多,工人的工作量也直线上升,超时加班越来越频繁,与此同时,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还未完善,职工权益保障方面存在一定问题,这种情况在当时园区的其他企业中也有发生,蛇口工会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在凯达玩具厂工作两年后,郑艳萍被调任蛇口工会,先后于女工部、法律部工作。谈起组建与发展工会的过程,她说:“在计划经济时代过渡到市场经济状态的过程当中,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雇佣劳资双方的问题,最理想的当然是双赢,但是一开始摸着石头过河,定位跟定调很重要,不能只看重雇佣方,更不能践踏职工的权益,任何一方都不能不守规矩。”
“女工出身,我知道更应该关注哪些女性权益。”有一次,郑艳萍接到关于一家食品厂的投诉,该厂女职工被车间玻璃门划伤了手臂,但工厂未对其作出工伤认定,并将矛头转向女职工与主管的争吵,认为是女职工因受负面情绪影响用力推玻璃门而致使受伤,要求其赔偿。了解到初步情况后,郑艳萍前往工厂实地调查,在此过程中,她发现那扇玻璃门原本就存在破损,只是用胶水粘着并未消除潜在隐患,基于此,郑艳萍坚决地支持受伤女工去报工伤:“工伤的界定只说工伤发生的时间段和地点段,并没有说因为吵架或者其他原因就不算了,不能受了皮肉之苦还蒙受经济损失。”
在郑艳萍看来,蛇口工会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工会的一面旗帜,它不仅率先制定出招募员工不得带有歧视条件的准则,尤其针对女性职工,不得要求其结婚怀孕便主动离职,并且要求企业与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必须在工会备案。当时蛇口工业区内的四五百家企业都在工会的职权范围内。
职权范围变大了,郑艳萍开始更加有意识地为自己扩充知识储备,并萌生了想考大学的念头,“我蛮喜欢写写东西的,一开始不太知道要考什么,我就考了中文系。”随后她将自己的业余时间全部投入学习中,并顺利成为深圳大学中文系的一员。差不多同一时期,一个名叫安子的打工妹也考了进来,其创作的打工纪实小说《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于1991年开始在《深圳特区报》连载。可以说,深圳八九十年代,有热火朝天的建设,也有文学的诗情画意。庞大的打工群体中诞生了日后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深圳“打工文学”。
“光会写、会说还不够,我还必须要有方法,要懂法。”工作中需要应对的各类复杂劳务纠纷,又让郑艳萍发现,法律或许是更为急需的知识。于是,在中文系学习了一年后,她又转到了法律系,随后还考取了中国政法大学的在职研究生。
在蛇口工会的岗位上,郑艳萍一直干到了退休,期间也感受着这座城市日益完善的劳工权益保障。她认为,深圳这些年在维护职工权益方面也越来越注重专业化,以蛇口工会为例,工会每年会进行招标,与律师事务所合作,协助职工解决纠纷,“职工只要出现问题就可以过来,工会掏钱请专业律师来打官司”,由此形成了一种 社会 性购买服务。
“意外搭乘了改革开放的高速列车,我真幸运”
退休后的郑艳萍,生活丰富,和90后发烧友一起跑步健身,学习炒股,考取心理学三级、二级证书,还体验了一把做生意的乐趣。
在蛇口工会担任女工部部长期间,性格开朗的郑艳萍时常组织妇女干部们开展业余活动,或是去世界之窗玩,或是结伴逛街,一来二去与当时一家经常光顾的服装店老板熟络了起来。如今这位服装店老板已拓展起线上销售的业务,并邀请她一起加盟,郑艳萍于是爽快地答应了下来,“我的性格就是决定要做的事就要做好一点,今年2月19号是我来的深圳38周年,我想送我自己一个礼物,就是做成一个VIP的店主。”为了拓宽客源,郑艳萍主动认识了很多年轻人,有些还成为了朋友。她喜欢在家里常摆一束黄玫瑰,空闲的时候,买颗鲜木瓜、一盏甜品请朋友来家里小聚。
回顾在深圳近40年的生活,郑艳萍感恩自己的幸运。“在深圳,特别是在蛇口,我最大的财富是收获了满满的人生体验。”她记得曾经参加过的深圳市第一届交谊舞比赛、蛇口十大歌手比赛、演讲比赛等等;记得曾作为群众演员参与滕文骥导演的《锅碗瓢勺交响曲》拍摄的情形,那是一组大雨中的镜头,她被淋得浑身透湿却仍然十分开心;也记得脱掉3寸高跟鞋、换上运动鞋与驴友的每一次徒步旅行,最佳战绩是在惠州完成了10小时内60公里的徒步挑战,并前后挑战了三次。这里开发、包容,永远年轻。“我没有想到自己会搭乘上这辆改革开放的高速列车,在我心目中深圳是最好的家。”郑艳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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