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案例哪里有

㈠ 经济法上的公益诉讼问题的经典案例有哪些

一、北京朝阳法院受理法学博士诉“全国牙防组认证”欺诈案
卫生部作为主管单位成为被告
法学博士李刚认为乐天木糖醇口香糖包装物上使用“全国牙防组认证”标志，构成对消费者的欺诈，一纸诉状将卫生部、乐天(中国)食品有限公司、北京家和物美商业有限公司告上了法庭，记者今天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获悉，法院日前已受理了此案。
刚刚出差回到北京的李刚今天向记者表示，自己还不知道法院已经受理此案。他肯定地说，全国牙防组不是社团，是卫生部设置的行使一定管理职权的临时机构，却直接从事认证和使用认证标志，这是严重违法的，是在误导消费者。
据了解，2005年9月16日，在北京家和物美商业有限公司设立的物美大卖场家和店，李刚购买了由乐天(中国)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乐天木糖醇无糖口香糖，其随后发现该产品外包装上使用的“全国牙防组”的认证标志已过有效期。李刚认为全国牙防组不具有口腔保健品认证的资质，其对乐天木糖醇口香糖进行认证应属非法行为，而北京家和物美商业有限公司作为销售者亦未能履行验收义务，对该产品的流通负有一定责任。
李刚认为，全国牙防组、乐天食品有限公司、北京家和物美商业有限公司的行为共同侵犯了其作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要求法院确认乐天木糖醇口香糖包装上使用的“全国牙防组认证”标志构成对消费者的欺诈；判令乐天(中国)食品有限公司和全国牙防组停止虚假宣传，在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消除乐天木糖醇口香糖包装物上的认证标志；北京家和物美商业有限公司停止销售使用非法认证标志的乐天木糖醇口香糖并赔偿原告17.8元购物款。
然而，这一看似简单的民事诉讼却一波三折。
李刚说，第一次是到北京朝阳法院申请立案，由于考虑到牙防组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李刚以其上级主管单位卫生部为被告，朝阳法院拒绝收取诉讼材料，理由是卫生部不能做民事案件的被告。转而告到北京西城法院，李刚将卫生部替换成全国牙防组，于去年9月28日得以立案。到了11月2日，李刚接到法院传票，通知11月8日到法院，结果法院宣布驳回其对全国牙防组起诉的裁定，理由是全国牙防组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不能独立承担民事权利和义务，其依据是卫生部出具的一纸证明。法院还一并告知，余案(乐天和物美两被告)移送朝阳法院审理。
而朝阳法院后来为何受理以卫生部为被告的诉讼呢？对此，朝阳法院有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接到西城法院移转案卷后，原告李刚提出了追加当事人申请，请求将全国牙防组的上级主管单位卫生部追加为此案的共同被告，这在法律范围内是被允许的。
对于卫生部是否可以承担民事责任，有法学专家表示，我国宪法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由此在宪法上确定了国家赔偿的原则。同时，民法通则也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为公民、法人行使对国家的求偿权提供了更加直截了当的法律依据。

二、郝劲松诉北京铁路局用餐不开发票案
2006年12月1日下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下称“一中院”)对郝劲松状告铁道部春运涨价程序违法一案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郝劲松的全部诉讼请求。
郝劲松，34岁，山西人，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在读研究生。从2004年5月开始至今，他打了9场公益诉讼官司—因地铁收费厕所不开发票告北京地铁运营公司、因退票时被收取2元退票费无正式发票告北京铁路局、因在火车上用餐索要发票未果告北京铁路局……
这一系列诉讼使郝劲松成为某些人口中的“刁民”，也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人物，但诉讼本身，却几乎是“屡战屡败”。“我在两年里打了9场官司，只赢了2场。”郝劲松对《中国经济周刊》说。而据中国社科院助理研究员黄金荣对2000年以来媒体广泛报道过的42起公益诉讼进行的分析，取得全部或部分胜诉的案件只占17.5%。
“执着的原告、热闹的媒体，稳如泰山的被告，无动于衷的法院。”一位法学专家如此描述公益诉讼目前尴尬的处境。但郝劲松认为，“即使败诉也是好事，败诉能提升问题的高度，能促使相关部门工作的改进。”
与郝劲松类似，在公益诉讼官司中胜少负多的一些法律工作者，依然对公益诉讼“痴心不改”。
再遭败诉
10月11日，一中院法庭上，郝劲松诉称，2006年1月21日其购买当日从北京南站驶往石景山南的7095次列车车票一张，发现票价由以前的1.5元上涨到2元，涨幅高达33%。他后来得知，票价上涨是依据铁道部发布的《关于2006年春运部分旅客列车实行政府指导价有关事项的通知》(下称“《春运通知》”)。他认为，根据我国法律，铁道部在调整列车票价时做出的上述《春运通知》应当报国务院批准，同时应当向国务院有关部门申请召开价格听证会。而铁道部并没有按照这些规定办理，属于程序上违法，况且7095次列车票价涨幅超过了铁道部规定的20%。
据此，郝劲松将铁道部和第三方北京铁路局一并告上法庭，请求法院确认两被告的涨价行为违法，并判令铁道部赔偿其经济损失0.5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春运通知》是依据国务院批准的《国家计委关于公布部分旅客列车票价实行政府指导价执行方案的通知》(下称“《方案》”)所作的，并不具有价格制定的性质，仅是对《方案》的进一步明确，因此《春运通知》不需要履行批准及听证程序。由于《春运通知》尚未被确认违法，因此郝劲松要求铁道部赔偿人民币0.5元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12月1日下午，一中院驳回了郝劲松的全部诉讼请求。
“败诉我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没想到判得这么快。”郝劲松说，“继续上诉胜诉的可能性不大，但我还是要按照程序继续走下去。”他透露，在正式上诉前会邀请相关专家开一个研讨会，听取一下专家对此案的意见。
胜诉难
中国社科院助理研究员黄金荣曾对2000年以来媒体广泛报道过的42起公益诉讼案进行分析，发现已有证据表明取得全部或部分胜诉的案件只占17.5%。总体而言，目前的公益诉讼胜诉比例还是比较低的。
郝劲松认为，法院在审判公益诉讼案时，或受利益集团的影响，或将公益诉讼狭义化理解，是公益诉讼胜诉率不高的一个原因。
“2004年12月，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对我状告北京地铁运营公司收费厕所不开发票案进行了宣判，我胜诉，地铁公司最终向我出具两张5角共1元发票。但是，此后我提起几乎是同样的诉讼，即因乘坐T109次列车用餐后没有得到发票起诉北京铁路局，北京铁路运输法院却判我败诉。”郝劲松举例说。
此外，地铁公司虽然向郝劲松开具了发票，但是其他人来上厕所，地铁公司照样可以不开发票。也就是说，公益诉讼失去了其可复制性—一个人胜诉，这个判决对其他所有人都具有约束力。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我国没有判例制度。”黄金荣认为，法院的判决仅对本案中的当事人有效，法官完全可以对相似的案件作出完全相反的裁定，让公益诉讼的处境十分尴尬。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青少年权益委员会主任佟丽华则认为，目前中国的社会观念不利于公益诉讼的发展。许多法院面对原告人数众多的公益诉讼或原告简单的公益诉讼，出于对被告权势、声誉等因素的考虑，往往消极对待。
立案更难
与郝劲松一样在公益诉讼中“屡败屡战”的还有很多人，其中包括被媒体称为“中国公益诉讼第一人”的福建省龙岩市法律工作者丘建东。
自1996年状告龙岩市邮电局不按夜间长途电话减半收费规定而全价收费以来，丘建东10年中提起了22起公益诉讼，其中胜诉或促使垄断企业改正不合理制度的有4件。
“这些胜诉案件都是因为相关企业明显违反国务院或部委的明文规定。”丘建东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更多的案件要么以原告与案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为由不予立案或驳回起诉，要么以垄断企业的收费有行政部门出台的文件、政策作依据，属于抽象行政行为不可诉为由驳回起诉。”。
立案难，正是目前公益诉讼面临的最大障碍。大部分消费者权利保护方面的公益诉讼及环境保护方面的公益诉讼，难以进入诉讼程序。

比如2003年8月，浙江省浦江县杭坪镇程家村农民陈法庆，发现浙江省政府划定的一级生活饮用水源保护区遭遇污染，向有关部门反映未果后，于同年12月将浙江省政府和省环保局告上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但法院没有受理他的诉讼；之后，陈法庆上诉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然被法院驳回。
虽败犹荣
“输是输了，但我不郁闷。”郝劲松说，“我觉得打这些官司本身，就已经达到了我的目的。比如我告铁路的案子出来之后，虽然在铁路运输法院败诉了，但是政法大学的一个老师发表文章要求撤销铁路运输法院。通过一个败诉的案件，能提到法院的改制上，这是我当时没有预计到的。”
中消协法律顾问邱宝昌律师也认为，尽管公益诉讼屡遭败诉，但虽败犹荣。“败诉的案件也能对我国法制的健全和完善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因为这恰恰反映出某些法律法规的滞后与不合理。”
比如2001年4月，律师乔占祥以铁道部关于春运涨价的《通知》未经国务院批准、未组织听证，侵害了其合法权益为由向北京一中院提起行政诉讼，将铁道部告上法庭，并将北京铁路局、上海铁路局、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列为第三人。该案一审、二审均败诉。但是2002年以后，铁路价格变动都进行了听证。
“公益诉讼的效果要从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社会影响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评价。”黄金荣研究员认为。
对公益诉讼充满信心的学者还有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公益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公益法中心研究员徐卉，“公益诉讼是一种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的博弈，败诉是意料之中的。但公益诉讼的意义在于不断地代表弱势群体发出声音，引起社会强势群体重视，然后促使制度将社会资源更多地向这些弱势群体倾斜。因此公益诉讼是一个很长的动员和教育过程，不能指望打一场官司就能改变。”
幸运的是，郝劲松、丘建东们都对公益诉讼“痴心依旧”。
“打了10年官司，有两件事让我觉得进步十分巨大。第一，上杭县人民政府因我在公益诉讼方面的工作，奖励了我800元人民币，这标志着政府对公益诉讼的态度正在转变；第二，公益诉讼制度已写入正在修改中的《民事诉讼法》，这使将来公益诉讼有了更有力的法律支持。”丘建东满怀希望地说。
名词解释
公益诉讼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和相关的社会团体、组织、公民个人，根据法律，对违反法律，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寻求司法救济。公益诉讼的目的未必是出于原告自身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判决的效力也不仅局限于诉讼当事人，对案外所有具有原告资格的人都有约束力。

三、郝劲松诉北京地铁公司如厕收费案
因北京市地铁复八线车站设置收费厕所收费一事提起公益诉讼案，经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日前终审判决，驳回上诉人、原告郝劲松要求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退还五角钱如厕费等诉讼请求。
据介绍，郝劲松2004年12月在地铁天安门东站使用厕所时，支付了如厕费五角钱。后郝劲松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对地铁复八线天安门东站未设固定免费厕所而使其不得不上收费厕所作出书面解释，判令地铁公司退还如厕费五角钱。西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05年12月作出一审判决，驳回郝劲松的诉讼请求。
郝劲松对一审判决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郝劲松上诉认为，地铁公司在五方面违背了《民法通则》的公平原则：一是复八线设计存在缺陷，未设固定免费厕所；二是为弥补设计缺陷，配置了移动厕所却要收费；三是“同样是3元车票，环线乘客免费使用厕所，而复八线乘客却要另付五毛钱，这违背了民法中的公平原则”；四是复八线为地铁职工设置了固定厕所，却不许乘客使用；五是地铁公司拿纳税人的钱出资兴建厕所再向纳税人收取如厕费，违背了公平原则。
另外，郝劲松强调，地铁显然属于原国家计委(2001)398号文件规定的公共客运场所，公共厕所理应免费开放。
地铁公司表示，由于复八线9座车站均没有建设公共卫生间，为解决车站乘客如厕难的实际问题，公司在车站非付费区域设置了9套18座移动式免冲卫生间，费用属于企业投资自建。考虑到购置成本及使用期间的维修、材料等项费用，公司规定收取如厕费五角钱。
二审法院北京市一中院认为，地铁复八线在设计施工时未设置固定公共卫生间，地铁公司在接管运营后，为方便乘客，自筹资金在各运营站台设置免冲环保投币式移动卫生间，并根据消耗成本确定收费数额并取得收费许可，地铁运营公司的行为未违背法律规定。原国家计委发布的计办价格(2001)398号文件的适用范围不涵盖地铁运营，地铁卫生间的设置也不属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京政管字(2002)32号文件所指的政府出资所建公共厕所。
法院认为，郝劲松主张地铁公司违背公平原则，此主张是针对地铁复八线公共服务设施设计上存在的缺陷，而公共场所的服务设施是否存在缺陷的问题，涉及设施设计的合理性、可行性等多种因素的问题，不应也不可能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予以调整和解决。
法院还认为，郝劲松表示自己以纳税人的身份对税款使用不当的问题进行监督，这不属于民事诉讼调整的范围。郝劲松要求地铁公司对复八线不设置固定卫生间进行书面解释，这要求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郝劲松律师说：“我喜欢败诉。我相信只有悲剧才能憾动人心，才能长萦世间。在当前进行的公益诉讼，只有败诉了，人民百姓才会真正地认清各色人等的真面目，才会用心去思考他们所处的真正环境，才不会受人欺骗而生活在幻想之中，才会自觉地站起来，如此，有利于推动社会改革，促进社会进步----我呼吁，我尊敬而勇敢的法官，来吧，将所有的公益诉讼都判它败诉吧！我曾对一些记者讲过，在一块腐败的司法土壤里，种上了不诚信的市场种子，我怎敢期望它能生长出公平正义的植物，所以，在当前，公益诉讼的败诉是理所当然的，胜诉倒是例外。”
四、李方平等诉北京地铁无障碍设施案
李方平等律师曾告地铁公司无障碍设施，去年要求地铁铺设无障碍设施。判的结果一方面北京市残联的副主席去了，全程支持他们这起诉讼。结果虽然判他们是败诉，可是发了四个信函给市政府和地铁公司，要他们做更多的投入改善北京地铁的无障碍设施，也算是虽败尤荣。这一起2007年残联还把它作为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因为也是中国第一起无障碍诉讼。
李方平律师认为：“公益诉讼会给这些侵权的单位造成法律和道义上的压力，他们一方面会修正自己的行为。再一方面最大的作用是会警示其它的单位，觉得这样做会有这么大的负面报道，那么我做的时候要慎重地评估，甚至尽可能地避免。当然再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升到立法的层面，比如全国人大、政协甚至劳动部、教育部等相关的一些部门，对这些歧视也逐渐地高度重视，一些部门规章、国务院的条例甚至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当中，我们都看到整个法律是在逐渐地改善过程中。”

㈡ 经济法的案例分析

第一章 经济法律制度

一、法人制度 【案例介绍】
判断下列组织或个人，是否具备法人资格，并说明理由。
（1）某乡镇企业的销售科。 （2）在兰州东部批发市场从事服装经营的某个体工商户。
（3）经过上级有关部门批准，而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已营业的某贸易公司。
（4）甲和乙合伙开办的牛肉面餐馆(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
（5）某财经学院为召开校庆20周年大会，经学校授权的校庆筹备委员会。 （6）兰州某厂的车间。
（7）甲、乙、丙三人各投资10万元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已取得营业执照的有限责任公司。 （8）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某化工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案例分析】
（1）不具备法人资格。因为不能独立的对外承担民事责任。
（2）不具备法人资格。因为法人必须是组织，而该个体户不是组织，是个体。
（3）不具备法人资格。因为没有依法成立。
（4）不具备法人资格。因为该合伙组织没有健全的组织机构。 （5）不具备法人资格。因为该委员会是一个临时组织，不能独立的对外承担民事责任。
（6）不具备法人资格。因为该车间不能独立的对外承担民事责任。
（7）具备法人资格。因为符合法人的条件。 （8）具备法人资格。因为符合法人的条件。
二、所有权制度 【案例介绍】
王某到公园游玩，不慎将自己的照相机遗失在公园， 管理人员拾到此物后上交给有关部门。王某未在有关部门规定的期限内前去招领处认领自己的相机。到期后此照相机被有关部门依法拍卖。张某在拍卖中购得此物，以后，又将相机转送给李某。一个偶然的机会，王某发现李某所用之相机即为自己在公园中不慎遗失之物，于是，王某要求李某将此相机返还给他。 （1）王某是否有权要求李某返还相机？
（2）试述上述过程中照相机所有权的转移过程？ 【案例分析】
（1）无权。因为李某依法拥有该照相机的所有权。 （2）王某将照相机遗失后未能如期认领，丧失所有权；张某通过竞拍获得所有权；李某受赠获得所有权。
三、债权制度 【案例介绍】
甲、乙、丙三人某晚经过一渔塘，发现有人偷鱼，即呼喊抓“贼”，偷鱼人逃跑，甲、乙、丙上前一看，发现塘边已有偷鱼人偷捕的鲜鱼三大筐，即用人力车将鱼装走，次日早晨上农贸市场出售，共得人民币399.00元。
问：甲、乙、丙的行为构成什么行为？为什么？ 【案例分析】
不当得利。因为甲、乙、丙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获利人民币399.00元，并因此致使鱼塘的所有人遭受损失。
四、代理制度 1．无权代理 【案例介绍】
某炒货厂为拓展业务，聘请该市某果品公司工会干部江某任业务顾问，并支付相应的津贴。1999年10月10日，江某背着果品公司领导，私自以公司的名义，与炒货厂签订一份买卖奶油西瓜子合同，并采用欺骗手段加盖了公司的印章。合同规定：炒货厂生产2万公斤奶油西瓜子供给果品公司，单价每公斤5元，总价款10万元。交货时间为1999年11月底，由炒货厂送货上门。合同签订后，江某又拿着合同到公司下属单位，要求各下属单位按合同接受炒货厂的货。其中有几家综合经营部在接受货物后，还直接向炒货厂付了款。不久，果品公司的领导知道了江某同炒货厂签订买卖瓜子合同的真相后，指令果品公司下属单位拒绝收货。为此双方发生纠纷，炒货厂以对方不履行合同为由，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对方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并赔偿损失。 【案例分析】
1．本案中，江某不是果品公司主要负责人，他以果品公司名义与他人签订合同时，必须被授予代理权。在没有取得代理权的情况下，却代表果品公司与炒货厂签订合同，该行为属无权代理行为。且果品公司事后又不予追认，因此，该买卖合同无效。应按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至于炒货厂的损失，因是江某行为所致，应由江某承担，果品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炒货厂要求果品公司赔偿损失的主张不能成立。
【案例介绍】
某食品公司经理委托采购员牛某到山东采购小枣3000斤。牛某到山东后却采购小枣10000斤。第一批5000斤到货后，公司经理十分生气，在严厉批评了牛某之后，告诉财务付款，并警告牛某下不为例。几天后，第二批5000斤到货，公司经理坚决拒收，而且第一批多收的2000斤也要牛某自己处理。 问：公司经理的做法有法律依据吗？ 【案例分析】
无。尽管采购员牛某采购小枣10000斤的行为构成无权代理，但公司经理告诉财务付款的行为表明其已对这一无权代理行为予以追认，代理行为有效，某食品公司必须对这一代理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
2．越权代理 【案例介绍】
甲公司（被告）是一资金十分雄厚的大公司。经乙公司（原告）请求，被告与原告共同签订了一份联合开发协议。协议规定由被告出资 500万元，原告出资 200万元，并出资价值200万元人民币的土地使用权。签订协议时，双方对该产品的市场效益均看好。协议签订后，原告平整了土地，兴建了厂房。当他们去函催被告将其应出资的500万人民币到位时，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更换了。新上任的公司董事长认为该项目不能进行，理由是：被告与原告合作开发新产品一事没有经过公司股东会同意，按被告的章程规定，凡400万元以上投资应当由股东大会批准，所以，前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原告签订的合同是“越权行为”，不具有法律效力。后原告派人查阅了被告章程，的确有此规定。为此原告想不通，因为它们认为被告是一实力十分雄厚的大公司，区区500万还要股东会批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如果该合同无效，该公司将承担巨大损失。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履行双方签订的合同。 【案例分析】
1．本案争议的解决，涉及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的效力的认定。《合同法》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
2．从本案来看，被告原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属于越权行为。这一行为是否必然导致合同无效，关键是看原告对其行为是否属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公司投资行为是由权力机关决定的法定事项，而不是由公司章程可以自由约定的事项。对于投资行为应当由股东会（股东大会）决定，原告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应当知道。因此，如果本案被告股东大会不追认合同有效，应当认定该合同无效。
3．如果本案不是投资合同纠纷，而是一般的买卖合同纠纷，则应当认定合同有效。因为公司法没有规定买卖合同应当由股东会决定或者董事会决定，即使股东们在公司章程中约定应当由董事会决定，对相对人来，也应该是“不应当知道”，因为相对人没有义务去审查被告的章程。
3．表见代理 【案例介绍】
丁某于1996年至1999年8月期间曾系某服装贸易公司的业务员。1999年8月24日，丁某辞职干个体，经营服装生意。但服装公司未将有关代理权解除的事项告知其客户。该年9月，丁某事先未征得其原工作单位同意，以服装公司名义与服装公司长期的业务关系户香港某公司在深圳订了一份服装买卖合同，货款总额12万元，违约金为货款总额的15%。合同签订后，丁某并未向原单位讲明此事，服装公司对此也一直不知。9月27日，服装公司收到香港公司已将货物运至某市的提货单，但在得知事件真相后既不提货也不付款。香港公司多次与服装公司协商不成，于2000年1
月以违约向法院起诉。 【案例分析】
1．本案中，丁某曾是服装公司的业务员，他辞职后未经原公司的授权，以公司名义签订合同，应属无权代理。 2．作为与服装公司长期的业务关系户香港公司与之订立合同时，不知丁某已经辞职，没有理由怀疑丁某的代理权。从外部现象看，有理由相信其有代理权。且香港公司订立合同时善意无过失。所以，丁某的行为应认定为表见代理，该合同有效成立。
3．服装公司拒不提货又不付款构成违约，应依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但它可以追究丁某的侵权责任，要求其承担因此而造成的损害赔偿。
五、诉讼时效制度 【案例介绍】
1996年12底，甲向朋友乙借款2000元，双方在欠条上签字，欠条上写明甲应于1997年5月31日前归还借款。1997年9月日30 乙为筹备结婚用品，故向甲催要欠款，甲答应10月31日前肯定还。直到12月1日甲未还款， 乙再次向甲催要， 甲仍未给付。 1998年3月1日甲不知去向，1999年8月1日返回，乙闻迅，于1999年8月5日向甲催款。甲拒绝给付，理由是我96年借的款，到目前已超过两年，诉讼时效有效期届满，我不必还款了。
问：甲的理由是否正确？诉讼时效期间是如何计算？ 【案例分析】
不正确。本案中，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为1997年5月31日，甲答应10月31日前还款的行为致使诉讼时效期间中断，诉讼时效从1997年10月31日起算，并在12月1日因乙的再次催要行为而中断。因甲不知去向，导致诉讼时效中止2个月，故诉讼时效有效期届满日应为2000年2月1日。
第二章 公司法
一、出资
【案例介绍】
甲、乙都是国有企业，双方达成共同投资设立国有独资公司的协议，约定：（1）甲出资200万元，其中货币出资100万元，注册商标作价100万元；乙出资200万元，其中专利权作价100万元，劳务50万元，荣誉权作价50万元。（2）公司分别在北京和天津两地设立具有法人资格的分公司，独立进行经营活动。（3）公司设立五年后，双方可以抽回各自出资的二分之一。 问题：该协议有那些违法之处？ 【案例分析】
（1）乙以劳务和荣誉权作为出资违法。其中货币出资至少要达到30%以上。
（2）分公司不能具有法人资格。 （3）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回出资。
二、股份公司的设立 【案例介绍】
江阴市有4家生产经营冶金产品的集体企业，拟设立一股份公司，只发行定向募集的记名股票。总注册资本为900万元，每个企业各承担200万元。在经过该市有关领导同意后，正式开始筹建。4个发起人各认购 200万元，其余100万元向其他企业募集，并规定，只要支付购买股票的资金，就即时交付股票，无论公司是否成立。且为了吸引企业购买，可将每股1元优惠到每股0．9元。一个月后，股款全部募足，发起人召开创立大会，但参加人所代表的股份总数只有7%多一点。主要是有两个发起人改变主意，抽回了其股本。创立大会决定仍要成立公司，就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了申请书，但公司登记机关认为根本达不到设立股份公司的条件，且违法之处甚多，不予登记。此时，发起人也心灰意懒，宣布不成立公司了，各股东的股本也随即退回。但这样一来，公司在设立过程中所产生的各项费用及以公司名义欠的债务达12万元，加上被退回股本的发起人以外的股东要求赔偿利息损失3万元，合计15万元的债务，各发起人之间互相推倭，谁也不愿承担。各债权人于是推选2名代表到法院状告4个发起人，要求偿还债务。4个发起人辩称，公司不能成立，大家都有责任，因此各人损失自己承担。 （1）本案的股份公司成立过程中有哪些违法之处？ （2）本案4个发起人是否应承担公司不能成立时所产生的债务？为什么？ 【案例分析】
（1）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本案的股份公司在设立过程中有如下违法之处：
①未经省级人民政府或国务院授权部门同意，仅有领导同意是不行的；
②公司登记成立前不得向股东交付股票，而非本案只要认购就交付股票，不管公司成立与否；
③股票只能按票面金额或超过票面金额发行，而不得低于票面金额发行，本案中的优惠是错误的；
④创立大会不足法定代表股份总数的认股人。法定为超过1/2才可举行创立大会；
⑤两名发起人私自抽回股本。公司法规定，除未按期募足股份，发起人未按期召开创立大会或创立大会决议不设立公司外，发起人、认股人缴纳股款后不得抽回其股本；
（2）应当承担该债务。因为公司设立失败，应由发起人对设立行为所产生的债务和费用承担连带责任。
三、董事、监事、经理的任职资格限制 【案例介绍】
上海某针织股份有限公司在筹建阶段，准备聘请总经理人选。其中自荐或推荐的有以下六人。
赵某，原上海某针织厂厂长（该针织公司前身）。2年前因一项重大投资出现失误导致针织厂破产，引咎辞职。现在想卷土重来。
钱某，原上海某针织厂技术骨干，在一次实验中，因失火导致数百万财产被毁，被判刑3年，现已刑满释放1年。
孙某，管理学博士，上海市某区总工会副主席。具有丰富的经济管理知识和行政管理经验。
李某，原上海某针织厂老职工，在原厂工作近50年，现年70岁。具有扎实的专业技术、良好的人际关系及很高的威望。被职工一致推荐。
周某，应届经济学硕士。年轻有为，品学兼优。但经查，尚有2万元助学贷款未还清。
吴某，上海某区工商局副局长。想弃政从商：不当局长当经理。
问：上述六人中哪些可以受聘为公司总经理？ 四、董事、监事、经理的义务和责任 1．【案例介绍】
姚某为一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2006年1月，另一公司的经理李某找姚某借一笔资金。正好公司刚收回一笔50万元的货款，姚某即转给了李某，李某拿出5万元给姚某，姚某未敢收，遂存入公司的小金库中，该小金库是姚某伙同部分董事及监事赵某私自开立的，用于他们的各项业余开支。同年2月，姚某利用手中的职权为其妹夫的公司做成一笔钢材生意，获利10万元，姚某存入其私人帐户。同月，姚某利用手中的职权与赵某签定了一项合同，规定公司支付赵某2万元的中介费，作为赵某为公司联系的一笔钢材生意的报酬。而实际上公司购人该批钢材的价格明显高于市场价，致使公司受损20万元。赵某与姚某各得一笔回扣。此事并未经过董事会的讨论.2006年3月，股东会觉察的姚某与赵某的渎职行为，责令停职反省，同时，组织人员进行调查，待查清事实后，依照法律和公司章程进行处理。 问题：（1）本案姚某做了哪些违法活动？ 【案例分析】
（1）挪用公司资金； （2）将公司资金以其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
（3）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
（4）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
（5）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
（6）接受他人与公司交易的佣金归为己有。
2．【案例介绍】
ABC公司是中国某市甲区的一家中外合资生产饮用水的企业，由国有的A企业、集体的B企业和香港的C企业各出资三分之一组成。公司董事会由A企业的法人代表林某、B企业的厂长王某和C企业的副董事长宋某三人组成，由王某担任董事长，宋某担任副董事长。1995年3月，A企业因违法经营被宣告停业整顿，王某和宋某即对林某的董事资格提出了异议，认为林某不能再担任合资企业的董事了。与此同时，林某发现王某未经董事会讨论，以自己的名义在乙区注册。

㈢ 经济法案例分析的目录

第一编 经济法总论
第一章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价值、原则
1998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直接入市操作，推出特别措施强化金融监管案——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价值与原则
第二章 经济法与相关部门法的关系
河北大午农牧集团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经济法与民法、刑法的边界
第三章 经济法实现机制
温州烟具协会应对欧盟CR法案和欧盟打火机反倾销案——经济法的多元化实现机制
第二编 经济组织法
第四章 公司法
一、飞腾商业公司等诉某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司登记案——公司登记的意义和条件
二、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营业部诉厦们市人山航空票务代理有限公司等机票销售代理协议欠款案——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
三、张某等诉N市工商局案——人力资本能否作为出资方式
四、申花足球俱乐部诉特雷通贸易有限公司侵害名称权纠纷案——公司名称及保护
五、张鸿诉上海申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增补董事的决议无效案——公司章程
六、某市农用机械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诉王某、刘某要求返还违法所得纠纷案——公司董事、经理等高级管理者的法定义务
七、深圳市齐德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诉薛晓光等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公司股权转让制度
八、甲公司诉三明有限责任公司偿还货款案——公司的分立与合并
九、泉州市商业银行开元支行诉福建泉州德技交通器材有限公司等贷款合同纠纷案——公司的清算
第五章 国有企业法
一、“恒裕”轮南非德班被扣案——国有企业与国家的关系
二、 五洲纺织厂申请破产案——国有企业破产制度
第三编 市场规制法
第六章 反不正当竞争法一
一、贵阳南明老干妈风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诉湖南华越食品有限公司、北京燕莎望京购物中心不正当竞争行为案——市场混同行为
二、(日本)丰田自动车株式会社诉浙江吉利汽车有限公司、北京亚辰伟业汽车销售中心不正当竞争行为案——引人误解或虚假的宣传行为
三、北京市慧聪广告有限公司诉刘楠、《中国远程教育》杂志社侵犯商业秘密案——侵犯商业秘密行为
四、金蝶软件(中国)有限公司诉北京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国际金融报社侵犯商业信誉纠纷案——商业诋毁行为
第七章 反垄断法
一、美国政府诉微软垄断案——反垄断的法律控制
二、Animal Science Procts Inc．等诉华药集团等操纵价格案——禁止联合限制竞争行为
三、乐凯、柯达合并案——控制企业合并制度
四、邮政电信资费调整案——行政性垄断
第八章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一、曹炳春诉镇江某大酒店人身损害案——消费者的概念与界定
二、周某诉罗杰斯餐厅案——经营者是否拥有对消费者的选择权
三、李萍、龚念诉五月花公司人身伤害赔偿纠纷案——消费者的安全权
四、王海诉华联商厦双倍赔偿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与惩罚性赔偿的适用问题
第九章 产品质量法
一、安徽阜阳假奶粉查处案——产品质量的系统化管理
二、华晨宝马公司汽车召回案——缺陷产品的召回制度
第十章 价格法
一、乔占祥诉铁道部春运票价上涨案——政府指导价的法律规制
二、关注自律价——行业自律价
第十一章 证券监管法
一、海南凯立公司诉中国证监会上市申请程序不合法案——股份公司股票发行上市的程序
二、郑百文董事陆家豪诉中国证监会案——独立董事的功能和职责
三、“红光事件”案——信息披露制度与市场禁入
四、“宝延风波”案——上市公司收购的法律规则
五、南方证券行政接管案——证券公司的业务经营和监管
六、证券公司操作失误赔偿案——证券商在经纪业务中的权责
第十二章 保险监管法
一、图片洗印业胶片意外损失保险——新险种设置的条件
二、塞奇维克整顿案——保险经纪的监督
三、中国保险第一例：接管永安——保险接管制度
第十三章 土地与房地产管理法
一、1997年杭州市政府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土地储备机制——城市土地储备制度
二、陕西省周至县政府非法批准占用集体土地案——土地征用与审批
三、武汉兴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湖北省武汉市国土资源管理局案——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制度
四、“阳光广场”案——商品房开发的法律监管
五、嘉禾拆迁事件——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制度
第十四章 审计法
江华县审计局查处县畜牧水产局“小金库”案——国家审计的功能和程序
第四编 宏观调控法
第十五章 投资法
中国国营林场开发总公司诉江西省林业厅案——固定资产投资与“拨改贷”资金
第十六章 国有资产管理法
甘肃华亭煤矿与华亭煤业集团股权之争案——国有企业资产转移的管理
第十七章 财政法
一、广东省2004年预算草案报告案——预算编制
二、A省公安厅、高院、工商局乱支乱用预算外资金案——预算外资金的管理
三、浙江金华市益迪医疗设备厂诉全国畜牧兽医总站等设备采购案——政府采购的原则和形式
第十八章 税法
一、金华税案——增值税的征收和管理
二、“恩威集团”涉税案——涉外税收优惠问题
第十九章 中央银行法
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就降低存贷款利率和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
答记者问——我国中央银行的地位和职能
第二十章 对外贸易法
一、商务部对原产于韩国、日本、美国和芬兰的进口铜版纸反倾销调查案——反倾销的法律规制
二、中国4家挡风玻璃企业应对加拿大反倾销案——反倾销案件的应诉
参考书目

㈣ 求经济法案例 跟《公司法》有关的案例

案例一
钱缘诉上海屈臣氏日用品有限公司侵犯人格权案*

一、案情介绍
原告：钱缘，女，大学生
被告：上海屈臣氏日用品有限公司
被告：上海屈臣氏日用品有限公司四川北路店(以下简称四川北路店)。
原告诉称：自己在被告店内无端遭到搜身,且被告两次强迫脱裤检查。被告的行为侵害了自己的名誉权，要求两被告公开登报赔礼道歉，并赔偿自己损失费人民币50万元。
被告屈臣氏公司及四川北路店辩称：因原告进出店门引起警报器鸣叫，才对其进行必要的检查，并没有强迫原告脱裤搜身，故没有侵犯原告的名誉权，不同意道歉和赔偿。
一审法院查明：1998年7月8日上午10时许，原告钱缘携侄子进入被告四川北路店，当原告从店堂正门出门时，店门口警报器鸣响，引起女店员怀疑。后女店员强行将原告带入地下商场内的办公室，在用手提电子探测器检查原告全身后，要求原告脱去裤子接受检查。原告被迫解扣脱裤，女店员还伸手探人裤内检查，未果。女店员旋即与门外赶来的店长商谈后，再一次人室责令原告脱裤检查，原告被逼无奈再次就范，但仍未发现带磁物品。事后，原告到《新民晚报》进行了投诉反映。被告致信《新民晚报》承认有脱裤检查事实，但认为“脱裤检查”是原告的主动行为，不同意道歉和赔偿。原告遂起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四川北路店对原告所进行的搜查，非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其亦无权要求原告承担配合义务，故被告在店内对原告实施的非法行为，已构成严重侵犯原告人身权和名誉权，理应承担民事责任。被告辩称脱裤搜身是原告自愿所为，因被告不能提供证据，故不予采信。由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精神损失，为保护女大学生的名誉权、人身权不受侵犯，鉴于被告侵权情节恶劣，原告受侵害程度较深，又引起社会的不良反响，同时，考虑被告的实际给付能力，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1条、第120条第1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屈臣氏日用品有限公司四川北路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新民晚报》上刊登向原告赔礼道歉公告(道歉公告内容需经本院审核)，费用由被告负担。
二、被告上海屈臣氏日用品有限公司四川北路店应赔偿原告钱缘精神损失费人民币25万元(此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付清)；被告上海屈臣氏日用品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判决后，屈臣氏公司与四川北路店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认为：原审将它们均列为被告，并判决屈臣氏公司对四川北路店承担连带责任，违反了法定程序；原审法院对举证责任的认定有误，否认其对钱缘有强迫脱裤搜身的侵权行为；判决赔偿人民币25万元的精神损失缺乏依据。要求二审予以改判。
被上诉人钱缘则认为原判决合理，要求维持原判。
二审法院查明：1998年7月8日上午10时许，钱缘携侄子进入四川北路店，当钱离开该店时，店门口警报器鸣响，该店一女保安员上前阻拦其离店，并引导其穿越三处防盗门，但警报器仍鸣响，钱缘遂被保安人员带入该店办公室内，女保安用手提电子探测器对其全身进行检查，确定在髋骨部位带有磁信号。在女保安及另一女文员在场的情况下，钱缘解脱裤扣和接受女保安的检查。店方未检查出钱缘身上有带磁信号的商品，允许钱缘离店。但钱缘向店方提出异议，要求店方赔偿经济损失，并表示要向有关部门投诉。以上事实有钱缘在一、二审中的当庭和书面陈述、四川北路店女保安李箭培于1998年7月8日的证词和当庭陈述予以证实。钱缘在12时许离店后即向上海市虹口区消费者保护协会投诉，在投诉登记表上，钱缘要求店方向其赔礼道歉，并给予人民币1500—2000元的经济赔偿。消费者协会经调解未成。以上事实有1998年7月8日虹口区消费者保护协会的消费投诉登记表证实。钱缘还投诉到《新民晚报》反映情况。屈臣氏公司在1998年7月14日致《新民晚报》一份书面情况说明中称：“钱缘到办公室后，女保安用电子探测仪测试了一下，仍发现在身体左侧下方发出声响，当时该顾客情绪比较激动，即刻解下裤子上的二粒钮扣(并未脱去裤子)，让女保安检查，看是否有磁性物品。”以上事实有1998年7月14日屈臣氏公司致《新民晚报》的书面情况说明予以证实。1998年7月20日，钱缘以自己在四川北路店无端遭到搜身，被两次脱裤检查，使自己心理受到极大伤害为由，向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屈臣氏公司公开登报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失费人民币50万元。二审法院另查明：屈臣氏公司注册资本为港币2400万元，四川北路店系屈臣氏公司依法设立的领取营业执照的非独立核算的分支机构。以上事实有屈臣氏公司、四川北路店的营业执照、主管机关审核意见等证据予以证实。
二审法院认为：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上诉人将被上诉人滞留店中作检查，不仅时间长达近两小时，期间还出现被上诉人解脱裤扣接受检查的事实。上诉人的行为违反了我国《宪法》和《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侵犯了钱缘的人格权，对此，应向钱缘赔礼道歉。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对其精神损害进行赔偿，理由正当，应予支持。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应依照我国《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对受害人造成精神损害的后果和影响，以及我国司法实践等情况予以确定。原审判决赔偿数额显属过高，本院应予纠正。至于本案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应是屈臣氏公司，因为侵权行为虽然发生在四川北路店，但由于该店系屈臣氏公司依法设立、领取营业执照的非独立核算的分支机构，故其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而应由其设立单位即屈臣氏公司承担民事责任。原审判决由非独立核算的分支机构四川北路店承担民事责任，并由其设立单位承担连带责任不当，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1条、第120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1款第(2)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1998)虹民初字第2681号民事判决。二、上海屈臣氏日用品有限公司向钱缘赔礼道歉。三、上海屈臣氏日用品有限公司应对钱缘精神损害赔偿人民币一万元(该款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付给)。

三、基本事实分析
1998年7月8日上午10时许，原告钱缘携侄子进入被告四川北路店，当钱离开该店时，店门口警报器鸣响，该店一女保安员上前阻拦其离店，并引导其穿越三处防盗门，但警报器仍鸣响，钱缘遂被保安人员带人该店办公室内，女保安用手提电子探测器对其全身进行检查，确定在髋骨部位带有磁信号。在女保安及另一女文员在场的情况下，钱缘解脱裤扣和接受女保安的检查。店方未检查出钱缘身上有带磁信号的商品，允许钱缘离店。但钱缘向店方提出异议，要求店方赔偿经济损失，并表示要向有关部门投诉。钱缘在12时许离店后即向上海市虹口区消费者保护协会投诉，在投诉登记表上，钱缘要求店方向其赔礼道歉，并给予人民币1500—2000元的经济赔偿。消费者协会经调解未成。钱缘还投诉到《新民晚报》反映情况。屈臣氏公司在1998年7月14日致《新民晚报》一份书面情况说明中称：“钱缘到办公室后，女保安用电子探测仪测试了一下，仍发现在身体左侧下方发出声响，当时该顾客情绪比较激动，即刻解下裤子上的二粒钮扣(并未脱去裤子)，让女保安检查，看是否有磁性物品。”被告屈臣氏公司注册资本为港币2400万元，四川北路店系屈臣氏公司依法设立的领取营业执照的非独立核算的分支机构。
四、定性分析
根据本案的基本事实，在分析本案时主要应抓住以下几点：第一，被告对原告的搜身检查行为是否侵权；第二，被告应对其行为承担何种法律责任；第三，本案中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应如何确定。
（一） 被告对原告的搜身检查行为是否侵权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享有人格尊严和民族风俗习惯受尊重权，消费者享有的人格权，包括肖像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等，应得到经营者的尊重，经营者不得以各种方式侵犯消费者的人格权。经营者不得对消费者进行侮辱、诽谤，不得搜查消费者的身体及其携带的物品，不得侵犯消费者的人身自由。《民法通则》第101条也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被告在向原告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过程中，虽然因为原告出店门时引起警报器鸣响有一定理由怀疑原告身上有带磁信号的商品，但是作为经营者无权搜查消费者的身体。因此，被告将原告滞留店中作检查时间长达近两小时，还让原告解脱裤扣接受检查的行为无疑侵犯了原告的人格尊严，被告应对其侵犯消费者人格权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二） 被告应对其行为承担何种法律责任
本案中，原被告之间是一种消费关系，被告的行为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侵犯了消费者的人格权。同时被告的行为也违反了《民法通则》及其配套规定，侵犯了原告的人格权。即本案在适用法律上出现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民法通则》的竞合，这样在确定被告的侵权责任时应适用哪个法律呢？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0条的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另有规定外，应当依照《产品质量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民事责任。即如果《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另有不同于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的，应优先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如果《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没有规定或者其规定与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相同的，应当适用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适用于本案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3条的规定与《民法通则》关于侵犯人格权的规定基本相同，即《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没有做出“另有规定”。因此，本案在追究被告的侵权责任时应适用《民法通则》及其配套规定。根据《民法通则》第101条、第120条的规定，被告对于侵犯原告人格权的行为，应当按照原告的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该损失包括精神损失。被告故意侵犯原告的人格权给原告带来了精神痛苦，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后果，应当给予原告精神损害赔偿。
（三） 本案中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应如何确定
本案发生于1998年，关于精神损害赔偿应适用当时有效的《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0条的规定，公民的人格权受到侵害要求赔偿损失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后果和影响确定赔偿责任。但由于只是一个原则性的规定，由于案件的具体情况、侵权人的经济能力、当地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等因素的不同，各地法官所掌握的标准也有很大差异，即使是相同或类似的案件，法院判决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有时候也有很大差距。
本案中，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
1、从侵权人的过错程度看，四川北路店强行将钱缘带入办公室并要求解脱裤扣接受检查的行为明显违法，主观上具有侵权的故意。但被告并不是无故搜查原告的身体，钱缘三次穿越店门都导致警报器鸣响，这使店方有理由对其产生怀疑。因此被告对其行为虽有主观过错，但过错程度并不十分严重。
2、从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看，根据本案的基本事实和相关证据，法院只能认定钱缘是被迫“解下裤子上的二粒钮扣，让女保安进行检查”，而不是完全脱裤检查，无法认定被告有更严重的情节存在，所以被告侵权行为的情节只能说“比较恶劣”，而不能说“非常恶劣”。
3、从侵权行为的后果来看，钱缘的人格尊严被被告的行为所侮辱，必然造成精神痛苦。但精神痛苦的程度，法院只能以一个正常人的标准从旁观者角度来判断，一个29岁左右的女大学生遭此情况所产生的精神痛苦一般会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如果受害人认为有超出一般损害程度的极其严重的后果存在，则应该对该后果承担举证责任。本案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被告行为给自己造成了超出常人的精神痛苦，因此，不能认定被告侵权行为的后果达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况且，钱缘在向虹口区消协投诉时所要求的赔偿费用为1500—2000元，这应该是钱缘在被侵权后最初认为的能够对她的精神痛苦予以补偿的金钱数额，也能够说明被告行为的精神损害后果不很严重，没有严重到需补偿25万元的程度。
4、从侵权行为的影响看，本案的广泛社会影响主要是由钱缘向报社投诉和报社的披露报道所引起的，而非被告的侵权行为直接引起，这一点不能成为加重被告赔偿责任的理由。
另外，从当地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看，1998年上海市职工年平均工资仅为12060元；从侵权人的经济能力看，屈臣氏公司的注册资本为港币2400万元，一审法院判决的25万元人民币的赔偿大致相当于其注册资金的1％。
综合上述因素考虑，本案一审法院判决的25万元人民币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明显过高，二审改判为一万元，较为合理。
五、结论
本案的被告屈臣氏公司侵犯了原告钱缘的人格尊严，被告对于侵犯原告人格权的行为，应当按照《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的责任。二审法院作出的屈臣氏公司向钱缘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害人民币一万元的判决，合法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