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经济增速下滑怎么回事

❶ 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

当前经济增长稳中趋缓，在合理增长区间内运行
1.经济增长减慢，供给结构优化。2014年一季度，中国GDP增长7.4%，较上年同期和全年均放缓0.3个百分点，是2009年一季度之后的最低增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增幅较上年同期和全年分别放缓0.8和1个百分点，也创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新低，但经济增长速度仍在年度7.5%左右的预期调控目标范围之内。从各产业增长看，采掘业、粗钢、水泥、玻璃、有色金属等过剩行业产量增速放缓较大，是导致工业增速减慢的主要因素，而医药等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农业发展平稳，第三产业增长7.8%，继续延续2013年以来的增长势头并快于第二产业，旅游、文化、信息、现代物流等服务业发展较快。三次产业结构和工业内部产业结构符合经济转型的要求，趋于优化过程中。
2.消费和出口基本稳定，固定资产投资减速。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12%，增幅较上年同期放缓0.4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9%，较上年同期微增0.1个百分点。从外贸统计数据看，一季度，中国出口大幅下降，增速下降3.4%，同比回落21.8个百分点；进口增长1.6%，同比回落6.8个百分点；贸易顺差167亿美元，同比下降61%。如果剔除去年1-4月份大量套利资金通过贸易渠道流入中国的影响，一季度中国出口接近7%左右，与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增速基本吻合。从套利资金流入较多的香港贸易看，一季度内地对香港出口大幅下降31.3%，直接影响总体出口增速下降7.2个百分点，仅仅剔除对港出口中国整体出口增长3.8%。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7.6%，增幅分别较上年同期和全年放缓3.3和2个百分点，是一季度经济减缓的主要因素。其中，制造业增长15.2%，同比放缓3.5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增速稳定；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0.9%，同比放缓4.7个百分点，今年增速逐月提高；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16.8%，同比3.4个百分点，但增速逐月回落。
3.就业形势稳定。虽然经济增速有所回落，但就业形势较好，一季度城镇新增就业超过300万人，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外出农民工增加288万人，就业岗位继续增加，失业率维持在合理水平。居民收入较快增长，一季度，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3224元，同比名义增长12.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1%。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155元，同比名义增长9.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2%。根据从2012年四季度起实施的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2014年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562元，同比名义增长11.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6%。
4.物价水平稳中趋降。一季度，中国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3%，涨幅同比放缓0.1个百分点；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2%，跌幅同比扩大0.3个百分点，已经连续25个月呈现下跌态势；房地产价格涨势趋缓，按照住房销售额和销售面积计算的商品房价格下降1.5%，而去年同期为上涨17.7%；综合反映价格总水平的国内生产总值缩减指数上涨0.4%。物价总水平特别是工业价格表明，制造业的需求仍低于供给能力，潜在经济增长能力高于实际增长，但综合就业、价格、经济增长等指标看，中国经济仍然处在合理增长区间内。
当前经济增长减慢的原因
当前经济增长减慢并低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既有2013年下半年以来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张力度不够、稳健的货币政策宽松力度不足的宏观调控政策主动调整原因，更重要的是结构和体制问题制约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并影响社会预期。
一是投资面临一定的资金约束。2013年下半年以来，央行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控制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总量适度增长，2013年下半年社会融资规模为7.14 万亿元，比上半年减少3.01万亿元；2014年一季度社会融资总量为5.6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5700亿元。货币供给增速也有所降低，广义货币M2由2013年4月的16.1%回落到2013年年底的13.6%，2014年3月进一步回落到12.1%。积极的财政政策执行力度弱于往年水平，2013年财政收入增长达到10.1%，超出预算目标2.1个百分点，而财政支出与预算数基本持平，仅增长10.9%，而2013年财政支出得以完成全年预算支出目标主要靠年终“突击花钱”，1-11月财政支出持续低于10%的预算增长目标，12月份当月公共财政支出同比增幅高达20.3%。2014年1-2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增长11.1%, 财政支出增长6%,均低于预算8%和9.5%的水平。考虑到资金投放滞后半年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2013年上半年融资总量扩大和下半年减少是2013年下半年经济稳中有升的原因，也是今年上半年经济减缓的主要因素。
二是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现阶段，不管是人民币贷款、中期票据还是房地产信托的融资成本，均处于历史高位，二三线城市的房地产信托融资成本动辄10%以上，加上各种中间费用甚至高达17%。首先，近年来，产能过剩的国有企业、地方政府等缺乏利率弹性的部门和利润水平较高的房地产资金需求旺盛，在政府加强房地产调控以及银监会加强平台贷款管控后，上述部门大量通过发行债券、银信理财合作等影子银行进行融资，造成相关部门债务和杠杆水平过快上升，社会资金“借短投长”的期限错配和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资金“挤出”等结构性问题进一步加剧。其次，银行理财产品、电子金融等存款替代性金融产品及影子银行等市场化融资渠道快速发展，在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同时，“金融脱媒”现象愈演愈烈，导致金融机构融资成本上升。再次，受存贷比约束和银行季末考核因素影响，在季末、年末及春节前后等时点，银行高息揽储，货币市场利率往往大幅飙升。最后，在中国国际收支逐渐趋向均衡，跨境资金由大举流入转为“有进有出”的双向流动后，以往外汇占款过快增长导致基础货币大量被动投放的情况也出现了变化。
三是人民币升值滞后影响了中国出口，自2011年4月到2014年2月，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23%左右，汇率升值对出口影响的滞后期一般在1-2年。
四是多因素交织导致财政金融风险上升，影响市场预期。部分城市房地产市场出现调整、化解产能过剩和治理环境污染过程中一些企业出现破产倒闭、地方性债务迎来还债高峰、影子银行风险增加。特别是房地产市场牵一发动全局，既关系产能过剩行业的发展，也是影响影子银行和地方债务的安全，一旦出现资金链条断裂，对金融稳定运行产生不利影响，并引起相关产业衰退，加大经济下行压力，财政收支矛盾也会加大。近来，中国已经出现了中诚信托、超日债等若干起金融违约事件。同时，随着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短期国际流动资本外流，可能引发国内资金紧张，加剧金融市场波动。
中国经济的基本走势
影响当前经济增长减慢的因素还会继续存在，中国经济仍会延续稳中趋降的态势。
1.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有所放缓。投资需求如何仍是分析判断当前经济走势的关键。中国的产能过剩呈现行业面广、绝对过剩程度高、持续时间长等特点,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造船等传统行业处于严重过剩当中，有的处于绝对过剩状态，化解产能过剩必然影响制造业投资。2013年中以来，房地产销售面积与销售额增速逐月回落，三、四线城市商品房价格调整程度加大。今年一季度地产新开工增速大幅走低，土地购置面积增速也在下降，地产销售增长已经接近停滞，购房者与房地产企业观望情绪加重，房地产投资会继续减慢。2013年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长14.2%，较上年大幅减少14.4个百分点。2014年一季度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速仍然较低，仅增长12.6%，意味着后续投资将有所放缓。但是，总体投资仍将保持适度增长：
一是占投资需求较大比重的基础建设投资继续稳定增长。国家允许平台公司发行部分债券对“高利短期债务”进行置换，加大债务重组力度，并提出在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固定资产投资管理规定的前提下延长还款期限；通过发行1500亿元铁路建设债券，成立2000-3000亿元铁路建设基金吸引民间资本，为中西部和贫困地区铁路建设筹资；通过国家开发银行设立专门机构发行住宅金融债券，支持棚户区改造。
二是营改增试点扩大范围，大力发展养老、健康服务业等，有助于服务业投资保持快速增长。
三是在国家确保粮食安全，加大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等政策的支持下，农业投资增长水平有望提高。同时，央行决定自4月25日起下调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2个百分点，下调县域农村合作银行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据测算，此次定向降准向三农领域释放的资金将超过千亿元。
四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有利于激发民营企业投资。今年初国务院已经取消和下放投资项目审批事项82项，并在加快制定政府权力清单；部分国企已提出了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总体来看，中国投资增速将有所放缓，预计二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将增长17%左右。
2.消费需求将保持基本稳定。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在三大需求中属于较为稳定的因素。一季度，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4.9%。当前，中国消费需求仍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一是就业稳定、居民收入增速回升，夯实了消费基础。二是社保体制日益完善支持消费稳定增长。国家财政支出不断向社保、公共卫生、教育、低保等民生领域倾斜；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重点关注农民工、社会低收入群体社会保障情况；重视结构性失业问题，建立全国统一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这些措施有助于稳定消费者预期。三是信息消费、社区消费等新型消费模式拉动消费增长。伴随着扩大信息消费政策的落实，智能手机、智能电视等产品的销售加快，网络购物销售迅速增长。同时，社区商业中心将逐渐转变成城市的服务中心，居民相关商品与服务消费增长将加快。四是汽车类等热点消费增长较快。汽车市场存在城市家庭、机构用车更新换代、消费升级的需求，仍将延续较快增长态势；此外，中西药品、通讯器材等消费增长较快。预计二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将增长12.6%左右。
3.出口需求将温和回升至正常状态。当前，全球经济在发达国家向好的带动下，有望延续温和复苏态势，国际市场需求逐步好转。4月份IMF春季展望报告预计全球经济增长3.6%，较上年加快0.6个百分点。全球经济增长加快，有利于拉动中国出口增长。海关总署发布的中国外贸出口先导指数提升，预示着二季度出口相对乐观。今年3月，中国外贸出口先导指数为41.7，较上月提升0.4；一季度出口先导指数月度平均值为41.6较去年四季度的39.4有明显上升。
此外，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稳中有贬。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将引发国际资本流向发达市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上升压力减小，汇率双向波动可能性加大。截至4月底，今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出现1%左右的贬值。
但是，外贸增长面临的制约因素仍不容忽视，新兴经济体在资本外流、本币贬值、结构性风险等多重压力下，经济增长依然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将对中国出口产品需求不足；美国等国家的货币政策和世界贸易投资格局变化方向存在不确定性，国际市场争夺日益激烈，中国出口难有显着改观。
总体来看，4月中旬之后对港贸易虚增基数因素将会消除，中国外贸进出口增速将回升至正常状态。预计二季度中国出口将增长7%左右，进口将增长6.5%左右。
4.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从工业品价格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基本稳定，输入性通胀压力不大。中国工业产能规模较高，供大于求的格局短期内不会改变，工业品价格仍将保持负增长态势。从服务价格看，人口结构变化带来低端劳动者工资上涨推动部分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价格上升。从食品看，2013年粮食再次增产，粮价基本稳定，并且由于中国粮价已经高于国际价格，粮价进一步上涨空间较为有限；生猪存栏规模较大，猪肉价格不会大幅上涨。从资源产品看，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2014年是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时机较好的时间窗口，调整资源产品价格会推高物价。此外，二季度居民消费价格翘尾因素为1.5个百分点，较一季度回升0.4个百分点。总体来看，中国物价总水平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既没有明显的通胀压力，也不会出现通货紧缩。预计二季度居民消费价格将上涨2.3%左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将下跌1.1%左右。
5.宏观经济增长将稳中趋降。国家信息中心开发的经济景气系统显示，中国综合先行指数的峰值出现在2013年3月，至今连续下降12个月，先行指数下降速度较为缓慢，并且在下降过程中还出现了小幅震荡的走势。先行指数一般领先一致指数约6个月，先行指数平稳略降态势表明二季度中国经济仍会延续稳中趋降的态势。初步预计，二季度中国GDP将增长7.4%左右，工业增加值增长9.1%左右。
政策建议
把经济运行稳定在合理区间，是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要坚持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防风险，有前瞻性的加强宏观调控，巩固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着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稳定社会预期，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1.加快推进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一是落实财政支出的政策，加快拨付棚户区改造、中西部地区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地下管网改造等建设项目资金，推进一批水利、粮食储备、核电、水电等项目开工建设，加快盘活财政资金存量，重点用于民生领域和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二是在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事权关系的基础上，尽快出台并实施财政转移支付的意见，加强中央和地方政府转移支付的清理和整合。三是加快推进营改增试点改革，将小微企业减税等扶持政策落到实处。完善消费税制度，积极推进房地产税改革，加快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推进城市维护建设税改革。四是加快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机制。规范地方政府举债权限，对地方政府性债务实行限额管理，逐步将地方政府债务性收支分类纳入预算管理。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以市政债市场为基础的，采取由中央确定总规模的市场调控性地方债制度，正式启动省级和县级政府在公开市场捆绑发放地方债。五是继续发展政策性金融为基础设施建设筹资。在必要时，可以考虑通过扩大政策性银行专项贷款规模、资产证券化规模等方式，来增强开发性金融机构在稳增长和调结构中的作用。
2.适度灵活运用稳健的货币政策。金融调控要从资金供给和需求方面加强调节和引导，促进市场利率平稳运行。既要维持中性的货币信用条件来抑制经济主体的加杠杆意愿，也要切实降低实体部门的融资成本，防止社会资金成本过度上升危害实体经济。
一是加强短期流动性调节，保证货币市场利率平稳运行。根据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供求形势，灵活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常规流动性调节工具维持市场流动性合理适度，必要时可适度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以确保银行体系流动性稳定、充裕。在流动性出现异常波动时，灵活运用SLO和SLF工具实现有选择的“定向放松”，以防范流动性危机，维持市场平稳运行。
二是修改商业银行法，取消商业银行的存贷比限制，或适当调整商业银行存贷比的计算口径，降低商业银行的资金成本，引导商业银行降低信贷利率。
三是随着利率市场化深入与互联网金融的兴起，“金融脱媒”对商业银行传统存贷款业务的挤压也越来越强烈。银行监管机构要重视利率市场化推进中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问题，重视“余额宝”、“易付宝”等互联网金融和非银行“理财业务”等影子银行对商业银行存款“抽血”的影响。引导和推动商业银行转型，加强金融监管，防止金融创新“冒进”带来 “金融脱媒”过度，危害到银行体系的平稳运行。四是货币当局需要通过密切监测跨境资金流动来把握外汇占款增长情况，加大汇率波动幅度，防止热钱无序流动，增强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3.以城镇化为抓手释放内需巨大潜力。一是努力实现城镇化投资主体多元化，引导民间资本和外资积极参与城镇化建设。二是借助高铁发展契机推动城镇化，带动有效需求增长。三是加快改革相关制度，推动常驻人口获得相应的市民待遇，按照城市全部人口的新构成特点，规划城区的教育、文化、体育等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发展相应的医疗、养老、健康等产业，保证居民需求与供给的准确对接。四是根据各地房地产市场发展情况，适当放开房地产限购政策的限制，继续支持自助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防止房地产价格短期大幅波动。
4.全面深化改革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一是抓紧制定负面清单，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大国有资本对水、电、气、公共交通等公益性企业的投入；将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收入增量重点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投入。二是继续减少和下放投资项目审批事项，抓紧制定政府权力清单。三是建立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制度，允许地方政府合理举债；建立有效的偿债机制，地方政府应通过出售、转让或证券化国有资产偿还债务，努力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四是加快金融体制改革，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五是当前通胀较为温和是价格改革的较好时机，应加快推进水、电、天然气、石油等资源价格改革。

5.合理引导社会预期。一是应强化正向预期引导，明确当前经济发展阶段已经发生变化，正确认识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寻求新常态属于客观经济规律。二是要强调当前各项经济指标仍处于合理增长区间，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金融和财政风险总体可控。三是逐步建立市场对宏观政策信号的合理预期，避免出其不意造成政策信号的混乱。四是明确调控政策信号，稳定社会预期，加快落实改革举措，提振市场信心。

❷ 百强县城和普通县城的经济情况贫富差距为何这么大

从题目的字眼上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白墙线程还是普通线程，首先他们都是属于县城，不是大城市。所以，百强县城能够优于其他普通的县城，肯定是很好的，发扬了本身的优势。接下来我们来具体谈一谈百强县盛和普通县城经济情况，贫富差距大的原因。

1.交通位置的先天优势

我们知道县城不像大城市一样，交通发达，有一些落后的县城，只能通过坐大巴去其他地方，并没有高铁，火车甚至是飞机。经调查研究发现，很多的百强县城基本上都是交通发达，位于高铁或者铁路沿线。 由于县城位于铁路沿线，所以县城的客流量就会增加，客流量的增加就会意味着消费需求增加。消费需求增加就会带动当地产业的发展以及改造升级。同时也会给当地的发展带来很多资金上的支持。

❸ 如何看待当前的经济形势

正确看待当前的经济形势，需要把握几个方面：
一、经济正在经历艰难时刻
一个时期以来，除了大环境国际经济不景气，国内经济结束了两位数高速增长之后，开始阶段性转换，增长速度持续下行，增长速度呈阶梯式回落之势。经济增长速度阶梯式回落，使各方面压力加大，相当多的企业经营困难甚至倒闭，部分地区经济下滑严重，一些省份财政收入急降、失业问题突出，股市大幅动荡，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升高。从统计数据看，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三大需求同时收缩；二是工业生产继续回落；三是产能过剩问题依然突出；四是部分地区困难凸显。
二、在经济下行中有亮点
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表明我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经济下行确实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压力当前，但也不乏亮点。一是产业结构加速升级，第三产业增长增速较快；二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上升，目前最终消费支出的贡献率达到60%，这说明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在加速调整，消费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强化；三是新市场主体继续快速增加。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尽管有些企业经营困难甚至倒闭，但又不断有企业新生，实际上企业生生死死是市场经济竞争规律发挥作用的体现；四是能源消耗进一步下降。降低消耗、减少污染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要内容，是经济运行效益提高的重要体现；五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平均收入增长经济增速，说明城乡居民的平均收入增幅相对稳定。
三、“三期叠加”下寻找和把握经济发展机会
我国正在经历经济增长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困难。所谓换挡，就是从高挡换到中高挡，减速成为必然；结构调整，意味着产能过剩行业收缩；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意味着刺激政策的累积效应和溢出效应还在发生作用，使经济结构调整难度加大，当期宏观政策的选择运用受到掣肘。“三期叠加”矛盾交织，对我国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形成制约。还有，当前议论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为官不为”。在我国现阶段，由于相关制度不配套不完善，在守规矩守纪律要求越来越严的大背景下，的确出现一些官员怕犯错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在招商引资、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缩手缩脚，积极性主动性下降的情况。近年来对GDP增长指标考核力度减弱，部分区域和县域取消GDP考核，也对地方经济增长形成一定的客观影响。同时，还要看到，经济下行往往会惯性发生作用。
但分析经济形势不能只看一面，看不到困难就找不到政策着力点，只看困难看不到亮点则容易丧失信心。对经济形势有利条件是，近年来陆续出台的稳增长政策的效应会逐步显现；国家批准的重大工程项目会陆续展开投资并产生相应的经济带动作用；经济运行中的新趋势新亮点会得到强化；基期年度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意味着新的经济年度增长基数相对低。只要决策者能审时度势，仍然把中心放在经济建设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措施得当，同时加快推进体制改革，扩大“改革红利”，把有利条件变成实际的增长速度是可能的。

❹ 如何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上半年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提出既要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充分做好应对各种复杂困难局面的准备，又要牢牢把握重大调整机遇，积极有为，创新求进，坚持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努力实现三者有机统一。怎样做到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就此，记者日前采访了本报专家委员会成员、内蒙古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苑德军博士。

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

记者：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速为7.6%,虽然总体保持平稳，但已经连续两个季度出现小幅下滑。我们应当如何分析当前的经济增速放缓？

苑德军：从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角度分析，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进出口增速回落明显。受欧洲经济低迷不振、国内工业生产放缓、出口产品成本提高、人民币汇率升值、贸易摩擦加剧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上半年进出口呈现逐步回落态势。

二是消费增速放缓。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2.7%，同比回落1.7个百分点。消费增速下滑，既有中央八项规定出台遏制公款消费带来的影响，也和居民收入增速不快对消费的制约有关。

三是政府的主动调控。新一届中央政府上任以来，表现出对经济增速放缓的较高容忍度。面对经济增速放缓，中央政府没有出台刺激政策，不再走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老路，而是致力于推进结构调整和深化改革，以释放经济增长的活力和潜能。

一国经济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高增长之后，必然减速进入中速增长阶段。这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多年近10%的高增长之后，制约经济增长的一些主要因素发生了重要变化，原有的社会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分配结构等经济增长的内在力量，已经无法支撑和推动经济继续在高增长轨道上运行，经济潜在增长率明显下降。自然，经济增速放缓也就不可避免。

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

记者：处于经济增速放缓、“调结构”、“转方式”步伐加快大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在运行中存在哪些主要矛盾？

苑德军：首先，是“稳增长”与“调结构”的矛盾。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核心问题，不是总量而是结构问题。“调结构”是“稳增长”的基石，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必由之路。通过“调结构”解决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各种结构性矛盾，有利于为中国经济增长构建坚实的产业结构和动力结构基础，增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延长增长周期。而“稳增长”可以为“调结构”提供适宜的经济环境，提供好的基础和条件。如果经济大幅下滑，“调结构”的动力会削弱，空间也会被严重挤压。“调结构”是为了更好地“稳增长”，“稳增长”有利于“调结构”，两者具有一致性。不过，短期内两者还是有冲突的。“调结构”势必要淘汰落后产能，压缩“两高”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和产出。当短期内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和产出的增加不足以弥补前者的减少时，经济增速必然受到影响。

其次，是“稳增长”与“防风险”的矛盾。伴随着经济下行，经济与金融运行中的风险也在放大。房地产市场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是两个主要的风险策源地。从房地产市场看，高房价导致大量社会资金“脱实向虚”涌入房地产业，对实体产业投资带来“挤出效应”，容易引发产业空心化风险。高房价掩盖产能过剩，透支国民财富积累，抑制消费扩张，加剧贫富分化，也会导致贻误经济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激化社会矛盾的风险。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看，近两年债务规模像滚雪球一样迅速膨胀，风险凸显，令人担忧。而一旦高房价泡沫破灭，房价持续下跌，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不良率将明显上升，政府平台债务也将大面积违约，有的金融机构可能倒闭，并引发金融危机。因此，必须把“防风险”置于重要地位，它是“稳增长”的重要条件，可以为“稳增长”提供有利的金融环境。不过，“防风险”必须推动经济的“去杠杆化”，控制房地产融资和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而这又必然影响投资规模进而影响经济增速。

再次，是经济增速放缓与就业压力扩大的矛盾。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企业转型升级裁员、大学毕业生数量创新高等因素交织在一起，使经济社会面对着巨大的就业压力。特别是大学毕业生就业，已成为政府高度重视、公众热切关心的社会问题。而经济增速放缓对就业的负面影响也已显现。就业是民生之本，劳动者的就业状况，不仅关系到国民福祉和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更关系到社会稳定。在经济增速放缓趋势不可逆转的情况下，如何保住中国经济的“下限”，尽可能最大程度地吸纳就业人口，是中国经济要面对的一个长期性问题。

最后，是经济增速放缓与“惠民生”的矛盾。近年来，随着财政收入持续增长，政府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支出显着扩大。但由于在社保、医疗、教育等方面欠账太多，政府还需进一步加大民生方面的投入，而这需要有足够的财力作保证。经济增速放缓引致的财政收入增幅下滑，制约着改善民生支出的扩大。

上述矛盾是当下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各种变量之间复杂关系的具体反映。要解决好上述矛盾，必须通过有效的政策措施，协调好“调结构”、“稳增长”、“转方式”、“促改革”、“防风险”、“惠民生”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实现中国经济“稳中求进”、“稳中有为”、“稳中提质”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

下半年经济走势分析

记者：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您对下半年的经济走势做何判断？

苑德军：下半年“稳增长”的压力仍然很大。从国际上看，美国经济稳步复苏，房地产市场和就业市场数据较好，通胀低于预期，定量宽松政策退出预期升温，美元指数走高，预计明年第四季度或后年年初美国开始加息。美国经济趋好及货币政策可能的变化，使得“热钱”流出，外汇占款增速放缓，人民币贬值预期增强，进而导致流动性趋紧并给我国货币政策带来挑战。从国内看，“去过剩产能”、“去杠杆”、“去库存”仍是宏观经济运行的主线。受资产负债表不佳、融资平台扩张受限等因素制约，地方政府的投资扩张能力受到抑制。土地、资金、人力等投资要素成本上升，投资回报率下降，也制约着企业投资增速的提高。消费受城乡居民收入增幅制约，短期内也难以显着反弹。但也必须看到，“稳增长”还是有许多有利条件的。中央政府一系列深化改革举措的逐步落实，将为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在投资方面，尽管存在制约投资增长的因素，但保障房建设、棚户区改造、服务业、社会事业等新的投资增长点投资规模的扩大，还会使投资保持平稳增长。美国经济逐步向好，欧元区经济最坏时期也已过去，环比增速将由负转正。外部需求回升，再加上政府“稳外贸”措施实施，下半年出口形势有望好转，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有所提升。就物价水平看，下半年CPI仍将在低位徘徊。美元走高使输入性通胀压力减轻，经济增速放缓有利于从需求角度抑制通胀，资源和能源价格改革对通胀影响也有限。猪肉价格虽已进入上升周期对CPI有向上拉动作用，但小幅上涨对CPI影响不大。只要政府的宏观政策给力，促使经济增长的内在性驱动因素充分发挥作用，年初确定的7.5%的增长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稳增长”的对策选择

记者：怎样才能在“调结构”和“防风险”的同时，实现“稳增长”的目标？

苑德军：实现“稳增长”的目标，政府宏观政策的着力点，应是致力于寻求“调结构”、“稳增长”和“防风险”之间的平衡。以下四方面的对策措施，对于“稳增长”是很必要的。

第一，加快“调结构”步伐。“调结构”进程受制于政策安排、技术创新、金融支持等诸多因素。政府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通过有效的制度激励和制度约束，增强企业“调结构”的自觉性和主动性。金融业应加快产品和业务结构转型，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商业银行应严格控制“两高”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授信和贷款，重点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商业银行应适应绿色经济发展的要求，不断创新绿色信贷的产品结构、业务流程和管理技术，推进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同时，努力开发适应中小企业转型升级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品种，为中小企业转型发展提供有力的资金条件。应充分发挥直接融资对“调结构”的推动作用。

第二，放活民间投资。放活民间投资是实现社会公平、维护投资增速、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之举。但这些年这方面的好多政策规定只是停留在官方文件中，并未真正落到实处。政府必须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扫除阻碍民间投资进入垄断行业的行政壁垒和其他障碍。前不久国务院发布了“金十条”，决定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这是金融改革的一个重要突破。监管部门应抓紧制订出台具体的实施细则，明确准入条件，加快民营银行设立进程。全国的村镇银行目前尚不到1000家，远不能满足“三农”和小微企业的融资需要，有必要进一步增加村镇银行数量，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入股村镇银行。考虑到村镇银行的主要服务对象是“三农”，业务范围主要集中在县域地区，而小贷公司大多分布在大中城市，无法为“三农”提供金融服务，故把小贷公司转制为村镇银行的制度安排欠妥，合理的选择应是把小贷公司转制为社区银行。转制后设立的社区银行，既可以把小微企业作为主要服务对象，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同时又可保持民间资本所有者作为社区银行发起人股东的地位。

第三，进一步深化改革。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把改革作为重中之重，以“简政放权”作为切入点的体制改革有序推进。人们看到了新一届政府深化改革的决心。但现在的问题是，一些要害领域和关键节点的改革进展迟缓甚至原地踏步。必须抓紧启动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改革，对处于完全竞争行业的央企须尽快实行民营化，使其从完全竞争行业中退出，资产转让收入划归全国社保基金。央企产权转让和并购重组不能由国资委通过行政手段进行，必须诉诸市场化方式。土地制度改革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主要内容，也应尽快提上日程。要改革建设用地供地方式，逐步剥离地方政府的土地经营管理职能，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切实维护农民利益，转变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高度依赖。收入分配改革事关公众经济利益，也关系到“转方式”和“稳增长”。今年2月底，国务院出台了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但此后就没有了下文。半年时间过去了，这项改革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相关政府部门应尽早拿出具体的配套实施方案，使这项改革走出盘局迅速进入“现在时”。就利率市场化改革看，央行决定从7月20日起取消贷款利率下限，完全放开贷款利率。这一重大举措对强化利率竞争，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增强商业银行的贷款定价能力和利率风险防控能力，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如果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不能及时跟进，迟迟没有动作，就会对商业银行产生“逆激励”，存贷净息差反而可能扩大，从而抵消贷款利率市场化的积极作用。在存款利率不能一下子放开的情况下，可以采取“小步快走”策略，先扩大人民币存款利率浮动区间上限，待条件成熟后再完全放开存款利率。

第四，强化金融风险防控。考虑到房地产业的高杠杆率及其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高度关联性，应把强化房地产调控作为防控金融风险的基点。房价屡调屡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只调控增量不调控存量。政府应调整调控政策，实行“调控增量与调控存量相结合”、“调控需求与增加供给相结合”的原则，通过加快不动产登记、开征住房保有税等措施调控存量，改善楼市供求关系。须优化政策调控措施组合，强化调控问责制，增强调控执行力，通过改善调控成效使房价缓慢下行实现“软着陆”。监管部门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应区分情况，分类监管，严格控制其债务规模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