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经济什么样了

❶ 我国当前经济现状

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形势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很特殊，既不同于90年代中期以前的严重通货膨胀，又不同于前几年的持续通货紧缩趋势。虽然去年以来消费品物价指数由负转正，投资品和部分生产资料价格涨势强劲，去年九、十月后物价上涨趋势较为明显，但消费品价格除粮食等农产品上涨较快外，其余比较疲弱，甚至还有下降。消费品物价指数总的看还在合理区间移动。当前我国虽然由于部分行业投资扩张较猛，引起部分物资如煤、电、油、运筹供应紧张，但我们的劳动力不紧张，失业率还在增长；资金不紧张。银行存差很大；生产能力不紧张，大部分特别是制造业、工业消费品能力宽松甚至过剩.我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大约为9—10%。现在实际增长率仅及潜在增长率的下限，未到上限。不过碰到的瓶颈制约应当引起重视，因为它影响发展的全局。从经济运行来看，当前既有局部过热，特别是投资过多的现象，又有在总体上供大于求，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前几年，我国实行的宏观调控政策，实质上是“从松”的经济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之所以讲稳健，实际上是放松银根的同时防范金融风险。现在通货紧缩趁势已经淡出，宏观调控政策应该由“从松”的政策转向“中性”政策。由“从松”转向“中性”，就是要求适度收紧。现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力度逐步减弱，方向正在调整转型。稳健的货币政策也要从紧一些，但不能太紧。所谓不能太紧，就是说不能像治理严重通货膨胀时采用约刹车手段。对一些消费热点和投资重点还要继续支持，还要支持扩大就业；但对过度的低水平重复投资要“削峰”，采取“中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实质上是要“双防”，既要防止通货膨胀苗头的滋长，又要预防通货紧缩趋势重现。要坚持上下微调：松紧适度，这与中央提出的“稳定政策，适度调整”是一致的。
防止通货紧缩趋势，虽然目前并不紧迫，但还是要警惕其再现。从经济走向上看，从去年到今年是从通货紧缩趋势向通货膨胀趋势转化。因此，首先要挡住通胀苗头的压力，特别要注意控制投资的过度扩张。防止大起大落，关键是防止投资的大起。整体经济的大起大落，往往肇因于投资的过度扩张。投资扩张的规律首先是引起投资品需求的扩张，继而引起消费品需求的扩张，再进而引起生产能力和产品供应的扩张。故而物价走势的轨迹，也是投资品和生产资料先涨，消费品后涨；终而因供大于求导致双双下跌。我国本轮物价上涨趋势，也是上游产品价格涨幅高于下游产品。按照通例，下游最终消费品价格上涨滞后期约为半年到一年。但我国此轮物价上涨，上游产品能否顺畅将涨价传递到下游产品，与过去相比，受阻因素颇多。如居民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就业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社保教育等支出预期加大等导致消费倾向下降，关税减免，进口限制放宽取消，以及国际通缩尚未过去等等，最终消费需求受到上述种种限制影响，生产资料价格上涨难以向最终消费品传递。至于上游产品涨价能否通过成本推动最终消费涨价，未必尽然，主要原因是劳动工资。因为就业问题困难，涨不上去，通胀的一个核心机制即工资与物价的轮翻上涨，现在看不出有发生的迹象，所以现在离严重的通货膨胀还很远。在这种情势下，过一两年后，一些部门过度投资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而形成的生产能力过剩。会导致通缩压力。所以，对新一轮投资扩张造成的产能过度膨胀要密切注意。通过投资规模的适当控制，我们既能遏止因投资膨胀而导致的投资品价格领先上涨，防止通胀苗头滋长于先，又能抑止过度建设造成的产能过剩，防止通缩趋势再现于后，实现双防的目的。
现在宏观调控当局对于防止通货膨胀压力非常警惕，并为此采取了收缩货币信贷一系列措施，是非常必要的。今年货币供应增幅和新增贷款规模的安排均低于上年实际水平，有助于约束投资过度扩张，控制物价上涨趋势，使CPI同比增幅保持在3%左右。但亦不排除形势发展出现不可预计的不确定因素，显示出现有财政信贷政策调控力度不足，投资规模得不到有效控制，上游产品上涨趋势迅速向下游最终产品传递，引起通胀预期骤升，泡沫性需求（包括对资产的需求和产品的需求）爆发的现象，推动通胀升级。如果CPI升至5%以上。并持续数月、半年以上，在通胀加剧的情势下，则需考虑出台更加从严的调控措施，如大幅减少赤字国债，向上调整利率，进一步提高准备金率等手段，但这只是作参考的预想，且要有备用之具。目前至少在近期较少有现实的可能性。
现在让人比较放心的是，通货膨胀有益论的市场大大缩小了，大家提高了对防止通货膨胀的警惕。像在87年、88年通胀时期那样，有人郑重其事地把通货膨胀政策当作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在人民日报上公开推荐出来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像在93—95年通货膨胀时期那样有人推出“两位数的通货膨胀不可怕，两位数的经济增长才过瘾的主张，有人提倡有人响应的事情也不会再有了。这次出现通胀的苗头后，某些利益集团对通胀的期待，也只剩下了“怕冷不怕热”的微弱呼喊。但是社会上和政府宏观调控当局更多倾向于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理性的思考对策探讨，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经济运行：已经出现转机，但基础仍比较脆弱

持乐观态度的专家认为，目前我国国民经济运行已经出现了“拐点”或“转机”。但他们认为，尽管如此，也应看到其基础仍很脆弱。基本根据是，今年第一季度我国国民经济增长8．1％，上半年增长8．2％，比去年同期加快0．6个百分点。这是国民经济增长连续7年下滑后的第一次明显抬头（参见图1）。支撑国民经济出现转机的条件主要是：上半年工业同比增长9．7％，农业增长1．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1％；出口增长38．3％、进口增长36．2％，顺差142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加44亿美元；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10．1％，比去年同期增加3．7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价格止降趋稳，正增长0．1％，这也是连续两年负增长后第一次出现正增长。

持谨慎乐观态度的专家则认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态势进一步趋好，可以说是“亮点”开始增多，但还不能据此肯定已经形成了“拐点”。因为，按照经济周期波动的一般规律，所谓“拐点”，主要是指经济增长率连续几年下滑后，又连续几年上升，其中，回升的第一年可称为“拐点”，这是由下往上的拐点；下滑的第一年也可称为“拐点”，这是由上往下的拐点。因此，2000年是否是经济增长率由下往上的“拐点”，不仅要看2000年这一年经济增长率是否高于1999年，而且还要看随后的几年，即2001、2002年等是否能够一直保持经济增长率的稳定回升。由于目前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靠中央增发国债投资支撑的，社会投资或民间投资尚未有效启动，降低居民支出预期的问题尚未很好地解决，居民消费的回升尚不稳定，因此，今年至明后两年经济增长趋势还很难确定。从季度GDP增长率走势看，问题也还是不小。2000年第一季度为8．1％；上半年为8．2％；第三季度预计为7．2％；第四季度预计为7．4％；全年可能是7．5％左右。具有明显的“前高后低”（见图2）特征，这对明年、后年的经济增长也会产生较大影响。

当前有两个值得引起重视的问题：一是如果社会投资或民间投资不能有效地启动，那么，单靠中央政府投资来支撑国民经济的持续高增长是困难的。近几年来，我们一直想用中央投资“带动”社会投资或民间投资，但始终未能“带动”起来。实践证明，在体制转轨时期社会投资或民间投资有其特殊规律和特殊启动方式，单靠中央投资是“带动”不起来的，必须有相应的政策和制度推动，但目前这方面的推动，我们还是讨论得多，实际采取的行动少。二是如何通过降低居民支出预期来提高居民消费以及农民收入提高问题，均未得到有效解决。在这两个大轮子有效转动起来之前，整个国民经济增长是很难进入稳定增长轨道的。

财政政策：重点应放在支持结构调整、启动民间投资

从1998年春季中央提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到现在，已经过去3年多了。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实践证明，这一政策确实起到了扩大内需、托住经济增长和稳定经济的作用。不管当前国民经济运行是否出现了拐点，都应当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因为，从根本上说，我国经济拐点的出现，最终将取决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及其进程。目前我国告别的只是饥寒型向温饱型转变中的“短缺”，而在新兴消费领域还存在着相当程度的“隐性短缺”。因此，支持结构调整仍然是财政政策的重点。

在当前情况下，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较低是不可避免的，不宜过分追求短期效应。财政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是合理的、必要的，尽管这类投资的周期较长、见效较慢、产业链条短、投资的短期拉动效应小，但其长期效应最终会反映出来。当然，也应明确，财政投资只能是面“起子”，关键还是启动民间投资。

从我国近年来经济发展的经验看，全社会保持15％左右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是比较合适的。从1997年到现在，投资增长率持续低于15％，1997年至199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增长率分别为8．8％、13．9％、5．8％，今年上半年虽有回升也仅为11％，其中非国有经济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则呈负增长态势。这种状况是与我国当前的经济结构大调整和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后劲的要求都是不相适应的。

造成民间投资需求不旺、投资增长率低的原因：一是市场需求不足，投资找不到热点；二是投资项目严重缺乏资本金，因而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支持；三是行业垄断对扩大民间投资仍是一个巨大障碍。

货币政策：要提高预防通胀的警惕性

第一，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结构出现倒置。1999年第三季度以后各季度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结构与1992年相比较，差距是显而易见的。M2增长率持续下降，M1和M0增长率持续上升，与1999年形成了明显反差。

第二，要提高预防通胀的警惕性。1999年我国货币流动性比率（M2／GDP）已达146％，目前还在继续扩大，已经超过了其它国家、特别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通胀压力明显上升。目前货币政策担负的目标过多，有的甚至互相矛盾。金融多样化、一体化的核心在于利率的市场化，利率双轨制、不同市场的回报率差距过大、资金不能在不同市场流动，妨碍了货币政策作用的发挥。

第三，企业资金出现严重的结构性紧缺。自1998年12月份以来，企业存款从32486．6亿元增加到今年上半年的40739．8亿元，增长了25．4％，高于同期的M2增长率。这表明，目前我国企业的资金紧缺已经是结构性紧缺，其中相当部分企业不是缺资金，而是找不到好的投资项目。

第四，居民储蓄存款出现负增长率，但物价回升幅度并不稳定。今年上半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增加了3486．7亿元，与去年同期的5804．7亿元相比，少增2318亿元。但居民储蓄减少后并未导致消费增加，居民消费价格虽然比去年同期增长0．1％，但相当不稳定。

第五，金融机构的“存差”（即存款大于贷款的数额）不断加大。1995年以后，各年存差数额分别为1995年3324．2亿元、1996年7418．4亿元、1997年7476．2亿元、1998年9173．8亿元、1999年15044．7亿元和2000年上半年22595．4亿元。造成存差持续扩大的原因不在于金融机构“惜贷”，而在于企业资产结构不良、资产质量不高，从而导致企业缺乏贷款能力。

完善宏观政策，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增长

第一，扩大内需仍是今后一个时期的基本任务，因此，还必须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三五年内不要改变。

第二，启用供给管理政策。一是清理不合理收费；二是财政提供技改贴息，推动企业技术进步；三是降低国有股持股比例，收回资金，用于重点领域投资，但不进入预算；四是按公共财政要求，界定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关系，把经营性事业推向市场；五是改革预算制度，实行政府采购和政府集中支付制度。

第三，将国债发行的年度审批法改为余额控制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确定一个国债发行余额上限，在这个范围内，财政部可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灵活调度，决定发行数量、时机与规模，事后报告。这样改有利于改变财政政策的滞后性，有利于长、中、短期国债的合理组合，有利于国库资金调度，有利于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提供调节工具。

第四，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目前居民储蓄率仍然较高，储蓄转化为投资的传导机制不灵，迫切要求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在发展资本市场的过程中，还要调整我国金融资产结构，改变目前证券交易均纳入M2的管理办法，在M2之外设立M3。

第五，加快创业板市场建设和高新技术风险投资基金建设，建立以资产抵押、现金流量和销售合同等为基础的贷款机制。简化贷款手续，提高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力度。运用项目融资、租赁融资、BOT等各种方式，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❷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2020年2021年两年平均增长多少经济增速居全球主要经济体前列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2020年、2021年两年平均增长5.1%，经济增速居全球主要经济体前列。

202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8.1%，经济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经济增长国际领先，经济实力显着增强。从统计数据看，经济较快增长，2021年，经济增速为8.1%，高于6%以上的预期目标。一、二、三、四季度GDP同比分别增长18.3%、7.9%、4.9%、4.0%，两年平均分别增长茄链4.9%、5.5%、4.9%、5.2%。

四季度经济两年平均增长率比三季度提高，这反映了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就业总体稳定。2021年，城镇新增就业1269万人，达到了1100万人以上的预期目标。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5.1%，低于5.5%左右的预期目标。消费价格温和上涨，2021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0.9%，低于3%左右的预期目标。

经济体介绍

目前在世界上排名靠前的几个主要经济体为美国、欧盟、中国、日本，因为中国等国家经济发展迅速，所以这些经济体之间的排名经常发生变动，而排名也是依据经济体实际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来确定的。经济体内部出现经济问题或困难时，常常采取统一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应对危机，共度时艰。

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关系，近年来由G7+1演化成G20的过程也显示了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合作与对话。而且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合作将启纳冲进一步加强，相互之间悄歼的协调也将会越来越顺畅。当今世界是高度相互依赖，而且依赖程度仍在不断加深的世界。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互动并非零和博弈，而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

❸ 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是什么

伴随着美国几家银行的倒闭和股市的迅速下跌，金融危机俨然已经成为一个热点。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形势一片暗淡，再加上欧洲债务危机祸起萧墙，愈演愈烈，长时间没有得到好转和明朗，致使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出口量缩减，企业倒闭，裁员潮，工作难找，工资低等问题困扰着广大民众。政府出台多种对策来解决问题，帮助人民群众和各大企业度过难关。
今年以来，欧债危机从希腊向西班牙等大国蔓延，发达经济体增长乏力，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回落，世界经济复苏进程艰难曲折。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使得我国经济下行风险加大，特别是4月份以来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呈全面趋弱态势，就业形势进一步恶化，出口量存在下降态势，而物价上涨压力明显减缓，国际收支趋向平衡。展望下半年，在“稳增长”预调微调政策效应显现、房地产市场企稳等因素影响下，我国经济有望逐步企稳回升，初步预计，上半年及全年GDP分别增长7.6%和8.1%左右，CPI分别上涨3.4%和3%左右。我国应妥善处理好“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关系，着力落实结构性减税，加大企业技改投入，增强经济稳定增长的后劲。
进入2012年，物价高位滑落，企业融资成本增加，工厂开工率不足，出口量减少，库存量增加，失业率上升。截止目前，钢铁价格、水泥价格、煤炭价格、生猪价格有了连续5个月降低。资金链的断裂，房地产开发商迎来一轮又一轮的倒闭潮。央行年内有过三次下调准备金率、降低存贷款利率，以应对增速下滑的中国经济。6月份物价指数为2.2％，再创新低，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率为7.6%，三年来首次跌破8%，中国经济增速的回稳或将推迟。
值此艰难时刻，关键是鼓起勇气和信心，这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危机是挑战，也是机遇。
经济全球化经过调整后，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持续深入发展，各国经济互相之间的依存性不断上升。全球资本与生产技术要素的全球化重新配置，带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重大而深刻的变化。
当前世界经济对我国有以下影响：1、世界经济保持增长，我国外贸市场空间仍较大，但近期出口量又有了下滑。2、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对我加工贸易影响显着，一般贸易保持高速增长。3、主要经济体失业率高企加剧了世界经济摩擦的风险，欧美等国对我发起的贸易摩擦多由失业部门发起。4、油价高企加剧了我国的进口成本，可能导致我国生产企业成本高企。
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依然较强，经济仍具备实现平稳快速增长的有利条件。但也应看到，经济运行仍然面临许多困难因素，财政政策是继续加大调控力度，还是继续保持原有的增长率，陷入两难。并且，一些长期性的矛盾和问题还有待通过深层次的改革和调整来加以解决。
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短期难有所改善，外部需求恢复增长需要较长时期。世界各大主要经济体均出现不同程度增长停滞。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呈现复苏艰难的迹象，目前仍面临失业率飙升、财政赤字剧增和消费不振等诸多挑战，经济刺激计划也将收缩或陆续退出，经济全面复苏将是一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因此，增长率放缓的中国经济恢复期或将推迟。
经济形势存在的主要问题：
1、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增大
当前，虽然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性减小，西班牙却因国内银行危机被迫提出接受外部援助的请求，欧债危机呈现进一步扩散和恶化的趋势，欧元区大部分国家同时深陷债务与景气“双重危机”境地。美国失业率出现反弹，消费者信心下降，经济复苏动力不足。新兴经济体面临结构调整压力，经济减速超过预期。因此，世界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我国经济发展的外围环境依然严峻。
2、消费需求持续低迷
今年以来消费增势不尽如人意。1-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名义和实际增速分别为14.5%和10.9%，同比分别下降2.1和0.7个百分点。消费增速减缓主要受到汽车、家用电器和石油及制品等大额商品销售不景气的影响。初步测算，1-5月限额以上企业汽车、家用电器和音响器材、石油及制品销售额分别下拉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速约0.48、0.56和1.54个百分点。在经济减速的同时，消费需求以更快的速度减缓，说明结构调整没有朝预期方向发展，广大居民对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新期盼没有得以满足，不利于转变发展方式，扩大消费任重道远。
3、房地产调控面临两难境地
经过两年多的严格调控，我国房价过快上涨的局面得到初步控制，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连续出现负增长，房地产业的泡沫不断得到挤压。但是，过去几次房地产调控越调房价越高的经历，使我国房地产政策有可能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局，降息传递出货币政策转向宽松的政策信号，使得房地产市场预期发生较大改变。尽管有关部门一再强调房地产调控政策取向不变，但居民半信半疑，居民购房意愿明显增强，5月份以来住宅成交量和土地出让成交量环比明显上升。当前，房地产调控面临两难困境，一方面，为了防止经济减速过于明显，需要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发展，房地产成交量放大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房地产调控尚未取得根本性成效，一旦房地产成交量连续放大有可能带动房价和土地成交价回升，似乎再次验证“塔西伦陷阱”效果，房价反弹将使民众再次失望，房地产调控有前功尽弃的风险。
4、企业转型升级困难重重
目前我国工业增速减慢，一方面受到出口减少、国内需求不旺的影响，另一方面在于企业发展缺乏技术创新、缺乏新的增长引擎。发展科技含量高、附加价值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和风险大的特点，而目前大多数工业企业都面临“去库存化”和“去产能化”的双重压力，在企业经营困难普遍、实现利润大幅降低的情况下，产业转型升级缺乏资金和技术支持，制造业的结构优化和调整依然处于阵痛期。
5、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效率不明显。
今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率为7.6%，上半年为7.8%，为三年来首次破8%。6月份物价指数为2.2%，再创新低。年内有过三次降低存贷款利率、下调银行准备金率，以应对经济增长放缓。此外：
A。房地产价格的回落，并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抑制房地产价格的途径和办法，主要是通过国家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实行的。换句话说，之所以房地产价格会降低，是由于有了央行的收紧市场流动性的手段。房地产房价价格走低，将会使得商品价格、物价水平同样走低；
B。央行收紧了信贷规模和流动性，就会迫使市场价格降低，降低的市场价格不仅仅是房地产价格，同时还会使得钢材价格、煤炭价格、水泥价格等品种物资价格同步降低，社会用电量也在降低；
C。央行增加准备金率，收紧银根就使得市场流动性资金量减少，从而就降低了企业的生产经营的活力；上调大型银行存贷款利率，就使得企业融资成本增加，企业融资成本的增加，就使得企业整个生产成本的增加。这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生产性企业、商业性流通企业就会不堪重负，难以为继。前个时候，就有部分房地产企业由于资金链断裂，出现经营者“逃遁”、“跑路”的现象。
并不是房地产价格的降低，就必然会导致中国经济增速下滑，而是通过国家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在起作用。这是一个原因多种结果的因果关系和连锁反应。

❹ 2022 年的经济形势会怎样，展望2022 形势政策

2022 年的经济形势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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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年中观察：2022 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研判

受到肺炎疫情的冲击，国内外形势出现新的变化，多重因素叠加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进入2022 年，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在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下，如何恢复经济发展，并在中长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对于我国在“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发展阶段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下面结合2022 年的经济形势进行分析。

我国经济得到持续改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正在逐步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发挥作用

从公布的2022 年宏济数据和2022 年上半年数据来看，我国经济得到持续改善，新的比较优势凸显，主要体现在以面。

一方面，2022 年我国经济逐季改善，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经济实力迈上新台阶。2022 年随着肺炎疫情得到控制，我国经济得以逐季改善，全年达到2.3个百分点的正增长，经济增长水平逐步恢复常态。经济实力迈上新台阶，2022 年我国GDP总量超过百万亿，占世界的17%；人均GDP达到72447元，上升到世界第59位；工业增加值占世界比例超过30%。

另一方面，2022 年我国经济持续改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逐步形成。从2022 年公布的数据可知：

一是从增长结构来看，2022 年我国经济增长持续改善，结构继续优化。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53216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2.7%；两年平均增长5.3%，比一季度加快0.3个百分点，经济发展呈现稳中加固、稳中向好态势。从增长结构来看，2022 年上半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1.7%，拉动GDP增长7.84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19.2%，拉动GDP增长2.4个百分点；净出口增长19.1%，拉动GDP增长2.4个百分点。

二是从工业增加值来看，已经基本恢复到肺炎疫情发生前的经济水平，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强劲。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9%，两年平均增长7.0%，比一季度加快0.2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53%，比一季度提高2.1个百分点。

三是从国内市场来看，内需强劲恢复。今年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55900亿元，同比增长12.6%，两年平均增长4.4%；消费品零售总额211904亿元，同比增长23.0%，两年平均增长4.4%，比一季度加快0.2个百分点。

四是从市场来看，货物和服务进出口持续改善。今年上半年货物进出口总额180651亿元，同比增长27.1%。同时，从服务贸易来看，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0.5%；其中服务出口增长22.8%；进口下降13.5%，服务贸易逆差下降74.7%。1—5月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3.7%；出口增长20.1%，两年平均增长8.3%；进口下降7.5%，两年平均下降14.8%，逆差下降67.3%。

“十四五”期间和未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面临的挑战

2022 年世界经济处于恢复阶段，世界银行估算2022 年全球GDP增长为4个百分点，虽然世界经济仍在恢复的过程中，但是面临的环境会更复杂。首先，疫情的防控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虽然我国很好地控制了疫情，但是上还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现在全球的肺炎疫情确诊病例总数不断攀升，对经济产生极大的不确定性，对我国的对外经济存在极大的影响。其次，国外的不确定性对我国宏济产生冲击。如美国的超规模措施会带来通货膨胀，带来美元的贬值，进而影响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对我国的汇率和价格水平产生影响，从而造成我国经济的不确定性。

因此，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最关键的还是要靠我国国内市场。从现在的数据来看，我国投资、消费水平会进一步恢复，也预测我国2022 年经济增长会超过8%，但是从最近几年的数据以及2022 年的数据来看，“十四五”期间和未来我国的经济增长还存在以下问题。

一方面，2022 年整体投资水平虽然有所恢复，但是持续下滑的趋势没有得到明显改变。一是投资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恢复。尽管2022 年受疫情影响，我国投资水平仍达到增长2.9个百分点，但是和2022 年增长5.4个百分点、2022 年增长5.9个百分点相比，分别下降2.5个百分点和3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投资增长12.6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4.4个百分点，尚未达到疫情前的水平。

二是投资水平增长不快。从投资来看，今年上半年投资同比增长15.4%，与2022 年的投资水平相比仅上涨1个百分点，比2022 年的4.7%和2022 年的8.7%下降了3.7个百分点和7.7个百分点。

三是投资占比下降。如果进一步考察投资结构，资本的投资在整体投资中的占比是持续下降的，从2022 年的64个百分点下降到2022 年55.7个百分点，今年一季度也仅仅为57.3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近年来一直支撑我国经济平稳增长的消费水平持续下滑，而且下滑趋势还没有得到抑制。一是2022 年消费虽然有所恢复，但是下滑趋势没有改善。2022 年受到疫情的影响，消费同比下降3.9个百分点，与2022 年的8%与2022 年的9%相比，下降近12个百分点和13个百分点。2022 年上半年同比增长23%，两年平均增速为4.4%；但是从单月来看，6月份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12.1%，两年平均增长4.9%，比2022 年的8个百分点，2022 年的9个百分点都低。

二是我国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相比同期水平，仍处于相对较低水平。从宏观层面的消费率来看，2022 年我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但是我国宏观层面的居民消费率还只有38.8个百分点，比美国同水平的60.5、日本的53.9和的51.8都低；从微观层面的居民消费率（人均消费占人均收入之比）来看，我国2022 年的居民消费率为67.4%，低于美国同期的87%、日本的79.2%。2022 年受到疫情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到65.8%，今年上半年进一步下降到65%。特别值得 的是，从2013年到2022 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从71%下降到65.8%，今年上半年下降到65%，城镇居民的消费率是从69.85%下降到61.6%，今年上半年进一步下降到60.4%。

三是我国消费存在结构性问题。首先，我国服务性消费存在不足，导致恩格尔系数上升。受到肺炎疫情影响，我国服务消费下降，2022 年人均服务型消费支出9037元，比上年下降8.6%，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42.6%。恩格尔系数在疫情后出现上升，2022 年一季度上升到33.22%，其中城镇32%，农村35.9%。其次，消费水平存在地区不平衡和城乡差距。同时，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始终是农村居民的2倍以上。最后，虽然我国进出口旺盛，但是我国高端制造业供给还存在一定不足，较依赖进口。2022 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32.16万亿元，同比增长1.9%，创历史新高。但是，我国核心技术产品还需依赖进口，2022 年我国芯片自给率仅为30%左右，自给率不足。

影响我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原因

我国内需存在的问题和高端供给不足的问题造成了我国内生动力不足，除肺炎疫情影响外，还存在更深层次的问题，需要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综合考虑。

之一，投资水平中民营经济的投资增长速度不快是非常重要的原因，经济的不确定性对今年的投资提出了挑战。

一是我国出现投资水平下滑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我国民营投资水平增长不快，而且资本在投资中的占比下降。今年上半年投资虽然同比增长15.4个百分点，但是和2022 年同期比较是下降的。进一步考察资本的投资占比，今年上半年虽然有所增长，但是也仅为57.8%。投资动力不足仍然是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下滑的重要因素。

二是经济的不确定性对今年的投资水平产生了不确定影响。随着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今年开始的工业生产者出产价格和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过快也对投资的增长产生了抑用。今年上半年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同比上涨5.1%，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7.1%，6月份PPI同比上涨8.8%，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13.1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的上涨过快，对企业成本推升造成企业投资下降。

第二，我国消费水平下降的根本原因是居民收入的问题。这包括收入占GDP比重不高、居民收入增长不快、居民收入结构存在问题以及收入不平等的问题。

一是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不高，而且近几年还出现了下降。决定居民消费水平的是居民收入水平，2022 年我国GDP超过100万亿元，人均GDP达到72447元，但是我国GDP中居民的收入份额并不高，一直徘徊在40%—50%左右，2003年占比达47%左右，到2011年反而下降到41%，党的以来这个比重慢慢回升，到2022 年达到44.6%。特别值得 的是从2022 年开始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份额不是上升，而是下降的趋势，从2022 年的44.6%，下降到2022 年的43.4%，2022 年的43.4%，2022 年有所上升但是也仅为44.4%。这个占比和发达比较仍然存在巨大差异：例如美国2008年总量GDP是14.39万亿美元，而可支配收入为10.64万亿美元，占比超过70%，事实上美国1990—2008年期间的收入占GDP的比率平均达到84%。

二是我国居民收入增长存在问题。一方面，居民收入增长不快，特别是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不快。从最近几年来看：2022 年我国居民实际收入增长5.8%，没有达到GDP增长6.1%的速度；2022 年我国居民实际收入增长2.1个百分点，低于2022 年实际GDP的增长速度；2022 年之一季度居民收入增长13.7%，低于GDP的增长，如果按照两年平均计算，两年平均实际增长4.5%，也低于GDP增长。特别是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2022 年一季度增长12.3%，低于GDP增长1.5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居民收入增长12个百分点，也低于GDP的增长。另一方面，工资性收入增长不快是居民收入，特别是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不快的重要原因。我国居民收入结构中工资性收入一直占重要部分，2022 年占比56%，但是居民工资性收入的增长速度要低于居民收入和名义GDP的增长速度。在2022 年名义GDP增长10%左右，名义收入增长8.9%，而工资增长8.6%。2022 年，城镇居民工资收入占比达到60%。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的增长速度比居民收入和名义GDP的增长要低。在2022 年名义GDP增长7.8%左右，名义收入增长8.9%，而城镇工资增长7.5%，这也是近几年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不快的根本原因。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收入增长中工资收入增长12.41%，低于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特别是城镇居民工资收入增长10%，比居民收入增长更低。

三是我国居民收入存在结构性问题，我国居民的收入结构中财产性收入占比不高，特别是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更低。在我国居民收入结构中，财产性收入占比一直不高，2022 年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10.1个百分点，比2022 年下降12.9%，财产性收入占比有所上升，也只有8.5个百分点。进一步分析，在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仅仅是2.3%，2022 年有所提高，也仅为2.4%左右，2022 年上半年也只有2.88个百分点。与的20%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这就直接导致我国居民收入增长不快，不能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GDP同步。

四是收入分配不平等在近几年出现加剧，衡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的GINI系数，从2003年的0.479上升到2009年0.490，之后从2009年开始下降，到2022 年下降到0.462，但是近几年又开始上升，2022 年上升到0.474。近几年的居民收入数据中，中位数收入增长低于居民收入增长的平均水平，这不仅不利于中低收入群体的扩大，也不利于消费的持续扩大。2022 年居民中位数收入增长3.8个百分点，低于居民平均增长4.7个百分点。在今年上半年的居民收入数据中，中位数的收入增长11.6%，低于居民收入的平均增长速度。

第三，我业结构中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下降过快。从2012年至2022 年，第二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占比从45.4%下降至37.8%，就业人口比例从30%下降到28%，已经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去工业化”的迹象。一方面，我国“去工业化”显得过早。经验表明，发达开始“去工业化”时，其人均收入已经达到1万美元左右（按1990年价格计算），而2012年我国已进入“去工业化”时人均GDP折合仅6100美元。另一方面，我国“去工业化”显得过快。近年来第二产业在GDP占比平均每年下降近1个百分点，对比美国近四十年的去工业化进程，平均每年下降不超过0.5%，我国“去工业化”下降较快。2022 年一季度进一步下降到37.15%，今年上半年有所增长38.9%，而我国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之比在0.8左右（2022 年是0.76）。

针对我国经济增长出现的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我国经济需要采取的对策建议

之一，经济增长在合理区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的持续增长，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很重要。

一是“十四五”期间以及到2035年期间经济增长要在合适区间。2022 年我国人均GDP为72447元，约合1.05万美元，是美国的17%左右，总量GDP是美国的70%。如果按照较低水平的现代化，2035年人均GDP是美国25%，每年增长要比美国快2.4个百分点；如果按照高水平的现代化，2035年人均达到美国的37%，每年增长要比美国快5.2个百分点，这样2035年达到美国的1.5倍。因此经济增长非常重要。

二是持续RD的持续增长，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要贯彻发展理念，把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之一动力。加大基础科研的支持力度，我国的基础科研水平占比一直不高，只有不断加强基础科研的投入，才能在“卡脖子”的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加快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支持战略性产业发展，支持加大设备更新和技改投入，推进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打造一批有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更多依靠市场机制和现代科技创新推动服务业发展，推动生产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动生活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要营造良好创新环境，鼓励、企业和高等学校持续增加研发投入。

三是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合理规模。随着国内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持续调整，虽然第二产业占比不断下降仍是未来趋势，但要注重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合理规模，稳步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挥我业结构的优势，不断挖掘我业结构的潜力。一方面，发挥我业结构完整的优势，加快制造业优化升级；另一方面，提升我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近年来，我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一直低于我国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在我国第三产业占比越来越大的趋势下，提升我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是未来产业结构调整的根本任务。

四是发挥我国已有的5G、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优势，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产业，不仅可以解决疫情常态化下经济恢复的问题，而且可以很好地推进我业转型升级。5G、人工智能新一代 技术是促进我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抓手。利用新一代 技术可以解决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问题，包括供给和需求的问题，同时可以使劳动者的工作方式更加灵活。促进5G、人工智能新一代 技术发展，可以吸引广大的民营企业参与，解决我国投资增长不快的问题。

第二，强化居民收入增长，提高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从而根本解决我国消费增长问题。一是强化居民收入增长指标。党的提出“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但是这一任务的真正实现也不是很容易的。从最近几年的数据来看，居民收入特别是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一直比GDP的增长速度低。

二是从层面提出居民收入的倍增计划。发达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仅提出了收入增长计划，还提出了收入增长要比GDP增长快，甚至是GDP两倍的收入倍增计划。如美国在1990年到2008年期间，GDP增长了2.8%，居民收入增长达到5.35%，收入增长基本达到GDP的两倍。

三是改善居民的收入结构，提升财产性收入增长和占比，是解决我国居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这就需要我国建立完善的资本市场，保证居民能够通过资本市场增加财产性收入。大力鼓励财富管理行业的发展，合理引导居民配置财富资产。随着我国居民收入的增加，居民对于财富管理的需求日益增长，但是我国财富管理远远没有达到居民的需求。进一步加快农村土地制度，让农民通过农用地、宅以及各类农产品的流动收入。

第三，财政完善税收体系，大力落实减税措施，完善保障体系，加强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一是财政方面要进一步加大减税降费力度，赤字率的合适规模，同时地方专项债的规模来解决地方财力不足的问题，减轻地方财政压力。一方面，需要加大减税降费力度与落实。在今年上半年的数据中，我国财政收入117116亿元，同比增长21.8%，其中税收收入100461亿元，同比增长22.5%，远高于GDP的增长，也高于工业增加值的增长。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大降税降费的力度。另一方面，要保证地方财力，加大地方专项债规模，减轻地方财政压力。

二是完善税收体系，落实减税措施是保证我国居民收入的重要手段。大力降低企业相关税收，提高企业利润，从而提升居民工资性收入。在今年上半年财政数据中，企业所得税27515亿元，同比增长17.7%，35240亿元，同比增长22.5%，因此还需要进一步加大企业的减度。个人所得税是改善当前居民收入增长不快的重要措施。今年上半年个人所得税7222亿元，同比增长24.9%，是所有税收中增长最快的，但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层级较多，更高税率达到45%，建议进行调整。

三是加大卫生健康、城乡社区建设、保障和就业领域的支出。2022 年在卫生健康领域、保障和就业领域投入增长分别是15.2%与10.9%，明显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但是在城乡社区支出中同比下降20%。2022 年社区在肺炎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应继续加大城乡社区的建设投入。

四是完善体系，促进相关产业包括健康产业升级，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完善多层级基础设施建设。建设从到省、市、县、乡（镇）、村（社区）完整的基础设施，可通过市场机制吸引资本投入，解决投资增长缓慢的问题。2022 年，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增长仅有0.9%，如果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显剧拉动投资增长。

第四，货币要 新技术对就业和收入分配的影响。新技术、人工智能的采用对经济增长有帮助，但是要 新技术对就业的影响。人工智能的引入会影响传统经济学的规律，如按照传统的奥肯法则， 就业和 经济增长是一致的，但是人工智能的引入会改变这个规则，因此未来货币的目标要更加 失业。否则，一方面会影响收入分配，另一方面会影响“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2035年远景目标之一，也会影响新发展格局的形成。

第五，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补全我国营商环境地区差异短板。我国营商环境持续得到改善，在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2 》中，我国营商环境排名第31位，与2022 年相比有明显提升，但是我国GDP的总量排名，与我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对外直接投资ODI在世界的排名还不相适应，仍有提升的空间。同时，我国营商环境的地区差异还很大，根据21世纪研究报告，我国营商环境排名较前的深圳、上海、和广州是排名较低地区评分的2倍多。因此，持续改善营商环境仍然是提升投资水平的重要手段。

第六，要充分认识对外的重要性，持续扩大，探讨更加积极、多元化的化战略。一方面，构建更高水平的格局。经过以来40多年的不断发展，我国经济已逐渐嵌入产业链分工体系中，进出口对经济增长有一定影响，为我国经济带来市场的同时也对我国技术进步产生影响。中国对外企业涉及约2亿人的就业，约相当于劳动力总数的三分之一。虽然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与贸易保护叠加，但是要坚持更加积极的战略，拓展多元化的市场。要逐步对传统循环的依赖，“一带一路”倡议发展机遇，通过与沿线或地区的深入合作，共同建设贸易往来、产业协作和共同发展的，有助于形成更加均衡和多元化的循环体系。另一方面，加快自贸区和贸易港建设。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是 国内双循环的重要，推进上海、广东、天津等自由贸易试验区与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和发展，有助于加速形成新型的循环。

第七，在新发展格局中要更加 系统性风险。一是资本市场要持续强化宏观审慎管理，相应资本控制措施来应对资本流动所产生的市场波动。二是的不确定性造成汇率波动，汇率波动对经济造成影响，2022 年汇率升值6.47％，今年汇率已经升值2.4%，建议资本控制措施来防范热钱的流动。三是金融市场要切实落实供给侧结构性的成果，防范金融风险扩散到我国，同时防范国内金融风险。四是要防范债务风险。近年来，财政支出中债务利息支出占比不断加大，对地方财政产生压力。今年上半年债务付息支出4008亿元，同比增长14.5%，高于全国一般性公共预算支出（4.5%），远高于其他类型的财政支出，利息占支出4.24个百分点，而且这个占比在近几年呈现上升趋势。

（龚六堂， 为大学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大学副校长）

责任编辑：王铉

以上就是与2022 年的经济形势会怎样相关内容，是关于居民收入的分享。看完展望2022 形势后，希望这对大家有所帮助！

❺ 2021年中国经济走势如何

中国经济仍处于疫后恢复期，相关的改革和政策仍需持续推进；2. 投资：整体稳步修复向好，尚未恢复至正常水平；3. 消费：受收入增速拖累，增长动力有待进一步释放；4中国经济仍处于疫后恢复期，相关的改革和政策仍需持续推进；2. 投资：整体稳步修复向好，尚未恢复至正常水平；3. 消费：受收入增速拖累，增长动力有待进一步释放；4. 杠杆率：信贷供给收紧，需提防相关风险；5. 价格：大宗价格推升PPI上涨，但对CPI传导较弱；6. 国际收支和汇率：经常账户回弹，趋势或难持续，人民币汇率仍面临不确定性；7. 国际经济形势：关注疫情分化与反复、国际货币政策转向两大风险，全方位积极应对。 人力资源而非人口总量是经济长期发展的基础；2. 如何保护和提升人力资源；3. 如何提高人力资源的使用效率。目前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尚未完全结束，我国居民收入和消费尚未恢复到疫情前的正常水平，仍处于“六稳六保”政策驱动下的缓慢恢复期，中国经济企稳根基尚需进一步筑牢。考虑到基数效应以及国际疫情可能转好造成的外贸条件变化，我们预计全年经济呈现逐季下降趋势。结合高频数据与各分项的增长趋势进行测算，我们预计2021年全年实际GDP增速约为8.2%左右。如主要风险集中爆发，全年实际GDP增速有可能降至7%左右；如国际经济形势整体向好，消费恢复平稳，则全年实际GDP增速有望突破8.5%。人力资源总量是指一个经济体内考虑到人口素质（包括健康水平和受教育水平）的有能力参与经济社会活动的人口工作时间储备。在综合考虑人口结构的变化、健康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之后，中国最近20年以来人力资源总量整体上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2019年人力资源总量相较2000年提高14%。根据预测，随着教育和健康水平的继续提升，中国的人力资源总量将在2050年之前保持平稳缓慢上升，可以为新百年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保障。我们建议，中国的人口国策应当转变为人力资源战略，更加关注人的发展，更加关注教育和健康。2021第一季度，我国实际GDP增速为18.3%，比2020年四季度环比增长0.6%；比2019年一季度增长10.3%，两年平均增长5.0%。目前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尚未完全结束，我国居民收入和消费尚未恢复到疫情前的正常水平，仍处于“六稳六保”政策驱动下的缓慢恢复期，中国经济企稳根基尚需进一步筑牢。考虑到基数效应以及国际疫情可能转好造成的外贸条件变化，我们预计全年经济呈现逐季下降趋势。结合高频数据与各分项的增长趋势进行测算，我们预计2021年二季度实际GDP增速约为9%，全年实际GDP增速约为8.2%左右。如主要风险集中爆发，全年实际GDP增速有可能降至7%左右；如国际经济形势整体向好，消费恢复平稳，则全年实际GDP增速有望突破8.5%。1-4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9.9%，两年平均增长3.9%；但相对于工业、出口、消费，投资复苏进度相对偏慢、力度相对乏力，整体投资增速尚未恢复至疫情之前的正常增长水平。分行业来看，制造业投资恢复进度最慢，两年平均增速尚未转正；基建投资复苏乏力，增速低位徘徊；房地产投资一枝独秀，表现出较强韧性和活力，是当前拉动投资增长的主要动力。展望下半年，固定资产投资仍将保持稳定恢复态势，但增长动能可能仍然减弱，政策加力刻不容缓。ACCEPT预计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8.5%-9.5%。虽然第一季度居民消费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同比增速分别高达17.6%和33.9%，然而较高的增长速度主要是由于去年低基数所导致的。综合考虑过去两年的整体情况，当前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仍要慢于疫情爆发前2018年与2019年的水平。导致消费反弹不足的最主要原因，是总产出恢复并未完全反映在居民收入的提升之中。除收入因素之外，年初疫情的偶有复发与消费习惯的调整也部分地导致了居民消费增长的放缓。我们认为，在经济增长总体性恢复的大背景下，今年三至四季度，我国居民消费有望出现U型反弹。. 杠杆率：信贷供给收紧，需提防相关风险；5. 价格：大宗价格推升PPI上涨，但对CPI传导较弱；6. 国际收支和汇率：经常账户回弹，趋势或难持续，人民币汇率仍面临不确定性；7. 国际经济形势：关注疫情分化与反复、国际货币政策转向两大风险，全方位积极应对。 人力资源而非人口总量是经济长期发展的基础；2. 如何保护和提升人力资源；3. 如何提高人力资源的使用效率。目前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尚未完全结束，我国居民收入和消费尚未恢复到疫情前的正常水平，仍处于“六稳六保”政策驱动下的缓慢恢复期，中国经济企稳根基尚需进一步筑牢。考虑到基数效应以及国际疫情可能转好造成的外贸条件变化，我们预计全年经济呈现逐季下降趋势。结合高频数据与各分项的增长趋势进行测算，我们预计2021年全年实际GDP增速约为8.2%左右。如主要风险集中爆发，全年实际GDP增速有可能降至7%左右；如国际经济形势整体向好，消费恢复平稳，则全年实际GDP增速有望突破8.5%。人力资源总量是指一个经济体内考虑到人口素质（包括健康水平和受教育水平）的有能力参与经济社会活动的人口工作时间储备。在综合考虑人口结构的变化、健康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之后，中国最近20年以来人力资源总量整体上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2019年人力资源总量相较2000年提高14%。根据预测，随着教育和健康水平的继续提升，中国的人力资源总量将在2050年之前保持平稳缓慢上升，可以为新百年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保障。我们建议，中国的人口国策应当转变为人力资源战略，更加关注人的发展，更加关注教育和健康。2021第一季度，我国实际GDP增速为18.3%，比2020年四季度环比增长0.6%；比2019年一季度增长10.3%，两年平均增长5.0%。目前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尚未完全结束，我国居民收入和消费尚未恢复到疫情前的正常水平，仍处于“六稳六保”政策驱动下的缓慢恢复期，中国经济企稳根基尚需进一步筑牢。考虑到基数效应以及国际疫情可能转好造成的外贸条件变化，我们预计全年经济呈现逐季下降趋势。结合高频数据与各分项的增长趋势进行测算，我们预计2021年二季度实际GDP增速约为9%，全年实际GDP增速约为8.2%左右。如主要风险集中爆发，全年实际GDP增速有可能降至7%左右；如国际经济形势整体向好，消费恢复平稳，则全年实际GDP增速有望突破8.5%。1-4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9.9%，两年平均增长3.9%；但相对于工业、出口、消费，投资复苏进度相对偏慢、力度相对乏力，整体投资增速尚未恢复至疫情之前的正常增长水平。分行业来看，制造业投资恢复进度最慢，两年平均增速尚未转正；基建投资复苏乏力，增速低位徘徊；房地产投资一枝独秀，表现出较强韧性和活力，是当前拉动投资增长的主要动力。展望下半年，固定资产投资仍将保持稳定恢复态势，但增长动能可能仍然减弱，政策加力刻不容缓。ACCEPT预计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8.5%-9.5%。虽然第一季度居民消费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同比增速分别高达17.6%和33.9%，然而较高的增长速度主要是由于去年低基数所导致的。综合考虑过去两年的整体情况，当前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仍要慢于疫情爆发前2018年与2019年的水平。导致消费反弹不足的最主要原因，是总产出恢复并未完全反映在居民收入的提升之中。除收入因素之外，年初疫情的偶有复发与消费习惯的调整也部分地导致了居民消费增长的放缓。我们认为，在经济增长总体性恢复的大背景下，今年三至四季度，我国居民消费有望出现U型反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