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如何进行短期和长期的宏观经济治理
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挑战可以列为10个问题。按照短中长期的宏观经济学分析方法进行梳理后，可资借鉴的短期总需求管理政策清单很有限。中国宏观经济过去10年经历了一个罕见的超级繁荣期，新增经济总量占改革开放30年全部新增经济总量的约3/4，财政货币政策与汇率机制在超级繁荣期形成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降低经济增长率的过度敏感，错过了利用外部冲击进行“创造性毁灭”式调整的有利时机。有关长期宏观经济分析的结论是，我国宏观经济当前面临的问题，最主要的原因不是短期的，也主要不是中期的，最关键的问题是长期的。超级繁荣期结束后，现有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的问题已在时间与空间上高度浓缩和集中释放出来。[关键词] 总需求管理 市场经济与动态均衡 总供给与发展模式转变[中图分类号] F1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3）06-0007-07[作者简介] 唐杰（1955 — ），四川德阳人，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研究方向：宏观经济理论与宏观经济。一、宏观经济理论的短中长期分析方法是什么？初看起来，以中国宏观经济问题为标题似乎不合逻辑，所有经济体都会存在宏观经济问题。可细想一下，这确实是个全世界都在关注的问题。中国经济已经高速增长了30年，我们现在面临到底是短中期还是长期问题？确实值得研究与梳理。宏观经济理论有七八十年的发展历史，短中长期的分析方法仍极不统一，以致于常引起混淆。在讨论短期宏观经济问题时，我们习惯于说，假设总供给水平不变，或者是一定时期内价格水平与总产出能力不变，经济波动仅由总需求变化引起。这就是经常讲到的消费、投资与出口三驾马车，马车跑得快与慢，可以由政府支出税收，也就是财政政策以及货币政策两个指挥棒来调节。
讨论中期宏观经济问题时，意味着总需求的变化会引起总供给（实际产出）供求关系与价格的相互调整变化。由于有了生产者和需求者按照供求关系进行互动的市场调整，财政与货币政策两个指挥棒可能就不灵了，政府政策的有效性如何也就成为一个需要检验的问题了。讨论长期宏观经济问题时，宏观经济学进入了比较抽象的动态均衡的逻辑领域。可以简单地分成两步，其一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实际产出与生产要素投入的关系。如果技术不变，投入增长和产出应同比例增长，但受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影响，投入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是动态下降的，理论上直至降为0。理论似乎抽象，但在实际生活中确实出现过。前苏联在解体前，投资在持续增长，经济却无法挽回地滑入停滞与衰退的陷阱。与之相反，发达经济体增长不快但依然充满活力地在持续增长，原因在于技术进步抵消了资本与劳动投入的边际收益递减。其二是更抽象的分析，一个人和一个由N多个人组成的经济体，以价格灵活调整的市场机制为基础，理性行为人可以预期人均产出或是收入的增长，并依照市场选择形成最优的消费与储蓄比率。今天的储蓄会转化为明天的消费。引入货币因素后，可以研究资产泡沫对长期增长的影响。在现实中，可以美国为例，在过去100年间，美国家庭的资产与消费的平均比例非常稳定，资产多了，消费就增加，资产增长越快，消费增长越快。货币供给多，资产泡沫大，当没有人真的知道资产增长与货币供给和经济泡沫化的关系为何时，贷款消费，寅吃卯粮就成为一个理性选择。最终是泡沫破灭，金融危机，资产缩水，消费收缩，这就是美国金融危机故事的简版①。二、中国短期的宏观经济问题是什么？为了叙述的方便，我尝试将中国宏观经济出现的问题，列为以下10个方面，并分别依短期与中长期的分析框架，做一个符合逻辑一致性的分析。这10个方面的问题包括：一是经济增长放缓；二是通货膨胀形势不稳定；三是消费投资与净出口等总需求要素提升动力减弱；四是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五是生产过剩，特别是结构性过剩问题突出；六是高房价与低股价为代表的资产价格走势背离；七是资本动态无效率趋势形成；八是居民消费比例低，且趋势性降低，收入分配不公平与社会流动性降低同向变动；九是国民经济总负债水平大幅攀升，国家财政高增长势头减弱；十是货币供给持续快速增长，货币政策目标难以确定。
我们可以认为，这10个问题均与短期有关，但短期政策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的只有三个半，一是经济增长放缓；二是通货膨胀形式不稳定；三是消费投资与净出口与等总需求要素提升动力减弱，以及上述第九个问题的前半句：国民经济总负债水平大幅攀升。从国民经济负债切入，分析的逻辑链条会简捷一些。按照有关分析，目前我国总负债规模是GDP两倍，超过百万亿。其中，居民负债约占15%，政府负债约占25%，以流动负债为主的企业负债约占60%。从对应的资产看，无论是居民储蓄还是企业资产均远远大于负债水平。中央及地方政府负债合计低于当期经济总量（GDP）的50%，在国际比较中仍处在健康范围②。显然，国民经济负债引起广泛关注，并不在于总量，而在于增速过快。遏制负债增速最有效的办法是控制信贷与政府支出规模。这一定会引起投资与政府支出增速下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有带动消费增长的效应，投资增长减弱，消费也会乏力。加之，过去5年来居民消费实质增长持续略高于经济增长，短期调整也是必要的③；考虑到外部需求仍较弱，加上人民币汇率升值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出口增长乏力短期不可避免。有关经济增长减速但通货膨胀形势不稳定的成因，需考虑三个特别需要关注的因素，食品类价格在我国CPI计算中权重过高。粮肉蛋奶价格波动更多服从于自身适应性价格预期的影响，与宏观形势常常出现背离；在劳动生产率不变时，劳动力成本提高会推高CPI。但占经济比重大的部门劳动生产率上升更快时，物价并不一定上升；人民币持续升值本可以因进口商品价格降低，有利于本国物价降低，但由于本币升值会引起本国可贸易商品价格上升，也会引起本国不可贸易商品服务与资产价格上升，结果是人民币对外升值与对内贬值同时发生。上述简要分析若是能够成立，可以认为我国短期宏观经济处在一个还算得上是正常的调整过程中，短期宏观经济的政策清单极为有限。三、中国超级繁荣期结束后中期
调整的成因及趋势是什么？图1是1978年以来，我国GDP的现价与不变价的对数值。从中可以观察到，中国名义和实际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的变化，两个曲线之间的距离变化就是通货膨胀率水平的变化（上方为名义GDP，下方为实际GDP）。根据图1，可依照现价GDP翻番的时间作为粗略标准，将过去30余年分解为四个宏观经济周期，一是1978～1985年名义GDP提高2.5倍，从3645亿元增长为9016亿元；二是1985～1993 年名义GDP翻了两番，由9016亿升至3.5万亿元；三是1993～2003年又翻了两番，由3.5万亿升至13.6万亿元；最后是2003～2012年再次翻两番，由13.6万亿升至51.9万亿元。所谓超级繁荣期的第一个特征是，新增经济总量巨大。10年新增经济总量占改革开放以来全部新增经济总量的74%；第二个特征是过去10年无论是名义还是实际GDP曲线都比较平滑。尽管出现了2008年以来的巨大外部冲击，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相对于前20年还是更加平稳，最通俗地说就是，坐过山车很刺激，但绝对不如平稳运行来得舒服；第三个特征是在经济总量实现巨大增长的同时，通货膨胀率保持了较低的水平。直观地说，是相对于前三个周期，名义GDP与实际GDP曲线距离逐步扩大，过去10年，两条曲线距离是大致稳定的。接下来需要回答的问题应该是，超级繁荣期成因与机制是什么？一个最为简捷的概括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延续了并极大地放大了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的红利，市场化水平提高与市场空间骤然放大双重因素的叠加，使得我国经济在工业制成品领域大规模生产的比较优势得到空前发挥。与此同时，三个核心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也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宽松但有节制的货币政策；稳健偏保守的汇率政策。首先是持续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直接支持并推动了超级繁荣的形成，保证了面对外部冲击时的宏观经济稳定。1994年中国财政体制改革扭转了改革初期国家财政收入占GDP比例快速下降的局面，规范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奠定了以税收为主的现代财政体系，对于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在1995～2012年18年里，国家财政收入从6200亿起步达到了11.7万亿，净增了11万多亿，大约是每六年增长两倍。作为现代财政体制建设的1.0版，九四财政体制当然需要进一步升级完善。核心是，相对于18年前，我国企业与自然人的实际税收负担在持续动态上升，已经客观地从国际比较中偏低水平转向了偏高水平。中央财政占国家财政收入比重上升与地方事权与财权不匹配同时发生①。在中央与地方财政转移支付体系不健全时，催生了以土地生财，扩大地方实际财力的冲动，也客观上造成了地方负债额与占比不断提高的结果。地方债务增长一定是国家财政扩张，地方债务规模实质上就是衡量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数量标准。
其次是宽松但有节制的货币政策与超级繁荣期的关系。从货币供给角度观察，过去10年的货币政策总体上是相对宽松的，M1、M2增速均持续高于GDP增速，但宽松状态又是平稳的，只是在应对外部冲击时，出现了短期的过度宽松。有关货币政策的概览还需要加入如下分析，与此前20年相比，我国货币政策出现了趋势性的差别。前20年，广义货币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差额在波动中趋向于扩大，过去10年的两者差额已经是大致稳定。广义货币量的二阶导数趋于0，或者说是增长率的变化率趋于0，广义货币供给年增长率稳定在了15%左右。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尽管在短期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没有明确关系，但在10年水平上，货币数量方程能够比较好地解释我国通货膨胀率的变化。由PY=MV或通胀率=M2增长率-GDP增长率，可以看到1992～2002年间的M2增速减去GDP增速测算的年均通货膨胀率应为5.8%，实际统计的GDP平减指数为7.6%，CPI为6.5%。2003～2012年间，相应的数值分别为2.3%、2.6%和4.9%。从前后两个10年可资对比的货币量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变化看，广义货币增长率的变化率趋向为零，具有降低通货膨胀预期的作用，这似乎应当引起重视。当然，要真正解释高广义货币供给增长与低通胀率间的相互搭配，还需要引入人民币渐进持续较大幅升值以及外部经济巨大衰退等多方面原因，哪一个因素影响更大，需要通过更加深入的经济计量来验证。三是资产价格问题。从严格意义上说，当广义货币量形成了二阶导数为0的趋势时，货币政策已经具有了技术中性的特征，资产套利应当表现为分类资产价格上升，不会出现全面的整体性的资产价格上升。过去10年事实也似乎就是如此，除了房地产价格，金融资产并未出现普遍持续的价格上升。过去10年房地产投资占GDP比例，从5%迅速上升为12%以上，在强硬的行政限价政策实施后仍在上升。考虑到地方负债总水平与九四年财政体制实施以来，地方财政收支缺口总额关系密切，地方受事权大于财权所累，追求土地收益，保持负债不崩盘已经是一种常态①。房地产价格已经在客观上成为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比例的函数，与货币量关系可能并不显着，应当是一个合理的逻辑推论。故在体制不变时，不可持续的行政干预政策一旦放松，受现有财税体制驱使一定会搅起新一轮泡沫化，可能会引发灾难性后果。需要多说一句的是，稳健偏保守的汇率政策，固然在防止外部冲击引起汇率超调型的货币体系风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弊端也是明显的。一个相当长时间内人民币稳定升值的预期，当然是不可避免地刺激了难以有效监管的国际资本套利行为，这对于国内资产价格波动上升会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全球经济史上，经济繁荣期都会或大或小地产生多层次多领域的负面效果。我国的超级繁荣期也不会例外。表现为，决策层对经济适度收缩过于敏感，缺乏对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的深刻认识，引致40000亿计划一再扩大，不适当地拉长了繁荣期的长度，错过了利用外部经济危机及时完成资源错配调整与处置过剩产能的良好机会。总之，中期分析强化了对短期经济增长放缓，通货膨胀形式不稳定，消费投资与净出口等总需求要素提升动力减弱，国民经济总负债水平大幅攀升这三个半问题的认识，也对高房价与低股价背离以及国家财政高增长势头减弱以及货币政策问题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解释，对生产过剩，特别是结构性过剩的问题给了初步回答。从整体看，解决中期问题的关键是深化完善九四财政体制改革，加快推出新的以减税与权责一致为特征的2.0版财政体制。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资本收益动态无效率趋势，以及居民消费比例低，收入分配不公平与社会流动性降低同向变动等问题。四、中国长期经济发展阶段转换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在标准的宏观经济分析中，并没有一个明确的长期时间标准，但存在着一个价值判断的依据，也就是价格机制能够实现宏观经济供求均衡自动实现的时间。对于我们的分析而言，预设时间长度是30年，也就是说改革开放30余年后，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条件发生了什么变化。宏观经济学短中长期分析的视角完全不同。短期分析的要点是政府干预来弥补市场失灵的痛苦；中期分析是政府干预会遇到市场机制虽然缓慢、滞后但自动调整，因此政府干预会失效失灵会产生系统性的逻辑不一致错误；长期分析则是研究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政府的参与，宏观经济自我均衡的实现过程。现代的宏观经济学以中长期市场有效分析为主体，传统凯恩斯短期市场失效问题已降到了可忽略不计的地步。鲁宾逊问题是有关长期分析的经典例子，换一个中国化的名字就是王小二问题。作为理性行为人，王小二有两个香蕉，今天都吃了或是今明两天各吃一个本无区别。可是，若明天来台风，不能上树摘香蕉了，今天把两个都吃了，明天就要饿肚子。这是延迟消费与即期消费效用相等问题。再推论一下，作为生产者的王小二可以选择，今天多花点时间去摘香蕉，还是多睡觉？N个王小二选择多摘香蕉的行为结果，就是本期产出增加，多睡觉就是本期产出减少，或者说是宏观经济的繁荣与衰退产生于王小二们在当期多生产还是多消费的选择。当然，王小二还可以在多捕鱼还是多摘香蕉之间进行选择？结果一定是选择对本人效用最大或生产效率最高的。N个王小二的活动加起来就是社会生产结构与交换行为。最后，王小二还可以在打了鱼不吃与养鱼之间做选择，这是个在不同时期内，多消费还是多投资的选择。可见，长期增长问题的实质是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理性行为人跨期最优决策与宏观经济均衡的问题。
中国宏观经济短中长期问题与对策分析
中国宏观经济短中长期问题与对策分析
作者：唐杰
来源：《开放导报》2013年第06期
[摘要] 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挑战可以列为10个问题。按照短中长期的宏观经济学分析方法进行梳理后，可资借鉴的短期总需求管理政策清单很有限。中国宏观经济过去10年经历了一个罕见的超级繁荣期，新增经济总量占改革开放30年全部新增经济总量的约3/4，财政货币政策与汇率机制在超级繁荣期形成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降低经济增长率的过度敏感，错过了利用外部冲击进行“创造性毁灭”式调整的有利时机。有关长期宏观经济分析的结论是，我国宏观经济当前面临的问题，最主要的原因不是短期的，也主要不是中期的，最关键的问题是长期的。超级繁荣期结束后，现有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的问题已在时间与空间上高度浓缩和集中释放出来。
‘贰’ 如何解决中国经济问题
中国经济问题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五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领域取得“重大进展”。
1、 继续推动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
2、 要重点解决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过多问题。
3、 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
4、 要求降低企业税负，坚持扩大改革开放，坚持基本经济制度。
扩展资升搜料：
一、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三大结构性失衡：
1、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
2、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失衡，
3、房地产和实体经济的失衡。
二、中国经济的三大失衡，不仅是结构性的，而且环环相扣。实体经济供需的失衡，一边过剩产能居高不下，一边海外爆买愈演愈烈，中低端供给强大，高端供给不足，钱自然越来越难赚，相较于好赚钱甚至赚得盆满钵满的金融和房地产，既有压力又有诱惑，资本“脱实就虚”和“脱实就房”的冲动十分强大，遂导致三大失衡愈发瞩目。
三、大失衡也不是朝夕就能解决的。就眼前而言，首先要治标，通过市场乃至行政手段，防止大量资金在金融系统空转，控制大量资金涌向房地产市场，否则这两个市场的资本化和泡沫化将如脱缰野马，不可收拾。3月以来，16个城市启动或升级楼市调控，尤以“3_17新政”的北京更为坚决，釜底抽薪，基本终结“杠杆楼市”。这样做，是逆市场化的选择，因此无法长时间持续并将成果固化，尽管这个市场化也是扭曲的结果。一味治标，可能导致市场发生新的异化，滋生出新的扭曲和失衡。所以治标只能是打掩护，为治本争取时间。
四、供给侧就是三大失衡的治本之策。供给侧就是致力于降低市场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帮助实体经济出清，打开新的市场空间和增长周期。不仅要让大家对实业有信心，也要让实业能够赚到钱，才能减缓和扭转经济虚化、房子金融化的泡沫趋势。这是一场时间的赛跑。资本丛掘逐利，本性使然，规律使然，我们无法不让资本对金融和房地产保吵郑历持欲望，我们只能让资本重新对实体经济重新青睐，才会实现经济的再平衡。
‘叁’ 谈谈如何创新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
创新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需要完善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等职能，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进一步提高宏观经济治理能力。
（一）构建有效协调的宏观调控新机制。加快建立与高质量发展要求相适应、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宏观调控目标体系、政策体系、决策协调体系、监督考评体系和保障体系。健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就业优先政策为主要手段，投资、消费、产业、区域等政策协同发力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增强宏观调控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完善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度。科学稳健把握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更好发挥财政政策对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支持作用，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发挥民生政策兜底功能。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加强国家经济安全保障制度建设，构建国家粮食安全和战略资源能源储备体系。优化经济治理基础数据库。强化经济监测预测预警能力，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建立重大风险识别和预警机制，加强社会预期管理。
（二）加快建立现代财税制度。优化政府间事权和财权划分，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形成稳定的各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制度。适当加强中央在知识产权保护、养老保险、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事权，减少并规范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完善标准科学、规范透明、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依法构建管理规范、责任清晰、公开透明、风险可控的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强化监督问责。清理规范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剥离政府融资职能。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完善直接税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研究将部分品目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建立和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健全地方税体系，调整完善地方税税制，培育壮大地方税税源，稳步扩大地方税管理权。
（三）强化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和金融监管协调。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健全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决策机制，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推动货币政策从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型。建立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全面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强化综合监管，突出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制定交叉性金融产品监管规则。加强薄弱环节金融监管制度建设，消除监管空白，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依法依规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责分工，强化地方政府属地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建立健全金融消费者保护基本制度。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四）全面完善科技创新制度和组织体系。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编制新一轮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使国家科研资源进一步聚焦重点领域、重点项目、重点单位。健全鼓励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在重要领域适度超前布局建设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研究建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多元投入机制，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创新攻关。建立健全应对重大公共事件科研储备和支持体系。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技计划形成机制和组织实施机制，更多支持企业承担科研任务，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科技创新绩效。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支持大中小企业和各类主体融通创新，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完善技术成果转化公开交易与监管体系，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完善科技人才发现、培养、激励机制，健全符合科研规律的科技管理体制和政策体系，改进科技评价体系，试点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
（五）完善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体系。推动产业政策向普惠化和功能性转型，强化对技术创新和结构升级的支持，加强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协同。健全推动发展先进制造业、振兴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建立市场化法治化化解过剩产能长效机制，健全有利于促进市场化兼并重组、转型升级的体制和政策。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完善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重大区域战略推进实施机制，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六）以一流营商环境建设为牵引持续优化政府服务。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精简行政许可事项，对所有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实行“证照分离”改革，大力推进“照后减证”。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简化、整合投资项目报建手续，推进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依托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创新行政管理和服务方式，深入开展“互联网+政务服务”，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完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适时在全国范围开展营商环境评价，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七）构建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社会信用体系和新型监管机制。完善诚信建设长效机制，推进信用信息共享，建立政府部门信用信息向市场主体有序开放机制。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体系，培育具有全球话语权的征信机构和信用评级机构。实施“信易+”工程。完善失信主体信用修复机制。建立政务诚信监测治理体系，建立健全政府失信责任追究制度。严格市场监管、质量监管、安全监管，加强违法惩戒。加强市场监管改革创新，健全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为基本手段、以重点监管为补充、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以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疫苗安全为重点，健全统一权威的全过程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系。完善网络市场规制体系，促进网络市场健康发展。健全对新业态的包容审慎监管制度。
资料来源：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 网页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