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日本的经济形势

㈠ 日本如何应对经济衰退

日本维持经济两个方面因素支撑了日本经济。

一个是日本民众持续减少的储蓄。在1990年之前，日本人对于住宅和子女教育的投资判断，都是建立在永远不会失业，并且薪酬持续增长的预期之上的。

但是，在经济泡沫破灭后，企业员工变成企业债务偿还和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受害者。企业员工在奖金和红利减少甚至完全取消的情况下，需要支付的房贷和教育费用却并没有减少，于是很多人不得不开始动用以前的储蓄来弥补亏空。

例如个人本来打算存1000元，因为收入减少，现在只能存500元。对个人来说，储蓄缩水是件不幸的事情，但是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这样反而使滞留在银行系统的资金减少，从而起到支撑经济的作用。

另一个支撑日本经济的因素是政府的财政政策，也是最重要的因素。从上图中的政府部分资金盈余曲线，可以看出来，1990年经济泡沫破灭后，政府的财政盈余开始减少，到1992年之后，财政支出已经开始大于财政收入。

这是因为经济危机发生后，日本政府为了缓解流动性危机，及企业加速偿还债务造成的投资低迷，通过发行国债并扩大支出，例如修建桥梁、高速公路等措施，实施财政刺激政策。

通常来说，一旦经济形势如预期的那样稳定下来，就意味着政府的财政政策开始凑效，但是到这种刺激效果开始消退时，经济颓势必然会再次出现。

为什么财政政策只能产生暂时性的效果呢？

因为在六大城市商业不动产价格暴跌87%，1500万亿日元国民财富灰飞烟灭的形势下，没有哪一家企业能够在一两年内修复遭受重创的资产负债表。

对于一个正常的企业，这样的修复过程至少需要5年的时间，而对于那些不幸在泡沫高峰期购买了不动产的企业，则可能需要20年。

在这个过程中，只要企业有现金收入，就会继续偿还债务，而只要这个过程不结束，他们就始终不会从个人储蓄部分借贷，最终迫使政府年复一年地利用财政政策来弥补缺口。

这样就出现了上图中的情形，政府的财政赤字急速膨胀，导致了规模庞大的国债。但是正是这些支出，才使得日本在国民财富丧失殆尽之际，依然能够维持高于经济泡沫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

如果日本政府当时不以此代价去刺激经济，那么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乐观估计也会跌去一小半。例如美国大萧条期间，资产价格暴跌摧毁了与1929年美国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相当的国民财富之后，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46%，直到后来罗斯福上台，实行“罗斯福新政”之后，美国才慢慢从萧条中走出来。

正是日本政府实施的财政政策，使日本避免了从经济衰退走向萧条，也支撑了日本经济，一步步走出经济衰退。

另外，1997年日本政府颁布的存款全额担保政策，也有助于化解危机。因为如果一家银行出现问题，就会引发公众对于所有金融机构的担忧，进而导致大规模的挤兑风潮。

所以，在1997年之后，银行问题一旦出现，日本政府就宣布所有存款都将受到保障，这一举措成功地阻止了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化解了一场规模更大、有可能导致1/3日本银行倒闭、数百万亿日元经济损失的危机。

日本政府虽然拥有庞大规模的国债，但是支撑着国民生产总值始终平稳运行，给企业缓解资产负债表衰退预留了时间和空间，也避免了日本民众大面积失业及收入大幅减少，真正的做到了藏富于民，是日本大衰退中真正的英雄。

㈡ 日本为应对90年代经济危机采取了哪些措施100字以上

㈢ 说说日本是如何扬长避短发展日本经济的

一扬长避短，充分利用历史条件历史赋予战后日本的条件是双重的：既有不利的一面，也有有利一面。而日本政府和社会各界却在充分认识客观条件的基础之上，有效地利用了其有利的一面，最大限度地改变了其不利的一面，从而实现了经济的长期迅速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日本经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均处于严重的瘫痪和混乱状态，大多数国民在饥饿失业的困境中几乎失去了恢复和重建经济的信心。但事过不久，日本政府即重金聘请了许多专家，请他们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对日本经济恢复和进一步发展的有利因素和不利条件进行评估。专家们指出，日本面临的不利条件主要是：(1)国土狭小，总面积只有37.7万平方公里，而山地和丘陵又占总面积的75%。(2)矿产资源贫乏。虽有铁矿和煤矿，但储量极少，而原油储量则更少，只有900万吨左右。(3)人口相对过剩，人均耕地面积太少。(4)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技术管理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大约落后20～30年。(5)产品国际竞争能力差，被视为劣等货。(6)战败投降，社会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7)企业资金不足。同时他们也指出，日本经济发展不光有不利条件，也有有利条件：(1)尚有相当的物质技术基础。(2)重化工业发展有较长历史，也较为先进，尽管已转化成了军工产业，但恢复民用并不难。(3)劳动力质量高，这是自明治维新以来重视教育的结果。(4)国民长期接受岛国意识熏陶，受儒家思想影响，又吸收了西方的市场经济观念，危机感和竞争意识强，工作勤奋，集体感强，能够联合对外。(5)拥有大量高级技术管理人才，随着战后对日官僚财阀的整肃，他们脱颖而出，走上社会经济、政治主导岗位。(6)国家干预经济有经验，效果突出。(7)有美国的保护，军费支出少。(8)国际上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贸易自由化进步显着。(9)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尤其是大战中的军工技术大量转向和平经济，新的科学技术在和平环境中发展更快。(10)作为东亚经济强国，日本在东亚乃至整个世界，均有着广泛的经贸关系，有利于展拓市场。
鉴于上述情况，日本采取了一整套扬长避短，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其中主要是：(1)在恢复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确立了政府、金融机构、社会经济团体、企业以及从业人员、消费者等相互协调的经济体制，利用协调的力量充分发挥社会各方面的经济优势，克服社会竞争不足和竞争过度两方面的不利影响；(2)用联合的力量对外，吸收海外的技术、资源、管理，同时，为防御海外资本的侵入，组成各种贸易组合等；(3)建设加工贸易型经济，一方面进口海外廉价资源，引进海外先进技术，另一方面将加工的产品出口到海外；(4)加强质量管理，创造出一整套全面质量管理体系，以优质、低价、服务周到的产品占领海外市场；建立强有力的金融组织体系和相应的金融制度，解决企业资金不足问题等等。

战后日本扬长避短，有效地克服了战后初期的困难局面，走上了高速增长之路。
1973年石油危机前后，日本认识到自身在资源、能源供应方面极度依赖国外的严重性，决定实施“科学技术立国”新战略。出于这种认识，日本大力开发自动化产品，建立新的资源开发和供应相结合的体制，倡导开展全民节约资源、能源活动，调整产业结构，拓展国内市场。由此，很快就克服了石油危机的影响，并把资源、能源供应紧张的国际环境，作为其经济技术再次超越欧美国家的绝好时机加以利用。

80年代，日本经济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实力的经济，有能力和条件在全世界范围内纵横驰骋。同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衰退，需要外部资金输血补充；以亚洲“四小龙”台湾、韩国、香港、新加坡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要实现经济跳跃增长，需要外部资金技术支持；以中国为代表的改革开放国家，需要大量引进外资，不断吸收海外先进技术。这些无不为日本经济提供了广阔的海外活动场所。于是，日本大举向海外投资，从国际化的角度安排日本产业、企业发展结构，与美国、欧共体、亚洲“四小龙”、东盟等组成多层次多水平和垂直交叉的国际分工体系，通过投资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绕过贸易摩擦暗礁，做到既广泛利用海外资本市场为自己眼务（这与欧美国家要借日本投资解决就业、经济衰退的愿望相反），又取得了土地利用、劳动力价格、产品市场方面的比较成本收益。

总的来看，日本在经济发展的各个重要时期，都能较深刻、较实际、较长远地认识自身及国际上的条件，进而采取卓有成效的对策，做到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促进经济的高速增长。

㈣ 日本是如何治理泡沫经济的

日本经济走出衰退的路径探索
日本经济问题的出路不是如何调整宏观政策，而是如何改革微观和结构性的政策。可以说，结构性改革，或者说制度性改革是日本经济的惟一出路。
1.加大经济结构调整
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日本学者宫崎义一(1992)认为，日本的这次经济波动不同于以往的单纯以需求为制约因素的景气波动，而是以金融因素为先导、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交织在一起的结构性经济萧条，他将其称之为“复合萧条”。因此，从中长期看，要使日本经济真正走上自主增长的良性轨道并保持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不能只靠经济政策的调节，而要靠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制度创新，从根本上解决结构问题。在各种结构性矛盾不断暴露并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应着眼于完善长期经济发展的结构、制度性条件，开始社会经济的结构改革。一国的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关系到该国的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的提高，进而影响到企业的盈利水平和对投资的信心。日本政府应大力发展信息产业，使之成为带动其它产业和拉动日本经济恢复的主要动力。
2.改革日本现有的经济体制，积极引进新的制度因素
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之所以落后于美国，除了日本企业在以信息为代表的高科技方面不敌美国外，更为根本的原因是日本社会和企业的一些传统做法已经成了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此，需要改革日本现有的经济体制，引入新的制度因素，促进经济发展。具体包括：①政府干预需要逐步减少，产业政策的作用进一步缩小。②鼓励民间投资，为企业自主投资提供宽松的环境。③推进金融制度改革，大力发展证券市场，提高整个金融体系的效率。主银行制度应逐步向商业化运作转变。④改革日本式企业经营方式，改革公司治理结构，引入竞争机制。解除终身雇佣制，变年功序列制为年薪制，按能力取酬。
3.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
一国经济增长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内在支撑机制。在日本目前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将出口和扩大内需、推动个人消费相结合才是日本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关键。日本政府应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努力提高公众对经济增长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