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中国古代经济特点
中国古代的经济形式是小农经济，其成于春秋战国时期，是一种规模很小、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简单落后、生产收益低的经济形态，它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生产的基本模式。它主要有六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以家庭为生活单位，农民的生产通常是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男耕女织”。人们在田间劳作充其量是解决一家的食物，而穿戴没有着落，这就有产生家庭副业和家庭手工业的必然性。所以在空闲时间里，人们就在家里进行简单的手工业生产，以解决一家的穿戴衣着。如我们耳熟能详的黄梅戏《天仙配》中《夫妻双双把家还》唱段：“你耕田来我织布，你挑水来我浇园。”白居易的《朱陈村》中“机梭声札札，牛驴走纭纭。女汲涧中水，男采山上薪。”这些词句反映了安居乐业的“男耕女织”式的经济生活情景。在经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同时，农民还经营家庭畜牧、瓜果种植及布帛麻丝等家庭副业，以满足生活的其他需要和缴纳赋税。
第二，以家庭为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精耕细作。只供个人使用的手工工具决定了小农经济是以个体家庭为生产和生活单位的经济形态，“五口之家，治百亩之田”。农民个人在其家属的辅助下，独立完成主要产品的全部生产过程，一般没有外部协作，属于个体劳动的性质。由于生产限于家庭劳动力的范围，农民所耕种的土地，以全家力所能及的耕种面积为限度，经营规模小。农民在自己有限的土地上，为维持温饱，努力提高耕作技术，尽可能多的获得产品，为我国农业的精耕细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生产出来的产品用来自己消费或缴纳赋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下农民在自己有限和贫瘠的土地上，一年勤勤恳恳生产出的产品也就是满足自己衣食的基本生活需要，以及缴纳国家的赋税，基本没有剩余进行商品交换。“春耕夏耘，秋获冬藏，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 （──西汉晃错《论贵粟疏》)是对农民的长年劳累辛苦的描写；“又私自送往迎来， 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西汉晃错《论贵粟疏》) ”这是农民自给自足生活的真实写照。在遇到风调雨顺的年景，农民的产品有一定的剩余，才会去市场出售。
第四，是国家赋税、徭役的主要承担者，是封建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小农经济是封建王朝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农民是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是国家徭役和兵役的根本保证，所以小农的稳定就是国家的稳定，小农的兴盛就是国家的兴盛。小农经济的繁荣与否关系到封建经济的兴衰和封建政权的兴亡，历代封建王朝前期明君都注意保护小农经济，保护农业生产，以维护封建统治。如西汉初年的“修养生息”政策，自汉高祖开始，“免除若干年徭役……减轻田租，十五税一；文、景帝时减轻田租，三十税一，甚至十多年不收田租”，结果是“海内殷富，国力充实”。唐初，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保证农民有一定土地进行农业生产，保证农民的生产时间，轻摇薄赋，劝课农桑，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盛世局面──“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
第五，封闭性和落后性。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特点使得农民足不出户就可满足自身的基本生活需要，除盐铁之外，一般不必外求，生活比较稳定，一辈子不和外界来往也可以生活。安土重迁，知足长乐，所以小农经济下的农民生活封闭，与外界交流的少，缺乏进取和忧患意识，苟且偷安，缺乏竞争意识，意识思维比较狭隘，思维模式单一，具有落后性。“家家守村业，头白不出门。生为村之民，死为村之尘。（──白居易《朱陈村》）”正体现出了小农经济的封闭性和落后性。
第六，稳定性和脆弱性。小农经济下农民有一定的土地和简单的生产资料，具有生产的积极性，在比较贫瘠的自然条件下也可以存在和再生产；又由于它以家庭为生产和生活单位，容易通过勤劳节俭实现生产和消费的平衡，一个农民，只要他不是太懒惰，只要年景不是有什么旱涝灾害，只要家中没有发生什么意外如重大疾病，就可以做到衣食无忧，所以小农经济具有稳固性的一面。但由于经营规模小，缺乏积累和储备的能力，经不起风吹浪打，在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封建国家沉重的租赋和徭役、商人和高利贷者的盘剥以及封建地主的兼并等条件下，多数农民家庭就会陷于贫困，失去土地或破产流亡。所以，小农经济又是很不稳定的，具有脆弱性。如西汉晃错《论贵粟疏》中所言“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这充分说明了小农经济抵御天灾人祸的脆弱性。
⑵ 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的经济特征
政治经济是在阶级产生以后，剥削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剥削地位，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在各种经济基础上建立了不同的政权机构。这种政权机构就是凌驾与经济基础上的政治力量——国家。凡是有国家存在的社会里，其经济形式都带有政治的色彩。经济的运作受政治力量的控制，这样的经济形式就是政治经济形式。 政治经济所体现的经济的状态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各种经济关系都同政治力量纠葛在一起，无不受政治力量的摆布。凡是国家机器，都有一个核心力量在控制。这个核心力量的文化素质，决定经济的形态。而他们的文化素质又是由社会存在所决定的。这就是说，客观存在决定人们的文化素质，而人们的文化素质又创造了文化物质的生产，并且决定着生产活动的所有方面。每一个人都必然经过这样两个文化阶段，一方面认识自然，另一方面改造自然。认识自然产生了文化思想。文化思想又创造了文化物质。人类在这一运动过程中，不断追求着自我解放，同时也在不断地改造着自己生存的客观环境。从地里区位来看，是以点带面的行政区划分。从组织形式来看，是从上到下的官体制。就这样追求着人类的经济生活。结果，造成了官体统治下的不同阶级的政治经济生活。 中国王朝的社会体制按历史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清王朝末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都是一步步承接而来，当中由于政治经济的压迫和剥削的作用，使人民充分感到了生活的不自由。所以，人们要改造这种政治经济的文化模式。于是不断产生斗争和起义，有改朝换代，有历史兴替。古代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特征，在后人不断的研究和探讨下，逐渐被摸索清晰。传统的观点认为，只有经济领域能够创造财富，而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只是进行价值的消费，只能为经济领域的价值创造过程构筑必要的社会环境。事实上，经济领域只是直接创造财富的社会生产领域，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是间接创造财富的社会生产领域，属于广义的社会生产领域，它们分别以不同的方式来创造财富，相互之间在着严密的内在逻辑关系。归纳起来可以总结为三句话：经济就是关于价值资源的配置，政治就是关于价值资源配置的规则，文化就是关于价值资源配置规则的规则。经济是以价值增值为直接目的，实现对于价值资源在各个生产要素之间的有效配置。经济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通过调整和控制各种生产要素（生产资料、劳动力和科学技术等要素）的直接配置情况，以达到财富的价值增值的目的。经济领域所增值的财富通常也是按照参与该生产过程的生产要素的价值量比例来进行分配的，它实际上只是实现了新增社会财富的第一次分配。中国古代王朝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社会经济的主体。经济通常是以经济行为的主体（主要是集体和个人）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为客观目标，而不是以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利益最大化为客观目标，因此经济行为的价值效应通常具有局限性、短期性、低价值层次性等特点。它是主体实施对各个生产要素的发展状态的控制，即“位移控制”。中国古代王朝采用镇压和愚民的手段来达到统治目的，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就是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和连奴隶都没得做的时代。政治是以各个生产要素的可持续发展为直接目的，实现对于各个生产要素的配置规则。政治以权力对比为导向，通过调整和控制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规则，以缓解社会矛盾，降低社会内耗，协调各方关系，平衡各方利益，以调动各阶级、各民族、各团体的积极性，充分利用有限资源，以达到财富可持续的价值增值的目的。政治领域对于财富的间接作用所产生的增值量，通常是按照各种政治主体对于各种生产要素配置规则的影响权数（即权力大小）来进行分配的，它实际上实现了新增社会财富的第二次分配。中国古代创造了灿烂的文化，遗留给我们丰厚的文化遗产。文化是整个民族或整个人类长期积累的产物，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不同社会集团的政治规则不断发展碰撞、冲突、渗透、融合，逐渐抽象和升华出一系列新的规则，这些规则能够使各种政治规则之间具有较高的认同性、协调性、连续性、便利性。因此文化的价值内涵通常反映了整个民族或整个人类的利益要求，文化行为相对于政治行为具有最大的全局性、长期性和高价值层次性等特点。它是实施对各个生产要素的发展加速度的控制，即“加速度控制”。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内在逻辑关系 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价值特性的内在逻辑关系。由于任何政治事物（如政治活动、政治组织、政治制度、政治理论等）的价值效果最终必须通过相关的经济活动来体现，因此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经济事物，政治事物的价值率围绕它所影响的经济事物的价值率上下波动；由于任何文化事物的价值效果最终必须通过相关的政治活动来体现，因此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政治事物，文化事物的价值率围绕它所影响的政治事物的价值率上下波动，并围绕它所影响的经济事物的价值率上下波动。2、社会控制的内在逻辑关系。经济是对于生产要素运行的状态控制（或位移控制），政治是对于生产要素运行的速度控制，文化是对于生产要素运行的加速度控制，都是围绕社会价值资源对于生产要素的配置而进行的。政治相对于经济具有更多的长期性、全局性和高价值层次性，而文化相对于政治又具有更多的长期性、全局性和高价值层次性。3、控制效果的内在逻辑关系。政治是为了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文化又是为了确保政治的可持续发展，最终是为了更深层次意义的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每个朝代，都是效仿上一个朝代，除弊革新，以史为鉴，古代王朝就这样承接下来，当它再不能承载社会的发展趋势，那么也就走向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