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如何学好经济学
经济学要怎样学才对（一）
今天要跟你们谈的是怎样学好经济学，把自己当年的经验择其优而舍其劣，也就是我今天认为经济学应该怎样学才对。首先要说的，是如果你跟着我建议的方法学，在大学考试，或到外地争取什么博士，凶多吉少。我走的是实证经济学的路，着重于理论的实用性，不花巧，写出来的学术文章不一定可以打进今天的国际学报。昔日可以，今天或多或少有点困难，虽然某些学报编辑记得我这个人，可能给个面子。当年在西方发表的文章，今天还有人记得，但在“格局”与思维上，与今天的是不同的了。
不容易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我的经济学很传统，从史密斯到李嘉图到米尔到马歇尔到鲁宾逊夫人到凯恩斯到费沙等，我都读得认真。跟着是森穆逊、阿罗、史德拉、佛利民、艾智仁、赫舒拉发、普纳、高斯等较为近期的，也读得认真。可以说，一九六五年之前的文献我读得多而透。六五到六九年间，我转攻资料性的读物。一九六九之后，自己不再进图书馆，要什么资料由助手替我找寻。大约一九七二起，我谢绝替学报评审文章。行内朋友找我研讨，懂得一定奉陪。一九八二回港任职后，通讯没有今天那样方便，交谈是减少了。喜欢魂游四方，不熟知我的人不容易跟我交谈。像巴赛尔那种愿意跟着我魂游的行内君子不多。 我认为一个人在求学时要多读他家之作，但当自己进入了创作时期，要重视的还是自己怎样想。我的经济学底子很传统，比今天的新秀传统得多了。熟读传统，有欣赏的也有不欣赏的。选择自己认为可取的发展下去，过程中修改了不少认为有不足之处的前贤之见，而好些认为一无是处的，淘汰了。
这样的发展不是很有意思吗？夸夸其谈的背后，知道自己沧海一粟，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也不少。一士谔谔地走自己的路，走了三十年，心领神会，对自己的进度是挺满意的。但当我偶尔翻阅今天的经济学报，不容易见到自己熟知的传统。术语好些还是以前的，但看不到传统的思维。新秀们放弃了传统，我则认为史密斯的传统怎样也不要放弃。
回头说自己的经济学着重于实用性，是指解释力，解释人的行为，解释因为人的行为而引起的各种现象。我认为解释现象是经济学的唯一用途，没有其它。福利经济学是废物。不是说不应该关注社会福利，而是任何人都可以是“专家”，不需要读过经济。二百多年来，经济学无法证明，从某甲手上拿了一元，交到某乙的手上，社会福利会改进或改退。
学经济可以协助赚钱吗？可以找到一份较好的工作，或减少受骗的机会，但我没有遇到过一位富豪是经济学家。我自己母亲的投资命中率比我高，但她连书也没有读过，不识字。经济学可以协助政府决策吗？可以解释怎样的政策会有怎样的后果，但如果关心政府会否接受你的建议，不被气死才奇怪。
解释是任何人都可以做的，但这里说的是科学解释（scientific explanation）。一门科学往往由一些没有学过的人想出来。我们是后学，学经济是学经济科学了。科学有科学的规格。任何人接受这规格，同意其中的理论，那么任何人对同一现象的解释，大致上应该相同。物理、化学、生物学都有这样的一般性。这方面，经济学比较麻烦：自称是经济学家的五花八门，懂的不懂的各持己见，忽略了经济科学的规格。史德拉（G. J. Stigler）曾经对我说：“如果你说自己是个物理学家，听者会回应：‘物理学我不懂。’不再说下去。但如果你说自己是个经济学家，听者会回应：‘经济学吗？我不懂，但我认为……’跟着滔滔不绝。”
其实作为科学，经济在规格上与物理或其它自然科学没有什么不同。方法是一样的，而其可靠性也没有多大分别。后者很多人不同意，认为经济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not an exact science）。他们认为经济学的推断往往模棱两可，或各各不同，没有像物理学那种精确的解释力。
为此我曾经举出一个简单的例子，今天一些美国的教授“盗”而用之，使我高兴。四十年前在美国教学生时，我说：“如果我把一张百元钞票放在有行人的街道上，没有风吹，也没有警察，我敢打赌，这张钞票会不翼而飞，不见了。有谁敢跟我打赌？一百博一？一万博一？要赌的请站出来。”这就是了。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化学，都无从推断或解释那张百元钞票为什么会不翼而飞。在人类发明的所有科学中，只有经济学可以推断，可以解释，而其准确性与物理或化学等自然科学是一样的。当然，在某些情况下，该钞票可以相当持久地留在地上，正如秋天的黄叶无风自落，但秋风起黄叶却可飘到天上去。
“某些情况”的指定是重要的。科学方法称之为验证条件（test conditions），经济学则称为局限条件（constraints）。这就带来推测与预测之分。推测是要指定条件的。条件是真实世界的条件，可以观察到。条件不对，推测的效果往往不同。推测与解释是同一回事。在我指定的条件下，推测百元钞票会在街道上不翼而飞，逻辑说，等于我解释了该钞票为什么会消失。推测是prediction，是解释，永远有条件。经济推测要指明局限条件，有时不言自明，用不着说出来，但有时不说清楚条件为何听者或读者会被误导。不管条件的推断不是推测，而是预测，forecast是也。这是看水晶球，或者是看风水。不是科学，但相信水晶球的人甚众。风水先生这个行业有了数千年，历久不衰。
举个例子吧。我称“推断”股市走势的图表派为风水派。什么三角形呀，什么双肩呀，等等，是没有条件指定的。这是预测。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预测股市的图表派没有指明局限条件及局限的转变。这是看风水，有人为之发达，也有人为之破产，但人还是人，不少相信，所以风水先生有收入。
科学是有法则的，逻辑的法则，科学的方法（The Methodology of Science）是也。逻辑属哲学系，可能是人类最湛深的学问，深得有点发神经，不主张同学们钻进去。然而，基本的“方法”逻辑重要，尤其是对中国的青年来说，多多少少总要知一点。
我曾经是二十世纪哲学逻辑大师加纳（R. Carnap）的学生，不是入室弟子，但算是得到少林方丈指点过一两手。是二十世纪大名鼎鼎的维也纳学派的思维，在三卷本的《经济解释》的首卷《科学说需求》中的第一章——《科学的方法》——我从经济实证的角度解释过了。写于一九八九年，那章写得称意而重要，同学们要一读再读。说重要，因为那是我知道的唯一的从经济实证的角度论科学方法。科学方法的哲学逻辑走进了象牙之塔，走进了一个圣殿，其中的大师君子不能分身参与实证科学（empirical science）的研究工作。我学了象牙塔内的一小点就跑出来，作了多年的实证研究，然后回顾塔中所学，以自己的实证或验证经验与逻辑哲学互相印证，写成了该章。
该章很长，这里不重述。要说的重点，是科学不是求对，也不是求错，而是求可以被事实推翻。可以被事实推翻但没有被推翻，科学理论就算是被证实或验证（confirmed）了。A theory cannot be proven; it can only be confirmed——同学们要记着这句话。Proving与confirming不同，在实证科学中有着微妙而重要的分别。前者是证实了，不可能错，正如数学上证实了的定理。后者呢？以中文言之也可说是证实，较为正确是验证了是对的，没有错。但验证了的对，还可能错，对了无数次还可能错。可以被事实推翻（可以错）但没有被推翻，英文字是confirm——还可能是错的证实。文化不同，严格来说，中文没有这个字。
我自己在经济科学方法上的主要贡献，是指出与坚持，验证理论一定要用可以观察到的变量。浅得离奇，对得无话可说，但经济学者一般不重视。或者说，他们认为那样浅，是小儿科，没有想深一层，无从验证的却认为是验证了。说什么意图，谈什么意欲，又或者搞什么博弈、什么偷懒出术的，在真实世界看得到吗？不是说人不会博弈，但在观察上我们怎可以知道？我看着一个貌美如花的女人，目不转睛，意图相当明显，但我可没有动手动脚，你怎可以知道我的意图是什么？要以我的行为验证你的理论，你只能说我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个女人，因为是事实，可以观察到，而如果换了一个男的，我忙顾左右，也可以观察到，也是事实。如果你发明了一个“异性相吸”的理论，你只能从上述的可以观察到的行为验证。我不认为今天盛行的博弈理论是可取的实证科学，因为其中无从观察的变量太多，不能验证。
一般而言，科学的起点是一些武断的假设，称公理（postulate或axiom）。通常不真实，往往抽象。所谓公理，是参与的人不准在公理上争辩。经济学的第一个公理是所有人的行为都是个人选择的结果。跟着的第二个公理，是每个人的所有行为，都是在局限条件的约束下争取最大的利益——我曾经称之为“自私的假设”——又称局限下争取极大化（constrained maximization）。这就带来一个难题：“极大化”用什么来量度呢？财富（wealth）、收入（income）、盈利（profit）、租值（rent）、功用（utility）——都有经济学者采用。
出自洛杉矶加大与芝加哥大学的传统，我首先淘汰了盈利，因为盈利是意外的收获，逻辑说不可以刻意地争取。行内最普遍地采用的是“功用”，但我个人从开始就避之则吉。这是因为功用是空中楼阁，二百年前由边沁（J. Bentham）想象出来，真实世界不存在。功用是个变量（variable），科学理论往往有无从观察的变量存在。从开始写博士论文起，我知道验证只能靠可以观察到的变量，无从观察的以少为妙。功用不是真有其物，多个香炉多只鬼，可以不用当然不用。
话虽如此，同学们对功用的理念是要深入认识的。不需要用，但要知道其中玄机。这是因为功用理论经过多年发展，带来了两方面的重要思维。其一是以数字排列选择。不管用什么名目来排列，这排列重要，而熟知功用排列的哲理，对极大化的思维有助。其二是近代的功用排列，用序数（ordinal numbers）。序数是以数字分高下，不比较数字之间的差距，也即是说数字不可以加起来。从选择的角度解释行为，选择的排列重要，而从边际转变的角度论选择，我们是不需要顾及数字之间的差距的。
用上功用理论的理念，却放弃了以功用作为量度选择的工具，在经济学行内不止我一人，但恐怕不及一掌之数。我认为功用量度在行内盛行，主要是数学方程式可以写得漂亮。我的兴趣是理论的实用性。真实世界不存在的变量，以少为妙，可以不用不应该用。在从事解释行为或现象的经济学者中，喜欢以功用量度而又用得最出色的，应该是贝加（G. S. Becker）。个人认为，贝加可以解释的，我可以不用功用方程式也解释得到，而用上功用量度，好些时会中套套逻辑（tautology）之计，高明如贝加也不一定避得开。
方程式，方程式！同学们要用我当然不反对，但千万不要因为好看或显得有学问而用之。好看，却比不上流畅的文字。学问吗？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方程式是不能把学问加上去的。同学们要学数，花一两年工夫值得。一般学子没有戴维德或高斯或奈特的天赋，数学于是对思维有助。如果有史密斯的天赋，学数更是多此一举了。
量度极大化，我有时用财富，有时用收入，有时用租值。各有各的方便之处，也各有各的困难。“财富”的困难是要靠利息率的存在，而没有市场则没有利息率。“收入”的困难是秒秒不同，这秒高那秒低，不一定是选这秒的。“租值”的困难是要在特别情况下才可以用。我自己三者皆用，看情况而定，而如果集中于边际转变来处理选择，大有可为：解释行为只须从边际看。这些我在《经济解释》的卷二——《供应的行为》——分析得清楚，这里不说了。在量度极大化这个话题上，于今回顾，当年有三项读物给我深远影响：A. A. Alchian，The Meaning of Utility Measurement；R. Strotz，Cardinal Utility；I. Fisher，The Theory of Interest。后者开头的一百五十多页最重要，非读不可。
同学们要花相当长的时间去掌握量度极大化的几种价值选择。不是价（price），而是价值（value）。价是另一回事，属于局限那边，是后话。
不能肯定同学们要花多少时日，才能充分地掌握量度“极大化”的几种价值，懂得遇上怎样的问题要选用哪一种。首先是要掌握前文提到的几种价值概念。我推荐了几项读物，而自己的心得都写进了三卷本的《经济解释》的首两卷中。不要轻视这些价值概念。西方的经济学发展了二百多年，到今天，大致上这些概念可取而重要。原则上，这些概念的正确掌握，几个月的工夫足够。困难是不同读物有不同的说法，而不同教授所说的也往往不同。实在太多不懂的人写书或教学了。能通透地掌握价值概念的经济学者不多，而能掌握局限条件（constraints，价值的另一面）的更少。
经济是一门重视概念的科学。可取的理论不多，也不难，远不及自然科学那样湛深，但概念的变化多，一般性大，而概念掌握得稍有差池，简单理论的威力就发挥不出来。这样，从事者逼着把理论搞得复杂，用上“拓朴”等湛深数学。是今天的“主流”吧，但我没有见到这样的文章，对基础概念掌握不足的，能成功地解释现象。同学要掌握正确的概念，但读物胡说，老师不懂，很麻烦。同学们于是要讲一点际遇，明师难求，懂得选择读物是起码的要求了。
说过了，经济解释是解释人的行为，以及人的行为引起的各种现象。史密斯的伟大传统说人的行为是个人选择的结果，我们接受，而加上小孩子也能明白的数学理念，“在局限条件下争取极大化”这个公理就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这公理直白，浅的，没有玄机，困难是概念的掌握：极大化的量度价值概念与局限变化的概念。局限是约束，经济学翻为成本、代价、价格等，牵涉到资源、产出的边际下降，而在社会中则要加上最难处理的产权及交易费用。
这就带到经济解释的重心所在。所有经济解释都环绕着如下一个问题：某些局限变了，人的行为会怎样变呢？想深一层，人的行为变了，牵一发而动全身，其它局限会变，人的行为又会怎样变呢？社会的整体又如何？本来是简单的学问，一下子复杂起来。
局限有变，人的行为跟着变，但要解释或推断这行为的变动，行为不可以乱变一通，不可以像阿康那种“无定向风”。要解释或推断行为，行为一定要受到约束，而在科学上——任何科学——约束行为的规律就是理论了。经济学的结构是简单的：局限怎样变，人的行为一定会跟着怎样变，而约束这“一定”的规律，主要是那大名鼎鼎的需求定律（The Law of Demand）。经济学有不少定律，或有不少理论，但大部分可有可无，只有需求定律不可或缺。没有需求定律就没有西方经济学，事情就是那么简单。原则上，所有其它经济定律都可用需求定律代替，又或者所有其它经济理论都可从需求定律变化出来。任何理论，不论微观或宏观，某一点违反了需求定律，该理论一定错！所以同学们要学好经济理论，一半以上时间要集中于需求定律。其它的多知一点无妨，但如果同学对需求定律的理解与体会，可以给我打上七十分，其它的理论一概不知也算到位，是个及格的经济学家了。
需求定律说，任何物品，何时何地，价格下降其需求量一定上升。不容许有任何例外，因为如果有例外，理论就不可以被人的行为推翻，无从验证，所以不能解释人的行为。同学们都知道，经济课本说有吉芬物品这回事。吉芬物品是指那些价格下降需求量跟着下降的物品，或价格愈高需求量愈大——这是推翻了需求定律。逻辑说，吉芬物品可以存在，正如逻辑说万有引力可以失灵。这就是困难：如果吉芬物品被容许在真实世界存在，而我们不能事前划分哪些是吉芬物品哪些不是，那么人的任何选择行为都不可能被需求定律推翻，也即是说该定律无从验证，于是半点解释力也没有。所有的经济学概念及其它理论皆要与需求定律挂钩，没有该定律，经济学的整个架构就会倒塌下来。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不少价格理论大师尝试在逻辑上把吉芬物品推出门外，都不成功。我在六十年代搞起了风浪，指出在几个不同的假设下，吉芬物品可以被拒诸门外，但因为用上无从观察的变量，不妥。后来还是接纳了史德拉与艾智仁的办法，把需求定律作为一个公理（a postulate），武断地不容许吉芬物品存在。一九六六年，在加州长堤大学任教职，我对同事E. Dvorak指出，逻辑上，吉芬物品不能在市场成交，只可以在一人世界或永远不交换的物品出现，把他吓了一跳，大叫天才。但既然吉芬物品可以武断地废除，我的天才不值钱。虽如是，三十多年后我还是把该推理写进《科学说需求》的第四章第六节。（这里要向同学解释一点。今天的经济学教科书，吉芬物品一般存在。教科书是为了赚钱，或起码要有出版社收容，否决吉芬物品的存在不容易卖出去。可见一般大学里的教授，对经济解释是没有兴趣的。）
回顾平生，在需求定律这个重要话题上，对我影响最大的读物是佛利民的《马歇尔需求曲线》（M. Friedman, The Marshallian Demand Curve）。虽然有好几处我不同意其分析，但该文对需求的经济思维实在好，今天的同学还要一读再读。整体而言，需求定律分析得最详尽的，应该是我于二○○一年发表的《科学说需求》（《经济解释》卷一）。该卷分析的何谓价、何谓量、不变量的选择、品味不变的假设、消费者盈余、否决剪刀论，等等，大部分不能从其它读物找到。不全是我的发明，而是经过多年从读物及师友间的吸纳，经过自己不断地在街头巷尾找现象印证，左改进右改进，日夕思想到过了退休之年，知道打通了经脉，全盘掌握，毫无沙石，才动笔写出来的。
这里有一个要点——非常重要而又头痛的——同学们要注意。这是需求定律（或需求曲线）所说的需求量（quantity demanded），是一个无从观察的变量（variable），真实世界不存在。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变量是成交量（quantity transacted），不是需求量。需求量是一个意图之量，是经济学者想象出来的，不真有其物。于是，经济学分析的短缺（shortage）或剩余（surplus）
都是空中楼阁，真实世界不存在，靠这些理念作经济解释不可能不是废物。我说过，一个假说（hypothesis）的验证必定要用上两个或以上的可以观察到的变量，但理论的起点往往要用无从观察的变量，然后通过逻辑，推出可以观察的变量才能作假说的验证。这样看经济分析，可以避免的话，无从观察的变量愈少愈好。需求定律中的需求量无从观察，但这定律不可或缺，所以需求量是经济学中唯一的我不能不接受的无从观察之物。处理经济解释的一个重点，是要懂得怎样把真实世界没有其物的需求量（一个概念上的变量），按着逻辑的规格，带到可以观察的成交量或其它现象那边去。《科学说需求》的第六章对这个问题交代过、解释过怎样处理。
以为需求量可以观察到，或以成交量作为需求量的研究分析，无数，都是废物。
凯恩斯曾经说：“比起其它科学，经济学困难吗？不难，是容易的学问，但杰出者甚少。”我同意这判断。凯氏认为经济学难以杰出，因为某程度上从事者需要是个哲学家、史学家、数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周身刀的。这观点我不一定同意。我认为经济学难达大成，主要是概念不容易掌握，理论太多，搞得太复杂，而最大的困难是从事者对真实世界知得少，知得太少了。像戴维德、高斯那种人，不懂或不用数，理论知得不多，但他们对基础理念有充分的掌握，对世事知得多，足够。
我们不需要有这些大师的天赋才可以达到师级的层面，但要懂得学习的方法。我自己走过不少冤枉路，误入歧途好几次，可幸及时惊觉，回头是岸，再走。尝试又尝试，终于找到自己的路，打上去。教同学，我只能把自己的经验申述一下。
我认为重要的起点，是入门者要知道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架构，跟着是掌握这架构中的概念与简单理论。有了基础，不妨尝试比较复杂的理论。天赋奇高可以不管复杂的，但我的经验，是猛攻一阵复杂的，再回到简单的基础会有新的理解。三十岁前，我来来回回好几次，到三十五岁，知道基础架构的掌握充分，概念的理解通透，就再不管复杂的理论了。
这架构就是前文说过的：一、人的行为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二、选择的第一个公理，是在局限下争取个人利益极大化；三、量度极大化的价值概念与局限概念皆重要，掌握不能有差池；四、局限转变引起的行为转变，要受到约束，而这约束主要是需求定律。
这就带来我个人认为是经济学最难处理的地方。局限转变带来的行为转变，要受需求定律的约束。需求定律是约束价格的转变与需求量的转变。因此，要解释行为，任何局限转变，处理的人必须或明或暗地把局限的转变翻为一个价的转变。不容易。更头痛的是，很多行为不通过市场，需求量不一定是市场成交的物品。可幸的是，需求定律的用途，不限于市场物品。任何有价值的物品这定律都可以用，包括声誉、友情、信仰等。不在市场成交，没有市价或价格，用需求定律可以不用市价。非市场的物品，价格变为代价，也即是成本了。
“成本”是cost的中译，不大正确。较佳的译法是“机会成本”，有点不妥，因为经济学没有不是机会成本的成本。最好的译法应该是“代价”，但说“生产代价”中文不容易接受。比起其它科学，经济学是格外重视概念的，而其中最难掌握得好是成本的概念。懂得把任何局限转变翻为成本转变，也即是翻为代价转变，需求定律的运用就过了最困难的一关。可以相当复杂：一项局限的转变可以牵涉到好几方面的需求，因而牵涉到好几方面的代价转变。学而时习之，熟能生巧，我自己到四十岁后，得心应手，任何局限转变，想到与某方面的需求有关时，代价的升升降降立刻知道。
《经济解释》的卷二（《供应的行为》）对成本有详尽的解释，而卷三（《制度的选择》）分析产权与制度，带到社会成本（代价）那方面去，也说得详尽。同学要注意，有些价值，可以倒转过来看为成本，例如租值。又例如利息是收入，转换角度可以作为成本看。三十年前，与老师艾智仁研讨某话题，书信来来回回好几次，其中一次我写道：“利息不是成本的局部，而是成本的全部。（Interest is not a part of cost, but the whole of cost）”他回信大赞，显然认为我学满了师。
成本的正确概念本来就不容易掌握（见《供应的行为》），而加上产权问题、交易费用、非市场物品等，“成本”或“局限”的转变来得更复杂了。然而，要通过需求定律来解释人的行为，我们一定要把局限的转变翻为价或代价的转变。要记着，凡是转变，不管是代价还是行为，一定是“边际”的，所以解释行为或现象要从边际转变的角度入手。这又带到序数量度或排列选择给我们的方便了。那些批评交易费用难以量度或无从量度，因而没有用场的众君子，是经济解释的门外汉。
有一件事不妨一提。杨小凯曾经批评我不懂得边际分析，但巴赛尔却说边际分析我用得出神入化。二者有冲突吗？不一定。小凯是搞数学经济的，没有作过实证经济研究，从始至终停留在象牙塔内。我是搞实证研究的，数学的边际分析只学几天就认为足够（考理论当年永远第一），早就跑出象牙塔，走到真实世界中，落手落脚地搞起来。在真实世界看边际转变，可以小若沙尘，可以巨似泰山。数学的边际分析与验证的边际处理是两回事。
这就带来我要说的实践经济学的重点。要解释行为，局限的转变不可以子虚乌有，其转变一定要有可以观察到的事实支持，而如果交易费用等转变不容易一分一毫地量度，以序数排列转变的或大或小有可为。然而，局限转变不易体会，翻为一个价或代价的转变也困难。可以做到，不易。这里要说的重点，是处理真实世界的局限转变，一般不是一个市价转变那么简单，绝大部分不可能从课堂上学得，也不是博士之后坐在办公室内可以知道。同学们从开始的现象作验证。要多做，甚至天天做，开头会觉得经济理论没有什么解释力，但坚持下去，“破案”的实例会愈来愈多，过了几年会觉得复杂的世界一般有简单的理论解释。
是难以自圆其说的现象。所有实证自然科学，不管是物理、生物或化学，学生从中学起就要做实验室工作。经济也是实证科学，但就是进入了大学也没有实验室课程。真实世界是经济学的实验室，大家生活在其中，但大学的教授可没有规定学生要到处观察，不断地试行解释，而那些所谓“实验”课程，只不过拿着些不知怎样弄出来的数字，作些什么统计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