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简述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有那些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在长达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经济理论。以下是其中的一些主要内容：
1. 中庸之道：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强调中庸之道的哲学思想，主张保持均衡、适度，并且强调秩序、和谐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正常的状态。
2. 类比思维：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借鉴了中国古代文化中广泛采用的类比思维方梁旁式。例如，将经济发展比喻为农业生产活动，强调经济发展需要良好的土地、合适的时间和当地的资源等条件。
3. 贸易思想：中国古代的一些哲学家，如墨子、荀信信子等，都提出过自己的贸易思想。他们认为，贸易应该以互利共赢为目的，必须保持公平的交易条件，不利用对方的劣势来获得利益。
4. 义利观念：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注重道德伦理观念，认为经济活动必须符合人类的基本价值和伦理标准，同时追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平衡，强调义利并重。
5. 政府干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态橡坦橡度较为辩护，主张政府应该通过行政手段规范市场经济，消除垄断，保障社会公平和经济平稳运行，为经济提供公共服务。
总之，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经济活动中秉承了道德伦理原则，重视平衡、和谐、义利并重的观念，并通过政府干预来维护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和公平性。
❷ 中国古代传统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
1、主要内容
中国历史上主张重视农业而限制打击工商业的经济思想和政策，即强调发展农耕，限制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以农为“本”，商业被称为“末”业。从商鞅变法时首次正式提出，汉武帝时期大规模推行，此后历代封建王朝大都执行这项政策。
2、实施的原因
①农业产品是封建社会最基本的生活资料，而工商业不能提供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其发展会加剧农业劳动力的流失；
②封建国家可以通过征收稳定的土地税保证财政收入，而经营店铺、作坊等不如经营土地有保障；
③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有利于社会安定；
④文化方面，“重义轻利”观念的影响。
其根本原因是自然经济的反映，是较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必然产物。
3、目的
为了保护农业生产和小农经济，以确保赋役的征派和地租的征收，巩固封建统治。
4、主要表现
（1）统治者反复强调农业为本业，商业为末业；
（2）在土地问题上，采取抑制兼并的政策，防止农民大量破产，稳固农业生产基础；
(3)强化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
(4)从多方面限制商人和商业活动：对商业进行严格的管理，以限制商业的规模和影响；限制商人的政治权利，堵仕途之路，不许其后代做官；利用税收制度惩罚商人；实行专卖制度，对盐、铁等一些与人民生活密切联系的手工业部门和商业种类实行官营制度，独占专利，不许商人染指；对民营商业和手工业征收重税；从日常生活方面对商人进行限制，对其穿衣、建房、乘车都有歧视性规定等。
❸ “中国传统经济”主要指的是什么结合古代史说说它的基本特点
不是专业人士 带你找点资料（一）传统农业中土地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关系
中国传统经济主体是传统农业，传统农业的主流是精耕细作，这是它不同于西欧中世纪农业的一个显着特点。精耕细作是以提高土地利用率为轴心的。西欧中世纪长期实行休闲耕作制，中国则在战国时代已经由休闲制逐步转为连作制，后来又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轮作倒茬间套复种的耕作方式，围绕着提高土地利用率，采取了耕作、施肥、灌溉、育种、田间管理、植物保护等一系列措施，农产品单位面积产量达到很高水平。中国传统农业在农艺、单产和土地利用率方面长期居于古代世界的前列，用有限的耕地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中国历史上由于长期战乱导致赤地千里、人口耗减1/3以上的严重局面并不鲜见，但古代劳动人民总能安然渡过险境。清代人口高峰期比明代盛期不是增长百分之几、百分之十几、百分之几十，而是成倍地翻番，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外国可能会把经济圧垮，中国却经受住了这种压力，大体上维持了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有精耕细作的农业。着名农史学家石声汉曾经把中国的传统农业比作一棵有旺盛生命力的大树，砍掉一个大枝，很快就会生长出一个新的大枝来替代，不但依然绿荫满地，而且更加枝繁叶茂。应该说这是很了不起的。决不能把中国的传统农业说得一钱不值。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的提高，本身就是经济的一种发展。这样说，不仅是因为它属于“资源利用广度、深度和合理程度”的一种提升，而且因为它符合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方向和长远利益。地球上的土地是有限的，人口却不断增长，要解决这个矛盾，只能走精耕细作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的道路。
至于精耕细作传统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则需要加以分析。有人把精耕细作等同于多劳集约，认为它是不讲效率的，这未免简单化了。本来，通过精巧的农艺提高单产，可以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有力手段。但精耕细作需要与其他经济和社会条件相配套，由于配套的条件不同，遂形成不同的发展模式或发展路径，在这些不同的发展模式中，土地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关系也各异。这可以用汉代两种丰产农法——代田和区田为代表予以说明。
汉武帝时赵过推行的代田法以垄甽“岁代处”得名，采取半面耕和半面锄相配合的方法，与耦犁、耧车等“便巧”农器相配合，不但能够“亩增一斛”，增产约25%，而且“二牛三人”可耕田五顷（大亩，每顷相当240周亩），如果以一个农户有五六口人、两三个劳动力算，这约略是“一夫（以男性家长为首的一个农户）百亩（周亩）”的12倍，故史称“用力少而得谷多”[2]。代田法所代表的这种精耕细作类型，姑称之为“节劳型”，其特点是：农法的进步与农器的改进同步，增加单位面积产量与提高劳动生产率并重。根据上文的分析，劳动的社会生产率提高的途径，在于通过工具的改进、设施的完善、规模的扩展等增加物化劳动的比重，来减少活劳动的投入，而且活劳动的减少要大于物化劳动的增加，从而达到总劳动的节约。“花费越来越少的人力可以推动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代田法完全符合这一标准和要求。
西汉末年氾胜之在关中地区提倡区田法属于另一种类型。它不要求有大片的耕地，可以在小块土地以至荒坡、废城墙上直接作“区”。由于它“不耕旁地”，“不先治地”，所以不采用或不一定采用铁犁牛耕，但作“区”、施肥、灌溉、管理，却要求投入大量的劳力。区田法主要适应西汉中后期在激烈的土地兼并中缺乏牛犁农具、经济力量薄弱的少地或无地的小农的需要，试图用精巧农艺和加大活劳动投入的办法，弥补耕牛、农具和土地的不足，大幅度提高产量，实现少种多收。设计者给小农描绘了一幅诱人的图景：号称“亩产百斛”（相当于2787市斤/市亩），“丁男长女治十亩……支二十六年”，但这里有很大的虚夸成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3]。历代效仿和试验者不乏其人，产量虽有提高，但达不到这个标准，由于耗费劳力太多，始终无法大面积推广。区田法所代表的这种精耕细作类型，姑称之为“多劳型”，其特点是：农法的进步不与农器的改进同步，虽然可以增加产量和土地利用率，但劳动生产率却难以有相应的提高。这显然是与增加物化劳动、减少活劳动的要求相悖的。
这两种类型的精耕细作在中国历史上的命运各不相同，它们的此消彼长直接影响着中国传统经济劳动生产率的变化。
代田法在汉代曾一度推广，但实行的时间不长，即被平翻低畦农田所取代。不过，作为代田法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物质基础的牛耕及其配套的犁具，却被继承下来，并且继续改进[4]。因此，凡是建立在铁犁牛耕基础上的精耕细作技术在一定意义上均可视为代田法的延续。区田法即使在汉代实行的范围也有限，后世也只是作为济时救急的手段被推行于一时一地。但历代贫苦农民为了弥补耕牛农具和土地的不足，往往用多投劳动、精耕细作的办法力图获得高产；而类似区田的特殊的高产抗旱栽培法，在民间也断断续续被人们所采用。也就是说，以代田法和区田法为代表的“节劳型”和“多劳型”精耕细作在中国历史上是长期并存的。大体说来，唐宋及其以前，“节劳型”精耕细作占主导地位，明清时代则逐渐向“多劳型”精耕细作偏斜。
作为代田法核心之一的耦犁牛耕的推广，一开始就遇到了如何与战国秦汉以来形成的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问题。由于代田法对牛力和农具的要求较高，不大适合分散经营、经济力量薄弱的小农，当时基本上只有边郡屯田、政府公田及某些富豪之家能够实行。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耦犁牛耕的推广引起生产单位扩大的趋向，导致豪强势力的膨胀和劳动者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化。不过，地主田庄所役使的主要是虽然有严重人身隶属关系、但仍然保持了独立经济的劳动者。这就是说，小农经济的体制虽然受到冲击，但毕竟延续下来。精耕细作要求有较高的独立性和主动精神的劳动者，劳动者严重的人身依附关系不能完全适应精耕细作的需要。魏晋南北朝精耕细作继续获得发展，注定这种状况迟早是要发生变化的，而且变化确实发生了。一是耕犁从“二牛三人”到二人二牛，到一人一牛，最后，比较轻便灵巧的曲辕犁得到普及，主要就是向着适应小农经济的方向发展的。二是北魏隋唐实行均田制以来，独立性较强自耕农再度活跃，隶属性佃农逐渐转化为契约性佃农。这种历史变迁，在一定意义上可视为西汉中期以来以牛耕推广为标志的“节劳型”精耕细作与封建地主制下小农经济体制相互磨合的过程。
唐宋是我国封建社会中牛耕最为普及的时代（详后），也是传统农具发展到巅峰的时代。不但传统耕犁臻于成熟，水田耕作农具日益完善和配套成龙，而且还出现用水力、风力或畜力推动的大型、高效灌溉机械和加工机械。耕作规模虽然没有扩展，但农户仍然拥有较多的耕地。同时，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形成并臻于成熟。以上这些标志着我国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并继续在农法与农器同步、产量与效率并重的“节劳型”轨道上前进。在这种情况下，唐宋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应该比前代有所提高。
明清，尤其是清代，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于人口激增，每个农户平均占有的耕地明显缩小，小农经济变得更加细碎。为了缓解人口激增所产生的民食问题，除了垦荒、引进和推广高产作物外，还大力推广多熟种植，土地利用率达到了传统农业时代的最高峰，施肥和育种等技术也有相应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牛耕的使用倒退了（详后），农具基本上没有发展。由于生铁淋口技术的应用，明清某些小农具的质量有所改进，但除了适应个体农户小规模经营的某些细小农具有所创新外，绝大部分农具是沿用前代的（这从《农政全书》和《授时通考》所载农具完全抄自王桢《农书》便可知道），已失去了战国秦汉和唐宋那种新器迭出的蓬勃发展的气象。实际上，唐宋时代的某些大型农具反而鲜见使用了。在经济最发达的江南，铁搭竟然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耕犁。或谓中国传统的铁农具，从战国秦汉到宋元，已形成定制，没有多少改进的余地。清代农民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工具，但他们把传承下来的生产工具的功效发挥尽致了[5]。这种说法值得商榷。诚然，明清的农具是从前代继承下来的，但不能说这些农具就此定格不能改进了。因为农具毕竟是人创造的。唐宋传统农具发展得比较成熟，增加了明清改进农具的困难，但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在人多地少的条件下，细小的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缺乏改进农具和使用大型农具的内在动力。从牛犁和大型灌溉、加工机械比前代较少使用看，也很难说清代从前代传承下来的工具的功效已经发挥尽致了。如前所述，劳动的社会生产率提高的基础在于工具的改进和设施的完善，而传统经济时代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靠牛耕及其配套的农具的推广。在牛耕普及程度比前代倒退、农具基本上没有改进，农民耕作规模缩小的情况下，怎么能奢望清代农业劳动生产率比前代有大幅度的提高呢！[6]
清代农业继续实行精耕细作，但这时的精耕细作已出现了某种转向。清代的农业技术基本上是前代的延续，除了局部以外，可以说没有突破性的发展，但却更多依靠增加人力的投入，而不是依靠牛耕的普及和工具的改进。清代的农谚是“粪大力勤，不用问人”，与代田法的“用力少而得谷多”异趣。作为“多劳型”精耕细作的极端形式的区田法又变得特别的诱人，清代进行区种试验的空前增多，人们试图从中找到农业的出路。这种种迹象表明，清代精耕细作农业日益偏离“节劳”的方向，在“多劳”的轨道上滑行，高土地利用率和低劳动生产率形成巨大的反差。
研究历史上的劳动生产率需要根据有关数据作具体的计算。由于资料和数据的残缺以及各个时代各个地区度量衡的复杂，要精确计算出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的劳动生产率相当困难。[7]在这种情况下，把个案的分析、具体的计算和宏观的考察结合起来，相互印证或相互校正，或许是解决问题的一条途径。以上对精耕细作两种类型中土地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关系及其演变的分析，正是试图从宏观的视角、从劳动生产率的物质基础变化，疏理出它的发展线索，庶几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8]
精耕细作是我国农业的宝贵遗产。我国农业今后仍然要走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的道路。但历史也昭示我们，农法和农器的改进应该同步，农业生产才能更加健康全面地发展。如何使精耕细作从“多劳型”的轨道转移到“节劳型”的轨道上来，仍然是当前需要着力解决的历史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