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经济伙伴关系怎么样

‘壹’ 为什么说中日经贸关系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和极强的依存度

中日经贸合作的互补性研究�
中日经济合作有极大的互补性。日本有大量资金、先进的技术、高质量的设备、成熟的管理模式和先进经验；中国有庞大的市场、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优惠的待遇、蓬勃发展的经济和世界加工基地。友好合作不但给双方赚取了大量外汇、拉动了经济发展、促进了共同繁荣，还形成了稳定的合作框架和国际分工。虽然摩擦不断，但商机无限，前景光明。�
1.中日经济合作使双边贸易大幅增加，为双方赚取了大量外汇�
二战结束后日本与美韩、东盟、港台形成了经济分工与循环体系。中日从1952年签订第一个民间贸易条约到70年代初只有少量的民间贸易。1971年双边贸易额9亿美元。1972年9月中日恢复邦交，贸易额是10.4亿美元。1978年两国签订为期8年的长期贸易协定。根据平等互利、互通有无、进出平衡、长期稳定的原则，到1985年，各出口金额累计1000亿美元。后经双方同意又把协议延至1990年，将原定目标金额增加1至2倍。上述贸易协议执行情况基本顺利。�
90年代以来，中日摩擦增加，但贸易仍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1990年双边贸易额为164.4亿美元，1996年则突破600亿美元，2002年达到1016亿美元，2003年达到1335.8亿美元，2004年1678亿美元，2005年为1844.5。日本连续11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也连续多年成为日本的第二大贸易国。在日本的出口方面，对中国(包括香港)的出口在2002年首次达到对美出口的一半左右。2003年日本对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出口急剧增长，贸易额比2002年增加约20％，首次超过了对美出口的数额，中国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最大的日本进口对象国；两国间经贸关系更趋紧密。�
经济合作为双方赚取大量外汇，而“外汇收入”是日本这类资源贫乏国家经济发展的唯一源泉和动力。日本能长期保持世界最大债权国和外汇储备龙头老大的地位，中国能逐渐积累大量外汇并于去年超过日本，两国的互惠合作功不可没。�
2.经贸合作拉动了两国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共同繁荣�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型，日本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中国不但从日本引进大量资金、技术、设备，还引进了市场经济体制和先进管理管理经验。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对中国产生了重要牵动作用，加速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转型。�
在直接投资方面，截至2005年末日本向中国投资企业达28000家，累计协议金额约575亿美元，实际利用金额约414亿美元，占中国利用外来直接投资总额的12.7%。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对华直接投资国。同时，投资项目开始向高附加值产品领域扩展，投资区域也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发展。日本企业扩大对华直接投资，直接带动了日本的机械设备、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对华出口。在华日资企业产品大量返销日本，又促进了中国价廉质优的纺织品与服装、机电类工业品的对日出口，使日本的消费者获得实际利益，提高了他们的福利待遇。中国企业的对日直接投资也开始增长。�
日本还是中国第3大技术引进国。同时，中国的巨大市场和商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充足的人才储备，也非常符合日本经济的发展。�
事实证明，日本经济逐步走出低谷，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中国市场的巨大牵引；日本企业的大量投资对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就业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据估计，在华日资企业直接、间接雇用员工920万人，2004年共纳税490亿元人民币。�
日本对华援助不断增加，与中日经济关系发展形成良性互动。1979年日本在西方国家中最先对我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此后日本一直是对华援助最多的国家，在每年日本受援国中，中国一直是最大的。中国各地许多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的基础设施项目，都曾得到过日本政府提供的日元贷款。到2002年日方向中国提供的日元贷款已达2.1万亿日元，居各国对华贷款之首，超过我国接受官方贷款总额的40%。日元贷款一方面促进了两国贸易和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了两国经贸合作；另一方面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国内市场扩大而对推动两国经贸合作做出了贡献，给双方带来好处。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不仅成为对日经济关系发展的主要动因，还成为拉动低迷的日本经济发展的主角。对华出口动向正在成为左右日本景气的重要因素。�
3.中日贸易结构继续优化，优势互补、形式多样、稳定发展的合作框架与国际分工体系已初步形成�
中国对日出口的是以劳资为主的初级产品，如服装、面料、石油、煤炭、食品、土特产、玩具、陶瓷制品、日用工艺品、工业原料等、农副产品等，这类产品占2004年对日出口的43%以上。其中日本在华投资企业的产品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中国企业核心技术是日本的。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很难成为日本的对手。企业的绝大部分的利润流回日本本土，也说明双方出口的品种处在不同的附加价值层次上。日本出口到中国的商品主要是科技含量很高的电器、电脑、化工设备、医疗设备、机械设备、汽车、家电、钢材等高技术产品。制造高质量的产品长久以来被认为是日本人的特征。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和研究，日本在超导技术、材料技术、纳米技术、平面显示屏技术等方面已经掌握了世界最尖端技术，以传统强项制造业为基础，尖端技术为前导，可以确保日本在未来几十年继续保持经济领域的领先地位。�
这种贸易与投资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良性循环已经形成，随着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增长，这种良性循环再次向更高层次上发展。至于在第三国如美国的市场上，中日两国对美出口中竞争的产品比重大约只有16％。�
中日经济关系已发展成为日趋兴起的网络经济与国际分工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通过对华投资、出口获得了很大的利益，中国也因日本的投资创造了近1000万个就业机会。另外，中国还从日本进口半成品，然后在中国进一步加工后向世界出口。在这种真正密不可分的关系下，现在每天有1万多人相互往来。�
在“中国制造”的产品中，包含着很多“日本制造”的高技术零部件等中间产品。作为世界上最大钢铁产量生产国的中国每年要从日本进口大量高级钢材。中国信息化的进展也导致日本生产的中间产品对华出口的增加。例如，在电视机领域日本专门生产高清晰度电视机，中国专门生产标准型电视机，其单价相差悬殊。而作为中国大宗出口产品的标准型电视机当中，占电视机成本一半以上的显像管几乎都是由日资企业生产的。而日资企业在中国进行生产，就要向日本总公司支付红利、利息及专利使用费等，这又成为日本企业开发新的、高附加价值产品的重要资金来源。在“日本制造”的产品中也包含着大量我国生产的零部件等中间产品。两国产品已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4.中国的崛起不仅带动了日本经济的复苏，还改变了日本经济一贯仰赖美国的状态�
过去，日本经济长期受美国经济左右，“美国打个喷嚏，日本马上感冒”。经济持续高度增长的中国和资金与技术力量雄厚的日本的积极合作使东亚地区经济规模增大和地区内贸易与投资扩大，已初步形成不易受美国经济影响的地区内循环结构。日本的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日本对美国的出口增长4%至6%，对亚洲的增长超过了10%，其中对中国出口的增长率竟高达20—30%。中日两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关系越来越密切。双边贸易的扩大和直接投资的增加，已经使中日两国彼此都有求于对方，谁也离不开谁。�
5.中日美三国经济形成某种程度的互动关系�
日本作为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是亚太经济合作的首倡者和推进者；随着经济合作的深入发展，中日美之间在经济发展及运行体制等方面的共性不断增多，经济利益更加盘根错节，这有助于不断消除相互间的戒心和猜忌，减少政治和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把三者关系纳入和平与发展的轨道。美国总是把中国视为未来最有可能挑战美国霸主地位的竞争者，既想在这个世界最大的潜在市场的发展中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又要遏制中国的崛起。在中美关系复杂多变的情况下，稳定中日关系对改善我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本一向紧随美国，但又不愿长期作小兄弟，和美国有矛盾，希望借助中国牵制美国，同时又注重在中美之间掌握平衡，力图充当协调者。

‘贰’ 中日韩等15国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会对全球经济产生哪些影响

中国加入了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其中90％以上的商品或零关税影响了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并正式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合作协定》（RCEP）。中方表示，我们十五个国家的领导人见证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成员结构最多样化，发展潜力最大的自由贸易区，这不仅关乎东亚区域合作。具有重大意义的成就是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胜利。它必将为促进区域发展和繁荣增添新的动力，并为世界经济的复苏贡献新的力量。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经过八年的谈判，RCEP签署使人们在黑暗中看到了希望和光明，这表明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是道路和正确的道路，仍然代表着世界的正确方向、经济和人类。

实际上，本地的所有企业都可以参与原产地的价值积累，这对于促进该区域内的相互贸易和投资非常有利。因此，在RCEP签署后，如果90％以上的产品逐渐实现零关税，它将极大地促进包括中国在内的十几个成员国的经济活力。

‘叁’ 中日经济互相依赖的程度有多大或者说谁离不开谁

在经济体制方面，中国企业治理与日本的企业治理相似，均强于协调但弱于监控，尽管两国的制度安排方面有很大的差异。而中国在处理政治稳定与产业结构换代这对矛盾时的作法与日本则完全相反。日本银行放贷与企业投资中的过度竞争与企业投资中的过度竞争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极大地促进了日本企业独立研发能力和自主品牌的培养。而中国企业则侧重于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直接参与全球生产链的分工。中国模式的特点是建立一个大量吸引外资，以进口和出口同时急剧扩张、大进大出为特征的世界工厂。这个模式使中国过去二十多年里实现了飞跃的经济增长，显示了巨大的活力。但经济奇迹的同时，也在制造四个结构性条件，这可能使中国经济在未来几年面临重蹈日本泡沫经济覆辙的巨大风险。第一经济严重依赖美国市场，不断增长的中美贸易不平衡与美国经常账户的整体逆差一起为美元带来强大的贬值压力。2003年中国GDP的美国市场依存率已经接近10%。根据美国官方的统计，2003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已经超过1200亿美元。中国经济在这样一种局面下面临着双重风险；一方面美国必然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实行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如果在现在的条件下回应这些要求，中国必然面临出口下降，经济发展减速的风险。但是如果中国不理睬美国的要求，任中美贸易不平衡进一步扩大，必然推动美元危机的爆发。一旦爆发美元危机，严重依赖美国市场的中国经济必将受沉重的打击。在目前的美元本位币制度下，各国储备的是美元资产，而美国却用不着储备黄金。与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相比，最关键不同是现在各国大量储备的美元不受任何实物支持。在金本位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没有任何政府或企业可以凭空造出黄金来平衡国际收支逆差，而在美国本位制下，美国却制造出各种金融工具来达到这个目的，这个特点是美元本位制孕育金融风险的出发点。由于美国不用储蓄就可以借债，美国积累了大量的对外债务。由于美元作为各国储备关键货币的地位，美国积累了巨额的贸易逆差。对那些拥有对美贸易巨额顺差的国家来说，如果它们的中央银行把这些美元换成本国货币拿回国内，势必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因此，它们都把这些外汇储备用来购买美国的政府债券、企业债券或股票以及房地产。仗着美元为各国外汇储备的关键货币这一特殊地位，美国没有任何先储蓄或先生产后消费的负担，完全可以靠政府和私人举债来消费。美元本位制使美国变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在现行的美元本位制下，各国外汇储备的关键货币美元的背后没有黄金的支持，美国政府发行的债券的背后也没美国国内储蓄的支持，这种只由纸币而不是黄金支持的信用创造，经常导致全球范围内以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暴涨为特征的信用泡沫。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美国的经常账户已经累计积累了3万亿美元的赤字。当这3万亿美元的货币进入拥有对美国贸易顺差的国家银行系统，这些国家就开始了一个制造泡沫的过程。商业银行开始疯狂地扩大信贷，经济空前地繁荣，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价格以及企业利润急速上涨。由于每个产业都可以获得低息贷款，它们都建造了多余的生产能力。当投资和经济成长异乎寻常地加速时，资产价格的泡沫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美国经济学家邓肯预言，这个由美元纸币搭起的经济大厦早晚要倒塌。它将再一次提醒世界各国为什么几千年来人类总爱用黄金而不是纸币来作为保值的最佳手段。一旦人民币或是由于国际压力或是由于美元危机急剧升值，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世界工厂模式马上就要面临很大的压力。如果人民币在未来的五年内也像日本在80年代一样对美元的汇率升值50%，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恐怕在顷刻之间就会大打折扣。中国至今没有像日本一样建立起以独立研发能力和自主品牌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这将直接关系到中国到时候是像今天的日本还是像今天的墨西哥。第二，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大量吸引外资，在贸易方面大出大进的世界工厂模式使中国过早地进入与其他国家之间在能源和资源方面的冲突并被认为抢走他国的工作机会。积极吸引外资的结果是跨国公司纷纷在中国设厂甚至建立地区总部，世界工厂的崛起已经在国际政府经济中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销反应，为了维护世界工厂的运转，中国必然需要一个与其生产相匹配的世界级的供销科，大量使用能源、原材料和设备。尽管这可以为其他国家增加就业机会，但也可以使中国与许多国家的经济磨擦和冲突骤然加剧。这并不是说中国不应该与他国争夺能源和资源，而是说中国应该考虑资源效益比，要思考在一定的能源资源争夺水平上如何能实现更高的发展水平，或者反过来说，在追求一定的发展水平上如何能降低与他国在能源资源方面的冲突。日本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后将产业结构进行了巨大的调整，由资源型的钢铁、造船和化工转向资源节省的家电和汽车。而中国侧重制造加工型的发展模式在日益间的较量。第三，中国提高了本国GDP的贸易依存率，并大大提高了中国经济面临来自国际市场的风险，中国GDP贸易依存率在近年急剧上升，2002年还在50%左右，2003年就上升至60.2%,这伴随巨大的风险。日本一直把GDP贸易依存率控制在较低的水平。第四，中国和日本相比，在处理政治稳定与经济结构升级换代之间的矛盾时采取完全相反的作法，这种以政治稳定为代价追求经济结构升级的做法隐含巨大的政治风险。日本长期以来以稳定为优先目标。尽管从70年代以来，日本面临一系列的外部经济环境的挑战却始终以稳定为主，特别是注意保护对就业有直接影响的农业和零售业。当然日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日本经济一直在困境中挣扎，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的另一方面尽管日本经济长期停滞，其政治与社会的稳定却依然如故。中国则显出一种大刀阔斧对经济结构进行升级换代的魄力，中国不仅在开放程度方面远远把日本抛在后面，而且在经济结构上在低、中、高技术产业同时追赶，显示出巨大的活力。与此同时，应看到，中国对社会保障付出的努力远不及日本。三农、下岗以及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不平等程度的加剧已经成为社会与政治不稳定的因素。在加入WTO协定中，中国在农业与零售业方面作出远远超过许多发达国家的让步。以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必须建立在低工资的基础之上。这种发展模式如果不加以调整，从长远的角度看会严重束缚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开放。中国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滞后的结果是收入不平等过大，财富向少数人集中。这种分配不公平的后果是国内需求疲软，而国内需求疲软不仅导致通货紧缩，而且使得中国GDP总值中国内部分所占比例相对较低，从而使GDP对贸易依存度过大，如果中国在GDP对贸易过大的条件下被迫实行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项目，国际市场的任何急剧变化都会使国内经济遭受重创。这时，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不平等问题又会反过来很有可能以突然爆发的形式导致政治上的不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近来中国政府开始重视农村问题，下岗问题以及东北问题，不仅仅是解决不平等，也是在为中国外部经济环境可能发生变化提前做准备。恶化的国际能源条件下必然遇到巨大的增长瓶颈，中国和印度，世界工厂和世界办公室之中国发展模式伴随的以上四种趋势如果合流或者在更深刻层次上的互动的话，可能给中国经济在最近的将来带来严重的挑战。这种以廉价劳动力以基础的比较优势吸引外资，靠大进大出维持的世界工厂模式，不仅在国际上增加了中国经济抗拒外部冲击的能力，并埋下了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当年的日本虽然在第一种趋势上与中国相似，在第二种趋势上与今天的中国相比风险要小得多。日本在到了80年代 已经成功的降低了在能源方面对石油的依赖，日本经济发展模式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目前面临的第三种和第四种趋势。换言之，日本模式的国内风险无论是在GDP的贸易依存率代表的抗拒外部冲击方面还是与社会保护紧密相连的政治稳定方面的风险，都要比中国模式小得多。2002年以来，美元汇率一路下跌，这对无论是美国国内还是国外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弱势美元导致了美国贸易赤字的急据增加，美国政府的大规模减税在2003年剌激了美国的经济复苏，使美国的消费者信心大增，大手大脚花钱。弱势美元对中国经济有直接的影响，第一，由于人民币与美元挂钩，当美元贬值时，人民币与其他货币的汇率随之贬值。这大大增强了中国商品在美国以外的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第二，由于中国是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美国的经济复苏导致美国购买力的增强使美国从中国进口了更多的商品，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到空前的幅度。这使中国的外汇储备飞速增长。外汇储备的增长，导致了中国货币发放大幅度增加，银行信贷的急剧扩张以及中国经济的局部过热。由于中国实行外汇管理，出口的企业必须把赚取的外汇在指定的银行兑换成人民币。例如为了兑换1900多亿美元，如果按照大致1美元兑8元人民币的汇率计算,中国的银行不得不增发15000多亿的人民币基础货币。这就使得中国的银行系统被突然注入了大笔可供信贷的资金。以上不是说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都来自美国，而是说美元贬值这一因素至少可以解释中国经济发展和美元的相关性。当今，中国政府实行的宏观经济调控非常有意义的地方在于，因为它将成为中国经济在未来数年里应付国际政治经济严重挑战的一场预演。至今为止，中国在一个以稳定汇率（人民币与美元挂钩）与不开放资本账户为特征的“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创造了一个发展速度与日本相似的经济奇迹。正如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带来了日本经济的逆转一样，如果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真的实行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中国经济体制在监控方面的弱点可以成为直接威胁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死穴。
至于中日经济的对比：
1、发展程度不同，日本处于成熟工业化阶段，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2、对资源的依赖程度不同，日本高度依赖海外资源，中国部分依赖海外资源；3、经济格局不同，日本以大型私营综合商事为核心，中国以大中型国有控股企业为核心；日本大中小企业布局较合理协调，中国企业发展很不平衡，大而不强、小而不专问题突出。4、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不同，日本对内需的依赖性较大，中国比日本更依赖出口；日本经济发展对投资拉动依赖性很小，中国经济发展高度依赖投资。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