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如何协调推动经济稳定增长和结构优化
稳增长和调结构相辅相成。我们既要全力保持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又要积极促进经济转型升级、行稳致远。
加快培育消费增长点。鼓励大众消费，控制“三公”消费。
增加公共产品有效投资。确保完成“十二五”规划重点建设任务，启动实施一批新的重大工程项目。
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坚持“三农”重中之重地位不动摇，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让农业更强、农民更富、农村更美。
推进新型城镇化取得新突破。城镇化是解决城乡差距的根本途径，也是最大的内需所在。猜厅要坚持以人为核心，以解决三个1亿人问题为着力点，发挥好城镇化对现代化的支撑作用。
加大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力度。
用改革的办法解和迟决城镇化难点问题。抓紧实施户籍制度改革，落实放宽户口迁移
政策。对已在城镇就业和居住但尚未落户的外来人口，以居住证为载体提供相应基本公共服务，取消居住证收费。
提升城镇规划建设水平。制定实施城市群规划，有序推进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同城化。
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唤兆李统筹实施“四大板块”和“三个支撑带”战略组合。
把“一带一路”建设与区域开发开放结合起来，加强新亚欧大陆桥、陆海口岸支点建设。
推动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
新兴产业和新兴业态是竞争高地。要实施高端装备、信息网络、集成电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等重大项目，把一批新兴
产业培育成主导产业。
服务业就业容量大，发展前景广。
提高创新效率重在优化科技资源配置。要改革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管理方式，建立公开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
② 公共部门促进经济稳定的措施有哪些
伏空公共部门是指被国家授予公共权力，并以社会的公共利益为组织目标，管理各项社会公共事务，向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法定服务的政府组织。
公共部门稳定经济职能指公共部门运用税收、公债、转移支付、投资等各种政策工具（主要是宏观经济政策手段），调节控制社会需求的总量与结构，使之与社会供给相适应，以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职责和功能。
在十二五规划中，强调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把短期调控政策和长期发展政策有机结合起来，加强各项政策协调配合，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规划中强调要增加政府支出用于改善民生裤厅手和社会事业比重，扩大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逐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规划中强调调整优化投资结构。发挥投资对扩大内需的重要作用，保持投资合理增长，优化投资结构，完善投资体制机制，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有效拉动经济增长。
为了更好的促进服务业发展，规划中强调调整税费和土地、水、电等要素价格政策，营造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胡嫌政策和体制环境，同时加强土地、财税、金融政策调节，加快住房信息系统建设，完善符合国情的住房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合理引导住房需求。
③ 运用经济与社会知识说明,如何完善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经济大局
既有套话也可以结合材料斗槐背景文字。
套话有，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充指段分发挥市场作用，政府的空逗友经济职能有力实施。
积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大力建设创新引领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大数据、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
推动高水平开放，形成东西双向互济，陆海内外联动的开放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④ 如何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上半年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提出既要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充分做好应对各种复杂困难局面的准备，又要牢牢把握重大调整机遇，积极有为，创新求进，坚持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努力实现三者有机统一。怎样做到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就此，记者日前采访了本报专家委员会成员、内蒙古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苑德军博士。
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
记者：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速为7.6%,虽然总体保持平稳，但已经连续两个季度出现小幅下滑。我们应当如何分析当前的经济增速放缓？
苑德军：从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角度分析，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进出口增速回落明显。受欧洲经济低迷不振、国内工业生产放缓、出口产品成本提高、人民币汇率升值、贸易摩擦加剧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上半年进出口呈现逐步回落态势。
二是消费增速放缓。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2.7%，同比回落1.7个百分点。消费增速下滑，既有中央八项规定出台遏制公款消费带来的影响，也和居民收入增速不快对消费的制约有关。
三是政府的主动调控。新一届中央政府上任以来，表现出对经济增速放缓的较高容忍度。面对经济增速放缓，中央政府没有出台刺激政策，不再走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老路，而是致力于推进结构调整和深化改革，以释放经济增长的活力和潜能。
一国经济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高增长之后，必然减速进入中速增长阶段。这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多年近10%的高增长之后，制约经济增长的一些主要因素发生了重要变化，原有的社会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分配结构等经济增长的内在力量，已经无法支撑和推动经济继续在高增长轨道上运行，经济潜在增长率明显下降。自然，经济增速放缓也就不可避免。
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
记者：处于经济增速放缓、“调结构”、“转方式”步伐加快大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在运行中存在哪些主要矛盾？
苑德军：首先，是“稳增长”与“调结构”的矛盾。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核心问题，不是总量而是结构问题。“调结构”是“稳增长”的基石，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必由之路。通过“调结构”解决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各种结构性矛盾，有利于为中国经济增长构建坚实的产业结构和动力结构基础，增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延长增长周期。而“稳增长”可以为“调结构”提供适宜的经济环境，提供好的基础和条件。如果经济大幅下滑，“调结构”的动力会削弱，空间也会被严重挤压。“调结构”是为了更好地“稳增长”，“稳增长”有利于“调结构”，两者具有一致性。不过，短期内两者还是有冲突的。“调结构”势必要淘汰落后产能，压缩“两高”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和产出。当短期内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和产出的增加不足以弥补前者的减少时，经济增速必然受到影响。
其次，是“稳增长”与“防风险”的矛盾。伴随着经济下行，经济与金融运行中的风险也在放大。房地产市场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是两个主要的风险策源地。从房地产市场看，高房价导致大量社会资金“脱实向虚”涌入房地产业，对实体产业投资带来“挤出效应”，容易引发产业空心化风险。高房价掩盖产能过剩，透支国民财富积累，抑制消费扩张，加剧贫富分化，也会导致贻误经济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激化社会矛盾的风险。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看，近两年债务规模像滚雪球一样迅速膨胀，风险凸显，令人担忧。而一旦高房价泡沫破灭，房价持续下跌，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不良率将明显上升，政府平台债务也将大面积违约，有的金融机构可能倒闭，并引发金融危机。因此，必须把“防风险”置于重要地位，它是“稳增长”的重要条件，可以为“稳增长”提供有利的金融环境。不过，“防风险”必须推动经济的“去杠杆化”，控制房地产融资和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而这又必然影响投资规模进而影响经济增速。
再次，是经济增速放缓与就业压力扩大的矛盾。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企业转型升级裁员、大学毕业生数量创新高等因素交织在一起，使经济社会面对着巨大的就业压力。特别是大学毕业生就业，已成为政府高度重视、公众热切关心的社会问题。而经济增速放缓对就业的负面影响也已显现。就业是民生之本，劳动者的就业状况，不仅关系到国民福祉和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更关系到社会稳定。在经济增速放缓趋势不可逆转的情况下，如何保住中国经济的“下限”，尽可能最大程度地吸纳就业人口，是中国经济要面对的一个长期性问题。
最后，是经济增速放缓与“惠民生”的矛盾。近年来，随着财政收入持续增长，政府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支出显着扩大。但由于在社保、医疗、教育等方面欠账太多，政府还需进一步加大民生方面的投入，而这需要有足够的财力作保证。经济增速放缓引致的财政收入增幅下滑，制约着改善民生支出的扩大。
上述矛盾是当下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各种变量之间复杂关系的具体反映。要解决好上述矛盾，必须通过有效的政策措施，协调好“调结构”、“稳增长”、“转方式”、“促改革”、“防风险”、“惠民生”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实现中国经济“稳中求进”、“稳中有为”、“稳中提质”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
下半年经济走势分析
记者：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您对下半年的经济走势做何判断？
苑德军：下半年“稳增长”的压力仍然很大。从国际上看，美国经济稳步复苏，房地产市场和就业市场数据较好，通胀低于预期，定量宽松政策退出预期升温，美元指数走高，预计明年第四季度或后年年初美国开始加息。美国经济趋好及货币政策可能的变化，使得“热钱”流出，外汇占款增速放缓，人民币贬值预期增强，进而导致流动性趋紧并给我国货币政策带来挑战。从国内看，“去过剩产能”、“去杠杆”、“去库存”仍是宏观经济运行的主线。受资产负债表不佳、融资平台扩张受限等因素制约，地方政府的投资扩张能力受到抑制。土地、资金、人力等投资要素成本上升，投资回报率下降，也制约着企业投资增速的提高。消费受城乡居民收入增幅制约，短期内也难以显着反弹。但也必须看到，“稳增长”还是有许多有利条件的。中央政府一系列深化改革举措的逐步落实，将为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在投资方面，尽管存在制约投资增长的因素，但保障房建设、棚户区改造、服务业、社会事业等新的投资增长点投资规模的扩大，还会使投资保持平稳增长。美国经济逐步向好，欧元区经济最坏时期也已过去，环比增速将由负转正。外部需求回升，再加上政府“稳外贸”措施实施，下半年出口形势有望好转，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有所提升。就物价水平看，下半年CPI仍将在低位徘徊。美元走高使输入性通胀压力减轻，经济增速放缓有利于从需求角度抑制通胀，资源和能源价格改革对通胀影响也有限。猪肉价格虽已进入上升周期对CPI有向上拉动作用，但小幅上涨对CPI影响不大。只要政府的宏观政策给力，促使经济增长的内在性驱动因素充分发挥作用，年初确定的7.5%的增长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稳增长”的对策选择
记者：怎样才能在“调结构”和“防风险”的同时，实现“稳增长”的目标？
苑德军：实现“稳增长”的目标，政府宏观政策的着力点，应是致力于寻求“调结构”、“稳增长”和“防风险”之间的平衡。以下四方面的对策措施，对于“稳增长”是很必要的。
第一，加快“调结构”步伐。“调结构”进程受制于政策安排、技术创新、金融支持等诸多因素。政府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通过有效的制度激励和制度约束，增强企业“调结构”的自觉性和主动性。金融业应加快产品和业务结构转型，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商业银行应严格控制“两高”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授信和贷款，重点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商业银行应适应绿色经济发展的要求，不断创新绿色信贷的产品结构、业务流程和管理技术，推进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同时，努力开发适应中小企业转型升级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品种，为中小企业转型发展提供有力的资金条件。应充分发挥直接融资对“调结构”的推动作用。
第二，放活民间投资。放活民间投资是实现社会公平、维护投资增速、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之举。但这些年这方面的好多政策规定只是停留在官方文件中，并未真正落到实处。政府必须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扫除阻碍民间投资进入垄断行业的行政壁垒和其他障碍。前不久国务院发布了“金十条”，决定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这是金融改革的一个重要突破。监管部门应抓紧制订出台具体的实施细则，明确准入条件，加快民营银行设立进程。全国的村镇银行目前尚不到1000家，远不能满足“三农”和小微企业的融资需要，有必要进一步增加村镇银行数量，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入股村镇银行。考虑到村镇银行的主要服务对象是“三农”，业务范围主要集中在县域地区，而小贷公司大多分布在大中城市，无法为“三农”提供金融服务，故把小贷公司转制为村镇银行的制度安排欠妥，合理的选择应是把小贷公司转制为社区银行。转制后设立的社区银行，既可以把小微企业作为主要服务对象，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同时又可保持民间资本所有者作为社区银行发起人股东的地位。
第三，进一步深化改革。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把改革作为重中之重，以“简政放权”作为切入点的体制改革有序推进。人们看到了新一届政府深化改革的决心。但现在的问题是，一些要害领域和关键节点的改革进展迟缓甚至原地踏步。必须抓紧启动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改革，对处于完全竞争行业的央企须尽快实行民营化，使其从完全竞争行业中退出，资产转让收入划归全国社保基金。央企产权转让和并购重组不能由国资委通过行政手段进行，必须诉诸市场化方式。土地制度改革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主要内容，也应尽快提上日程。要改革建设用地供地方式，逐步剥离地方政府的土地经营管理职能，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切实维护农民利益，转变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高度依赖。收入分配改革事关公众经济利益，也关系到“转方式”和“稳增长”。今年2月底，国务院出台了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但此后就没有了下文。半年时间过去了，这项改革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相关政府部门应尽早拿出具体的配套实施方案，使这项改革走出盘局迅速进入“现在时”。就利率市场化改革看，央行决定从7月20日起取消贷款利率下限，完全放开贷款利率。这一重大举措对强化利率竞争，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增强商业银行的贷款定价能力和利率风险防控能力，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如果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不能及时跟进，迟迟没有动作，就会对商业银行产生“逆激励”，存贷净息差反而可能扩大，从而抵消贷款利率市场化的积极作用。在存款利率不能一下子放开的情况下，可以采取“小步快走”策略，先扩大人民币存款利率浮动区间上限，待条件成熟后再完全放开存款利率。
第四，强化金融风险防控。考虑到房地产业的高杠杆率及其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高度关联性，应把强化房地产调控作为防控金融风险的基点。房价屡调屡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只调控增量不调控存量。政府应调整调控政策，实行“调控增量与调控存量相结合”、“调控需求与增加供给相结合”的原则，通过加快不动产登记、开征住房保有税等措施调控存量，改善楼市供求关系。须优化政策调控措施组合，强化调控问责制，增强调控执行力，通过改善调控成效使房价缓慢下行实现“软着陆”。监管部门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应区分情况，分类监管，严格控制其债务规模扩张。
⑤ 如何处理好保持国民经济稳定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好通货膨胀预期之间三者的关系
一、稳定较快地发展国民经济，有赖于处理好经济工作当中的各项关系，真抓实干。
要保持国民经济稳定较快地增长，就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定不移地落实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努力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轿侍快发展。
还要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政策措施，领导工作思路清晰，干部群众精神振奋，团结一心，真抓实干。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经济形势的正确判断上来，统一到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上来，统一到中央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政策措施上来，全面、正确、积极地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部署，坚持不懈地做好各项工作。
要防止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条件的项目建设，及时为有市场、有效益、有利于增加就业的企业提供正常流动资金贷款，努力缓解煤电油运供求闭脊吵紧张状况。要把工作着力点放在加快结构调整、深化体制改革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努力扩大消费需求，注重改善人民生活特别是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推进城市建设要积极稳妥，注意节约用地，控制拆迁规模。更加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坚持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法律手段解决经济生活中的问题，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确立企业在投资活动中的主体地位，规范政府投资行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营造有利于各类投资主体公平、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建立新型投资体制，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优化投资结构，产业野含合理布局，提高投资效益。
生产企业要搞好工艺技术升级、产品开发升级、市场营销升级，提高产出效益，大力研发核心技术，提升自主品牌的市场价值，推动经济协调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与此同时，还要适时制定、运用好国家的各项投资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价格政策、工资政策，保证国民经济的协调有序地平稳发展。
二、调整经济结构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保证。
经济结构调整是指国家运用经济的、法律的和必要的行政的手段，改变现有的经济结构状况，使之合理化、完善化，进一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过程。
经济结构指国民经济的组成和构造，包括产业结构（如一、二、三次产业的构成，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服务业的构成等）、分配结构（如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及其内部的结构等）、交换结构（如价格结构、进出口结构等）、消费结构、技术结构、劳动力结构等等。
经济结构有多重含义：
（1）从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来考察，则主要通过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经济成分的比重和构成来表现。
（2）从国民经济各部门和社会再生产的各个方面的组成和构造考察，则包括产业结构（如一、二、三次产业的构成，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构成等）、分配结构（如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及其内部的结构等）、交换结构（如价格结构、进出口结构等）、消费结构、技术结构、劳动力结构等。
（3）从所包含的范围来考察，则可分为国民经济总体结构、部门结构、地区结构、产业结构，以及企业结构等。
（4）从不同角度进行专门研究的需要来考察，又可分为经济组织结构、产品结构、产业结构、人员结构、就业结构、投资结构、能源结构、材料结构，等等。
结构调整应着力解决的核心问题：
首先，要立足扩大消费调整结构。在处理好扩大内需与稳定外需、增加投资与扩大消费等关系的前提下，着力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努力实现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为此，就要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的消费能力。要保持政策连续性，进一步做好 家电、汽车摩托车下乡工作，继续实施家电和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给，支持居民自住和改善性购房需求，加大农村危房改造支持力度。要适应群众生活多样性、个性化的需要，引导消费结构升级。
其次，加快推进致力于结构调整的自主创新。推进自主创新，就是找到了调整经济结构的支点。如何贯彻以科技支撑作为一揽子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推动技术改造，加快实施重大科技专项，大力培育新兴战略性产业，都是关系到经济结构调整是否成功的重要环节。
其三，尽快实现全国范围的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漂移”。经过统筹规划，使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联手发展。发达地区可为欠发达地区提供技术支持和项目拓展；欠发达地区可为发达地区提供广阔市场和发展支撑。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漂移”，借机淘汰部分低附加值、高能耗高污染、粗放型企业，同时加强企业对科技的投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这样既能够顺利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又能够推动不发达地区的发展。
我国现存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明显失衡的问题体现在：
第一、产业结构的失衡。产业结构的重工业化，导致了资源、能源的高消耗，温室气体的高排放，对环境造成了高污染。
第二、内需和外需的比例失调。在中国现在的经济结构下，外需高速增长、内需萎缩；而在内需中，又主要是依靠投资，造成了消费萎缩。就一个大的经济体制来讲，如果经济发展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在一定条件下，就会诱发很多问题，比如说外部条件变化，一旦外部消费没法提供，经济就发展就会很困难。
支撑这种生产模式的生产要素有四个方面：资本、土地（自然资源）、劳动、管理和技术创新。高资本投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资源价格，技术创新不足，都会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现在已经不是我们要不要转型的问题，而是必须要转型的问题了，现在我们已经是被动式的了。在金融危机之后，出口部门的压力越来越大，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贸易摩擦时有发生。欧美市场吸纳中国制造产品的能力下降了，出口很难恢复到金融危机以前的水平，所以经济必须转向内需，这是被动式的。
第三，投资消费比重失调严重影响经济的内生动力。投资和消费的问题，计划经济时代就注意到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已经提出来了，当时采取了很多措施试图解决，但不彻底。最近几年这一情况有所恶化。经济的重化工业化必然是投资高涨，消费受到挤压。从储蓄率来看，在政府、企业、居民当中，政府和企业的储蓄率增长得远比居民的储蓄率要快，政府和企业的储蓄呈上升的态势，居民的储蓄呈下降的态势，这是高投资的来源，高储蓄才有高投资，高出口。
第四，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扭曲，各阶层收入差距扩大，社会消费倾向降低。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直接造成消费需求不足。
经济结构的失衡，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平稳较快的发展，因此来说，对于这些结构失衡就必须扭转。
经济转型的阻力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点、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特殊阶段。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转型中的国家，现在这个发展阶段发达国家也经历过。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很难逾越重化工业阶段。在这个发展阶段有一个显着的特点就是，经济重工业化，“三高一资”产业处于主导地位，这个发展阶段所具备的特性我们难以避免。但是，中国的特点是，与相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我们的城市化和市场化程度发展不足，服务业严重滞后，重化工业比重畸高。
第二点、体制上存在的问题。其实这个很早就存在，在内需中，投资的比重过高，消费的比重过低，而且消费比重处于一个持续下降的地位，属于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在内外需的关系上，我国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过度地依赖外需，这对于一个大国经济而言，显然是不可持续的。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很难再现危机之前出口高速增长的情景，这就迫使我们必须要加强国内制度建设、信用体系建设，引导出口部门的产品转向内需。
第三点、政策上的问题。我国一直以来鼓励出口，鼓励加工制造业。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过剩劳动力的就业，提高了从业者的收入，但也有很多负面效应。我们国家对出口部门的鼓励实际上是建立在比较低的资源价格、劳动力价格上，出现了为了出口而出口的现象，客观上就造成了政府鼓励经济结构畸形化的结果。
三、为了保持国民经济稳定较快发展，该如何控制好通货膨胀及其预期。
先分析通货膨胀的类型，有需求拉动型、成本推进型和国际输入型，还有就是混合型，对于需求拉动型的通胀，宏观紧缩政策是有效的，而对于成本推动型的通胀与国际输入型的通胀，紧缩政策作用就不那么明显了。所以，政府要采取综合性的治理措施，而不应仅仅依赖单纯的宏观紧缩政策。“一刀切”的紧缩政策在应对混合型的通胀预期，尤其是在应对成本推动型和国际输入型通胀时，不仅不利于稳定物价水平，还有可能减缓宏观经济发展速度，即导致“滞胀”。
应对通货膨胀，尤其要预防“滞胀”的发生，不能单独采取宏观紧缩政策，必须采取综合性的治理措施：第一，有必要从货币政策的总量调控转为总量调控与结构性调控并重。我国通过采取调整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利率政策以及调控信贷规模等货币政策的总量调控来应对通货膨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局限性也很大。货币政策的结构化，会更加适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第二，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向从紧的货币政策，要分阶段推进，避免急转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采用“松紧搭配”的方式可能更加有效。
通货膨胀预期是可以发生变化的，很有可能使通货膨胀成为现实。在这种形势下，稳定社会的通货膨胀预期就显得至关重要。政府近期的对策是采取结构性措施，增加市场上短缺商品的供给。供给的增加是稳定物价的迫切措施。当某些原材料和消费品国内产量短时期内无法增加更多供给时，可以动用外汇储备进口一些国内短缺的商品。只要供给增加了，企业和居民个人的通货膨胀预期就会趋于稳定。此外，政府采取打击商品炒作行为的措施也可以起到一定的效果。抑制非正常的需求和有序地增加供给应当双管齐下，而且有序地增加供给相对更加重要。
但在现实情形中，控制通货膨胀并不难，难的是如何抑制物价上涨的同时，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抑制投资过快增长的同时，刺激消费需求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主要作为总量调控的货币政策难以单独发挥有效作用，必须有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密切配合，调控政策“适”字当头。
首先，积极财政政策的功能，要从反经济周期转向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1100亿建设国债项目重点向三农倾斜，向社会发展倾斜，向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倾斜，向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倾斜，向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和改善困难群众生活倾斜。
其次，随着积极财政政策功能转型，货币政策作用相应上升、重要性加强，财政政策将不再担纲宏观调控主力。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主导地位转换的背景下，为保证新一轮经济平稳增长，央行应根据经济形势变化采取预调和微调办法，合理调控货币供应量增幅，保持信贷总量稳定增长，通过货币政策窗口指导，控制投资过快行业的信贷规模，及时传达货币信贷政策意图，引导社会投资预期；必要时，小幅上调贷款利率，抑制投资过快增长。
第三，积极发挥产业政策和投资政策的作用，努力抑制投资过快增长，增加有效供给。一是要实行最严格的土地保护制度，强化对土地使用的审批和监督。二是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增加粮油播种面积。利用国际市场，调节国内粮油供求。三是大力加强交通、能源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能源交通项目建设应适度超前。四是加快投资体制改革步伐，投资权直接下放给企业，加强市场机制引导投资的作用；国家通过经济的、法律的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措施，调控企业投资方向。
⑥ 如何调整经济结构
⑴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努力使社会生产适应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变化，满足多层次多方面的需要。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它的三个作用归结到一点就是通过市场调节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益。调整经济结构必须以市场为导向，自觉遵循价值规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发挥市场调节的基础性作用，关键是尊重企业、农户作为市场主体的地位，发挥它们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主体作用。特别是在农业结构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中，地方政府要正确定位自身职能，起到服务、示范、引导作用，做到尽责而不越位，充分发挥农民在结构调整中的主体作用。
⑵要在市场调节的基础上发挥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把市场调节与国家的宏观调控有机结合起来。由于市场调节还有其自身的缺陷，所以调整经济结构还必须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调节的主要手段是经济、法律手段，辅之以行政手段。优化产业结构、地区结构都需要国家的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的支持，需要国家政策方面的支持，也需要国家法律的监督和保证，需要政府的协调和指导。只有这样才能减少市场弱点带来的浪费与危害，实现结构调整的优化。
⑶经济结构调整必须以科技进步为支撑，要把经济结构调整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结合起来。产业结构调整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核心，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工作是大力发展以信息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并用高新技术改造我国的传统产业。这些都需要坚持科技创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⑷产业结构调整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核心。由于第一产业基础薄弱，第二产业素质不高，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所以必须对三大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大力加强第一产业，调整提高第二产业，积极发展第三产业。
⑦ 如何调整经济结构 促进可持续发展
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重点是：
一是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1 、构建生态型农业。农业作为国民经济中唯一的生态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通过人的劳动和干预，不断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及其功能，建立起按自然办事的高效人工生态系统，在生态稳定的前提下实现能量转换率最高，物质产出量最大，环境保护最好，资源利用最合理，经济效益最佳，物质和能量循环不已并且良性循环的现代化农业。
二是加强能源、交通、水利和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能力；
三是以振兴装备制造业为重点发展先进制造业，发挥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
四是加快发展高技术产业，进一步增强高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
五是提高服务业比重，优化服务业结构，促进服务业全面快速发展；
六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经济增长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七是优化产业组织结构，调整区域产业布局；
八是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
⑧ 如何促进经济平稳发展
1)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保持总量平衡是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首要任务。
2)促进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增长既高让要靠经济总量洞念搜的扩张，又要有合理的经济结构支撑，不断优纳历化经济结构才能不断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有效提高国民经济的总体素质和效益，推动经济增长。
3)提高宏观经济效益。提高宏观经济效益应当体现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统一，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4)实现效率和公平的有机结合。
⑨ 如何确保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稳步前进
1、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
2、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3、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要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状况，考虑世界科学技术加快发展和国际经济结构加速重组的趋势。
4、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5、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6、我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要赶上发达国家，就要保持必要的发展速度，但更要注重增长的质量，努力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走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经济发展路子。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7、积极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长期的、基本的立足点。以国内需求为主促进经济发展，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
8、我国正在实现工业化，又面临信息化的浪潮，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性任务，信息化是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9、把可持续发展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把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相结合，推动绿色发
展，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10、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
11、就业是民生之本。积极扩大就业，是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途径，是我国当前和今后长时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
⑩ 政府如何促进经济的平稳运行，政府怎样做
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自由竞争与宏观调控，是紧密相联、相互交织、缺一不可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市场机制的完全有效性只有在严格的假说条件下才成立，而政府干预的完美无缺同样也仅仅与“理想的政府”相联系。也就是说，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都不是万能的，都有内在的缺陷和失灵、失败的客观可能，关键是寻求经济及社会发展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的最佳结合点，使得政府干预在匡正和纠补市场失灵的同时，避免和克服政府失灵，这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市场失灵使政府的积极干预成为必要
西方发达国家及一批后发现代化国家市场经济的实际历程和政府职能的演化轨迹表明，市场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有其能，也有其不能。一方面，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手段，它具有任何其他机制和手段不可替代的功能优势：～是经济利益的刺激性。市场主体的利益驱动和自由竞争形成～种强劲的动力，它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生产技术、生产组织和产品结构的不断创新，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二是市场决策的灵活性。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分散决策结构，对供求的变化能及时作出灵活有效的反应，较快地实现供需平衡，减少资源的浪费，提高决策的效率。三是市场信息的有效性。高效率的分配资源要求充分利用经济中的各种信息。而以价格体系为主要内容的信息结构能够使每一个经济活动参与者获得简单、明晰、高效的信息，并能充分有效地加以利用，从而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合理性。此外，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还有利于避免和减少直接行政控制下的低效和腐败等。但是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有其局限性，其功能缺陷是固有的，光靠市场自身是难以克服的，完全摒弃政府干预的市场调节会使其缺陷大于优势，导致“市场失灵 ”（market failure），因而必须借助凌驾于市场之上的力量——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纠补市场失灵。
（－）市场不能保持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和稳定协调的发展
市场调节实现的经济均衡是一种事后调节并通过分散决策而完成的均衡，它往往具有相当程度的自发性和盲目性，由此产生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和经济总量的失衡。在粮食生产、牲畜养殖等生产周期较长的产业部门更会发生典型的“蛛网波动”。此外，市场经济中个人的理性选择在个别产业、个别市场中可以有效地调节供求关系，但个人的理性选择的综合效果却可能导致集体性的非理性行为，如当经济发生通货膨胀时，作为理性的个人自然会作出理性的选择——增加支出购买商品，而每个人的理性选择所产生的效果便是集体的非理性选择——维持乃至加剧通货膨胀；同样，经济萧条时，也会因每个个体的理性选择——减少支出而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行为——维持乃至加剧经济萧条。再者，市场主体在激烈的竞争中，为了谋求最大的利润，往往把资金投向周期短、收效快、风险小的产业，导致产业结构不合理。这就需要政府运用计划，利用财政、货币、信贷、汇率、优惠、制裁等政策措施。经济杠杆和法律手段，特别是采取“相机抉择”的宏观调节政策，适时改变市场运行的变量和参数，以减少经济波动的幅度和频率，同时通过制定发展战略、发展计划和产业政策，对若干重要领域进行投资来引导生产力的合理布局，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与经济总量平衡。
（二）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最终必然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垄断
因为生产的边际成本决定市场价格，生产成本的水平使市场主体在市场的竞争中处于不同地位，进而导致某些处于有利形势的企业逐渐占据垄断地位。同时为了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一些市场主体往往通过联合、合并、兼并的手段，形成对市场的垄断，从而导致对市场竞争机制的扭曲．使其不能发挥自发而有效的调控功能，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um）即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也就成为纯粹的假设，因此垄断被视为市场经济的“阿基里斯之题”。这就需要政府充当公益人，对市场主体的竞争予以适当的引导、限制，如制定反垄断法或反托拉斯法、价格管制、控制垄断程度等。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百年来的经验教训多有可供我们借鉴之处。这对市场秩序不健全、转轨中的经济体制还带有某些行政垄断痕迹的我国来说，政府对于促进市场发育和建立市场公平竞争程序负有更加重大的责任。这突出表现在政府应立足制度创新，尽快建立和完善公平竞争的规范体系和政策框架，加颁行全国性的反垄断法（近期北京、上海等地已先后制定出一批地方性的反垄断法规）与已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相配套，防止可能发生的并遏止已经出现的各种形式的垄断。
（三）市场机制无法补偿和纠正经济外在效应
所谓外在效应 （exter nality），按照经济学家贝格、费舍尔等人的看法，是指“单个的生产决策或消费决策直接地影响了他人的生产或消费，其过程不是通过市场”。也就是说，外在效应是独立于市场机制之外的客观存在，它不能通过市场机制自动消弱或消除，往往需要借助市场机制之外的力量予以校正和弥补。显然，经济外在效应意味着有些市场主体可以无偿地取得外部经济性（external－economies），而有些当事人蒙受外部不经济性（external diseconmies）造成的损失却得不到补偿。前者常见于经济生活中的“搭便车”（freeride）现象，即消费公共教育、公用基础设施、国防建设等公共产品（public goods）而不分担其成本，后者如工厂排放污染物会对附近居民或者企业造成损失，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来和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以及司空见惯的随处抽烟等。这类外在效应和搭便车一般不可能通过市场价格表现出来，当然也就无法通过市场交换的途径加以纠正。通过意识形态信念和道德教育固然能够使之弱化，但作用毕竟有限。只有通过国家税收或补贴政策或行政管制如特定的排污标准及征收污染费以及在公共场所不准吸烟等规定，使外部效应内在化，最大限度地减轻经济发展和市场化过程的外在效应，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四）市场机制无力于组织与实现公共产品的供给
所谓公共产品，是指那些能够同时供许多人共同享用的产品和劳务，并且供给它的成本与享用它的效果，并不随车用它的人数规模的变化而变化，如公共设施、环境保护、文化科学教育、医药、卫生。外交、国防等。正是因为公共产品具有消费的非排它性和非对抗性特征，一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会导致别人对该产品的减少，于是只要有公共产品存在，大家都可以消费。这样一方面公共产品的供给固然需要成本，这种费用理应由受益者分摊，但另一方面，“它一旦被生产出来，生产者就无法决策谁来得到它”，即公共产品的供给一经形成，就无法排斥不为其付费的消费者，于是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如前所述的经济外在世以及由此而出现的“搭便车者”。更严重的是．既然若此，人人都希望别人来提供公共产品，而自己坐享其成，其结果便很可能是大家都不提供公共产品。而缺乏必要的公共产品，就不能社会经济的客观需要，大大降低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这就需要政府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组织和实现公共产品的供给，并对其使用进行监管。
（五）市场分配机制会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
一般说来．市场能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但不能自动带来社会分配结构的均衡和公正。奉行等价交换、公平竞争原则的市场分配机制却由于各地区、各部门（行业）、各单位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各人的自然禀赋、教养素质及其所处社会骤条件的不同，造成其收入水平的差别，产生事实上学的不平等，而竞争规律往往具有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财富越来越集中的“马太效应”，导致收入在贫富之间、发达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此外，市场调节本身不能保障充分就业，而失业现象更加剧了贫富悬殊，这对经济持续增长是个极大的出协：少数巨富控制经济命脉；潜在的资金外流；众多的贫困者导致社会总消费的不足，从而市场难以发育等等。更严重的是，过度的贫富分化“不仅削弱了社会的内聚力，而且培养了不公正，因而不可避免地破坏了维系社会的政治纽带。民众……进而可能要求发生激烈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变动”。经济比较落后、收入偏低的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还可能会造成民族矛盾的激化。
（六）市场不能自发界定市场主体的产权边界和利益分界，实现经济秩序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个人企业等市场主体的各种经济行为的方式及其目的的实现固然受到市场各种变量（原材料成本、价格、可用的劳动力、供求状况等）的支配，并且这些变量以其特有的规律（即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而自发形成的市场运行规律，亦即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它通过主体的独立意志、自由选择、平等互利等一系列市场原则表现出来。）调整着他们的行为，自发地实现着某种程度的经济秩序；但是作为经济人以谋求自我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市场主体又总是在密切、广泛、复杂、细致的经济联系中进行竞争，产生利益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当事人自己以及市场本身否具备划分市场主体产权边界和利益界限的机制，更不具备化解冲突的能力。这就需要以社会公共权力为后盾的政府充当仲裁人，设定体现和保障市场原则的“游戏规划”，即以政策或法律的形式明晰界定和保护产权关系的不同利益主体的权利，保证市场交易的效率和公正性。再进一步地说，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残酷性容易诱发人们铤而走险，产生非法侵犯他人权益的犯罪行为，扰乱社会经济生活秩序。对此，市场主体更是无能为力。只有政府运用国家暴力作后盾才能防止和打击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如通过资格认定、行政许可等制度预防经济违法犯罪的发生，并严格依法查处经济违法犯罪行为，确保市场机制运行的基本秩序及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此外，在制定适当的对外政策，争取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和平国际环境，开拓本国商品市场和吸引外资，保护本国总体的和长远的经济利益等方面，政府无疑也具有市场所无法承担的而又为现代市场经济良性运行所必需的功能。
上述市场调节机制的缺陷和失灵，为政府干预经济活动让出了空间，也正因为如此，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已经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如着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所说；“当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市场来组织一个复杂的大型经济。问题是，市场既无心脏，也无头脑，它没有良心，也不会思考，没有什么顾忌。所以。要通过政府制定政策，纠正某些由市场带来的经济缺陷”。因此，“现代经济是市场和政府税收、支出和调节这只看得见的手的混合体”。
二、政府失灵又决定了政府干预必须适度、有效
市场失灵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基本依据，但是，政府干预也非万能，同样存在着“政府失灵”（government failure）的可能性，用林德布洛姆的话说就是政府‘识有粗大的拇指，而无其他手指”。政府失灵一方面表现为政府的无效干预，即政府宏观调控的范围和力度不足或方式选择失当，不能够弥补“市场失灵”维持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合理需要。比如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不力．缺乏保护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和措施，对基础设施、公共产品投资不足，政策工具选择上失当，不能正确运用行政指令性手段等，结果也就不能弥补和纠正市场失灵；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政府的过度干预，即政府干预的范围和力度，超过了弥补“市场失灵”和维持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合理需要，或干预的方向不对路，形式选择失当，比如不合理的限制性规章制度过多过细，公共产品生产的比重过大，公共设施超前过度；对各种政策工具选择及搭配不适当，过多地运用行政指令性手段干预市场内部运行秩序，结果非但不能纠正市场失灵，反而抑制了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
（一）政府干预的公正性并非必然。政府干预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它应该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化身对市场运行进行公正无私的调控，公共选择学派把政府官员视作亚当·斯密所说的“经济人”这一假设，固然有失之偏颇之处，但现实中的政府的确不总是那么高尚，政府机构谋求内部私利而非公共利益的所谓“内在效应”（interalities）现象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金元”政治中有着淋漓尽致的表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在理论上不能完全排除政府机构的“内在效应”可能性，在实践中，少数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更时有发生。政府部门这种追求私利的“内在效应”必然极大地影响政府干预下的资源配置的优化，如同外在效应成为市场失灵的一个原因一样，“内在效应”则市政府失灵的一个重要根源。
（二）政府某些干预行为的效率较低。与市场机制不同，政府干预首先具有不以直接盈利为目的的公共性。政府为弥补市场失灵而直接干预的领域往往是那些投资大、收益慢且少的公共产品，其供给一般是以非价格为特征的，即政府不能通过明确价格的交换从供给对象那里直接收取费用，而主要是依靠财政支出维持其生产和经营，很难计较其成本，因此缺乏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直接利益驱动。其次，政府干预还具有垄断性。政府所处的“某些迫切需要的公共产品（例如国防、警察、消防、公路）的垄断供给者的地位”决定着只有政府才拥有从外部对市场的整体运行进行干预或调控的职能和权力。这种没有竞争的垄断极易使政府丧失对效率、效益的追求。最后，政府干预还需要具有高度的协调性。政府实施调控的组织体系是由政府众多机构或部门构成的，这些机构部门间的职权划分、协调配合、部门观点，都影响着调控体系的运转效率。
（三）政府干预易引发政府规模的膨胀。政府要承担对市场经济活动的干预职能，包括组织公共产品的供给，维持社会经济秩序等等，自然需要履行这一职能的相应机构和人员。柏林大学教授阿道夫·瓦格纳早在19世纪就提出：政府就其本性而言，有一种天然的扩张倾向，特别是其干预社会经济活动的公共部门在数量上和重要性上都具有一种内在的扩大趋势，它被西方经济学界称为“公共活动递增的瓦格纳定律”。政府的这种内在扩张性与社会对公共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更相契合，极易导致政府干预职能扩展和强化及其机构和人员的增长，由此而造成越来越大的预算规模和财政赤字，成为政府干预的昂贵成本。
（四）政府干预为寻租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寻租是个人或团体为了争取自身经济利益而对政府决策或政府施加影响，以争取有利于自身的再分配的一种非生产性活动（即不增加任何社会财富和福利），如企业通过合法特别是非法的形式向政府争取优惠特惠，通过寻求政府对现有干预政策的改变而获得政府特许或其他政治庇护，垄断性地使用某种市场紧缺物资等。在这种情况下，大权在握的政府官员极有可能“受非法提供的金钱或其他报酬引诱，做出有利于提供报酬的人从而损害公众和公众利益的行为”。可见寻租因政府干预成为可能（政府干预因此被称为“租之母腹”），又必然因这种干预的过度且缺乏规范和监督而成为现实。其主要危害在于“不仅使生产经营者提高经济效率的动力消失，而且还极易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地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大经济中的交易费用。”从而成为政府干预失灵的一个重要根源。
（五）政府失灵还常源于政府决策的失误。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干预，实际上是一个涉及面很广、错综复杂的决策过程（或者说是公共政策的制订和执行过程）。正确的决策必须以充分可靠的信息为依据。但由于这种信息是在无数分散的个体行为者之间发生和传递，政府很难完全占有，加之现代社会化市场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增加了政府对信息的全面掌握和分析处理的难度。此种情况很容易导致政府决策的失误，并必然对市场经济的运作产生难以挽回的负面影响。正确的决策还需要决策者具备很高的素质。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必须基于对市场运行状况的准确判断，制定调控政策，采取必要手段，这在实践中是有相当难度的。即使判断准确，政策工具选择和搭配适当，于预力度也很难确定。而于预不足与干预过度，均会造成“政府失灵”。而现实中的政府官员很多并不具备上述决策素质和能力，这必然影响政府于预的效率和效果。
正因为政府的干预存在着上述缺陷，所以让政府干预成为替代市场的主导力量，其结果只能导致“政府失灵”，用“失灵的政府”去干预“失灵的市场”必然是败上加败，使失灵的市场进一步失灵。但客观存在的市场失灵又需要政府的积极干预，“守夜人”似的“消极”政府同样无补于市场失灵，同样会造成政府失灵。因此，政府不干预或干预乏力与政府于预过度均在摒弃之列。现实而合理的政府与市场间的关系应是在保证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以政府的干预之长弥补市场调节之短，同时又以市场调节之长来克服政府干预之短，从而实现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二无机制最优组合，即经济学家所推崇的“凸性组合”。为此，就需要政府从最大限度地消除导致政府失灵的根源入手，针对政府失灵的两个方面，采取切实措施（如确定有中国特色的政府经济职能双向重塑的总体思路；从理顺政府利益关系入手保证政府干预的公正、超脱；规范政府于预职能及行为；加强对政府调控行为的监督；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化程度；把竞争机制弓队政府调控的某些领域等），在克服和矫正市场失灵的同时，更要防止和纠补政府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