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管仲学派的管仲对经济战的思想
管仲学派以发挥和发展管仲治国理论为旨归,是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中力量最强大的学术派别。它由该学派奠基人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及齐国推崇管仲的历代学者构成,并受到齐国政府大力扶持,对齐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产业战略、政策上“以农为本,本末并举”;二财税管理上,三金融流通方面,四对外贸易方面,因时而动,热情服务;五消费支出方面,提倡特殊情况下“侈靡”,即扩大消费,以刺激生产。
《管子》虽名为管仲所撰,其实是管仲学派的一部学术论文汇编,非一人之笔,也非一时之作,既有管仲治国思想的记录和发挥,又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和运用,是一部经邦治国的网络全书。《管子》为齐文化最重要的经典作品,集中反映了齐文化务实、变革、开放、兼容的特色和精神风貌。此书内容丰富、全面,体系完整、繁复,内涵深刻、精辟,大凡经济、哲学、政治、法学、伦理、教育、人才、管理等社会科学方面的理论几乎无所不包,对自然科学和思维科学的某些内容也多有论述。像《管子》这样全面完整的着作,在先秦古籍中是罕见的,不仅对研究先秦特别是春秋时期齐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等各个方面,有十分重要的资料价值;而且一些最基本的思想观点如道法结合、礼法并用、予之为取、以民为本、农工商并举等等,直到今天仍有鲜明的借鉴意义。
《管子》是先秦诸子中对经济问题论述最多、最集中的一部。在现存《管子》76篇中,涉及经济问题者超过1/2,以论述经济问题为主者约占1/3强,这在先秦诸子百家之中是绝无仅有的,就是在后来直到明清为止的诸多思想家的着述中,也是很独到的。 管仲学派对经济问题的论述,是站在封建国家的立场上,始终围绕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管理而展开的,是在封建地主制的小农经济的条件下形成的特殊的经济学。
(一)管仲学派经济思想的基础
1,“经济人“的人性假设:管仲学派经济思想的出发点,简单说,就是利益趋动四个字。《禁藏》篇中说:“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 在这段话中,管仲学派认为人性的基础是自然属性,追求物质利益,是人亘古不变的特性。这点与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02——103页)有不谋而合之处。管仲学派推论,既然人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在于追逐利益,趋利避害,因而治理国家、强国富民的根本要务,或者说最有效的办法,就在于因势利导,用利益作杠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
2,管仲学派还充分认识到了市场的作用。他们认为,“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通过市场不仅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物资余缺等状况,而且可以看出社会治乱、人心向背。他们突出强调市场的地位和作用,不亚于农业、工的物质生产,“道若秘言: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认为有了市场“则万物通;万物通,则万物运;万物运,则万物贱;万物贱,则万物可因”,万物可因,则天下可治”,否则就会出现“无市则民乏”的经济困境。
(二)管仲学派的经济思想
1, 产业战略、政策上“以农为本,本末并举”,在发展多种经营的大农业同时,积极发展工商业。
管仲学派“以农为本”,高度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把农业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上。《五辅》说:“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这里的“本事”,即指农业。为了加强农业生产,管仲还推行了一系列富农政策。如四民分业,定农之居;改革农业生产关系:相地衰征、均地分力、与之分货;禁末:禁止奢侈品或奢侈品生产,稳定农民的心理;减轻徭役,不误农时;以农为主,多种经营;注重土地管理和森林保护;奖励致富能手,重视农业科技等。
管仲学派不但重视农业,还结合齐国实际,高度重视手工业和商业,强调农工商协调发展,这使得齐国的经济在列国中独树一帜,呈现出工商型经济的鲜明特色。管仲学派认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欲正天下,财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财盖天下,而工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工盖天下,而器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重视手工业和商业的作用,尊重手工业者和商人的社会地位。为了鼓励工商业的发展,管仲重视市场的设置建设,设置了工商管理机构,加强质量管理和商业道德建设,实行官山海即国家盐铁专卖制度,采取轻税措施,奖励商人,用宏观调控手段干预流通领域,加强对外贸易,从而使齐国的工商业繁荣发达,成为先秦时期最富庶的国家。
2,财税管理上,大力改革农业税收形式,工商税则注意“寓税于价”、“与之为取”。
管仲相齐时,大力推行的税赋改革是在“均田分力”基础上的“相地而衰征”。“均田分力”就是把土地经过公开折算后租给农民,使其分户耕种,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效率;“相地而衰征”就是依据土壤的肥瘠征收数额不等的实物农业税,使征税做到最大限度的公开、公平、合理。另外还规定了视年成丰歉而“衰征”的政策,《大匡》规定两年收税一次,丰年收十分之三,中等年收十分之二,下等年收十分之一,荒年不收,待饥荒缓解后再收。因为这次税赋改革顺应时代发展,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需要,不仅使齐国收到了“粟如丘山”之效,也使奴隶制的生产关系瓦解,导致了上层建筑向封建制度转化。其历史作用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
对国家赋税,管仲学派认识到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强制性的,一种是自愿性的。强制性的赋税,除了土地税之外,还有房屋税、牲畜税、人头税、果木税等。管仲学派认为,对于这种强制性的税,应当尽量少征或免征。因为这些强制性赋税有一定的负面效应,最好的赋税形式是让民众只“见予之所,不见夺之理”的间接税,就是说,能够通过一种特殊的征集办法,让人民只见到国家给予他们的好处,而见不到有夺取的行为。这种税,民众不仅自愿交纳,而且还请求交纳。这种税在当时的齐国,有盐铁税、渔业税、山泽特产税等。
3,金融流通方面,充分发挥货币的宏观调控作用,运用轻重之术,驾驭国家经济,充实国家财政。
管仲学派把货币看成是流通手段,“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认为善于治国的君主,要通过对货币的控制,来主宰关系国计民生的商品,从而进一步调控经济。
首先,管仲学派主张由国家掌握货币的铸造和发行,通过货币的收放来控制主要商品的价格,从而控制整个市场;其次,管仲学派认为,货币的投放量要依据实际情况相机而定,要事先经过调查、统计,综合分析;第三,管仲学派主张,要充分利用货币与商品之间的对应关系,抓住“币重则万物轻,币轻则万物重”的相互作用,在轻重、贵贱之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调控。具体的操作方法,就是轻(贱)时买,重(贵)时卖。而国家一旦插手其间,通过对谷物的敛聚(买进)和散行(卖出),就会使物价向相反方向发展。本来是很贱的谷物,国家一大量收储,价格就会上扬,即“藏则重”;反之,国家在谷物贵时大量抛售,价格又会下降,即“发则轻”(《揆度》)。这样,国家便可以相机调控,在适当时机、适当地区“以重射轻”;或者是相反方面操作“以贱泄平”,以实现平抑物价、调剂余缺并增加国家收入的目的,即其所谓“人君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山至数》)。
4,对外贸易方面,因时而动,热情服务。
因为齐国是最早进行对外开放的国家,从立国之初就“通“工商,经济明显呈现出外向型特征,所以管仲学派对外贸十分重视,进行了大量细致深刻的研究和论述。他们认为,实行对外贸易,是吸引天下之财,实现富国强兵的重大措施。正如《轻重甲》言:“为国不能为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要搞好对外贸易,首先要密切关注各国市场行情,及时了解各国市场的行情;其次充分利用价格政策,根据本国的需要鼓励进口或出口某项物资,从而使天下的资源财货皆能为我所用,即所谓“因天下以制天下”(见《轻重丁》);三,大力招商引资,发展旅游业。如实行减免税优惠、建立完备的服务制度优待外商等。
5,消费支出方面,提倡特殊情况下”侈靡“,即扩大消费,以刺激生产。
管仲学派对消费问题作出了不同于传统观点的独到分析,他们主张奢俭并重,而不是一味强调节用。不仅知道节俭在正常时期对国家财政的重要性,还认为“侈靡”的财政支出在特定时期有其特殊作用。他们主张在社会生产不振、经济萧条时期,在国家财富有积蓄的情况下,通过扩大国家财政支出中的君主消费部分,以此鼓励和调动整个统治集团和私人富有者的侈靡消费,刺激生产,给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即借此达到“富者靡之,贫者为之”(《侈靡》)的目的。应该说,早在两千多年,管仲学派就能敏锐地发现生产与消费之间这种“其化如神”的关系,并适时提出扩大消费的正确主张,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38-9战国经济图
总之,管仲学派的经济思想体系完备,博大精深,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并初步形成体系的经济思想,为后世的经济学家所重视并借鉴、继承。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非凡的智慧谋略,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细致挖掘,以服务于当前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B. 重金购鹿的经济战,是如何简单粗暴的拖垮楚国的
两千五百多年前问世的兵家奇书《孙子兵法谋攻篇》有云:“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意思是百战百胜,并不算是最高明的作战者,不交兵而使敌人屈服才算是兄厅最高明的。
对于“不战而屈人之兵”,齐国名相管仲可谓是行家里手,将此谋略运用自如,可谓是发挥到极致。善于管理、发展经济的管仲,同样也擅长使用“经济战”,他不用一兵一卒便将敌人打垮,即使对方是兵势强盛的大国亦不在话下。
正所谓“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管仲之所以采用“重金购鹿”之谋,就是让楚国产生一种错觉,那就是自己占了大便宜。因此,管仲花的本钱越大,楚国却往陷阱里钻得更深。
在古代国民经济中,粮食是根本,毕竟人不吃饭就得饿死。金钱固然珍贵,但若流通不畅,其实与废铜烂铁没有区别。因此,粮食是本,金钱是末。管仲却诱使楚国舍本逐末,最终以“非战”之方式,拖垮了楚国。
此外,管仲之所以能用“重金购鹿”之谋,从根本上根植于齐国强盛的国力。齐国地理位置优越,沃野千里且紧靠海边,可以坐享鱼盐之利。而正是坐拥巨额的财富,管仲才敢采用这种一掷千金的奇谋。
由此可见,用钱做“炮弹”,比炸药做炮弹更有效,也更危险,这也是“重金购鹿”之谋屡试不爽的根本原因。因此,国家在面对金钱炮弹时,必须抵住诱惑羡纳隐,不能因贪图小利而忘了发展根本,否则便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C. 管仲上任后采取了哪些措施结果怎么样
管仲为齐相后,根据当时形势,对齐国进行了了一系列改革。
在行政方面:划分和整顿行政区划和机构,把国都划分为六个工商乡和十五个士乡,共二十一个乡。十五个士乡是齐国的主要兵源。齐桓公自己管理五个乡,上卿国子和高子各管五个乡。把国政分为三个部门,制订三官制度。官吏有三宰。工业立三族,商业立三乡,川泽业立三虞,山林业立三衡。郊外三十家为一邑,每邑设一司官。十邑为一卒,每卒设一卒师。十卒为一乡,每乡设一乡师。三乡为一县,每县设一县师。十县为一属,每属设大夫。全国共有五属,设五大夫。每年初,由五属大夫把属内情况向齐桓公汇报,督察其功过。于是全国形成统一的整体。
军队方面,管仲强调寓兵于农,规定国都中五家为一轨,每轨设一轨长。十轨为一里,每里设里有司。四里为一连,每连设一连长。十连为一乡,每乡设一乡良人,主管乡的军令。战时组成军队,每户出一人,一轨五人,五人为一伍,由轨长带领。一里五十人,’五十人为一小戍,由里有司带领。一连二百人,二百人为一卒,由连长带者贺闹领。一乡二千人,二千人为一旅,由乡良人带领。五乡一万人,立一元帅,一万人为一军,由五乡元帅率领。齐桓公、国子、高于三人就是元帅。这样把保甲制和军队组织紧密结合在一起,每年春秋以狩猎来训练军队,于是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同时又规定全国百姓不准随意迁徙。人们之间团结居住,做到夜间作战,只要听到声音就辨别出是敌我;白天作战,只要看见容貌,大家就能认识。 为了解决军队的武器,规定犯罪可以用盔甲和武器来赎罪。犯重罪,可用甲与车戟赎罪。犯轻罪,可以用值与车戟赎罪。犯小罪,可以用首罩铜铁赎罪。这样可补充军队的装备不足。
在经济方面,管仲提出“相地而衰”的土地税拍并收政策,就是根据土地的好坏不同,来征收多少不等的赋税。这样使赋税负担趋于合理,提高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又提倡发展经济,积财通货,设“轻重九府”,观察年景丰歉,人民的需求,来收散粮食和物品。又规定国家铸造钱币,发展渔业、盐业,鼓励与境外的贸易,齐国经济开始繁荣起来。
由于管仲推行改革,齐国出现了民足国富、社会安定的繁荣局面,齐桓公对管仲说:“现在咱们国富民强,可以会盟诸侯了吧?”管仲谏阻道:“当今诸侯,强于齐者甚众,南有荆楚,西有秦晋,然而他们自逞其雄,不知尊奉周王,所以不能称霸。周王室虽已衰微,但仍是天下共主。东迁以来,诸侯不去朝拜,不知君父。您要是以尊王攘夷相号召,海内诸侯必然望风归附。”
管仲说的“尊王攘夷”,就是尊重周朝王室,承认周天子的共同领袖的地位;联合各诸侯国,共同抵御戎、狄等部族对中原的侵扰。攘夷于外,必须尊王。尊王成为当时一面正义旗帜。
D. 管仲经济战 管仲的经济战手法
管仲担任宰相以后,像是一匹识途的老马,凭借自己的智慧和眼光,牵引齐国这辆大车迅猛前行,目标清晰,道路通达。其辅佐齐桓公的策略与手法,都是高瞻远瞩的经济战手法,非常值得当今社会借鉴。
在古代,国民经济非常单一。农业生产一直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而管仲比其他思想家更高明、更睿智的地方在于,他不仅重视农业生产,也十分重视工商业。他把富民放在首位,以极其敏锐的洞察力看到了一个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根源,是首先要解决人们的基本生存。同时,利用手工业和农业之间的杠杆关系,经常以软实力控制周边诸侯。正是这样,齐国一跃成为了最富有的国家,为称霸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高价买鹿
有一次管仲派了许多商人到楚国去买鹿,当时鹿这种动物在其它地方是比较稀少的,只有楚国才有,但是在当地人们只把鹿当作一般的肉食,二枚铜币就可以买一头了。
管仲派去的商人在楚国到处扬言,我们国君喜欢鹿,不惜重金前来收购。楚辩宴国商人一看,有利可图,赶快到各处采购,纷纷进货,然后再卖给齐国的商人。
鹿的价格迅速飞涨,起初三枚铜币一头,过了十几天已经涨到五枚铜币一头,快翻一番了,此时管仲依然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有点便宜,要把鹿价再提高到四十枚铜币一头。
此时,楚国的国君楚成王和大臣却很开心。
一年以后,楚国土地荒芜,铜币堆积如山,但是你铜币再多也没用,买不到粮食。这时管仲封锁楚国的粮食进出口通道,他利用齐桓公是诸侯霸主的身份,向各国发出命令,不准跟楚国通商、买卖粮食。
这样,楚国粮食奇缺,部队没粮食吃,战斗力就大打折扣。这时管仲看时机成熟,组织联军,找了一个理由,讨伐楚国。楚成王一看没办法,只好求和,表态不再侵略周边的小国家,听从齐桓公的号令。这样管仲不动一刀一枪的 “不战而屈人之兵”,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
实际上,高价买鹿是管仲的一个计谋。之前殷鉴也不远,只是楚国治国团队没有那么深的智慧罢了。
之前,卫国有个国君叫卫懿公,非常好鹤,结果卫国亡了,所以,他们认为齐桓公这样好鹿,是步卫懿公的后尘,玩物丧志,所以他们非常开心,想坐观其变,坐享其成。这一招对楚国的一些人来讲 *** 非常大,一头鹿能赚那么多钱,于是农民不种田了,放下手中的农具换成猎具去猎鹿了,甚至一些士兵也放下武器,偷偷去猎鹿。全民皆猎。这样,地就荒了,仗也没人打了,枪头都生锈了。
以绨发力
齐国和鲁国积怨很深,近邻总免不了有点摩擦。齐桓公就和管仲商讨对付鲁国的办法。管仲出了一个主意:鲁国百姓从来是以织绨为业的,“绨”是一种厚而滑的绸子。
管仲就让齐桓公带头穿绨做的衣服。齐国百姓也都纷纷效仿。一时间绨服遍及齐国。
管仲同时还下令,齐国百姓自己就不要织绨了,并宣布了一个价格优惠给鲁国。鲁国商人给齐国贩来一千匹绨,可得三百金。贩来一万匹,得三千。于是绨的价格拼命往上涨。鲁国百姓觉得有利可图了,就都放弃农活,织起绨来了。这依然是管仲的一个经济计谋。他让鲁国人都不种田,都去织绨。粮田荒芜,粮食就紧缺了。有道是叫做“人误地一天,地误人一年”。
到时鲁国没粮食了,要问齐国买,问其他国家买。齐国封锁粮食通道,就把鲁国的国君搞得焦头烂额,管仲轻而易举,一下子就让鲁国服帖了,老老实实向齐国求救,听从齐国的摆布。
尊王攮夷
管仲为相以后,尽心竭力地辅佐齐桓公,富国强兵。不久后就使得齐国迅速埋灶贺崛起,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强国了。他当时采用的一些政策中有两点,一个是尊王攮夷,另一个是挟天子以令诸侯。
尊王攮夷的含义是什么?这要从周王朝的衰弱开始说起,就是周朝是文王立国的,但到周幽王的时候开始走下坡路了。周幽王比较昏聩,他宠信一个女人叫褒姒。为了博她一笑,他点弯派燃烽火。褒姒笑了,大臣们火了。这个典故就是“烽火戏诸侯”。到周平王的时候,国家不行了。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周朝分成两截,一个叫西周,一个叫东周。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就是西周跟东周的分水岭,也把这一年作为是春秋的开始。
到这时周天子虽然还是名义上的皇帝,实际上他已经无力管制天下。好多诸侯国都不听他号令,原来周文王立国的时候封了100多个诸侯,到这时诸侯国还有几十个,比较大的有齐国、晋国、楚国、燕国、魏国、中山、陈国、蔡国,各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弱肉强食,互相兼并。
好多诸侯国凭借自己的实力不听周天子号令,所谓的尊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王”指周天子,因为周朝再衰弱,它毕竟还是中央 *** 。尊王就是要尊重周天子,尊重周天子的名分、权利。
管仲认为,即使齐国再强大,毕竟还是诸侯之一。“挟天子以令诸侯”,打着尊王的旗帜来发号施令,挟制诸侯。
攮夷又是什么用意?“夷”指的是非华夏地区。过去讲中国,实际就是中原,它的区划大致包括了今天的山东、山西、河南、河北,还有安徽、湖北这些在长江北岸的部分。其它地区泛称“夷”。还有具体说法,东夷、西戎、北狄、南蛮,总称为“夷”。
所谓“攮夷”,周朝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少数民族部落好多是游牧民族,利用兵强马壮,习惯打仗,经常来侵略中原。“攮夷”一方面要抵抗侵略,另一方面对非华夏文明的要排斥。
当时华夏文明是最先进的文明,所谓“夷”,它就包含了落后、蒙昧、野蛮的含义,“攮夷”还有维护正统、维护文明,作为一种口号,容易引领团结其他诸侯国。
管仲深谋远虑,且具有相当的战略意义。具体说,他是以政治目的为先导,以军事实力为后盾,以外交活动为中枢,从而帮助齐桓公争取各个诸侯国的支持与服从,奠定齐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管仲拼命督促齐桓公要多参与整个的国际事务。在公元前661年的时候,北方的狄攻打邢国,次年,狄又消灭了卫国。
齐桓公当时想,关我什么事,又没危及到我,所以不愿意出兵救援,而且没事就吃喝玩乐,不听朝政。管仲就批评他说,齐国周边的战事不断,兵戈四起,其实已经威胁到我们了,您竟然不闻不问,这是悲哀。齐桓公一听,马上振作起精神,毁掉了他自己吃喝玩乐的那些东西以后,决定以武力对外进行干预,之后就真的收到了效果。
公元前651年,周惠王去世了,齐桓公就做主,拥立了太子郑即位。所以后来太子郑,也就是周襄王很感激他,送了祭肉给他,向他表示奖赏。
齐桓公抓住这个事情大做文章,正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大肆张扬其事,搞了一个盟会,一方面显示自己拥立周天子的功劳,同时又显示周天子对他的倚重,这是一箭双雕。好多诸侯国都来参加了,盟会当中定了一些条款,如诛不孝,不能更易太子,不允许以妾为妻,都在维护周朝的宗法制度和宗法观念。
结语
历史上的管仲非常善于运用经济杠杆,刮起一阵金融风暴,给对方的经济体系造成巨大打击。从现代的眼光来看,他也是一个无比高明的操盘手,很懂得用经济杠杆来左右。
管仲的经济战是齐桓公九合诸侯、称霸天下的基础。齐国的经济实力强于其他国家,和管仲搞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和相关策略是息息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