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现状怎么样
可以说他在飞速成长，因为经过了改革开放，大力的引进了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生产力，同时我们要注意不要盲目的生产，这样会倒闭厂矿，同时做为一个中国公民，首先要注意一下中国的现状，不要盲目的买外国货，这样中国货怎么卖，也会倒置中国的经济下滑
② 中国当代经济的利与弊概括
中国现在实行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绝对的新生产物，关于它的利与弊，从开始各派就争论不休，一开始主要存在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到后来则主要是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和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争，他们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这里不对任何一方的理论作批评还是赞扬，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国家正在走着一条复合型的、新的经济道路，所以是正在摸索着前进。我这里只谈我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
所谓市场经济即发达的商品经济，它的实质就是通过市场对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以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并且满足人类自身的需求的一种经济手段。明白这一点就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多实行的是自由的市场经济，它的自由表现与几乎一切的社会资源都是通过市场来进行分配的，美国们能够这样是因为他们有很完善的社会保障，这是基础。他们的自由市场经济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私有制、按资分配。当然他们也有宏观调控，也有政府干预，不过那只是出现在国家处于非常时期时（比如战争、内乱等）。以上是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共性特点，他们每一个国家也各有自己的不同，比如美国的垄断主导型、法国的计划指导型（也就是说是有计划的，国家的宏观调控机构是健全的）、德国的国家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即自由竞争、但国家适度调节；大力发展社会保障、维护因自由竞争而容易丢失的社会公正）、日本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导演，有经济计划、有产业政策、有财政货币政策等）。
我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借鉴和结合了德国的国家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和日本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从而生成了一种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一种适应中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体制。
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方法上是和资本主义相似的。一句话就给出了一个结论。
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他自身的独特特点。首先他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在质量上的主体，而非书量上的主体）；其次他是按劳分配、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模式；第三他的国家宏观调控更加有力。这就是我们借鉴别人的但同时要适合自己的独到之处。
认识了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抑制不住要将我的所识说的更明白一些。
一、 传统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盲目发展=两极分化；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有计划的、按分配的=共同富裕。这种理论存在严重的时代性、片面性、自我清高性，是很不对的。你说人家自由竞争、盲目发展会导致两极分化，可是，人家现在基本上已经解决了两极分化（虽说有些新生的资本主义国家很是差劲，那也只能怪自己没有冷静下来找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而是盲目的照抄照搬所致，这丝毫不影响“人家已经基本上解决了两极分化这个问题”的定论）；你说我们是有计划、按比例的进行共同富裕，可是现在看起来是基本不成功的，而且我们现在也在搞——市场经济。
二、 在国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普通职工都有企业的股份，大老板的股份也仅占总体的1%-3%而已，这实际上是人民的资本主义，人民资源股份化。难道不是吗？何况我们现在也实行公有制形式多样化、分配形式多样化，并且国有资本将从主要的竞争激烈的行业中退出。
三、 我们还要重新认识一下社会主义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不等于经济公有制。当然，我们现在搞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前文提过，它是一个正在实践中接受经验的实验模式，其前景如何有待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不能现在就定论成与否，但是，就这些年而言，可以肯定地说，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很不错的。。
四、 我们还要纠正一个概念：没有真正的全民所有制。着名经济学家于光远说，全民所有制是人为的构造出来的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其何国家所有制（即国营、国有）不是同一个概念。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了，我们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适合于我们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模式，它借鉴了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既有经验，又融合了我们自己的原有的计划经济的特点，它经过一段时间以来的实践检验，说明它是真正适合我们中国现阶段发展之需的。
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不适合我们，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不成功，我们选择了中间。
③ 如何看待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
多数中国的经济学家认为，无论是从GDP的增长、固定资产投资还是工业生产的增长来看，中国经济基本上已经呈现比较明显的回落趋势，宏观调控效果明显。但是，根据谢国忠等人的分析，官方公布的GDP数据似乎与经济的总体表现不一致：三季度固定资产比上季度增长了11.7%；商品贸易余额比上季度增加了14亿美元；M2供应量再次回升；人民币新增贷款加速增长；工业生产减速也很有限.过度投资、盲目建设、低水平重复建设的不良反应开始出现，主要是企业拖欠贷款、产成品积压等问题。鉴于此，要说中国经济已经实现了软着陆还为时过早。因此，为了避免出现新一轮的经济过热，宏观调控的力度不能放松。
④ 您认为当代经济形势怎么样对大学生就业都是有什么影响呢
以下为个人观点：目前全球经济都在衰退中，未见真正底部。而国内以往国家发国债投资拉动经济发展这一模式受到广泛质疑，我国经济目前属于艰难转型期，且私企间的三方借贷问题，高利贷问题，这一巨大问题到底如何破解，也是政府将要面对的。 你在大二就有这个想法，我觉得很值得庆幸，你有危机感，说明你对自己的未来负责。 学经济是好事啊，不管是宏观还是微观，再可选修证券分析或相关专业，在假期内一定要到相关行业的公司兼职，学习工作经验，（我现在也在感叹自己的学历低，虽然这方面工作经验比较丰富，但现在大的企业还是比较看重学历）。 现在开始多学，多干，等你毕业后再结合大环境确定是否在读研。现在证券业界的行业研究员月薪在6k起，大部分在8k-12k左右，前途还是光明的，但一定要学好知识和积累一些业内经验，不要在上学的期间花太多的时间在玩或泡妞上（不是不消闲，是合理的把握 度 这个问题）。 希望对你有帮组
⑤ 当代经济：属于什么级别的杂志
《当代经济》省级正刊，中国经济类核心期刊，全国中心城市经济运行会工作期刊，湖北省国资委主管，当代经济杂志社出版，国内外公开发行.
⑥ 如何看待当代经济学
1、宏观经济中有两个重要内容值得关注。
第一，对于现代经济而言，仅仅包含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的新古典经济学过于简单。为此，我们提出了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次的经济模型。处于中观经济层面的金融部门和产业结构是经济创新、经济波动、商业周期和经济危机产生的关键层次。
第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无法解释宏观经济波动。卢卡斯在这方面犯了两个根本性的错误。首先，他没有意识到相对价格总是成对变动的。如果平均工资下降时，大多数的工人选择了休假，那么休假的成本就会上涨，并让那些推迟休假的人们获取套利的机会，这种套利行为会抵消休假产生的跨期替代效应。因此，理性预期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假说。卢卡斯（对凯恩斯的）批判应该用到他自己的理性预期理论。其次，卢卡斯在随机过程的计算时犯了一个根本错误，他不知道有N个经济人的岛屿经济模型（an island economy）与只有一名经济人的代表者模型（representative agent model）的方差是不同的。经济学家该在卢卡斯的错误中学习到重要的一点教训，就是“多人行为和个人不同”（many do not behave as one）。我们的分析基于群体模型的生灭过程，我们的证据充分说明新古典经济学常用的“代表者模型”，隐含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和“鲁滨逊式经济”都无法解释经济的宏观波动。这是一个非常有益的教训，即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需要的是更高级的数学基础，而不是简单和错误的数学神学。
（3）生灭过程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局限
我们在生灭过程领域的研究重塑了金融理论的基础。研究发现，新古典金融学的资产定价模型有一个基本的缺陷。随机游走和布朗几何运动都只有一个经济人，并且本质上是不稳定的代表者模型。我们发现随机游走是衰减的，而几何布朗运动是随时间爆炸的。最恰当的模型是具有N个经济人的群体模型的生灭过程，该模型可以包容市场动荡和经济危机。在2005年，我们提出了警告：期权定价模型超出三个月的时间范围的数学解是具有爆炸性的，误差会急剧增大。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信贷违约掉期市场（CDS）的崩溃使美国国际集团（AIG）濒临破产。所有的衍生品定价都是基于几何布朗运动的代表者模型。2012年，我们在生灭过程的基础上，研究了一种更普遍适用于的期权定价和危机诊断的模型。
（4）交易成本与还原论的制度分析
当我阅读科斯有关企业本质的文章时，对他的企业规模完全取决于交易成本这一观点感到十分困惑。从一个物理学家的角度看，交易成本类似于废热、能量耗散或者熵，它带来的结构和复杂性的信息少之又少。所谓的交易成本理论就好像物理学中没有摩擦力的世界，这是一个错误的类比。你能将生物物理学与行星物理学进行比较么？显然是不可以的！行星运动可以被视为一种无摩擦情况（我们称之为能量守恒系统）。但人的生活取决于持续的能量耗散（我们称之为时间不对称的耗散系统）。
科斯声称理想的企业和社会制度可以被理解为交易成本为零的科斯世界。其寓意很简单：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无需考虑历史或者时代的演变。这一假设引出科斯的趋同论或均衡论的信念：无论各种制度设立的初始条件存在多大的差异，最终都将趋向最优模式。这个观点是1960年他社会成本论文的中心内容。与达尔文的生物物种进化理论不同，科斯理论相当于奥斯特瓦尔德在19世纪晚期提出的唯能论，目标是代替原子结构论。两者都是极端的还原论。
科斯研究企业时，无视竞争对手的规模和利基市场的大小，简单地断言企业规模取决于交易成本和协调成本之间的内部平衡。科斯暗中假设市场竞争会降低交易成本。虽然技术进步会降低单位运输成本和通信成本。然而，历史上工业革命和劳动分工的发展，作为整体的总交易成本有明显的增加趋势，因为网络复杂性和创新不确定性在不断增加。科斯理论认为市场演化会降低交易成本的观点违背了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熵增加原理，因为在生物进化和社会进化中都会有熵的增加。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是永动机理论的另一个例子。科斯有关社会成本的文章中最具争议的观点是任何社会矛盾都可以通过双边谈判解决，而无需第三方（法律、政府或者民间社会）的干预。这一论点基于污染者和受害者之间的对称性，更普遍的是消费和投资之间的对称性。劳动分工的起源意味着打破时间和空间的对称，权力与冲突是工业化的代价，这也是我们研究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的原因。如果科斯理论是有效的，那么权力、冲突、战争、政府和规则就都不会存在了，这并不符合工业化发展的历史。
科斯声称观察了真实的世界。在经过仔细检验后，我们认为科斯研究过的任何一个案例都不支持他的优化论断。降低交易成本是自由化期间支持放松金融管制的主要论据，这正是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源。科斯认为当交易成本很高的时候，就很难判断政府作用的有效性。显然，交易成本理论的任务是鼓吹放任自由政策。问题是，在制造业、航空业、食品和药品行业、金融业等众多现代行业领域中，哪里能找到无需监管的情形？在政策辩论中，交易成本这一概念在实践中的运用十分有限，因为没有人知道如何将现有的调控成本与潜在风险和不确定性进行比较。我们的研究展示出在制度设计方面，选择机制比交易成本更重要。
（5）知识积累还是代谢增长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第一卷第一章主要讲述的是劳动分工，也即经济体系日益复杂化的过程。在第三章中，斯密定理——这一术语在1951年由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创造——指出劳动分工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理论生物学运用逻辑斯谛方程（logistic equation）中的S型增长曲线清晰地描述了生物利基（biological niche）这一现象，人口或者产出的增长总会存在资源的上限。1987年，我们推出了学习竞争模型，2012年，我们又提出了代谢增长理论。阿罗的“干中学”理论的本质是知识积累理论，而新古典的内生增长理论则意味着在穷国和富国之间存在无法消除的鸿沟。在科学史上，知识的发展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旧知识不断地被新知识代替，否则我们将无法理解产业和文明的兴衰。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可以用理论生物学的“物种竞争模型”和“逻辑斯蒂小波”（logistic wavelets）描写。亚当•斯密和熊彼特的理论不需要优化理论做依据，他们可以用演化动力学理论来做新的整合。
当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为经济学研究一种可替代的范式，这一愿景在1995年由保罗·萨缪尔森首次提出。从我们的角度看，新古典经济学的问题不是数学过多，而是过窄。正如凯恩斯所说：他们相信欧几里德几何，但却生活在一个非欧几里得的世界。复杂性科学为演化经济学提供了新的工具，这超越了熊彼特和哈耶克当年的梦想。
2. 复杂性经济学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在如下方面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第一，在资源有限和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中，任何一个经济人都没有优化资源配置和获取全部信息的能力。两个非线性特征描绘了所有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的特点：（1）自然资源和市场规模的限制（受制于技术水平、人口规模和生态约束）；（2）人的寿命和生存空间的限制。因此，人们能够反复试验的自由和机会都是十分有限的。现代社会中的劳动分工也需要人们的相互合作，任何一个自私的社会生物都无法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生存。
第二，人的本质在于它的社会性。社会互动是市场波动和竞争学习的主要来源，动态经济学同时存在的正反馈和负反馈使系统具有一定的可变性和柔韧性。一般均衡优化方法是静止和僵硬的，它忽略了创新、不确定性和生命周期的存在。代表者经济人模型只在分析时间序列的短期时间窗口中起到了初级近似的作用。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无法理解经济学中的结构问题。
新古典经济学的数学框架是基于封闭系统的哈密顿力学。它的问题在于优化需要时间和空间的对称性，这是新古典经济学在经济分析中忽视历史信息的原因，也是均衡学派和演化学派的根本不同。任何经济活动的开展都是以开放系统中的能量耗散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众多不切实际的概念，如完善信息、有效市场、理性预期、无摩擦世界、无限资源和长期均衡等，都违背最基本的物理定律，而复杂演化经济学提出的新观念都满足物理定律和生物学的约束条件。研究经济问题时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包括：资源约束、时间尺度、生命周期、创新、混沌、不确定性、多均衡态、变化趋势、演化史、气候变化和地理环境等。开放系统中要考虑相互作用、相关特征、和双向进化。
微观经济中不存在绝对的供需平衡，“希克斯-汉森的IS-LM模型”中不可能只有单向的因果关系。当中央银行降低利率时，我们面临的不是一种而是三种可能的情形：（1）在经济正常的情况下，增加投资；（2）在经济不确定时期，选择持有现金；（3）资本出逃（到有更好增长潜力的外国经济去）。全球化时代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不是简单可控的。它的经济政策和结构设计应当是混合经济中的应用工程，而不能依托乌托邦经济中的“黑板经济学”。经济分析不能脱离政治、社会和历史等角度。经济帝国主义的终结，也是统一科学的开端，它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
3.我对经济学的观察是由知识风暴和历史潮流塑造的，不是来自主流经济学的科班训练。许多演化经济学的灵感都来自于我对不断变化的中国经济的观测与研究。
第一，历史比较是理解文明分岔的重要方式。西方劳动分工模式的特点是消耗资源节省劳力的技术，例如奶牛业和工业；中国劳动分工模式的特点则是消耗劳力节省资源的技术，如小规模的集约农业。这两个特点对理解斯密定理的生态基础至关重要。规模经济摧毁旧职业的速度远远超过它们创造新就业机会的速度，这就是为什么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并存是理解生物多样性和混合经济的关键。要想实现可持续增长就要确保社会稳定和经济效率之间的平衡。
第二，不同的产业有不同的投资周期和生命周期，这才能理解价格改革过程中，为什么不同产业的价格收敛速度大不相同。阿罗-德布鲁模型（Arrow-Debreu model）的产品有无限的生命周期，因此，一般均衡理论难以理解工业经济的不稳定和周期性波动，导致了“休克疗法”和“华盛顿共识”在东欧的失败。中国的开放政策是在实践中摸索的，“价格双轨制”改革、设立经济特区等政策的实施同时确保了国家的创新和稳定。凯恩斯和奈特（Frank Knight）意识到不确定性的困难在于存在着变化，中国的改革者们运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应对不确定性的问题，而不是在实践中盲目依靠意识形态学说。
第三，在信息经济中，市场份额竞争比价格竞争重要。我们没有实证支持边际成本定价法。中国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学习竞争和技术升级中迎头赶上。因为他们做的是战略思考，目标是升级技术和扩大市场份额，而非短期利润最大化。领导力和集体精神是政府管理和公司治理的精髓。这些观察揭示出新制度经济学只重视控制代理人的局限。
第四，在新兴股市和消费行为中有明显的羊群效应。市场行为中，社会互动和公众舆论比个人理性发挥着更大的作用。这些观察启发着本人研究公众舆论和金融领域的集体行为模型。在宏观经济和金融领域，我们用理论生物学的群体模型和化学反应中的生灭过程，替代随机游走和布朗运动的代表者模型，结果展现出新理论的强大与美丽。
第五，整体论思维植根于中国农业，还原论思维则植根于希腊的商业贸易。当控制实验能够检测竞争理论的时候，分析方法在物理学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然而当整体远远超过部分之和时，分析范式在处理生命和社会系统时面临的问题多多。整体论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的医学和经典思想之中，如道家和兵家的学说。我认为未来的复杂性科学将综合分析结构和演化论的视角。复杂经济学则要整合西方的方法论与东方的智慧。
4.我们生活于全球化背景下的开放社会，多元化的世界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由于生态和文化的制约，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制度结构必然有多样的选择。例如，我们看到盎格鲁-撒克逊、德国、日本、斯堪的纳维亚和中国等不同市场经济模式的存在。我从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生物学、哲学和历史学等着作中学到很多知识。经济学家们可以在理工科里借用很多的工具来进行定量分析和构建数学模型。演化经济学和复杂性科学起源于美国和欧洲，但它们在日本、澳大利亚和中国取得迅速的发展。世界经济协会的平台将会加快经济学多元化的趋势。
⑦ 中国当代社会经济形势怎么样在世界上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形势是喜忧参半、利弊并存。喜的是中国人在世界上慢慢有了自己体系的制造业和自主开发能力，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地位的提升以及在世界问题上的话语权。忧虑的是国际金融垄断财团在不断地给中国制造难题、设置障碍，让我们的发展不能够顺利进行。真正操纵货币价格的是国际垄断资本财团，他们是藏在暗处的真正的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魔，我们目前拿他们没有办法，只好随时等待应对他们的攻击！所以在中国的发展与崛起道路上，我们还不能高枕无忧。我们不可能象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居高临下的去决定事情的发展走向，但是我们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在自己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包括金融实力）大大增强的情况下，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去开辟新的世界新兴力量的市场。那时候，美国人也拿我们没有办法啦！中国在世界上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我们的经济基础有了长足的发展，改革开放30年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资金和技术，教育改革也我我们培养了大批的人才储备，在国际市场上建立了广泛的商业渠道。相对于改革开放之前的国际地位，我们的底气更加足了，发展后劲十分可观。局部地方我们走在的世界的前列，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我们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我们可以左右逢源、进退自如，在许多地方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中国可以说“不”！
⑧ 中国当代社会经济形势怎么样
过去20多年，30多个不同省市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很大，有的发展快，有的发展相对慢。决定经济增长有两种效应：一是水平效应即短期效应，即指在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不变的情况下，资本投入会产生一个短期的增长效应，只要增加资本投入，经济水平就会提高。二是速度效应即长期效应，即加快技术进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经济组织变革，就会产生一个长期的增长效应。前者是使产出曲线发生平行移动，后者则使产出曲线改变斜率。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高增长得益于TFP(全要素生产率)大幅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计算，我们研究，在1978-1995年间，资本的贡献大约是55％左右；人力资本大约是5.4％；劳动力的贡献，大约是9.5％；TFP大约是29.4％。实际上中国资本的增长率并没有高于改革前，而且比改革前要低一些，主要是TFP明显增加，是由一个负值变成了一个正值，其贡献率达到近30％，几乎是三分之一。
从今后来看，提高中国劳动力的增长率已经不太可能，尽管未来劳动力供给的绝对数还会增加，但增长率并不会很高，低于1％。从资本增长率来看，中国国内的储蓄率在40％，也不大可能再进一步提高，因为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率国家，也是高的国内投资率国家，在这方面已经是世界最高水平国家之一。那么，中国今后经济高增长的关键，主要是提高TFP。
提高TFP必须提高政策质量和政府质量。经济增长无论是物质资本的积累、自然资本的积累还是人力资本的积累，都有待于一个良好的制度框架。中国加入WTO并不是无代价、无成本，这些成本应该考虑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得受损者得到必要的补偿。
中国要想提高经济增长水平和增长质量，有三个方面工作要做，最核心的首要的问题是提高政策的质量和政府管理社会的质量。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有效的政府管理本身，也会有效地促进增长；相反则会阻碍经济增长。要改变由政府独家管理社会的状况，让多个社会组织共同管理和治理社会，包括企业、社团、公民自身，甚至国际组织。政府要重塑与社会的关系，改变政府与企业和居民传统的控制关系，变成新型的合作伙伴关系，实行“良治”，其目的是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公共财政支出有效利用和公共福利最大化。
第二个方面是要通过制度建设，特别是建立国家廉政体系，从源头控制腐败，通过开放市场引入竞争机制，进一步打破垄断，消除垄断租金。
第三个方面是“透明革命”、“信息公开”，由一个看不见的政府变成一个看得见的政府，由一个看不见的财政变成一个看得见的财政，由一个缺乏责任的政府变成一个负有责任的政府，由一个不受公民监督和信赖的政府变成一个受到公民监督和信赖的政府。
今后中国要加快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关键问题不在于能否实现高增长，而在于能否实现高质量的高增长。高质量高增长模式包括：由低效率高增长转向高效率高增长；由不公平高增长转向公平高增长；由低就业高增长转向高就业高增长；由不可持续高增长转向可持续高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