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一审判决有哪些事件

A. 经济法上的公益诉讼问题的经典案例有哪些

一、北京朝阳法院受理法学博士诉“全国牙防组认证”欺诈案
卫生部作为主管单位成为被告
法学博士李刚认为乐天木糖醇口香糖包装物上使用“全国牙防组认证”标志，构成对消费者的欺诈，一纸诉状将卫生部、乐天(中国)食品有限公司、北京家和物美商业有限公司告上了法庭，记者今天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获悉，法院日前已受理了此案。
刚刚出差回到北京的李刚今天向记者表示，自己还不知道法院已经受理此案。他肯定地说，全国牙防组不是社团，是卫生部设置的行使一定管理职权的临时机构，却直接从事认证和使用认证标志，这是严重违法的，是在误导消费者。
据了解，2005年9月16日，在北京家和物美商业有限公司设立的物美大卖场家和店，李刚购买了由乐天(中国)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乐天木糖醇无糖口香糖，其随后发现该产品外包装上使用的“全国牙防组”的认证标志已过有效期。李刚认为全国牙防组不具有口腔保健品认证的资质，其对乐天木糖醇口香糖进行认证应属非法行为，而北京家和物美商业有限公司作为销售者亦未能履行验收义务，对该产品的流通负有一定责任。
李刚认为，全国牙防组、乐天食品有限公司、北京家和物美商业有限公司的行为共同侵犯了其作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要求法院确认乐天木糖醇口香糖包装上使用的“全国牙防组认证”标志构成对消费者的欺诈；判令乐天(中国)食品有限公司和全国牙防组停止虚假宣传，在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消除乐天木糖醇口香糖包装物上的认证标志；北京家和物美商业有限公司停止销售使用非法认证标志的乐天木糖醇口香糖并赔偿原告17.8元购物款。
然而，这一看似简单的民事诉讼却一波三折。
李刚说，第一次是到北京朝阳法院申请立案，由于考虑到牙防组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李刚以其上级主管单位卫生部为被告，朝阳法院拒绝收取诉讼材料，理由是卫生部不能做民事案件的被告。转而告到北京西城法院，李刚将卫生部替换成全国牙防组，于去年9月28日得以立案。到了11月2日，李刚接到法院传票，通知11月8日到法院，结果法院宣布驳回其对全国牙防组起诉的裁定，理由是全国牙防组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不能独立承担民事权利和义务，其依据是卫生部出具的一纸证明。法院还一并告知，余案(乐天和物美两被告)移送朝阳法院审理。
而朝阳法院后来为何受理以卫生部为被告的诉讼呢？对此，朝阳法院有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接到西城法院移转案卷后，原告李刚提出了追加当事人申请，请求将全国牙防组的上级主管单位卫生部追加为此案的共同被告，这在法律范围内是被允许的。
对于卫生部是否可以承担民事责任，有法学专家表示，我国宪法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由此在宪法上确定了国家赔偿的原则。同时，民法通则也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为公民、法人行使对国家的求偿权提供了更加直截了当的法律依据。

二、郝劲松诉北京铁路局用餐不开发票案
2006年12月1日下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下称“一中院”)对郝劲松状告铁道部春运涨价程序违法一案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郝劲松的全部诉讼请求。
郝劲松，34岁，山西人，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在读研究生。从2004年5月开始至今，他打了9场公益诉讼官司—因地铁收费厕所不开发票告北京地铁运营公司、因退票时被收取2元退票费无正式发票告北京铁路局、因在火车上用餐索要发票未果告北京铁路局……
这一系列诉讼使郝劲松成为某些人口中的“刁民”，也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人物，但诉讼本身，却几乎是“屡战屡败”。“我在两年里打了9场官司，只赢了2场。”郝劲松对《中国经济周刊》说。而据中国社科院助理研究员黄金荣对2000年以来媒体广泛报道过的42起公益诉讼进行的分析，取得全部或部分胜诉的案件只占17.5%。
“执着的原告、热闹的媒体，稳如泰山的被告，无动于衷的法院。”一位法学专家如此描述公益诉讼目前尴尬的处境。但郝劲松认为，“即使败诉也是好事，败诉能提升问题的高度，能促使相关部门工作的改进。”
与郝劲松类似，在公益诉讼官司中胜少负多的一些法律工作者，依然对公益诉讼“痴心不改”。
再遭败诉
10月11日，一中院法庭上，郝劲松诉称，2006年1月21日其购买当日从北京南站驶往石景山南的7095次列车车票一张，发现票价由以前的1.5元上涨到2元，涨幅高达33%。他后来得知，票价上涨是依据铁道部发布的《关于2006年春运部分旅客列车实行政府指导价有关事项的通知》(下称“《春运通知》”)。他认为，根据我国法律，铁道部在调整列车票价时做出的上述《春运通知》应当报国务院批准，同时应当向国务院有关部门申请召开价格听证会。而铁道部并没有按照这些规定办理，属于程序上违法，况且7095次列车票价涨幅超过了铁道部规定的20%。
据此，郝劲松将铁道部和第三方北京铁路局一并告上法庭，请求法院确认两被告的涨价行为违法，并判令铁道部赔偿其经济损失0.5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春运通知》是依据国务院批准的《国家计委关于公布部分旅客列车票价实行政府指导价执行方案的通知》(下称“《方案》”)所作的，并不具有价格制定的性质，仅是对《方案》的进一步明确，因此《春运通知》不需要履行批准及听证程序。由于《春运通知》尚未被确认违法，因此郝劲松要求铁道部赔偿人民币0.5元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12月1日下午，一中院驳回了郝劲松的全部诉讼请求。
“败诉我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没想到判得这么快。”郝劲松说，“继续上诉胜诉的可能性不大，但我还是要按照程序继续走下去。”他透露，在正式上诉前会邀请相关专家开一个研讨会，听取一下专家对此案的意见。
胜诉难
中国社科院助理研究员黄金荣曾对2000年以来媒体广泛报道过的42起公益诉讼案进行分析，发现已有证据表明取得全部或部分胜诉的案件只占17.5%。总体而言，目前的公益诉讼胜诉比例还是比较低的。
郝劲松认为，法院在审判公益诉讼案时，或受利益集团的影响，或将公益诉讼狭义化理解，是公益诉讼胜诉率不高的一个原因。
“2004年12月，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对我状告北京地铁运营公司收费厕所不开发票案进行了宣判，我胜诉，地铁公司最终向我出具两张5角共1元发票。但是，此后我提起几乎是同样的诉讼，即因乘坐T109次列车用餐后没有得到发票起诉北京铁路局，北京铁路运输法院却判我败诉。”郝劲松举例说。
此外，地铁公司虽然向郝劲松开具了发票，但是其他人来上厕所，地铁公司照样可以不开发票。也就是说，公益诉讼失去了其可复制性—一个人胜诉，这个判决对其他所有人都具有约束力。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我国没有判例制度。”黄金荣认为，法院的判决仅对本案中的当事人有效，法官完全可以对相似的案件作出完全相反的裁定，让公益诉讼的处境十分尴尬。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青少年权益委员会主任佟丽华则认为，目前中国的社会观念不利于公益诉讼的发展。许多法院面对原告人数众多的公益诉讼或原告简单的公益诉讼，出于对被告权势、声誉等因素的考虑，往往消极对待。
立案更难
与郝劲松一样在公益诉讼中“屡败屡战”的还有很多人，其中包括被媒体称为“中国公益诉讼第一人”的福建省龙岩市法律工作者丘建东。
自1996年状告龙岩市邮电局不按夜间长途电话减半收费规定而全价收费以来，丘建东10年中提起了22起公益诉讼，其中胜诉或促使垄断企业改正不合理制度的有4件。
“这些胜诉案件都是因为相关企业明显违反国务院或部委的明文规定。”丘建东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更多的案件要么以原告与案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为由不予立案或驳回起诉，要么以垄断企业的收费有行政部门出台的文件、政策作依据，属于抽象行政行为不可诉为由驳回起诉。”。
立案难，正是目前公益诉讼面临的最大障碍。大部分消费者权利保护方面的公益诉讼及环境保护方面的公益诉讼，难以进入诉讼程序。

比如2003年8月，浙江省浦江县杭坪镇程家村农民陈法庆，发现浙江省政府划定的一级生活饮用水源保护区遭遇污染，向有关部门反映未果后，于同年12月将浙江省政府和省环保局告上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但法院没有受理他的诉讼；之后，陈法庆上诉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然被法院驳回。
虽败犹荣
“输是输了，但我不郁闷。”郝劲松说，“我觉得打这些官司本身，就已经达到了我的目的。比如我告铁路的案子出来之后，虽然在铁路运输法院败诉了，但是政法大学的一个老师发表文章要求撤销铁路运输法院。通过一个败诉的案件，能提到法院的改制上，这是我当时没有预计到的。”
中消协法律顾问邱宝昌律师也认为，尽管公益诉讼屡遭败诉，但虽败犹荣。“败诉的案件也能对我国法制的健全和完善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因为这恰恰反映出某些法律法规的滞后与不合理。”
比如2001年4月，律师乔占祥以铁道部关于春运涨价的《通知》未经国务院批准、未组织听证，侵害了其合法权益为由向北京一中院提起行政诉讼，将铁道部告上法庭，并将北京铁路局、上海铁路局、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列为第三人。该案一审、二审均败诉。但是2002年以后，铁路价格变动都进行了听证。
“公益诉讼的效果要从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社会影响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评价。”黄金荣研究员认为。
对公益诉讼充满信心的学者还有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公益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公益法中心研究员徐卉，“公益诉讼是一种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的博弈，败诉是意料之中的。但公益诉讼的意义在于不断地代表弱势群体发出声音，引起社会强势群体重视，然后促使制度将社会资源更多地向这些弱势群体倾斜。因此公益诉讼是一个很长的动员和教育过程，不能指望打一场官司就能改变。”
幸运的是，郝劲松、丘建东们都对公益诉讼“痴心依旧”。
“打了10年官司，有两件事让我觉得进步十分巨大。第一，上杭县人民政府因我在公益诉讼方面的工作，奖励了我800元人民币，这标志着政府对公益诉讼的态度正在转变；第二，公益诉讼制度已写入正在修改中的《民事诉讼法》，这使将来公益诉讼有了更有力的法律支持。”丘建东满怀希望地说。
名词解释
公益诉讼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和相关的社会团体、组织、公民个人，根据法律，对违反法律，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寻求司法救济。公益诉讼的目的未必是出于原告自身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判决的效力也不仅局限于诉讼当事人，对案外所有具有原告资格的人都有约束力。

三、郝劲松诉北京地铁公司如厕收费案
因北京市地铁复八线车站设置收费厕所收费一事提起公益诉讼案，经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日前终审判决，驳回上诉人、原告郝劲松要求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退还五角钱如厕费等诉讼请求。
据介绍，郝劲松2004年12月在地铁天安门东站使用厕所时，支付了如厕费五角钱。后郝劲松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对地铁复八线天安门东站未设固定免费厕所而使其不得不上收费厕所作出书面解释，判令地铁公司退还如厕费五角钱。西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05年12月作出一审判决，驳回郝劲松的诉讼请求。
郝劲松对一审判决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郝劲松上诉认为，地铁公司在五方面违背了《民法通则》的公平原则：一是复八线设计存在缺陷，未设固定免费厕所；二是为弥补设计缺陷，配置了移动厕所却要收费；三是“同样是3元车票，环线乘客免费使用厕所，而复八线乘客却要另付五毛钱，这违背了民法中的公平原则”；四是复八线为地铁职工设置了固定厕所，却不许乘客使用；五是地铁公司拿纳税人的钱出资兴建厕所再向纳税人收取如厕费，违背了公平原则。
另外，郝劲松强调，地铁显然属于原国家计委(2001)398号文件规定的公共客运场所，公共厕所理应免费开放。
地铁公司表示，由于复八线9座车站均没有建设公共卫生间，为解决车站乘客如厕难的实际问题，公司在车站非付费区域设置了9套18座移动式免冲卫生间，费用属于企业投资自建。考虑到购置成本及使用期间的维修、材料等项费用，公司规定收取如厕费五角钱。
二审法院北京市一中院认为，地铁复八线在设计施工时未设置固定公共卫生间，地铁公司在接管运营后，为方便乘客，自筹资金在各运营站台设置免冲环保投币式移动卫生间，并根据消耗成本确定收费数额并取得收费许可，地铁运营公司的行为未违背法律规定。原国家计委发布的计办价格(2001)398号文件的适用范围不涵盖地铁运营，地铁卫生间的设置也不属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京政管字(2002)32号文件所指的政府出资所建公共厕所。
法院认为，郝劲松主张地铁公司违背公平原则，此主张是针对地铁复八线公共服务设施设计上存在的缺陷，而公共场所的服务设施是否存在缺陷的问题，涉及设施设计的合理性、可行性等多种因素的问题，不应也不可能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予以调整和解决。
法院还认为，郝劲松表示自己以纳税人的身份对税款使用不当的问题进行监督，这不属于民事诉讼调整的范围。郝劲松要求地铁公司对复八线不设置固定卫生间进行书面解释，这要求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郝劲松律师说：“我喜欢败诉。我相信只有悲剧才能憾动人心，才能长萦世间。在当前进行的公益诉讼，只有败诉了，人民百姓才会真正地认清各色人等的真面目，才会用心去思考他们所处的真正环境，才不会受人欺骗而生活在幻想之中，才会自觉地站起来，如此，有利于推动社会改革，促进社会进步----我呼吁，我尊敬而勇敢的法官，来吧，将所有的公益诉讼都判它败诉吧！我曾对一些记者讲过，在一块腐败的司法土壤里，种上了不诚信的市场种子，我怎敢期望它能生长出公平正义的植物，所以，在当前，公益诉讼的败诉是理所当然的，胜诉倒是例外。”
四、李方平等诉北京地铁无障碍设施案
李方平等律师曾告地铁公司无障碍设施，去年要求地铁铺设无障碍设施。判的结果一方面北京市残联的副主席去了，全程支持他们这起诉讼。结果虽然判他们是败诉，可是发了四个信函给市政府和地铁公司，要他们做更多的投入改善北京地铁的无障碍设施，也算是虽败尤荣。这一起2007年残联还把它作为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因为也是中国第一起无障碍诉讼。
李方平律师认为：“公益诉讼会给这些侵权的单位造成法律和道义上的压力，他们一方面会修正自己的行为。再一方面最大的作用是会警示其它的单位，觉得这样做会有这么大的负面报道，那么我做的时候要慎重地评估，甚至尽可能地避免。当然再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升到立法的层面，比如全国人大、政协甚至劳动部、教育部等相关的一些部门，对这些歧视也逐渐地高度重视，一些部门规章、国务院的条例甚至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当中，我们都看到整个法律是在逐渐地改善过程中。”

B. 经济法案例分析的目录

第一编 经济法总论
第一章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价值、原则
1998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直接入市操作，推出特别措施强化金融监管案——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价值与原则
第二章 经济法与相关部门法的关系
河北大午农牧集团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经济法与民法、刑法的边界
第三章 经济法实现机制
温州烟具协会应对欧盟CR法案和欧盟打火机反倾销案——经济法的多元化实现机制
第二编 经济组织法
第四章 公司法
一、飞腾商业公司等诉某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司登记案——公司登记的意义和条件
二、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营业部诉厦们市人山航空票务代理有限公司等机票销售代理协议欠款案——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
三、张某等诉N市工商局案——人力资本能否作为出资方式
四、申花足球俱乐部诉特雷通贸易有限公司侵害名称权纠纷案——公司名称及保护
五、张鸿诉上海申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增补董事的决议无效案——公司章程
六、某市农用机械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诉王某、刘某要求返还违法所得纠纷案——公司董事、经理等高级管理者的法定义务
七、深圳市齐德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诉薛晓光等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公司股权转让制度
八、甲公司诉三明有限责任公司偿还货款案——公司的分立与合并
九、泉州市商业银行开元支行诉福建泉州德技交通器材有限公司等贷款合同纠纷案——公司的清算
第五章 国有企业法
一、“恒裕”轮南非德班被扣案——国有企业与国家的关系
二、 五洲纺织厂申请破产案——国有企业破产制度
第三编 市场规制法
第六章 反不正当竞争法一
一、贵阳南明老干妈风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诉湖南华越食品有限公司、北京燕莎望京购物中心不正当竞争行为案——市场混同行为
二、(日本)丰田自动车株式会社诉浙江吉利汽车有限公司、北京亚辰伟业汽车销售中心不正当竞争行为案——引人误解或虚假的宣传行为
三、北京市慧聪广告有限公司诉刘楠、《中国远程教育》杂志社侵犯商业秘密案——侵犯商业秘密行为
四、金蝶软件(中国)有限公司诉北京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国际金融报社侵犯商业信誉纠纷案——商业诋毁行为
第七章 反垄断法
一、美国政府诉微软垄断案——反垄断的法律控制
二、Animal Science Procts Inc．等诉华药集团等操纵价格案——禁止联合限制竞争行为
三、乐凯、柯达合并案——控制企业合并制度
四、邮政电信资费调整案——行政性垄断
第八章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一、曹炳春诉镇江某大酒店人身损害案——消费者的概念与界定
二、周某诉罗杰斯餐厅案——经营者是否拥有对消费者的选择权
三、李萍、龚念诉五月花公司人身伤害赔偿纠纷案——消费者的安全权
四、王海诉华联商厦双倍赔偿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与惩罚性赔偿的适用问题
第九章 产品质量法
一、安徽阜阳假奶粉查处案——产品质量的系统化管理
二、华晨宝马公司汽车召回案——缺陷产品的召回制度
第十章 价格法
一、乔占祥诉铁道部春运票价上涨案——政府指导价的法律规制
二、关注自律价——行业自律价
第十一章 证券监管法
一、海南凯立公司诉中国证监会上市申请程序不合法案——股份公司股票发行上市的程序
二、郑百文董事陆家豪诉中国证监会案——独立董事的功能和职责
三、“红光事件”案——信息披露制度与市场禁入
四、“宝延风波”案——上市公司收购的法律规则
五、南方证券行政接管案——证券公司的业务经营和监管
六、证券公司操作失误赔偿案——证券商在经纪业务中的权责
第十二章 保险监管法
一、图片洗印业胶片意外损失保险——新险种设置的条件
二、塞奇维克整顿案——保险经纪的监督
三、中国保险第一例：接管永安——保险接管制度
第十三章 土地与房地产管理法
一、1997年杭州市政府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土地储备机制——城市土地储备制度
二、陕西省周至县政府非法批准占用集体土地案——土地征用与审批
三、武汉兴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湖北省武汉市国土资源管理局案——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制度
四、“阳光广场”案——商品房开发的法律监管
五、嘉禾拆迁事件——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制度
第十四章 审计法
江华县审计局查处县畜牧水产局“小金库”案——国家审计的功能和程序
第四编 宏观调控法
第十五章 投资法
中国国营林场开发总公司诉江西省林业厅案——固定资产投资与“拨改贷”资金
第十六章 国有资产管理法
甘肃华亭煤矿与华亭煤业集团股权之争案——国有企业资产转移的管理
第十七章 财政法
一、广东省2004年预算草案报告案——预算编制
二、A省公安厅、高院、工商局乱支乱用预算外资金案——预算外资金的管理
三、浙江金华市益迪医疗设备厂诉全国畜牧兽医总站等设备采购案——政府采购的原则和形式
第十八章 税法
一、金华税案——增值税的征收和管理
二、“恩威集团”涉税案——涉外税收优惠问题
第十九章 中央银行法
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就降低存贷款利率和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
答记者问——我国中央银行的地位和职能
第二十章 对外贸易法
一、商务部对原产于韩国、日本、美国和芬兰的进口铜版纸反倾销调查案——反倾销的法律规制
二、中国4家挡风玻璃企业应对加拿大反倾销案——反倾销案件的应诉
参考书目

C. “我身边的经济法”为主题，选择感兴趣的近三年发生的典型经济法案例，分析案件争议焦点，谈自己的看法

经济法案例分析:

经典案例分析

案例一:某机械公司经理李在洽谈合作项目期间，参观了一家铝厂。李在参观某车间时，突然发生爆炸事故，造成李严重残疾。住院后，他花了好几块钱医药费。李向某铝厂索赔，某铝厂根据李的伤残情况给予赔偿。某铝厂进行赔偿后，认为造成事故的高压气阀是该厂通过融资租赁合同从租赁公司租赁的设备的一部分。结果，一家铝厂以租赁财产存在缺陷为由，引发了严重事故。起诉至法院，要求租赁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经审理，法院查明以下事实:

(1)事故原因是车间内一个高压空气阀松动引起的。

；(2)高压风阀是铝厂通过融资租赁方式从租赁公司租赁的设备组成部分，租赁物由铝厂自行选择确定；

(3)高压气阀松动不是租赁物的缺陷造成的，而是承租人使用不当造成的。问:本案事实清楚后，法院应该如何处理？为什么？

分析:这是融资租赁合同中当事人权利义务的问题。融资租赁不同于一般的经营租赁，它只涉及双方当事人，出租人要承担租赁物造成的损害。融资涉及三方，融资租赁的当事人一般要求是法人。融资租赁的租赁物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承租人承担责任，出租人不承担责任。

案例二:1992年，上海某无线电厂以国际融资租赁的方式，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担保下，从日本三菱集团租赁了一条全新的单机磁头生产线。购买生产线连同技术专利费总计2亿日元。在租赁合同中，双方约定租赁期限为五年，从第二年开始，每半年支付一次租金，包括九期支付的价款、贷款利息和租赁费等。租金是通过卖回产品来支付的。租约到期后，设备的所有权将转移到上海的一家无线电厂，名义价格为100日元。由于上海某无线电厂顺利完成了租赁合同规定的义务，最后，在5年租约到期后，无线电厂象征性地向日本三菱集团支付了100日元，获得了那套单机磁头生产线的所有权。问:1。什么是融资租赁？2.这种情况下的融资租赁合同有什么特殊之处？

分析:融资租赁合同

1. 所谓融资租赁，是指以出租人的名义购买租赁物，经出租人融资后，根据承租人的选择将租赁物出租给承租人的行为。因此，融资租赁是具有融资和融物双重功能的租赁交易，涉及出租人、承租人和供货人，由买卖合同、租赁合同等两个以上的合同组成。

2. 2.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出租方三菱集团本身就是全新单机磁头生产线的制造商，既是出租方，也是供货方。因此在合同中约定，租赁期满，承租方支付全部租金后，广播电台只需支付象征性的价格，即可获得该套单机磁头生产线的所有权。案例三: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绍兴纺织集团公司等。案例一:案例介绍

3.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4.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纺织集团公司

5.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商业银行

6.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金融发展公司

7. 案由: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8. 原审法官告诉我们，1995年3月20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中信)与绍兴纺织集团公司(以下简称纺织公司)在北京签订了一份回租购买合同，约定中信公司从纺织公司购买POY长丝生产设备，出租给纺织公司使用，纺织公司将租赁的房产出售给中信公司用于回租；租赁总额171万美元；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货物的所有权属于中信公司。同日，中信公司根据购房合同在北京与纺织公司、绍兴市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商业银行)、绍兴市金融发展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约定中信公司为出租人，纺织公司为承租人，商业银行、财务公司为担保人；租金货币为美元；租赁物与购货合同中的货物相同，其实际成本包括投资公司购买租赁物并交付给纺织公司直至合同生效发生的全部费用，金额与购货合同中租赁物的总价相同；租金分六期支付:租赁期限为36个月，即从1995年3月20日至1998年3月20日；如果纺织公司不按合同规定履行义务，投资公司有权收回租赁财产，纺织公司在延期付款期间，按照中国银行公布的一至三年零三个月的浮动贷款利率，按复利计算支付延期罚息；商业银行和财务公司承诺对清偿本合同项下的全部租金、利息、罚息及其他费用承担50%的连带责任。签订合同后，纺织公司于1995年3月20日向中信公司发送了货款支付通知、供应商开具的发票复印件和已签字的租赁货物收据。中信公司于1995年3月28日向纺织公司支付了全部货款。除纺织公司已支付租金138，000美元外，其余租金尚未支付，截至1998年7月31日共计2，122，563.69美元。中信多次催促未果，故请求法院判令三被告偿还租金本息、截至1998年7月31日的延期利息、1998年6月20日至实际支付日的租金利息，并承担全部诉讼费用及相关费用。

9. 原审被告纺织公司对中信公司提出的事实和请求无异议。

10. 一审被告商业银行辩称，1995年3月20日，中信公司与纺织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绍兴越城合作银行(以下简称越城银行)在合同上盖章，承诺在纺织公司应向中信公司支付的租金和费用总额的50%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商业银行开业，岳城银行自动解散，故中信公司对岳城银行的诉讼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依法应予驳回。翻看中信公司在诉讼过程中提供的所有附件，不难发现，承租人纺织公司并不存在租赁合同所指的租赁物，租赁物的所有权应属于浙江宝月化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月公司)而非纺织公司，因此中信公司与纺织公司的整个交易过程只有资金没有物品 这是一种叫做融资租赁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贷款，是出租人为了更高的利息而与承租人签订的虚假合同。 纺织公司明知涉案物品所有权不属于自己，仍以该物品所有权人的名义欺骗担保人。担保人岳城银行不知真相，承诺承担担保责任是违背其真实意思的。因此，保证合同无效，保证人不承担责任。根据《浙江省融资租赁管理暂行规定》及法律规定，无效合同由中信公司自行履行，与担保单位无关，由此产生的责任不应由商业银行承担。

11. 被告财务公司辩称，中信与纺织公司签订的合同，名为融资租赁，实际上是借款，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

12.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95年3月20日，中信公司与纺织公司签订了一份回租购货合同，其主要内容为:中信公司从纺织公司购买POY部分长丝生产设备(以下简称合同货物)出租给纺织公司使用，纺织公司将合同货物卖给中信公司回租，合同货物总价为171万美元；纺织公司应在合同生效后90天内将全部合同货物交付给中信公司，合同货物的所有权自合同生效之日起由纺织公司转移给中信公司；中信收到纺织公司提供的供应商开具的关于合同货物的发票复印件、纺织公司签署的租赁货物收据、纺织公司要求支付合同货物款项的通知函，并在合同生效后10日内将款项汇给纺织公司。同日，中信公司与纺织公司、岳城银行、财务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租赁物、租赁日期、租金及租金支付、租赁物交付、违约处理、担保等。其中，担保条款为:纺织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偿还租金、利息、罚息等费用的，越城银行与财务公司对还款的50%承担连带责任。同日，纺织公司向中信公司出具了人保月公司购买合同货物的发票复印件、租赁货物收据和要求中信公司支付合同货物货款的通知书。1995年3月28日，中信公司根据纺织公司要求支付合同货款的通函指示，将合同货款165.87万美元电汇给宝月公司。此后，该纺织公司向中信支付了总计13.8万美元的租金。另查明，1996年12月6日，经绍兴市人民政府批准，越城银行等9家信用社纳入绍兴合作银行范围。1997年11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浙江省分行开办绍兴合作银行。越城银行等9家信用社同时解散，成为绍兴合作银行分支机构。1998年5月14日，经中国人民银行绍兴分行批准，绍兴合作银行更名为商业银行。一审法院审理中，纺织公司和中信公司均确认合同货物的实际使用人为宝月公司；纺织公司确认其不是合同货物的所有人。中信公司声称纺织公司是合同货物的所有人，但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

13. 一审法院判决，一、纺织公司于1995年3月20日与中信公司签订的回租购买合同及与中信公司、岳城银行、财务公司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无效；2.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纺织公司应向中信公司返还165.87万美元；3.纺织公司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中信公司利息损失165.87万美元(自1995年3月28日起至付款之日止，已以租金形式支付的13.8万美元按中国银行公布的同期一年期单位美元存款利率扣除)；4.驳回中信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14. 上诉人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第一，宝月公司是纺织公司的集团成员之一，其资产是纺织公司财产的组成部分，纺织公司对合同标的物享有所有权和事实上的控制权；二、《售后回租合同》和《融资租赁合同》没有规避国家法律法规；三。岳城银行和财务公司为纺织公司出具的担保不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回租购买合同和融资租赁合同有效。

15. 二审法院查明，除合同货物权属有争议外，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无异议。二审审理中，针对本案二审焦点，中信公司追加了纺织公司章程和纺织公司国有资产资信验证证明，以主张纺织公司享有合同货物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纺织公司章程第四条、第五条确定宝月公司为纺织公司成员企业，所有成员企业均以现有资产全额出资，并以1993年年报为准。第二十八条确定纺织公司与成员企业实行两级会计制度，纺织公司可对成员企业的剩余资金实行集中使用或统一调拨。纺织公司国有资产验资证明记载纺织公司实收资本包括宝月公司全部资本。商业银行提供了宝月公司进口货物的发票和货物的免税证明。货物免税证明显示，货物免税进口，在海关监管下，纺织公司向中信公司出具租赁货物收据时，合同货物尚未报关。此外，查明中信公司与纺织公司签订了抵押合同，但至今未主张行使抵押权。

二。判断

一审法院判决，纺织公司在未实际占用合同标的物的情况下，与中信公司签订了回租购买合同，违反了国家法律法规，应认定合同无效；因为租回购买合同无效，融资租赁合同也无效。对此，纺织公司和中信公司均有过错，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纺织公司应将回租购买合同项下收到的货款返还给中信公司，并赔偿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该损失由以租金形式支付给中信公司的款项抵消。岳城银行和财务公司违背纺织公司真实意愿为其提供担保，融资租赁合同未实际履行，商业银行和财务公司不承担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三)、(二)项、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四)、(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1 .1995年3月，纺织二公司。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纺织公司应向中信公司返还165.87万美元；3.纺织公司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中信公司利息损失165.87万美元(自1995年3月28日起至付款之日止，已以租金形式支付的13.8万美元按中国银行公布的同期一年期单位美元存款利率扣除)；4.驳回中信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裁定，本案涉案标的物不是纺织公司的财产，而是海关监管货物，未经海关批准并缴纳关税，不得转让。中信公司仅按约定取得了货物发票复印件，没有也不可能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签订的租赁回购合同和融资租赁合同无效是正确的，纺织公司和中信公司认定合同无效也无不当。纺织公司应按无效合同返还从中信公司取得的款项，并支付占用款项期间的利息。中信不能证明为融资租赁合同提供担保的岳城银行、财务公司明知合同无效或有过错，故商业银行、财务公司不应再承担责任。中信的其他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岳城银行和财务公司违背纺织公司真实意思为其提供担保，融资租赁合同未实际履行，商业银行和财务公司不应承担责任。一审法院判决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估价

1. 本案争议的性质是: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租赁物的出卖人和承租人是同一主体，出租人在未实际取得租赁物所有权的情况下，与承租人签订了回租购买合同和融资租赁合同。出租人履行了货款义务后，承租人拒绝按合同约定支付租金，担保人拒绝承担担保义务，产生经济纠纷。

2. 2.中信公司与纺织公司签订了回租购买合同，但合同项下的货物在海关监管之下。纺织公司通过合同将其所有权转让给中信公司是违法的，货物的所有权也不可能转让给中信公司。因此，应认定回租购买合同无效。

3. 3.这种情况下，回租购买合同无效。中信公司仅取得货物发票复印件，未实际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纺织公司未实际占有、使用租赁物。因此，融资租赁合同的标的租赁物实际上并不存在，当事人只是进行了资金往来，融资租赁合同也应认定无效。中信公司和纺织公司对合同无效均有过错。

4. 4.本案中，融资租赁合同的担保人岳城银行在签订担保合同后丧失了主体资格，并入商业银行，其权利义务将继续由商业银行承担。

5. 5.本案中，担保人商业银行和财务公司对出租人未取得租赁物所有权的事实并不知情，所签订的担保合同违背了其真实意思表示，故应认定担保合同无效，商业银行和财务公司无需承担担保义务。

6. 具体来说，在这种情况下，供应商和承租人都是纺织公司。根据双方签订的《售后回租合同》和《融资租赁合同》，纺织公司先以其名义向中信公司销售货物以获得融资资金，再以租赁方式出租所售货物，并按约定分期向中信公司支付租金。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民事法律法规并未禁止当事人以这种方式融资。在民事法律关系中，法律不禁止的，视为许可。但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供方和承租方纺织公司主张的货物实际处于海关监管之下，未经海关批准和缴纳关税不得转让，导致以转让该批货物所有权为目的的回租购买合同无效，买方和出租方中信公司没有也不能取得该批货物的所有权。本案中，融资租赁合同以回租购买合同项下的货物作为租赁标的物，但出租人中信公司既未取得该租赁物的所有权，承租人纺织公司也未实际占有或使用该租赁物，也就是说，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租赁物在当事人之间的融资租赁关系中并未实际出现或不可能出现。没有标的物，融资租赁合同就没有存在的基础，应当认定合同无效。中信公司和纺织公司对两份合同的无效均有过错，应分别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本案中，没有证据表明保证人商业银行、财务公司对合同无效明知或有过错，应认定为违背真实意思的行为，故不能再承担保证责任。
   

D. 国内重大经济法案例

国内重大经济法案例：

例一、吴英集资诈骗案

吴英集资诈骗案，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一案，浙江省金华市中院一审认定，被告人吴英于2003年至2005年在东阳市开办美容店、理发休闲屋期间，以合伙或投资等为名高息集资，欠下巨额债务。为还债，吴英继续非法集资。

因此万福生科被湖南省证监局立案调查，并在2012年11月23日被深交所公开谴责。随着监管部门调查的深入，万福生科以往的“恶行”终于被揭露出来。万福生科2012年3月2日公告称，经公司自查发现2008年至2011年定期报告财务数据存在虚假记载，初步自查结果如下：

2008年至2011年累计虚增收入7.4亿元左右，虚增营业利润1.8亿元左右，虚增净利润1.6亿元左右。据万福生科招股说明书及2012年年报，2008~2011年，该公司净利润分别是2565.82万元、3956.39万元、5555.4万元和6026.86万元，四年内净利润总数为1.81亿元。

可是其中有1.6亿元净利润是虚构的，实际上四年合计净利润数只有2000万元左右，近九成为“造假”所得。

证监会2012年5月10日召开新闻通气会，专门通报万福生科涉嫌欺诈发行及相关中介机构违法违规案的行政处罚结果，拟对万福生科罚款30万元，对平安证券、中磊会计师事务所、博鳌律师事务所分别罚没7650万元、414万元、210万元。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表示，万福生科案的行政调查现已终结。涉及刑事处罚部分的，证监会已于2011年4月份将万福生科及两名涉嫌犯罪的人员移送公安机关处理。而涉及行政处罚部分的，现已进入行政处罚预先告知阶段。

由于涉嫌欺诈发行股票和信息披露违法，万福生科被证监会给予警告，并处以30万元罚款；对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龚永福给予警告，并处以30万元罚款；对其他19名高管给予警告，并处以25万元至5万元罚款。此外，拟对龚永福以及万福生科原财务总监覃学军采取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而平安证券在万福生科上市保荐工作中，未能勤勉尽责，并存在虚假记载，证监会拟对其给予警告，没收其该保荐业务收入2550万元，并处以2倍的罚款，暂停其保荐机构资格3个月；对保荐代表人吴文浩、何涛处以30万元罚款，撤销保荐代表人资格和证券从业资格，采取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另外，证监会拟对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没收业务收入138万元，并处以2倍的罚款，撤销其证券服务业务许可；对湖南博鳌律师事务所没收业务收入70万元，并处以2倍的罚款，且12个月内不接受其出具的证券发行专项文件。同时，证监会也对两家机构的涉案人员进行依法处罚。

E. 求经济法案例 跟《公司法》有关的案例

案例一
钱缘诉上海屈臣氏日用品有限公司侵犯人格权案*

一、案情介绍
原告：钱缘，女，大学生
被告：上海屈臣氏日用品有限公司
被告：上海屈臣氏日用品有限公司四川北路店(以下简称四川北路店)。
原告诉称：自己在被告店内无端遭到搜身,且被告两次强迫脱裤检查。被告的行为侵害了自己的名誉权，要求两被告公开登报赔礼道歉，并赔偿自己损失费人民币50万元。
被告屈臣氏公司及四川北路店辩称：因原告进出店门引起警报器鸣叫，才对其进行必要的检查，并没有强迫原告脱裤搜身，故没有侵犯原告的名誉权，不同意道歉和赔偿。
一审法院查明：1998年7月8日上午10时许，原告钱缘携侄子进入被告四川北路店，当原告从店堂正门出门时，店门口警报器鸣响，引起女店员怀疑。后女店员强行将原告带入地下商场内的办公室，在用手提电子探测器检查原告全身后，要求原告脱去裤子接受检查。原告被迫解扣脱裤，女店员还伸手探人裤内检查，未果。女店员旋即与门外赶来的店长商谈后，再一次人室责令原告脱裤检查，原告被逼无奈再次就范，但仍未发现带磁物品。事后，原告到《新民晚报》进行了投诉反映。被告致信《新民晚报》承认有脱裤检查事实，但认为“脱裤检查”是原告的主动行为，不同意道歉和赔偿。原告遂起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四川北路店对原告所进行的搜查，非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其亦无权要求原告承担配合义务，故被告在店内对原告实施的非法行为，已构成严重侵犯原告人身权和名誉权，理应承担民事责任。被告辩称脱裤搜身是原告自愿所为，因被告不能提供证据，故不予采信。由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精神损失，为保护女大学生的名誉权、人身权不受侵犯，鉴于被告侵权情节恶劣，原告受侵害程度较深，又引起社会的不良反响，同时，考虑被告的实际给付能力，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1条、第120条第1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屈臣氏日用品有限公司四川北路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新民晚报》上刊登向原告赔礼道歉公告(道歉公告内容需经本院审核)，费用由被告负担。
二、被告上海屈臣氏日用品有限公司四川北路店应赔偿原告钱缘精神损失费人民币25万元(此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付清)；被告上海屈臣氏日用品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判决后，屈臣氏公司与四川北路店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认为：原审将它们均列为被告，并判决屈臣氏公司对四川北路店承担连带责任，违反了法定程序；原审法院对举证责任的认定有误，否认其对钱缘有强迫脱裤搜身的侵权行为；判决赔偿人民币25万元的精神损失缺乏依据。要求二审予以改判。
被上诉人钱缘则认为原判决合理，要求维持原判。
二审法院查明：1998年7月8日上午10时许，钱缘携侄子进入四川北路店，当钱离开该店时，店门口警报器鸣响，该店一女保安员上前阻拦其离店，并引导其穿越三处防盗门，但警报器仍鸣响，钱缘遂被保安人员带入该店办公室内，女保安用手提电子探测器对其全身进行检查，确定在髋骨部位带有磁信号。在女保安及另一女文员在场的情况下，钱缘解脱裤扣和接受女保安的检查。店方未检查出钱缘身上有带磁信号的商品，允许钱缘离店。但钱缘向店方提出异议，要求店方赔偿经济损失，并表示要向有关部门投诉。以上事实有钱缘在一、二审中的当庭和书面陈述、四川北路店女保安李箭培于1998年7月8日的证词和当庭陈述予以证实。钱缘在12时许离店后即向上海市虹口区消费者保护协会投诉，在投诉登记表上，钱缘要求店方向其赔礼道歉，并给予人民币1500—2000元的经济赔偿。消费者协会经调解未成。以上事实有1998年7月8日虹口区消费者保护协会的消费投诉登记表证实。钱缘还投诉到《新民晚报》反映情况。屈臣氏公司在1998年7月14日致《新民晚报》一份书面情况说明中称：“钱缘到办公室后，女保安用电子探测仪测试了一下，仍发现在身体左侧下方发出声响，当时该顾客情绪比较激动，即刻解下裤子上的二粒钮扣(并未脱去裤子)，让女保安检查，看是否有磁性物品。”以上事实有1998年7月14日屈臣氏公司致《新民晚报》的书面情况说明予以证实。1998年7月20日，钱缘以自己在四川北路店无端遭到搜身，被两次脱裤检查，使自己心理受到极大伤害为由，向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屈臣氏公司公开登报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失费人民币50万元。二审法院另查明：屈臣氏公司注册资本为港币2400万元，四川北路店系屈臣氏公司依法设立的领取营业执照的非独立核算的分支机构。以上事实有屈臣氏公司、四川北路店的营业执照、主管机关审核意见等证据予以证实。
二审法院认为：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上诉人将被上诉人滞留店中作检查，不仅时间长达近两小时，期间还出现被上诉人解脱裤扣接受检查的事实。上诉人的行为违反了我国《宪法》和《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侵犯了钱缘的人格权，对此，应向钱缘赔礼道歉。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对其精神损害进行赔偿，理由正当，应予支持。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应依照我国《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对受害人造成精神损害的后果和影响，以及我国司法实践等情况予以确定。原审判决赔偿数额显属过高，本院应予纠正。至于本案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应是屈臣氏公司，因为侵权行为虽然发生在四川北路店，但由于该店系屈臣氏公司依法设立、领取营业执照的非独立核算的分支机构，故其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而应由其设立单位即屈臣氏公司承担民事责任。原审判决由非独立核算的分支机构四川北路店承担民事责任，并由其设立单位承担连带责任不当，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1条、第120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1款第(2)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1998)虹民初字第2681号民事判决。二、上海屈臣氏日用品有限公司向钱缘赔礼道歉。三、上海屈臣氏日用品有限公司应对钱缘精神损害赔偿人民币一万元(该款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付给)。

三、基本事实分析
1998年7月8日上午10时许，原告钱缘携侄子进入被告四川北路店，当钱离开该店时，店门口警报器鸣响，该店一女保安员上前阻拦其离店，并引导其穿越三处防盗门，但警报器仍鸣响，钱缘遂被保安人员带人该店办公室内，女保安用手提电子探测器对其全身进行检查，确定在髋骨部位带有磁信号。在女保安及另一女文员在场的情况下，钱缘解脱裤扣和接受女保安的检查。店方未检查出钱缘身上有带磁信号的商品，允许钱缘离店。但钱缘向店方提出异议，要求店方赔偿经济损失，并表示要向有关部门投诉。钱缘在12时许离店后即向上海市虹口区消费者保护协会投诉，在投诉登记表上，钱缘要求店方向其赔礼道歉，并给予人民币1500—2000元的经济赔偿。消费者协会经调解未成。钱缘还投诉到《新民晚报》反映情况。屈臣氏公司在1998年7月14日致《新民晚报》一份书面情况说明中称：“钱缘到办公室后，女保安用电子探测仪测试了一下，仍发现在身体左侧下方发出声响，当时该顾客情绪比较激动，即刻解下裤子上的二粒钮扣(并未脱去裤子)，让女保安检查，看是否有磁性物品。”被告屈臣氏公司注册资本为港币2400万元，四川北路店系屈臣氏公司依法设立的领取营业执照的非独立核算的分支机构。
四、定性分析
根据本案的基本事实，在分析本案时主要应抓住以下几点：第一，被告对原告的搜身检查行为是否侵权；第二，被告应对其行为承担何种法律责任；第三，本案中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应如何确定。
（一） 被告对原告的搜身检查行为是否侵权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享有人格尊严和民族风俗习惯受尊重权，消费者享有的人格权，包括肖像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等，应得到经营者的尊重，经营者不得以各种方式侵犯消费者的人格权。经营者不得对消费者进行侮辱、诽谤，不得搜查消费者的身体及其携带的物品，不得侵犯消费者的人身自由。《民法通则》第101条也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被告在向原告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过程中，虽然因为原告出店门时引起警报器鸣响有一定理由怀疑原告身上有带磁信号的商品，但是作为经营者无权搜查消费者的身体。因此，被告将原告滞留店中作检查时间长达近两小时，还让原告解脱裤扣接受检查的行为无疑侵犯了原告的人格尊严，被告应对其侵犯消费者人格权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二） 被告应对其行为承担何种法律责任
本案中，原被告之间是一种消费关系，被告的行为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侵犯了消费者的人格权。同时被告的行为也违反了《民法通则》及其配套规定，侵犯了原告的人格权。即本案在适用法律上出现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民法通则》的竞合，这样在确定被告的侵权责任时应适用哪个法律呢？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0条的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另有规定外，应当依照《产品质量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民事责任。即如果《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另有不同于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的，应优先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如果《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没有规定或者其规定与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相同的，应当适用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适用于本案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3条的规定与《民法通则》关于侵犯人格权的规定基本相同，即《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没有做出“另有规定”。因此，本案在追究被告的侵权责任时应适用《民法通则》及其配套规定。根据《民法通则》第101条、第120条的规定，被告对于侵犯原告人格权的行为，应当按照原告的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该损失包括精神损失。被告故意侵犯原告的人格权给原告带来了精神痛苦，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后果，应当给予原告精神损害赔偿。
（三） 本案中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应如何确定
本案发生于1998年，关于精神损害赔偿应适用当时有效的《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0条的规定，公民的人格权受到侵害要求赔偿损失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后果和影响确定赔偿责任。但由于只是一个原则性的规定，由于案件的具体情况、侵权人的经济能力、当地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等因素的不同，各地法官所掌握的标准也有很大差异，即使是相同或类似的案件，法院判决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有时候也有很大差距。
本案中，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
1、从侵权人的过错程度看，四川北路店强行将钱缘带入办公室并要求解脱裤扣接受检查的行为明显违法，主观上具有侵权的故意。但被告并不是无故搜查原告的身体，钱缘三次穿越店门都导致警报器鸣响，这使店方有理由对其产生怀疑。因此被告对其行为虽有主观过错，但过错程度并不十分严重。
2、从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看，根据本案的基本事实和相关证据，法院只能认定钱缘是被迫“解下裤子上的二粒钮扣，让女保安进行检查”，而不是完全脱裤检查，无法认定被告有更严重的情节存在，所以被告侵权行为的情节只能说“比较恶劣”，而不能说“非常恶劣”。
3、从侵权行为的后果来看，钱缘的人格尊严被被告的行为所侮辱，必然造成精神痛苦。但精神痛苦的程度，法院只能以一个正常人的标准从旁观者角度来判断，一个29岁左右的女大学生遭此情况所产生的精神痛苦一般会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如果受害人认为有超出一般损害程度的极其严重的后果存在，则应该对该后果承担举证责任。本案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被告行为给自己造成了超出常人的精神痛苦，因此，不能认定被告侵权行为的后果达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况且，钱缘在向虹口区消协投诉时所要求的赔偿费用为1500—2000元，这应该是钱缘在被侵权后最初认为的能够对她的精神痛苦予以补偿的金钱数额，也能够说明被告行为的精神损害后果不很严重，没有严重到需补偿25万元的程度。
4、从侵权行为的影响看，本案的广泛社会影响主要是由钱缘向报社投诉和报社的披露报道所引起的，而非被告的侵权行为直接引起，这一点不能成为加重被告赔偿责任的理由。
另外，从当地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看，1998年上海市职工年平均工资仅为12060元；从侵权人的经济能力看，屈臣氏公司的注册资本为港币2400万元，一审法院判决的25万元人民币的赔偿大致相当于其注册资金的1％。
综合上述因素考虑，本案一审法院判决的25万元人民币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明显过高，二审改判为一万元，较为合理。
五、结论
本案的被告屈臣氏公司侵犯了原告钱缘的人格尊严，被告对于侵犯原告人格权的行为，应当按照《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的责任。二审法院作出的屈臣氏公司向钱缘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害人民币一万元的判决，合法合理。